最近宋彬彬就在“文革”運動期間未能有效阻止暴力行為的道歉引起廣泛的關注。與此相關的是“宋要武的傳說”再一次成為話題。從1980年代起，“宋要武的傳說”就廣為傳播，在某些名人學者的筆下似乎成為了正史。

　　有位經歷過“文革”運動的名叫千家駒的知名人士在《自撰年譜》中寫道：“不是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紅衛兵嗎，在檢閱時，毛說‘文質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為要武，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一紅衛兵打死了六個，她為了勝過別人，就打死八個。這都是真人實事，如非身歷其境，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都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時代。”還有位叫徐友漁的學者也在書中寫道：“現在不少回憶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擊女紅衛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殘忍時的震驚心理。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就是被一些女紅衛兵打死的，而且死后還暴尸校園。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開放》雜志有文章，提到她親手打死九人，后來有文章更正，說確鑿的數字是七人。也許，她的動力來自毛澤東接受袖套之后鼓勵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澤東就鼓勵并贊揚中國青年女性‘不愛紅裝愛武裝’。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

　　上面兩位說的“真人真事”拿不出任何證據，但卻言之鑿鑿。實際上，宋彬彬當年的幾乎所有的老師同學都證明她不但從未改名為宋要武，也從未參與或組織過任何打人等暴力行為。在師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她曾與同學兩度勸阻毆打卞校長的暴力行為，并參與搶救卞校長。但1966年8月18日她與毛澤東在一起的照片使她格外突出，《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的冒名文章更使全國人民都相信她改名為宋要武。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接見她的第二天，即1966年的8月19日，她就公開宣布退出了運動，不久后成了“逍遙派”。為查明這段歷史真相，后來師大女附中校友歷經7-8年時間，將采訪到的上百位師生的訪談資料匯集成專輯。這些資料證實，宋彬彬講的是確實是真話。而流行了數十年的“宋要武傳說”，只不過是一種有意無意的“誤傳”而已。

　　這樣的傳說在中國至今大行其道。但在美國卻遇到了不小的麻煩。

　　2002年，宋彬彬發現了一本美國出版的關于性學的研討文集，這本書是西方許多大學的參考書。書中有一篇美國學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內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為例研究女性暴力。Honing從沒到北京和師大女附中做過調查，她的主要依據是一篇女附中原高一3班學生寫的文章。美國朋友們認為她對宋彬彬的指控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以致西方學者讀此文后都確信宋彬彬就是八五暴力事件的組織者。因此，不單是Honing，連為此書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學權威，也在序言中專門挑出Honing的文章，以宋彬彬和宋任窮為例來討論問題。當時許多在美國的中國學者都很氣憤，認為宋彬彬應該出來澄清歷史真相，不能放任那小道消息或謠言由野史變成正史。因為這種書是在西方正式出版，西方大學都用它來當參考書。

　　有人建議宋彬彬以失職、誣告及名譽誹謗罪起訴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還有人幫助聯系好了律師。后經一位美國朋友居中溝通，使宋彬彬了解到，Honing是錯在沒有去北京和女附中實地調查，偏信了別人的文章;而出版社和序作者又都相信了Honing和前面那篇文章，他們都承認犯了學者不該犯的錯誤。由于美國朋友的調停，宋彬彬最終沒有走法律程序，同意了由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學術刊物《亞洲研究通訊》(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宋彬彬公開道歉。

　　下面是《亞洲研究通訊》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譯：

　　原載《亞洲研究通訊》2003年春季刊(總第48卷第2期)第38頁)

　　“作為2002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女性與中國男性》一書的投稿人和編輯，我們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開致歉。該書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應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負責，實為嚴重的判斷性錯誤。而且，長弓集團出品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通過采訪表明，真實情況與宋女士參與了暴行的說法是矛盾的。本書的編輯為對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遺憾。加州大學出版社同樣表示歉意，并以夾頁形式置于該書第一版剩余圖書中。該書再版時，將對第I頁和第259頁的相關文字作刪改。以下署名的編輯和作者希望通過本聲明對他們給宋女士及其家人帶來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并希望看到本 道歉文字的讀者亦請對該書上述錯誤內容不予采信。

　　蘇珊o布魯奈爾、艾米莉o漢寧、托馬斯o拉奎爾、杰弗里 o瓦瑟斯道姆”

　　在這件事上，美國的學者敢于承認犯了學者不該犯的錯誤。而我們中國的學者呢?要知道，這些年來，我們中國不少名人學者筆下誤傳的關于建國以來的“歷史真相”，確實不是個別的!

附：黃紀蘇：在鳳凰視頻節目談文革道歉

　　作者按：鳳凰網的編導來電話讓我參加他們的“全民相對論”節目，議論一下前不久前陳曉魯、宋彬彬等人的道歉風波。我對編導談了自己的猶豫：電視節目需要針鋒相對的觀點打架才熱鬧好看，而我對文革、毛澤東這樣的話題，態度從來是復雜而矛盾的。他說沒事您就談吧。這這類節目少不了要刪節，為了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我按過去的習慣，把昨天自己講的主要意思記述如下。

　　一些人到了人生的暮年，對做過的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懺悔道歉，求得心安，是可以理解的。懺悔道歉的前提是真相，把事兒說清楚。師大女附中這件事現在說得有點別扭：張三打死了李四，張三不出來道歉，王五出來道歉，說沒照顧好李四。這樣的道歉，李四的家屬當然不需要了。

　　我覺得道歉懺悔應該是個人認知過程和情感過程的結果，就像剛才王克明先生所述自己的經歷：當年打了人，長期郁結于心，乃至深夜痛哭，后來找個機會向被傷打的道歉，了卻一樁心愿，這就非常水到渠成，順理成章。我們反思文革，教訓之一就是“集體行為”，即俗話說的一窩蜂、走極端、過猶不及，你造反我也造，你抄家我也抄，你打人我也打，千萬別落別人后面。那么好，我希望今天的懺悔道歉別這樣。我在網上瀏覽了相關視頻，見有的道歉者談笑風生不大像道歉的樣子。如果整個社會在自我反省這件事上都能達到很高的境界那當然好，但恐怕不那么容易。所以，這件事還是先停留在個人層面好，外界少些壓力，避免出現泡沫。

　　至于“國家道歉”，如果就文革后的退賠損失、落實政策而言是必要的，因為這事只有國家能干。但籠統講國家道歉恐怕容易混淆是非、模糊責任。說到這兒，我想起文革后有人倡議“全民族大懺悔”，我當時很不以為然，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又沒打人有又沒抄家又沒砸東西，懺悔不著啊。這位倡議者本人是文革造反派，遲至1975、76年還在寫“評法批儒”文章，他們幾個重點懺悔就行了，何必要拉上五十六個民族十億老老少少呢?讓被毒打致死的卞老師她老伴也懺悔，這不公道吧。當然了，有些人沒打人是因為沒機會，機會來了也照樣。因此，也的確應該探討文革暴行的制度、文化、心理等等方面的原因。剛才觀眾席上那位小姑娘說的好，我們今天很多極端、暴戾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跟文革沒什么兩樣。這是我們要探討的。

　　這次懺悔道歉，我估計它不會產生許多人所期望的效果。盡管如此，我希望它多少能推動對文革教訓的總結，使悲劇不再重演?？偨Y文革教訓，剛才說了，重要的是弄清真相。關于文革的真相，我想在這兒特別強調一點，知識精英、政治精英也就是干部和知識分子在文革期間的痛苦遭遇當然要充分反映，但同時，我們也需要了解其他階級和人群的文革經歷及感受，因為沒有他們，文革也搞不起來，也搞不到那樣的程度。這些東西你如果不了解，你就不完了解文革為什么發生，不完全了解為什么發生的事件，你如何能防止它再次發生呢?剛才有朋友提到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當時住的是科學院宿舍，挨整的比較多，對面大鐵門是軍人宿舍，文革那幾年可不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么?我個人的文革記憶比較黑暗，尤其是前期。我們那個院子住了不少戶人家，只有兩家有自己的衛生間，其他人都得排隊上公共廁所，內急的時候來回走溜兒。我記得我們家被抄后第二天有鄰居就來我們的衛生間方便(挨著我們的房子而不是在房子里)，在這點上鄰居肯定是支持或利用文革的。鄰居來上廁所的場面幾十年來總在我眼前晃悠。我從文革中總結的教訓之一，就是不能讓資源分配得太不平均。像今天兩極分化成這樣，其實是在全力以赴地為文革創造條件而且條件創造得真是太優越了。一旦機會到來，九地之下的草民前往九天之上豪宅，可就不是光為上個廁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