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日本軍國主義、美帝國主義、美蔣余孽)服務的人，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極端反共、反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他們都清楚，要實現他們主子顛覆中國的夢想，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他們最大的障礙。作為日本新軍國主義馬前卒的馮瑋也不例外，前文(《馮瑋--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的傳聲筒》)已談及復旦大學馮瑋的專業是賣力為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宣傳，馮瑋日常言論還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褒蔣、貶共”。

　　馮瑋說，反日宣傳是中國政府忽悠老百姓的政治需要，說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把“謊言”當做歷史;說盧溝橋事變日本壓根沒做好全面侵華的準備，是“狡猾”的共產黨在面臨生存危機時挑起事端，“圖謀”借外敵入侵壯大自己;說共產黨消滅的日軍加起來還不如國民黨將領薛岳消滅的日軍;說蔣委員長的黃金十年才扭轉了中國幾百年之頹勢，就是因為日軍入侵、共產黨借抗日搞破壞才中斷了中國社會黃金期;說蔣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是國軍防止紅軍利用外敵入侵壯大，所謂《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擺脫蔣介石第六次圍剿策劃的有步驟的陰謀……

　　馮瑋如此仇視共產黨，擁護國民黨，讓人疑惑他到底是共產黨員還是國民黨員。但他確實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還是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他還不無得意地說：“今天我對學生讀書的基本要求是：‘將書里的句號，都改成問號。’”或許這是新時代的“反攻大陸”?

　　除了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根基外，現實中馮瑋也不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多次宣揚中國應走普世價值和憲政道路。我們且看自稱“老黨員”的馮瑋究竟是何許人也?

　　愛國主義教育是把謊言當歷史　“抗戰史”要打問號

　　馮瑋曾在微博上發表【觀點】稱：“長期‘愛國主義教育’，使‘謊言’被當作‘歷史’”。

　　那么，什么是“謊言”?馮瑋在微博上說是“一些明顯有違常識的論述”。我們且看馮瑋的“真相”。

　　馮瑋的意思很明顯，共產黨的宣傳統統是假的，共軍壓根沒有抗日，證據是國民黨死了很多軍官，共產黨同級別的一個沒有，竟還拋出“左權并不是‘戰死’”言論，實乃驚世駭俗。

　　一邊是百余乃至二百位，一邊是“沒有”，何等大的差距，還引得馮瑋教授“掉眼淚”，事實果真如此么?“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這里給名牌大學教授馮瑋補補常識。

　　國共抗日陣亡將領怎么看？

　　第一，比較的基礎，以抗戰結束時的軍力對比，國民黨方面總兵力約600萬，陸軍、空軍均齊備，中共方面兵力約60萬，無空軍。國民黨掌握了幾乎全部的國際援助資源，中共軍隊無軍餉來源，被日寇、國民黨兩面封鎖，靠大生產解決邊區軍民吃飯穿衣。國民黨軍隊的裝備以德式、美式為主，在1942年以后，國民黨主力部隊的火力，已經超過日軍。共產黨的裝備幾乎都是來自戰斗繳獲，自制一些簡單的武器，包括土地雷之類。國民黨有廣闊的戰略縱深，在抗戰進入大反攻階段，日寇垂死掙扎的最后一擊中，從中原一直潰敗到西南，俗稱“千里大潰退”;中共的軍隊一直戰斗在日寇占領區，日寇的無數次大小掃蕩都沒有能夠消滅中共武裝力量，根據地反而越來越大。

　　第二，“將領”的標準，國民黨是“國軍”，有完整的軍銜體系，中共是由“匪”而來，沒有正規的軍銜，周恩來因為特殊需要，被國民黨政府“授予”了“中將”，所以，單看軍銜顯失公平，比較客觀的，是看職位。在搜集到的100位國民黨陣亡將領的名單中，最低職位為大隊長、團長，旅長一般是少將，團長、大隊長的“將軍”，多為陣亡后國民政府追認的。在以下名單中，八路軍取旅長以上職務的干部，新四軍取團以上干部，抗聯取支隊以上干部。

　　第三，比較結果：八路軍陣亡旅以上干部114位、抗聯陣亡支隊以上干部42位，新四軍陣亡團以上干部43位，共計199位，其中，剔出了因病、因事故而亡的。即便按照“重寫”們的證據“在抗日戰爭中，按照大陸的說法，國軍中少將以上的將軍，共犧牲115人而國民政府的何應欽則說是206位將領。”，再比較雙方的軍隊實力，中共付出的陣亡高級指揮員干部代價比率，遠遠高出國民黨，如此高的干部犧牲比率，也證實了我軍干部身先士卒的傳統。

　　第四，令人痛心的是，在新四軍陣亡的高級指揮員中，有很大部分是亡于國民黨頑固派、反動地方勢力甚至國民黨正規軍，再次證明了蔣介石“積極反共”的本質。

　　第五、中共也客觀評價了國民黨軍隊的作用，在100位的名單中，有18位被新中國追認為革命烈士者。【詳見：國共抗日陣亡將領比較：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http：//bbs.tiexue.net/post2_2182045_1.html】

　　蔣介石與毛澤東誰在真心抗日？

　　解放區的軍隊打擊日寇，其實往往是成建制(一般以團)的以多圍少的打法，這個打法滅了許多鬼子，而自己的損失卻不大。不像國軍那樣，在會戰中平均1000顆子彈都不能消滅一個日兵。藤原彰《中國戰線從軍記》55頁：“像這樣表明八路軍戰術成功，日軍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東地區特別多。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也經常有小部隊被八路軍全殲的事例發生。“64頁：“八路軍的戰術是，如果看到日軍擁有優勢兵力就撤退回避，發現日軍處于劣勢時，就預設埋伏，全殲日本士兵。”

　　抗戰中有近百萬國軍投靠了日本人，可謂“降官如毛，降兵如潮”。那些賣國求榮的國軍降將們親口告訴岡村寧次：“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參見日本稻葉正夫編寫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327頁。

　　抗戰中光死于蔣介石政府手中的同胞就有超2000萬人了：1、蔣介石政府悍然決開黃河，造成同胞89萬人死亡;　2、蔣政府對河南人民橫征暴斂造成1942-1944年大饑荒，餓死300萬人;3、蔣政府強拉虐待壯丁，根據當時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估計，因蔣政府虐待而死的壯丁，至少在1500萬人以上。再加上日本人未到就主動放火燒城的長沙大火，死傷也是不計其數。

　　當然，我對數百萬死于抗戰的國民黨愛國將士也很尊重，他們和八路軍新四軍陣亡烈士一樣，都是為了抵御外侮而犧牲，同樣也是我們民族的自豪。【最近國共抗戰史辯論綜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1c5ff0102duia.htm】

　　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錯了么？

　　國民黨實行了一條“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其消極抗戰有兩個特點：軍事上消極應付，日軍打來，能避則避，避之不及只好招架，不求勝，但求不敗。政治上適應日本的誘降，與日本勾勾搭搭，日蔣之間的秘密談判從未間斷。蔣介石對人民革命力量極端仇視，時時不忘消滅共產黨。只是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得以連續三次挫敗了國民黨內戰陰謀。這條路線泯沒了國民黨的抗戰意志。讓我們把國民黨的這一頁歷史打開來看吧!

　　“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將東北四省拱手讓敵。“七七”事變后，蔣介石丟棄了11個省區110余萬平方公里國土，900余座城市，近2億同胞。1944年夏季以后，德、日法西斯(意大利已滅亡)已臨到了滅亡的前夕。日本軍閥為救死計向國民黨發動了五次戰役進攻：河南戰役(1944.4.18—5.25)、湖南戰役(1944.5.27—8.8)、廣西戰役(1944.8.9—12.10)、贛南、粵北戰役(1945.1.3—2.4)、老河口戰役(1945.3.2—4.18)在這一年內的五次戰役中，蔣介石丟棄了國土大約60萬平方公里，城市近200座，人民約6000萬。遺棄了美國八個空軍基地中的六個(桂林、衡陽、遂川、贛州、南雄、老河口)。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喪失國土共計275.3萬平方公里(全國面積〈含蒙古〉為1174萬平方公里);丟棄城市1100余座(全國城市1200余座);遺棄同胞2.8億(全國人口4.5億)。

　　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曾發展為306個師，約270萬人。270萬大軍，與日本打了八年仗，僅臺兒莊一仗算得上是勝仗。有誰能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找到這樣的第二例呢?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多次向日本求和。1940年7月23日，日蔣曾達成一項“備忘錄”。約定，8月，在長沙舉行蔣介石與板垣征四郎會談，談判中日和平。正當國民黨修繕長沙機場，清掃洞庭湖水雷，為迎接板垣做準備時，八路軍發起了百團大戰，制止了蔣介石的投降活動。

　　此外，蔣介石還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殲滅了新四軍軍部和第三支隊9000余人。

　　看了上述歷史史料，再看馮瑋的言論，真讓人為聘這樣的人當“教授”的復旦大學感到捉急。

　　上世紀30年代才是黃金期 扭轉中國幾百年頹勢

　　胡錫進的大意是，新中國的建立和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扭轉了持續幾百年的頹勢，中共執政實現了中國的全面獨立和主權，中共的龐大阻止凝聚了這個復雜的國家，中共的自我糾錯能力在逐漸加強。胡錫所言大部分是基本歷史事實，晚清已降，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國民黨獨裁，世界列強在中國肆掠橫行，火燒圓明園，南京大屠殺，中國人民生靈涂炭，流離失所，新中國成立后，“把屋子打掃干凈再請客”，兩彈一星橫空出世，完整工業體系建立，及至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矚目增長，民生方面雖然兩極分化問題凸顯，但總體來說也有了很大進步，胡錫進此言并無錯。

　　但馮瑋認為，這是【胡言亂語】。馮瑋要以復旦大學教授的身份“以正視聽”，“中國的頹勢自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扭轉”（指蔣委員長１９２７－１９３７所謂“黃金十年”），至于為何沒能保持，是因為“日本入侵，并使中共勢力壯大”。換言之，是中國共產黨中斷了“中國頹勢的扭轉”。中國社會最近３０年跟上世紀３０年相比算不了啥，蔣委員長治下的中國才是“黃金期”。

　　那么，馮瑋如此鐘情向往的“黃金期”是怎么樣?

　　國民黨登臺的1927年，全國鋼產量是3萬噸，到1935年才達到5萬噸，也就是國民黨所吹噓的黃金十年中的黃金八年鋼產量只增加了2萬噸。與印度相比人均鋼材是印度的1/27。國民黨統治中國的“黃金十年”從外國買鋼鐵，經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歡喜。結果37年抗戰爆發，北洋軍閥時期能造的炮鋼，槍管鋼，民國“黃金十年”發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

　　北洋軍閥統治下的1920年全國工礦業國家資本以可比價格計算(這里指銀元)為22260萬元，國民黨在中國當了十年家，又是繼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全國工礦業的國家資本以可比價格計算(這里指銀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虧了不少，變成20600萬元了。對于這種劣績，大談黃金十年的人面皮當有一墻之厚。

　　1931年“9·18”之后，國民黨繼續為日本資本在中國的擴張提供方便，結果1937年七七事變前關內29%的煤炭產量(英資為23%)，關內90%的鐵礦沙，95%的現代化煉鐵是在日本資本控制下的。戰爭爆發，日本資本撤出國統區，結果中國1938年至1939年的鋼產量急劇下降到了不足1000噸。其中的原因嘛沒別的，就是國民黨買辦思想太濃厚，總想找個外國洋爸爸，從來想不到自己扎扎實實辦工業。

　　此外1933年富裕的蘇南農村的死亡率，比解放后最困難的1960年的全國農村(包括廣大內地和西部，且被右派稱為“大饑荒年”)平均死亡率高出近一倍。1931-1934年蘇南農村平均死亡率比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正常年景的全國農村平均死亡率高出三倍，比七十年代高出6倍。【揭開蔣介石南京時期所謂“黃金十年”的真相http：//bbs.tiexue.net/post2_4011240_1.html】

　　“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策劃已久的“鬧事”

　　馮瑋在評論一則談《盧溝橋事件的策劃和淞滬戰爭的策劃》時說，盧溝橋事變是個【謎】，他所贊同的@曉鐘殘漏的微博內容寫到“史學家披露‘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華北局一手導演、制造的‘戰爭引信’”，而且“道理很簡單，中日只有打起來，黨才有活路。”這個觀點也是馮瑋一直宣揚的觀點。馮瑋為什么說盧溝橋事變是個【謎】?他援引了所謂最權威學者合撰《日本史大系·近代》內容，說“綁架日本兵確實找到”，向日軍射擊的系“受共產黨影響很深的國軍第29軍宋哲元部”，用馮瑋用這則材料顯然旨在說明共產黨挑起戰端;他說“1935年八一宣言，36年“五五通電”和年底“西安事變”，有關聯性;”即指共產黨抗日是一起有連貫策劃的“事件”，就差沒公然說“陰謀”了，目的是“借抗日坐大”;說“多項資料顯示，盧溝橋事發突然，日本并無全面侵華準備，決定防止擴大。”即是想說日本壓根沒想到有盧溝橋事變，也沒想過全面侵華，沒想到共產黨放了冷槍，所以只好“被迫應戰”了。不過，那么，幾位“最權威學者”是誰?馮瑋沒說。

　　馮瑋多次宣傳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共產黨挑起的陰謀事件。在評論《三聯生活周刊》的#歷史上的今天#七七事變時馮瑋說“日本幾位權威史家撰寫的論著”，后面內容與上幾乎相同，只是說出了是日本幾位權威史家。馮瑋再次“暗示”“盧溝橋事變的真相，可能永遠是個謎”。

　　除了暗示盧溝橋事變真相是謎外，馮瑋給出了盧溝橋事變的【真相】。核心意思是據日本何邊虎四郎少將回憶錄寫道“一些不祥的情報時而傳入我的耳中。”“華北出現了一些可能會鬧事的征兆。”顯然，這是上面對盧溝橋事變是謎的進一步“暗示”，是中國在“鬧事”，所以日本才開打。

　　從以上三條思路非常連貫的微博很明顯可以看出馮瑋對盧溝橋事變起因的基本判斷，即中國共產黨“蓄謀已久”的鬧事。

　　許多網友揭露馮瑋的言行之后，馮瑋大約是感到了敗露，趕忙出來“澄清”，轉口信誓旦旦說“居然有人認為我引用日方資料是為日本侵略辯護。問：懂得什么叫以日軍材料揭示日軍圖謀嗎?知道河邊虎四郎正是盧溝橋日軍首領河邊正三旅團長的兄弟，他記錄日軍有“挑事”動向的意義嗎?還能更無知嗎?”

　　不過，這只能讓人看出，馮瑋狡辯的本領確實達到“教授”的水平。不過，為了讓更多讀者清醒認識，哪怕對方再不講理也需用證據來揭露。筆者找來了馮瑋在他的《日本通史》的內容，馮瑋在書中的口吻，心態，觀點一目了然。

　　也許是覺得上述澄清不夠有力度，于是馮瑋開始有點氣急敗壞的意味了，“我一個中國名牌大學教授，公然說盧溝橋事變是中國挑起的，各大媒體還不斷采訪我，可能嗎?”

　　馮教授這次“自白”就更加蒼白了，反倒喪失了教授的風范，有點耍無賴了。自己多次依據自己找來的“材料”、以自己一貫邏輯渲染、暗示、點破的觀點，在公眾面前不敢承認時高喊一句“我沒有公開說。。。。。”，還拉上“各大媒體不斷采訪我”，如此言行氣度，大概和小孩過家家別無二樣，如果不是藐視老百姓的智商和理解能力的話，就是只能是甘愿讓人當笑話看了。

　　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是國軍防止紅軍利用外敵入侵壯大，《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擺脫蔣介石第六次圍剿策劃的有步驟的陰謀

　　馮瑋總是說自己是堂堂復旦大學教授，今天被這家機構邀，明天被那家媒體請，自然有各種高明邏輯，不然怎唬得住這些個記者官員。馮瑋說，盧溝橋事變說成是紅軍趁機想壯大勢力而挑起的陰謀，繼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的提出是為了防止紅軍利用外敵入侵坐大”，“蔣介石命令進行第六次圍剿，主力由張學良的東北軍和閻錫山的晉綏軍擔任。”，在共產黨“命運岌岌可危之際，1936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相繼有「八一宣言」、「五五通電」、"西安事變"”。“抗戰事，多機密。”

　　原來，馮瑋發現了如此大的“抗戰機密”!好一個機密。這個“機密”把日本1931年發動的九一八事變，對東三省的占領完全“略”出了中國近代史。原來，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抗日是“紅軍瀕臨滅頂之災時”(當然是在蔣介石安內下)忽悠全國老百姓，是想借抗日坐大。所以，蔣介石才“消極抗日，積極安內”啊。

　　不知道當時急于“安內”的蔣介石國民黨有沒有想到這一層，如果想到了，蔣介石應該通電全國，昭告全國人民“認清共產黨假抗日真坐大的丑惡面目，現在中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不是日本，而是共匪。”真可惜馮瑋生不逢時，沒有生在當時的國民黨宣傳部，不然一定會受蔣委員長重用。也讓馮瑋扼腕嘆息的是，全國人民竟然“不分是非”聚集在了共產黨周圍抗戰，迎合共產黨的“圖謀”，最后還幫助共產黨把“英明偉大”的蔣委員長趕到了小島上。實在是天道不公，蔣委員長中了奸計!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馮瑋現在的身份確實又是中國共產黨員。莫非此一時彼一時，當年沒幫成蔣委員長，今日化身共產黨員反攻大陸？

　　歪曲歷史美化國民黨　“暗示”共產黨出讓外蒙

　　馮瑋對歷史的解讀無疑帶有厚重的偏見，不過缺乏基本的歷史視野。馮瑋簡單引用《蘇日中立條約》“尊重滿洲國和蒙古領土完整”，再放上所謂共產黨和國民黨態度的對比，最后險惡加上一句“中國現代史等為何對此諱莫如深”?這顯然是想讓不明真相的讀者獲取這么一種印象：國民黨悍然為民族的大義否定侵略，中國共產黨贊成日蘇分裂國家，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成了分裂滿洲國和蒙古的“兇手”，而國民黨氣節可嘉。從馮瑋微博的評論來看，確實忽悠了一部分讀者，但也有讀者揭露其險惡用心。那么，事實真相如何?

　　事實上，當年為期5年《蘇日中立條約》簽署的背景是蘇聯可能面臨德、意、日三大法西斯軸心中德、日兩大強敵的聯手攻擊，可謂處于反法西斯戰爭的生死存亡關頭，若蘇聯戰敗，歷史將完全改寫。所以，這是蘇聯為避免腹背受敵采取的一時的權宜之計。同時，中國當時的重大原則應是避免與蘇聯關系鬧崩，仍需蘇聯援助。實際上，另一個事實是，1941年4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簽定的當天，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曾約見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表示：蘇日條約之簽定，“蘇聯將毫無變更地繼續援助中國”。

　　換句話說，當時中國面臨的是生死存亡問題，主要矛盾是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而非逞一時之口快。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言辭不過是缺乏遠見而已。實際上，國共都為顧全大局，避免傷害蘇聯感情而做出了妥協。

　　當時，條約簽訂以后，重慶“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等寫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打算對蘇聯和日本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表示譴責。這封信寫完之后，被周恩來得知，周恩來找到了沈鈞儒，認為在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下，中國仍需要蘇聯的援助，這封信的發表可能在客觀上產生不利影響。沈鈞儒最終收回了這封信。6月14日，國民政府發出的《蘇日中立條約宣傳要點代電》要求各宣傳機關及言論界評論條約時，只可“根據外交部之聲明及左列事實，表示惋惜與不滿之意”。可見，出于國內形勢的壓力，國共兩黨對于蘇日中立條約雖有不滿，但實際上并沒有其他太大的作為。因為這并非當時的當務之急。

　　中國共產黨的聲明中說：“說到東四省的收復，原是我們自己的事，絕不能象有些投機家，總是希望蘇聯同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及見蘇聯聲明不打滿洲，他就認為蘇聯不對，這種人至少也是毫無志氣的家伙。我們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是中國全民族的神圣事業。”

　　蘇聯在衛國戰爭期間付出了巨大犧牲，才得以使喪心病狂的德國法西斯遭到徹底失敗。蘇聯在戰勝德寇以后，并沒有忘記艱苦抗戰中的中國人民，短短三個月以后，就應同盟國要求，于1945年8月8日對日宣戰，派出百萬紅軍揮戈東向。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蘇聯政府單方面宣布廢止《蘇日中立條約》，后幫助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東北，推翻了“偽滿洲國”，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偽滿洲國”事實上就不復存在了，中國共產黨以實際行動捍衛了國家領土完整，挽救了中華民族。

　　而馮瑋嚴重“高風亮節”的國民黨政府又如何?１９４５年，蔣介石欲蘇聯不支持中共換取外蒙古獨立。宋子文在談判時得到蔣介石的授意表示同意外蒙古獨立，提出的交換條件是保持東北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蘇聯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援新疆脫離中國的動亂。斯大林對此表示歡迎，立即同意了蔣介石的要求。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宋子文、王世杰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雙方關于外蒙問題的換文是這樣說的：“鑒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愿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后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這些涉及中國重大歷史的史實，作為“復旦大學教授”的馮瑋按理說應該要嚴謹求實，要查閱大量資料，才能得出負責人的結論。然而，馮瑋教授不僅對諸多歷史史料視而不見，卻“挖空心思”把只言片語拼接在一起，把出賣中國領土的國民黨描繪成“氣節可嘉”，把捍衛中國領土完整的共產黨影射為“賣國責任方”。用微博短短一百多字完成此種別樣“歷史敘述”，確實需要“教授”的功底，只不過，馮瑋這個教授的職責是專司“打扮”歷史，抹黑中共而已。【究竟是誰歪曲歷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1-218249-1.shtml】

　　中國不擁抱普世價值就是“孤立”于世界

　　同樣是在【反駁“胡言”】的微博中，馮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全面主權和獨立不以為然，馮瑋認為，工業獨立、領土主權、堅持自主發展道路都不算什么“獨立”，在馮瑋看來，蔣委員長買鋼鐵，丟主權，靠洋人，富買辦才是“真獨立”，因為美國沒有說蔣委員長不普世。馮瑋說，“獨立而不認同普世價值，是孤立而非獨立”，意思是，習近平總書記批評普世價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逆潮流而動，“孤立”于全世界。

　　馮瑋所謂普世價值，無非是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美國說伊拉克不普世，于是武力推翻，說卡扎菲不普世，所以要剿滅，說敘利亞民選總統不普世，所以支持叛軍，說俄羅斯中國不普世，所以要重返亞太，菲律賓倒是普世了，結果成了美國的卒子，薩達姆被推翻后伊拉克倒是普世了，結果ISIS逼近巴格達，沙特君主獨裁，美國不說他不普世，泰國軍政府政變，美國不罵他不普世。實際上，無非是你不聽美國的話，就不普世，聽話，就普世了，道理其實淺顯易懂。

　　其次，普世價值無非是美國換了個漂亮名號，把自己打扮成普世價值的代表，把資本主義制度視為符合人性的“終極設計”，因此，希望中國按照普世價值辦實際上就是要中國跟著美國走，這就是馮瑋所謂“不孤立”的內涵，這就是馮瑋所說的“獨立”。

　　無知篡改憲政概念　呼吁中國搞憲政

　　馮瑋為了在中國推廣憲政制度，竟然篡改憲政的概念，稱“憲政就是依憲法行政”。這顯然是很荒唐的。“憲政”的概念，對于制定和實施什么樣的憲法，是有特殊規定的，并非實施所有類型憲法的政治都能稱作憲政。除了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民主國家，歷史上和現實中還存在個人獨裁國家、某教派獨裁國家，這些國家的憲法往往也規定了某個人、某集團、某教派的統治權力，依這種憲法行政，顯然不是憲政。馮瑋們的“憲政就是依憲法行政”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在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學者看來，有史以來存在的憲政，本質上就是兩點：第一，是保障資本家的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即馮瑋所說的“保障公民權利”)，即使政府也不能以全民的名義進行侵犯，當然無產階級更不能侵犯，這才有了第二點，即所謂的分權、限權(即馮瑋所說的“限制國家權力”)：在憲政制度下，政府官員是資本家(以所謂公民的名義)的狗腿子，其權力受壟斷資本控制。但無產階級如果反抗剝削壓迫、侵犯壟斷財團的財產權，就會遭受政府官員的鎮壓。所謂的憲政，本質就是限制人民大眾的權力，保障資本寡頭的權利。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與憲政的根本區別，就是不保護資本寡頭的人權，不限制無產階級及人民大眾的權力。

　　和《炎黃春秋》一道造謠攻擊毛周外交路線

　　網名為“志波先生”的網友在博客撰文《【慢慢評馮瑋】復旦名教授的神回復》揭露了馮瑋造謠后死不承認而且貼出神回復弄巧成拙的趣事，此例使這位“知日派”教授被網友嘲笑原來看不懂日文。關于此事來龍去脈，讀者請看文章內容：

　　朝日新聞在1998年8月26日至9月18日期間以回憶錄的形式連載了他們對竹入義勝這個人物的訪談，這個回憶錄題為《55年體制夾縫中的秘聞》。正是在這個訪談中竹入義勝揭密他不是田中特使的真相，糾正了公眾出于想當然而造成的一次誤解。

　　《炎黃春秋》以介紹朝日新聞對竹入義勝這次訪談為名炮制了一個《竹入義勝假扮田中特使內幕》的署名文章，這篇文章刻意制造一種假象：似乎當年中國急于與日本恢復外交關系以致上當受騙，作者編造所謂外交“丑聞”暗示毛周外交路線的失敗。但是《炎黃春秋》搞錯了朝日新聞登載竹入義勝訪談的時間及連載題目，從而自證了《竹入義勝假扮田中特使內幕》實為謠諑。

　　這件事之所以扯上馮瑋是因為他在復旦大學的一次講座上爆料1997年8月27日朝日新聞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登載了一篇采訪竹入義勝的文章，在那次采訪中竹入義勝披露他曾經假扮田中密使的經歷。

　　我看了馮瑋講座視頻后當即斷定他所謂的“竹入義勝假扮田中特使”信息源自《炎黃春秋》，他本人并未看到過朝日新聞訪談的連載文章原文。也就是說，我判斷馮瑋是在大學課堂上傳播道聽途說的不實信息，至少他對信息未加核實。我的理由：馮瑋所說“竹入義勝假扮田中特使”這個內容、1997年8月27日這個時間以及“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這個題目與《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的署名文章完全吻合，一字未改，而實際上這三點全都是錯的。三個錯誤都一模一樣，偶然相同的概率很低。

　　作為教授，在接觸到一個信息時通常會去搞清信息來源是否可靠，內容是否屬實。做學問要慎重嚴謹，最忌浮躁，這都是常識，也應該是常態。當老師的就怕出錯而誤人子弟，都是很小心仔細的。因此當我聽到馮瑋講座上煞有介事地曝料，而且還用文字打在屏幕上時，心里咯噔一下，當時的感覺就是復旦教授不靠譜，不負責!其實你只要稍作調查馬上就會發現《炎黃春秋》的錯誤，何必拿著針頭當棒槌，這么急赤白咧地嘩眾取寵呢，不可思議!

　　于是我在微博上以求證的形式提醒馮瑋核實一下信息來源，別重犯輕信攤頭消息的錯誤。我那篇微博寫得很凌亂，大致的意思是　1.朝日新聞采訪竹入義勝是98年，不是為紀念中國邦交正常化;2.我斷定馮瑋的消息來源是《炎黃春秋》，那個文章有問題;3.不要把攤頭消息當寶貝，小心再犯圍毆羅援那樣的錯。需要申明的是當時我只是求證，對馮瑋未有語言沖撞，也沒提及立場。

　　實話說向馮瑋求證的微博發出后，我心里既忐忑又期待。畢竟馮瑋是復旦大學教授，或許他掌握著什么不為人知的內幕消息也未可知，我既怕自己出錯又期待他給出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信息，通過交流甚至爭執澄清一件事怎么說都是有益無害的。

　　馮瑋回復很快，內容讓我十分震驚，我不敢相信那是復旦大學教授的回復，其內容讓我像吃到蒼蠅一樣惡心想嘔。下面我會曬出他的奇葩回復，那絕對不是教授，是街頭混混!平常看一些訴訟消息常會聽到“賠償精神損失”之類的說法，以前并無體驗因此從未真正理解其意義，讀了馮瑋的回復我才切身體會到什么叫精神損失!【詳見：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６ｂ７ｆ５ｃ５ｆ０１０２ｕｗ１ｋ．ｈｔｍｌ】

　　信口開河：薛岳消滅的日軍比八路軍新四軍加起來都多

　　無需駁，希望中國名牌大學教授馮瑋能發揚教授風范，提供證據和資料。不過，馮瑋的意思很明白，共產黨忽悠老百姓說“共產黨是抗日主力”，壓根不是，人家國民黨一個將軍消滅的日軍就比共產黨消滅的日軍加起來都要多，更遑論其他，你共產黨還有臉說抗日?

　　一個共產黨員對國民黨如此死心塌地，對自己所在的黨如此深惡痛絕，以至于信口開河造謠都要反共，真乃加入了共產黨都衷心擁護國民黨的模范!

　　挖空心思影射共產黨是“民族悲歌”

　　馮瑋真可謂搜腸刮肚反共，把國民黨將領吉星文打響“抗日第一槍”和死于金門炮戰放在一起，只為證明這是共產黨導致“民族悲歌”，實在是用心良苦。

　　吉星文只是“金門炮戰”犧牲的人之一，在炮戰中共產黨也有人犧牲，他們為抗日所做出的貢獻怎么算?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當年極力“剿匪”，甚至不惜與日本人搞配合反共限共，大肆清黨殺害抗日共產黨軍民，“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走一個!”，這是不是“民族悲歌”?

　　馮瑋站在何種立場上，對共產黨何等仇視可想而知。

　　據微博網友@毀仁不倦胡適之爆料，“4月復旦EMBA南京流動課堂講座上，馮瑋公然宣城‘自己從來不信仰共產主義’。又說自己是‘老黨員’。我站起來質問，既然如此你為什么不退黨?馮回答：“因為現在不允許退黨”。臺下一片哄笑。”

　　像馮瑋這種身為共產黨員，卻極為賣力地反共，還無比活躍地游走于政府部門和主流媒體之間，在中國是一種奇特的現象，而且并不少見。這本身凸顯出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嚴峻性。美國等西方未能從軍事上把蘇聯打垮，卻在意識形態領域讓蘇共主動“繳槍”，對中國是一個極大的教訓。紀錄片《較量無聲》說：“以政治轉基因的方式謀求巧妙地支配中國，而不是簡單地肢解中國，已成為美國戰略精英的優先選項。”這并非危言聳聽，而是已經在中國實行多年的戰略。

　　不久前，中紀委駐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組組長、院黨組成員張英偉批評稱，社科院內的意識形態存在“四大問題”，第一、穿上學術的隱身衣，制造煙幕;第二，利用互聯網炮制跨國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時期，進行不法的勾連活動;第四，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

　　從竭力充當日本右翼勢力傳聲筒，淡化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威脅，麻痹中國，到挖空心思污蔑抹黑共產黨歷史，美化國民黨，鼓吹中國要走普世價值和憲政道路，馮瑋客觀上對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安全產生了嚴重危害，值得高度警惕。

　　拓展閱讀：馮瑋--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的傳聲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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