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道歉熱本來是右翼公知精心導(dǎo)演的一出大戲，其目的無非是掀起新一波否定文革、抹黑毛澤東并進一步抹黑共產(chǎn)黨的風浪，以挽救他們從道德和理論制高點急速下滑的頹勢，為中國改旗易幟張目。這出大戲先后由陳小魯、宋彬彬相繼登場，也算有聲有色，誰知還未進入高潮，就演砸了——將遮掩篡改歷史的幕布戳了個窟窿，弄成了喜劇。

文革浩劫，紅衛(wèi)兵窮兇極惡，紅袖章、銅皮帶頭、抄家打人、老舍之死，本來是30年來霸權(quán)話語打造的既成文革罪惡概念，在人們心目中，久已形成定勢。誰知，透過這一“窟窿”，隨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的尷尬敘述，將“西糾”“聯(lián)動”的功德，閃閃爍爍地擺放在世人面前——許多人心目中本來還沒有這些概念。

西糾和聯(lián)動的惡行，不僅不能上在文革和毛澤東的賬上，恰恰相反，正是毛澤東和文革小組取締了西糾和聯(lián)動，制止了他們的惡行。陳小魯們的道歉，應(yīng)該站在批判資反路線和斗私批修的角度，不僅向具體被害人道歉賠罪，而且應(yīng)該向毛澤東主席懺悔，檢討他們破壞文革的錯誤或者罪行。

西糾們的惡行，一直被被強勢話語遮蔽著。是陳小魯和宋彬彬的表演，將封閉歷史真相的鐵幕拉開了一道細縫，從而為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提供了契機。小魯和彬彬功不可沒。

宋彬彬撒出的“道歉”之米，本意在“偷雞”，抹黑文革妖魔化毛澤東，也不能說未其作用，不能說空蝕一把。但從演出效果的喧賓奪主和事與愿違來看，未免有點偷雞不成蝕把米了。

最為尷尬難辦的是，他將活生生的具體要害人物呼之欲出地擺在十分尷尬的輿論審判臺上，進不是，退亦不是。

師大女附中案的兇手，如果是毛家子女，如果是蒯大富韓愛晶們，哪怕是沾點邊兒，公知們的道德輿論早已造翻了天，法制鐵拳也早已重重砸下了。

歷史辯證法無情，右翼公知們的如意算盤，打得未免過于樂觀了。

出乎人們意外，受害者丈夫發(fā)布了一個“拒絕接受道歉”的聲明。

對袞袞諸公，無異是一個響亮耳光，一記窩心重拳！

本來興頭十足，兜頭一盆冷水，很不是味道。

怎么辦？世人拭目以待。

王晶垚好樣的，他不以犧牲自己的摯愛配合權(quán)勢者表演，以換取一點賞賜。為還原歷史真相，為愛人的真正昭雪，他能夠挺身而出，敢于與霸權(quán)話語唱反調(diào)，其品格，遠非陳小魯宋彬彬們可比。

不過，王京垚對事件的宏觀認識，難于令人茍同。

大局清醒，小局方能明白，不致糊涂顢頇。

卞仲耘之死，應(yīng)該記在反文革者們的賬上，不應(yīng)記在文革和毛澤東主席的賬上。

不僅如此，正是毛澤東不斷排除干擾，堅持正確路線，才使千千萬萬的蒯大富們、千千萬萬的卞仲耘們，免遭同樣的遭遇。

從聲明的措辭看，王京垚對毛澤東的認識，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不要讓一己之恨，蔽障了理智和良知。

比一比那些深受沖擊但對毛澤東仍能仗義執(zhí)言的老一輩革命家，如黃克誠、王震、薄一波等前輩吧。

因為王先生名的生僻用字——“垚”乃“堯”的古字——想起了一句成語：“跖犬吠堯”。屁股決定頭腦，右翼公知們不擇手段妖魔化毛澤東，那是立場決定的，跖犬吠堯，本不足怪。遺憾的是，王先生的聲明揭穿了宋彬彬們虛偽的同時，也將圣賢與盜賊一鍋烀——跖堯兩傷了。

毛澤東接見宋彬彬，是表示對紅衛(wèi)兵運動的支持，鼓勵他們起來造走資的反，以推動文革。“要武”云云，無非是鼓勵女孩子要有革命的陽剛之氣，亦“不愛紅裝愛武裝”之意耳——與“要武斗”相聯(lián)系，不是有點太匪夷所思了嗎？

不久之后，毛澤東就為“堅持文斗不用武斗”還專門給周總理寫過一封信：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這種作法應(yīng)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里我強調(diào)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yīng)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shù)是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yīng)該依法處之。

請轉(zhuǎn)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明確指出“武斗絕大多數(shù)是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是非不是十分清楚嗎？有什么理由將西糾頭頭的做法與毛澤東掛上鉤呢？

近日，為了“紅色娘子軍”的春晚演出，右翼公知集群狂吠，天涯網(wǎng)就有這樣一個帖子，不禁令人聯(lián)想當年西糾的風采：

“紅色娘子軍，央視到底給我們傳遞一種什么樣的信號？個人態(tài)度是：艸他老娘！為文革招魂！如果中國再發(fā)生文革，我第一個就槍斃馮小剛……抄家外帶拷打！”

歷史和生活都是復(fù)雜的。宋彬彬們精心表演的道歉戲，出現(xiàn)這么個結(jié)果，恐怕是始料所未及的。

文革一樣，不能將文革中發(fā)生的一切，都上在文革的賬上。許多為霸權(quán)話語控訴的東西，多是反文革的產(chǎn)物。右翼公知所掌控的霸權(quán)輿論，不光混淆是非，而且賊喊捉賊，將自己們干擾破壞文革的罪行，栽贓到毛澤東的頭上。

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決心，下的是不容易的。作為至高無上的成功者與當權(quán)者，為了堅持革命初衷，為了老百姓，不惜開罪自己的眾多戰(zhàn)友，毅然自我否定，這在古今中外，還是絕無僅有。

毛澤東的文革，代表了大多數(shù)，也遭遇了空前的阻力，破壞和干擾無所不用其極。

粗線條劃分，干擾破壞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一是直接是派工作組，將文革搞成抓右派，50多天白色恐怖。與蒯大富絕食同時和稍后，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教師挨整，就是這“資反路線”的產(chǎn)物。是十六條解放了他們。如今，卻成了文革的罪狀。

二是是“西糾”和“聯(lián)動”式的白色恐怖。8屆11中全會后，資反路線被否定，在中央反對文革已無合法市場，保爹派“八旗子弟”接過革命的口號組織紅衛(wèi)兵，制造血腥恐怖，干擾運動大方向。

聯(lián)動垮臺后，挑動群眾斗群眾打派仗，就成了主要形式。這個階段持續(xù)時間最長，形式也最為復(fù)雜。

右翼公知們導(dǎo)演的懺悔戲，就發(fā)生在第二階段。

引一段舊文：

紅衛(wèi)兵、紅袖標、皮帶抽老師，是年輕一代心目中“十年浩劫”的經(jīng)典鏡頭，其實這是霸權(quán)話語“隨意打扮歷史”的一個張冠李戴。

文革的口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清算文革也是清算這“造反”和“造反派”，可是這段罪孽，“造反派”卻一點也沾不上邊，恰恰相反，那本是他們的對手“紅色貴族”、“八旗子弟”今天被稱為“官二代”們的功業(yè)。

文革是毛澤東發(fā)動的，他下這個決心較當年決定出兵抗美援朝還要難，史無前例的斗爭，史無前例的曲折復(fù)雜。

派工作組是斗爭的第一個回合。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目標重點是斗走資，工作組卻用抓右派的形式整群眾。工作組主要是整老師，那叫“資反路線”，但肢體摧殘并不多。

8屆11全會通過“十六條”，撤了工作組，造反合法，文革取得第一回合勝利。

全會后， “紅五類”接過造反口號，舉著 “血統(tǒng)論”的旗幟，將矛頭指向“黑七類”，以干擾“重點斗走資”的大方向，文革斗爭迎來了第二回合。

“南方”所渲染的紅衛(wèi)兵暴行和“遲到道歉”，就發(fā)生在這一時期。1966年8月，制造者將其稱作“紅八月”。

主人公是 “東糾”“西糾”“海糾”們。“×糾”全稱“首都紅衛(wèi)兵××糾察隊”，其骨干都是些身世不凡的“紅色貴族”，這“糾”的門檻極高，連13級以下的子弟都難問津。這批“紅五類’們，才是至今沒完沒了地被清算的“血統(tǒng)論”的“罪魁禍首”， 他們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稱之為“鬼見愁”，許多受害“黑七類”的黑色記憶，都是八月“紅色恐怖”的結(jié)晶。

“糾”們瓦解后，又鳩合成了“聯(lián)動”。 66年10月，這“聯(lián)動”在中南海政治局禮堂誕生，全稱“中共中央、國務(wù)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可以想見其不凡的聲勢。

控訴“浩劫”的人們，最愛詬病“血統(tǒng)論”，并將其加到文革頭上。

“血統(tǒng)論”實在與“文革”無關(guān)。“鬼見愁”對聯(lián)和“譚力夫講話” ，正是8屆11中全會后反對派抵制文革的一個重頭武器，它一出籠就受到文革派的批判。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講話指出“我懷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們上當了”，她要大家團結(jié)起來，把斗爭目標鎖定為徹底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

8月5日凌晨，周恩來在清華大學(xué)指出：“‘貧協(xié)’不是我們黨在學(xué)校的政策”。

8月6日在參加天橋劇場的辯論大會上，江青一再強調(diào)“老子英雄兒好漢”口號是錯誤，建議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yīng)如此。”。

1966年10月9日，周恩來就指出 “譚力夫講話是典型的形'左’實右得很”， 否定 “黑七類”的提法。

連毛澤東都出面說：“學(xué)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都出身好嗎？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選擇！”

然而，這都改變不了聯(lián)動們的立場，結(jié)果血統(tǒng)論又拋出如下對聯(lián)：

　　老子槍桿打天下穩(wěn)上穩(wěn)；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橫批：專政到底

　　老子闖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兒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橫批：代代相傳

　　老子革命打江山；兒子造反為江山。橫批：代代紅

　　老前輩降群魔大殺大砍；后來人伏妖崽猛鎮(zhèn)猛斬。橫批：誰敢翻天？

隨著斗爭的深入，后來聯(lián)動也坦言“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他們的口號也“圖窮匕見”：“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油炸江青”，“踢開中央文革”。

“打砸搶抄抓”，是聯(lián)動們的拿手好戲，也是其基本活動方式。

他們有恃無恐，有過六沖公安部的光輝記錄，用今天的話語叫“群體”到公安部打砸搶，連副部長都吃過拳頭。

后來流行的控訴文革的黑色記憶，細加追索，基本都應(yīng)記在東西糾和聯(lián)動們的賬上。

著名的 “老舍之死”案就發(fā)生在“紅色恐怖”的八月。1966年8月24日，這一天，也是劉×等組織北京12個學(xué)校保皇軍襲擊清華園的日子。聯(lián)軍浩浩蕩蕩沖進清華園，包圍大字報區(qū)，先是宣讀最后通諜，然后毆打看大字報的群眾，不但撕去揭批劉、鄧的大字報，還特別認真地用相機拍下了大字報的作者，準備秋后算帳，最后，還在校園游行一周示威。

“老舍之死”是控訴文革的重磅炸彈，具體追索除了在浩然身上糾纏不休外，其余也就難得糊涂了。

文革結(jié)束后， “紅五類”紛紛轉(zhuǎn)型成“官二代”或“富一代”，他們已經(jīng)與當年“黑七類”攜起手來控訴“浩劫”，而“抽皮帶”的清算，未免就撲朔迷離——看看“李剛兒子飚車”的“法制”，也就可以不惑了。

歷史地看，不應(yīng)過分追究“紅色恐怖”的個人責任。血統(tǒng)論的拋出與猖狂表現(xiàn)，不過是文革中“走社”“走資”兩種力量較量的一個階段性的表現(xiàn)，是政治斗爭，不是刑事案件。

它是文革中的一股逆流，是抵制干擾運動大方向的，將這些記在文革賬上，是不公平的，是歷史的顛倒。

聯(lián)動后來隨著平民紅衛(wèi)兵的崛起而覆滅。如果說，譚力夫是這批反對文革的“紅色貴族”“保爹派”紅衛(wèi)兵的代表，那么，蒯大富和“首都紅三司”就是平民造反派紅衛(wèi)兵的代表。兩股力量的斗爭構(gòu)成了那一段時間文革斗爭的主要形式，這段斗爭以平民紅衛(wèi)兵的勝利而結(jié)束。

毛澤東的許多話都是言簡意深、微言大義，往往要在許多年后我們才能領(lǐng)悟。比如他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chǎn)階級在哪里”，不是對建國后十幾年的黨內(nèi)爭論，對文革中史無前例的艱難曲折的一個高屋建瓴的總結(jié)嗎？而1966年8月的“紅色風暴”，不過是澎湃奔涌的洪流中的一個小曲折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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