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劉進、宋彬彬道歉為何砸鍋——談卞仲耘之死
——賀合林——
目 錄
第一節(jié) 王晶垚索要的卞仲耘之死真相
第二節(jié) 卞仲耘之死的兩個“真相”
第三節(jié) 兩個“真相”的主要相同之處
1、6月2日至8月18日的校文革概況
2、鄧小平直接過問指導女附中初期文革
3、“血統(tǒng)論”對聯(lián)出現(xiàn)在撤工作組的同時
4、袁淑娥的哭訴對卞仲耘的置命一擊
5、第一次批斗會即實施了武斗
6、挑起群眾斗群眾
第四節(jié) 兩個“真相”的主要不同之處
1、北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成立的時間
2、誰組織的“8·5”事件
3、七人名單的產(chǎn)生和作用：
4、有沒有進行搶救
5、鄧榕劉亭亭是否參與暴力
5、毛主席說的“要武嘛”與武斗有沒有關聯(lián)
第五節(jié) 王友琴對文革武斗的謬解和正解
1、毛主席說的“要武嘛”與武斗沒有關聯(lián)
2、王友琴將文革武斗歸咎毛主席
3、王友琴將文革武斗歸咎于工作組和高干子弟
第六節(jié) “中央文革”對“血統(tǒng)論”的堅決斗爭
第七節(jié) 關于卞仲耘之死
第八節(jié) 劉進、宋彬彬“道歉”為何砸
前 言
曾幾何時，文革道歉成風。追風的接踵而至，陳小魯?shù)囊环狼父菍L推到了一個高潮。宋彬彬也不甘落后于人，不遠萬里從大洋彼岸火急火燎趕來中國，為幾十年前的中國文革進行道歉！直令我這個局外之人感動至深。這是一種什么精神？這是一種另類的國際主義精神。然而，令她沒有想到的是，其道歉的對象竟然把她的好心當成了驢肝肺，使她數(shù)度流出的淚花化作東流，自討了一個沒趣！沒趣！
2014年1月27日，在文革中被打死的原北師大附中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發(fā)出聲明，表示“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的虛偽道歉”。
繼陳小魯文革道歉砸鍋實為反文革道歉之后，這一回，宋彬彬還有劉進的道歉又徹底砸了鍋。不過，他們的道歉砸鍋卻產(chǎn)生了一個附帶功效——在揭示了卞仲耘之死的真相同時，又用卞仲耘之死的真相揭示了文革為什么會出現(xiàn)武斗的原因。
本篇主要通過引用兩篇《卞仲耘之死》提供的有關情節(jié)，將它們的異同進行分析比較，解析出卞仲耘之死的原因和文革發(fā)生武斗的原因。
第一節(jié) 王晶垚索要的卞仲耘之死的真相
話又說回來，王晶垚也不是反對“文革道歉”。其內(nèi)心也希望有人站出來為他妻子的冤死道歉。他不接受道歉，有一個“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的前提。作為他的《聲明》的讀者，我對其妻子的被害表示十分同情，對殘害其妻子的人表示十分的憤慨。同時認為，作為受害者丈夫的王晶垚也有索要其妻被害真相的權利。
那么，他要的真相是什么呢？在他的《聲明》中，作出了這樣的說明：
1966年8月5日下午，師大女附中(現(xiàn)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紅衛(wèi)兵以“煞煞威風”為名在校園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紅衛(wèi)兵慘無人道地用帶鐵釘?shù)墓靼艉蛙娪勉~頭皮帶毆打卞仲蕓同志，殘暴程度令人發(fā)指！
下午3點鐘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園中。她遍體鱗傷、大小便失禁，瞳孔擴散，處在頻臨死亡的狀態(tài)。紅衛(wèi)兵將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輛三輪車上，身上堆滿骯臟的大字報紙和一件油布雨衣(這件雨衣至今我還保留著)。在長達5個小時的時間里，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拒絕對卞仲耘同志實施搶救(郵電醫(yī)院與校園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點多鐘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郵電醫(yī)院，人已無生還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紅衛(wèi)兵負責人劉進在對全校的廣播中叫喊：“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真是喪盡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難十三天之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紅衛(wèi)兵代表。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負責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門，代表師大女附中的紅衛(wèi)兵給毛澤東戴上紅衛(wèi)兵袖章——這個袖章上沾滿了卞仲耘同志的鮮血。毛澤東對宋彬彬說：“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紅衛(wèi)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卞仲耘同志遇難已經(jīng)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蓋著。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劉進二人竟以“沒有有效阻止”、“沒有保護好”、“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開脫了她們在“八五事件”中應付的責任。并僅以此為前提，對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領導及其家屬進行了虛偽的道歉。
為此，作為卞仲耘同志的老戰(zhàn)友、丈夫，我鄭重聲明如下：
一、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是殘殺卞仲耘同志的兇手！
二、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的虛偽道歉！
特此聲明！
王晶垚索要的就是這樣一個真相。我們從道歉被拒可以看出，宋彬彬等人“道歉”道出來的“真相”應該不太符合王先生《聲明》出來的“真相”。所以，卞仲耘之死，從目前來看，應該還存在著兩個“真相”。
王先生《聲明》出的真相最重要一點是：8月5日卞仲耘被害與8月18日毛主席要“道歉”者之一的宋彬彬“要武”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而宋彬彬?qū)Υ藚s予以徹底否定了。
第二節(jié) 卞仲耘之死的兩個“真相”
近年來，師大女附中畢業(yè)生就"八五事件"寫的文章中，最有份量的是兩篇同名的《卞仲耘之死》。作者之一是1968屆高中生，高一3班學生王友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博士，現(xiàn)為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她在《文革受難者》（2004年出版）一書中，將《卞仲耘之死》置于首篇。該文以很長的篇幅描寫了卞校長遇難的前前后后，文章強烈的批判色彩、明確的指控對象給人印象至深。我注意到，目前海內(nèi)外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主要采信的是此文提供的資料和觀點。另一篇同名文章的作者是1966屆初中生、初三3班學生葉維麗（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xiàn)為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終身教授）。她于2006年7月在美國發(fā)表了英文版的學術性文章《卞仲耘之死》，中文版未有機會在國內(nèi)公開發(fā)表，僅在博客網(wǎng)站"二閑堂"上貼出。此文有100多個注釋，中文沒有譯出。上述兩個版本的《卞仲耘之死》，從各自披露的細節(jié)到最后結論，均有重大的不同和分歧。
上面是馮敬蘭《不要讓文革成為演義--也談卞仲耘之死》中的一段摘文。馮是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本文是她主持劉進等4人連她共五人對卞仲耘之死的共同回憶并由她執(zhí)筆成文的。
劉 進：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
宋彬彬：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為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
于 羚：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中五2班（五年制實驗班）學生
葉維麗：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
上面的摘文中提到了兩個最有份量的由葉維麗和王友琴（1968屆高一3班學生）所寫的《卞仲耘之死》。在兩篇之中，海內(nèi)外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主要采信的是王友琴的。葉維麗的不被采信，說明她的與王友琴的存有歧義，所以，兩個《卞仲耘之死》揭示的應該也是兩個不同的“真相”。
沒有搜到葉維麗的《卞仲耘之死》，但是，在馮等五人所述的《也談卞仲耘之死》中，她與其他4人所述基本合拍。因此，她的《卞仲耘之死》揭示的“真相”應該與《也談卞仲耘之死》揭示的“真相”比較合拍。
下面，我們就將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和馮等五人的《也談卞仲耘之死》進行綜合分析，從中探討卞仲耘之死的真正的真相。
第三節(jié) 兩個“真相”的主要相同之處
1、6月2日至8月18日的校文革概況
1966年6月2日，由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三人聯(lián)名寫出了第一張大字報。
6月4日一早，工作組正式進校，張世棟是工作組組長，馬嫻華是副組長，
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教師代表二人，數(shù)學老師李松文和生物老師陳大文，學生代表五人，劉進、宋彬彬、馬德秀、耿麗蘭、尹斐，前四人為高三學生，尹斐是高二學生。劉進為學生代表會主席，其他四人為副主席。隨即，各班的團支部、班委會被廢除，班主任靠邊站，成立班核心小組。工作組--師生代表會--班核心小組，成為學校新的三級組織。
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個人貼出了反工作組的大字報，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第一次揭批會在大操場召開。當時卞校長一個人站在臺上，副校長胡志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臺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后面，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后。6月22日揭批會繼續(xù)開，兩次大會都有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發(fā)生，卞校長挨打最多。
揭批會后，卞校長又回北京飯店開會，并向上級反映過有關情況。7月3日，她又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于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diào)查、處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學生中間活動，包括學生去卞校長家貼大字報，都是她領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見到她也在場。
6月27日，1966屆/高三3班學生梁二同為首的18人貼出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把無產(chǎn)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18人全部是高中學生，7月初，由她們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學生組織"紅旗"。
7月5日上午，工作組胡啟立、張世棟帶劉進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的運動情況。
7月5日下午，張世棟召開全校大會，動員和部署大辯論，主題是"運動要不要工作組的領導"，7月6日準備，7月7日、8日、9日三個半天開辯論會，可以"缺席辯論"。辯論對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學校，沒有參加辯論。
三次辯論會后，工作組把大多數(shù)學生集中起來赴邢臺軍訓，把不符合軍訓條件的少數(shù)"有問題"的學生送到郊區(qū)勞動。7月20日左右，工作組把校領導和全體教職員弄到白堆子馬神廟小學集中學習，不許回家。由學生代表主持會議，讓每人準備‘洗澡、下樓'，實際是人人過關。"
7月28日集訓結束，7月29日集訓人員返回學校。學校出現(xiàn)了“老子英雄兒好漢 / 老子反動兒混蛋 / 橫批 歷來如此”的對聯(lián)。7月29日中央在人大會堂召開會議，宣布撤工作組。7月30日下午，工作組召開校會，宣布撤出學校。
7月31日，學校貼出來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的大字報，前身是"紅旗"。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王友琴認為是成立的校紅衛(wèi)兵。
8月5日下午，批斗學校領導，卞仲耘被害死亡。晚上，劉進等人向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匯報。第二天早上，劉進通過廣播通報了卞仲耘死亡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8月8日，成立"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劉進為主任。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宋彬彬向毛主席獻紅衛(wèi)兵袖章。毛主席問過她的名字后說：“要武嘛。”
以上是根據(jù)馮敬蘭文整理出來的北師大女附中1966年6月2日至8月18日的文革概況。王友琴敘述的基本與此相同。
2、鄧小平直接過問指導女附中初期文革
王友琴文：
1966年7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長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團中央書記、西城區(qū)工作隊負責人胡啟立，當面向鄧小平匯報該校的文革情況。在談話中，鄧小平談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組適當處理。鄧小平詢問"斗"了卞仲耘幾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組匯報打了時，鄧小平強調(diào)了不要打人。另外，對西城區(qū)的學校和學校負責人的排隊"比例"（見上文），鄧小平提出要"爭取一部分三類變成二類"。對師大女附中被劃為"四類學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濤兩個副校長劃成"四類干部"，鄧小平?jīng)]有表示異議。
這種通過制定打擊對象的比例來領導和控制"運動"的做法，是早已開始的。整人者在會議上一本正經(jīng)地討論這這些百分比，已經(jīng)將此作為正常的工作方式，絲毫不顧忌這樣做違反法律程序，以及對數(shù)字背后所代表的人意味著的殘酷。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把鄧小平接見女附中工作組并講話的日子寫成1966年6月4日（見該書第19頁）。把鄧小平的這一講話的日期由7月5日提前到６月４日，而６月４日還沒有發(fā)生卞仲耘在６月２３日被"斗爭"和被打以及她寫信給上級求助的事情。顯然，這樣改動日期，可以除去鄧小平對卞仲耘這樣的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被劃成"四類干部"并遭到"斗爭"的責任，以及鄧作為６月７月間文革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對這一階段的"運動"應該負的責任。
馮敬蘭文：
劉進：7月5日上午，工作組胡啟立、張世棟帶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的運動情況，是在鄧小平家里，在場的只有鄧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張世棟匯報，胡啟立補充。
馮敬蘭：為什么要帶你們兩個學生而不是別人去鄧家匯報？
劉進：是鄧點的名。由于工作關系，他和我們的父母很熟。那天鄧一看見我，就對我說："劉仰嶠是個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后，由我父親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親也成為黑幫被停職了。因此，鄧的這句話讓我特別激動，胡啟立、張世棟他們怎樣開始匯報的，我都沒有聽進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鄧的兩次插話，一次是張匯報6月21日揭批會袁淑娥沖會場的情況，鄧小平問這是什么人，張說是外校的一個老師，沒通知她，她自己來的，鄧說這是個壞人。另一次是張匯報到17日、27日兩次反工作組的情況時，鄧說應該組織辯論。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說同學們對這個已經(jīng)不感興趣了，反正那些同學也不常來學校，呆在學校的都是擁護工作組的學生。鄧說辯論是有意義的，可以讓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辯論也可以。鄧還講了在學生中間是分左、中、右的，運動后期都要排隊。
最后，鄧小平講了三條，第一條是不允許在學生中成立黨團以外的組織。那會兒海淀區(qū)中學已經(jīng)有了紅衛(wèi)兵這種學生組織，處于地下狀態(tài)。鄧強調(diào)一定要由黨、團組織來取代類似紅衛(wèi)兵這樣的非法學生組織，要把學校里學習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組織能力強的學生，吸引到團委或?qū)W生會里面，讓他們（非法學生組織）沒有領頭人，沒有市場，他們就鬧不起來。第二條是要盡快恢復黨組織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學校的黨組織，不能離開黨組織。第三條講的是女附中的教師情況，說老師是有真本事的，要盡快解放他們，讓他們出來工作。還說到王明夏、張玉壽（均為該校特級數(shù)學教員）這些老師非常優(yōu)秀。
宋彬彬：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于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面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于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志濤等有些什么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來他又說到老師們都是好的，說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義呀？若有那么多，我們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養(yǎng)出來的？！毛主席的女兒不也是女附中培養(yǎng)的嘛！難道都是壞老師教的？
葉維麗：實際上，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一個點，師大一附中是劉少奇的一個點，他們通過兩所中學了解運動情況。劉鄧領導文革的方式可以說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給干部分類的四清的辦法，卞仲耘就給定成"四類干部"；整"反動學生"用反右的辦法，那些"反工作組"的學生就面臨可能成為"右派學生"的下場。
……卞仲耘后來給上級寫信，詳細地講了當天挨打的情況。那時還有地方"伸冤"，信息的傳遞也是暢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這個情況了。卞寫的信鄧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見工作組的時候還提到這封信。
王友琴和馮敬蘭這兩篇文章關于鄧小平指導其校文革的敘述，內(nèi)容雖然略有出入。但都肯定：鄧小平直接過問指導了女附中的初期文革，默認了工作組對校領導的“劃類”，知道6月22日和23日卞仲耘兩次挨斗并挨了打。
3、“血統(tǒng)論”對聯(lián)出現(xiàn)在撤工作組的時候
王友琴文：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wèi)兵的組織綱領是一副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jù)家庭地位來確定年輕人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最高級干部子女組成的。現(xiàn)在，根據(jù)新的"對聯(lián)"理論，這些人又理所當然地成為紅衛(wèi)兵的負責人，同時擔任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他們獲得了三項巨大的特權：一是可以把所謂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當作"混蛋"來"斗爭"。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準就可以"斗爭"校長和教員。三是可以運用暴力攻擊同學和老師。
馮敬蘭文：
葉維麗：我們是從永定門火車站走回學校的，當年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學校一看，我們離開還不到十天，整個校園面目皆非了。大字報主要是鼓吹對聯(lián)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對聯(lián)給人的沖擊太大了。和工作組有關的大字報似乎并不多。從火車站一回到學校，就有人向我們宣布工作組撤消的消息，我記憶中有工作組王老師滿臉錯愕的表情。對聯(lián)加上撤工作組的消息真把人給震懵了。
馮敬蘭：我們"壞學生"下鄉(xiāng)勞動比軍訓的大隊人馬回來得早。學校的氣氛已經(jīng)有些恐怖和驚悚了，這是我的感覺，因為心虛。當時宿舍樓大門口貼的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 / 老子反動兒混蛋 / 橫批：歷來如此）特別醒目
馮敬蘭：從工作組撤走到"八五"之前這個禮拜，對聯(lián)出現(xiàn)，讓血統(tǒng)論登峰造極，成為最矚目的事。學生分成了"紅五類"和"黑五類"，處于兩者之間的，也沒什么光彩。還有什么事發(fā)生？
血統(tǒng)論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對聯(lián)出現(xiàn)在撤工作級的時候，兩文的記述完全相同。
4、袁淑娥的哭訴對卞仲耘的置命一擊
馮敬蘭文：
葉維麗：在6月21日工作組主持召開的批斗會上，袁淑娥（女，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師大女附中英語教員丁某前妻）的表現(xiàn)引人注目。在這個會上卞校長被打得很厲害，這應該和袁淑娥的煽動有直接關系。卞仲耘后來給上級寫信，詳細地講了當天挨打的情況。那時還有地方"伸冤"，信息的傳遞也是暢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這個情況了。卞寫的信鄧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見工作組的時候還提到這封信。
文化革命以前，卞主管黨的工作，日常教學工作由胡志濤副校長主持，普通學生對卞不是很了解。袁淑娥起的作用就是把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卞身上，特別是集中到"生活作風"上，使大家在情緒上對她反感。
劉進：其實文革開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經(jīng)常來學校活動了。批斗會前她曾找過工作組要求參加大會，工作組不同意，可她還是帶著兒子和母親來沖了會場。她手里還拿著一張照片，粗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的一張合影，實際上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剪去兩邊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這個當證據(jù)，說卞校長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在臺上哭訴，學生立即群情激憤，喊起了口號，場面一度失控。會場安排出身貧下中農(nóng)家庭的學生拿著練體操的木槍押著校領導。袁一哭訴，這些學生就你一槍、我一槍把卞校長捅倒了，卞校長當時就發(fā)生了嘔吐。
于羚：袁淑娥是大連工學院的俄語老師，1959年與卞校長同住一所醫(yī)院時相識。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袁的丈夫丁某當時在北京空軍，也有轉(zhuǎn)業(yè)到女附中的意愿，經(jīng)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討論通過，丁某調(diào)入女附中教英語。這期間，袁、丁夫婦經(jīng)常爭吵，卞校長從中做過一些調(diào)解，袁、丁最終離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zhí)行，沒有答應她。于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將上萬言的揭發(fā)信，復寫多份，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范大學黨委等寄去。揭發(fā)信捏造事實、斷章取義，把個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綱上線到政治高度。
文革開始后，袁淑娥的控告信轉(zhuǎn)到工作組手上。工作組原本對卞校長的態(tài)度比較溫和，認為批斗卞的材料還不夠充分。后來，在6月21日、22日的批斗會上，工作組的態(tài)度有了轉(zhuǎn)變，沒有阻止袁上臺哭訴、煽動學生的行為。胡志濤校長對袁淑娥參加學校的批斗會十分不滿，為此還質(zhì)問過工作組。她曾表示，卞仲耘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生活作風上沒有問題。
王友琴文：
王晶堯也開始設法要在法律上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diào)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即最后毒打摧殘卞仲耘致死的三四個學生，他還控告了一個在1966年6月23日"斗爭"卞仲耘大會上積極活動的外校工作人員。這個人因為私怨，到"斗爭會"上"揭發(fā)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偽證，把一張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師，試圖以此證明卞仲耘有"男女關系問題"。事實上，因為不準被"斗爭"對象自我辯護，加上兇暴的斗爭方式，這種利用文革機會陷害人報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時代大量發(fā)生，也是文革能順利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區(qū)人民檢察院"發(fā)出"不起訴決定書"。這份文件寫道：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jié)嚴重，已構成誹謗罪。但根據(jù)《刑事訴訟法》地十一條第二項之規(guī)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兩文對袁淑娥在批卞會上進行的“控訴”都有記述，雖然王友琴文對此敘述比較簡略，但是，從王晶堯提出起訴和檢察院認定袁淑娥犯有誹謗罪來看，說明袁淑娥的哭訴煽動的學生憤怒情緒對于卞仲耘后來被打死起著很大的作用。
5、第一次批斗會即實施了武斗
王友琴文：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fā)批判大會"。全校師生都必須參加。大會開始后，幾個學生把卞仲耘押到臺上，把其他四個學校負責人押在臺下，面對群眾。在這樣的大會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彎腰，以示"低頭認罪"；上臺"揭發(fā)批判"者，都作氣憤填膺狀，聲音高八度，講話時揮拳頭跺腳。對不少這樣的人來說，一種革命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脹感使他們根本不考慮被斗爭的人身受的遭遇。會中，有學生跑上臺，用學校自制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這個一槍，那個一槍，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幾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澆她的頭，然后揪著她的頭發(fā)把她拖起來。工作組不加干涉，讓卞仲耘站起來繼續(xù)被"揭發(fā)批判"。
馮敬蘭文：
劉進：大字報貼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辯論，當晚學生自發(fā)聚在大操場宿舍樓的高臺前辯論，我班同學梁二同上臺支持了13人，說工作組壓制了革命師生的積極性，把學校運動搞得很冷清。工作組希望同學們不要再辯論了，辯論非但沒有停止，又出現(xiàn)了學生斗學生。一是批判圍攻反工作組的少數(shù)派學生，二是斗爭所謂出身不好、有問題的學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貼出一張大字報，點名12個同學，分別給帶上各種"帽子"，羞辱、體罰她們。6月20日全校開會，我代表學生代表會講話，講了三點意見（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學的筆記）："1、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不能過早下結論。2、反對在學生當中開斗爭會。3、堅決不打、不罵、不圍、不哄，堅決貫徹黨的政策。" 張世棟老師做了補充，向全校提出了"邊學、邊議、邊揭、邊批"的要求，說現(xiàn)在不適宜把重點集中在某一個校領導身上，還需要廣泛的揭發(fā)、批判和集中材料。6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提出"從今天開始轉(zhuǎn)入重點揭發(fā)批判"，并安排當日下午召開揭發(fā)卞仲耘的大會。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第一次揭批會在大操場召開。當時卞校長一個人站在臺上，副校長胡志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臺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后面，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后。6月22日揭批會繼續(xù)開，兩次大會都有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發(fā)生，卞校長挨打最多。
劉進：其實文革開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經(jīng)常來學校活動了。批斗會前她曾找過工作組要求參加大會，工作組不同意，可她還是帶著兒子和母親來沖了會場。她手里還拿著一張照片，粗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的一張合影，實際上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剪去兩邊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這個當證據(jù)，說卞校長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在臺上哭訴，學生立即群情激憤，喊起了口號，場面一度失控。會場安排出身貧下中農(nóng)家庭的學生拿著練體操的木槍押著校領導。袁一哭訴，這些學生就你一槍、我一槍把卞校長捅倒了，卞校長當時就發(fā)生了嘔吐。袁的發(fā)言大概前后持續(xù)了一個多小時，其間一直有對校領導的過激行為。還有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發(fā)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園貼過一張小字報，揭發(fā)卞校長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假黨員。一個說卞有生活作風問題，一個說卞是假黨員，好像兩顆重磅炸彈，在學生中激起的憤怒可想而知。
面對突發(fā)的暴力行為，工作組進行了勸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fā)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同學的筆記上，記著在會議快結束時，工作組宣布："我們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xiàn)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職"。揭批會后，卞校長又回北京飯店開會，并向上級反映過有關情況。7月3日，她又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于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diào)查、處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學生中間活動，包括學生去卞校長家貼大字報，都是她領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見到她也在場。
王友琴文和馮敬蘭文都記載了由工作組組織的批判會即實施了武斗。王文說“工作組不加干涉”，馮文說“工作組進行了勸阻”。
6、挑起群眾斗群眾
王友琴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wèi)兵在一些班里"斗爭"了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初二（四）班開"斗爭會"的時候，教室墻上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這個班有４５名學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壞"的學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繩子拴著的學生被強迫逐個"交代""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父母的"罪行"，結束的時候，還必須連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馮進蘭文：
劉進：大字報貼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辯論，當晚學生自發(fā)聚在大操場宿舍樓的高臺前辯論，我班同學梁二同上臺支持了13人，說工作組壓制了革命師生的積極性，把學校運動搞得很冷清。工作組希望同學們不要再辯論了，辯論非但沒有停止，又出現(xiàn)了學生斗學生。一是批判圍攻反工作組的少數(shù)派學生，二是斗爭所謂出身不好、有問題的學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貼出一張大字報，點名12個同學，分別給帶上各種"帽子"，羞辱、體罰她們。6月20日全校開會，我代表學生代表會講話，講了三點意見（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學的筆記）："1、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不能過早下結論。2、反對在學生當中開斗爭會。3、堅決不打、不罵、不圍、不哄，堅決貫徹黨的政策。" 張世棟老師做了補充，向全校提出了"邊學、邊議、邊揭、邊批"的要求，說現(xiàn)在不適宜把重點集中在某一個校領導身上，還需要廣泛的揭發(fā)、批判和集中材料。
劉進：7月5日下午，張世棟召開全校大會，動員和部署大辯論，主題是"運動要不要工作組的領導"，7月6日準備，7月7日、8日、9日三個半天開辯論會，可以"缺席辯論"。辯論對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學校，沒有參加辯論。
馮進蘭：記得當時上升到了"反奪權"的高度。我原本在班里很不起眼，也沒有反工作組，可是7月15日那天突然被揪出來揭發(fā)批判。我的主要問題是，想奪權（說了核心小組是自封的）、仇視干部子弟（背后議論說過壞話）、仇視黨的階級路線。運動積極分子還可"火線入團"。看樣子都是工作組執(zhí)行鄧小平指示的具體行動。
第四節(jié) 兩個“真相”的主要不同之處
1、北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成立的時間
王友琴文：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wèi)兵掌管學校。
在7月底，毛澤東下令把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 撤出學校。7月31日，這所中學的紅衛(wèi)兵宣布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后，控制學校的是紅衛(wèi)兵組織以及工作組建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后者中大部分是學生，這些人也都是紅衛(wèi)兵的負責人。
馮敬蘭文：
劉進： 7月31日，學校貼出來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的大字報，前身是"紅旗"。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馮敬蘭：那時學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東方紅公社"，二是四三派"紅色造反團"，三是主義兵，人數(shù)不多，還是那些同學，成為"老兵"的代表。
馮敬蘭："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的成立宣言，我親眼看到，紅紙黑字，很顯眼……
馮敬蘭：失去話語權的不僅僅是出身不好的同學，而是除了"紅五類"以外的大多數(shù)。班里的核心小組--最基層的權力單位并沒散伙，因為她們都是紅五類，對聯(lián)讓她們增強了自信心和凝聚力。
葉維麗：馮敬蘭關于核心小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這個問題上很敏感，因為作為"有問題"的學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權威。班核心小組不像校一級的師生代表會，不是工作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組突然撤離后，班核心小組沒有受影響，反倒因為"對聯(lián)"而鼓了氣；又因為校級師生代表會有些"吃癟"，更在事實上加強了班核心小組的權威。當時許多班級以辯論對聯(lián)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學，恐怕都與核心小組有關。8月5號高一3班斗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么作用？
劉進：我和宋彬彬沒有發(fā)起、成立過叫"紅衛(wèi)兵"的組織。我倆7月5日親耳聽到鄧小平關于制止紅衛(wèi)兵等非法學生組織成立的談話，工作組撤走后，我們一直為自己的錯誤而苦悶、迷茫，不可能搖身一變，就去帶頭組織"紅衛(wèi)兵"。……2006年，張靜芬老師（卞校長遇難后秘密給王先生寫信的人）曾對我說，當時她看到圍著校領導打人的是不足一個班的學生，在大操場和后院大約都是二三十人，沒有戴紅袖章，那時還沒有成立紅衛(wèi)兵。
劉進：關于紅衛(wèi)兵成立的時間，根據(jù)調(diào)查我可以這樣判斷，是8月8日"籌委會"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幾天里，一哄而起的。在對聯(lián)制造的氛圍下誰可以當誰不可以當，每個人心里很清楚。當時中央正在開會，毛主席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wèi)兵的消息透露出來以后，大家才覺得紅衛(wèi)兵不是非法組織了，毛主席都支持了，我們思想上才會接受紅衛(wèi)兵。
宋彬彬：我記得女附中紅衛(wèi)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調(diào)查的結果也證明這種說法最接近事實。女附中的紅衛(wèi)兵很松散，沒有加入不加入這一說，你說自己是，只要沒有人反對，你就是了。
按照王友琴的說法，7月31日成立了掌管學校的校紅衛(wèi)兵組織。
按照馮敬蘭等人的說法，7月31日沒有成立掌管學校的校紅衛(wèi)兵組織，只是由反工作組的少數(shù)派成立了“毛澤主義紅衛(wèi)兵”，并不掌管學校。工作組撤后，主要由班核心小組起作用。紅衛(wèi)兵是在8月8日以后至8月18日以前一哄而起的。
如果劉進說的2006年張靜芬老師（卞校長遇難后秘密給王先生寫信的人）對他說的“當時她看到圍著校領導打人的是不足一個班的學生，在大操場和后院大約都是二三十人，沒有戴紅袖章，那時還沒有成立紅衛(wèi)兵”屬實，則當時沒有成立紅衛(wèi)兵應該是實。因為，我們從括號里的（卞校長遇難后秘密給王先生寫信的人）可以看出，張靜芬是一位正義感很強的老師，我們應該對她給以高度的信任。
這樣的結論對于熱衷于“紅衛(wèi)兵暴行”的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為，紅衛(wèi)兵還沒有成立，就意味著打死卞仲耘事件與紅衛(wèi)兵無關了。
2、誰組織的“8·5”事件
王友琴文：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wèi)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wèi)兵首先發(fā)起了這一行動。那時，副校長胡志濤正在打掃廁所，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后，開"斗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準，意思是紅衛(wèi)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斗爭"人。紅衛(wèi)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么。有一個紅衛(wèi)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他們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紅衛(wèi)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臺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wèi)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并開始大聲"揭發(fā)"和"控訴"。
馮敬蘭文：
劉進：胡校長在《"八五"祭》里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么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么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卞校長回家后的情況也有一些文字記載。總之，她們都覺得生命已沒有保障了。
馮敬蘭：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fā)起、組織了游斗校領導，事先并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里少數(shù)同學發(fā)起揪斗校領導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里說，現(xiàn)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jīng)發(fā)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游斗。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就是想表現(xiàn)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優(yōu)秀學生，只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么厲害，也不是沒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只能看著。卞校長死后，誰都不說話了。
劉進：從近年的調(diào)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師和高年級同學都對打人者進行過勸阻。……高三4班反過工作組的王亞力、李樂群等同學也勸阻過兩次，……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學生會主席，反工作組成員之一）到校比較晚，8月5日她沒來，聽說卞校長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驚和氣憤，當天就開始著手調(diào)查事情的經(jīng)過。2006年我曾問過她，她說調(diào)查后基本落實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學生為主。很多人是在表現(xiàn)自己，誰打得兇，誰的階級感情就深，覺悟就高。她還說，我調(diào)查了，你們這些學生領袖那天下午在東二樓呆著，沒有人參與這件事情。
劉進：2006年，張靜芬老師（卞校長遇難后秘密給王先生寫信的人）曾對我說，當時她看到圍著校領導打人的是不足一個班的學生，在大操場和后院大約都是二三十人，沒有戴紅袖章，那時還沒有成立紅衛(wèi)兵。
馮敬蘭：那天打人的學生，許多目擊者還能叫出她們的名字。我班有同學看到，劉致平副校長因為謝頂，頭上被貼了一張墨汁涂黑的紙，高一某學生命令他跪著，做舉手投降狀，給他拍了照片。
葉維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腦子里老有兩個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
王友琴文認為是由“高中一年級紅衛(wèi)兵首先發(fā)起了這一行動”進一步擴展到全校紅衛(wèi)兵。“高中一年級”是個泛稱，涉及的人員眾多，難以成為“發(fā)起者”。 王友琴作為高一3班的學生，連事件首先由高一年級哪個班發(fā)起的都沒弄清楚而籠統(tǒng)地以“高中一年級紅衛(wèi)兵”稱之，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馮敬蘭文所述為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fā)起且與劉進等學生領袖無關，也與原來反工作組的于7月31日成立的“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其前身為“紅旗”）無關。由于工作組撤出以后，校紅衛(wèi)兵還沒有成立，班核心小組未受影響，還在行使權力。所以，發(fā)起者可以具體到高一3班的班核心小組。由此看來，馮敬蘭文所指應比較可信。
3、七人名單的產(chǎn)生和作用：
王友琴文：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被通知到了郵電醫(y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尸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而且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堯。王晶堯不認識他們，請求他們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他保存下來了這張有7人名字的紙片。這7人中有6人是紅衛(wèi)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學生，紅衛(wèi)兵負責人。
馮敬蘭文：
關于王先生出示的那個名單，我是從胡杰電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單是豎著寫的：師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巖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后來，2008年在一個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說兇手就在里面。有同學看見那個名單后，告訴我說是李松文老師寫的字，他教過她們班幾何，很熟悉他的字體。于是我去找李老師，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我把那個復印的名單拿給他，請他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過了幾天，李老師打電話約我見面，詳細講了名單產(chǎn)生的前因后果。他說，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帶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學校已經(jīng)快6點了，聽說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幾個學生堵著不讓他過去，當時他找趙桂英老師又找校醫(yī)劉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醫(yī)院，醫(yī)生不管救治，在場師生和醫(yī)護人員發(fā)生了爭執(zhí)，大夫說要有學校證明才能搶救。當時已經(jīng)很晚了，到哪里去開證明、蓋公章？李老師問大夫簽名做證行不行？醫(yī)生說，不能讓學生寫條子，學生一畢業(yè)就沒法找人了，要寫也是老師寫。于是，李松文老師在一張紙上豎著寫了校名師大女附中，然后寫下自己的名字，當時在場的還有其他老師和很多學生。簽名是要承擔責任的，他就問幾個高年級的學生，我把你們的名字寫上行不行？我們都說行，他就把幾個認得的學生名字寫上了。他當時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個高二學生，李小琦、馬恬、王滿華，我、宋彬彬和徐巖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師說，這是搶救以前我給大夫?qū)懙拿麊危恢涝趺吹搅送跸壬掷铮蟾攀轻t(yī)院交給他的吧。還說："那天你把名單給我看的時候，一看是我的字體，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細回憶，記得是這個過程。卞去世以后，大約9、10點鐘，大多數(shù)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沒有去北京飯店。"
署有師大女附中的“李松文 徐巖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的七人名單是豎寫的，從漢語書寫的“橫左豎右”起筆格式和習慣來看，排第一名的應是李文松老師，而不是王友琴說的宋彬彬排第一位。
名單上記載的七人是不是如王友琴說的為學校“權力當局”？如果這個“權力當局”是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則只有劉進、宋彬彬和李松文（教師）三人是“代表會”的成員。而以劉進為主任的“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成立于8月8日，作為學校“權力當局”，此時尚不存在。七人是不是如王友琴所說的7月31日成立的校紅兵組織的“權力當局”？王友琴文并沒有交待出這個“權力當局”的人員構成情況。名單上的“徐巖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四人，除了出現(xiàn)在這個名單上面以外，王友琴文和馮敬蘭文都沒有提到過他們參與文革的任何活動。這四人在工作組撤走的五天后成為“權力當局”的成員應該不太可能。再說，即使七人代表了“權力當局”，作為掌權的強勢一方，對于來自校外的被害人家屬提出的要求通報全體人員姓名且留下文字證據(jù)的要求，依常理而言，是不可能答應的。
所以，對于這份名單，我傾向于馮敬蘭文所說的是向醫(yī)院提交的救治卞仲耘的擔保，這樣比較合符常理，那時的醫(yī)院接診病人，醫(yī)藥費是其次，但是，單位證明還是必須的。
4、有沒有進行搶救的問題
王友琴文：
……經(jīng)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時候，卞仲耘已經(jīng)失去知覺，……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 ……后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yī)院。時值8月，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wèi)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過去"影響不好"，不準把車推出學校。……7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于被送進郵電部醫(yī)院。醫(yī)生檢查時，她的尸體已經(jīng)僵硬，她已經(jīng)死亡多時。
馮敬蘭文：
李進：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后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學校的后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后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后知道是黨辦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y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后告訴劉沂倫，醫(y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愿來，宋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yōu)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
我推著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著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y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著往醫(y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fā)生了爭吵。在場的數(shù)學老師李松文，……這時也急了，讓醫(yī)院趕快救人。經(jīng)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后，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
葉維麗：我覺得劉進、宋彬彬她們那天參與將卞校長送進醫(yī)院，堅持要醫(yī)院搶救，并和李松文老師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擔保，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
如果上節(jié)推斷的“七人名單”是向醫(yī)院提交的接診傷員的擔保成立，那么，送醫(yī)院搶救也就成立了。
5、鄧榕劉亭亭是否參與暴力
王友琴文：
為卞仲耘的尸體處置，王晶堯和他的大女兒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的負責人之一鄧榕。鄧榕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wèi)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yī)院的醫(yī)生作尸體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醫(yī)生證明卞仲耘死于心臟病而非被打死。這是北京紅衛(wèi)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愿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來，半個月之后，紅衛(wèi)兵暴力進一步發(fā)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裝有數(shù)十具尸體的大卡車在北京的街道上開過，甚至不用任何東西遮蓋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nèi)容。
王晶堯反對解剖尸體。死亡原因如此明顯，他不要讓妻子這樣慘死后還遭受這樣無理的切割。鄧榕轉(zhuǎn)而很兇地責問卞仲耘的大女兒："你們什么態(tài)度？"她的大女兒說："反正這不能由我們負責。"鄧榕沒有再說什么就離開了。結果，尸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紅衛(wèi)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yī)院開具的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后，鄧榕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發(fā)現(xiàn)，在這本書里，鄧榕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工作組取代原校領導掌管了學校。原校領導"靠邊站"。工作組建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工作組長擔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寫大字報的學生成為副主任。每個年級有一個代表成為委員會成員。這個委員會的學生成員，除一人以外，全為該校當時父親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女兒都成為年級代表。這種情況也發(fā)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學。
劉少奇在師大女附中上學的女兒劉亭亭參與了1966年8月5日毆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動。她的國家主席女兒的身份，顯然對暴力行為的發(fā)展有很大的作用。后來劉少奇被"打倒"，他的子女也受到迫害。1980年，劉少奇得到平反，劉亭亭和姐姐及哥哥聯(lián)名發(fā)表了一篇長文《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文中對他們自己參與1966年8月的紅衛(wèi)兵抄家活動寫了一句話："十幾年來，我們最感到內(nèi)疚的就是這件事。" （《工人日報》，1980年12月5-8日連載。）
鄧榕是鄧小平的小女兒，據(jù)王友琴交待，她與劉少奇的女兒均為工作組建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年級代表。王友琴言之鑿鑿，認為鄧榕是后來的校紅衛(wèi)兵負責人之一，是要求解剖尸體導致最后作出“死因不明”結論的責任人之一。認為劉亭亭參與了“8·5”暴力行動。可是，馮敬蘭文卻沒有關于鄧榕和劉亭亭的這些記載，甚至根本沒有提及這兩個身世不同凡響的人。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謎底無法解開，其中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隱情？
5、毛主席說的“要武嘛”與武斗有沒有關聯(lián)
王友琴文：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100百萬紅衛(wèi)兵（以后還有7次）。8月18日大會是一個花費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財力舉行的全面發(fā)動和支持紅衛(wèi)兵運動的大會。這一百萬人的大會通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實況轉(zhuǎn)播。同時，制成新聞記錄電影，在全國各地放映。
宋彬彬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fā)行。而且，更進一層，報紙發(fā)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彬彬的對話。毛問宋彬彬叫什么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zhì)彬彬"的"彬彬"時，毛說："要武嘛"
8月18日大會后，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fā)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在8月18日的大會上，也首次公開了最高權力圈子的變動。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最高權力圈子中的第二號人物。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則被提升成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8月18日大會上，在天安門城樓上最為矚目的兩個紅衛(wèi)兵，彭小蒙和宋彬彬，一個來自北京最早開始用暴力毆打折磨老師和同學的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個來自第一個打死了校長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所說的"要武嘛"，意義和影響遠遠不是僅僅關于一個人的名字的評論。
馮敬蘭文：
宋彬彬：對為什么讓學生上天安門的說法很多，2006年《炎黃春秋》里有篇文章談到過一種說法，說是警衛(wèi)局領導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領導的臉色都很陰沉，氣氛不大好，才臨時決定讓一幫中學生到城樓上去。從當時的照片上，能看出有的領導臉色陰沉。但學生什么也不知道，高興得蹦啊跳的，氣氛非常熱烈。膽子大的學生就開始給那些領導人戴紅袖章。我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紅箍兒，臨上天安門時，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給了我。看到別人都上去獻了袖章，我身后一個男生（空軍大院子弟、師院附中初三學生）推了我一下，說："你這袖章挺好的，為什么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我旁邊站著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過。我問謝富治，我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小艾也說她要去獻紅領巾，謝問她是誰，我說了她父親的名字，他就讓我倆過去了。那時，能見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動得不得了，我也覺得很榮幸。毛主席并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個學校的。當時他問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zhì)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就是這么簡單的兩句話。平常我也聽說過，毛主席愛開玩笑，很會拿名字開玩笑，所以我認為這只是一句玩笑話，并沒覺得有什么特殊含義。
就是這么簡單的過程。
劉進：我再講一下事后的情況。"八一八"當天下午回到學校，梁二同就找我和宋彬彬談話，說你們保工作組，是犯了錯誤的人，怎么能給毛主席戴袖章呢？這是對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邊說一邊哭起來。當時我倆覺得又做錯了，很慚愧，我說要不然把你們的袖章給我，去換一下。后來我把她們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那兒，希望他轉(zhuǎn)交給毛主席。我反復檢討自己，為什么錯誤一犯再犯，越想越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1966年8月19日那天，我寫了大字報，列舉了自己的錯誤，宣布退出"籌委會"，宋彬彬也簽字退出。至此，我倆就退出了學校初期的文革運動。
宋彬彬：我班同學記得，8.18下午回到學校后很多人過來跟我握手，還有人開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說那是毛主席說的，我不配。
當天下午，《光明日報》一位男記者到學校來采訪我，他問毛接見我的情況，我就把那兩句話講了，再多也沒有了。他讓我寫下來，我不寫，說就這么兩句話有什么好寫的。后來我還和幾個同學說起記者約稿的事，她們也說就這兩句話有啥可寫的？不寫。
可是沒想到，8月20日《光明日報》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當時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氣，對班里同學說，別說宋要武，現(xiàn)在連宋彬彬這個名字我也不想要了。毛主席和我的簡單對話，我班同學沒有人認為那是毛要我改名，40多年來同學們沒有一個人喊過我宋要武。
后來我一直想找到那個記者，希望他能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先后找過相關的人，都說那個時候不實行實名制，不知道誰寫的。
馮敬蘭：我看過有人寫的文章，說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紅色要武中學"了，很可笑。當時我看見紅紙黑字"紅色要武中學"貼在校牌上，16歲的我心里一直在冷笑。當年在校的老師學生誰能接受這個名字？它比師大女附中好聽嗎？沒過幾天紅紙就被扯干凈了。
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zhuǎn)載了《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立刻就在全國傳開了，我是百口難辯，再說什么都沒人信了。后來經(jīng)常有外邊的人來學校看我，看到我都很失望："你怎么是這樣啊？一點兒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
8月19日我和劉進宣布退出"籌委會"以后，基本上就退出了學校的運動，成了逍遙派。我們班保工作組的人都成了逍遙派，我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叫"中流擊水"，有人說我們是"中午擊水"，因為每天中午我們都到八一湖去游泳。當時名字的問題給我很大煩惱，我說，我不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們小組的同學說這么辦吧，咱們翻字典，翻到哪兒算哪兒。一個同學拿來一本字典，隨便翻了一頁，手指"巖"字，我覺得可以，就在那個時候改名叫宋巖，以后插隊、工作都是叫宋巖。
于羚： 當時我就認為這個名字是強加給宋彬彬的，我不認為宋彬彬愿意改這個名字，那時我并不認識她。現(xiàn)在看來，所謂改名的始作俑者，就是《光明日報》記者，他的那篇文章將"宋要武"凝固成一個符號，但"宋要武"從來就不是宋彬彬。
馮敬蘭文將“要武嘛”看得很淡，認為獻袖章是一種偶然，“要武嘛”只是毛主席的一句玩笑話。從馮敬蘭文敘述的整個情節(jié)來看，這種認識非常客觀。因為毛主席并不認識宋彬彬。
王友琴文對此事進行了大肆渲染。認為毛主席在整個文革中是倡導武斗的。“要武嘛”是他的這種思想的公開宣示。因此，此前的卞仲耘之死以及隨后武斗風都是受毛主席鼓動的影響。這是一種謬論。下節(jié)將進行專論。
第五節(jié) 王友琴對文革武斗的謬解和正解
1、毛主席說的“要武嘛”與武斗沒有關聯(lián)
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為什么讓紅衛(wèi)兵上天安門城樓的問題，據(jù)宋彬彬說：“說法很多，2006年《炎黃春秋》里有篇文章談到過一種說法，說是警衛(wèi)局領導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領導的臉色都很陰沉，氣氛不大好，才臨時決定讓一幫中學生到城樓上去。”
鳳凰衛(wèi)視2012年7月6日《騰飛中國》中說：
“毛澤東走下城樓，走進紅衛(wèi)兵隊伍中，警衛(wèi)團連忙將人海中的毛澤東安全地護衛(wèi)回了城樓。后來在周恩來的安排下，1500名紅衛(wèi)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師大女附中的紅衛(wèi)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wèi)兵”的袖章，”。
從《騰飛中國》得知，這一天，毛主席本來是準備自己到廣場與紅衛(wèi)兵會面的，由于警衛(wèi)團從安全角度上考慮，阻止了他的行動，這才決定讓紅衛(wèi)兵上天安門城樓與毛主席會面。《炎黃春秋》所說原因不太靠譜，但“兩說”的“臨時決定”則是相同的。
臨時決定讓1500人上天安門城樓，而且是說上就上，安全擔保依賴的是對人民群眾的絕對信任。不用說毛主席無法了解上城樓的紅衛(wèi)兵的姓名和單位，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nèi)，公安部的人也無法了解清楚的。所以，宋彬彬得以上天安門城樓向毛主席獻紅衛(wèi)兵袖章，不可能是特意安排，純粹出于偶然。客觀因素只是她認識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而已。
2、王友琴將文革武斗歸咎毛主席
王友琴則緊扣宋彬彬給毛主席獻袖章這件事和毛主席說的“要武嘛”這句話大做文章，用大量帶有強烈批判色彩和煽情性的語言，把此前的武斗現(xiàn)象和此后的武斗風歸咎于毛主席。其中，有些內(nèi)容與本事件根本就挨不著邊、有些是極度夸張的，有些則是隨意編造的。
為了把毛主席拉進“卞仲耘之死事件”，王友琴把毛主席兩個女兒曾經(jīng)在這所學校讀過書的事也曝了出來：
“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在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yè)。當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yè)之前，江青約見了卞仲耘。江青告訴卞仲耘，李納想要學習科技，但是毛澤東要女兒學習歷史，所以，江青指示學校的老師說服李納，在報考大學時不要報理工科而報文科。后來，李納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筆記上記載了江青召她談話之事。”
說過以后，王友琴自己也覺得乏味，心知讀者定要發(fā)問質(zhì)疑，于是，趕緊作出解釋：“提到這一點，是要說明毛澤東江青和這個學校的關系。就工作關系來說，卞仲耘是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一個中學校長，從事共產(chǎn)黨上級要她做的工作。就個人方面來說，卞仲耘是他們的女兒的老師。”
這不都是廢話嘛。毛澤東女兒與這所學校有母校和學生的關系，毛澤東與這所學校的武斗就有關系？卞仲耘是毛澤東女兒的老師，難道就會是毛澤東天然的仇敵？竟然成了卞仲耘《通向死亡之路》的開篇！
為了把毛主席打成武斗的罪魁禍首，王友琴用上了如此荒唐的推理：
“7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直接領導文革。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把所有學校的"工作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組"控制學校的時候，卞仲耘已經(jīng)被劃成"四類"，已經(jīng)在工作組主持的群眾大會上被罵被打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既然這還被毛澤東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發(fā)動學生把校長老師打成殘廢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滿意了。毛澤東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階段開始的已經(jīng)相當殘酷的"斗爭"再次升級。升級到一個別人無法想象到的殘酷程度。”
由批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而推論到是發(fā)動學生把人“打殘打死”，這是什么邏輯？難道毛主席批評的“冷冷清清”是沒有揎拳捋袖沒有揮刀舞劍嗎？誰都知道，在思想路線斗爭上，毛主席的指導方針是：“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1966年8月8日通過的《十六條》，又明確規(guī)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十六條》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從中可以看出，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黨中央和毛主席是是堅持要用文斗反對采用武斗的。
按照王友琴的邏輯，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推理：你說批判“冷冷清清”了，我就來個武斗“轟轟烈烈”抗衡！事實上，當時的黨中央就是明確無誤的這樣指出了的。
為了把毛主席說的“要武嘛”串連到武斗的“因果關系”上，王友琴甚至大膽地制造謠言。她說：
“（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半個月之后，紅衛(wèi)兵暴力進一步發(fā)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裝有數(shù)十具尸體的大卡車在北京的街道上開過，甚至不用任何東西遮蓋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nèi)容。”
可以斷言，“裝有數(shù)十具尸體的大卡車”是王友琴隨意編出的謠諑之言。因為，只有在同一個單位、同一個地點的同一個時間內(nèi)打死了數(shù)十個人才有出現(xiàn)用大卡車裝數(shù)十具尸體的可能。而北京市在整個文革期內(nèi)，沒有哪個單位也沒有哪過地方同時打死過數(shù)十個人！因此，當年北京的街頭，一輛“裝有數(shù)十具尸體的大卡車”也不可能出現(xiàn)，更不用說不定量的“裝有數(shù)十具尸體的大卡車”了。不知王友琴所見的這些大卡車中滿車被打死的尸體，都是從哪個單位哪個地方裝來的！不知王友琴在北京哪個街頭見過這樣的大卡車？不知王友琴在北京街頭見過多少這樣的大卡車？不知王友琴見過多少“甚至不用任何東西遮蓋一下”的“裝有數(shù)十具尸體的大卡車”？希望王友琴也能就此說明一下。
王友琴將對“冷冷清清”的批評與“轟轟烈烈”的武斗場面、將“要武嘛”與整車的尸體連在一起，看似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因果關系，不過，稍作分析，便會發(fā)現(xiàn)，她的此論面臨著一個無法破解的難題。
誰都知道，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于《十六條》的這個規(guī)定，在文革過程中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這個文革重點，絕對沒有假，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xiàn)在，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外國，都沒有任何爭議。
既然重點是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那么，按照王友琴的“要武斗”論，武斗的重點對象應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殘或者打死”的對象，主要也應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可是，我們在王友琴給出的一份被打死的人員名單中卻發(fā)現(xiàn)，他們大都不是當權派！被打死的三十二人中，算得上當權派的只有9人（其中有兩人只是稱負責人），普通教師和職工23人，占了32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是王友琴的文革“要武斗”論的一個難解癥結。這種偏離文革大方向、重點整一般群眾的批斗、重點“打殘打死”一般群眾的武斗，難道有可能是作為文革組織領導者的黨中央和毛主席發(fā)動和支持的嗎！實際上，是誰組織實施了這些行動，王友琴心中有數(shù)，也在文中充份的揭示出來了，可他在揭出的同時，又非要將這種情況與毛主席掛上鉤，于是，造成了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尷尬。
3、王友琴將文革武斗歸咎于工作組和高干子弟
王友琴文中說：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盤領導文革的，是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劉少奇則曾經(jīng)親自聽取北京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工作組匯報，并就如何"批判斗爭"師大一附中的校長劉超等作了詳細指示。上文說到，大字報曾攻擊師大女附中沒有錄取劉少奇的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后來進了師大一附中。文革開始后，她在師大一附中最早寫大字報攻擊該校領導。”
“（6月3日）工作組進校之后，幾天之內(nèi)，整個學校大變。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組制定了從"普遍揭發(fā)"到"重點揭發(fā)"兩大步驟的計劃。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fā)"的對象。老師學生之間，不再講禮貌。學生對老師，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教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工作組"把所有的學校負責人和教員都作了"排隊"和"劃類"。所謂"排隊"和"劃類"，就是把人按照"問題"的嚴重程度分成四類。一類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二類是"有錯誤的"，三類是"有嚴重錯誤的"，四類就是"資產(chǎn)階級右派"。……師大女附中被劃為"四類"學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長胡志濤都被定為"四類"干部。……鄧小平?jīng)]有表示異議。
（在第一次批判卞仲耘時）“工作組不加干涉，讓卞仲耘站起來繼續(xù)被‘揭發(fā)批判’”。
王友琴揭發(fā)了工作組“打擊一大片”和對武斗的“不加干涉”，實際上就是對武斗的一種縱容。這種縱容是武斗所以發(fā)生并導致后來擴大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后來，工作組雖然撤走，但是，工作組在校期間培植的勢力還在，這些人都沒有走。王友琴對此也看得非常清楚。她說：
“紅衛(wèi)兵的組織綱領是一副對聯(lián)："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jù)家庭地位來確定年輕人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最高級干部子女組成的。現(xiàn)在，根據(jù)新的"對聯(lián)"理論，這些人又理所當然地成為紅衛(wèi)兵的負責人，同時擔任新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他們獲得了三項巨大的特權：一是可以把所謂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當作"混蛋"來"斗爭"。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準就可以"斗爭"校長和教員。三是可以運用暴力攻擊同學和老師。”
“眾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殺害大量中學老師和北京市民的紅衛(wèi)兵，以一大批高級干部的子弟為首。”
以“血統(tǒng)論”對聯(lián)為組織綱領，以一大批高干子弟為首，王友琴的這種認識基本是正確的。可是，她卻否認了這類紅衛(wèi)兵所執(zhí)行的路線是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非要把它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混為一談。所以，接下來她又說起了“紅衛(wèi)兵的八月殺戮和毛澤東的鼓勵有極為明顯的直接的關系”，因此而陷入了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境地中。“血統(tǒng)論”的沉渣泛起和中央文革與“血統(tǒng)論”進行的堅決斗爭對她的此說給予了有力的批駁。
第六節(jié) “中央文革”對“血統(tǒng)論”的堅決斗爭
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是1966年7月31日撤出學校的。
7月29日中央在人大會堂召開會議，宣布撤工作組。與此同時，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的出身干部家庭的學生貼出了一副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lián)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此聯(lián)一出，很快傳遍北京，并迅速向全國擴散。
以個人出身劃類的“血統(tǒng)論”是轉(zhuǎn)移文革斗爭方向，挑起群眾斗群眾和制造武斗的罪魁禍首。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對。其興衰過程和對文革所起的巨大破壞作用，史會來、劉曉所著的《“血統(tǒng)論”在文革中的興衰》作了比較全面的評述。下摘數(shù)段：
“在‘血統(tǒng)論’沖擊下，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政治上受到嚴重的歧視和壓制，被斥之為‘狗崽子’，剝奪了戴毛主席像章、唱毛主席語錄歌，參加紅衛(wèi)兵組織的權利。在社會上，有些地區(qū)上火車、汽車要自報家庭出身，進旅店、上醫(yī)院也要區(qū)分成份高低。”
“在‘血統(tǒng)論’影響下的破四舊行動中，北京首先開始了批斗、毆打地富壞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學、大學和一些公共場所，皮帶的抽打聲和人們的怒斥聲不絕于耳。據(jù)統(tǒng)計，１９６６年８、９月間，僅北京市就打死１０００多人。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興縣的１３個公社、４８個大隊，先后致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３２５人，其中年齡最大的８０歲，最小的僅出生３８天，２２戶人家死絕。‘血統(tǒng)論’在全國導引了多少人間的鬧劇和悲劇！”
“陳伯達、江青等人從一開始就不贊成‘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提法。”
“８月２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陳伯達接見了辯論雙方的代表。他明確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lián)是“不全面”的，建議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
“８月４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懷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們上當了。’第二天，周恩來也在清華大學表態(tài)時說，組織所謂貧協(xié)，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有關方面的表態(tài)，使對“血統(tǒng)論”持異議的的學生受到鼓舞，但未能制止部份學生對“血統(tǒng)論”的擁護和接受，爭論進一步展開。”
“當‘血統(tǒng)論’的思想意識肆虐之際，中央文革進一步加以制止。１０月１６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論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對‘血統(tǒng)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指出，‘各地流行著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制造這種謬論的人，就是過去用各種手段打擊、排斥工農(nóng)子女的人。他們利用工農(nóng)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感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tǒng)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么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tǒng)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制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亂，蒙蔽青年。”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壓力下，受“血統(tǒng)論”影響的紅衛(wèi)兵產(chǎn)生了一種深刻的危機感，他們迅速地做出了反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北大附中、清華附中、八一學校等老紅衛(wèi)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來響應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醞釀成立了首都紅衛(wèi)兵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lián)動。這是一個具有濃厚‘血統(tǒng)論’色彩的組織。
１２月５日，聯(lián)動成員鄒建平等人在西直門城樓上貼出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這批在文革中起過先鋒作用的紅衛(wèi)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認為“血統(tǒng)就是無比高貴”，一向自命不凡，絕不會贊同文章的鋒芒指向自己賴以驕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輩，抽掉他們美好前程的基石，為此，他們不惜與中央文革分庭抗亂。
１２月２６日，聯(lián)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大會，號召人們‘反對縱容、支持、鼓勵反革軍、革干子弟的行為！’‘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會后，聯(lián)動成員在北京廣為散發(fā)傳單、張貼標語：‘江青太狂了’、‘打一打關鋒、戚本禹，嚇一嚇陳伯達’、‘踢開中央文革’。”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部份聯(lián)動成員以……聯(lián)合委員會名義發(fā)布通告。通告指出：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的任務：
１．堅決、徹底、全面、乾凈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的貫徹，保證中共、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2、 ……”
由上看出，王友琴所說的以“血統(tǒng)論”對聯(lián)為組織綱領的紅衛(wèi)兵，不是進行文革的紅衛(wèi)兵，而是公開對抗中央文革的反文革紅衛(wèi)兵。其氣焰的囂張，甚至發(fā)展到了要由他們“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程度。最后，理所當然的被文革的領導者定性為反動組織。
“血統(tǒng)論”的對聯(lián)為什么會在初期掌控文革的工作組被撤消的時候產(chǎn)生而又迅速擴散？堅守高貴血統(tǒng)的這股勢力為什么強大得敢與中央文革分庭抗禮，甚至敢與當時的黨中央分庭抗禮？
對于這個問題，1967年２月３日的《紅旗》雜志發(fā)表的《論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社論指出聯(lián)動等組織是“走資派”反奪權斗爭的工具，“這種反動組織，有的就是在頑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指揮下進行反革命活動的。”
今天，盡管我們有權力或許也有理由對當年《紅旗》雜志的此說予以徹底否定，但是，卻絕對沒有理由將聯(lián)動這一類以“血統(tǒng)論”為組織綱領的所謂紅衛(wèi)兵的所作所為導至的嚴重后果由當時的文革組織者承擔責任！因為，他們不但堅決反對“血統(tǒng)論”，而且與其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時下，一些熱衷于文革道歉的人就有意混淆了這個問題。
第七節(jié) 關于卞仲耘之死
47年前，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長死去了。卞校長是在文革中死去的，是因文革死去的，是因文革的武斗被自己的學生打死的。盡管有人認為當時對卞校長進行了搶救，屬于被打傷搶救無效死亡。我以為，我們今天來強調(diào)這點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絲毫不能減輕責任人的法律和道義責任。人死不能復生，卞校長終究是在五十歲的年齡過早的死亡，是在文革的武斗中死亡，沒有那一場武斗，卞校長絕對不可能在那個時候死亡。如果上天給了她百歲陽壽，今天的她還和我們一道活在世上。
誰使卞校長過早的走向了死亡？劉進等人認為當時學校的紅衛(wèi)兵還沒有成立，這就沒有可能是紅衛(wèi)兵導至的死亡。而王友琴則矢口認定是紅衛(wèi)兵的暴力導至死亡。 我以為，確切地說，是工作組將卞校長劃為“四類”、對校外婦女袁淑娥的哭訴加以縱容和對武斗的“不加干涉”導至后來的武斗升級而至其死亡，是工作組在校時培植的那股勢力的直接作用導至的死亡。如果按王友琴所說當時已有北師大女附中紅衛(wèi)兵組織掌管權力，如果要認定為紅衛(wèi)兵導至的死亡，則應認定為是以“血統(tǒng)論”為組織綱領的紅衛(wèi)兵導至的死亡。
直接責任人的問題，由于至今沒有一個行兇者“自告奮勇”道歉；盡管當時的目擊者很多很多，但沒有一個敢作敢為出面揭發(fā)：盡管王友琴認為劉亭亭參與了暴力、認為鄧榕要解剖驗尸，但都沒有提出有力的證據(jù)：盡管張靜芬老師當年偷偷地給王晶堯?qū)懶鸥嬷爽F(xiàn)場情況，但此信的內(nèi)容并沒有公開：盡管葉維麗“腦子里老有兩個人的形象在晃”，但這個“形象”只是在她的腦子里而不能進入大家的腦子里：盡管胡校長在《"八五"祭》里也提到“闖進來七八個人，但是胡校長至死也沒有說出這七八個人的名字……這樣一來，就使得誰是直接行兇者的問題，至今還是一個謎，或許，將永遠是個謎。
至于劉進、宋彬彬等，雖然他們自證也有人旁證沒有在批斗會現(xiàn)場參予暴力行動，但是，從他們坐守在原工作組辦公室里“清談”的情況看，從接連三次有人來報告批斗會現(xiàn)場的情況來看，說明工作組走后，“革命師生代表會”還在！從他們兩次到現(xiàn)場勸阻武斗取得的暫時成效來看，“革命師生代表會”的權威還在！影響這次事件進展的力量還在！所以，對于這次事件造成的嚴重后果，就不是說一句“當時斗黑幫是革命行動，我們不能理直氣壯地站在對立面上制止她們游斗校領導（劉進語）”就可以推卸掉責任的了。
即使高一3班組織的這次行動事先沒有告知他們，但在第一次接到發(fā)生武斗的報告并趕到現(xiàn)場進行勸阻以后，這次行動就與他們聯(lián)到一塊了。如果他們不是回到辦公室繼續(xù)“清談”，而是密切關注批斗會的動態(tài)，那么，接下來的武斗很可能就不會發(fā)生了。如果第二次勸止了武斗后不是回到辦公室繼續(xù)“清談”而是密切關注批斗會的動態(tài)，那么，第三次武斗很可能就不會發(fā)生了。即使發(fā)生了，也不會到“卞校長快不行了”才接到報告！
我們不禁要問：假如工作組沒有撤消，你們會避于批斗會外坐守一隅“清談”嗎？當時的你們，有沒有坐觀事態(tài)鬧大消消怨氣的心態(tài)？雖然我非常相信劉進說的“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
在這個角度上來分析，他們是導致卞仲耘之死的直接責任人，一點也不冤他們。卞仲耘的生死就維系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密切關注，卞仲耘可以生：他們一心“清談”，卞仲耘只能死。
還有一個領導責任問題。王友琴要一直追究到毛主席，前面論過了，追不上。小平同志倒是應該承擔一點責任，因為，他是領導初期文革的中央領導人之一，又是直接過問指導女附中文革的中央領導人。
第八節(jié) 劉進、宋彬彬“道歉”為何砸了鍋
看過他倆的公開道歉信，對照本篇的所述，發(fā)覺他們的道歉砸鍋有如下四個原因：
一，他們都不是以加害者的身份向被害人道歉，而是以被害人的保護者的身份向被害人說話，強調(diào)的是沒有有效保護好被害人，沒有保護好的原因不是主觀上不愿意提供有效保護，而是客觀上沒有能力提供有效保護。
二，他們的道歉與本篇中馮敬蘭文中所說基本相同，目的重在撇清自己與卞仲耘之死沒有關系。
三，這是最重要的一條，宋彬彬的道歉，重在撇清她給毛主席獻袖章和毛主席說“要武嘛”與不久以后發(fā)生的大量武斗現(xiàn)象之間沒有關聯(lián)。
四，他們的道歉信也和本篇的馮敬蘭文中所述一樣，自始至終沒提“紅衛(wèi)兵”三個字，根本就沒有承認他們有紅衛(wèi)兵的身份。而時下所要的“道歉”是“紅衛(wèi)兵文革道歉”而不是別的什么道歉！從第一篇王晶垚的《聲明》中一口氣說出的13個“紅衛(wèi)兵”也可以看出，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也非常在乎“紅衛(wèi)兵”這三個字的“道歉”。
劉進、宋彬彬沒有紅衛(wèi)兵的身份，他們的“道歉”叫什么“道歉”？他們的道歉叫做“原工作組領導下的北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反文革道歉”！
如此道歉而不砸鍋，則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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