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具有頗大影響力的媒體和原政委大佬忽悠全國篡改歷史抹黑毛澤東時代，網友重發此文以澄清歷史真相。)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簡稱“西糾”。“西糾”的成立，是紅衛兵運動中的一件大事。“西糾”的“通令”和行動，極大地影響了紅衛兵運動的進程。但長期以來，“西糾”的面目含糊，許多問題無法得以澄清。筆者從手頭掌握的相關資料中,清理出九個問題。或許可以引起大家對“西糾”的興趣，促進“西糾學”研究的深入。

　　一、“西糾”成立于何時?

　　“西糾”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8月25日，由北京三中、紅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等31所中學紅衛兵組織在北師大女附中集會，聯名發表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宣告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支持廣大紅衛兵造資產階級的反，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中央、毛主席和廣大工農兵群眾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宣告成立。 這個決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區三十一個學校討論通過的。 糾察隊是紅衛兵自己的組織，他的成員是紅衛兵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糾察隊是革命的造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京部隊的親密戰友。糾察隊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隊。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的成立是我們全體紅衛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們的紅衛兵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的紅色革命組織。既是敢想、敢說，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鋒隊，又是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戰斗隊。 我們的職責和權利：1、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忠實執行毛澤東思想，熱情宣傳毛澤東思想，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2、堅決地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3、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資和他們的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4、有權撤銷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5、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組織。6、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7、在其它各區糾察隊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暫由西城分隊代行保衛職權。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時實行。我們要求廣大工農兵群眾和各地區的公安機關協助我們工作。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①《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通令集(1—10)》，西糾1966 年9 月編印。)

　　文后是31所學校的37個紅衛兵組織的署名。不久，西城區又有19個紅衛兵組織加入“糾察隊”。

　　其實，西糾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經開始運作了。下面，是國務院辦公廳一份文件上的文字(②《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北京六中遵義戰斗團1966 年底編印。)：

　　行政處：北京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分隊，需要經費伍千元，已經周秘書長同意，由中央行政經費中開支。請你們一次撥給伍千元，由他們掌握開支，以后清算列入我局預算內資金報銷。

　　經費處馬健1966·8·4(李夢夫9月4日在這份報告上批示“同意”。)

　　從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西糾”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經以“北京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分隊”的名義進行準備。可以說，“西糾”在8月初已經開始運轉。

　　“西糾”成立后，北京市東城區(9月10日)、海淀區糾察隊(具體時間待考)相繼成立，但他們的影響遠沒有“西糾”大。

　　二、為什么成立“西糾”？

　　1966年8月，史稱“紅八月”。因為得到毛澤東的肯定，紅衛兵的稱號十分響亮。為什么西城區的小將們別出心裁地成立一個“糾察隊”?

　　陳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陳小魯回憶說：“八月份，天下大亂。紅衛兵在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開大會、游行，把那條街改名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參加，他們回來告訴我說，總理講了：中學紅衛兵是一盤散沙，不知道誰是頭兒，找不著頭兒，也管不起來，有些精神也傳不下去。……從這個信息里，我覺得，現在太亂了，中央找不到頭緒，也著急。那我們就根據《十六條》說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紅衛兵的缺點、錯誤，也要有人來管呀。別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應該管一管自己。有人說，你成立的組織管得了別人嗎?我說，咱們可以串聯呀。

　　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每個學校紅衛兵組織，抽出十幾個優秀的人，做糾察隊隊員，管理好自己的學校，再組成一個聯合的指揮部，來統一調度。……結果我們一拍即合，馬上就召開了一個西城區各校紅衛兵組織都參加的會。”(①陳小魯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見《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云人物口述之一》)

　　“西糾”成員、四中的劉宣輝文革后回憶說：“當時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創始紅衛兵’和'紅衛兵運動策源地’之稱。我們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對第一批卻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就是對'紅衛兵’三個字瞧不上眼，覺得這個名兒太嫩，太小兒科。再就是那一身行頭，也就是后來那個著名的紅衛兵式軍裝。不就是人家沒有你們有么，顯擺什么呢?還戴上袖章，紅紅綠綠的，盛裝游行似的，覺得太張揚，這都不大合我們的心思。”“海淀區的紅衛兵一直都是群龍無首，

　　他們中有一些活躍分子，像卜大華、牛皖平、駱小海、彭小蒙、張承志、陶正，都是紅衛兵運動的發起人。……但他們始終沒有一個公認的頭頭。城區則表現出組織意識，八中以陳曉魯為首，六中以董良翮為首，四中則產生了一個領導集體，為首的是孔丹，成員有秦曉、李三友、馬凱、戴小明、周堅、趙勝利等等。這三個學校成為城區紅衛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紅衛兵，而是各有名堂。”“當時四、六、八三個中學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糾察隊’，專門糾察紅衛兵。”“西糾是我發起成立，是要糾察紅衛兵的。”(②《只是當時已惘然》，口述：禮平，采訪：王斌，見《記憶》第52 期(2010 年6 月30 日)。

　　“西糾”成員秦曉回憶說：“借鑒當年周總理領導上海工人起義時成立的工人糾察隊，我們也想成立一個紅衛兵糾察隊。”(③秦曉口述：《走出烏托邦》，見《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云人物口述之一》)

　　8月25日，也就是“西糾”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紅衛兵聯名發表的《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①《紅衛兵報》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主辦。)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糾”成立的原因：

　　目前，正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洶涌澎湃之時，階級敵人刮起了一股黑風。他們也喊“造反”，也組織“造反隊”，但他們造的是無產階級之反。他們也提“倡議”，也發“通令”，但他們發出的是形“左”實右的反革命的叫罵聲。他們甚至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們的革命老首長、老干部。他們抄革命老首長的家，截革命老首長的車，咒罵革命老首長“生活腐化”、“養尊處優”，勒令“搬家”，“辭保姆”，打匿名電話進行威脅，等等。這是瘋狂的階級報復！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們革命的紅衛兵絕對不能容忍！絕對不能答應！！ 我們最嚴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資產階級混蛋們：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已經成立了！你們膽敢“造反”，膽敢“翻案”，膽敢再動我們革命老前輩的一根毫毛，我們就和你們拼命！斷頭流血何所懼！橫掃妖魔全無敵！ 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里！ 革命的紅衛兵們，立即團結起來！行動起來！保衛國家機關！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前輩的安全！維護社會治安！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進攻！

　　這些話語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宣告成立》中的觀點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糾”的思想觀點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統論，保護

　　老干部，規范紅衛兵的造反行動，維護造反秩序。這是“西糾”與其他造反派組織的分歧和重要區別。

　　對“西糾”成立的目的，造反派紅衛兵看得很清楚，他們后來批判說：

　　八月下旬，成千上萬紅衛兵沖向社會，橫掃四舊，抄家，清出社會的渣子，形式轟轟烈烈，好得很！真是大快人心。革命的吶喊嚇壞了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那些躲在幕后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慌了手腳，他們視革命群眾為洪水猛獸，他們眼看革命烈火燒起來了，就迫不及待地跳出來鎮壓，不許群眾造反。西城糾察隊就在這種形勢下粉飾登臺了！他以“維護秩序”為名，四處糾察，實際是到處破壞真正的革命秩序，在那里維護舊秩序，站在革命群眾的對立面，抓住運動的一點缺點大做文章，就是不許群眾大破舊世界！在革命群眾還未站起來就想把他束縛住，打下去！他高高掛起“保衛老首長”的招牌，保這保那，不許造反派造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保”就是它的宗旨，“維護”就是它的天職。它是多么理想的一支御林軍！多么合適的一支憲兵隊！那些時時窺視革命的缺口，想從中以求一利的家伙們是決不會放過這一可以利用的組織，借其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其心何其毒也！西城糾察隊當初真是威風不可一世，駕于一切之上，什么群眾、紅衛兵都得聽我的。在偉大的兩條路線的斗爭中，它總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勢力一邊，去鎮壓那些處于少數但堅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派！他跟著幕后操縱者的指揮棒轉，以革命群眾的“太上皇”的面目出現，成為打擊群眾鎮壓革命的憲兵隊。((①《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堡壘——西城糾察隊》，見《兵團戰報》第五期(1966 年12 月21 日)。)

　　三、“西糾”領導層成員都是誰?

　　“西糾”領導及其成員都是根紅苗正的干部子弟。

　　1966 年12 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談會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勞教所”發生的暴力事件，她說：“西糾的大頭子叫孔丹，他父母有問題。周榮鑫也推脫不了責任。”

　　(②《劉鄧路線在中學的滔天罪行》第一集“西糾(聯動)在六中的滔天罪行”第20 頁，上海中等學校革命師生紅色造反團普陀區指揮部1966 年底編印。)

　　《西城糾察隊的罪惡史》一文中說：1966 年“8 月25 日晚，有31 個學校參加，在師大女附中召開各校紅衛兵頭頭會議，正式成立西糾。由北京市第四中學、第六中學、第八學校、女三中起草宣言并由四所中學在西糾中負重要責任。選出總部頭頭：孔丹(四中，國務院副秘書長孔原之子。孔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自殺未遂，孔丹母親許明在文化大革命間自殺)、王××(四中)、趙××(四中)、陳××(八中)、董××(六中)。委托四中成立一個所謂機動連。國慶后，郭冀豫、蘭小兵、駱小峰加入總部工作。”(①《歷史與教訓》，見《解放全人類》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經考證，“趙××(四中)”指四中的趙勝利;“陳××(八中)”指八中的陳小魯，他是陳毅元帥的兒子;“董××(六中)”指六中的董良翮，他是董必武委員長的兒子。“王××(四中)”是誰，待考。

　　《西糾黑幕》中說：孔丹是“西糾東糾里最大的頭目，四中革委會主席”;郭冀豫是“四中紅衛兵，西糾小頭目。” (②《中學論壇》報1967 年3 月18 日。)

　　北京六中遵義戰斗團編印的《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稱，“栗勝利，西糾頭目，殺人兇手，已捕”;宋路，“西糾的組織部長”。

　　這些文字是造反派紅衛兵批判“西糾”時的資料，其中不準確甚至歪曲事實的現象肯定在所難免。但它畢竟給我們了解真相提供了一個線索。

　　2011 年，“西糾”領導人秦曉在《走出烏托邦》中說：“'西糾’的司令是孔丹，陳小魯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記不清了，我是

　　宣傳部長，我記得王向榮是作戰部長，趙勝利是后勤部長。”這大概是比較權威的說法了。

　　四、“西糾”發出幾道“通令”？“通令”是誰寫的？

　　“西糾”發出的“通令”影響很大。造反派說，“西糾”是靠“通令”起家、揚名的。

　　一般地認為，“西糾”先后發出十道通令。“西糾”1966 年9 月17 日編印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通令集(1—10)》，收入10 道“通令”。宋

　　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也只收入這1—10 道“通令”。

　　其實，“西糾”共發出十三道通令。因為《通令集》印刷較早沒有收入后三個“通令”，六中的《紅衛兵報》也沒有刊登第11—13 號“通令”，加上當時“西糾”

　　已受到批評，“通令”的印刷、轉印都大量減少，所以后三個“通令”傳播范圍較小，文革后不為人所知，有些甚至連原文也很難找到了。這十三道通令是：

　　第一號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二號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三號通令，《關于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的八點意見》，1966 年8 月27 日。

　　第四號通令，《關于對地、富、反、壞、右、資的家進行抄查的意見》，1966年8 月29 日。

　　第五號通令，《關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見》，1966 年9 月3 日。

　　第六號通令，《關于文斗問題的補充說明》，1966 年9 月9 日。

　　第七號通令，《關于驅除地、富、反、壞離京的意見》，1966 年9 月9 日。

　　第八號通令，《關于第六、七號通令的補充和說明》，1966 年9 月11 日。

　　第九號通令，《關于“十一”接待外賓工作的意見》，1966 年9 月14 日。

　　第十號通令，《關于迎接外地同學來京進行革命串聯的意見》，1966 年9月14 日。

　　第十一、十二、十三號通令。(按：筆者認識一位專門收集傳單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號通令。)

　　8 月31 日,葉劍英在天安門城樓見到孔丹等“西糾”代表時，稱贊說“西糾”的“通令”寫得好。

　　“西糾”的“通令”，鮮明地反映了“西糾”的立場和觀點。可以看出：糾察隊忠于毛澤東思想，崇尚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堅決造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的反，宣揚血統論，保衛黨組織，保護老干部，特別是把維護社會秩序作為主要任務，試圖對紅衛兵運動進行干預和指導。

　　北京四中的李三友(其父是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長)，號稱“李鐵筆”，是十三道“通令”的主要起草者。秦曉回憶說他也寫了兩個。“通令”的撰寫可能

　　得到了官場人物(或者“走資派”)的指點。

　　《西城糾察隊的罪惡史》中說：“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電話給許明，問西糾組織情況，是否有人輔導寫通令，說通令不像孩子寫的。許明當時矢口再三

　　否認，說她改過二次，只是字面上，與內容無關。”許明是孔丹的母親。《西城糾察隊的罪惡史》還說：“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手下要人李夢夫起草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員手冊》。”《西糾黑幕》說：“石油部與西糾有密切關系，宣言和第一號通令是宋惠寫的，并專撥戛斯卡車一輛供七中的西糾隊員使用。”周榮鑫“親自指導寫了臭名遠揚的第十三號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報社的支持。《西糾黑幕》說：“《×××報》社、《光明日報》社都幫西糾印通令，而以國務院印刷廠最為積極，通過周榮鑫、

　　許明的關系，先后印了6—13 號通令，《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員守則》、《歌頌32111》、《做老紅軍的好后代》、《國慶獻辭》等，并給'整風聲明’和另一

　　通知排了版。《工人日報》社也很賣力氣，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號通令》、《整風文件》等，《工人日報》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辦公廳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西糾”的“通令”，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革干子弟、當權者)的愿望，被各地大量翻印。《西糾黑幕》說：“在武漢糾察隊總部的墻上不貼毛主席語錄，卻用大字抄著西糾1—7 號通令。上海市委每一號通令都翻印十萬份，大肆張貼在街上，到處可見。上海某地開辯論會，不讀主席語錄，相反竟大讀通令。”

　　毛澤東的文革的整肅重點是“走資派”(地、富、反、壞、右、資“黑五類”當然要打擊，但不是重點)，毛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通令”維護秩序，保護老干部(包括所謂的“走資派”)，顯然不符合毛澤東的要求。

　　后來，造反派紅衛兵嚴厲地批判“通令”

　　——西糾建立于破四舊的后期，矛頭又是指向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但由于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的主要敵人認識不清，因此，西糾的大方向并不清楚。由于對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不理解，對革命的“治”必須建立在大“亂”舊的修正主義秩序的基礎上不理解，因此西糾把維持社會秩序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由于對“老干部”缺乏階級分析，因此西糾從一開始就有較強的保守性。在黨內走資派的利用下，西糾由初期的方向不明、偏于保守，后期滑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①《徹底搗毀劉家黑窩——打倒“聯動”專輯》，國營棉紡二十一廠造反大隊、上海紅巖編輯部1967 年4 月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風從地洞吹了出來。西、東糾察隊成立了，這群可憐的老保，自從他們成立糾察隊那天起，就用盡了世界上最惡毒的語言，猖狂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他們拋出一連串所謂“通令”，大叫什么要“保護老干部”，什么“黑五類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來京學生馬上離開北京”等等，用以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一時間，妖魔亂舞，鬼哭狼嚎，他們妄圖用這股反革命的黑風保護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阻止革命滾滾向前，撲滅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這關鍵的時刻，又是首都兵團首當其沖，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大造西糾所謂“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氣魄痛斥他們的“通令”，一針見血地指出，發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熱衷于特權地位的混蛋們的把戲，發通令的一幫子保爹保媽派，完全是出自保護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卑鄙用心，企圖鎮壓革命運動。（①《歷史與教訓》，見《解放全人類》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

　　“西糾”的“通令”，宣傳了“西糾”的觀點，為“西糾”打造了強大聲勢，同時也為造反派批判他們、為中央文革要求他們解散組織，提供了依據。

　　五、“西糾”是否主辦過《紅衛兵報》？

　　北京六中主辦的《紅衛兵報》，1966 年9 月1 日創刊，是創刊最早的中學紅衛兵小報。

　　六中紅衛兵是“西糾”發起單位之一。“西糾”與六中紅衛兵主辦的《紅衛兵報》有著“血緣”關系。西糾的“通令”，一方面印成傳單散發，一方面通過

　　《紅衛兵報》刊發，擴大影響。

　　“西糾”一度主辦了《紅衛兵報》。《紅衛兵報》第二期赫然標明“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主辦”。這期報紙第四版發表“聲明”指出：“為了更好地發揮《紅衛兵報》的戰斗作用，使《紅衛兵報》能夠及時地、廣泛地、深入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當前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服務，我們聲明：《紅衛兵報》從第二期開始由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指揮部主辦。今后，我們將更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這個報紙辦成一個革命的報紙，戰斗的報紙。”

　　《紅衛兵報》的主編于晉回憶說：“正當我們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第二期的出版工作時，我們接到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的電話，邀請我們六中

　　紅衛兵報的同志去他們那里，說是有事相商。孫克亮、孫長泰、于晉等去了那里。記得西糾是在西單北大街的一個什么胡同里。接待我們的是西糾的負責人孔丹、秦曉還有李三友。見面寒暄了一陣后，孔丹開門見山地說，你們出的紅衛兵報影響很大，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轟動。我們原也想出報紙，因為報紙的影響力、宣傳力是其他輿論工具不能比擬的。但是你們走在了前面，以北京六中紅衛兵的名義出版了報紙。我們想與你們合著出版這份報紙，不知你們意見如何?聽完孔丹的提議，我們覺得有些突然，幾個人合計了一會后，由孫克亮代表我們發言。首先講了我們辦報的初衷及經過。而后又講，同意西糾負責人孔丹的提議，將六中紅衛兵報變為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主辦。同時提出我們已有的辦報機構保留。他們也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于是雙方達成一致意見。第二期即改由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主辦。接下來雙方研究了第二期的主要內容等事宜。我記得第二期刊登有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指揮部的第五號通令，據講是由孔丹執筆的。還有李三友寫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論，以及六中紅衛兵報改變主辦單位的聲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紅衛兵報第二期出版。”(① 新浪網，于晉的博客。)

　　西糾主辦的《紅衛兵報》僅出了一期。秦曉回憶說：當時這些小報都是找一幫人騎著自行車出去賣的。《紅衛兵報》第三期仍由六中紅衛兵主辦。這其中的

　　原因，于晉回憶說：“在籌劃第三期報紙的內容和以后辦報的方針時，我們與孔丹、秦曉和李三友他們發生了分歧。于是我們有了第二次見面。由于協商未允，雙方只好握手道別，好說好散。第三期主辦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紅衛兵主辦。”(于晉的博客)《西糾黑幕》說：“由西糾主辦的《紅衛兵報》原為六中主辦，后經西糾討價還價，六中同意從九月初(第二期開始)起移交西糾。四中派出秦×、戴××等去任編輯。出的幾篇文章多是“保”字號的，或是宣傳反動血統論。后西糾頭目孔丹不同意辦報(原因是效果不如通令)，才繼續由六中辦此報。”

　　陳伯達發現六中勞教所的惡行之后，11 月19 日和21 日兩次到六中，明確要求停辦《紅衛兵報》，他說：“你們的報要停辦了，(你們的行動)對你們的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報可以不辦。”(②《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27 頁，六中遵義戰斗團主辦，1967 年2 月印。)《紅衛兵報》出版至第15 期(12 月22日)停刊。

　　六、“西糾”主要有哪些活動？

　　——“破四舊”。吳德回憶說：“那時，已經產生了西糾，說破四舊是他們發起的，我懷疑。我估計是中央文革小組發起的……。”(①《十年風雨紀事》第26 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西糾”不是“破四舊”的發起者，中央文革小組也不是。北京的“破四舊”是從8 月18 日零點50 分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發出《最后通牒——向舊世界宣戰》開始的。但“西糾”與“破四舊”密不可分。“西糾”是“破四舊”的主力。他們發出的“通令”是指導“破四舊”的重要文件，其成員更是積極參加“破四舊”運動。為“紅八月”“破四舊”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作者是西糾成員、北京四中的劉輝宣。文革初期，“破四舊”被贊揚時，“西糾”成員都把“破四舊”當作自己的功勞。

　　——保衛老干部。在“西糾”的《通令》中，基本上沒有使用過“打倒”“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類的詞匯。相反，他們鮮明地提出保衛老干部。在周恩來的布置下，他們保護了班禪、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鼎、蔡廷鍇、沙千里、張若溪、李宗仁、程硯秋的住宅,使他們免受抄家之虞。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到地質部保衛何長工。9 月5 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大鬧地質部，“揪斗鄒家尤”(鄒為地質學院工作

　　組組長)，“炮打何(長工)家店”。《西城糾察隊的罪惡史》說：“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糾隊員奉總部命令先后來到地質部。西糾一進地質部就封鎖了主樓南門，利用何長工等人提供的廣播室大肆廣播鎮壓革命群眾的保皇文章，向地院東方紅施加壓力，并增派'憲兵’把地院東方紅戰士包圍在樓前院內，連廁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難。……西糾一到, 何長工就如見到救命恩人，多次接見，親自指揮。這些'憲兵’一見老首長如此'受氣’，不禁'階級感情’大起,拳打腳踢,氣勢洶洶，分關把守，對東方紅戰士大打出手……。西糾的后臺之一許明怕露出馬腳，急忙在第二天打電話給她的寵兒(孔丹，西糾大頭目)，命令他們撤退，直到第三天,西糾才灰溜溜地撤走了。”據卜偉華的《“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說，這次武斗中, “西糾”抓走東方紅8 人，關了一天后放出。

　　——維持造反秩序。“西糾”的一系列“通令”試圖對紅衛兵造反運動進行規范。他們在毛澤東前幾次檢閱紅衛兵時充當“標兵”，在維護北京火車站等重要目標的安全秩序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西糾黑幕》說：鄧小平曾讓“西糾”去維護北京國際乒乓球邀請賽的秩序。在這一邀請賽舉辦之際，八一小學紅衛兵要造國家乒乓球隊的反。榮高棠知道了十分著急。當時，鄧小平在觀看比賽，榮向鄧告急。鄧說：“找西城糾察隊維持秩序。”并說：“李××兒子調皮搗蛋，被西糾打了幾個耳光就乖了。”后來，大會警衛處把西糾請來維持秩序。

　　——批判“三司”等造反派紅衛兵。“西糾”鮮明地反對大學造反派組織“三司”、中學造反派組織“首都兵團”等，與造反派紅衛兵進行文斗武斗。

　　——有一些“武斗”的惡行。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語言，給黑幫掛黑牌、游街、坐噴氣式、戴“高帽子”，讓他們唱《嚎歌》(《嚎

　　歌》是“西糾”所屬的四中紅衛兵創作的)等不講人道、不講人性的行為，“西糾”是主要參與者，所以民眾對“西糾”印象惡劣。

　　——批評中央文革小組。“西糾”成員散發了許多批判批評中央文革的傳單。他們批判中央文革小組說：“中央文革把黨中央整得剩下幾個人了”，“中

　　央文革逼得許多高干子女和家長斷絕關系”。“江青身體不好，不能總和主席在一起，論社會經驗，她還不如王光美。

　　”

　　七、“西糾”的“后臺”是誰?

　　“西糾”的成立，是否得到“上面”的指示，沒有文字資料證實或證偽。有資料顯示，“西糾”成立前后，被中央一些領導人肯定，國家機關的一些單位還為他們提供了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支持。“西糾”被批判后，造反派質問道：“西糾活動如此頻繁，如此'潑辣’，如此大膽，如此瘋狂!這難道僅僅是那些不滿二十歲的'娃娃們’干的嗎?……他們的后臺是什么?是誰?”

　　造反派開始揪“西糾”的“后臺”。

　　被認為是“后臺”的人有——

　　賀龍(中央軍委副主席)。北京六中遵義戰斗團說賀龍是“大土匪、篡黨篡軍的大野心家，是西糾、聯動的大后臺之一。”

　　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六中遵義戰斗團說他是“西糾的后臺之一。”

　　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六中遵義戰斗團說他是“西糾的后臺之一。曾在各方面支持西糾，縱容他們犯罪。”《西糾黑幕》說：他“借調”一批物資給西

　　糾，包括：“(1)車輛：大卡車二部，吉普車二部，摩托車一部。(2)物質：軍棉大衣60 件，軍被180 條，軍毯280 塊，擴音機4 臺，火爐50 個，炊具(一百人左右)，大小沙發8 件。(3)經費：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開支8020元，其中主要項目：汽油3335 元，電話(8 部)，袖章(5141 個)等，此外尚有“暫借款”400 元。”“周榮鑫的要人李夢夫陪同西糾找到了總部的房子，九月一日分開時說：'周榮鑫指示，今后西糾物質由我們(國務院秘書廳)負責，以后直接和我們聯系，需要什么提供，我們解決’。”“周榮鑫不僅是西糾的物質供應站，而且是西糾的政治支柱。……直到十月底，他還在中南海北門向西糾×××(八中)交代任務：(1)管紅衛兵，特別是小學的。(2)中學文化革命怎么搞，請西糾提出方案。(3)……”

　　雍文濤(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西糾黑幕》說，他“給西糾袖章1500個(原準備給5000 個)”，“雍文濤承認，在政治活動上，對西糾是優先考慮的。如八月三十一日，西糾十五人上天安門，并出代表在天安門上發言。后在陶鑄指使和北京××區司令部安排下，全部換上西糾。”“雍文濤從八月三日起負責中學運動，他供認在政治上、物質上支持西糾，他接見西糾4 次，去西糾總部兩次……”。北京市委副書記吳德文革后回憶說，雍文濤“去西糾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是受組織派遣的”(①《十年風雨紀事》34—35 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也就是說，是北京市委派遣雍文濤幫助“西糾”的。

　　孔原、許明。六中遵義戰斗團說他們“均為西糾后臺，他們的兒子孔丹就是西糾的頭子。”《西糾黑幕》中說“許明，西糾后臺，國務院副秘書長，已自殺”。

　　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長)。六中遵義戰斗團說他“是西糾的直接后臺，西糾的罪惡活動他們都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縱容，包庇。”……

　　1966 年12 月18 日江青說：“周榮鑫、王任重、許明、孔原都是西城區糾察隊和東城區糾察隊的后臺支持者。”

　　實事求是地說，確有一些中央領導及部委領導給“西糾”以大力支持，他們的確在使用這只力量，維護社會秩序。除了上述被造反派點名的所謂的“西糾”

　　“后臺”外，“西糾”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2010 年，劉輝宣(“西糾”成員、北京四中學生)在接受采訪中說：“當我們學校作為城區紅衛兵的核心力

　　量出現在文革舞臺上的時候，我們與海淀紅衛兵的背景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說毛主席的光輝強烈地照射著海淀紅衛兵，那么在城區紅衛兵，像四中、六中、八中這幾個重點學校，則一直有一個人的身影在浮動，這個人就是周總理。”“周總理辦公室主任周榮鑫與糾察隊建立了聯系，批撥了一個辦公地點，作為糾察隊的總部。董良翮和陳曉魯都成了糾察隊和總理之間的聯系人。至少有兩個月的時間，也就是在1966 年的8、9 月間，北京最混亂的時候，周總理通過這個糾察隊做了一些別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在這一段時間里，糾察隊處理了不少這樣的事(指保護老干部、維護秩序)。在所有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總理的影響。糾察隊的這些頭頭腦腦們，眼睛盯著總理，耳朵聽著總理，猜測著，揣摩著，分析著，力圖跟上總理的思路，只要總理有一點意思就直接出手，處心積慮想要幫助總理去做一些什么，我們今天想起來，仍然可以感到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愛。而當時手邊有這樣一支可以直接影響文革運動的力量，對于四面楚歌的總理又是多么寶貴!”(《只是當時已惘然》)

　　顯然，周恩來直接或間接地支持“西糾”。只是后來“西糾”受到了江青、陳伯達的批判，加上“西糾”成員所做的一些事情如六中“勞教所”也的確讓人反感，周恩來就不方便為“西糾”說好話了。“西糾”被打倒后，其成員在一次會議上遞條子給周恩來：“總理，怎么把我們打成反動組織了呀?你不是支持我們的嗎?”周恩來說：“剛才有人給我遞來關于西糾的材料，西糾的東西我一直沒有看過。”一口否認與“西糾”的關系。(①秦曉：《四中往事》，見北島等主編的《暴風雨的記憶》第127 頁，三聯出版社2012 年3月版。)其實,造反派對周恩來對“西糾”的支持也心知肚明，可是大家對周有好感，為尊者諱，所以他們在揪“西糾”“后臺”時，都回避了周恩來。

　　八、“西糾”是怎么解散的？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曾經熱烈地支持老紅衛兵，雙方度過了一個“蜜月期”。但是中央文革小組發現，紅衛兵糾察隊對文革的主要敵人認識不清，他們

　　只造“黑六類”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資派”;“西糾”成員“保爹保媽”，已被“走資派”利用來打擊革命造反派，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要求取

　　消糾察隊。

　　六中“勞教所”的罪行、暴行、惡行，在社會上產生很壞影響,極大地損壞了“西糾”的形象。加上“西糾”一些成員從骨子里透著干部子弟的優越和狂妄，他們呼嘯成群，到處惹事，對“黑六類”及“狗崽子”進行殘酷打擊，在群眾面前瞎折騰，引起民眾反感。

　　《西糾黑幕》說：“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榮鑫提出過要解散西糾，周榮鑫當中央文革之面答應得很好，但西糾有人在十月底問他是否解散時，他卻不直

　　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蘭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說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讓別人感到你們西糾沒垮，也好給西糾人員鼓鼓勁。”

　　11 月19 日和21 日，陳伯達、戚本禹、關鋒兩次到北京六中，批評建立勞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說“西糾是憲兵隊”，陳伯達明確建議“解散西糾”。西糾的成員很不服氣，郭冀豫說：“他們是戴著框框來的，偏聽偏信，糾察隊難道一點好事都沒有做嗎?”(《徹底搗毀劉家黑窩——打倒“聯動”專輯》)。11月22 日，“西糾”成員蘭小兵、路小峰、王向榮給周榮鑫寫信：“周榮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們解散，必須把原因將清楚，否則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負責!!!

　　望周同志把這些話轉給陳伯達同志，并告訴他，我們全體西城糾察隊員找他。”12 月3 日，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外語學院少數派師生談話時說：糾察隊好像

　　是管紅衛兵的，我建議取消。(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4 冊第20 頁，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團等單位1966 年12 月編。)

　　12 月9 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小禮堂對紅衛兵講話說：“糾察隊的名字，開始還有好意。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時期，工人糾察隊防止工賊、資本家的狗

　　腿子破壞罷工，手挽手地保護罷工機構。可現在糾察隊變成了紅衛兵的上級。……伯達同志講,不用糾察隊這個名字，我同意伯達同志的意見，但我不干

　　涉。”這時，周榮鑫插話說：“海淀區×××糾察隊遞條子說，打人是枝節問題。”周恩來生氣地說：“我不同意。”

　　1966 年12 月11 日“三司”發布第五號通令《解散“糾察隊”》。通令說：

　　我們紅衛兵的各個組織完全是平等的！

　　然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比仇視紅衛兵，他們陰謀組織御用“糾察隊”專門來“管”紅衛兵，把紅衛兵分為三六九等，利用紅衛兵打擊紅衛兵，企圖把紅衛兵扼殺在搖籃里，其狼子野心可謂恨毒！

　　這些“糾察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骯臟產物，是鎮壓革命群眾的反動組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為保衛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為保衛偉大的統帥毛主席，為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特發出第五號通令：解散“糾察隊”！

　　有些“糾察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利用，步工作組的后塵，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右派”，把斗爭矛頭指向群眾。實質上，他們就是資產階級保皇派。這樣的“糾察隊”必須打倒，否則就不能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

　　有些“糾察隊”，被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分子所操縱，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對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狠之入骨。他們秘密建立集中營，私設牢房，使用慘絕人寰的刑法，綁架、囚禁、拷打以至狠毒到屠殺革命群眾。他們反對中央文革，炮打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

　　實質上，他們就是極端反動的法西斯納粹組織。這樣的“糾察隊”必須懲辦，反革命現行犯必須鎮壓，否則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有些“糾察隊”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掌握，以舊的頑固勢力侵襲文化大革命。他們對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百般阻撓，橫加限制，扼殺小將們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最相信群眾，最依靠群眾。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斗爭中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他們對毛澤東思想很不理解，他們是庸人，是糊涂蟲。這樣的“糾察隊”也必須滾蛋，否則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順利進行！這樣的“糾察隊”，是形左實右的大毒蛇，是為資產階級效勞的憲兵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必須打倒！必須踢開！總之一句話：這樣的“糾察隊”必須解散！

　　此通令發出后，上述“糾察隊”中的一般人員應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現行反革命罪行的隊員，司法機關必須立即予以嚴肅處理。

　　此通令發出后，凡支持與縱容上述“糾察隊”的某些單位，不許再給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幫助，如交通工具等。哪個單位膽敢無視此通令，一意孤行，他們必將自食惡果。(①《首都紅衛兵》第16 號，1966 年12 月11 日。)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團”主持召開“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參加大會。大會發表的《毛澤東

　　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決議》提出：“西東糾察隊必須誠懇地、老老實實地向群眾檢討!”“徹底解散西東糾察隊!”“揪出西東糾察隊的后臺!”大會上，北京四中的王祖鍔和湯池分別作了《宣判反動對聯死刑》和《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堡壘——西城糾察隊》的發言。江青在這個大會上講話說：“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家伙……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凌人，什么東西!……周榮鑫是負有責任的……”(② 在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12 月16 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4 冊第12—87 頁，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團等1967 年3月編印。)江青講話很沖，她讓周榮鑫站起來亮相。造反派紅衛兵宣稱：“這次大會宣判了中學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死刑!宣判了反動特權組織——東西糾察隊的死刑!這次大會，吹起了批判中學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軍號。”“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會的召開，炸響了一聲春雷，驚醒了沉睡的中學運動。這個大會的召開，在全國中學引起強大的轟響。舉國上下，到處是一片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討伐聲。”(③《為毛澤東思想而戰——為紀念首都兵團成立一周年而作》，《兵團戰報》新五號(1967年9 月16 日。這次大會，標志著毛澤東支持的老紅衛兵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拋棄。)

　　隨后，周恩來、江青等人繼續對“西糾”施壓。12 月17 日，江青在全國在京革命派誓師大會上說：“對那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說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的名字從我嘴里說出來，就提高了他們的身價!我藐視他們!他們作不出大的事業來!”周恩來說：“最近這幾天，我們對于中學里頭極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糾察隊員，我們實行了中央批準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規定，拘捕了他們。因為經過我們的教育，屢教不改，所以我們把他們拘捕起來，教育他們，改造他們。由于這個原因，我們就聯系到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糾察隊的名字。本來，中學和大學發起了紅衛兵，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從地平線上看出了這個新生事物，馬上加以提倡、支持、鼓勵。因為毛主席在天安門八月十八日接見了我們北京的紅衛兵，紅衛兵的發展就推廣到全國。……在這個時候，我們紅衛兵當中，就出現了一個名字，叫糾察隊。……可是紅衛兵組織了糾察隊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變成管我們紅衛兵的了。所以這個發展就不對頭了，就漸漸地被一部分壞分子利用，來打擊我們的紅衛兵的一些革命的行動。當然這是極少數的一些人啰。因此這個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沾污了，所以我現在提議，你們各學校的紅衛兵最好取消糾察隊這個名字。……紅衛兵是你們首創的，糾察隊本來也是好意的，但是走到一個相反的方向去，我希望你們自動地主動地把它取消，不要我們下命令，好不好?”(①《首都紅衛兵》第17 號(1966 年12 月21 日)。)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西糾”在12 月中旬停止了活動。

　　九、如何評價“西糾”的作用？

　　1966 年12 月23 日，江青說：“西糾初期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后來被壞人操縱利用了。”1967 年4 月22 日,江青在接見“聯動”成員時說：“我們對西糾的評價，開始是有貢獻的,后來犯了錯誤,你們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來，有錯誤改了就好嘛。”周總理也在一次會議上也說：“西糾開始很好，維護秩序，后來

　　就大砍大殺，把六中變成了監獄，現在就成右派了。”周恩來、江青的講話，反映了當時中央領導層對“西糾”作用的評價。

　　“西糾”維護秩序，制止了一些打人、抄家行為，也制造了一些打人、抄家行為。正如一些聯動成員在回憶中說：“后來糾察隊卻在群眾中留下了很惡劣的

　　印象。這里面除了江青、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們自己也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先是唐雙津他們的那些抄家活動，最后則是一些糾察隊員不去糾察紅衛兵，反而卷在普通紅衛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舊，不久，有糾察隊員打死了人。這一下事情就鬧大了。”(《只是當時已惘然》)“西糾”成員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抓人拷打的行為，進一步“證明”了“老紅衛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證明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學的影響，進一步堅定了毛澤東和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決心。“西糾”保衛了一些老干部，但效果也不能估價過高。如果沒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許可或默認，“西糾”誰也保護不了;如果毛澤東認定要打倒哪一個，“西糾”也阻攔不了。相反，“西糾”的行為，被認為是“保爹保媽”，是“走資派”“幕后指使”的，是抵抗文革，這進一步堅定了毛打倒“走資派”的決心。

　　“西糾”最大的作用可能是首先挑戰了毛澤東“走資派”的理論。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黨內存在著新生的剝削分子，存在著走社會主義道路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毛澤東發動文革，一種重要目的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西糾”恰恰挑戰了毛澤東的這一理論。他們鮮明地提出保衛老干部。這在當時是有些勇氣并且是十分尖銳的，盡管他們沒有后來的“聯動”走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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