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是的，我們已經被他們騙了幾十年，不能再上當了。近日，南方系媒體與何老聯手否定文革，將文革中所有的罪惡都扣到毛主席一個人頭上，妄言毛澤東為“昏亂失智”之“獨夫”，且大呼“人命關天，豈一個‘三七開’就能夠了結?”不知其想如何了結。面目之猙獰，言語之草率，都令人嘆為觀止。進一步總結其手法，果得當年最大走資派之真傳：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移花接木，歪曲歷史。

　　我們要說，人命固然要償，罪行一定要認，關鍵是誰來認?惡行累累的大走資派如何可免春秋之責?就憑養幾條狗篡改歷史就妄圖免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我們還要說，否定前三十年，就是否定習總對黨的歷史的指示，就是否定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南方系意欲何為?)

　　我們先從一份誓言看起：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看看，夠革命吧，夠紅色吧!他們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到過天安門，參加過破四舊，進行過大串聯，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飯。他們鼓吹紅色恐怖，私設公堂，私設監獄，嚴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學老師，我們現在所了解的許多令人發指的罪行其實大多出自于他們的瘋狂，他們的正式名稱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講到這里，相信不少人開始認為他們是文革的寵兒，是文革的依靠對象，甚至以為文革自始至終始終是他們在主導。錯！他們非但不是什么寵兒，更不是什么依靠對象，他們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從一開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對象。

　　一、都是對聯惹的禍

　　“拿起紙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掃黑幫”，文革初期，許多高干子弟連誰是黑幫都搞不清楚就跟著起來瞎折騰，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連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評論文革一樣。但時間會告訴人們一切。

　　根據文革發動前“全國有三分之二以上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判斷，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單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幫”論處已成定論。同時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組的斗爭也使相當數量高職老干部受到沖擊。殘酷的斗爭不僅使大人們不寒而粟，他們的子女也覺得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們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噓家長的光榮史，與如今的殘酷現實相比，不覺氣憤難平。他們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在沖動的驅使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學生部的干部子女，貼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我敢說，自中國有對聯史以來，沒有任何一幅對聯的影響力能與此聯相比。他不但將當時的社會搞得血雨腥風，甚至穿越歷史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也許還會穿越時空影響未來。對于喜歡民主的朋友們來說，什么時候能把這幅對聯的影響徹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來。

　　二、一石激起千層浪

　　對聯一出現，就像滾燙的油鍋里撒進了生水，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出發對它發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辯論圍繞對聯展開了。

　　1966年8月1日，創作對聯的北航附屬中學學生把對聯貼到北大、清華、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為基礎的“血統論”對聯在北京迅速傳播開來。凡是對聯出現過的地方，無不發生激烈的辯論，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有些人甚至累暈過去。但即使這樣，學生們的熱情絲毫不減，青春的燥動與傳統封建禮念的浸潤促使著他們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對聯影響的北京學生在天橋劇場召開辯論大會，正式將對聯推向了社會。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對聯：從因果關系來看，對聯是對子女高低貴賤的比較，但彰顯的是英雄子女。在當時，誰自詡為英雄？自然是共和國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當權派。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被打倒或即將被打倒。這些人的子女，眼看著世襲罔替的殊榮脫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農子弟一樣做個普通紅衛兵，于是十五、六歲的孩子們替他們境遇悲慘的老爹老媽喊出了壓抑已久的聲音：共和國應對功臣們封妻蔭子!這聲音如此強大，以至于社會上引起普遍共鳴，從中央到地方，從孩子到大人，牛棚里的和牛棚外的，拿槍的、拿刀的、拿筆的、拿暗器的無不躍躍欲試，都想從這幅對聯中爭取到自已的未來。普通學生們管這幅對聯叫“鬼見愁”，確實是鬼見愁，因為對方的辯論根本不是嚴肅認真的討論問題，只是要你表明支持還是反對的態度，對反對者的處理也很簡單，一個字-----打！

　　當年黃炎培曾在延安對毛主席談過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問題，他說：“大凡一黨一國乃至一家，其興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說要興旺就蓬勃而起，要滅亡也很快，一會兒的事，問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這個周期律。毛主席當年說：“我們找到辦法了，就是讓群眾監督政府。”建國后，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實踐當年的諾言，無論是“三反五反”還是槍斃劉青山、張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后找到文革這種模式。姑且不論文革的成敗，僅這種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讓毛澤東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終在為中國人民探索奮斗，不像現在有些人，除了樂于探索女人的周期外，再也拿不出半點有價值的東西。

　　三、中央文革試圖將爭論納入正軌

　　由于文革的即定目標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鬼見愁”對聯宣揚的血統論無疑是干擾了這一目標的繼續執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的堅決反對。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接見了辯論雙方的代表，指出對聯“不全面”，“我們沒有必要再打已經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動，只要兒子是革命的就要團結他”，他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

　　但經過運動洗禮的高干子女此時已不比當初，他們已經有了點政治頭腦。剛開始揪“三家村”、“彭羅陸楊”，他們還沒反應過來，路線斗爭哪次不損耗幾個人，跟他們劃清界線就是。直到斗爭不斷升級，威脅到他們自已老爹老媽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鬧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鬧把火點起來是為了燒烤自已老爹呀！事到臨頭悔不及，怎么辦？再次造反。

　　陳伯達講話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學生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見愁”對聯，從而引起更大躁亂。他們還開始醞釀成立工農革干子弟協會，后改稱“貧協”，清華、北大等校立即響應，以出身為標準將人群分成兩大派別。這就是我們后來熟悉的紅五類和黑五類，紅五類自來紅，黑五類自來黑，但請注意，兩者也并不是絕對對立，以后我們會提到。

　　陳伯達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請出兩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講話指出“我懷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們上當了”，她要大家團結起來，把斗爭目標鎖定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8月5日凌晨，周恩來在清華大學指出：“‘貧協’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參加天橋劇場的辯論大會時，江青一再重復“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的新改對聯，結果卻催生出更多如下對聯：

　　父母革命兒接班-----當然;

　　父母反動兒背叛-----很難。

　　橫批：理應如此

　　老子槍桿打天下穩上穩;

　　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

　　橫批：專政到底

　　老子闖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兒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橫批：代代相傳

　　老子革命打江山;

　　兒子造反為江山。

　　橫批：代代紅

　　老前輩降群魔大殺大砍;

　　后來人伏妖崽猛鎮猛斬。

　　橫批：誰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瘋狂

　　溫和的勸導壓制不住極端的熱情，經過天橋劇場大辯論后，對聯思想在社會上泛濫成災，很多紅衛兵組織甚至將對聯思想做為一種指導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將老爹的舊軍裝與紅衛兵的紅袖章配在一起招搖過市蔚然成風，這不僅是一種服飾特征，更是一種能彰顯紅色貴族高貴血統的標志。這些稚氣未退的娃娃們穿著并不合體的大人衣服，腰束寬皮帶，腳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滿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穢語，一時間，竟成為青年們竟相模仿的偶像。

　　可紅色貴族并不好當，他們選擇成員的唯一標準就是“純”。什么意思?當時中國行政級別共有24級，父母行政級別在13級以下的統統不要。他們認為，唯有如此顯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來紅”。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他們組織內部也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職大小來安排職務，他們成了一群名符其實的“八旗子弟”。如此森嚴的等級不僅把大批工農子弟排除在外，甚至連一般基層干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準入門檻，另一方面是社會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沖動與幼稚，于是悲劇發生了：一個14歲小女孩要求參加紅衛兵，結果紅五類們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夠堅決。”小女孩聽后一言不發，抄起刀走進關押老師的“牛棚”，連續數刀將老師捅死，然后趾高氣揚地對紅五類們說：“我革命怎么不堅決?現在該讓我參加紅衛兵了吧!”

　　我覺得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牛棚”以正視聽。文革時所謂的“牛棚”并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單位里關押走資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倉庫，一個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間普通的辦公室。因為在陳伯達主筆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將走資派稱為“牛鬼蛇神”，所以群眾將關押走資派的地方稱為“牛棚”，它實際上是群眾專政的產物。被關押者并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據所犯錯誤大小采取不同的強制措施。交待完問題，有的幾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來交待問題，就像上班一樣。一般不許搞打罵，還有必要的生活費。周恩來總理更是在文革后期一再警告各單位嚴禁搞逼供信，同時允許被專政者有上訴控告權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統論的八旗子弟們可不管這套，他們自認為天生就是專政者，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是自娘胎里帶出來的，老爹被整又將他們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燒起來。于是，我們看到6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復活：

　　他們將幾間教室打通，將抓來的俘虜關進去，用活人來練習摔跤、格斗、擒拿、拳擊等，美其名曰集訓。這就是他們私設的監獄。再看看他們的公堂：像縣太爺一樣高高坐在老師的講臺上，將昔日的同學老師挨個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臉、開水洗澡、上吊練習……手段之殘忍直追日本的731部隊，真是駭人聽聞!

　　五、一個并不可笑的笑話

　　小時候看過一部香港古裝戲，是描述清軍攻克揚州的。當大批清軍蜂擁著攻入城門時，旁邊一個孩子忽然提出一個令人捧腹不已的問題：“他們(守城者)為什么不在城門口架幾挺機關槍?”

　　有些人，總以為自已比前人聰明，好像只要通過時空隧道把他們送入古代他們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樣。對于三十年前的文革，他們也是帶著這種有色眼鏡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們就同愚昧、無知、高壓、個人崇拜聯系起來。仿佛毛澤東是個封建暴君，“毛主席萬歲”等同于“皇帝萬歲”一樣。其實，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能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崇拜者還是被崇拜者，雙方都清醒得很，誰的頭腦都沒有發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對林彪的過分吹捧不滿，多次提出批評意見。但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沒有住手，反倒把個人崇拜這股風越刮越猛。對于人們普遍佩戴主席像章問題，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這是“討嫌”的，甚至對于后期鋁制像章過多的現象發出“還我飛機”的呼吁。他的頭腦哪里有一點發熱跡象！

　　對于佩戴像章的人，他們的頭腦更沒發熱，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不僅僅是一種飾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標志，佩戴像章就擁有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權利。這才是當時主席像風行天下，人們都趨之若鶩的真正原因。

　　紅五類們對佩戴主席像章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既然能夠在第一時間從老爹老媽及掌握大權的叔叔阿姨那里獲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資源”，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用這種資源去行賄。別以這是危言聳聽，真有人憑借這些東西疏通各處關節，甚至混入黨內。他們還高喊著“自來紅萬歲”的口號，大肆剝奪對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這在當時，是一種嚴厲的打擊和折磨，比殺了對方還難受。普通紅衛兵多次被剝奪后，我們看到了今天常提起來的笑話：他們將毛主席像別在胸口的肉上，稱之為“一針(真)見血”。有的還哽咽著說：“毛主席，這下他們再不會搶走你了。”

　　這個笑話讓我怎么也笑不起來。

　　與此相對應的是，許多出身“黑五類”的學生明明被罵為“混蛋、狗崽子”卻并沒有失去像章的佩戴權。即使被紅五類們剛剛暴打后，他們仍然腆著臉去和人家套近乎。仗著心狠手辣，在討得紅五類的歡心后，他們都夾在紅衛兵中間作為專政非紅五類出身的人的打手。當年，北京第二醫學院曾有人貼出過一張題為《飛出一只白烏鴉》的大字報，對這類不倫不類的紅衛兵進行了絕妙的諷刺。

　　六、出了個領軍人物

　　“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迫使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把自已打扮成馬克思義者來從事各種破壞活動。”------恩格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面對舉國一片”萬歲”聲，右派先生們絕望了，他們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實這又高估毛澤東的能力了，他的敵人依然存在，只不過戴著紅帽子罷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做為馬列主義新階段的毛澤東思想在也未能擺脫這一歷史宿命。這不，一個自稱“只承認毛澤東思想”的人出現了。

　　天橋劇場的一場大辯論，帶來了“血統論”在社會上的大傳播，引起一個小人物的強烈共鳴。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無論是出于封妻蔭子的潛意識，還是即將由紅變黑的殘酷現實，他和同類們都不得不拼死一博。請記住這個名字，當時全國有很多人被他的講話迷了心竅，紛紛改成他的名字，以至于開放改革后他不得不改頭換面，用另一個名字馳騁政壇。他就是當時北京工業大學三系三年級學生譚力夫。

　　1966年8月12日，譚力夫與別人聯名貼出了“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提出要把對聯當做“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把他“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條條本本。”大字報一貼出，如同今天網上突然出現一個酷貼，立即有人響應。當日，北京各高校紛紛出現了只字不差的大字報，傳播的速度是相當地快，新一輪大辯論又開始了。是日，僅到北京大學觀看大字報的人就達17.9萬人。當然他們也借了一股東風，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在把紅衛兵運動推向全國的同時，對聯的思潮也迅速泛濫起來。

　　中央文革感覺到勢頭不對，他們組織力量到各高校張貼《江青在天橋劇場對紅衛兵的講話》，希望把勢頭壓下去。但剛剛在破四舊中取得輝煌戰果的紅五類們此時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北工大連續兩天發生了強撕江青大字報事件，并引致了校園內宣傳“血統論”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辯的譚力夫在全校集會上口若懸河，一氣呵成了聞名全國的講話。這篇講話在大力宣揚“血統論”的同時，尖銳指出“批斗各級干部是難以容忍的事情。”

　　譚力夫的講話一出籠，不但很快風靡北京，同時被長途電話和航空信件傳遞到全國各地。這并不莊嚴的宣告，這并不雄偉的聲音，通過各種現代化工具，一樣傳遍白山黑水，黃河長江。各省市負責人都認為講話好得很，應大力宣揚。個別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復制了幾十萬份“講話”，以新華書店等主渠道迅速發行到工廠村莊。有些單位還規定每天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講話”。但他們對同時期下發的、中央一再要求嚴格執行的“十六條”卻絲毫不感興趣。他們大力推廣譚力夫講話的直接效果是：譚力夫在群眾中獲得巨大聲望，僅在福州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就有5人更名為“力夫”。這還不算，在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先后刮起了一股“報出身”風。比方說你要上公共汽車，售票員就會讓你報一下出身：紅五類，您上座;黑五類，站著，有座也不許坐。

　　在特定的瞬間，歷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創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將講《論語》的于丹視為“文化奶媽”一樣，當時的走資派也是將譚力夫視為救世主的。他們渴望“血統論”救他們一命，當然會不遺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幫他一把，他們明白：幫這個小人物也就是幫自已。

　　七、元帥的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紅衛兵串連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國元帥家中。

　　公函上端寫著一行“最高指示”：“要節約鬧革命。”正文中這般寫道：“陳毅同志，今有您的兒子陳小虎，某月某日在我處借款人民幣二百元整，望盡快歸還。”信的末尾，蓋有一枚大紅的公章。

　　展讀此信，陳毅勃然大怒：“啥子陳小虎?我家根本沒有陳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錢我也不給他!”

　　陳毅元帥有四個孩子。老大陳昊蘇，老二陳丹維，老三陳曉魯，老四陳姍姍。

　　被訛傳為“陳小虎”的陳曉魯的確是他的寶貝兒子，當時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學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頭爛額的元帥此時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會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舉動極大地刺激了紅衛兵運動的發展，大批普通工農子弟參加紅衛兵，這樣一來讓老紅衛兵心里不舒服起來，用今天的話講，他們感覺自已的知識產權產被侵犯了。為了顯示紅色貴族的與眾不同，在譚力夫講話的影響下，他們相繼成立了西糾、東糾、海糾等組織。后來的“聯動”就是以這三個組織為核心組織起來的，筆者很想把這些組織的創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慚愧得很，費了很大勁只能找到西糾的一些材料，除了那個陳曉魯外，還有個孔丹，原國務院外事辦主任。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動，受到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革命的支持，就連周恩來都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許明指導他們的活動。“西糾”成立后，陸續發布了13道通令，內容龐雜，涉及中央黨政機關、革命干部、國家機密、首都秩序、以至對資產階級政策和外賓接待政策等許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條-----保護老爹。8月27日，“西引”發出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干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

　　八、揭發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們會發現許多難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說兒女揭發父母，這一奇怪現象常被改革者用來論證文革對人性的扭曲。在這方面，他們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觀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筆者最近聽到一個當年在批斗會上主動揭發母親的人坦露心聲：“那都是我媽讓我干的，我們是黑五類，不這樣能把自已洗干凈嗎？講幾句話，我參軍、找工作、以至將來提干就不會受影響了。”

　　原來是苦肉計!這怎么會是文革對人性的扭曲，翻開史書看看，類似的辦法數不勝數。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對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敵人----封建主義遺毒在作怪。

　　那個全國最大走資派對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應手。在工作組受到主席的批評后，原來強烈支持工作組的兒子不但迅速改變立場，還有聲有色地揭發起老爹來。大義滅親的立場得到大多數人的欣賞，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學生領袖，組織起一伙人來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糾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劉濤、賀鵬飛(賀龍子)同清華附中一些人制訂行動計劃，趕制了西糾專用符號，組織北京12個學校保皇軍企圖武裝占領清華園。真不愧是將門虎子，他們的行動還是像模像樣的：先在清華附中操場集結隊伍，賀鵬飛作戰前動員，指責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同時派人占領校廣播臺，控制了宣傳機構。下午4:00,這兩位當然的領袖帶領12校聯軍沖進清華園，立刻包圍了大字報區，先是宣讀最后通諜，然后毆打看大字報的群眾，不但撕去揭批劉、鄧、薄等的人大字報，還特別認真地用相機拍下了大字報的作者，準備進行秋后算帳。最后，他們搗毀了以批判劉鄧為已任的“第一紅巖”戰斗組的家，并在校園游行一周示威。

　　據悉，劉濤事后向王任重打電話匯報了情況，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沒什么問題。”

　　九、令人費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悲劇。文革結束后，一直以來的相關作品總是沿著毛澤東---文革---老舍----迫害這樣的簡單邏輯推理下去，潛臺詞就是：是毛澤東間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嗎?

　　若果真如此，本著對歷史認真負責的態度，那就應該先把直接責任人揪出來示眾，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該殺的殺，該關的關，該批判的批判，總要給死者一個公道，給人民一個交代。這樣做很難嗎?毛澤東不在了，可當時老舍挨打的見證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徹底否定，開放了、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了;紅衛兵已退出歷史舞臺，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帶鐵拳了。這種時候，正是為死者申冤的最佳時機，怎么知情人都緘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1899～1966)現、當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另有筆名絮青，鴻來、非我等。滿族，北京人。出生于一個貧民家庭。”這是達成共識的老舍簡歷，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紅苗正，正宗的無產階級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爭對象-----走資派沾不上什么邊，甚至連黑五類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歸國后各方面一直緊跟形勢，一直宣揚是“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談話中特別提到清朝的幾個有作為皇帝，對清朝的歷史貢獻給予肯定。這在當時相當于一次政治摘帽。因為自辛亥革命以來人們對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敗透頂、喪權辱國，這使得相當多的滿族人抬不起頭來，他們不敢承認自已是滿族人，這中間當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認是滿族人的，但有了這次談話后，他不但勇敢承認，還根據自已的生活經歷創造了《正紅旗下》這部優秀作品。能夠得到領袖的如此垂青，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口含天憲的人物，一般人誰敢到太歲頭上動土呢?令人費解!

　　老舍是個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區體驗生活，文革開始后他任文聯的革委會主任，對文革他是以一種積極心態參加的，其思想的進步程度絕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沒事他卻一命嗚呼呢？令人費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黨的信賴來了。他對同志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志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斗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發言，如果僅憑這點點回憶就認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紅衛兵干的，那就太小兒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時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現在有些死因揭密總是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紅衛兵，動機何在?令人費解!

　　在特殊時期，有些人對死人總比對活人的興趣大，因為一個死人是不會說出真相的，所以我們只能采取排除法窺視一點真相。可以斷言，中央文革不會干這類傻事。當時劉、鄧都沒正式倒臺呢，光走資派就斗不過來，哪有功夫捅這婁子。除了這股勢力外，敢對老舍動手、能對老舍動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統論的紅色貴族們。據批斗老舍的主力軍------北京女八中部分紅衛兵回憶，他們當時是在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帶領下沖進文聯的。請注意這個“校文革領導小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這些公開組織基本被紅色貴族控制，否則劉濤、賀鵬飛也不可能短時間組織起12校聯軍。再有，從老舍后來在國子監挨打的慘烈程度看，手段與東西海糾極像。更重要的是，這批人文革后大都黃袍加身，掌管著各各要害部門，其威力足以讓任何人三緘其口。

　　十、“紅八月”大事記

　　我們剛剛經歷了文革中赫赫有名的“紅八月”，毛澤東、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打人、愚昧狂熱，這就是我們過去的全部印象!給我們這些印象的人是膚淺還是狡詐?其實，真相只需看一下流水帳即可：

　　1、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指責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隨后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

　　當晚，“鬼見愁”對聯貼到北京各大高校。

　　2、8月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繼續討論工作組問題，部分中央領導做檢討;

　　同時，對聯在北京引發大辯論，陳伯達改聯滅火。

　　3、8月3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分組討論“十六條”，部分中央領導到北京建工學院做學生工作。

　　4、8月4日，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做檢討，毛澤東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對成立“貧協”。

　　5、8月5日，毛澤東發表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周恩來在清華大學指責“貧協”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橋劇場辯論，江青、康生勸止不住持“血統論”的學生;林彪回京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陳云致信毛澤東并中央，表示“完全擁護毛主席和中央采取的方針。”

　　7、8月8日，新華社播發“十六條”;

　　血統論在社會上大傳播，高校陸續成立學生組織。

　　8、8月9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繼續揭發批判劉少奇、鄧小平;

　　賀鵬飛、劉濤等人成立清華大學“八九派”串連會，只批“黑幫”，不批工作組。

　　9、8月12日，劉少奇職務不再被提起，葉群組織人員整理劉少奇材料;

　　社會上,譚力夫主張將“血統論”作為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引發更大辯論。

　　10、8月18日，毛澤東大規模接見紅衛兵;

　　王震等老干部遭受批判，社會上打砸打日漸增多。

　　11、8月19日，新華社播發18日接見紅衛兵時，天安門城樓上領導人的排名順序，引起震動。

　　紅衛兵開始大規模抄家，毆打“有問題”的人員。

　　12、8月20日，譚力夫發表演講，認為批斗各級干部是難以容忍的事;同時北京30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

　　13、8月23日，紅衛兵運動進入狂熱化程度，達到最高潮。

　　毛澤東及時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14、8月24日，“西、東、海糾”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盡。

　　15、8月28日，中央正組織紅衛兵大串聯,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

　　16、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林彪提出“四個偉大”。

　　分析:中央存在兩種聲音,社會上存在兩股勢力.毛澤東憑借高超的政治才干把中央的反對派壓了下去,但社會上的反抗勢力卻日趨壯大起來。

　　十一、探討文革的派性問題

　　一問起文革中派別，有些人總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聽到這樣的回答，心里總會生出一種疑問：他們當初真這么叫嗎?要知道，自稱“造反派”倒也罷了，因為畢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論支撐，可“保皇”一詞明明是帶有貶義的，就是在法國大革命中也不例外，這代表的是封建、落后，誰會用這樣的詞來標榜自已呢?

　　還有一些人一提起這兩派就聯想到紅衛兵，聯想到造反派的破四舊、毀文物、批斗老干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么樣子的，他們當時怎樣保皇?

　　事實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絕不是紅衛兵的專有名詞，這兩頂帽子自始至終出現在文革史上，開始是學生們戴，后來是普通干部群眾戴。他們的正式名稱是：一派自稱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稱革命促進派。保皇派在名稱問題上有點像金庸小說中的明教，一聽有人管他們叫魔教就抄家伙動手，因為對當時爭斗的雙方來說，“保皇”是一個污辱性的稱謂。

　　之所以會出現保皇派，是因為文革前的官員們大多貪欲還不太重，老百姓出于傳統的慣性，還對他們保持著相當的尊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個口號，實際上當時真正支持的并不多，因為中國人除非被逼得走投無路，一般不愿意造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這即是殘酷的現實，更是中國人處世哲學的寫照。這是個勤勞善良的民族，更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國歌中的這一句，其實寫出了國民的阿Q精神，難道不應對其發出含淚的鞭笞嗎?從這個意義上講，“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種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組織應運而生沖擊各級黨委，其實這些毫無政治經驗的年青娃娃哪斗得過那些久經戰陣的老油條。他們一方面丟下手頭工作，指責紅衛兵們破壞生產，即“用生產壓革命、狂刮經濟主義妖風”，另一方面他們也組織自已的紅衛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對立的雙方都戴紅兵標志，都自稱造反派，指責對方是保皇派。比較典型的是江蘇的紅衛兵，他們被老百姓戲稱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時，一派表態說：“好得很!”，另一派說：“好個屁!”

　　保皇派由于有官方背景，自然勢力大些。文革從開始到結束，很多省份其實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奪取了政權，所以才受到毛主席的特別青睞。

　　十二、“紅色恐怖萬歲”

　　探照燈、崗樓、哨兵、瞭望孔、射擊孔，尖銳的警鈴，慘無人道的酷刑……，這陰森恐怖的地方既不是日本人的炮樓，也不是國民黨的渣滓洞集中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居然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的一所學校-----北京六中。

　　當時這是全北京紅五類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后來“聯動”最重要的據點。借著文革初期的混亂，他們將日常學習讀書的地方改造為關押“黑五類”的“勞改所”。十五、六歲正是青春期萌動的時刻，如果這萌動一旦被名、利誤導，立刻會滋生出可怕的魔鬼。“保爹”的愿望促使著紅五類們不斷探討先輩的戰績，在他們靈魂深處，或許真的有“沿著前輩的足跡走”的良好愿望，可一到具體問題上，他們不自覺地沿著敵人的足跡走起來。六中的大門早就被封死，要想進去只能從他們規定的窗口跳進。一進門，這幾個血淋淋的大字就撲面而來----紅色恐怖萬歲!-----這真的是用人血寫成的。

　　在這里，專政對象被無限擴大了，先是“黑五類”，后是“黑七類”，東、西、海糾的成立使他們的氣焰更加囂張，專政對象逐漸擴大到一切不同意“對聯”觀點的人。他們輕輒打罵同學老師，強索錢財，重則草菅人命，而且手段極其殘忍。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學生王光華先后被西糾成員活活打死，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東西海糾一下子臭遍了街。

　　今天，我們應該回過頭來思索這段歷史：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會脫口而出“目無法紀”，右派精英會大聲呼吁“缺乏民主”，他們會各自掉幾滴鄂魚的眼淚表示同情，然后兜售自已的私貨。我們已經被他們騙了幾十年，不能再上當了。用階級分析的辦法來看，我們會發現事情的真相----階級斗爭！

　　“可惜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新的資產階級，正在從我們蘇維埃的職員中間產生出來。”----列寧

　　“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就在共產黨黨內！”

　　---毛澤東

　　“孩子們未滿十八歲，就是槍斃都不夠格”，中國的走資派們就是看中了毛澤東這一軟肋，所以毫無顧慮地推出了自已未成年的孩子，他們的無恥精神，讓今天借孩子扮乞丐騙錢者望塵莫及。

　　十三、文革五大學生領袖

　　話說到1966年9月，我們似乎忘記了幾個文革中的風云人物，他們就是后來被稱做五大學生領袖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盡管他們只是曇花一現,但卻是研究文革史繞不過去的人物。

　　讓我們回到1966年5月25日，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把北大哲學系黨總書記聶元梓推上了歷史舞臺。大字報一貼出，立刻在北大師生中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反響，當天就有上萬張大字報貼出，其中大部分表示反對意見，甚至還有人圍攻她。后來劉少奇派工作組來了，她一下子成了專政對象，被整得很慘，一度以絕食做為主要斗爭方式。可即便這樣也轟隆不出太大動靜來，素來溫順敦厚的中國人一向對犯上者的下場都有共識。可惜這次大多數人看走了眼，隨著毛主席對大字報的支持，聶元梓一下子成了造反英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威名不徑而走。消息傳到廣東，幾個學生在辯論中達成共識，借著大串聯的機會去趟北京會會這位反潮流的革命小將，可到了北京卻大跌眼鏡：原來他們心目中的革命小將竟然是位半老徐娘，時年45歲。

　　在聶元梓的事件的影響下，各高校都掀起反工作組的浪潮。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引起一個人的強烈不安，因為這個人當年會同工作組將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那個時代，一個人被打成反革命跟槍斃也差不多。現在蒯大富翻過身來了，會不會對他和他們一伙進行報復?自己“自來紅”的高貴血統怎么能受蒯大富這種人的氣!帶著這種不良心態，他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西糾和后來的“聯動”組織中，我們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叫賀鵬飛，共和國開國元帥之子。

　　在整個紅衛兵運動中，聶元梓和蒯大富不是最先起跑的，但毫無疑問是跑得最快的一批。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時，他們受邀上天安門接受檢閱，此舉不但使他們在紅衛兵中名聲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視。隨著中央文革權力的逐漸擴大，他們也水漲船高，逐漸成為領軍人物。此時血統論驍將譚力夫等領導的老紅衛兵組織“紅一司”“紅二司”已日漸成為文革的阻力。為了“斗走資派”這個大方向不動搖，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三司”的造反組織。在這個組織的推動下，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首都師范大學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也日漸壯大起來，這些人被后來的“聯動”稱為“中央文革的憲兵隊”，我猜想，“誓做中央文革的鐵拳頭”一定是這些人喊得最起勁。

　　后浪推前浪，新人趕舊人，總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在他們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同時，“西糾”等組織也日漸將他們視為眼中釘。這一時期發生了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帶頭沖擊地質部揪斗前工作組組長鄒家尤事件，“西糾”前往干涉，弄了個灰頭土臉，威信掃地。此外，北航的韓愛晶帶頭沖擊軍事機關國防科委并一舉成名也使他們感到不安起來，他們覺得自已是紅衛兵的老祖宗，應該采取措施壓壓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輩。于是，一個新的計劃產生了。

　　十四、秘密成立“聯動”

　　據小說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繼位之初，有幾個王室成員不服氣，想把他搞下臺或者架空，于是他們精心謀劃了一場政變：先聯絡一些平日合得來的宗室子弟，憑著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后占領大內，繼而控制京城九門，最后掌控全國……

　　每當我讀到這里，總禁不住啞然失笑：這些只會提籠架鳥的公子哥搞這殺頭的玩意也這么浪漫!不過話說回來了，在現實生活中，有面子確實很重要。比方說讓我花錢聯系個小劇場搞個演出什么的或許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禮堂簡值是天方夜譚，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紅衛兵們在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聯動”組織，這個組織當時并不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它戴的是一頂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

　　他實際上是以“東、西、海糾”為核心，聯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組織的一個聯合體，其核心任務是“保爹”，路線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聯合。有了譚力夫講話的理論支持，有了各級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還真別說，幾個毛娃娃過家家似的組織居然在全國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聯動”成員實際上是以中學生為主，如譚力夫等大學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論指導作用。不過，青春期燥動的少年更可怕，我們敘述過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動是生理現象，但讓青春萌動到犯罪狀態卻是社會現象。是什么社會現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脫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事實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個社會機會，也并不是所有處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瘋狂，真相被掩蓋在迷霧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講一個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還記得小學課本里有一篇題為《秘密學習》的文章，講的是幾個小學生在日偽不斷掃蕩的戰爭環境中堅持學習的事，敵人來了將課本埋起來，敵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堅持上課。這是一個真實的學校，當時叫“榮臻小學”，原本是收留戰爭中烈士子弟的，后來進城后改為“八一學校”，60年代，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學校。各級干部對自已孩子的愛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不惜血本對這里進行投入：統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學樓，校園內到處綠樹成蔭，鮮花遍地，的確是個讀書的好地方。(投入就是蓋校舍，這路子好像有點熟)可教育方針卻沿襲過去的老一套，孩子們好一點的學會了溫文爾雅，追求名利。差一點的就不消說了，這里后來成為“聯動”的一個重要據點。請看看這里舊教育體制教出的高徒：

　　一個小學生在描述未來理想時寫到：“職務：坦克兵元帥，工資：每月700(當時超高)”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長大后的八旗子弟們就是懷著這樣的理念沖向社會的，當他們優越感忽然被剝奪后，犯罪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養不教，父之過;徒不嚴，師之惰。”連私熟先生們都懂的道理卻有人裝做不懂。

　　十五、逮捕譚力夫

　　“聯動”成立后，更加瘋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亂，甚至有人晝伏夜出殺害對立面的人，引起了社會治安的嚴重動蕩。本來抄家這一行徑是有嚴格組織程序的，一般說只抄書籍日記等文字性東西，而且還要打借條。這是基于“四清”運動中從地主家抄出“子孫萬代要報仇”等反動詩而采取的一種強制檢查措施。后來檢查擴展到“四舊”等生活實物，抄家者也還算守規矩，文革結束后有人從堆積如山的倉庫中揀出自家物品就是實例。可這些好的做法到了“聯動”這里就統統廢除了，他們不但把抄家當成赤裸裸的搶劫，還中飽私囊，盡一切可能搜集自已需要的東西。他們在向“黑五類”們勒索錢財的同時，發現這些人家里有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書籍，不由分說拿了回去，可他們當時沒有時間看----都忙著奪權呢!

　　“聯動”的異常活動引起中央高層的密切關注，此時文革已全面展開的，運動的重點也已明確，幾個小屁孩“保爹”的舉動自然難逃他們法眼。擒賊先擒王，他們不約而同地將注意力集中到血統論驍將譚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來否定了譚力夫提出的“黑七類”的說法，說“譚力夫講話是典型的形'左’實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對譚力夫的觀點大加撻伐。10月24日，毛主席親自出面了。他說：“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都出身好嗎?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選擇!”

　　猶如三記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紅五類們頂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個電話打到譚力夫家，中央文革的關鋒、戚本禹約他中南海談一談。譚力夫又驚又喜：終于有了一個為血統論辯解的機會了。他要在中央領導面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系統闡述血統論的正確性。可當他那滔滔不絕的辯解沒進行幾分鐘，戚本禹就厲聲喝問他同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子女有無瓜葛，關鋒則在一旁敲邊鼓，不斷地追問他們家同林楓、李雪峰的關系。自已的老爹干過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能同這些人無關嗎!譚力夫終于明白，對方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談話當然是不歡而散。事隔不久，譚力夫被逮捕投入監獄，中央文革成立了”譚力夫專案小組“，不斷追問譚力夫的后臺問題，想以此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借以除掉政治對手。可譚力夫畢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獄中清醒地認識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為了整老子”的企圖，學著革命先輩的樣，咬緊牙關硬是一句不話，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為了證明“血統論”的正確，他還在獄中寫下了一首《鐵窗歌》：“鐵窗孤影對，深夜寒風吹。生當共產黨，死作革命鬼。縱死亦含笑，問心無大愧。敬愛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詩有好壞之分，寫詩人的境遇卻各不相同。“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讓作者“咔嚓”一聲人頭落地，可這首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卻為作者日后飛黃騰達埋下了伏筆。

　　十六、“聯動”郁悶極了

　　自從被中央文革盯上后，“聯動”的日子一直過得很郁悶。先是“中日青年大聯歡”籌備工作的領導權被剝奪，繼而平民紅衛兵崛起，處處搶他們風頭。1966年夏季，老對頭北航紅旗戰斗隊發出了制造“紅海洋”號召，就是以美化市容為名，用紅油漆將街道、單位大幅墻體涂成紅色，以彰顯“革命化”的環境赤風潮。這讓“聯動”成員們心里很失落：這本應該是他們提出來的才對!可人家先走一步，已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沒辦法，只好跟在后面吃點浮食。除了到處潑油漆刷街道外，他們還將自已的紅袖章進行了精心改良設計：雙層綢面，外面紅色，里面白色，寓意是：紅色恐怖壓倒白色恐怖。可惜這個順風屁還沒接熱乎，人家北航忽然改口，大加撻伐起“紅海洋”來。原因是制造“紅海洋”浪費了大量紅油漆，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真是：人要倒楣，連喝口涼水都塞牙!

　　隨著“聯動”重要據點北京六中勞教所等陸續被爆光，他們在北京市民心目中一下子臭起來，老百姓都拿他們當小流氓，各校新崛起的平民紅衛兵也漸漸不買他們的帳。“聯動”正式成立后，他們組織了幾次對“紅三司”的沖擊。可人家蒯大富一個電話就召來幾千人，嚇得哥幾個面如土色。不過，此時“紅三司”對“聯動”還基本處于防御狀態，基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畢竟人家頭頂上戴著紅帽子呢!

　　譚力夫被逮捕后，整個形勢對“聯動”越來越不利了，可個別腦子不大靈光的還不知死活，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表現自已，比較典型的是：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章，一手拉住軍車窗，另一手揮舞軍刺招搖過市。行人側目，避之唯恐不及，警察可睜大眼看著呢，帶著鬧事的不容分說被關了進去。

　　這下“聯動”沒招了。講理吧，理論權威正在監獄里待著呢;講打吧，人家蒯大富的“紅三司”可是以大學生為主，個個膀大腰圓，還真不是個。“反了，反了，這年頭流行兒子打老子”，同阿Q一樣，他們也急需一場“精神勝利法”。

　　十七、“十二月黨人”

　　1825年12月，一群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的俄國貴族軍官悍然發動政變，目的是反對沙皇的農奴統治。可惜活沒干利索，指揮官臨陣脫逃，三千多人還在廣場上傻等呢，沙皇的大炮轟來了。圍觀的百姓和士兵們頓時血流成河，政變就此破產。可貴族畢竟是貴族，礙著朝中老臣的面子，參加政變的軍官們除首犯被殺外，大部分只是被罰去西伯利亞做苦力。沙皇本想借西伯利亞的狗熊之口除掉政敵，可萬沒想到這幫公子哥生命力還挺頑強，愣是在那冰天雪地里活了下來。他們美麗的妻子也拒絕了沙皇要她們改嫁的要求，寧可放棄貴族生活而去西伯利亞與丈夫廝守，真是浪漫的刑期啊!這個故事一向為“聯動”的紅色貴族成員們所熟悉，同樣是貴族，同樣是十二月，同樣是挑戰當局的危險活計，他們很自然地將二者聯合起來，自稱為“十二月黨人”。

　　面對蒯大富、聶元梓代表的平民紅衛兵的挑戰，紅色貴族們出奇地憤怒了。從1966年11月27日起，他們就在北大附中教學樓的一間會議室秘密集會，商討對付“紅三司”的辦法，12月5日發表宣言，正式出現了我們在開篇中提出的那份誓詞。這篇宣言以詩歌般語調強烈指責當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在保衛“十六條”、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下號召“拉起隊伍自已干!”干什么呢?當天夜里，“聯動”成員傾巢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發出了向中央文革進攻的信號彈。

　　僅僅貼標語、發傳單當然滿足不了“聯動”的愿望，他們發動了對“紅三司”一系列的攻勢。12月6日，十幾個“聯動”成員在首領牛皖平的帶領下，主動到蒯大富控制的“紅三司”司令部，點名要求辯論揪斗老干部的問題。結果還沒進大門口就遭到圍攻，只得落荒而逃。12月7日，“聯動”再次從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等處調集大批紅衛兵來到“紅三司”所在地尋釁，結果被團團圍住，最后是周恩來派秘書周榮鑫來解圍才把他們救走。的確，無論從人數還是從體能上比，他們和人家蒯大富都不是一個等級的，更不用說蒯大富后面還有個中央文革呢。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學紅衛兵聯合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對“聯動”的理論和路線進行了嚴厲批判，并決定解散各種紅衛兵糾察隊。這等于斬斷了“聯動”的各種觸角，形勢已經將紅色貴族們逼到了墻角。

　　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在這次大會里，他們不但高呼“打倒‘紅三司’、“反對亂揪老前輩”等口號，還有人膽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剛喊出這句時，臺下一片寂靜，幾千人同時愣住了，繼而掌聲大作，“聯動”紅衛兵們發瘋似的蹦起來，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聲叫好，鞋子、帽子、頭巾、傳單等物件拋向空中，在圓形屋頂下飄舞著。不知誰弄來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在劇場中炸開了。此時他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央文革才是“紅三司”的總后臺。

　　“聯動”老紅衛兵的血液像火一樣燃燒著。會后放映蘇聯電影《區委書記》，當游擊隊員們舉槍宣誓“以血還血、以命抵命”時，全場的聯動立即響應，齊聲高呼：‘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帽子亂飛，口哨亂響，一片瘋狂。電影放完已是凌晨四點，大群的聯動趁著熱血還沒涼，一隊隊蹬著自行車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難弟兄。這就是有名的‘聯動六沖公安部’的第一沖。

　　十八、滅頂之災

　　在文革期間，各級黨政組織包括軍警等暴力專政機構，對紅衛兵都是相當地忌憚。這當然同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絕不僅是以新代舊那么簡單。要知道，幾千年來，國家暴力機構同民眾的關系一直是尖銳對立的，它幾乎就是群眾頭頂的一層天。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改天換地的大事，這層天當然也在改革的范疇內，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毛澤東改革的辦法就是把對立關系倒過來，暴力機構的活動要始終置于群眾的監督下，為此他不惜讓“群眾運動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泛濫。其實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錯誤，但毛澤東相信群眾會在運動中“自已解放自已，自已教育自已。”比較起歷史上暴力機構對民眾的壓迫來，他們在群眾運動中所受的委屈其實算不了什么，當時中國社會出現的“老貓怕鼠”現象，其實正是我們曾經擁有的大民主。不過，對“聯動”這樣的組織來說，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可沒他們的份。“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也不給，半點也不給!”

　　12月26日，就是“聯動”開大會的當天，兩名“聯動”分子在偷摩托車時被老對頭“北航紅旗”的人逮個正著，他們不但不認錯，還動手打人。可這時“聯動”成員都在開會呢，寡不敵眾下，被扭送公安部，這就是“聯動”一沖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難兄弟”。當晚，他們不但打傷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員，連一位趕來調解的副部長都挨了打。無奈，公安部只好把鬧得最兇的幾個人抓起來，但學習過幾段語錄后立即就放了。可這幾個人出來后卻反咬一口，大罵公安部亂抓人----一沖。

　　12月28日到29日，“聯動”調來幾百名暴徒，強占公安部接待室，不斷毆打工作人員，并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權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將兩名“落難兄弟”搶走，而且將三名公安人員綁到禮堂圍攻謾罵，直到周圍有群眾趕來聲援才撤退---二沖;

　　12月31日到1月1日，調集百人再次沖擊公安部，打傷二人-----三沖;

　　1967年1月6日到7日，糾集100人公然從公安部大門沖入，撒傳單、貼標語，砸爛禮堂，鬧騰餓了，就跑進公安部食堂，將那里的四五十斤粉腸和熟豬肉一掃而光，還恬不知恥地到處宣揚“公安部的豬肉真他媽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將他們的暴行廣播了出去，大批群眾前來聲援，“聯動”一看形勢不好，奪路而逃---四沖;，

　　一天以后，他們糾集五六百人帶著菜刀、匕首等兇器，一路高呼“打倒‘紅三司’!”“打倒江青!”再沖公安部，用裝上鐵釘的“二踢腳”攻擊負責守衛的解放軍，造成多人受傷----五沖;

　　1967年1月11日，“聯動”再次糾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沖擊公安部。由于這次自動前來保衛公安部的群眾達十萬之眾，他們沒有沖成，只好氣勢洶洶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謂權力下放的“最后通牒”，并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陳伯達!“打倒謝富治!”，最后甚至喊出“打倒周恩來!”的口號。別人倒也罷了，周恩來可是一直在護著他們，只不過不滿意他們胡亂打人殺人最近沒有明確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滅亡，必先使人瘋狂”，“聯動”越瘋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沖公安部”非但沒有改變他們即將滅亡的命運，反倒火上澆油，惹惱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級人物-----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并由起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1月17日，謝富治講話指出：“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1月31日，《紅旗》雜志發表社論指出：“對于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制裁!”

　　同時，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給“三司”紅衛兵負責人打電話：“在‘聯動’問題上，你們是不是手太軟了?連個‘聯動’都對付不了，今后還想當左派?”

　　鉸殺令一下，“聯動”的未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號召廣大中學生同“聯動”劃清界線，從內部瓦解“聯動”組織。接著，由公安局的人領隊，“紅三司”的人動手，幾萬人在全市進行了犁庭掃穴式的大圍剿。在中學里，新的平民紅衛兵組織不斷涌現，對他們發動了“中心開花”式的進攻;在大學里，“聯動”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會上，浪跡街頭的“聯動”小流氓更是無處藏身。一天之內，“聯動”各個據點紛紛被摧毀，大部分頭頭被抓。“聯動”心里這個憋屈呀!想當年在大興縣滅“四類分子”時是警察給他們帶隊，怎么一轉眼全變過來了!他們想罵、想打、想鬧，可人家“紅三司”跟他們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個對一個，像拎小雞仔一樣抓過來丟進囚車。此時他們倒真有幾分“十二月黨人”的血性：在冰涼的囚車里，稀稀落落地響起了《國際歌》聲。

　　十九、將軍們“綁子上殿”

　　當大多數監牢里的“聯動”還在做“十二月黨人”的美夢時，他們并不知道，此時在他們曾經的老巢里正在舉行著揭發他們罪行的展覽。展覽地點雖各不相同，但主題卻是一樣的，都把“聯動”罪行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系在一起，主題是“讓我們奮起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砸爛!”

　　之所以這樣聯系，是因為從種種揭發材料來看，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帶頭造反，同他們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開的，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依靠近水樓臺的優勢，較早摸清了中央高層的意圖，于是這些毫無造反動機的人率先造起反來，他們是希望盡早獲得“左派”頭銜，以便從中漁利。他們成功了。他們中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幾乎是與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前后腳成立的，巨大的歷史慣性迅速把他們推向風口浪尖，著實風光了一把，但渣滓終究是渣滓，還不到一年，一個個就原形畢露了。

　　北京六中森嚴恐怖的“勞教所”;

　　慘無人道的各種法西斯刑法;

　　殺人滅跡，血債累累的暴行;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的流氓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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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樁樁一件件，讓參觀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舊社會。人們很難理解，怎么解放翻身這么多年，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會出現這種罪惡。無產階級既然已經取得了政權，按照某些人的說法，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了，階級斗爭不存在了，國內的主要矛盾也變了，按說該太平了吧，可怎么一轉眼舊中國的東西又回潮了？看來他們的生命力還很頑強，頑強到超乎我們的想象。

　　展覽獲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參觀，這中間包括共和國的一些開國功臣們。當他們看到自已家寶貝在外面干的這些事后，從心底生出陣陣涼氣：這不就是國民黨嗎！這不就是法西斯嗎！自已把腦袋別在褲腳帶上干了大半輩子革命，不就是為了推翻這些嗎？怎么這些東西又從自已兒子身上出現了？大半輩子的辛苦，無數戰友流血犧牲換來的紅色江山，難道要由這群小兔崽子來執掌？過去是國民黨禍害老百姓，難道以后要換成他們來禍害？那自已革命還有什么意義！并不是每個功臣都沒有覺悟，更不是誰都護犢子。“愛孩子，是老母雞都會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們，那就是國家大事了。”經過深思熟慮，他們終于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在陳士榘將軍的帶動下，一些將軍們紛紛帶著自已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聽說這件事后，當即下令：把被抓的“聯動”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徹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關押“聯動“的紅衛兵監獄中涌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幾輛大轎車開過來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隊上車，在車上，他們仍在心里猜測未卜的前程。“不會拉出去槍斃吧?”“不會，最多是開批判會!”他們這樣互相打著氣。

　　沒想到汽車卻直開人民大會堂，在東大廳的會議室里，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魚貫走出。“聯動”們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憤怒、恐慌、內疚各種感情交織在一起，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曾經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長見面，可萬沒想到是在這種情形下，更沒想到一下子見這么多。“你們受委屈了”，江青一語出口，下面立起波瀾。先是小聲抽泣，接著是放聲大哭，會場亂做一團。接下來的談話就不那么順利了。只要江青一開口，他們就齊聲高誦“我失驕楊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楊開慧閨中密友李淑一來信索取主席年青時贈送楊開慧的一首詞，毛主席說當年那首寫得不好，提筆揮就這首《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宵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服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里的“驕楊”指楊開慧，“柳”指李淑一愛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這首詞里，毛主席對前妻的懷念是無疑的，可并沒有對江青否定的內容。有些人總拿這個說事，用意純在詩詞之外，否則的話，為什么他們不編排賀子珍呢?還不是因為當時賀子珍健在，有些謊話容易被戳穿。事實上，毛主席也給江青寫過一道：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題為“為李進同志題廬山仙人洞”，“李進”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鶴，“進”是進步的意思，加起來表示“李云鶴進步了”)

　　“聯動”們人小鬼大，當眾這么做無疑是在指著江青鼻子罵：“你是小老婆!”這簡直就是面對面的人身攻擊。

　　當中央文革其他人講話時，他們就高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毛澤東干嗎?直到此時，他們每個人還在做著這樣的政治夢：自已遭受的種種“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著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會翻然醒悟，將他們和他們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來的“聯動”非但沒有絲毫悔改，反倒變本加厲起來。毛主席對上海“一月風暴”的支持徹底砸碎了他們的“救爹”夢，此時他們在政治上徹底清醒了。他們成群結隊地騎著自行車在天安門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劉少奇萬歲!”“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后再見!”鑒于沒有槍桿就沒有一切的教訓，他們不但四處搜羅槍枝彈藥，還利用大串聯時在全國各地撒下的“火種”號召成立“鐵血隊”“紅旗隊”“紅旗軍”等武裝力量做他們的保皇派。他們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們更是別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口號。

　　可歷史規律決定了，這一切不過是螳臂當車。經過新一輪的抓、關、放后，他們殘存的力量也被消滅殫盡，“聯動”做為一個組織正式滅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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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13 21:22

　　這是網上流行的一幅控訴文革血淚的照片，它給我們的直觀印象是什么?愚昧、狂熱、武斗?可是又有誰真正看懂了它。

　　請大家注意看墻上的標語：“歡呼毛主席關于派軍隊支持革命左派的偉大號召!”“‘紅旗’《鐵血隊》死保‘聯動’反動透頂!”

　　“聯動”做為一個組織已經被消滅了，但他的指導思想還在，在黨內、軍內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時就有某位黨內大佬叫囂：“‘聯動’怎么會是反動組織，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與此相呼應，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各式各樣的保皇組織，名稱五花八門，以“鐵血隊”“紅旗軍”等最為著名，這當然不是完全響應“聯動”的號召，更多的是受沖擊的各級黨政負責人組織的憲兵隊。于是，1967年成為文革史上最為混亂的一年，全國武斗成風。我們今天見到的“紅衛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個時期。然而當我細細考證這些公墓群時就會發現：他們大多數是當年的保皇派。懷著對黨的忠誠，他們把青春奉獻給了他們心目中的“黨代表”。可這些人有朝一日翻過身后，卻異口同聲地指責起兩派的無知與狂熱，躺在冰涼墓穴中的逝者喲，倘使有來生，你們還是否愿意為他們流盡最后一滴血!

　　一顆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鮮花還是毒草，大多數人還只是盲從。毛澤東----文革----動亂，用武斷的木樁將似是而非的邏輯串聯在一起，把毛澤東敵人的罪惡硬安在他頭上，多年來，中國人民就這樣被誘騙著一步步走上資本主義這條賊船。

　　后記　頑主天下

　　進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來越是大人們的事了，“聯動”的老紅衛兵們一下子由“革命小將”又變成了半大孩子。這時期他們自稱“頑主”，意思是頑劣之主，我們后來熟悉的那句“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氣死公安，難死法院”就是從這時開始流行。其實讓我看，他們更像“玩兒主”，玩樂之主。

　　首先是他們學會了“玩情調”。政治上的受壓，使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過起了“逍遙派”“頹廢派”的生活。他們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書籍、傳唱外國歌曲，并且學寫新舊體詩，這就成了文藝沙龍的雛形。這里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他們錢從哪來?實事求是地講，還真不都是非法所得。當時國家有一項救濟制度，什么意思?簡單說，當時小青年剛上班一般是從18元工資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資40元，這在當時算相當高了。可他家里養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難戶。這時他就可以享受國家的救濟：從他年齡最大的子女中選一人，根據具體情況不同從15、16、17三個工資檔中選一，當子女成年參加工作后再按24級工資制走。“聯動”老紅衛兵的父母此時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國家對他們也按救濟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資吃飯倒沒問題，可這些少爺們沒事愛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廳)，這區區救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不過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貨，倒也勉強過日子。他們當年抄家還抄來了不少“資產階級腐朽的、沒落的精神垃圾”，此時倒成了他們寶貴的精神食糧。看黃書、聽黃色歌曲成了他們的主要娛樂活動，80年代開放初期國內就黃書泛濫，那主要不是外來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紅衛兵手里“存貨”的傳播。

　　其次他們學會了“玩浪漫”。俄國的“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后有美麗嬌妻陪著，這讓中國的“十二月黨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覺，盡管他們的“流放”環境比對方不知強多少倍。沒人跟，自已主動出擊總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總能見到不三不四的人圍著年輕姑娘們轉，警察問就說學雷鋒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鋒同志是幫助老大娘，可他們卻只愛幫助大姑娘。不過那時年輕姑娘們的防御手段要比現在強，逼急了罵一句“臭流氓”對方一般會落荒而逃，否則就會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問話。

　　但他們最主要的社會活動是打群架。“聯動”的組織機構沒了，但老紅衛兵們的架子可沒放下。此時他們的扮相更進一步，和“紅八月”時大不相同：一身將校呢軍裝，腳蹬將官靴，頭戴呢子軍帽，只是臂上沒有了“聯動”的紅袖章。(參見《血色浪漫》鐘躍民的扮相)這些都是老爹當年的軍禮服，穿在身上仍能顯示血統的高貴。可他們這身綠軍裝再也鎮唬不住“黑五類”的狗崽子們了。最讓他們郁悶的是，連一直貼在身邊的“白烏鴉”們也造反，紛紛飛回自已的陣營中去了。他們想不明白：想當年“紅八月”時，自已一頓大嘴巴抽過去，對方連眼都不敢瞪，怎么現如今就敢菜刀、板磚地跟自已干!挨了幾頓暴打后，他們終于明白：當年自已之所以能橫掃街頭，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風，原來是狐假虎威!離開毛主席，自已連同自已老爹媽一塊算上，在老百姓眼里連條寵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鄉”運動開展以后，他們被歷史的洪流挾裹著，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自詡為“老子英雄兒好漢”的人大多數并沒有接老爹的班走從政之路。80年代，當他們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控訴完文革的“血腥”與“罪惡”后，這些當年打、砸、搶的闖將幾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從此，“官倒”成為中國政治辭海里特有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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