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騰訊等門戶網站在頭條顯著位置刊登了新京報《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向文革受傷害老師同學道歉》的報道，引發網友廣泛關注。該文秉持了南方系對類似題材一貫的處理手法，對歷史事件的真實背景與深刻原因閉口不談，主要關注已被“意識形態標簽化”的道歉行為本身。其實，宋任窮自己的回憶錄已經揭示了文革當中很多亂象的根源：地方領導主動推進“黨委統一領導下”的工作組式的批判處理人的方法，對已經起來的人民群眾“支一派、壓一派”挑動內斗……而宋彬彬在北師大女附中正式支持工作組的“保守派”……
以下文字摘錄自《宋任窮回憶錄》：
【由于我也存在著“左”的思想，同時也由于我們對主席的迷信和崇拜，對于當時主席的講話以及在主席主持下形成的文件都是努力緊跟和積極貫徹的，雖然在某些方面行動遲緩一些，但總的態度仍然是擁護和貫徹的。因此,我們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表示，“到會同志堅決擁護中央、主席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和指導方針。”同時，我們對東北地區的形勢，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還不適當地批判了一些同志。這是我們特別是我“左”的思想的反映，這方面的錯誤應當由我負主要責任。當時按我們的理解，“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五界即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進行，準備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有計劃地組織一些批判，最后處理一些人,就告結束。其他領域特別是工廠和農村只進行正面教育，參加全國和省內的推判，不搞運動。】
……
【在群眾分裂成不同的派以后，我又犯了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關于這個問題，我在重新出來工作以后作過多次檢查。1984年9月，我在廣西一次干部會上講過：“我這個人，以前遠的不講，從1957年以后，我的‘左’的思想也是比較厲害的。我挨過整,并不等于我思想上沒有‘左’的東西。我在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四清運動中，都犯過‘左’的錯誤，整過人。‘文革’初期在東北支了一派，壓了一派，也有錯誤。有的同志說，‘文化大革命'把人整得很苦.挨整是一個問題，但是自己犯錯誤是另一個問題，你不能說自己挨了整就抵消了自己所犯的錆誤。你過去整了人家不算啦?不能這樣,實際上你還是整過人家嘛！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有錯誤的’不是英雄，不那么高明，是犯過錯誤，整過人的。”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一貫態度、我在中央組織部、中央競校和其他場合不止一次地講過。】
如果教育不好，高干子弟會成為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毛主席關于高干子女教育問題的幾條批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事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編印的《要事匯報》，這期《要事匯報》說，據云南省公安廳報告，二十二日晚，十七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存折，在取款時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六個是北京學生，其余十一人，除兩人外，都是高干子弟。于是，對高干子弟抄家，毛澤東批示說：
【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毛 澤 東
五月廿八日】
(源毛澤東手稿)
在1967年一二月份，對軍委八條命令稿專門“再加上一條關于管教干部子女的問題”：
【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命令》)】
1967年4月，毛澤東說：
【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附7：陳小魯文革道歉的本意：建立一種比如西方兩黨制的寬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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