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生的他，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后來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實現強國之夢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并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第一至四屆政協委員，第五屆和第六屆政協常委。中國農村問題始終是他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1953年9月與毛澤東的公開爭辯。這件事情當時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直到“文革”結束后才算是廣為人知。一時間，諸如“犯顏直諫”“廷爭面折”“為農夫代言”“不為強暴所屈”等等贊揚梁漱溟敢于犯上的錚錚風骨的輿論沸沸揚揚。實際上這些看法都是相當片面的。遺憾的是，至今仍有一些人步其后塵，發表類似不負責任的言論和文章。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歷史的真相，而且也可以說是對梁漱溟先生本人的不尊。下面就來還原一下這件事的歷史本來面目。

　　梁漱溟不顧一切要證明自己“熱烈擁護總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建設國家的熱情。全國工農業生產1952年底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同時，抗美援朝也告訴中國必須走富國強兵之路。黨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語)

　　后來廣為人知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當面激烈爭辯，就發生在一次討論總路線的會議上。這件事的全部經過發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開始是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后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擴大會議。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8日，周恩來給會議作了關于總路線的報告。9月9日，梁漱溟在小組討論中發言，表示贊同周恩來的講話，并對如何貫徹好總路線提了幾點建議。9月11日梁漱溟再次發言，話題仍然是如何貫徹好總路線，談到了三點，最后一點是農民問題，他說：“有人說，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等等。9月12日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了梁的發言，認為梁漱溟不同意總路線，拿農民問題說事。梁感到受到莫大的冤屈，當晚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表明他是擁護總路線的，希望有機會重復一次他的發言，以便了解他的“善意”。9月13日上午梁將信交給了毛，兩人在晚上談了約二十分鐘的話，毛仍認為梁是反對總路線的，于是兩人“言語間頻頻沖突”。梁漱溟繼續向毛澤東要求安排他發言。于是，9月16日他在大會上發了言，重復了他在9月9日和9月11日的發言，“再三陳述自己并不反對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見《梁漱溟問答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第114頁，此書經梁漱溟親自審定----筆者注)

　　9月17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第一次點了梁的名字，中心內容是聯系歷史上的一些事實，說梁是一貫反動的。其間毛澤東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話，認為梁漱溟是反對總路線的。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決定要繼續為自己辯護。9月18日開會，梁漱溟上臺發言。他決定從歷史說起，必須要有“充分說話的時間”。于是，他要求毛澤東給他“雅量”。結果兩人又起沖突。這時，臺下許多人反對梁漱溟的作法，要他下臺。

　　“毛澤東沒有叫我下臺。他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把要點講一講好不好?’我說：‘我剛才講過了，希望主席給我充分時間。’毛主席又說：‘你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點過了好多了，便說：‘我有很多事實要講，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結果會場大嘩，幾個與會的人上臺發言批評梁漱溟。這時，“毛主席對會場的人說：‘讓他再講十分鐘好不好?’”但是，梁漱溟不同意，仍然要求給他一個公平的待遇。接著會場又是大嘩，“毛主席又對我說，梁先生，再講十分鐘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許多事實要講，十分鐘講不清楚。’”就這樣形成了僵局。最后有人提出請會議主席付諸表決，到會者大部分不贊成梁漱溟講下去，事情才結束。在表決前，毛澤東說會讓梁漱溟在另外一個會議上講。會議主席在表決后也告訴梁漱溟將有機會到另外的會議上充分地去講。梁漱溟后來是講了，但還是“沒有機會充分講自己的意見，主要是聽大家批判”。(引言均同上書第117頁、118頁)

　　事后，梁漱溟在至親好友的規勸幫助下，特別是在他的長子梁培寬的交心長談后，醒悟反悔。他認識到自己的“倔強精神”和“骨氣”都是錯誤的。他發現自己“敬愛包括毛主席在內的許多一心為國家為民族的漢子，卻一直懷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動路線”，以致造成了“9月18日達到頂峰的那場荒唐錯誤”，因此“是必定要引起人們的公憤的。”同時，也理解了毛澤東為什么說他是“以筆殺人”和“偽君子”。(引言均同上書第120頁至123頁)

　　基于這種認識，梁漱溟寫信給毛澤東，請求請長假閉門思過。此后，梁漱溟仍然擔任政協委員，參加國務活動和外出視察，例如1954年初參加憲法草案修改討論等。但是，他再沒有機會與毛澤東當面長談。只是在集體活動中見到過毛澤東，在握手的時候寒暄幾句。

　　梁漱溟對自己的錯誤做過多次檢討，他的態度完全是真誠的。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后。

　　從歷史背景來看梁漱溟的不足

　　在這個事件中，最不能使梁漱溟接受的還是周恩來說他一直想升官發財，因為梁漱溟從來不愿意做官。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對周恩來的最后的評價卻是一個“完人”。因此，對于這場爭辯，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評價。關于這點，胡耀邦的說法對我們正確認識和理解這段歷史是很有幫助的。1985年5月10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會見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紐約《華語快報》發行人陸鏗，雙方進行了坦率的交談。談話中涉及到了梁漱溟和毛澤東的爭辯，現摘錄如下：

　　“胡耀邦：梁漱溟先生呢，從參加新中國的政治舞臺頭一天起，是不大講我們的好話的。他有他的想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這不要緊嘛……!

　　陸鏗：但是他老近來也講你們的好話了。

　　胡：他幾年之前就開始講我們的好話了，大概是四年以前吧，我記不很準。

　　陸：當然，這也是隨著形勢發展所起的客觀變化。

　　胡：盡管他不講我們的好話，也應該允許人家嘛。在有些事上，還未經過自己的腦子證實，他一時有些想不通，從而不大贊成。后來就把他給批了一下。談起豁達大度，我們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后來……

　　陸：后來就變樣了……

　　胡：可能我們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國家事情這么復雜，你卻那么樣的瞎放炮，不大好吧!那一年大概是五五年吧，就給批了一下，現在看是批過頭了。”

　　這里有兩點要注意：一是胡耀邦說毛澤東的豁達是第一位的。當初梁漱溟9月8日第一次談到“九天九地”時，周恩來作了解釋。后來毛澤東也批評了梁漱溟。但是，到了9月16日，梁漱溟又把“九天九地”拿出來說事。在9月18日，還要會議給他認為足夠長的的時間來作解釋，這在全國性的會議上顯然是做不到的，這也是毛澤東的“雅量”所接受不了的。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提出在以后的會上安排他作解釋發言。這應該就是胡耀邦所指的夠豁達。二是1955年的批判是針對梁漱溟的“唯心論”的，與農民問題無關，也就扯不到“為農夫代言”而受到批判的事情。與此相關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時批判梁漱溟的有一位中共著名的哲學家艾思奇，但若干年后梁漱溟認真學習了艾思奇的哲學著作，并寫出了筆記。

　　對梁漱溟頗有研究的汪東林先生，即“文革”后最早在報紙上披露梁漱溟1953年事件的作者，在2006年對這件事的看法給出了這樣的背景解讀：這場沖突“應當說這里邊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諸如，根據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中國要強兵富國，必須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發展重工業，首先要顧及的是工業建設(含城市建設)和工人利益，而實際上不可能也無力量顧及人口如此眾多、地域如此遼闊的農民和農村。又比如，為了集中一切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就必須統一思想，步調一致，突出政權穩固和領導權問題，因而不允許梁漱溟發表這種有可能扭偏國家工業化大方向的‘錯誤’意見，等等。”

　　應該說，凡是對當時形勢有所了解的人，基本上都會同意胡耀邦和汪東林的看法。梁漱溟的長子梁培寬也是這樣認為的。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兩個兒子培寬、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將前幾天所發生的意外風波從頭至尾告訴他們，并反復強調毛澤東完全是出于誤會。梁漱溟說完后，大兒子梁培寬即父親談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為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發生，雖然看上去有許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負責人只是對你梁漱溟個人過不去。偶然因素與個人因素在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寬特地分析道：毛澤東“并不是他個人對你個人有什么惡感或好感。毛澤東一切為了當前國家的大業，而沒有其他。因此，你考慮自己的問題時，亦不要把它同國家當前建設事業分開”(同上書第121頁)。

　　胡耀邦、汪東林和梁培寬等人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比較全面了解事情的經過。梁漱溟的思想很快發生了變化，是與他接受別人的勸導分不開的。他在與兩個兒子談話后認為：“寬兒(指他的長子梁培寬)的這席談話，加上好友、學生的寬勸賜教，包括何香凝先生在會上對我的批評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變化，對于自己錯誤之所由似乎頓時有所發覺，好像通了竅。”另一個促使他思想變化的因素是他意識到他對當時的農村的情況了解得并不全面，心里并沒有底。這個“九天九地”的說法實際上是聽了他的老朋友彭一湖說的。因此，他懊悔了自己“不該將從朋友處聽來的話拿到大會上講”(見《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第6頁中國工人出版社)。順便提一下，當時梁漱溟發言完畢后，與會的周恩來就作出了解釋，用數據說明了城鄉差別并沒有那么嚴重。當時的情況也的確如此。如果用系數比較，當時的鄉村和城市的差別大約是1比1.5，而現在達到了1：比3.0以上!據中國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發布的《社會藍皮書》披露，一般來講，發達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發展中國家略高一些，為2倍左右，該倍數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過3倍以上，則說明收入差距過大，結構失衡。由此可以看出，1953年的城鄉收入的差距是很正常的。

　　梁漱溟對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發展贊不絕口

　　在促使梁漱溟思想變化的諸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感性認識的積累。他通過自己的觀察，包括親眼目睹的和從報刊雜志上看到的消息，再加上回顧了解放初期他在農村看到的情況，終于認定實際上當時國家還是一直重視了農業的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因而，他也就以積極的正面的眼光來看待那個時代的農業發展了。

　　梁漱溟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關心農民問題的人之一。他早就認為中國的出路在于搞好鄉村建設，要切實解決好農民問題。但是，舊中國的農村情況是令他萬分失望的，他曾在1939年考察農村時說道：“民國三十年來正經事一件沒有做，今后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還有黃河右岸窮谷中，婦女束發青衣白裙的裝飾，與京戲上所見正同，大約仍是明代的舊樣子。說到窮苦，更不勝說。普遍都是營養不足，饑餓狀態。其不潔不衛生，則又隨窮苦及無知識而來。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于現代。故如何急求社會進步，為中國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國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沒有做。一年復一年，其窮如故，甚陋如故。”(見梁漱溟《我生有崖愿無盡》)

　　新中國成立后，親眼目睹了兩個社會農村的明顯不同，梁漱溟很快就感覺到了國家的變化、農村的變化。這些都是他通過自己的觀察認識到的。1950年4月初，他赴外地參觀訪問，在山東期間說道：“目睹工農干勁十足，令人感奮。”(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219頁群言出版社)“在參觀了各地農業合作社之后，先生(指梁漱溟)也認為只要把分配問題解決好，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政策，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那么，循由合作化道路可以逐漸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同前書第220頁)1953年9月以后，梁漱溟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他通過參政議政，參觀訪問，對國家面貌發展變化，局面的穩定統一，新事物的不斷涌現，甚感欣慰。他相信了自己的“眼見為實”，因此在他的言論中再也沒有出現過“九天九地”之類的說法。盡管1953年后還是受到了多次批判，但心情隨著國家的日趨強盛而爽亮開朗起來，1953年的那件事所受的委屈也就漸漸淡漠。1956年他參加政協視察團到甘肅視察了五十天，在談到農業的時候說：“農業方面呢，進展的好象太猛，然而至少基本上是健康的。”(同前書第241頁)。他在參觀梅山水庫時在日記中寫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產黨多矣!”他特別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而高興。因為決議說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全國人民都應該團結起來向自然開戰。他認為人民公社、“土洋結合”、大躍進等等，都最能發動群眾，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梁還寫出了《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不吝筆墨地稱贊毛澤東的領導才能。梁培恕后來回憶道“父親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寫書肯定‘大躍進’的人。”

　　客觀而論，梁漱溟在1950-1960年代對農村的看法有所偏頗，不夠深透，而且輕信了當時的報刊雜志上的消息。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梁漱溟對新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共產黨的擁護、對毛澤東的欽佩確實是發自內心的。1960年9月，即1953年的事件過去了七年之后，梁培恕生了一個兒子，梁漱溟親自為其嫡孫取名欽東。寓意“欽佩毛澤東”。1961年，他寫道：“很久走著下坡路的中國人，自從全國解放后扭轉過來走著上坡路”“領導何以這樣得法而竟收功若此”(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248頁)。梁在出席1964-1965的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和列席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時，作了長篇發言表明了他的心跡：

　　“在中國現代史上，人民群眾的精神力量從來沒有像新中國成立以后這樣得到大發揮、大表現。顯然六七億人如果沒有共產黨毛主席，恐怕今天也還是一盤散沙、癱瘓無力的，出現不了什么奇跡。為什么共產黨毛主席能領導，而旁人不行?”

　　經歷了“文革”以后，梁漱溟在不同的場合仍基本上還是堅持了他的這個看法。在1978年的政協會上他說道：“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的確是靠毛主席的領導”。他還一再強調：“我并不因為說他，批評他，而否認他的成功”，“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是了不起的成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終生都把中國農村問題作為自己研究重點的梁漱溟，他的不少看法對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此文原載《黨史博采》2014年第五期，原標題《梁漱溟和毛澤東公開爭辯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