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儒、關學領袖張載，立志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結果如何世人自有評論;然而梁漱溟先生，卻在20世紀的中國，給一代文人立下了學習的楷模，這是名副其實，世人共知的。而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等人，以摸黑毛澤東、吹捧汪精衛為己任，居然也被一些粉絲吹捧為文壇泰斗，誠為當世笑話，實在不能茍同。

　　梁先生勇于堅持自己的主張。

　　梁先生勇于堅持自己才的主張，最突出的是1953年9月的毛澤東、梁漱溟之爭。9月11日，針對周恩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梁漱溟很動感情地談到：“特別是近幾年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9月16日，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事實如何呢?差別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農民多一些，……用什么辦法來讓農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辦法嗎?……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論，什么‘共產黨丟了農民’，‘共產黨不如工商聯可靠’等等高論，這一切能使我相信嗎?不能。”梁漱溟也公開向毛澤東索討雅量：“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澤東的回答則是：“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當時會場上不少人責備梁漱溟不該頂撞毛澤東。但是梁先生公開向毛澤東叫板，你一句、我一句，一副不屈不撓的樣子，不能不被人稱為真正的士人風骨。(參考《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16-124)而一代偉人毛澤東也說到做到，擲地有聲：“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梁漱溟在之后相當的時間里依然是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并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這里，就涉及到文人要不要氣節的問題。氣節，《辭海》的解釋是指志氣和節操。《史記·汲鄭列傳》：“﹝ 汲黯 ﹞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北宋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大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南宋陸游 《有所感》詩：“氣節陵夷誰獨立，文章衰壞正橫流。”文天祥認為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拒不降敵，英勇就義。清代唐甄 《潛書·主進》：“世尚氣節，則為直士;世尚功業，則為才士。” 郭沫若 《屈原》第一幕：“在這戰亂的年代，一個人的氣節很要緊。”中國歷史上的氣節之人很多，屈原被奸臣陷害、國王貶斥后，“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 《離騷》)不惜投江以明其志;司馬遷為了給朋友李陵辨怨，不惜自己慘遭腐刑，堅持寫完彪炳千古的巨著《史記》。經過世代培育、弘揚、傳承的士人氣節，是數千年來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復強、衰而復興的靈魂和脊梁。在命運的顛沛中，特別是在權勢威逼下，很容易看出一個人的氣節。但是，在現實中國的一些人眼里，什么氣節不氣節，完全是過時的、落后的、封建性的觀念。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社會里，再談什么氣節，簡直是迂腐，可笑，愚不可及。至于孟老夫子說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更是匪夷所思的一句屁話!時代不同了，威武應能屈，富貴亦能淫，貧賤更能移。在權勢面前，不拋棄人格，夾起尾巴，還能活命嗎?人富貴了，不紙醉金迷，三妻四妾，不是白活了嗎?窮的叮當響，還談什么志氣節操，不怕人家笑話嗎?

　　于是，在現實中什么樣的失節人物都有。據方志敏《可愛的中國》記載，關押他的監獄長曾這樣勸降：你這個人真是死心眼，現在國民黨勢力大，你就投降過來算了;將來共產黨勢力大了，我和你再一塊投降過去不行嗎?這位監獄長看來，什么信仰不信仰，氣節不氣節，還不就是一句空話，保住人的性命是第一要務。如果說那還只是蔣介石治下的民國，而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又怎樣?當毛澤東被譽為人民的大救星，在某些人眼里權勢如日中天的時候，不是也有一些所謂的反毛斗士，得毛寵時自謂有總理之才，得罪毛后又不斷寫檢討，甚至哭哭啼啼的向毛澤東乞求饒恕。然而一旦毛澤東過世，風云稍變之后，這些人就拍著胸膛，大談如何反對毛的專制，簡直是不可一世的英雄!而這種前恭后倨的勢利之人，居然不以為恥，甚至還以為榮，認為這不過是一種政治策略。還是引用一句劉少奇的話吧，這將來是要寫進書里的。像赫魯曉夫一樣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在歷史留下的將是一則政治笑柄!赫魯曉夫是什么東西?一個打工放豬仔，先稱斯大林為父而后全盤否定之。此人沒多讀書當然稱不上文人，在俄國更不懂中國氣節。而那些學富五車的中國文人，深受忠、孝、節、義熏陶，怎么也不講士大夫的氣節了呢?難道市場經濟的基礎地位確立了，人們的靈魂也非要市場化不行嗎?所以在此不得不學諸葛亮罵王朗：“汝既為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茍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于九泉之下，何面目” 見歷代先賢于地下乎!

　　梁先生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

　　梁先生之所以成為中國一代文人的楷模，還在于他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有關文史資料談到，梁先生老年提及此樁公案時，不僅沒有對毛澤東報以惡語，反而作了自責。他說：“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他(指毛澤東)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法治論壇》2008年3月24日發表《梁漱溟先生在1980年回答美國作家艾愷提問時的誠摯與真情》談到，艾愷問梁漱溟先生：“中國歷史上偉人很多，你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梁漱溟說：“毛澤東!” 梁先生對美國作家艾愷說：“毛澤東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實在了不起。”這也是梁漱溟先生一生中最后一次評說毛澤東。他說:“沒有毛澤東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梁先生是敢同毛澤東面對面進行爭辯的中國知識份子，也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最嚴厲的批評，并導致梁漱溟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挨整。梁漱溟先生能夠在社會上反毛澤東很厲害的時期，尊重客觀事實、歷史環境，拋開個人的恩怨，正確地對待和評價毛澤東，這是一個學者難能可貴的崇高品德的展示。

　　中國歷史上有句名言：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這就是說：君子的過錯，如同日蝕月蝕：他犯了過錯，人們都看得見;他改正了錯誤，人們都仰望著他。人都會犯錯，錯了怎么辦?改!改錯是人的高貴品性，令人景仰。但這不是人人都可達到的境界，而恰恰是梁先生最為閃亮的境界。為什么君子犯了錯誤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呢?這就好比一件黑布料，即便沾上了一點臟東西，也不那么醒目;可是一件白布料沾上了一點臟東西，就會非常醒目。高尚的人即使犯了錯誤，只要能改正，也愿意原諒他們。但是犯了錯誤而拒絕改正，那就是故意為惡，就會遭到人們的譴責。梁先生畢竟只是一介書生，而毛澤東是共產黨的領袖，兩人雖然都熟悉農村關心農民，但在認識上必然有一定的差距。梁先生沒有考慮到這個事實上的差距，而要毛澤東和自己一致，還要毛澤東表現出雅量，這就有點過分了。但是即使在1953年的“廷爭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終把毛澤東當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 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祝賀毛澤東生日的壽禮。梁漱溟曾于1953年以后的幾年里，看到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而從心底感到欣慰，真正感到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之得法，中國老百姓潛在多年的力量終于發揮出來了。毛澤東如果泉下有知，也必然受到感動，這件事更表現了梁先生的高風亮節。

　　那么，中國有些文人是否也敢坦承自己的不足呢?就像那位以被打成右派為榮的茅于軾先生，何止決不認錯，而且變本加厲：“就事論事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盡管我當時對什么是資本主義，或者初級階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論中確實主張豬肉買不著就應該漲價等等。如果說我當時并不錯，所以要平反，那么就是那時候的共產黨錯了。可是至今也沒有誰說那時候的共產黨是錯的。”（應約為英國《金融時報》“我的1978”征文撰稿)現在這位茅于軾先生就更加肆無忌憚地為漢奸汪精衛翻案了：“有一些漢奸并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沖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盡管他已混跡于經濟學家之列，享受國家高知的優厚待遇，但還是說：“我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美國由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與福特基金會聯手，于1936年成立美國福特基金會，大批撥款，提供贊助。在1953—1966年十幾年的時段里，即給了美國34所著名的大學兩億七千萬美元，相當于現在的20多億美元，進行所謂的區域研究。而茅于軾先生則是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此人正是由于欲壑難填 ，向美國投懷送抱，鼓吹漢奸是英雄，而遭到人們的譴責。

　　梁先生忠于天下蒼生的福祉

　　最近有位朱學勤先生在網上提出“中右”概念，認為“一個中右的立場永遠是特立獨行的，哪怕是孤立的。”并且 “中右是一種平衡的力量，……長期孤立長期寂寞。”特別是把梁先生也歸入“中右”，比如“五四運動中，中右立場最典型的代表是梁漱溟。”“文革當中……立足之地實際上是一個中右的立場”。這種說法對梁先生是不公平的。

　　其實，梁先生只關心天下蒼生福祉，無所謂左、右，或者中右。他對中國社會抱有強烈責任感而且又能在社會實踐中身體力行。 對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他不僅有深厚的感情、深刻的研究，還作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和實踐。他在90高齡時，曾經對自己下過這樣的結論：“我是一個要實踐的人，是一個要拼命干的人!”他也的確是中國少有的幾個能將自己的學術思想付諸實踐的學者。1928年，35歲梁漱溟就在廣東作《鄉治十講》，籌辦“鄉治講習所”。 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年，致力于中國鄉村問題的研究近10年。即使在他和毛澤東那場著名的爭論中 ，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問題的估量未必正確，但為農民爭取利益的心情卻躍然紙上。而關于自己個人的利益，梁先生往往是不太顧及的。1949年以后，曾經同事的章伯鈞、羅隆基都當了政府部長，身列高官，而梁漱溟堅持學術研究，謝絕到政府內當官。說有“章羅聯盟”實為反右擴大化體現，因為章羅常常為待遇吵架而很少往來。所以梁先生說“他們雖然都有長處、本領……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謙虛謹慎。”(李淵庭等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334頁群言出版社)。

　　而且，后來的梁先生也并不孤立寂寞。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有人以為他是被1953年的事情嚇破了膽，不敢說話了。當這類閑言碎語傳到梁的耳朵里時，他只是搖搖頭，一笑置之。當有報刊雜志的記者想請他發表看法時，他都謝絕了。但還是經不住一位《文匯報》記者的再三堅持，接受了采訪。那位記者問梁為什么不愿意為國是發表意見，梁回答：“我只是沒有什么真知灼見可說，該說的還是要說。”接著就告訴記者他年年外出視察都有報告上交。他也談到了“以黨代政”“勞動教養”等問題。但談到整風時(1957年)話就多了，他說：“通過整風，我們希望黨政之間的關系能有所調整，但是絕不想削弱黨的領導，如果經過整風削弱了黨的領導，那就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因此，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于夸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因此，當他后來發現絕大部分的“鳴放”意見都是批評黨的作風和政府弊病時，特別還有要民主、要自由什么的，就對“鳴放”失去了興趣，決定一言不發了。

　　古希臘神話有一則安泰的故事，安泰是大地女神蓋亞和海神波塞冬的兒子，居住于利比亞。安泰俄斯力大無窮，只要他保持與大地的接觸，他就是不可戰勝的，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從他的母親那里持續獲取無限的力量。赫拉克勒斯發現了安泰的秘密：安泰俄斯的無窮力量來自于與大地的接觸，于是將安泰俄斯舉到空中，最后把他扼死了。現在人們常用安泰的故事，比喻一個人不能脫離人民。梁先生為什么能勇于堅持自己的主張，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而以高尚的道德人格和深厚的學術造詣，升華為中國一代文人的光輝楷模呢?就是因為他也是文壇上的一位安泰，時時刻刻立足于天下蒼生福祉，無私才能無欲，無欲才能無畏。而有些無德、無才、無行、無聊、無品的“五無”文人， 自以為是高于工農大眾的知識精英，堅持推動歷史前進的是帝王將相，勞苦大眾只是一群禍亂天下的群氓;聲稱改革就要有人犧牲，但是只犧牲工人、農民，唯獨不犧牲自己;個別的竟然提出農村的孩子不一定要上大學，賣淫合法化可以促進婦女就業，更是無知無恥到極點。對于這樣一些自命清高而實則糟粕的精英人物，要求他們也和梁先生一樣，勇于堅持自己的主張，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無異于緣木求魚，與虎謀皮，是萬萬不能，決不現實的。

　　以上文章資料引自網上《梁漱溟回憶與毛澤東的爭論：我不應傷害他的感情》(來源于文匯讀書周報);胡新民《章伯鈞羅隆基為什么會忘乎所以?》 ;朱學勤《中右立場永遠是特立獨行的》

　　2014.5.9于太原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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