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30日)

　　“公社的羊兒格外多”，現在還能聽到“草原英雄小姐妹”那行云流水般的演奏曲嗎?“公社是棵長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是這些歌曲表現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先進嗎?不是。是社會嚴重倒退，再呤頌這些詞句，顯得不合當下的時宜。

　　1976年后，毛主席生前要竭力防止的事情發生了，由新中國成立后的“破私立公”，“改開搞”成破公立私，不管為其涂上怎樣的油彩都無法掩蓋。要鞏固改革的成果，就要占領思想文化領域，用另外的思想文化替代原先帶有鮮明印記的毛式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體系，必然抬出些與此不同的標志性的、公眾熟知的代表人物，以填補思想文化陣地的虛空。

　　在圖書出版界，重新解讀蔣介石、國民黨體系的人物，由反動派還原成“一個人”的書籍、讀物充棟滿架，掩蓋其勾結外敵，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無數罪惡。胡適、吳宓、蔡元培等人的名言，大辦孔子學院，尊孔讀經等比比皆是。吹捧梁漱溟是此類舊思想文化死灰復燃的一出鬧劇。

　　近年來知識、出版、文化界涌現了一波波“梁漱溟熱”，并有愈來愈熱之勢，這是復辟舊時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自然產物。其所以熱，就是因當年曾和毛主席對著干受到批判，如若同蔣介石對著干，恐怕目前沒有這個“熱”的待遇。魯迅先生曾著文批評、論述革命者無原則的大度、“寬恕”，沒有“痛打落水狗”的徹底革命精神，圖虛名肇實禍。許多成功的革命被保留下來的舊世界的衛道士們擊毀。他們一旦得勢卻決不寬仁容忍，政治上成熟，手段上刁狠。

　　梁漱溟對舊社會的某些方面是批判的，但對整個舊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體系是有保留的。他就是依靠這種文化體系下的社會習慣成為名人、學者和權威，高高在上，不可能同舊世界的一切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要像一張白紙一樣“畫”上社會主義很難，因而對和過去根本不同的社會主義新社會、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體系有本質上的不容性。在舊中國先進與落后的斗爭中，就不可能像范文瀾等人一樣進入延安，干最能發揮個人一技之長的職業，安于“學而優則仕”，受到其追捧者的頌揚，成為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

　　中國自有儒學以來的幾千年，有多大的進步?儒學究竟發揮了什么作用?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魯迅的結論是“為民眾的一點也沒有”，現在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同搞社會主義的人硬抗到底也不奇怪。

　　作為有影響人物，斗爭的雙方都在爭取，瓦解對方的外圍勢力以壯大自己，更助長了此類知名人物對時代判斷失誤的自我陶醉，還自以為自己不同一般。專業學者和政治領導畢竟不同。

　　梁漱溟這類著名學者，如果用機器作比喻，他們按特定時代的“零件標準”檢驗，可能絕對是合格的。進入新社會，如何在一個龐大的機器中和其它零部件恰當的連接在一起，共同組成合理運轉的成套機器，方能相互協調配套發揮其作用，尚需取長補短。尤其是從“舊機器”上拆下的零部件，更需要打磨修理調節，方能在新的社會的機器上成為新的組成部分。毛主席曾寫詩告誡柳亞子“牢騷太盛防腸斷”。

　　建國后，梁的錯誤不在于自己講什么、建議什么，而在于要原封不動的照搬自己的“發明”。梁那時還不理解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一時不能把自己的農村建設方案，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融合在一起。發誓要搞公有制社會主義的領導人，連蔣介石、國民黨這樣大的絆腳石都能掃除掉，豈是個把儒家翻動如簧之舌就會拉馬轉店?需要轉變政治觀念的倒是梁一類人，不宜和時代前進的政治大方向過分的背道而馳。

　　中國的大局就像一個龐大的樂隊，共同在毛澤東主席這個指揮師的指揮下按已成之曲譜演奏。各個樂器彈奏手只有服從統一指揮，方能彈奏出有聲有色的、雄壯有力的樂章，任何要顯示個人什么的，都是悖論行為，也是不符合大團體運轉規律的。小提琴師非要把自己突出來高彈它調，這合唱團的已定之歌不是走調了嗎?任何執意要出風頭顯示個人的行為都是不妥當的，十分有害的。

　　在過去的革命戰爭年月中，只有在毛主席的帶領指揮下，從小到大。在錯誤路線占統治地位時，否定了毛主席的主要領導地位，同樣是那些人，便一敗涂地，性命不保，也就發揮不出后來的元帥、將軍們的豐功偉績了。重新把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交給毛主席，轉危為安，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也同樣是那些元帥、將軍們和其它方面的優秀人物，就發揮出了自己最大限度的智慧和才能。

　　毛主席猶如卓越的建筑大師，把這些不同的“材料”安放在最能超常發揮其才能的恰當位置中，達到最佳組合，元帥便成了元帥、將軍便成了將軍，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奇跡。新中國百廢待興，過去是、當時也是只有毛主席才能把各類“材料”組合在一起建成美輪美奐的雄偉的高樓大廈。只要各個零件按毛主席繪制的藍圖組裝，才能達到完美的理想境界。

　　現在，偶逢重大節日，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祭奠先烈，只字不提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毛主席紀念堂近在咫尺卻從不緬懷瞻仰，梁漱溟不熱誰熱?

　　《鄉村建設理論》雖為作者多年嘔心瀝血的結晶，到底和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農業社不同。《中國文化的要義》肯定和魯迅的認識有別，《人心與人生》不可能有馬列主義的思想精神，絕不可能將人心與人生體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著作可能都有經典的言論，但同時代所需要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有距離。一時為社會主義所需的輿論氛圍他們還不適應，他們只圖社會有些改良，不認識社會將要到來的質變。

　　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層地下，言語欠準。和蔣介石時代相比，生活在幾層地下?絕對的平均那時辦不到，以后也一時辦不到。“工農差別”毛主席逝世時也未消除，但不是如此的懸乎，顯然言過其實、夸大其詞。梁先生你能和農民劃等號不?

　　新政權體系那時尚不健全也不鞏固，內外重大難題很多，不宜過分要求，應有容統籌解決之量。歷數幾千年歷史，解決農民問題還是“毛共”首屈一指。過高的標準一時辦不到，那樣講有嘩眾取寵之嫌。要試稱“雅量”是“娘娘(太后)好了要摸胸”之舉，以此來抬高自己，另類的謀虛名而已。梁先生一類人應當學會讀些“無字書”，變浮萍式的無根理論為深植于勞動者用血汗鑄成的社會實踐中，在無垠的“五七”干校中提高自己，把光彩放在同人民共命運上。

　　他們都是過去時期的名人，現代人抬出這個、紀念那個，都是把他們當作槍使，去淡化、否定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毛式社會主義和思想文化體系，是舊世界衛道士們的作為，可能與作者無涉。

　　現在黨內外許多“聰明人”跟嚎叫的驢一樣，深知“中特社”時期，只要能想出什么沖淡、抵消、否定1949年到1976年提倡的、肯定的，“改開”的“官飯”就好吃，不但能混得好，而且還會紅得發紫。所以，這些變色龍、投機家、復仇者什么狠毒無恥、無中生有的話和事都能搞出來。

　　毛主席曾叫許世友讀《紅樓夢》，認識、防止社會主義失敗要吸取的歷史教訓。多少歷史事件都過去了，成了一種時代的積淀。唯一的作用，就是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多少過去的名人雖未明目張膽地反毛反共反社，但大多不內心贊成社會主義。對于要重新干社會主義的人們，認識舊社會根基的深厚，從中去體驗要取得一點歷史進步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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