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以來存在于許多被蒙蔽與蠱惑的人們心里一種錯誤既定思維，那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貧窮，尤其是到了文革結束時，中國國家的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了。而“特別是”改革以后，中國才真正是富裕了，并且發展與強大了。富裕的標志有明確數據的GDP為證，而發展與強大的依據呢?因為富了，并且不斷以中國國家財富對外付出與屢次作出“相救”。試想，如果不是發展與強大，又怎么能如此大方的對外拋灑銀子?

　　但事實情況究竟是什么?

　　要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窮，那么，此事還須費一番口舌說說毛澤東時代。

　　隨著中共在中國大陸取得絕對領導地位的到來，在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之前，1952年底到1953年初，中國的發展面臨新的形勢和新的問題：抗美援朝戰爭可望結束;土地革命的任務已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完成;國民經濟恢復工作提前實現預定目標;第一個五年計劃即將開始;中國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形勢和新的問題，需要提出新的任務和目標。

　　于是，過渡時期總路線被提出了。概括起來說，就是“一化三改”。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實現國家工業化，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獨立的同時所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之下的舊中國，在腐朽的反動政權統治下的舊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只能是一種夢想。‘實業救國’的道路走不通，資本主義工業化這條路也無法實現。只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反動政權，掃清了道路，中國才獲得實現工業化的條件。國家工業化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奮斗目標。”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

　　毛澤東同志又說：“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過渡時期總路線(下)第270頁”

　　這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同七大時相比，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為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而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勝利，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使中國穩步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任務已經緊迫地提上議程。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移，不僅是由鄉村到城市的轉移，而且是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后者比起前者，任務更加艱巨，意義更為深遠。深刻地認識到這些變化，在一系列的會議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斷地指出，提醒全黨高度重視并采取步驟加以實現的，正是毛澤東。也只是毛澤東。

　　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中國人民多少年的愿望，也是毛澤東同志一生追求的目標。

　　而要進行工業化建設，這一建設的規模之大、投資之巨以及付出之多，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空前的。也是前所未有過的偉大革命。如果沒有巨大的政治魄力，沒有使中國真正走向強大的政治雄心，是根本不會從事如此艱巨而重大的經濟建設步伐的。而此也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與鼠目寸光、政治短視、投機革命而謀取一己私欲的政治矮人，是偉大政治家與卑微政客的最大最明顯區別之處。

　　在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實現工業化，應當采取怎樣的方針，通過怎樣的途徑，這是擺在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他們很費思索的一個問題。世界各國如何實現工業化，不外乎兩種道路。一種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路，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才實現工業化。一種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走過的路，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只用十幾年就實現了工業化。經過反復比較和論證，根據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和侵略威脅)和國內實際狀況(幾乎沒有重工業，交通運輸極不發達，輕工業雖有一些，開工還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裝備的補充和改造)，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聽取編制五年計劃情況的匯報時講到：為了保證國家的獨立，我們在編制五年計劃時要把建設重點放在重工業上，以增強國防力量，向社會主義前進。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而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實現工業化，就是為了盡快改變經濟落后的面貌，維護國家獨立，使我國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這時，一個回避不過的問題出現了。

　　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投資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從哪里來?主要還要來自農業的積累。這是由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這種國情決定的。中國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國家那樣從掠奪殖民地來取得資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農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總值，“1949年是68.4%,1952年是57.7%，直到“一五”計劃最后一年的1957年，還占到46.8%。”——《中國農業年鑒》(1980)，農業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頁。這自然成為中國工業化資金的主要來源。即便是為了盡可能照顧到農民利益，國家曾采取縮小剪刀差的辦法，使工業發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農民身上。但畢竟還是要較多地取之于農民，否則就沒有工業化可言。對此，在一些人們中間，包括黨內的人和黨外的朋友持有異議。有的人還認為，由于建設重點在工業，造成當時社會的人民“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

　　針對這些意見，引起毛澤東的注意與不安。他認為，這實際上是不贊成國家工業化建設，已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大政方針，必須給予明確回答。這就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錄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的由來與寫作緣起。

　　在這篇著名的批駁文章中，毛澤東同志的獨有文風，發揮得可謂淋漓盡致。

　　據百度介紹：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甲午戰爭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后又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后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并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由于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宿愿。新中國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后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說道：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后，工作重點轉移于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干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持“只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自認自己有幾分“分量”，而因為他提出的“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毛澤東尖銳的批評了他，表示：“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有沒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處呢？沒有。他起過義沒有呢？沒有。他什么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他什么時候跟中共配合，打倒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沒有。所以，他是沒有功勞的。他這個人對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斗爭都不是點頭，而是搖頭。為什么他又能當上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呢？中共為什么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

　　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對于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他在講話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須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此后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并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臺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后，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里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里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里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里。

　　在這段時間里，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系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系，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毛澤東同志為什么對梁漱溟那些言論要作出如此尖銳批駁?并且說道“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因為梁漱溟那樣的所謂為農民講話，是一種極其政治短視的看法。如果一任發展下去，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就無法得到實施。而由此又將導致是沒有后來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偉大成就，當然也就不具備一個穩固強大的國防。那么，在新中國還面臨著那樣惡劣與復雜國際環境的時候，又將怎樣保證國家的獨立自主發展？而如果連只一點都不能得到保證，又怎么能有后來的巨大經濟建設成就？且更別提什么農民的生活改善了。

　　對此，毛澤東曾有針對性的講了一段“施仁政”的問題。他說：

　　“說到‘施仁政’，我們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這個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犧牲，就要用錢，就要多收農業稅。多收一些農業稅，有些人就哇哇叫，還說什么他們是代表農民利益。我就不贊成這種意見。”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現在發展工業建設也是施仁政。”

　　“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上面地方呢？重點應該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現在片面強調小仁政，其實就是要抗美援朝戰爭別打了，重工業建設別干了。我們必須批評這種錯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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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這里闡述了如何對待和處理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問題。二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當前利益必須服從長遠利益，強調當前利益而妨礙長遠利益是錯誤的。甚至于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很顯然的別有用心。是借強調人民當前利益有意把水攪渾。是一種很有害的誤導與蠱惑。從根本上說，人民的長遠利益才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澤東同志這段論述，有利于人們對優先發展重工業實現工業化的方針的認識。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這些原則無疑是正確的。

　　通過以上回顧我們將會明白，正是新中國初建時期的優先發展重工業建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才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相當長時間段沒有得到明顯改善。此亦即所謂毛澤東時代中國窮的原因。而從國家長遠戰略發展來看，這樣的犧牲與付出又是必須的。是一個國家要實現真正的獨立發展與走向強大根本無法繞過的。

　　打個比方來說。好比是一個家庭新來到一處地方。四野里毫無遮蓋，沒有存身之處。但他們隨身還帶有少量的錢財。這時有兩種選擇：一是節衣縮食，用有限的錢財壘墻筑屋，以避免風雨雪霜的侵襲，更還要從安全角度考慮嚴防野獸的傷害。而還有蠢人的做法是，用有限錢財置辦生活用品，買許多衣服與奢侈品，那么，沒有足夠安全的容身之處，一旦遇雨雪天氣，一旦有野獸襲擊，又該怎么辦?是暫時的窮一點、艱苦點，但有足夠的安全保障強?還是表面衣食無憂、生活條件好，但一旦有天氣意外或是外來侵襲，卻沒有任何能防范的條件和措施好些?

　　還不能回避的問題是，有人明明是從哪個年代過來的，對那時候發生的一切心知肚明，并且還是相關政策制定的擁護與參與者，卻在毛澤東同志去世之后，馬上迫不及待的將此前實施的大仁政項目全部停止，以小仁政取悅于人。只顧當前利益，而無視人民與國家的長遠利益。這種極具功利目的的、嚴重政治短視的實用主義思維還被用所謂的“理論”“總設計”出來，并且一直得以延續下來且貽害至今。

　　我們也承認毛澤東時代與現在相比，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方面是不如的。但分析問題的形成之因，必須立足于當時的具體國情。而決不能為著滿足于自己一時的政治虛榮心，或是再還有不可告人的一種政治企圖，就對新中國客觀擁有的偉大建設成就持無視態度，或者一筆抹殺。還以“特別是”之后的無恥附庸文人、精蠅們的一貫誤導與別有用心蠱惑為先導，造成許多人們心理認識上的誤區。好似是毛澤東時代的貧窮是發展路線之誤，那么，那時候之所以貧窮的“窮根”被找到了，那就是公有制發展所致。所以，也為后來“特別是”的私有化特色提供了貌似合理的理論依據。

　　我們說，上述的那種誤導與蓄意蠱惑顯而易見是一種蓄意的陰謀論調。目的還是為繼續的私有化改革服務。而這樣的政治短視、鼠目寸光、實用主義所導致的社會弊病今日已經畢現無疑。先以所謂的小仁政收買人心，三十多年的“特別是”私有化發展，已是中國無論從國內矛盾的積聚與外來威脅等方面都到了怵目驚心狀態。

　　而此也是所謂發展與進步、強大的“特別是”為什么今日飽受爭議的最深刻原因。

　　但是，我們看到有改變了嗎?

　　提及改變，又不免要說起曾被寄予厚望的所謂體制內健康力量了。我們是不能不承認還有著所謂的健康力量的。但還要分辨時至今日的體制內健康力量又是怎樣的體現。可以說，只要不是心懷不可明示目的，不是以所謂“普世”旗號促使中國改旗易幟的，不是蓄意為特共掘墳挖墓的權力掌控者，不是利用權力而行資外，使中國國家財富大量流失的，基本都算健康力量了。但他們中許多人又具備著一個共性，那就是都還沒有認識到所謂“特別是”發展路線之歧，都還實質認同并贊同這種政治短視、極具功利主義目的，又能為自己帶來巨大利益回報的私有化發展道路。

　　而此才是一個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致命之殤！

　　一個只是強調經濟發展，而毫不政治設防的國家，并且是即使想到了設防也已不具備了相應的條件，那么，一個失去自主性，不能真正自立、自強的政權，能做到引領中國人民實現所謂的強國之夢？必須承認，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友誼，而只有永遠的利益。永恒存在的無非還是利益之爭。所以，所謂的國際雙贏，互惠互利等，都必須要有實力為基礎。也從來沒有將強國之夢寄托在別國的善良應對與所謂經濟拉動之下。

　　而此，無異于才是一場癡人說夢的一枕黃粱再現。

　　從毛澤東同志關于大仁政與小仁政的精辟闡述中，從新中國建立之初節衣縮食、艱苦奮斗搞工業化發展，也從毛澤東對梁漱溟之流的嚴正批駁中，再對照今日“特別是”之后的所謂發展與成就，其實客觀面臨的困窘，我們更應該得出怎樣有益的思考?

　　一個國家真正強大的標志是什么？它決不是政治不能自主化而采用的折衷附庸化，更不是經濟上的基本殖民化，國防上的自矮化。看大國臉色行事的，只能是殖民附庸之屬。而用所謂的國際化、接鬼等名目來蓄意作掩飾，僅是也只能是可憐的政治遮羞布而已！

　　也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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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毛澤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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