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水滸》，人們都會耳熟能詳一個人：宋江。

　　從施耐庵所描述的水泊梁山農(nóng)民起義故事來看，可謂是水滸寨農(nóng)民聚義，成也宋江，毀也宋江。當然，我們今天論及宋江，批判宋江那樣竭力渴求與努力營造招安環(huán)境，從而最終實施招安，乃是一條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路線。或許有人會不以為然，會以所謂時代局限性來為宋江作辯解，會為我們事后諸葛亮的看法而感到好笑。但宋江之前，仍有許多起身草莽的豪杰之士，對待腐朽不堪的封建王朝統(tǒng)治，卻是選擇揭竿而起，不屈抗爭，適時而動，順應民意，待得發(fā)展壯大，朝廷對此無可奈何，從而最終取而代之。

　　且看宋江生身處世的北宋朝廷。

　　不可否認，宋朝還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富裕的一個時代，但社會富裕程度高，人民生活條件與水平相對較好，并不代表了吏治清明，封建統(tǒng)治穩(wěn)固。也許正由于當時的社會官吏貪賂成風，對百姓的欺壓與剝奪日漸做大，方致使許多的普通底層百姓深感無法生活下去，所以才有了宋江、方臘等農(nóng)民暴動。

　　方臘等人的抗戰(zhàn)矛頭乃是直指了北宋朝廷。但宋江與方臘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暴動類型。

　　宋江打開初就沒有與朝廷作對頭的思想，他之所以選擇落草梁山，源自于因江湖義氣所致的私放“江洋大盜”晁蓋等人，無奈走風而殺惜，犯下了人命官司，被刺配江州。此時宋江還是選擇東躲西藏，只是遠身避禍，并無上山落草之心。這個從《水滸傳》第32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一回書中可以看出端倪的。說的是宋江又遇殺人后的武松，武松提及準備上二龍山找魯智深與楊志而落草，宋江送行途中對武松勸道：

　　“……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了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

　　其實分析《水滸》一書對當時官場與社會，大到朝廷的描述，宋江等人心里很是明白的，那個社會的是不好。廟堂上君昏臣奸，社會上犯罪迭起，但宋江即使面對如此社會，仍是抱了一個忠君的思想，總覺得要是去除了皇帝身邊的奸臣賊子，那么，依靠了那個總是健康力量的才子皇帝，以及皇帝以下的諸多忠臣良將，老百姓安居樂業(yè)，社會理想化發(fā)展，還是有很大可能的。

　　而對于已身犯重罪亡命江湖，卻身無一能更無大的雄心的宋江自己，他如此對武松自我剖析：

　　“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

　　足見宋江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其實那時被宋江搭救過的晁蓋、吳用等在梁山已經(jīng)營得粗具規(guī)模了，但宋江偏是視而不見。因為那是“謀逆的犯上之舉”，以宋江這等小心的忠君之輩，自是不敢問津與走近了。

　　但事態(tài)卻不以宋江意志為轉(zhuǎn)移般發(fā)生了轉(zhuǎn)變。

　　他被發(fā)配至江州，卻乘酒后于酒館的墻壁上不合題了幾句反詩，其中不乏自吹自擂了幾句大話，但分明卻是一股很大的沖天牢騷怨氣在的：

　　“自幼曾攻經(jīng)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額，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想你宋江，一個猥瑣小吏，既無高強武藝在身，又缺安邦定國的權謀于心，還更是膽小怕事，所長不過平時慣行小恩小惠，贏得些許虛名罷了。朝廷也不曾虧待了你，也并未趕你下崗在家吃閑飯，你還在鄆城縣中為吏，好歹有個飯碗的。不過是你先行知法犯法，職務犯罪，再蓄意掩蓋不了，才鋌而走險殺了閻婆惜，所幸咱家朝廷早已腐敗，所以才上下打點，動用關系網(wǎng)營做一番，免你死刑，退一步作充軍處置。如此還有什么冤屈可言?竟想得要“血染潯陽江口”恩將仇報?

　　如此這般了，他還能有好果子吃嗎?

　　果然被發(fā)覺，再是下獄，又裝瘋賣傻不得，才被判了斬刑。

　　也是宋江命大，平時所行的小恩小惠終于有收獲了。晁蓋等人在梁山聽得消息，趕來相救，才大難不死。也從此沒了退路，只好上山落草了。

　　但宋江這廝，從上山起就沒安得好心。先是絞盡腦汁、計謀用盡架空恩人晁蓋，將梁山義軍掌控于己手。一旦晁蓋歸天，馬上迫不及待將“聚義廳”篡改做“忠義堂”，整日價忙了運作招安一事。

　　從梁山農(nóng)民起義故事的演變軌跡看，宋江是將梁山的聚義大業(yè)當做了自己賣身求榮、進身投靠的遞進階梯了。

　　前些年還有人提出，《水滸》故事其實并非農(nóng)民起義，原因是所述的108個將領，出身顯然是很雜亂，有投降的圍剿軍將領，有一貫打家劫舍的，有慣常賣人肉包子的，更有先前便聚山倡亂，依靠謀取過往商客錢財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當然還有雞鳴狗盜之徒……但這是在一個“特別是”不遺余力維穩(wěn)的詭異時代，那些狼心狗行、缺肝少肺的無恥文人們硬生生編造出來污蔑農(nóng)民起義的。試想，梁山義軍全盛時期，應該有數(shù)萬之眾，其中的108個將領，雖是起著帶頭作用，但畢竟屬于極少數(shù)。不能代替梁山義軍的身份性質(zhì)。

　　只是，這些人深受宋江的影響，并沒有怎樣的改朝換代雄心，上山聚義不過逞一時血性意氣，所求也只是個人的榮華安穩(wěn)享受罷了。全無什么為民之心。至于什么除暴安良，不過是宋江們劫掠時的好聽標示罷了。

　　尤其是宋江，在那時依靠科舉正途做官的路沒有走通，但又不甘于自居平庸，只好鋌而走險，尋求捷徑。那么，上山落草，看似兇險，但做得好了，也不是沒有機會的。

　　如宋江所愿招安后的梁山義軍又是怎樣的結(jié)局?

　　于此，人們都明晰的。先是被朝廷利用了做功狗，去平息與迎擊北邊疆域的遼國入侵勢力;再是北疆平定，又充任爪牙被派去剿滅亦是揭竿而起的義軍諸伙，即如河北田虎、淮西王慶、江南方臘等等，待得宋朝外域與國內(nèi)的憂患被一一平息，走狗的利用價值完了，宋廷對宋江這伙投降的賊寇畢竟放心不下，遂將其經(jīng)由久戰(zhàn)疆場逃得生天的那些義軍將領，分別一一結(jié)果了事。

　　縱觀梁山義軍將領，結(jié)局好的不過寥寥數(shù)人。即如魯智深，總算是終成佛家正果;那個先前在潯陽江上謀財害命、大做所謂“穩(wěn)妥”行徑的混江龍李俊，所率童威、童猛等結(jié)義兄弟，去往暹羅亦就是現(xiàn)在的泰國，憑借打打鬧鬧，作了一國之主;再有公孫勝與燕青，還算是見機早，主意高，及早尋了脫身，云游江湖逍遙自在去了。至于宋江、吳用、花榮、李逵等等的，反正都沒有得到好結(jié)果，不是被毒酒藥死，便是自感沒了活路的希望而尋了短見等等。

　　一部水滸，不過故事演義，宋江當初于山東聚義，史上雖確有其事，但卻應該不像書中描述的那樣。似也不具書中所講的那般天下無敵氣勢。但我們不妨依照書中所講的來推理，梁山義軍全盛時期，宋朝傾全國之力也對其無可奈何，因為先前的地方圍剿且不必講了，待得后來童貫、高俅等都率軍追剿被致敗北，可說是難逢敵手了。這時也具備了與朝廷談判、討價還價的資本。但只怪宋江招安心切，硬生生將一盤大好的棋局下成了死棋。

　　施耐庵為什么對梁山義軍將領安排了如此結(jié)局?

　　大抵是有原因的。也許由于古代的文字獄之虞，深怕株連獲罪，所以，才用了如此悲催的結(jié)局。應該說在《水滸》作者心里，農(nóng)民起義最好的結(jié)局莫過于桃僵李代，自己最終取皇帝而代之，但由于上述隱衷，所以，結(jié)局最好的李俊等人，只能還是安排其去往中國之外稱王稱霸。其次，再退一步講，就是遠離朝廷，避身江湖，做個自由自在的閑散之人，于此，公孫勝、燕青就是看破塵世、全身而退的榜樣了。

　　應該肯定的是，在《水滸》一書中，雖是用了忠君思想來包裹宋江，但作者對其不遺余力而致的招安應該講心中還是非常不齒的，所以，才安排了其被一貫所忠于的朝廷，再假借了代表朝廷的大員，以一杯藥酒灌下暖心了……

　　做走狗、奴才的下場不過如此!

　　最后補充講一下，宋江在“理論”上既虛偽又小氣，按他的算法，當時宋朝，除過皇帝老兒之外，所謂的健康力量也委實是太少了。即便是有，但其健康力量的陽光，卻也難以普照至宋江一伙身上，致使其深抱了忠君報國思想，且付出了很多投名狀，為此還作出了莫大的犧牲，但最終因其沒有被宋朝的健康力量所愛與深加顧護，所以，無奈之后只能去做屈死鬼了。

　　毛主席批點水滸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其實，后面還應加上一句：《水滸》還讓人們明白，做投降派的可恥與可悲下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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