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所說，確實犯了三分錯誤即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原候補書記韓西雅說：“革命小將、紅衛兵是赤膽忠心熱愛毛主席，擁護毛主席，奮不顧身地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們對毛主席的話并不能完全聽懂，毛主席的深意他們更不能完全理解。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向毛主席提出他們的要求，甚至做出違反毛主席意愿的事情來，毛主席又不能給他們潑冷水。毛主席要革命群眾團結，有些群眾卻鬧派性、打派仗。毛主席要文斗，許多地方搞武斗，搞了‘全面內戰’。毛主席說干部的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運動中卻來個‘打倒一切’，傷害了許多好干部和革命知識分子，給黨和國家的工作造成嚴重破壞，等等。”(大地微微暖氣吹，2013年9月21日) 但是，毛主席同時肯定文革取得了七分成績。這里把它歸納為“十大功績”：

　　一是炮打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狠斗了一批走資派，并且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趙紫陽公開說：“實行私有化，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改革理論”;“西方宣導的自由、民主、人權乃是現代普世文明，各國都不能拒絕”(《軟禁中的談話》，285、392頁)。“八九風波”使中國“遇到像蘇聯、東歐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與時任黨的總書記的趙紫陽顯然有很大關系，這是任何人也掩蓋不了的事實。像趙紫陽這樣的走資派，并不少見。當代最大的漢奸賣國賊，和趙紫陽相比就有過之而無不及。既然黨內資產階級的存在是個客觀現實，怎么能說毛主席的晚年思想是左傾僵化呢?怎么能說這種堅決反對蘇東式和平演變的繼續革命理論會使中國“遇到像蘇聯、東歐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呢?朝鮮、古巴至今沒有搞補資本主義課式的改革，幾十年了不是并沒有像一些人叫喊的那樣出現“不改革是死路一條”的局面嗎?所以，認為補課式改革使中國得以避免像蘇聯、東歐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是違背基本事實的。胡耀邦、趙紫陽當時都挨了批斗，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們卻都作為總書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在走資問題上栽了跟斗。這顯然證明文革有很強的預見性。“今夜雨夾雪微博”《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胡耀邦》說：“美國布熱津斯基的文章回憶道：有一次在馬克西姆餐廳與胡耀邦共進晚餐，讓我感到震驚的不是菜單和菜式，而是胡耀邦明確告訴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加速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實行多黨制。我非常震驚和贊賞胡耀邦能夠看得那么深遠。”假如確有其事，也證明胡是走資派。網上還說：“晚年李先念曾對陳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趙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云說:‘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都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斗這樣的走資派，難道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項任務嗎?

　　二是掀起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性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熱潮。這對于維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主旋律地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發揮了根本性、歷史性的作用。

　　三是使工農大眾的民主權力不斷得到擴大和提升。那時工人、社員可以面對面地給直接領導提批評意見;各級人大中第一線的工農兵學商代表占60%以上;由于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強調在農村緊緊依靠貧下中農，工人農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相當高。

　　四是使社會主義改革不斷得到推進。例如，沖破蘇聯過度集中統一的經濟管理模式，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允許地方和企業搞一些“獨立王國”，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三者的利益;提出社會主義中國需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商品生產的歷史發展階段，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通過對照搬蘇聯的“一長制”進行的改革，創造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企業管理制度(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在技術革新中實行三結合);使鞍鋼憲法得以產生并貫徹落實，便促進以大慶為代表的大批國營企業越辦越好，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五是使我國成為社會風氣最好的國家之一。那時腐敗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惡化、物價飛漲等現象幾乎絕跡;學雷鋒做好事，助人為樂，成了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不少地方幾乎可以說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法律與生活》雜志2013年8月30日載文，說山東省蓬萊市公安局老民警劉鐵成回憶道：“文革期間，刑事案件一年沒有幾起，若發生了殺人案就成了當地的頭號新聞。哪像現在，特大刑事案件幾乎每月都發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是那時的十倍以上)，警種齊全，二三十個科、室、所、隊仍是杯水車薪，把民警累得焦頭爛額，超負荷地工作著。”

　　六是使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都得到大發展。那時科技戰線很重視長遠、整體即戰略發展，使我國在搞出原子彈之后又以比西方國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氫彈、人造衛星、核潛艇并著手實施宇宙飛船計劃;成功試飛了“運十”大型客機等等。這使我國的科技水平迅速躍居世界前列。幾乎全部免費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都能入校上學，甚至在大學里也占了絕大部分。人民群眾成為紅色文化的主體，工農兵的形象通過文藝改革占領了舞臺。在對城市老爺衛生體制的改革中，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了農村和基層，形成了合作醫療體制，出現了大批赤腳醫生，使普通群眾的醫療衛生狀況大大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國人壽命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達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歲。2013年3月29日，聯合國人類開發計劃署的馬和勵在辦公室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到1980年間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務收費模式的推行，農村和城市的醫療水平差距在不斷擴大，很多窮人負擔不起高質量的醫療。”臺灣著名人士李敖說：“在舊中國，餓死人的數量是驚人的，僅1945年湖南就有500萬人餓死。今天的亞非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多萬人餓死。以中國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計算，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現在每年會有300萬人餓死，這50年來會有1億到1.5億人餓死。” [中華網，2012年10月22 日] 據美國駐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稱，整個民國時期每年餓死的人都在300萬到700萬之間，就是說民國時代餓死的人將近2億。這些，比山東大學教授孫經先經過反復核實所證明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中因災死亡的200萬人左右;比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所說“據國家統計局、民政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的材料，因缺糧致死的是103.9萬人”，顯然都多得多。

　　七是使經濟建設得到極大促進。重慶木材廠的楊師傅在接受釆訪時說：“我們八點鐘上班，但是工人七點多鐘就到了，沒有誰是八點鐘才走到工廠的。生產方面只要一聲令下，大家拼命整。為了把生產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義務勞動，沒得哪個人去計較報酬的。中午12點下班回去吃飯，吃了飯馬上就回到車間繼續干。晚上我們是6點下班，下班后學習1個小時，7點回家吃飯。有很多同志7點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車間參見義務勞動搶任務。我老婆當時就是這樣，吃完飯碗都沒得時間洗就跑去搶任務。這些都是義務的，是不記報酬的。甚至為了保證生產任務，女同志給小孩喂奶都是在車間喂。你問我們為什么愿意去義務勞動，因為我們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廠是我們自己的。我們不是為了義務勞動而義務勞動，我們義務勞動是因為我們愛國、愛廠。那些教授說工人是懶漢，我告訴你，要是他們敢到工人中間來這么說，沒得哪一個跑得脫!” (工人網絡宣傳隊博客，2013年9月18日)那時高于西方國家一倍以上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速度，被全世界公認為經濟奇跡。連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都認為：“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增長全球第一。”2012年12月16日向陽紅網友在中華論壇說：“毛澤東時代28年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塘壩640萬口(10萬立方米以下)，總庫容4千多億立方米。人工河渠總長300多萬公理，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其工程總量體積折合土石方3610億立方米。若參照目前水利工程造價，按土石方量簡單折算，總造價為240萬億，超過1980-2008年以來中國所有GDP的總和。”那時的投資效率也比現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間，每投資100元利潤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資100元利潤僅2.7元。

　　八是使我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爭、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之戰、西沙之戰，都打出了軍威、國威。

　　九是使黨的建設不斷得到加強。那時干部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群眾參與共產黨的“開門整黨”，黨員干部自然“說話有人聽，做事有人幫”。群眾性的義務勞動能夠經常、廣泛地開展起來，就從一個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十是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毛主席創立了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積極幫助第三世界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正義斗爭，自然和一百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誼。上世紀七十年代恢復我國的聯合國席位，主要就是由這些兄弟國家“抬進去”的。從此取代臺灣的國民黨，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同當時世界上130個國家中的11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并開始突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政策，開創了中日關系和中美關系的新階段，大大改善了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提高了國際威望。

　　這“十大成績”顯然都是站得住腳的，因為它們都是駁不倒的鐵的事實，都是絕大多數人共識。同時，這足以證明文革搞的是社會主義革命。把文革這場全國絕大多數人參與的群眾運動否定到“十年浩劫”、“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和革命”、“文化沙漠”、“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程度，是不是最大的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是不是制造了最大的冤假錯案;是不是暴露了極少數人最大政治騙子的丑惡嘴臉?網絡名士秋石客說：“抓綱還是抓目，這是判斷左派是否成熟的標志。當前理論戰線的綱就是重評文革和反思改革。文革和改革是大是大非問題，大是大非問題解決了，才能解決細節問題。漢奸賣國賊是因為否定了文革搞改革才大量出現的。文革是左右斗爭的核心，文革不正本清源，左派就永遠壓在五行山下。” (紅歌會網，2013年9月5日) 一枝清荷網友說：“我們的黨以及一些群眾曾經都在擁護的、參與的，被毛澤東自認為平生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上理解成那個樣子，這是我們對待歷史的應有態度嗎?歷史不是精英論斷出來的歷史，而是客觀事實的反映。應當把是非對錯，交給人民去判斷，交給時間作結論。”(烏有之鄉書店網，2013年5月22日)

　　對于文革的必要性，周恩來總理40多年前就講清了。他在1971年同訪華的原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談話時指出：“對于那些不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人來說，必然只能選擇‘唯生產力論’。劉少奇說，生產關系的問題早已解決了。那就是說，我們已有了先進的生產關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產力(設備、技術和工藝)落后。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教導說，生產力是受生產關系和社會上層建筑制約的。劉少奇在八大發表了他的先進生產關系和落后生產力的理論。根據他的看法，中國的社會關系已非常先進。生產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產關系中，再也沒有進一步的變化能再搞大躍進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躍進，他反對并貶低大躍進。”(美中友好協會會刊，1971年第3 期)

　　由此可見，右傾機會主義或者說修正主義確實是主要危險;走資派在階級性上確實屬于黨內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確實不可避免;防止走資派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確實是關系國家和人民命運前途的天大的事情;文革確實是一場完全必要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那種“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和革命”的結論是確實站不住腳的。

　　林伯野將軍指出：“人們的立場不同，認識也不同。站在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看文革，結論必定是糟得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并有高度覺悟的人看文革，結論必定是好得很。同樣是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立場上的人們，由于覺悟有高有低，其結論也會有差別。因為人們的階級覺悟從自發到自覺，有一個過程。所以還要提高覺悟，才能認識正確。如果因為受到沖擊、受到寃枉，從個人得失出發，就會不贊成文革。如果從個人所在的單位或地區這個局部出發，看到這個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會對文革不滿意、不贊成。如果只從文革的某一時段出發，只看到缺點嚴重，看不到后來已被糾正，也會不能正確認識文革。只有從全局著眼，從長遠著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質，才能對文革有正確認識。”(東方紅網，2013年5月9日)這話是有道理的。

　　毛主席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話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象毛主席說的這樣去看問題，自然能夠正確對待文革，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為什么象被刨了祖墳一樣歇斯底里地反對肯定文革的成績呢?要害就在于，肯定了文革10年也屬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便意味著既毫不畄情地堅決糾正“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又使切切實實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保證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新型的、科學改革應運而生;人民最不滿意的腐敗嚴重、兩極分化、社會不穩等問題很快都會得到解決;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更是隨著高福利的恢復而自然消失;隨著工人農民社會地位的大提高，平民百姓的收入馬上便可大幅增加，特別是為新中國打家底做出重大貢獻的下崗工人，將每月立即增加千元以上的補貼。這樣，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搞了幾十年的和平演變就會泡湯，他們自然會充滿階級仇恨。

　　毛主席在1966年討論工礦十條和農村十條時曾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后，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的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黨內路線斗爭的根源。重新溫習這段話，對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錯綜復雜的斗爭就可以理清;對承認“文革十大成績”的意義就可以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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