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已不難看出，近期思想文化上發生大危機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了。例如，“三信危機”特別嚴重。由于對“特別是”的基本理論觀點，比方說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于新中國剛成立的19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之時，資產階級便消滅了并且永遠不會再產生的觀點;這時社會主義革命便結束了因而應當告別革命的觀點;在現階段決不會再產生兩極分化的觀點等等，明明已被30多年的實踐反復檢驗證明是錯誤的，甚至明知這些錯誤而為了階級私利死不悔改，更大的問題是把如實指出這一點的馬列毛派打成“左”，作為主要的斗爭對象加以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直至動用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以鎮壓反革命的名義打壓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派，這種荒謬絕倫的行為竟能在21世紀祖國大地的光天化日之下發生，怎么能不導致人們對前途擔憂，導致理想信念的動搖即產生信仰危機?!再比方說，表面上大講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不準對文革一分為二，全盤否定到“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和革命”、只是一場“浩劫”的程度;相反對30多年的改革工作，則不準談任何錯誤，否則便當作極左加以打壓;表面上大講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搞好國有企業，實質上用多種手段搞垮、賤賣了大多數國企，同時采用以優惠政策扶持外資和私企等辦法，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表面上大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實質上對袁騰飛這類罵天安門廣場紀念的是“殺人犯”，甚至連茅于軾這類咒罵人民領袖毛主席是“人渣”，呼喊“我們要旗幟鮮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愛國主義!”叫囂“我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這類反毛反黨反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分子即“五反分子”，也不僅“包容”而且捧成大紅人，既上主流媒體而且到處由官方邀請作報告等等，這就容易導致對所走道路是否正確，是否應當增強道路自信的懷疑不斷增多;導致對前途命運的信心危機。這些年農業部在不讓自己的幼兒園吃轉基因食品、嚴禁奧運會等所有外國人活動場所銷售轉基因食品的情況下，批準進口和種植轉基因主糧讓全國人民吃，并把人民的質疑斥為“無知”。近期我國每年乃進口轉基因大豆超過六千萬噸，轉基因玉米的進口每年也達上千萬噸。并且，轉基因利益集團不顧我國大面積種植轉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亞等)造成嚴重生態災難并嚴重摧毀養殖業(尤其是養豬業)的惡劣后果，在繼續一意孤行大規模全面迅速地推進轉基因糧、油、菜、果等產業化。茅于軾在網上公開說：“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他能讓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斷子絕孫! ”“ 轉基因食品能在中國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說明我們的領導人是顧全大局的(雖然他們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轉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親!” (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這就導致對黨的執政能力的懷疑不斷增多，導致對當權者產生信任危機。不言而喻，信仰、信心、信任危機即老百姓所說的“三信危機”持續惡化，發展下去是極其危險的。

　　例如，相當多的主流媒體在撥弄是非、制造混亂。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說：“民主憲政是政治體制的基礎性元素，英明絕倫的領袖替代不了民主憲政。”《中國青年報》宣揚“西方不再只是西方，中國也不再只是中國。中國已經融入世界，這一過程不可逆轉，并將越來越拓展其廣度和深度”(轉引自黎陽文章，華岳論壇，2013年7月31日)。《炎黃春秋》鼓吹：“憲政既是治國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個國家與國民的臉面。”《凱迪網絡》發表文章：“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國國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時期，就是南宋”(同上)。斯諾登事件暴露出的問題，僅僅是我國資訊業問題冰山之一角。美國人對我國相關系統的滲透與控制恐怕遠遠超出國人的想像力。大眾老虎網友說：“網絡媒體的情形確實如同一篇網文所坦率承認的那樣，‘去看看騰訊、網易、搜狐、新浪、鳳凰等網站的時政版塊及歷史版塊、歷史專題，去看看各大微博的時政和歷史話題，我們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報系的前員工們正在新的陣地上兢兢業業地刨中共的祖墳。在各大門戶網站上，以吳敬璉、張維迎、茅于軾、陳志武、賀衛方、徐友漁、朱學勤、楊奎松、沈志華等自由主義經濟、政治、歷史學者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紅歌會網，2013年7月29日)相反，反映人民群眾有限聲音的紅色雜志和絕大部分紅色網站，則被強行停刊和關閉。烏有之鄉網站經理范景剛說：“我當然在國內不能完全自由地討論和分享我的觀點，這不僅受到新自由主義官員勢力的打壓，而且受到掌握媒體資源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排擠，例如他們掌握的媒體只發表歪曲和詆毀攻擊我們的觀點，而絕不發表我們澄清事實和表達自己真實思想的觀點，甚至直接封殺或抹黑我們的網站和個人。不過這種現象即使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是一樣，我絕不奢望在那些國家我們就能不受干擾地完全自由地討論和分享我們的觀點，在與西方媒體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已經領教很多了。中國右派(自由派)已經占據了非常強大的輿論資源，客觀上是中國輿論場最強大的勢力，即使偶爾受到些干擾也沒有對他們的想法表達造成多少實際的影響。”(答英國《衛報》記者問，2013年9月25日)實踐證明，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很難守住。

　　例如，封資修文化甚至殖民文化取代了紅色文化的主旋律地位。曾經當過國營工廠廠長的李甲才指出：“漢奸賣國意識遍布在思想、輿論、媒體、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凡涉及西方，特別是美國，崇拜、稱贊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凡說到中國，則諷刺、挖苦、嘲笑、誹謗得一無是處。”(東方紅網，2013年8月15日)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惲仁祥說: “這30多年，最吃香的詞匯就是一個“洋”字。洋人炸我使館，說一聲“誤炸”了事;同洋人“合資”，可以白使土地、廠房，可減免稅，還岀口免檢。即便過了減免稅期限，換個招牌繼續減免;即便交稅，也僅是國營企業的約35%。就這樣保證了國營企業淘汰、垮臺，工人被“買斷工齡”大量失業。花千元買一條進口洋布條扣在脖子上算時髦，而大量還是“中國制造”。包括一些報紙，大量摻進了洋文，成了雜交文字;領導人岀國或接待外賓不講中文講洋文叫“文化水平高”; 洋文成了幼兒園娃娃的必修課。以前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現在與時俱進到了外國人撒的尿比中國的牛奶香。“(紅歌會網，2013年9月13日) 2011年在人民群眾強烈批判和反對的情況下，孔子塑像還能在神圣的天安門廣場呆上100天，而就在幾乎同一時間里，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龍樓鎮南海邊的毛主席漢白玉偉像，卻被該地段的開“挖”商打碎了。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在各種重要場合很少提及(有的從來不提)毛澤東思想，他們寧肯參拜中山陵、甘地墓乃至各地寺廟，也不愿到近在咫尺的毛主席紀念堂拜謁。大中小學教材將滲透了毛澤東思想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內容的課文大量刪除。連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賽奇都說：“目前中國對毛的肆意丑化已經超越一個民族應有的理智界限。 ……中國嚴重的兩極分化伴隨著權力私有化;嚴重的腐敗問題，既有制度上的缺陷，更有思想上的混亂。而導致思想混亂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為人認可，而毛的思想卻被人為地極力淡化”。重慶警備區司令員朱和平將軍近日在光明日報發表《要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一文指出，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無孔不入、步步緊逼。他們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攻擊詆毀我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鼓吹所謂的‘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宗旨，對我意識形態核心陣地構成嚴重威脅。……他們利用非政府組織，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現，每年邀請所謂的‘明日之星’免費去美國參觀訪問、進修和學習;政府出資贊助學者到中國巡回講學，傳播美式文明、宣傳美國文化，推銷西方文化理念。資料顯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品，既不是其高新技術產品，也不是軍火，而是流行文化，每年出口額達600多億美元，遠遠超過航空航天和電子產品的出口額。西方進行文化滲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著很強的欺騙性、隱蔽性。這種‘文化殖民’如同‘溫水煮青蛙’，很容易使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抵抗意志。”這無疑是對這些年過分重用、依賴“海歸派”;過量組織干部去美國參觀訪問、進修和學習;放縱青年一代把西化當作時髦潮流等的錯誤傾向和做法的批判。

　　例如，教育和科技領域的問題讓人觸目驚心。近20多年來，公派留學人員40余萬，只回來了8萬，不歸比例全球最高。2012年12月22日的中華論壇說：“森路透集團發布了全球頂尖材料科學家榜單，其中前6位都是華人(五位在美國，一位在臺灣)。為美國效勞的前5名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國科技大學本科畢業生。這與50年代的華羅庚、鄧稼先、錢學森等一大批在國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科學家，響應祖國召喚，積極回到當時極其貧窮落后的中國，為改變祖國落后面貌奉獻一切的無私品格形成了鮮明對照。今天，也正是因為這些年輕的科學家先吃中國飯，在中國奠定了雄厚的知識基礎之后，卻離開祖國，去美國謀求名位和享受，使中國目前的科技、工業在世界排名竟遠遠落后于30年前的毛澤東時代，這讓大喊向外國學習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的人如何向國人交代!” 正如知名學者譚偉東所說：“現如今，公知精英、歐美線人、大眾媒體、體制內的叛徒，一股腦地協同鼓噪，中國高等教育幾乎成了歐美大學的預科班。整個教育系統，成了錢理群概述的北大培養造就精致利己主義者的孵化器。”(烏有日刊，2013年8月27日)

　　例如，道德滑坡和精神頹廢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2012年中國健康報告指出：“調查對象提供的答案顯示：感覺快樂的不足三成，不快樂的近七成”(健康報，2013年6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強調：“中國目前社會的總體信任進一步下降，人際之間的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現為官民、警民、醫患、民商等社會關系的不信任，也表現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沖突增加。社會的總體信任指標在2012年進一步下降，已經跌破及格線。”(京華時報，2013年1月8日)青年網友晉源泉疾呼：“我們發現大眾傳媒把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堆八卦、廣告和肥皂劇，把一切有意義的獨特的文化都變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國工業制成品。我們的眼中和耳中充斥著無聊的愛情、淺薄的浪漫、廉價的溫馨、曖昧的隱私、虛偽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滯的政客讓我們一次次反胃。我們失去了歷史，只剩下了新聞。我們聽不到周圍真實的聲音，看不到真相。我們被剝奪了從整體上把握世界的視野，這個時代要求我們像白癡般幸福。我們發現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試。學校里只傳授考試的秘技和鉆營的手段，而再也學不到真理和智慧。為了考試，我們的青春在無休無止的補課中昏天黑地，老師們卻被我們父母的血汗滋潤得腦滿腸肥。”(大學網，2013年3月7日)“不斷發生的社會性事件導致社會情緒的耐受性和控制點降低，社會事件的引爆點降低。仇恨、憤怒、怨恨、敵意等負向情緒與需求不滿足、不信任、社會階層分化有密切關系。弱勢群體中一些本該同情卻欣喜、本該憤恨卻欽佩、本該譴責卻贊美的‘社會情緒反向’值得警惕。”(京華時報，2013年1月8日)著名法學家鞏獻田說，現在“每年自殺人口30萬，這是建國以后少有的年份;外出討飯的有200萬;每年新產生犯罪分子(判處刑罰)的100多萬。社會治安案件，就在溫某某當總理時期，由開始時的600多萬件增長到去年的1300萬件。兩極分化越激烈，不公平越加劇，社會就越動蕩。”(紅歌會網，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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