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業化”發展道路的結果是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城鎮人口為7.1億多,占比為52.6%,農村人口為6.4億多,占比為47.4%;農村人均純收入為7911元,按照市場匯率約為1273美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4565元,按照市場匯率約為3955美元,兩者加權平均后,中國的人均收入約為2700美元左右。以上這些數字給出的基本信息是非常明確的,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國家。
根據國際和歷史的經驗,對于一個二元經濟國家來說,它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一定是工業化,因為只有借助于工業化發展,才能有效地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創造就業機會,吸收來自于農村的剩余勞動;第二,提高收入促進消費,因為工業生產具有報酬遞增的特點,而傳統的農業部門則具有報酬遞減的特征;第三,提高經濟密度,工業生產對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要求會導致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集聚,由此造成的經濟密度的提高,不僅可以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而且還可以造成土地使用的集約;第四,擴大市場規模,由經濟活動導致的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會帶來人口的規模集聚,這樣就會產生“本地市場效應”,即由于人口增加而造成的本地消費的增加,當生產和消費在同一個空間上集中的時候,現代城市便誕生了;第五,促進農業的現代化發展,由工業化導致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聚,不僅會吸納來自于農村的剩余勞動,而且還會釋放出大量的土地,土地和勞動的關系因此會變得緊張,于是使用資本和機械來替代勞動就成為理性的選擇,現代大農業最終會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得以發展。
但是,就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還需要繼續工業化的關鍵時刻,我們卻選擇了經濟轉型,走上了“去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其結果是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去工業化”會導致全社會就業率的下降,這就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向城市工業的流動,從而為中國從現有的二元結構經濟向工業化的單一結構轉型設置了障礙。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業生產報酬遞減和工業生產報酬遞增之規律的作用下,只要國民經濟在增長,那么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必擴大。“去工業化”還會導致經濟增長的下降,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稟賦和收入水平不滿足向后工業化社會轉型的條件。中國的稟賦特征是“技術/勞動”比較低,整個國家并不具備向高技術產業轉型的條件,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000美元,尚未達到大規模消費服務產品的發展階段。所以,既不可能通過發展高科技產業、也不可能通過發展現代服務業來維持可持續的增長。簡單地講,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發展高科技產業缺乏供給能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則缺乏有效的市場需求。如果再把視野進一步拓寬到國際市場,那么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并無優勢可言,而大部分服務產品又都是不可貿易的。
所以,如果中國執意要轉向高技術制造和現代服務業驅動的經濟增長之路,那么就會在供給瓶頸(高技術產業)和需求不足(服務業)的雙重制約下,走上經濟衰退之路。事實已經驗證了我們以上的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正在結構調整中趨于減速,其原因就在于,存量的制造業被不當的政策干預淘汰了,但是,作為增量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卻因為受到稟賦和需求的雙重制約而無法填補制造業退去所留下的缺口。
沒有工業化支持的城鎮化不可持續
面對去工業化留下的產出缺口,在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無法加以平衡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通過發展城鎮化來加以平衡呢?毫無疑問,城鎮化會推動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從而可以在短期內給經濟增長帶來動力。但是,沒有工業化支持的城鎮化是不可持續的。對此,我們可以分析如下:
首先,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的問題是,城市究竟靠什么存在?現代城市都是工業化的產物,從邏輯上講,是工業活動在空間上的規模集聚,才有了人口的集中與現代城市的誕生,城市的居住功能和服務功能都是城市之生產功能的衍生,一個沒有生產功能的城市遲早是要被人們所遺棄的。比如眼下的美國底特律,工業化衰落后在英國出現的大批廢城,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因為“礦竭城衰”而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掉的資源型城市。那些不具有生產性功能的“宜居城市”,其存在和發展靠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環境和外部剩余的流入(即外來移民帶來的儲蓄)。即便如此,這類“宜居城市”也會在環境和居住人口數量達到某種平衡狀態后停滯其發展的步伐,從而成為一個沒有動態演進能力的城市,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就在于這類城市沒有財富生產和創造的功能。
其次,現代城市除了必須具備生產性功能方可實現持續發展之外,還有一個規模經濟問題。根據國際經驗和中國的實踐,城市的規模大小主要與該城市的市場取向有關。假如一個城市受到地理位置的制約,比如遠離海洋,從而因為運輸成本過高而無法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分工與貿易,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市場,那么城市的規模就必須足夠大,否則就無法形成“本地市場效應”。具體來說,城市規模必須大到能夠滿足企業實現“規模經濟”、并且能夠獲得“范圍經濟”的程度。
對于沿海地區來說,由于擁有進入國際市場便利的“地理優勢”,城市規模與企業成長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就會趨于弱化,因為企業可以通過出口貿易、獲取外部市場來實現規模經濟,當企業數量達到一定程度之后,范圍經濟也會隨之而產生。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與居民的收入水平之所以高于地處內陸的中西部地區,就是因為在東部沿海地區除了擁有數量較多的、同時擁有本地市場和海外市場的大城市之外,還有成千上萬個各種各樣的面向國際市場的工業園區。這些工業園區大都沒有消費功能和服務功能,但是卻通過參與國際專業化分工而實現了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規模集聚,由此造成的“經濟密度”的提高,成為推動本地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持續提高的基本原因。
據此可以得到的結論是明確的,遠離海洋的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在路徑上存在巨大差異。由于前者無法獲得外部(國際)市場,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市場,因此城市規模必須足夠大;但是對于沿海地區來說,由于鄰近國際市場,因此城市規模之大小將主要取決于它在國內外市場中的地位,以及來自于地理環境的制約,如交通便利程度與港口規模的大小等。但是,不管城市發展路徑有多大的差異,只要缺乏工業化的支撐,城市的發展就會趨于終結。
最后,人們或許會以當今國際上那些處在世界經濟中心地位的大城市為例,來證明沒有生產性功能的城市仍然會有發展空間。但是,事實表明,凡是處在世界經濟中心的國際大都市并未失去其生產性功能,只是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過去是通過直接的生產活動來創造財富,現在是通過為周邊的城市或者鄉村提供生產性服務來創造財富,這些生產性服務功能可以包括研發、設計、物流運輸以及金融和商品交易等,正是這些能夠輻射周邊的生產性服務功能,才使得國際大都市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
現代城市不是“造出來”的,千萬不要推行錯誤的城鎮化“運動”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到,現代城市不是“造出來”的,也不是單純為了居住,而是為了集聚各種要素開展工業生產活動,創造財富,增加收入,造福人類。不管城市化的發展路徑有多大的差異,其基本邏輯是相似的,工業化是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來源,這也就是說,工業化是原因,城市化是結果。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張,城市的功能也會逐漸趨向多元化,這既是多元要素在大規模城市集聚的結果,也是大規模城市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客觀要求。最后,當城市居民收入和城市擁擠程度持續提高時,城市的生產性功能就必須進行結構性調整,于是,直接的物質生產活動將會被更為高級的知識生產活動(服務)所替代。如果上述的因果關系是正確的,那么發展城市化的有效手段應當是工業化。
但是,在今天中國,有許多人對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相互關系做了錯誤的解讀,以為城市化可以脫離工業化而得以實現,于是便有了與工業化相脫節的城鎮化發展戰略。現在的問題是,脫離工業化的城鎮化會帶來怎樣的后果呢?
第一,假如城鎮化僅以鄉村人口的集中居住為目標,那便會成為一個與工業活動沒有內在聯系的、純粹的“造城運動”,它既不會帶來就業機會,也不會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所以,試圖以此種城鎮化來增加內需是不可能的。
第二,城鎮化若是以鄉鎮、甚至中心村為單元,便無規模經濟和本地市場效應可言。一個沒有本地市場效應的城鎮若是位于內陸地區,那就不可能有發展的機會,在這里,我們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千萬不要以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可以生存和發展的小城鎮為模板,將其簡單復制到內陸中西部地區去,因為東部沿海的小城鎮靠的不是本地市場,而是境外的國際市場。
第三,城鎮化所需要的大量投資會成為短期內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但是,這種純粹“造城”性質的投資顯然是非生產性的。凡是非生產性的投資都是吞噬社會現金流的,當全社會的現金流不斷地轉換成為存量非生產性資產的時候,社會生產性資本的形成率就會趨于下降,進而導致遠期潛在產出率和就業率的下降。
我們所擔心的是,假如中國未來的城鎮化發展真是按照以上邏輯展開,那么中國就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用貨幣換磚頭”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用貨幣換磚頭”的國家最終都走向了長期經濟衰退。埃及人用幾千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建造了金字塔,從而使得此后的埃及再也沒有發生過真正的經濟增長;印度莫臥兒王朝的皇帝為了一個死去的愛妃,居然動用16年財政修建了泰姬陵,此后不過數十年,莫臥兒王朝便壽終正寢;1495年開始遠洋貿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曾經積累起大量的金銀財富,但是它們犯了與以上這些古典文明一樣的錯誤,沒有能夠把這些財富用于生產性投資,而是大規模地興建宮殿與教堂,把貨幣換成了磚頭,最終沒有能夠在歐洲社會率先走上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所有以上這些歷史的經驗教訓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推行錯誤的城鎮化“運動”,致使中國始于1979年的經濟奇跡歸于終結。
(作者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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