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宏觀調控，面臨一個過去沒有遇到的特殊困難：既要保證經濟增速不大幅回落，同時還要遏制大中城市房價的過快增長，因為房價已經成為社會問題。貨幣供應量(M2)已接近GDP的兩倍，而實業工業界處處遭遇資金瓶頸。宏觀調控不僅要把握資金規模，還要監控引導資金流向。

　　偏重外需和基礎投資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的市場化、外向化水平已達到相當充分的程度。從世紀初開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FDI)達到每年千億美元。各地爭相模仿珠三角“招商引資、出口加工”模式，中國遂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天堂和“世界工廠”。經過工業結構調整的陣痛(75%國企和60%職工下崗轉業)，工業所有制形成“國有、私營、外資三分天下”。2.5億農民工進城就業，連帶地拉動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以及國內能源、交通運輸、機器設備工業的增長，然后是消費品工業的逐步升級。

　　2002~2007年，我國出口平均年增30%(投資年增26%、最終消費年增16%);出口總值的90%以上是工業品，外貿依存度達50%~70%(美國、印度、巴西等大國一般不超過35%)，“外需”是拉動高速增長的第一位因素，但它導致的結構的“失衡”也逐步顯現。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西方經濟衰退，我國出口受阻，經濟驟然減速。次年出臺以基礎建設為中心的刺激政策，經濟一時恢復增長，但也使原材料等初級加工產能進一步過剩，并直接導致城市房價暴漲、刺激了新一輪“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2009、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同比增長28%、100%，2010年土地出讓收入猛增69%，地方財政的賣地收入比重達60%。

　　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它說明：我國工業以目前的產能、結構和技術能力，再進行平面式(或數量型)發展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我國“虛擬經濟”已成為經濟生活的重要部分，且和國際資本發生密切聯系。照搬凱恩斯式的短期刺激政策將加劇經濟泡沫化。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調整發展戰略思維，也就是常說的“轉變發展方式”。

　　工業大而不強

　　我國發展方式的突出問題，表現為“偏重出口和投資-結構失衡”。問題在于，要搞清楚導致“結構失衡”的實質內容和長期性原因何在。

　　關于產業結構的分析，流行意見著重批評“二產過大、三產和城鎮化滯后”，但缺乏對工業內部結構的分析。關于大眾收入低和消費能力不足的原因，多歸結于城鄉差距和“國企壟斷”，而無視當前非公有經濟占總量80%、勞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這一事實。

　　我國工業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種產品產量世界第一，鋼鐵、水泥、原煤、電解鋁、造船產量占全世界的45%以上。僅看“量”的指標，很容易造成“工業化已經實現、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的錯覺。但從“質”上看，我們還遠未走出工業化追趕階段。

　　我國工業可分為“面向出口”和“面向國內需求”兩大部分。工業品出口占工業總產值的25%~30%(主要是輕工、紡織、機電、電子通訊等);出口的60%(電子通訊產品的90%)由外資企業完成，貼牌產品占出口總量的50%。這部分產業和國內工業關聯性不大，已經高度“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

　　跨國公司掌控全球產業鏈(“微笑曲線”)的高端-高附加值環節——研發設計(專利品牌)、高端加工、營銷服務(接單、運輸、金融保險)、客戶服務(如工業裝置的遠程維護)，中國廠商處于底部的簡單加工環節。如東莞貼牌襯衫的出廠價，僅為西方最終售價的百分之十幾，中國廠商只是個打工角色。

　　10幾年來，西方經濟中制造業比重下降、三產比重上升，和我國沿海出口加工業的發展基本同步。西方“現代服務業”就是全球“微笑曲線”的高端高附加值部分，它和餐飲零售等“傳統服務業”是兩個概念。

　　國有經濟在能源資源、電力、冶金、交通運輸裝備、軍工等基礎、命脈、戰略性行業尚占優勢，在裝備制造業中保留了骨干企業。正是這些領域國企的存在，保證了我國工業核心部分的自主性。

　　在多數競爭性領域(采礦、紡織、輕工、造紙及各類建材)，國企、民營、三資“三分天下”(外資在電子通訊、儀器儀表占絕對優勢)。民營工業企業近30萬家，除少數著名企業外，總體規模偏小，組織力弱，技術研發實力不足，停留在成本價格競爭階段。

　　外資占工業產值比重不到30%，具有規模、組織、技術、營銷等方面競爭優勢。在許多分行業中，外企占據前幾名位置，掌握主導權。如放任這一趨勢，我國工業體系面臨被外資侵蝕分割的危險。

　　我國工業總的特點是大而不強，結構“矮化”和技術“空殼化”。第一工業大國，又是品牌和知識產權小國、技術后進國。中低端產能嚴重過剩，高端產品(如精密機床、民航客機)靠進口。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超過50%。

　　例如：2012年我國生產了11.8億部手機、3.5億部計算機、1.1億臺彩電，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進口(對信息安全至關重要的路由器、基礎軟件更不必說);年產1000萬輛轎車，發動機等關鍵部件靠進口;高鐵舉世矚目，軸承、輪轂、軸等關鍵零部件依靠進口。我國鋼產量7億噸，每年要進口七八千萬噸高級鋼材。具有“比較優勢”的紡織業，高端纖維和面料、機器設備依賴進口。先進技術和裝備一代代引進，消化創新乏力，被動追趕。

　　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和品牌，使我們工業附加值偏低、國民收入大量外流。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用于向外國廠商支付專利費。進口一箱intel芯片的價值等于一列車鋼材。我國工業平均增加值率26%(美國45%、英國33%、日本34%);銷售利潤率僅5%(intel的利潤率30%以上)。我們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平面的規模擴張，總體處于全球產業鏈“微笑曲線”的中低端位置。

　　技術被動追趕的基本原因，是長期忽視技術和產業進步的自主性，耽于“市場換技術”，依賴技術引進、迷信外資“技術溢出”。這就助長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為，壓抑了自己的主動性。相比航空航天等國防領域，因技術封鎖激發了自主技術進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開放是為了吸收消化國外先進技術、增強自身能力，而不是要放棄本國工業和技術能力的主體地位、當外國附庸。這是基本的底線。

　　以自主創新推動工業現代化為中心

　　20多年來，我們依托低成本優勢走“出口導向”和平面式擴張的道路，達到了人均6000美元的水平。現在，我國低檔工業品在世界市場已近飽和，加之國內工資上漲和人民幣升值，原有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持續，產業升級任務緊迫。

　　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本質是推動結構的升級，也就是改變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向高附加值領域攀登。成功實現追趕的后發展國家如日本、韓國，都是走自主的科技進步-工業升級道路，實在也沒有其他捷徑可走。如果滿足于依賴發達國家的技術(及其他要素)“恩賜”，就無法擺脫“國際打工仔”地位，就會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工業的“質”、而非“量”的角度進行國際比較，很明顯，我們的工業化仍然任重道遠。轉變發展方式，首先是要轉變戰略思維，要以推進自主的科技-工業現代化為中心，從“量”的擴張轉為“質”的提高，從GDP為中心轉向國際競爭力為中心。具體說，就是要依托國內大市場，推進高端技術-產品的“進口替代”，以此推進內需層次的提高(對技術研發投資而非泡沫化投資)和產業技術結構的提高，以及兩者的相互促進。工業現代化也將帶動農業現代化、三產的升級和城鎮化。

　　實現自主的產業升級，也可以為新一代理工科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工業利潤與白領工資，改善國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將有條件運用和推廣自己研發、國人買得起的新技術新裝備，節能降耗、環境保護才能操作和推廣。

　　“虛擬經濟”和城鎮化之殤

　　不少人由于對我們的工業技術結構缺乏具體了解，更偏好“加快城鎮化”思路。其理由，一是為巨大的鋼材建材等產能提供出路，二是可提供巨大投資空間，三是可以促進三產發展、安定進城農民，減緩貧富差距。

　　當前原材料等行業的產能處于絕對“長線”(不是政府計劃造成的)，從短期看，必須維護這部分產能不至過快衰減，其中部分產能的“截短”也要逐步進行。目前，這部分產能的出路無非是基礎建設和房地產。基礎建設還有不小空間，但前提是籌集公共資金的能力。

　　關于城鎮化：近代城市的發展，一般是由工業及相應的商貿運輸業的發展，帶動人口聚集效應，再帶動派生的三產發展。如果沒有工業作支柱，僅靠低端的商業餐飲之類三產，就業空間有限，附加值也高不起來。其次，城鎮擴張可拉動基礎設施建設，但基礎設施多帶有公益性質，投資巨大且難以收回，必須靠城市財政支持。工業化和城鎮化可以相互促進，但歸根結底是實業拉動城鎮建設，而非城鎮建設拉動實業。考慮到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如果強行用缺乏根基的城鎮建設拉動內需，必然難以持續。

　　各地熱衷于“土地財政”，根本原因是“政績”壓力大，又找不到實業發展的出路。而各類投機資本(在現實制度環境下)以房地產為金融籌碼、哄抬房價，房地產的暴利再吸引資金投入，形成“樓市-錢市”自我加強的循環。

　　實體經濟蕭條和虛擬經濟“高燒”并存，土地房產開發環節中的財政利益和灰色利益，引導地方不顧本地實際、放棄實業目標，形成持續的“土地財政熱”。另一方面，金融泡沫導致資金短缺(國企貸款顯然不是主因)并抬高利率，惡化了工業融資環境。我國工業平均利潤率僅5%，銀行間拆借利率一度超過10%，這就導致一些有工業抱負的國企和民營科技型企業，紛紛轉向金融房地產等不必辛苦創新即可獲得超額利潤的投機性行當。

　　城鎮化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邁進中的派生事物，在此過程中占用農地和農民轉業是客觀必然。但目前“城鎮化”被不正常地熱捧，某種程度上成為為金融-房地產泡沫辯護的借口。房地產與城市建設的畸形繁榮，綁架了銀行與地方政府，助長了腐敗，加劇了官民矛盾和貧富分化，存在巨大的金融風險，并威脅長遠的糧食安全(2001-2010年，我國城市人口增長26%，城市面積增長50%，就很能說明問題)。

　　妥善對待基礎建設、城鎮建設、房地產熱，遏制房價上漲的同時壓低利率以支持工業建設，在壓制城建-房地產“虛火”的同時給一定出路，是十分艱難，但又十分必要的。從長遠發展看，堵不住金融房地產泡沫，就解決不了產業健康發展和升級問題。

　　遏制房地產泡沫，有現實的路徑可循(如征收房地產稅)。但這和“鼓勵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一樣，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前者是“泡沫經濟界”，后者則是境外的工業集團。今天我們社會利益多元化已經是不可改變的現實，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統籌兼顧，但最高原則是照顧大眾利益，有了這一條，就有了社會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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