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南九(1948年—)，乳名高粱，出生于山東濱州。中國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為經濟學家顧準的次子，經濟學家吳敬璉門下的研究生、專攻比較經濟制度，現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國家發改委大飛機項目協調小組負責人。2004年8月，郎咸平挑起“郎顧之爭”，從而掀起了所謂“第三次改革大爭論”。顧南九和其他“非主流經濟學家”一樣，公開支持郎咸平，加入了 “反思改革者”的行列。】

　　我國的改革開放，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的改革，是要完善社會主義，而不是取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不可低估。一些外國政要、國際組織及國內某些人極力推介無限期無底線的“市場化改革”，甚至明確提出要全盤“私有化、去政府化”，居心叵測。對此，我們要旗幟鮮明地予以批駁。

　　“中國道路”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歧是原則性的。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地針對“華盛頓共識”和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惡果如跨國資本壟斷、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金融投機勢力的掠奪等，進行廣泛了的反思，形成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潮流。

　　但是在中國國內，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并沒有得到很大反響。

　　一方面，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經濟改革就是通過引入市場競爭、破除舊的一整套行政性計劃體制、放開私人經濟、實行多種經濟成分進行的，和當時西方經濟政策自由化趨勢有共通之處。我國在引進西方經濟學在豐富和更新了經濟分析工具的同時，也引進了新自由主義極度崇拜市場和私有制的意識形態。這種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形成由來已久，要厘清其錯誤影響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過去30多年來，市場化改革破除了舊體制束縛，激發了社會經濟活力，確實是我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重要因素。為此，社會上普遍存在“改革開放是經濟建設成就的唯一因素”的印象。這一印象被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學者們的渲染放大，形成了“計劃經濟一無是處、近30年發展成就僅歸功于市 場化改革、和政府作用無關”“經濟成就都來自市場化，出現的問題的原因都是政府干預、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等等片面化、絕對化的論調。

　　長期以來，關于經濟改革中的一系列問題，如國有經濟地位、市場作用和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等問題，經濟理論界爭議很大，號稱的“主流”學者多帶有自由化傾向，甚至有意無意地淡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些根本性原則，而有意無意地代之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目標訴求，甚至有人對“中國道路”、“中國特色”持根本否定態度。

　　概括地說，“中國道路”的意見是：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政府管理和市場機制都是為經濟發展戰略服務的工具，堅持共同富裕理想，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實行平等互利的對外經濟政策。而“自由派”學者則要求無條件地、不斷地“推進民營化、市場化、去行政化”，推進“國內市場和國際接軌”。在他們那里，市場已成為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兩種思想路線分歧的本質，是兩條道路之爭、大是大非之爭。

　　必須承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對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不小。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革思路，對“唯市場、唯私有產權”的絕對化的思想和政策訴求給予明確的拒絕。

　　慎對新自由主義使中國避開了東歐陷阱，只要對中國百年來經濟發展，特別是新中國前后30年的發展歷史稍有研究，就不會輕率得到“前30年一無是處、市場是唯一靈丹妙藥”的結論。

　　我國改革開放得以成功的前提有三個，一是我國在20世紀的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取得與西方平等相處的政治地位;二是通過計劃經濟的動員體制、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初步建成獨立自主的工業、科教、基礎設施體系，全民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從而有條件在開放引進中基本保持民族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家調控能力;三是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凝聚了全社會，政府社會管理及社會動員能力空前提高，從而形成了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相比的政治優勢。

　　黨和政府在領導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始終保持了清醒思考和獨立決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針，在推進改革中兼顧維護穩定和促進發展兩大目標，沒有聽從國內外不負責任的“一步到位”轉型的勸誘，從而避開了拉美和東歐的陷阱。

　　看不到這些因素，就無法理解同樣實行“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許多國家為什么經濟發展績效的差別如此之大，就會陷入認識論的片面性和絕對化。這些因素，其實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在那些堅持自由主義的學者那里，他們寧愿裝聾作啞。他們看到的或相信的，只是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實。

　　研究比較國外案例，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對深入認識經濟制度、運行機制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有重要的意義。它有助于開闊眼界、破除迷信(目前主要是市場原教旨迷信)。

　　私人所有和市場制度，廣泛存在于各民族的歷史中。而不同歷史時期的各地區、各民族的經濟發展情況千差萬別。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資源稟賦、社會政治條件、國際環境、人民素質、國家發展目標、經濟制度及體制、具體政策，都是影響經濟運行效能(競爭力)的因素。制度因素(市場機制或政府干預程度)只是決定經濟運行績效諸多因素之一。只有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中進行分析，這一因素的作用才能說清楚。

　　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界對國外經濟的研究，偏重介紹市場經濟的正面效果。如西德1948年放開經濟統制(來自競爭的繁榮)、亞洲四小龍的開放型市場經濟，以及東歐改革的經驗。而對那些因聽信西方勸誘實行“去國有化、去行政監管化”(如南美)導致失敗的教訓則諱莫如深。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一體化，貿易、投資自由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中國及“金磚五國”的經濟崛起;另一方面，美歐經濟“產業空心化”和“泡沫化”，為數眾多的國家發展停滯甚至出現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成績單》列舉了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東歐休克療法等案例，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造成經濟減速或衰退、私有化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經濟主權削弱、失業增加、工會權利受限、勞工地位下降、全球范圍的結構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脹等惡果。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20年來經濟的停滯和頻頻出現的危機，說明當今的全球市場是極度不平等的市場，不論在金融業還是實體產業都是由發達國的跨國公司主導或壟斷的市場。現實的“市場”是弱肉強食的競爭場。在不對等的市場環境中，自由貿易、自由投資總是有利于強者。面對這樣的競爭條件，后進國家的市場是否要開放或開放到什么程度，對本國幼稚產業是否應該或在什么程度上加以支持或保護，屬于發展中國家頭等重要的經濟戰略選擇。以一國的某個很短的歷史時期的經驗來支持無條件、無底線開放或“融入”全球化的論調，是十足的理論淺薄。

　　看拉美某些國家，非理智地接受WB或IMF的全面開放和市場化(將國有大銀行和基礎行業等命脈性企業以私有化為名賣給外資、金融高度自由化)，這種毫無設防的“融入”政策，正好給跨國公司掠奪本國人民的財富開了方便之門。

　　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學界十分關注東歐經濟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當時有位波蘭學者建議實行“一攬子”改革，同時極力反對以“雙軌制”為代表的漸進思路，理由是“市場經濟是一個整體的系統”。這一主張最后以“休克療法”的名義在解體后的俄羅斯和東歐諸國得以實施。其災難性的后果，今天已經無可爭辯了。但為什么同樣引進市場競爭，東歐和西歐、和中國都不一樣呢?國內看到的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如下。

　　“東歐轉型之初，蘇聯單方面解散華沙條約和經互會條約，片面對西方開放，立即打碎東歐原有的分工協作，企業的零部件供應普遍中斷。東歐國家間約一半以上的貿易在社會主義國家間進行。市場自由化的西方標準，要求一切外貿以西方的硬通貨結算，社會主義國家間原來通行的物物交換或以盧布結算的分工體系立即瓦解。貿易自由化系東歐片面對西方開放，而西方并沒有同時對東歐開放市場。這導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連手紙也大量涌入東歐，而東歐原來有價格優勢的農產品(000061,股吧)和工業品，因為不熟悉西方的營銷網絡和質量標準而被擋在門外，導致東歐企業大批倒閉。私有化過程中東歐普遍缺乏貨幣資本，東歐的私有化進程使西方跨國公司得以廉價，甚至被東歐政府補貼，來收購東歐的核心企業。”

　　“相比之下，中國開放之初的高關稅保護了民族企業的生存空間，選擇性的特區開放又使國有和民營企業逐步學會和外國企業競爭，所以技術和人才遠比東歐落后的中國企業，在轉型過程中能快速成長，民族企業逐步學會和跨國公司競爭。”(《陳平：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了嗎?—評科爾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脅>》，摘自觀察者網)

　　當年俄國的丘拜斯、蓋達爾等“改革智囊”因設計和推進“激進轉型”，而博得西方一片喝彩。后人看這段歷史，一個曾令全世界敬畏的工業科技大國，因人為的政策失誤而急劇衰落。這班缺乏經濟實感、僅靠從西方書本抄來的教條就敢搞事關國運的“頂層設計”的“智囊”，只能列入“書生誤國”、“民族罪人”一類。

　　從今天世界市場競爭“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現實出發，而不是從純“學理”出發，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以鼓吹后進國家對外全面撤除防護屏障、對內撤除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拆除國家支柱企業、放縱私人資本的新自由主義訴求，是不折不扣地為資本特別是為西方大資本剝奪后進國家人民血汗鳴鑼開道的工具。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其對我國改革事業的誤導、清算其對我政策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任務。對此，需要進行充分理論探討和中外經驗的研究。

　　應克服新組織的負面影響，30多年來，市場化激勵了經濟的大發展，也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社會分化明顯化、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官民關系緊張，醫療、教育市場化加重人民負擔，住房市場化催生金融泡沫，等等。一些人不遺余力地宣揚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政府管的太多、國企拉大差距”，主張“改革中的問題還要靠深化改革解決”，其實背后的訴求是用“徹底市場化”來抹平勞資收入差距、來解決“唯利是圖”的市場邏輯和公共服務的社會福利性質的矛盾，純屬強詞奪理，越來越沒有聽眾。

　　就經濟發展本身來說，在自由主義傾向的影響下，我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政策，也有不少值得檢討之處。

　　——理論界盛行對“市場化、自由化”教條的迷信和為改革而改革(將市場看作目標本身)的傾向。不少人固守30年前的老經驗，將國企產權改革、反壟斷、鼓勵非公經濟、減少政府干預等訴求絕對化，缺乏工業和技術的基本知識，對我國工業面臨的國際競爭、自身狀態、前進方向(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目標)若明若暗。

　　——改革的著眼點，僅限于推進國內的市場化，無視全球化的環境和強勢外資的挑戰，開放缺乏分寸感和“度”的把握。過于相信“自由貿易”教條、迷信“外資=中國企業”，單方面對外資實行普遍優惠，放任外資擴張滲透。面對跨國公司的系統競爭優勢(規模、組織、技術、國際營銷等)，缺乏應對思路和相應政策。

　　——經濟發展戰略長期受“唯GDP、比較優勢論”影響。“引進消化吸收——促進產業技術進步”的基本方針一度被淡化，組織重大技術和裝備的國產化政策執行不力。有人將以國企為主體的工業核心部門斥為“錯誤的趕超戰略”的產物，主張任其在國際競爭中自生自滅。片面宣揚“融入全球化”、“承接西方產業轉移”，各地競相招商引資、抓GDP，忽視培植自主技術能力和產業體系、忽視自主開拓國際市場，經濟發展主導權部分旁落。

　　——淡忘“以我為主”的科技——工業現代化戰略，過分依賴“市場換技術”，耽于“引進外資=引進技術、買技術成果=獲得技術能力”幻覺，弱化政府協調的科技攻關機制，分頭引進外資或技術，對西方技術封鎖被動應付。自主創新的意志和能力受到壓制。

　　筆者認為，以上所列恰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中最需要轉變的內容。

　　經濟發展方針要堅持以我為主，要讓經濟發展的收益惠及多數群眾。要以自主科技創新增強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要堅持和加強國家對基礎性、支柱性、命脈性行業的控制力。只有明確以上基本目標，才能明確多種經濟成分中國有經濟的最低限度規模，才能根據實際的發展需要明確資源配置和經濟管理等領域中政府職能和“市場決定”的邊界，而不是僅僅以某個外國書本為依據。

　　中共十八大報告中說，我們不能走封閉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今天要特別注意清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警惕內外勾結、誘騙我們改旗易幟的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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