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不斷有一些“歷史真相”面世。不過也毋庸諱言，有些真相雖然一時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一翻翻權威的國內外史書，有的甚至只要看看有關原始資料，就會發現那些所謂的真相是子虛烏有的。下面就來盤點幾個典型事例。

　　事例之一。關于抗戰時期重慶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抗日功勛”。前幾年有幾家門戶網站推出的歷史專題稱，中美合作所對抗戰作出了“巨大的”或者是“重要的”貢獻。配合此說法的還有幾位重慶方面的黨史、歷史學者的文章。他們主要舉出了三個方面的功績：一是給美方提供了情報，幫助擊斃了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和幫助殲滅了日本海軍的主力。不過你只要翻翻國內外的所有的關于二戰的和抗戰的歷史書，就會發現，那里關于情報的說法是與中美合作所無關的。二是中美合作所發起的心理作戰動搖了日軍的軍心(沒有提供具體事例)。不過，凡是看過抗戰史的都可以發現，要找到幾個日本兵被攻心攻到使他們投降的例子還真難，倒是國軍有60萬人降敵變成了偽軍。第三是中美合作所陸續培訓了五萬人武裝人員，靠游擊戰殲滅了大量的日軍。不過，殲滅日軍的的數字筆者真的不好意思說出來，因為實在大得難以想象。這里只簡單講一句，抗戰時國軍正面戰場的任何一場大戰，包括動員二百五十萬兵力的豫湘桂戰役中所殲滅的日軍數量，都趕不上中美合作所武裝人員殲滅日軍的數量!

　　要問這三項戰績出自何處，一看那些有關文章才知道，基本上都來自當年中美合作所人員回憶中的部分內容，特別是中美合作所美方副主任梅樂斯的回憶-----因而這些戰績在史書上是查閱不到的。順便提一句，這位梅樂斯，很喜歡胡吹亂侃。抗戰勝利后，因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被美方診斷為神經不正常，于1945年9月29日強行押送回美國。還要順便說一句，關于中美合作所的“抗日功勛”的詳細解讀，筆者已有專文，將于下月在刊物上發表。

　　事例之二。有位老歷史學家，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中的《國民黨人中的“持久戰”思想》中認為，蔣介石的部下蔣百里、白崇禧和陳誠，都在毛澤東的1938年5月的《論持久戰》發表以前就提出了“持久戰”思想。

　　但是這位專家在提出的史實，除了引用了蔣、白和陳三位一些碎片式的言語外，就告知：蔣百里的持久戰之說“均未形成文字”，白崇禧的的持久戰之說“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是“應該”在1938年1月27日至29日之間說的。至于陳誠，他在1936年10月底就就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份有“相關問題”的報告，但是，“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見。”后來西安事變期間，陳誠失掉了隨身攜帶的兩個皮篋，因此關于“持久戰”的文件也“可能”失落了。

　　針對這位學者的“真相”，筆者先后寫了關于蔣百里、白崇禧和陳誠的文章，用史實說明了他們的“持久戰思想”是怎么回事。這些文章，有的已經發表在《文史天地》、《黨史博采》等期刊上，有的即將刊發，在此不贅。在此只講下面一個問題。

　　那篇流傳在網絡和紙媒上的標題為《抗日“持久戰”思想究竟是誰最早提出的》的文章，是《國民黨人中的“持久戰”思想》中的主要部分。該文有這么一段：“通觀全文(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筆者注)，完全沒有談到空間、時間、小勝、大勝之間的關系。同月發表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文中，也不曾談到相關問題。”

　　事實果真如此嗎?那下面這些內容又是什么意思呢(節約篇幅，只舉兩例)?

　　“我們的戰爭，在于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于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后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論持久戰》第483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91年)

　　“但是集合許多小勝化為大勝，則是正規戰游擊戰所共同的。游擊戰爭在抗日過程中起著偉大的戰略作用，就是說的這一點。”(《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第410頁)

　　贊同這位學者觀點的也有一些文章。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有人發現了一本出版于1937年11月14日的《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早于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發表日期。一看書名，大發議論的紛至沓來。但沒有幾個人真正認真看過這本書的內容。看過后你就會明白，這本書是多篇文章的合集，而無論從篇幅上還是內容上，主要是宣傳中共抗日主張和中共游擊戰的。

　　事例之三。前幾年，由最大的官方門戶網站發布的《毛澤東講核戰爭嚇倒一大片：中國死3億人沒關系》迅速被多家網站和媒體轉載，流傳甚廣，引起大量的議論。有位在中央電視臺講歷史成名的教師，拿來此文編成段子，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還有一位資深法學家在其《新中國人權60年》的文章中，將這篇文章列為“1955-1976年以階級斗爭為綱殘害人權時期”的證據之一。

　　但是，只要查查毛澤東所有言論，就知道毛澤東根本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至于這個說法的始作俑者，一位有名氣的歷史學者，過了很久以后才從側面作了間接的澄清。關于這個“三億人”的話題，筆者也有專文，發表在某期刊6月號，很快就會出版。

　　事例之四。近年來，還有些宗旨為“實事求是、以史為鑒”的報刊雜志，經常發表一些具有回憶性質的文章。但令人遺憾的是，其中有的文章是無法真實起來的。比如中央文史館和某地方文史館合辦的期刊《XX》，自稱該雜志“有一支高素質的作者隊伍。作者中有資深史學專家，有閱歷豐富的各界精英，也有具備家族淵源的有識之士，他們從各自角度講述歷史故事，描述近代以來的各種人物和事件。他們追究史事真相的勇氣，是《XX》頗具史識和史德的基本原因。”

　　但是，筆者偶然拜讀了一篇報刊轉載的該雜志的文章，就使人大跌眼鏡。該文講的是一次發生在1967年的批斗會的故事，作者是某省級文史館館員。該文講述了一位大學副校長在會上發言，“可能緊張過度，他剛一開口讀毛主席語錄”，就把個別字讀錯了。結果“在一片喊打聲中”“被幾個紅衛兵揪下了講臺”。但是這個發生在1967年的批斗會，所讀“錯”的“毛主席語錄”卻是毛澤東1969年才講的和發表的。而且這段語錄竟然還是這篇文章背景的“主題詞”。不知這種“追究史事真相的勇氣”是從何而來的?

　　該雜志的這篇文章標題為《口誤惹大禍》，因為后來被某報轉載而流傳更廣。筆者考證文章的標題為《毛澤東沒有為王杰題過詞》，發表在《黨史博覽》2014年第四期上，后來被《人民網》轉載。這兩篇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搜索到。

　　事例之五......

　　時不時出現的這些“歷史真相”，究竟是個什么問題?楊虎城的嫡孫，歷史學者楊瀚說：“這是一個小兒科的問題。這些人就不懂歷史，只是從個人的好惡出發：可能是共產黨鎮反的時候殺了他們家人或者文革的時候斗了他們家人了，對共產黨不滿;臺灣的人也是，堅持以反共為己任。”

　　楊瀚說得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