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異常腐敗。但對其具體如何腐敗，卻往往不甚了解。本文擬從黨、政、軍三個方面，對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的腐敗做一個立體化的介紹。

　　黨：地方各級黨部無實權、沒有錢、不管事

　　如果把“腐敗”限定為狹義的“貪腐”，那么國民政府在“黨”這個方面，因其地方各級黨部力量異常薄弱、地位異常低下，其實并不具備大規模“貪腐”的條件;但若把“腐敗”的定義擴大到“不作為”、“反作為”的程度，那么，國民政府在“黨”這個方面，因其地方各級黨部幾乎毫無作為，可以說是非常“腐敗”的。

　　1939年前：黨員數量很少，地方黨部“毫無實權，絕不能過問當地任何政務”

　　雖然國民黨于1927年開啟“訓政”，自命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但其黨員數量，卻并未因其對政權的掌控而高速膨脹。就國民黨國內普通黨員數量而言，1927年4月的統計數據是約60萬;稍后經血腥“清黨”，1928年3月的統計數據是約22萬，到1937年1月的數據統計，仍不過是52萬余人。1935年，國民黨黨員與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990;與之可以形成對比的是，1958年，同樣建政8年有余的中共，其黨員與全國人口比例為1：52。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其“黨力”之薄弱，由此可見一斑。

　　地方黨部建設層面的數據也能說明國民黨“黨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已成立了7個年頭，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國民黨省黨部，只有不足17%的縣，成立了國民黨縣黨部。直到1936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豫、皖、閩、云、貴、川、陜、甘、寧、青、新等省區，連正式的省黨部都沒能建立起來;其余如山西省黨部受閻錫山排擠，直到抗戰中期才恢復;山東省黨部被韓復榘迫入地下活動，直到韓被處死才得以恢復;東北、華北地區公開的國民黨組織活動則幾乎銷聲匿跡;兩廣地區黨務，則在桂系及胡漢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體系，完全獨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至于縣以下的農村基層社會，則幾乎見不到國民黨黨組織和黨員的身影。這樣的數據，除了說明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黨力”非常薄弱，國民黨對民眾嚴重缺乏吸引力之外，從腐敗問題的角度，還說明國民政府在“黨”這個層面，“腐敗能力”相當有限。

　　黨政分開原則，進一步削弱了國民政府在“黨”的層面的“腐敗能力”。按照國民黨訓政制度設計者胡漢民的理念，“黨部斷斷不能干預行政。因為干預行政，政府、黨部就變成了雙重衙門。黨部的責任只在深入民間，去指示人民、領導人民以輔佐政府之不及。”在1928年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也明令“黨員黨部決不能直接干涉或處理行政”。這種黨、政分工非常特別，譬如地方自治，按上述分工，辦理地方自治的具體事務，是政府的工作;宣傳鼓動、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則是黨部的責任。換句話說，各級黨部應該充當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橋梁和紐帶，而不應該成為“衙門”，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地方基層黨部連招牌都不許懸掛，以免給民眾造成黨部也是一個官府機關的壞印象;各級黨務人員也都不算公務員。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在即，而國軍軍官卻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

　　但現實與理想往往很難合拍，胡、蔣諸人希望各級黨部遠離行政權力，但黨務人員卻沒有深入到底層民眾中去的覺悟，而是只想著與政府搶奪地方行政權力，蔣、胡等人的理想最終淪為幻想。自國民黨1927年執政以來，地方黨部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爭斗，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以至于蔣介石沉痛感嘆：“這是本黨十幾年來無事可成的一個最大的原因”。但至少在國民黨中央這個層面，針對地方黨政糾紛而譴責的對象，往往是地方黨部。故而，在行政權的爭奪上，至晚到1931年，地方黨部已不敵地方政府而最終敗下陣來。到1934年，已有地方黨務人員在《中央黨務月刊》上刊文，憤怒聲討“一黨訓政”的有名無實：“豈知三數年來，本黨名為訓政，實無殊于退聽……各省市縣黨部坐擁虛位，毫無實權，絕不能過問各當地任何政務，偶一置喙，誹謗隨之。”

　　從薪俸數據上也不難看出地方黨部的地位之低下，抗戰爆發前，一個省政府委員的月薪是500元，外加辦公補貼，可實得一兩千元，而一個省黨部委員的月薪則僅有150元，辦公補貼則近乎為零;一個縣長的月薪為250-300元，一個縣黨部書記長的月薪則只有40元。抗戰爆發后，待遇懸殊有增無減，如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員的月薪為560元，而省黨部委員會的月薪，僅170元。以至于“縣黨部的委員，天天相當縣長;省黨部的委員，天天想當省政府的委員”，社會上亦流傳“學而優則仕，學而不憂則黨”的說法。權力懸殊、待遇懸殊，人員編制自然也很懸殊，40年代一個省政府的員額編制多達五六千人，而一個省黨部則一般只有數十人，多者亦不過百余人。

　　1939年后：黨員數量暴增，黨員素質暴跌，地方黨部依舊很窮，地位依舊低下

　　據1939年的統計數據，戰前的52萬普通黨員，因戰爭的沖擊，已只剩下28萬余人(1940年，中共已有40萬黨員)。為挽救瀕臨崩潰的黨組織，國民黨決定開始大規模吸收新黨員。1939-1945年間，國民黨普通黨員平均以每年30萬-40萬人的速度增長，至1945年，已增至264萬人之多。同時，其組織建設也得以強化，據國民黨中組部的統計，到1945年底，全國29個省都建立了國民黨的正式省黨部，縣級黨部從1939年的1128個增長到1992個;區黨部由1939年的546個增長到9397個;區分部由1939年的13188個增長到78681個。換句話說，此一時期，國民黨的黨組織觸角，貌似已經大規模地深入到了縣以下的基層社會。

　　但也僅僅是“貌似”。國民黨黨組織的延伸，依賴于黨員數量的暴增;但黨員數量的暴增，實際上是以黨員素質的暴跌為代價的。

　　此一時期，國民黨中組部每年下達黨員征收數量指標，如1940年給后方18省的征收指標是178萬新黨員，但到上半年結束，18省僅征收到14萬人。如此高指標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各種不擇手段的濫竽充數。中央稍好一些，如蔣介石1939年訓令全國所有公務員一年內必須集體入黨，否則有官者免官，有職者免職;到了地方，則是各種手段五花八門，如邢臺以發糧食為餌引誘窮人入黨導致某些地方全村都是國民黨;直接拿保甲長的花名冊填寫上報、把學生年齡增加10歲集體入黨、甚至直接閉門捏造名單上報，在當時都是極普遍的現象;以至于許多人直到49年后才知道自己入了國民黨，才不知道自己成了國民黨基層黨組織的干部。

　　更荒唐的是，擴張到最后，連國民黨中組部也搞不清誰是黨員誰不是黨員了，1942年中組部任命周天賢為湖南省黨部委員，結果被人告發周根本不是國民黨黨員;1946年國民黨中央鄭重決定“永遠開除宗維泰黨籍”，決議下發后，中組部卻發現宗根本就不是國民黨黨員。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1945年所謂的264萬國民黨黨員，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正如1946年湖南的一位國民黨代表公開抨擊的那樣：“近年來，下級黨部吸收新黨員，每因限于上峰規定之數目必須如期征到，往往浮繳廣收，濫竽充數，結果腐化分子得以趁機潛入，不僅對黨毫無貢獻，反使社會優秀分子以加入本黨為恥。”而各級地方黨部依舊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依舊非常窮——某些縣市黨部每月的辦公費僅夠支付郵費一項開支;而一般的區分部每月經費，則僅相當于兩塊燒餅的價錢;依舊地位非常低下;依舊毫無組織能力，“號稱數百萬黨員，……但大多數是掛名黨員，平日決不發生任何組織上的聯系”，據1942年的統計數據，70%的區分部連定期開會都做不到。

　　國民黨軍官與女伴談笑風生。(資料圖)

　　政：用人全靠裙帶，官吏普遍貪腐

　　雖然南京國民政府號稱“一黨訓政”，但如前所述，“黨”實際上既無力“訓”民眾，也無力“訓”政府。較之“黨”層面的“無力腐敗”，政府層面的腐敗，自始至終都異常兇猛。

　　用人“不問黨不黨，才不才，只問親不親，派不派”

　　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始終不占主導地位。如1929年，國民黨黨員在中央機關公務員中所占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再如1929年，南京市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所占比例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所占比例僅17.2%;同年，江蘇吳縣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比例僅8.8%。1939年，因中央機關公務員被蔣介石一紙命令強制集體入黨，國民黨黨員在中央機關公務員中所占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這些高數據顯然沒有什么意義，國民黨黨員自始至終未能控制各級政府;而且越到基層，其控制力越弱。即便是縣長這般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國民黨黨員所占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湖南各縣縣長只有49.3%是國民黨黨員，湖北各縣縣長是國民黨黨員者也不過61.4%。

　　黨員無力壟斷政府內部的各級政治資源，與國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關。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王子壯曾抱怨說“黨人只能辦黨而不入政途，已屬畸形”，而蔣介石則多次批評黨內同志“不應專為獵取政府中的高位”。不讓黨人壟斷政府，固然是好，但國民政府精心設計的用人制度——考試院——實際上并不能發揮作用，政務官不歸其任命，事務官也不歸其選拔。前者控制在蔣介石個人手中，后者則控制于各部門和各機關的主管之手。政府各機關的用人，完全靠裙帶關系。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何廉對此有切身體驗：“院中大小官員的任免幾乎都是通過個人關系來解決的。盡管在考試院的督導下，實行著一種考試制度，單大小官職都不是通過這種制度來替補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較低微的職銜。……考試院對任何人推薦的任命極少否決過。”

　　這樣一種用人環境下，主管官員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屬官員也必然隨之大換血，“不問黨不黨，才不才，只問親不親，派不派”。裙帶之風盛行，賣官鬻爵也隨之而來。據《唐縱日記》記載，1932年河南省安陽縣縣長舞弊被民眾告發。省主席劉峙提訊，指責其貪污應該治罪。縣長回答：“縣長是由錢買來的，若不弄錢，豈不蝕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書長張廷休收條一紙呈上。劉峙問張“有無此事?”張說“姨太太手中有賬可查”。劉亦無奈。此類事件，當時可謂比比皆是。

　　政府官吏普遍貪腐，蔣介石“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

　　國民政府官員的腐化，是從1927年建政開始的。外國人喬治•索凱爾斯基1928年觀察到：“那些在革命前連一個小錢都沒有的窮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們在首都市區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轎車按送子女上學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不少生活優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娛樂生活死氣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適生活。他們在上海的租界里蓋了房子，在那兒呆的時間很長——‘周末’常常從星期五持續到下星期二。”

　　1930年，《大公報》刊文尖銳批評國民政府，認為其當務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國范圍內懲治一萬名貪污的文武官員，可見此一時期，國民政府官員的貪污，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公憤了。到1944年，國民黨人趙和亭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說：“山西十幾個縣里從一月檢舉，就查出一千多件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國各地合計起來還了得!”基層貪腐之普遍可見一斑。

　　為治理貪腐，國民政府于1931年建立了監察院。但執行情況卻令人失望，自建院至1937年，監察院處理的案件涉及貪官污吏69500人，其中僅1800余人有起訴書，這1800余人中，僅268人被判斷有罪，這268人重，僅13人被罷官，41人受輕微觸發，其他人未受任何處罰。出事官員往往以調至外地繼續任職而告終。甚至于即便是蔣介石個人，也無法運用自己的獨裁權威來懲罰貪腐。

　　1944年，國庫局局長呂咸以“調劑同人戰時生活”為名，獲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批準，由國庫局員工以“官價”購入5千余萬元“同盟勝利美金公債”(簡稱“美券”)。當時美券一元的最高市價已飛漲到國幣250元，而國庫局同人卻仍可以20元低價購得。5千余萬元美券，市值125億國幣，就此被國庫局少數“同人”私吞。呂咸取得合法手續后，首先孝敬孔祥熙美券350萬元，其后，又用以票換票、買空賣空的辦法貪污美券近800萬元。兩項合計，共1150余萬元，折合國幣約26.47億元。

　　這起轟動全國的“美券貪腐案”，讓蔣介石極度震怒。但震怒之余，對貪腐之源頭孔祥熙，卻是毫無辦法。蔣在日記中給孔祥熙的評語是“不能為黨國與革命前途著想，而徒為本身毀譽與名位是圖”，又在日記中痛罵孔祥熙拒不認賬百般狡辯實在無恥：“彼總想口辯掩飾為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恥之至!”乃至最終覺得“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到了如此地步，蔣介石還必須指示此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政府的全方位腐敗已經完全綁架了這個政府，即便是最高領袖蔣介石，也無力扭轉這一趨勢。

　　抗戰勝利后，政府官員這種全方位的貪腐更加劇烈，尤其以變“接收”為“劫收”最為典型，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魏德邁來見，告我以中央派往華北人員之如何貪污不法，失卻民心，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其無可奈何可以見一斑。

　　軍：經商走私已成常態，空額索賄變本加厲

　　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只要集中在兩大塊，一是軍隊經商;二是軍隊走私。與這二者始終相隨的，是軍隊將領當中泛濫成災的中飽私囊，用蔣介石的話說，是“尤以高級將領，凡軍長以上者，幾乎多是貪污……”

　　軍隊經商走私：“借口合作社名義來經營商業，……各戰區都不可免”

　　民國軍隊經商，自北洋時代就有。但真正普及，則是抗戰開始后國民黨允許、倡導成立“軍隊生產合作社”之后。“軍隊生產合作社”，類似于古之屯田，是當時國力不足而抗日必行下的無奈之舉，目的在于改善士兵生活。其內容包括耕種、加工農產品、制造衣襪、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勞務輸出(如修筑公路)。與“軍隊生產合作社”相配套的，還有“軍隊消費合作社”，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避免中間商人的榨取，直接向生產者批購貨物，分配給社員”，簡而言之，就是各部隊籌集資金，成立專門組織，謀求以最合適的價格為士兵購進改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結果與初衷相反。按國民政府的本意，軍隊辦合作社，非為牟利，而在改善士兵生活。但絕大多數軍隊對參加生產毫無興趣，對采購士兵日用必需品業毫無興趣，而紛紛以“軍隊合作社”的名義投入到經商當中，尤其是到了抗戰中后期，軍隊已然普遍經商，其經營貨物，大多與改善士兵生活無關，而純屬為了牟利。

　　對此，蔣介石深惡痛絕，在1942年9月9日痛批道：“來我們提倡軍隊設立合作社的原因，為改良官兵生活，這種良法美意應該推行盡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現在我們軍隊當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義來經營商業，僅作為營私舞弊的淵藪，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帶交通沖要的駐軍為甚。……現在軍人經商的流弊恐各戰區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長官與總司令嚴切取締與禁絕，如有經營商業販賣仇貨的，一律視作通敵論罪。”

　　1948年，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黨、政、軍干部之自私、無能、散漫、腐敗不可救藥。”(資料圖)

　　與軍隊經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軍隊走私。這些走私，也往往以“軍隊合作社”的名義進行。其擾亂當地正常商業經營相當嚴重，如1936年江西公路營運專員熊大惠曾制定過一份《整理江西公路營運管理計劃》，其中明確說到須取締軍隊消費合作社私運貨物：“本省各駐軍隊，多有消費合作社之設，其原意本良佳。但邇來時有私運貨物聞，影響本處正當營業殊甚，故為維持本處營運業務計，實應呈請省府，轉咨各軍長官，嚴飭所屬消費合作社，嗣后不得再私運貨物，致妨本處營業之進展也。”但軍隊走私的問題，莫說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即便是南京中央政府，也是沒有辦法。當時軍隊參與走私的，多是一些大宗的國際走私貨物，輸出以桐油、水銀、礦砂為主，進口則有香煙、鴉片，往往與前線駐軍聯結進行。

　　曾任遠征軍高級將領的陳誠在遺稿中就說到，云南各地駐軍不僅經商走私，而且聚賭，吸食鴉片，盜賣軍械。可見，軍隊的這類商敗情形，國民黨軍政領導機關全然了解，只是無可奈何而已。有的還要從下屬經商走私中分肥;如此上下勾結，形成惡性循環，頑癥終難除去。國民政府雖在政策上壓力打擊走私，但在行動上卻少有作為，1939年11月18日，孔祥熙向中央轉報馬鴻逵公開包庇走私，內稱：軍閥馬鴻逵曾召集寧夏商會負責人秘密指示：“你們別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因為那是中央的命令，我不能不這樣。實際上，你們還是可以照常走私，因為如果停止，別說蘭州的要人太太們沒有用的，就是我的軍隊也沒有辦法。”[詳細]

　　吃空額索賄賂：“雖有蔣介石親批手令領械．不賄賂也一支（槍）領不到”

　　“吃空額”是歷來軍隊的頑疾，國民黨軍隊也不例外。其通常情形是：由上級默許各部隊虛報兵額若干，通常連長可報兩人，營團長依次加倍虛報，各部隊軍官空缺后可按情況不同緩報一二個月，其薪餉即由主官截留。抗戰后期，吃空額現象已相當嚴重，此一時期，軍隊一個師一般只有6700人，但領軍餉時都報足額1萬人，虛報3300人的空額軍餉大部分就落進主官腰包。對這種情況，蔣介石本人知之甚詳，他在1941年12月9日說：“我前方部隊兵額之空虛，已為全國盡知之缺點。各級層層蒙蔽，至有一師之中缺額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視為故常。平時領一師之餉，臨時不能作半師之用，及至事后申報戰役經過則又任意浮報，動稱一師死傷五六千人。”

　　索要賄賂同樣橫行，如李宗仁回憶：“軍隊需要補充武器彈藥時，也必須向上級官員和兵站行賄才能得到補充。雜牌部隊，尤其如此。若不行賄就一點得不到補充。即使蔣介石批準補充一批械彈，兵站倉庫官員也要勒索賄賂，沒有賄賂，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因此，有些部隊長官就千方百計賄賂兵站甚至侍從室官員以獲得武器彈藥，保存實力。如第5戰區新編王認曲師，獲準得新槍1000支，就賣掉200支，以所得款賄賂兵站倉庫官員。而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贊緒，雖有蔣介石親批手令領械.不賄賂也一支領不到。”[詳細]

　　結語

　　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的腐敗究竟有多嚴重?蔣介石應該最有發言權。1948年11月24日，蔣在日記中寫道：“黨、政、軍干部之自私、無能、散漫、腐敗不可救藥。若要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范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局之成敗，不以為意矣。”其絕望之情，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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