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河南人，劉震云編劇，馮小剛導演的反映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電影《一九四二》公映的第一天，我就趕去看了。我最擔心的是，拍賀歲片起家的馮小剛可能不太適宜拍這種悲愴沉重的歷史題材。因為從當年拍《甲方乙方》開始，馮氏一路走來，其作品的風格就基本是以調侃、“一點正經沒有”為特征，他可能拍不出這類題材應有的歷史厚重感。

　　在觀影過程中，我感到自己的這種擔心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現實——這樣一部反映人間慘劇的電影，居然有很多很不適宜的“笑點”。比如在逃荒途中，一心想利用饑荒傳教的傳教士安西滿(張涵予 飾)發現一老太太死了，但卻閉不上眼睛，便趕去給她做彌撒，他莊重地唱道“上帝就在你面前”，然后用手去合她的眼睛，抬起手來一看，死者依然雙目圓睜，再唱一遍，再用手去合，亦復如是，此刻影院里隨即響起了一片輕快的笑聲，一時間，悲劇似乎變成了鬧劇。諸如此類橋段還有不少，是馮導擔心觀眾過于沉重?抑或僅僅是一種慣性?不解。

　　當然，有些“笑點”也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饑荒給民眾造成的苦難。比如曾是大地主老東家(張國立 飾)的千金小姐，孤僻自傲的星星(王子文 飾)，因為不堪忍受饑餓而主動報名賣身到窯子里。但當嫖客讓她為自己洗腳時，她卻因為吃得太飽而彎不下身子，甚至開始打起了飽嗝，這就是一種讓人含淚的黑色幽默了。

　　影片的另一個不足是缺乏階級分析的視野，這當然不是馮小剛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近三十年來文藝作品的普遍現象。事實上，在整個民國時代，每到災荒年景，地主老財總是乘機壓價兼并小自耕農的土地，軍警、商人等也大批購進土地，造成階級矛盾激化。在許多地方，災民為了生存，不得不“鋌而走險，夜集明散……甚至搗毀鄉公所、區署、群起暴動者，此種現象，遍地接踵發生”。

　　但在《一九四二》中，主角老東家(張國立 飾)和其他農民一樣完全成了災荒的受害者，整個電影就是以老東家遭到災民搶劫，兒子被殺，家道敗落開始的，由于影片沒有對老東家此前剝削農民的背景有任何交代，反而把他和長工栓柱(張默 飾)、佃戶瞎鹿(馮遠征 飾)之間的關系表現得溫情脈脈(比如他在逃難途中還拿出自己不多的余糧周濟瞎鹿，不讓他賣孩子)，觀眾對他充滿了同情。但是要知道，在三四十年代，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土圍子并且擁有武裝護衛的地主，絕非一般富人，應該屬于一方豪強，甚至是惡霸。

　　此外，影片在細節上也存在一些硬傷。比如在逃難途中，栓柱為了救回被國民黨潰兵搶走的星星，胳膊上中了一槍，星星還為他包扎，但鏡頭一轉，栓柱的臂傷竟奇跡般地消失了，老實說，作為一個有經驗的導演，馮小剛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實在很不應該。

　　不過，盡管影片在細節上存在種種不足，但由于在宏觀上還是忠實了歷史，因此仍然給觀眾留下很多發人深省的啟示。在筆者看來，觀眾能夠從影片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一條結論就是：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如果一個政權把人民視為包袱而不是依靠的力量，最終必將走上于人民為敵的道路，并為人民所拋棄。

　　在影片中，有一個細節十分耐人尋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李雪健 飾)專程赴重慶面見蔣介石(陳道明 飾)，打算向他報告河南的災情。蔣對李的來意心知肚明，卻故意安排在自己飛赴緬甸之前召見他，并讓機要秘書向他報告一大堆“重大事件”，包括準備與羅斯福、丘吉爾的會談，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等，使李培基感覺“委員長要處理的每一件事都比我的事重要”，知難而退，蔣也就順水推舟，樂得繼續佯裝不知道河南災情了。

　　這一細節雖屬虛構，但卻準確地反映了當時蔣介石的心態：出于對戰爭形勢的悲觀，他已經把河南當成一塊隨時可能放棄的領土，把河南災民當成了一個給他帶來拖累的包袱，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蔣介石對在河南救災毫無興趣，他一方面盡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甚至故意讓河南淪陷以便擺脫自己救災的責任。

　　時任國民政府河南省建設廳廳長的張仲魯老人回憶，1942年夏，河南災情初現，蔣介石便接到了軍方密報，他隨后第一時間趕往西安，召開緊急“前方軍糧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宣布，本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只是減少，卻并沒有被免掉，更談不上開倉賑災了。河南省政府隨即指派大員分頭出發，繼續督催軍糧，因為他們知道，軍糧，才是蔣介石最關心的。

　　在《一九四二》中，身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蔣鼎文，斷然拒絕李培基減免軍糧的請求，他說：“農民餓死了，土地還在;軍人餓死了，國就亡了。”蔣鼎文的這句話，是有所本的，它來自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關于河南饑荒的報道。白修德在采訪時，發現農民在大批地餓死，而國民政府和軍隊卻仍在不顧災民死活橫征暴斂，當他就這一點提出自己的質疑時，駐防河南的湯恩伯部的一名軍官告訴他：“老百姓死了，土地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日本人就會接管這個國家。”

　　顯然，在蔣介石集團的系統里，從最高統帥到下層軍官，存在并共享著這樣一種獨特的邏輯：國家，可以以一種排除了老百姓的純粹的土地方式而存在。軍隊的宗旨，不是保衛老百姓/國民，而是保衛土地。如此，老百姓就成了軍隊的累贅，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甚至會成為軍隊的敵人。

　　理解了蔣介石集團的這種邏輯，我們就能夠理解，1938年6月，蔣介石為什么能夠毫無心理負擔地決定“以水代兵”，下令炸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任由洶涌的黃河水奔騰而下，奪淮入海，卻不向下游老百姓發出任何疏散的警報，致使89萬民眾在水中喪生。黃河水退后，形成了一片長達400多公里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了沙灘河汊，無法耕種，另有大片土地變成了貧瘠的鹽堿地。此后黃河水連年泛濫，頻繁決口。黃泛區土地經過大旱炙曬后，又變成蝗蟲迅速滋生的溫床，為1942年的大饑荒種下前因。

　　在《一九四二》中，河南的災民在地獄般的處境里輾轉掙扎、死亡于溝壑，蔣介石卻在重慶忙于作秀。他接見、撫慰幾個由陣亡的高級將領遺孤組成的“童子軍”，邀請其中一個春節的時候到家里過年，同時卻任由成千上萬同樣年齡的河南兒童成為餓殍。國民政府的官員最關心的是如何能讓重慶市民整齊地喊出“welcome!”，以取悅于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但對賑濟河南的災民毫無興趣。據史料記載，1942年10月上旬，河南省賑濟會推選代表到重慶，請求國民政府免除災區征糧數額，蔣介石不但不見他們，而且還不讓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10月20日，國民政府派張繼、張厲生等到河南勘災，他們回來后也承認河南災情很嚴重，但仍然沒有引起蔣介石的重視，直到白修德的報道引發了美國輿論的嘩然，國民政府才拖拖拉拉地著手救災，可這時，超過300萬河南民眾已經被活活餓死了。

　　和蔣介石不同，毛澤東早就認識到人民才是力量之源，在他1938年發表的《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著名論斷，指出“戰爭偉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并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規定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唯一宗旨。1943年春，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陜甘寧邊區，仍然接受了近萬名河南災民，在晉冀魯豫邊區，僅太行、太岳兩區的就接受25萬多河南災民。

　　事實上，當時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遇到的糧食問題，比國軍要嚴重得多，但毛澤東選擇的解決方案，不是“餓死老百姓喂飽軍隊”，而是“大生產運動”，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到1943年，陜甘寧邊區機關和部隊每年需細糧(小米)3900萬公斤，自己生產的就達1500萬公斤，大大減輕了邊區了人民的負擔。1942年，陜甘寧邊區也遭受嚴重旱災，受災面積856185畝，損失糧食79720石，受災人口352922人(邊區政府民政廳：《陜甘寧邊區社會救濟使用概述》)，但卻完全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

　　蔣介石以及國軍對人民的態度，決定了他們自己的命運。在1944年日軍發起的豫湘桂戰役中，向豫西潰退的國軍有5萬多人被憤怒的農民繳械，有些甚至被活埋。1944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為《豫湘桂戰役為什么失敗?》的社論，指出“軍隊視民如草芥，則民視軍如寇仇”是導致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而蔣介石最關心的軍糧，則通過湯恩伯之手轉交給了日軍——日軍占領湯恩伯部的軍需倉庫后，發現里面囤積的面粉就有100多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在抗戰勝利后展開的國共內戰中，蔣介石美式裝備的數百萬軍隊不旋踵即風流云散，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一九四二》中，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蔣介石曾無限感慨的緬懷起北伐時“事事皆順”的局面，但最終也沒有想明白這樣的局面為什么再也沒有出現——蔣介石沒想明白的事，后人應該想明白，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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