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記者 陳良飛

　　當河南民意代表向蔣介石控告其愛將湯恩伯在河南私設關卡收稅一事，蔣介石的回答是：“我同意湯恩伯在河南收稅的。”

　　一句話堵得控告者啞口無言。

　　1942-1943年的河南，哀鴻遍野，駐守河南的湯恩伯部隊卻吃盡空餉，中原饑荒時“洛陽市上之食糧，半數以上為由部隊售出，即此可見一斑”。

　　河南老百姓恨不得殺了湯恩伯。有一次，湯恩伯的頂頭上司、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帶了少數衛士到一個地方，老百姓的武裝圍了上來。蔣鼎文忙說：“我是蔣長官，你們為什么要仇視我呢?”老百姓說：“我們還以為是湯恩伯呢。”

　　“老百姓對我是那般恭順，那般可愛可敬，如果是湯恩伯，他早就遭殃了，國家的軍隊有如此下場，還談什么救國救民呢?”蔣鼎文后來回憶。

　　這還只是發生在1942年到1943年的大饑荒下的一個側面。多年后，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不論你在何地進行采訪，也不論你是在重慶或是在外地了解情況，結論是：政府機關、醫院、軍隊司令部、大學、省政府等一切機構都是形同虛設，或者是行將崩潰。這種崩潰的過程是在無聲無息中進行的。”

　　這不光是白修德一個人的感受，美國不少在華人士也發出了質疑的聲音，甚至有外交官在遞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蔣政權極度的失望之情。

　　遲到的賑災

　　這救命的購糧款也被河南方面有關官員盯上了……在西安購賑糧原本著救災的名義，陜西方面將糧價削減2元，以每斤6元作價，購糧委員會并請求陜西方面電交通部，對河南救災糧優先供給車廂。

　　旱情發于1942年“二麥出穗開花之時”。

　　其時，河南數十縣份遭受天氣突變之影響，“秀而不實，麥苗雖甚茁壯，結果收成毫無”。

　　此前一年的中條山戰役，國軍慘敗。蔣介石稱中條山之戰是“抗戰史中最大的恥辱”。1942年初，蔣介石撤換了原來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蔣鼎文接任。

　　在1941年，為了穩定戰時經濟，國民政府要求田賦征實，河南田賦征實小麥108萬石、征購305萬石，分別占全部國統區征實、征購小麥的34%和36%，均為后方各省第一。因為歷年糧食征收居全國之冠，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糧政局長盧郁文屢次受到蔣介石嘉獎。

　　1942年河南軍糧征實任務按既定政策從5月底啟動。由于中條山一戰丟失了黃河以北的30余縣，即使1942年的征實任務一點未增，人均征實量也大幅提高。

　　“我們的政府對于人民真是所謂仁至義盡，如果連這一點征糧的要求都持異議，未免太不自助了。這樣的人不惟政府無法寬容，就是社會全體亦應鳴鼓而攻，羞與為伍。”1942年6月，蔣介石對到西安參加全國糧政會議的各地糧政局長們說，“抗戰已經5年，政府對于人民有余的糧食，仍舊沒有廢止市場交易，在合法范圍內，仍許其買賣，而且關于征收征購的辦法，還很虛心地向地方征求意見……在戰時的國家，無論何國，亦找不出如此寬大為懷的一個政府。”

　　說這段話的時候，蔣介石或許還沒意識到，在接下去的一年多里，“如此寬大為懷的政府”治下的河南省將有至少300萬人餓死，更多的人四處逃荒。

　　即使不能將故意延誤災情的板子全部打在河南省政府的官員身上，起碼也可以說，以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為首的河南官員們在一開始過于輕視了災情。

　　時任河南省糧政局秘書的于鎮洲，屢次向糧政局長盧郁文報告災情一事，建議速將真實情況轉報中央，均未被采納。1942年的旱情不斷延燒時，于鎮洲曾在《災荒下的河南糧政》一文中，詳細記載了實際災況、面積、人民死亡及征集糧食等數字，河南省糧政局卻沒有允許其公開發表。

　　河南地方當局未向中央報告災情嚴重之前，河南駐軍怕影響軍糧供應，早早將災情的嚴重性如實報告給了重慶方面。1942年8月14日，湯恩伯致電中央賑委會委員長孔祥熙、代委員長許世英稱：“查豫東各縣上年荒旱，顆粒未收，街(蝗)蟲遺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勢若燎原……迄今各該縣秋收絕望，民命堪虞，數百萬災黎鵠待賑濟。”

　　于鎮洲后來回憶，當時以黃泛區扶溝、許昌為中心，周圍數十縣份，紛紛報災，省政當局誤認各縣系避免多出軍糧，故意謊報災情，拖延勘查，遲遲不肯據實轉報中央。“1942年秋，西安(王曲)軍事會議，系委員長蔣公主持，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銘三(鼎文)，及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劉書霖，二公均將豫省實情實況，面報委員長，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晉謁蔣公，但軍政雙方報告，頗有出入。”于鎮洲回憶。

　　1942年秋，河南各界鑒于災情日趨嚴重，公推了劉基炎、任璇和楊一峰三個代表到重慶陳述情況，呼吁救濟。也是在這一次匯報中，楊一峰等三人在重慶查出此前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說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

　　返回河南后，他們三人曾經質問李培基何以報告河南的收獲還好?此時的李只能支吾以對了。

　　據于鎮洲回憶，1942年10月間，他隨李培基赴西安開會，“親見人民紛紛西逃，沿途餓殍載道——李主席目睹此況，始覺災情問題之嚴重，會后歸來，雖會商種種救災辦法，可為時已晚了”。

　　位于重慶的國民政府直到1942年10月才行動起來。10月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終于決定特派中央監察委員張繼、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張厲生前往河南“查勘災情，并宣慰災民”。

　　直到此時，李培基對于這兩位中央大員的解釋依然是“誰知道”。據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劉書霖回憶，當張繼、張厲生二人在河南勘查災情時，駐防河南的總司令們曾經在洛陽聯合宴請他們，李培基也在場作陪。張厲生當面問李培基為何不報災?李培基說：“當初看到二麥麥苗秀豐，不會不下雨，誰知道皇天這王八蛋刮來一陣黃風，一夜之間把麥苗刮干了。”張厲生又問：“有了這樣情形，為何還不報災?”李培基說：“我見早秋長得還好，誰知道皇天這王八蛋又來個搦脖旱(搦脖乃雙手扣緊脖子，求生不得之意——編者按)!”

　　據當時受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指派到河南進行軍風紀視察工作的金漢鼎回憶，當時張繼、張厲生帶了5億法幣前來賑濟。到達洛陽后，二張就與李培基及相關廳局處長會商辦法，并指定賑款2億為急賑，在各地遍設粥場;3億為購征糧，“因時間和交通關系，曾約定在各個專區制定一個適中的縣，令各縣派代表一至二人按期來會，俾知各地受災的實際情況和傳達上述兩項內容，使全省人民深體此意”。

　　就是這救命的購糧款也被河南方面有關官員盯上了。等到張繼等人回重慶后，河南省政府也成立了購糧委員會，并前往陜西方面購糧。在西安購賑糧原本著救災的名義，陜西方面將糧價削減2元，以每斤6元作價，購糧委員會并請求陜西方面電交通部，對河南救災糧優先供給車廂。

　　“這一來反倒便利了視人命如草芥的委員們，拿著3億糧款大量販運私貨，發了難以數計的血腥財……直到1943年新麥已近成熟，頭批賑糧才運到洛陽。”金漢鼎說。

　　當時金漢鼎正在河南省臨潁縣參加一個集會，臨潁縣政府正在傳達省政府的通知：“臨潁賑糧先配14萬斤，從西安運到洛陽的運費合18萬元，著速來借款領運，遲不領運者，霉爛損耗由各縣負責。”

　　臨潁的老百姓一聽到這些話，頓時怨氣沖天，大家咬牙切齒憤恨異常地說：“未見糧先要錢，這不是要把我們老百姓逼到死盡滅絕的地步嗎?我們寧愿餓死，也不要貪官的糧。”

　　“湯恩伯來了”

　　河南當地家中小孩啼哭不止時，大人只要說一聲“湯恩伯來了”，哭聲便戛然而止。

　　水、旱、蝗、湯曾是河南人民對抗戰時期“河南四害”的普遍說法。

　　據災荒史家夏明方的考證，水、旱、蝗、湯的說法早在抗戰以前的河南就已經廣泛流傳了，河南人民叫土匪為“老湯”。到了抗戰時期，由于湯恩伯駐扎部隊在河南的所作所為，河南人民就將“湯”專指湯恩伯了。

　　不過，就是這“河南四害”之一的湯恩伯卻是受到蔣介石贊許的極少數親信之一。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研究過蔣介石日記后曾總結，“我現今過目之蔣日記只有三個部下受到他的贊許，此為湯恩伯、薛岳及戴笠。湯能揣測蔣之心理，為國軍其他將領不齒。”

　　桂系將領、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李宗仁對這位幾度受他指揮過的蔣介石“愛將”有過專門的評述：“湯恩伯的最大缺點，還是他的治軍無法度，軍紀廢弛。湯軍借口防諜，凡所駐扎的村落，除老弱婦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離村往別處寄宿。村中細軟、糧食、牲口也不許外運。壯年人既去，則婦女、財產便一任駐軍支配了。以故湯軍過處，民怨沸騰。后來河南人民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愿敵軍來燒殺，不愿湯軍來駐扎。’據我所知，這并不是對湯軍過分污蔑之辭。”(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回憶，隨棗戰后，湯軍五個師仍奉命駐于銅柏山一帶，駐地被攪得雞犬不寧。當地居民乃央請該地區專員石毓靈來請求李宗仁下一道命令，整肅軍紀，以禁湯部擾民。

　　1942年1月，蔣鼎文到達洛陽就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湯恩伯為副司令長官。

　　在回憶錄中，李宗仁直言不諱道：“湯恩伯在五戰區不服從我，猶有可說，因為我曾經倒過蔣，是蔣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后來被調到第一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同是委員長的心腹，他們又是浙江同鄉，應該相處無間了。誰知在委員長慫恿之下，蔣、湯二人竟鬧到不能見面的程度。蔣司令長官召集會議，湯恩伯竟不去參加。甚至蔣鼎文打電話來，湯也不接。”

　　有一次，李宗仁和蔣鼎文因事碰面，李宗仁就向蔣問起此事。蔣鼎文說：“你指揮過湯恩伯，他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他眼睛長在頭頂上，哪瞧得起我們司令長官?他常常去告‘御狀’，委員長不知底細，還常常打電話來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為顧全大局。”

　　在河南時，湯恩伯除辦“邊區學院”之外，還圈定民地數千畝，創辦“傷殘將士農場”。將士既已傷殘，當然不能務農，他就雇傭農民去耕種。湯恩伯還隨時召集當地縣長、專員等地方官開會，凡征調民工，或按戶攤派錢糧等事，他從不通知河南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縣長去執行。

　　河南當地家中小孩啼哭不止時，大人只要說一聲“湯恩伯來了”，哭聲便戛然而止。

　　就是這位河南老百姓于饑荒之年用血肉喂養的副司令長官，“不僅他的部下對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蔣介石的縱容，恩伯就益發不知天高地厚，終至中原鼎沸、一敗涂地而后已了”。

　　到了1944年春天，日本發起河南戰役時，國軍慘敗。河南省臨時參議會公文上書重慶：“豫省作戰，時未閱月，失縣30余，蔣(鼎文)長官、湯(恩伯)副長官難辭其責，豫中各軍多湯直轄，似更為甚。”

　　“鬧孔八年，不大生效”

　　從1943年底開始，在美國的報刊輿論中，幾乎是鋪天蓋地般掀起了一股揭露重慶要人貪污腐敗現象的高潮，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孔祥熙。

　　駐扎地方的軍政官員貪污腐敗成風，居于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中央官員也好不到哪里去。

　　1943年，財政部決定向公眾出售5億美金美國貸款中的1億美金。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這是一筆巨款。在抗戰極度通貨膨脹的時期，美金構成了穩定的保證，使得人民得以保持其財產不貶值。

　　時任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向蔣介石報告：1942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235%，這是從前一年(1941年)的173%再往上暴升。

　　不久后，孔祥熙及其黨羽就向公眾宣稱，這筆美金已經賣完。當時，朝野都在瘋傳孔祥熙及其黨羽已經秘密買下了一半美金，并以高出原價五倍的價錢將其賣出，但沒有證據。

　　《宋家王朝》的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書中這樣描述當時國民政府官員的貪腐：到1942年底，對華救濟聯合會已經收到1700萬美金的捐款，其中部分得自像《時代》周刊創辦人亨利•盧斯那樣有錢有勢的人，其余多從美國各小城鎮募集而來。有一份贈款的附信寫道：“這是北卡羅來納州教堂山斯塔希圣經講習班同人的一點微薄的奉獻。我們圣經班是由成年婦女以及做母親的和做祖母的人組成，我們當中沒有一個闊人，但我們了解兒童，深知要他們長得健康聰明，需要什么。”不幸的是，這點錢，一接觸到孔祥熙超高溫的貨幣市場，就立刻化為烏有。

　　斯特林•西格雷夫繼續寫道，中國的通貨膨脹愈來愈荒唐，按官方匯價，一包美國煙在重慶值五美元，但在黑市上，五美金可以買一百六十二包。按照官方匯價，在中國建一個公共廁所要花一萬美元，這就是重慶式的笑話了。但中國的官員們把救濟金拿到黑市上去倒賣而大發橫財，這就不是開玩笑的事了。

　　時任河南建設廳廳長張仲魯也在其回憶災荒的文章記敘了1943年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時候的兩則小故事。即使這些在國統區流傳甚廣的耳語與事實或有出入，也可見這位皇親國戚在當時的名聲之臭了。孔祥熙曾以行政院長身份招待一個英國訪華團，在宴席上，孔夸耀說，中國地大物博，抗戰數年還是雞鴨魚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國那樣，戰時每人每周只能配給一個雞蛋。(張仲魯：《1942年河南大災的回憶》)

　　直到1945年，經過當時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人的反復抗爭，才迫使孔祥熙下臺。

　　在這些事情被傳得沸沸揚揚之時，國民政府國庫局的幾名下級官員看不慣孔的作為，就給傅斯年寄去了該局的幾本賬本。這些賬本顯示，孔祥熙的一個親信、中央銀行國庫局長呂咸大肆貪污并“侵吞”了美金。此前多年，傅斯年已經數次上書蔣介石，提醒蔣孔祥熙的行為危害了蔣的聲譽和國家的力量。掌握了實質證據的傅斯年決定在1945年7月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一個參劾孔祥熙的動議。在那次會議上，有多名參政員提出動議，要彈劾孔祥熙。

　　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后，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和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都極力阻撓這一動議，他們勸告傅斯年向蔣介石私人上書，而不是將這個丑聞公之于眾，以招致美國和中共的攻擊。他們甚至還敦請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一起來說服傅斯年。

　　傅斯年沒有聽從這些老友的勸告，在國民參政會開幕式上公開批判孔祥熙。傅斯年的發言舉國震驚，最高法院檢察總長也請傅斯年把證據給他，以進一步調查。更多有關孔祥熙及其黨羽腐敗的有力證據潮水般涌入傅斯年的信箱。

　　孔祥熙及重慶要人們的腐敗傳聞早已驚動了美國。從1943年底開始，在美國的報刊輿論中，幾乎是鋪天蓋地般掀起了一股揭露重慶要人貪污腐敗現象的高潮，首當其沖的就是孔祥熙。而國民黨內的各政治派系，如政學系、CC系、黃埔系及元老派等盡管相互間矛盾重重，門戶之見甚深，但在反孔問題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眾口一詞地討伐孔祥熙，“孔氏其人竟成了一只過街老鼠——人人都可以喊打了”。用傅斯年的話來說：“他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觸物耳!”(楊者圣：《國民黨金融之父宋子文》)

　　在各方壓力下，蔣介石終于決定“放棄”孔祥熙。孔祥熙先后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等職務。蔣介石甚至告訴傅斯年，對他的勇敢行為表示贊賞。

　　一個曾經威風不可一世的委員長連襟，其在黨內外、國內外的聲名竟臭到“溺尿桶”的地步，這是蔣無論如何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是蔣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在蔣的心目中，孔祥熙和宋子文，一個連襟、一個妻舅的地位，恰如蹺蹺板，一頭沉下去了，另一頭必然高高翹起。孔氏臭不可聞之后，蔣又開始重用另一只“香餑餑”起來了。

　　傅斯年后來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鬧老孔鬧了八年，不大生效，這次總算被我擊中，國家已如此了，可嘆!可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