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災民在饑餓中無助地死去。(福爾曼拍攝于1943年的河南)

　　▲白修德

　　▲災民正把樹皮扒下來，以磨成粉充饑。

　　(本版照片由福爾曼拍攝于1943年的河南)

　　▲逃荒路上的災民。

　　▲災民

　　本報實習記者 米艾尼

　　正在熱映的電影《一九四二》，講述了一段真實的歷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間，中國河南爆發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3000萬人受災，300萬人死于饑餓。

　　電影里的“老東家”、“栓柱”是藝術加工出的人物，卻也是3000萬難民的真實縮影，苦難烙印在他們身上。70年過去，“老東家”、“栓柱”的人物原型再也無法找到，他們的生命，早已湮沒成歷史的塵埃。

　　電影里的美國記者白修德，卻是一位真實的歷史人物。他把那次災難記錄在他的報道和回憶錄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部苦難史。這位曾獲得普利策獎的記者曾說，在中國河南的遭遇，讓他“懂得了無政府狀態和秩序、生與死的真實意義。”

　　通過白修德的眼睛和筆，我們可以看到1942年發生在河南這片土地上的災難，絕不僅僅是電影開頭所說的“吃的問題”。

　　《等待收成》

　　1943年初春，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年輕美國記者白修德，與他的同行——倫敦《泰晤士報》的哈里森·福爾曼一道，跳上了從鄭州開往重慶的火車。

　　作為美國《時代》周刊駐中國的特派記者，當時只有24歲的白修德剛剛在中國的河南目睹了一場真實的人間慘劇：3000萬人在饑荒中顛沛流離，每天都有人死去，野狗在啃噬著倒斃的餓殍，難民們在饑餓中麻木、瘋狂。而政府組織的賑災不見蹤影，聽任難民們的生命像草芥一樣消失。

　　這一切，讓白修德和福爾曼悲痛而憤怒。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從我的筆記里很容易勾畫出一個野獸般的世界，但他們不是獸類，他們是創造了世界最偉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

　　乘上火車幾個小時以后，這兩個憤怒的外國人在洛陽火車站下了車，白修德幾乎是一路飛跑到了洛陽電報局——歸途中遇到的第一個電報局。他要把河南大饑荒的消息公告全世界。

　　報道稿件早就寫好了，題目是《等待收成》。聯系到白修德所描述的災情，這個題目流露出的情緒讓人絕望。

　　青黃不接的春天，正是災荒年月最難熬的時候。經歷了一年饑荒的難民們，不知能不能捱過去。政府救援還是沒有到來，唯一的期望就是等著田里的秧苗長出莊稼。

　　收成，卻似乎遙遙無期。

　　白修德寫了一篇足夠震撼人心的新聞報道，但他并不確信這篇報道能不能傳到美國。他太熟悉當時國民政府的新聞審查制度了——在成為《時代》周刊記者之前，他的工作是國民政府新聞處顧問，干的就是新聞審查的活。

　　白修德在哈佛大學的專業是中國歷史，原名提奧多·h·懷特，白修德是他給自己起的漢語名字。1938年大學畢業時成績優異，他獲得了一筆旅行獎金，于是來到了中國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受了國民政府新聞處的聘請，負責管理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發布。

　　但是，這份“顧問”的工作卻沒有給白修德帶來任何成就感，“從業務上說，我主管‘中國新聞委員會’的通訊報道，月薪65美元。我自認為是‘反法西斯的戰士’，實際上卻受人雇用去操縱美國的輿論。”不久之后，白修德辭去這份工作，當上了《時代》周刊駐中國特派記者。

　　《時代》周刊的老板亨利·盧斯出生在中國，一直對中國抱有特殊的親密感情，與蔣介石夫婦私交甚好。白修德起初也和自己的老板立場一致，在新聞報道中對國民黨政府、軍隊和蔣介石個人充滿溢美之詞。1942年大饑荒中的所見所聞，讓白修德轉向了蔣介石政權的對立面，他也因此被美國麥卡錫主義者視為抗戰期間所有駐華記者中最傾向于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

　　白修德很清楚，《等待收成》如果公開發表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他也同樣清楚，這篇文章很可能沒有機會公開發表。

　　按照當時國民政府制定的新聞審查制度，這篇報道和任何新聞報道一樣，應當發回重慶接受審查。而國民政府新聞處的老同事們肯定會把這篇報道扣下來的。

　　然而，這封電報并沒有被報務員發到重慶去，而是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臺，第一時間直接發往了紐約。

　　直到去世，白修德也沒弄明白這封電報是怎么發出去的，他在回憶錄中特別提到了此事：“或者是因為這個電臺的制度不那么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服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

　　不管是疏忽還是故意，1943年3月22日，一篇題為《等待收成》的新聞稿被刊登在美國《時代》周刊上。

　　這篇文章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西方世界突然爆炸，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議論：中國的河南正發生著一場不可想象、極其慘烈的大饑荒。

　　就像文章的題目那樣，河南的難民們正在饑饉中等待著新一年的收成，亦如一年前他們在春天大旱中的等待。

　　他們等來的卻是絕望、死亡。

　　水、旱、蝗、湯

　　從1942年春天開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成片谷物在禾稈上漸漸枯萎，一場巨大的災難，在這片土地上默默地醞釀著，只是這一切的征兆，都被戰爭的硝煙暫時掩蓋了。

　　1942年的河南，山河破碎，三面環敵，全省半數之地被日軍侵占。多災多難的中原大地，正在經歷著歷史上最苦難的歲月。

　　一春無雨，田里的小麥收成不足常年的兩成。新中國成立前的河南有“十年九荒”之說，世代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很清楚這意味著又一個荒年的到來。麥收之后，河南已經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秋收成了人們唯一的指望。孰料，那個夏天又是滴雨未下，夏播作物在持續的大旱中枯萎。大旱之后，往往緊跟著蝗災。這一年的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蟲席卷河南全省。所過之處，田間秧苗皆被一掃而光。一些臨河、依井的良田，原本還能略有收獲，這一下卻全部葬送蝗蟲之口。

　　天災之外，戰爭更是這場災難的關鍵成因。

　　“七七事變”后，華北淪陷，河南成為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的主戰場。在1942年河南大饑荒爆發之前，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后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1938年，蔣介石“以水代兵”，掘開了花園口，造成黃河改道，泛濫成災。

　　“以水代兵”雖然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是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變成了沙灘河汊。長年征戰，河南一直是全國出兵出糧最多的省份之一，早已千瘡百孔，多年的征糧征兵，青壯年都離開了土地，農民家里沒有存糧。

　　在電影《一九四二》中，當時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不顧人民死活，仍在強征軍糧。在這一點上，掌握著河南軍權的蔣鼎文自然難辭其咎。而河南流傳的民謠卻道出了另一個為禍之人。

　　“水旱蝗湯，河南四荒”，這個“湯”，指的是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抗戰之時，湯恩伯部數十萬人駐扎河南，軍紀渙散，為害鄉里。而在河南災情嚴重之時，湯恩伯又推出了幾個所謂“德政”，強征民役，引得民怨沸騰，被民間列為河南四大災害之一。

　　旱災不同于洪水或地震這樣的突發性自然災害，其發生和加重是一個長時間的持續過程。原本也有足夠的救援時間。但河南正在發生的大饑荒，卻在很長時間里不被重慶所知。賑災的不力乃至對災情的置之不理，又讓這場災難雪上加霜。

　　在1942年的10月前，白修德獲得的河南饑荒情況，只有一些只字片語的傳聞。在坊間、國民政府舉辦的高級酒會以及外國記者的聚會上，他能夠聽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我聽見一個河南來的人說……”

　　“我看到一封洛陽來的信……”

　　以記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慶的國民政府高官進行過求證。而所有這些傳言，都得不到證實。

　　自1940年遷都重慶后，為了確保戰區的軍糧供給，國民黨當局實行了在各省“征實”(即直接征收糧草等生活物資)制度，還規定虛報災況的要予以重懲、征實有功的予以嘉勉。

　　這種獎懲制度，等于引導各省“報喜不報憂”。據《河南文史資料》記載，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并沒有像電影中那樣勇敢地為民請命。據當時的河南一區行政督查專員楊一峰的回憶，1942年初秋，楊一峰在到河南魯山述職的路上，“目睹飛蝗遮天，野無青草;災情慘重，人民賣兒賣女。”

　　隨即，河南各界由省賑濟會發起，推派楊一峰在內的三名代表到重慶去，“呼吁減免征實配額，撥糧賑濟災民”。

　　到了重慶，他們發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報告中說，“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他們就此事質問李培基，李支吾以對。

　　事實上，蔣介石早就接到過河南軍政官員上報的災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視而不見。他關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糧。他當時的一份批示明確表露了個人態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里，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征購，一方請求巨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征課之責任……”

　　根據多年從事1942年河南大饑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資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間，蔣介石就已從軍方李家鈺、蔣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災情嚴重，軍糧征繳困難。為了挽救局面，他趕到西安附近的王曲軍校，主持召開了緊急“前方軍糧會議”。

　　河南省官員對軍糧配額討價還價的結果。蔣介石當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運輸工具，打開糧倉，把存糧迅速地東運河南”，以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同時決定，把對河南農民的征糧數額由500萬石減為250萬石。

　　但是到了糧食部長徐堪那里，河南的軍糧配額由250萬石變成了250萬包。一石合小麥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讓河南的軍糧配額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這個標準超額完成了征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還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眾展示，涕泣陳情，并領銜聯名提出了《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才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

　　看重慶，念中原

　　10月的一天，交友甚廣的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一封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

　　從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確信，河南正在發生大饑荒。

　　來不及實地采訪，白修德把這封信的內容改編了一下，寫成了一篇稿子《十萬火急大逃亡》，用電報作為急件發回紐約的《時代》周刊總部，這篇報道于1942年10月26日刊發。

　　“這篇報道應該是經過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審查的，因為文章里并沒有明確提出政府救災不力，只是客觀陳述了河南的災情。”宋致新分析。

　　白修德在這篇文章里，引述了兩位外國傳教士在河南的所見。

　　“傳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鄭州寫道，‘教堂前，有六個小孩被他們的父母綁在樹上，為了讓這些孩子在大人要飯時不要跟隨著造成拖累。”

　　“天主教傳教士保爾·于斌上周從重災區返回重慶，在洛陽，他看到成捆的樹葉被賣給饑民當食物，一塊錢一捆。一個農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讓大家吃上一頓飽飯，然后告訴他們，剛才吃過的飯里已經下了毒藥。”

　　……

　　同時，白修德也在這篇稿子里簡述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些救災措施，“中國政府正緊急從陜西調運100萬石種糧，同樣的數量來自安徽。政府一面勸說農民不要吃掉種糧而是留著播種，并向他們保證賑災物資的供應正在緊急辦理之中。”“政府已經籌措了1000萬法幣用于直接救濟并且命令農業部速籌種子糧給災區”。

　　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個不夠準確的判斷：“不管重慶的決策有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濟措施都因古老中國鄉下的遲緩效率而備受阻礙。”

　　但是這篇報道并沒有引起很大反響，很快被淹沒在同時發生的眾多國際大事中：蘇德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陷入膠著、非洲戰場上的阿拉曼戰役開打……甚至宋美齡訪問美國時的出色演講，都比這篇語焉不詳的稿子更具吸引力。

　　即便是白修德自己，也沒有料想到那時的河南已經成為了人間地獄。

　　更難以想象的是，由于國民黨當局嚴格的新聞封鎖，當時的國內媒體，竟然沒有對河南的災荒進行詳細客觀報道。

　　一直到12月份，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張高峰被派到河南。

　　“他從四川途經西安時，就看到成千上萬的河南難民往陜西涌。洛陽城街頭到處都是骨瘦如柴的乞丐。更讓張高峰惱怒的是，災情如此嚴重，縣政府還逼著農民納糧，交不出糧就抓到縣政府痛打，還逼災民去賣地抵租。”宋致新說。

　　于是，張高峰以眼見耳聞的事實寫了一篇通訊，叫《豫災實錄》，發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上。

　　第二天，《大公報》就發表了社長王蕓生字字血淚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王蕓生在文中寫道：“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于今日的事實”。

　　就是這兩篇稿子，戳到了蔣介石的痛處，他即刻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

　　根據王蕓生后來的回憶，他當時對蔣介石的做法不是很理解，他曾向時任蔣介石秘書的陳布雷詢問，而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什么‘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并嚴令河南征繳不得緩免。”

　　《大公報》因報道河南饑荒被停刊的事件觸動了白修德。憑著對國民政府的新聞管制和蔣介石行事方法的了解，他認定河南災荒的慘重超乎想象，在重慶所得到的信息遠遠不夠。

　　白修德決定到河南實地采訪。于是，他拉著好朋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一起，向國民政府新聞處提出了采訪申請。他們得到的批準并不是到河南，而是“乘隴海路火車從寶雞經西安到達黃河和隴海路所經過的潼關。”

　　直面饑荒

　　潼關，是白修德、福爾曼災區采訪的第一站。

　　在潼關車站的那一夜，“到處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我們的周圍滿是擠成一團的農民。”

　　在他們周圍的這些難民，“能夠賣出的東西都拿來換成紙幣，或者在飯攤上廉價換取吃食。”“嬰兒大聲哭鬧，然而，即使有個嬰兒已經死去，也沒有人去注意。”“士兵在這些下層民眾中間巡查，這些人就像牲口似的——唯恐他們為了尋找食物而突然亂竄，或者亂哄哄地爬上夜里開動的車子。”

　　這些敘述散見于白修德自己的回憶錄中，可想而知，當天晚上，這位記者經歷了怎樣的身心煎熬。

　　第二天，當地政府為他們準備了一輛鐵路上的巡道車。白修德穿著士兵的棉大衣，坐在一輛敞篷的巡道車上。他用帶著黑色幽默的口吻寫道：“仿佛是坐在歌劇院的包廂里，或者像一位將軍在檢閱他的部隊，不過我檢閱的卻是一場饑荒”。

　　在一個叫銅錢田的小鎮，白修德看到人群一層摞著一層，擠在火車頂棚上，孩子、老人和婦女在列車奔馳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有時他們因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覺而掉下去，但火車決不會理睬。”

　　“沒人知道和關心究竟有多少難民死在這條路上，據說自從秋天以來有200萬人沿著這條鐵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萬人從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萬人中，我們估計有300萬已經淪為難民，此外，還將有500萬人會在秋收季節前死去。”

　　到達河南省會洛陽時，眼前的景象讓白修德震驚。洛陽是隴海線上的一個大站，四面八方逃難的人都聚集在這里。已經被饑餓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難民們認為，到了洛陽，上了西去的火車，自己就得救了。

　　在夜幕中的洛陽火車站，白修德看到，“人們像劈柴一般地把難民裝進悶罐車，盡量壓縮得更緊些，以至于誰也不能動彈。父親使勁拉著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著懸在半空的一件行李。”

　　(下轉第20版)

　　(上接第17版)

　　沿著荒棄蕭索的街道，穿過到處彌漫著尿臊和尸臭的城市，白修德和福爾曼找到了洛陽唯一一座天主教堂的主人——托馬斯·梅根主教。

　　梅根在河南待了超過10年，對當地的風土人情非常熟悉，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作為向導和翻譯，他帶著白修德、福爾曼騎馬出發，“他認為我們應該去看看正在瀕死的人們。”

　　一具具被野狗啃噬的面目全非的尸體，一座座衰敗空曠的村莊，一個個用鐮刀和菜刀剝樹皮充饑的難民……這些慘烈的景象讓信仰猶太教的白修德感到極大的震驚和哀痛。

　　白修德很快意識到，他們幾個人騎著馬穿過這些面黃肌瘦的難民時的危險性。難民們盯著他的馬，分明是在看一堆上好的肉。白修德學會了快馬加鞭沖過那些人群。有時他會拋撒一些花生或干柿餅，引開圍攏著他的人;有時不得不硬起心腸，用鞭子抽打那些拽著他的衣服和馬尾巴的手。“在一個荒蕪村莊的廢棄教堂里，我承受著人間悲劇的巨大壓力，跪下來為眾生祈禱，并不覺得褻瀆了自己的信仰。”

　　到達鄭州那天，天下著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里步行。在這里，每天的死亡人數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間。

　　半數的村莊已經衰敗，有的完全荒棄。春耕的肥料一堆堆無人照管。村子里能聽到一點聲音、看到一個人影都能嚇人一跳。

　　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見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體，因為瘦，臉已經干癟而顯出骷髏的形狀。她注定無人收葬，直到鳥或狗把她的遺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著。它們已經恢復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饑荒之中，只有以死尸為食的它們膘肥體壯。

　　白修德說：“我沒有見到過有誰殺了別人將他吃掉，并且也從沒有嘗過人肉”，但越來越多這樣的傳聞讓人毛骨悚然。白修德相信，“有人吃人肉，這是很可能真正發生了的。”

　　一路上，白修德也曾碰到一些“想辦點好事的軍官”，在鄭州，一個地方官員把蓋有印章的布條發給許多家難民，如果他們能夠到達火車的起點站，他們就可以憑布條免費乘車東逃，“但是他在發放難民通行證時并沒有發給他們糧食。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殘忍的。”

　　除了白修德和福爾曼，中國幾乎所有官方媒體都在報道政府如何積極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難民都沒有見到政府撥發的任何救災款或賑災糧。

　　在《大公報》之外，河南南陽的一家民營報紙《先鋒報》，是當時為數不多真實報道河南大饑荒的媒體之一。

　　宋致新的父親趙悔深(筆名李蕤)，在1943年的2月份，曾作為南陽《先鋒報》的特派員，騎著自行車在災區采訪了1個多月，在《先鋒報》上登載了十多篇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十分精彩的災區報道。當年5月，這十多篇報道被集結成書，書名《豫災剪影》，在河南地區發行了2000冊。

　　在后來所有媒體都不敢再發聲的時候，地處偏僻的《先鋒報》仍然對河南災荒發表了70多篇社論和時評，直至大災結束。

　　張高峰和李蕤是當時國內僅有的兩位深入報道過河南大災荒的中國記者。相對于白修德和福爾曼的外國記者身份，他們承擔著更多的風險和壓力。

　　1943年3月，張高峰因“親共”罪名被捕，李蕤則孤立無援地在河南災區孤獨奔走。而這時的白修德和福爾曼，已經結束采訪，正準備踏上回程的火車。

　　不速之客

　　雖然白修德認為國民黨的救災工作處于一片“無政府狀態”，但是他和福爾曼在河南的采訪，卻因為經過了“政府批準”，又是外國記者，每到一處，都受到地方官員的款待和安排。有時候，他們也可以在政府部門了解到一些當地真實的災情。

　　在和地方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白修德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各自為政的深刻矛盾。

　　白修德和福爾曼曾在洛陽的某軍部“小坐”，當時有幾個地方官員要求會見這兩個外國人。外面雖餓殍滿地，屋里仍“生著炭盆，點著蠟燭。”

　　這些地方官員，手里拿著一些材料，要求他們交給重慶的蔣介石。

　　“材料上說明他們的地區種植什么，要交多少軍糧。他們縣里共有十五萬人，其中十一萬人已經斷糧。他們估計，每天大約要死七百人。”

　　白修德的回憶錄里詳細記錄了他和其中一名官員的對話。

　　“你本人是否擁有土地?”

　　“有，二十畝。”

　　“去年秋天有多少收成?”

　　“一畝收十五磅糧食。”

　　“一畝交多少軍糧?”

　　“一畝交十三磅。”

　　這樣的對話激怒了坐在一旁的司令官，他怒不可遏地大聲呵斥這個地方官員。被罵之后，這個地方官員把寫給白修德和福爾曼的請愿書也給了司令官一份，以作申辯。

　　但那位司令官卻看也不看地把它裝進了口袋，然后要求白修德把手里的那份也交給他。白修德當即拒絕了他，但司令官卻蠻橫地堅持，最后白修德還是把請愿書交了出來，“因為如果他在夜里把我們趕出去，我們就沒有別的地方安身。如果我們拒絕他的要求，我們離去后他會在農民身上出氣的。”

　　根據宋致新翻閱的資料，路過滎陽的時候，縣長張金印曾向他們二人提供了一些滎陽縣的災情材料，河南省府因此對張金印很不滿，據說曾予以申斥。

　　當白修德他們帶著翻譯——教會的梅神父到達新鄭的時候，新鄭專員王光臨率縣長及縣內鄉紳六人迎接。他們倆在新鄭問了一些關于災荒的情況，就匆匆離去。

　　這些在當時曾為白修德了解河南災情真相提供過幫助的國民黨內部大小官員，在當時或者日后，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和懲罰。

　　白修德甚至懷疑，那個幫助他在第一時間發出稿件的洛陽電報員，在不久后就“人頭落地”了。

　　更多的時候，白修德也會看到、感受到政府官員不負責任，以及他們與哀鴻遍野的災情極不相稱的優越生活。白修德把國民黨的救災工作定義為“無政府狀態”。

　　在《等待收成》的最后一部分，白修德描寫了“那些吃飯的人”。雖然通篇沒有加諸任何評論性的語句，但反感、厭惡的態度流于筆端：“我們離開鄭州之前，官員設宴招待我們。我們有兩個湯，我們吃了辣藕片、胡椒雞、荸薺炒牛肉，吃了春卷、熱的蒸饃、米飯、豆腐、雞和魚，我們還吃了三個糖霜餅。”

　　在采訪的最后幾天里，白修德發現，他已經成了宋美齡，乃至整個國民黨政府眼中的“不速之客”。

　　在洛陽發出了那篇震驚世界的《等待收成》后，在河南新鄭繼續采訪的白修德和福爾曼，突然被國民黨負責國家宣傳的董顯光派人截回。

　　背后下令中止白修德在河南災區采訪的，則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那時的她，正在美國四處游說，向美國爭取更多的貸款。《時代》周刊卻在這個當口刊發了《等待收成》，揭露了河南正在發生的罕見大饑荒和國民政府毫無作為的救災工作。一時間，美國輿論嘩然，對待蔣氏夫婦的態度急轉直下，宋美齡頭上的光環黯然失色。

　　“據說宋美齡正在美國四處演講時，美國廣播公司廣播了白修德那篇關于河南災區的報道，宋美齡聽到后臉都氣白了，認為大大丟了她的臉，立刻打電報回來，所以董顯光就匆匆忙忙地派人把白修德和福爾曼中途截走了。”宋致新說。

　　董顯光想把這兩個惹事的外國記者徹底調離河南災區，還借口給他們安排了更好的采訪——請他們去“新贛南”。新贛南指的江西贛州，當時蔣經國在那里當專員，辦有《正氣日報》，宣傳蔣介石的“人人有飯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書讀”等口號，被譽為“新中國的雛形”。

　　在董顯光半強制性的“安排”下，白修德不得不離開了河南。

　　而宋美齡對白修德的惱怒并沒有就此消除。事后不久，她按照她在中國做事的思路，找到了《時代》周刊發行人、白修德的老板亨利·盧斯，要求把白修德解雇，但這個要求被盧斯拒絕了。

　　20分鐘會見

　　白修德最終并沒有按照董顯光的安排去“新贛南”采訪，他乘火車直接返回了重慶。

　　回到重慶的白修德發現，一夜之間，自己已經從人人笑臉相迎的美國朋友，變成了不被信任的惹是生非的家伙。

　　“有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里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道偷發出去。”

　　重慶的高層對災情的漠然，和對他本人的指責，讓白修德非常惱怒。但他仍然認為，重慶還沒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饑荒的嚴重程度。

　　3月的山城重慶，正是山花爛漫的時候，一派春天的生機勃勃。周邊是巴蜀大地、天府之國，稻田里蓄滿了水，準備插秧，旱田里種植的小麥已經開始抽穗，預示著豐收的景象……這里的一切，與幾百公里之外赤地千里的河南災區完全是兩個世界。

　　白修德急切地想把他看到的一切傳遞出去，他通過各種途徑，尋求面見蔣介石的機會。但在重慶上流社會交友廣闊的他，這時卻開始處處碰壁。

　　他通過陸軍情報機構把他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了史迪威，同時報告了美國大使館。他甚至利用自己過去積累的關系找到當時的國防部長，“但是他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如果不是我說謊，那就是別人在對我說謊。”

　　他又向立法院院長請求幫助，得到的回復是，“只有蔣介石才能采取行動。”

　　最終，白修德見到了“風姿優雅秀麗”的孫夫人——宋慶齡。在她的幫助下，白修德終于得以見到蔣介石本人。宋慶齡為白修德安排好了會見，又在會見前捎給他一張便條：“我建議你毫無保留、毫無顧忌地如實對他報告，就像對我說的那樣。如果因此會讓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腦袋，也請不要過于忐忑不安……舍此一舉，形勢就再沒有可能扭轉了。”

　　此后，便是已經被電影和文學描述過無數次的情節——面色嚴峻的蔣介石在陰暗的辦公室接見了白修德。

　　起初，蔣介石對白修德提出的所有災情都予以否認。直到白修德拿出在河南拍攝的狗吃人的照片，“他的兩膝輕微地哆嗦起來，有點神經質的抽搐。”

　　最后，蔣介石向白修德道謝，又說白修德是“比我派出去的所有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

　　20分鐘后，白修德被送了出來。

　　而蔣介石的內心深處，卻沒有對白修德有絲毫的感謝之情。近年披露的《蔣介石日記》里可見，在聽白修德講述河南災情后的1943年4月9日，蔣介石的日記是這樣幾句話：“注意，鄭路沿線淺葬暴骨，為狗所食之慘狀。嚴電蔣、湯。又鄭州專員與司令諂事外人，日與謊報災情。”

　　他給蔣鼎文、湯恩伯發去措辭嚴厲的電報，是要讓他們想辦法把餓殍滿地的悲慘景象遮掩起來。對那幾個給白修德講述災情的政府官員，蔣介石卻認為他們“謊報災情”，并且怨毒地評價為“諂事外人”。

　　兩天后，蔣介石的情緒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變。他的日記寫道：“河南災區，餓殍載道，犬獸食尸，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可以看出，且不論蔣介石此前對河南災情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那些狗吃人的照片的確是極大地震驚了他。

　　國民政府的救災行動終于有了實質性的舉動。

　　饑荒遠去

　　《時代》周刊報道河南災情后的幾個月，洛陽的梅根神父給白修德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自從你走后并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陜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他們真的是在工作并且辦成了許多事。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余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正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涌來。”

　　很多人并不知道，這些賑濟措施已經被拖延了半年之久。

　　早在1942年10月的國民參政會后，國民政府就宣稱劃撥5億元法幣進行賑災。其中2億元用于在災區各處開設粥場應急，3億元用于購買賑濟糧。然而粥場開設起來，卻遠遠不能供應數量龐大的難民，很快就因無糧為繼而斷了頓。

　　而用來買糧的3億元法幣，卻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貪官污吏將其挪用販運私貨。直到1943年新麥快要成熟時，第一批賑災糧才發到了部分難民手中。

　　按照當時的物價，3億元法幣大概能購買3000萬斤小麥，平均到河南的受災人口頭上，每個人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兩季幾近絕收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還從這里征走了十倍于此的“征實”。

　　1943年6月，隨著新一季小麥的成熟豐收，那場餓死了300萬人的大饑荒終于過去了。

　　從一直追蹤河南大饑荒的《先鋒報》的系列報道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際的蝗災之后，河南的氣候開始出現好轉：從當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連下了好幾場透雨，而這段時候的雨水，對越冬麥子的播種非常關鍵。

　　仿佛上天也在為這場慘烈的大饑荒做著補償。到1943年3月初，又一連下了幾場瑞雪和透雨，對麥子的生長非常有利。

　　《先鋒報》曾在1943年3月3日社評《甘霖已降，糧價將平》中說道，“麥苗得下這次透雨，到麥熟時，縱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麥熟至多不過百日。”

　　1943年是河南歷史上少見的好年景。不僅二麥(大麥、小麥)豐收，秋糧收成也很可觀。這些收成，給那些沒有在大饑荒中餓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帶來了希望。

　　當第一茬青麥長出來的時候，白修德帶著對蔣介石極大的不滿和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把目光重新轉向抗日戰場，漸漸遠離了重慶的政治圈。

　　實際上，外國記者在重慶的工作狀況正日趨惡化。就在白修德面見蔣介石之后不久，國民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國人向外國記者透露消息等更為嚴厲的輿論控制措施，“以確保不再有尷尬的報道外泄”。

　　從此以后，白修德再也沒有機會報道河南大饑荒。即便在重慶，白修德也成了不受歡迎的“麻煩制造者”。而白修德也再沒有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有什么正面評價。

　　“直到戰爭結束以后，除了在招待會上，我沒有再見過蔣介石。但是我深信，正如史迪威所說的那樣，他不僅對我們毫無用處，而且對他的老百姓也毫無用處，這一點應該說更為重要。”多年以后，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河南大饑荒被白修德稱為自己“最為刻骨銘心的記憶”，對中華民族來說，又何嘗不是。

　　(注：本文部分資料引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由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饑荒》(增訂版)、《中國的驚雷》、《探索歷史——白修德筆下的中國抗日戰爭》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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