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毛澤東的著名專家羅斯.特里爾所著的《毛澤東傳》，是西方數百種毛澤東傳記中的最被推崇、最暢銷的作品之一。特里爾在此書中是這樣論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這篇著作是指導全國抗戰的綱領性文件。”

　　國內的某些有關評論令人遺憾

　　在國內，近年來有些專家學者對于《論持久戰》(一下簡稱《論》)的評論誤導了讀者。

　　一篇流傳在網絡和紙媒上的標題為《抗日“持久戰”思想究竟是誰最早提出的》的文章，認為蔣百里和白崇禧早就提出了“持久戰”思想。但筆者查閱了許多史料，發現該文的說法是沒有證據的。筆者已另有專文詳細說明，在此不贅。同時，該文寫道：“通觀全文(指《論》---筆者注)，完全沒有談到空間、時間、小勝、大勝之間的關系。同月發表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文中，也不曾談到相關問題。”

　　事實果真如此嗎?那下面這些內容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們的戰爭，在于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于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后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論持久戰》第483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91年)

　　“但是集合許多小勝化為大勝，則是正規戰游擊戰所共同的。游擊戰爭在抗日過程中起著偉大的戰略作用，就是說的這一點。”(《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第410頁)

　　“防御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為著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余裕時間之目的，而采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御“，更是屬于運動戰的必要部分。”(《論持久戰》第500頁)

　　“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侖。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干。”(《論持久戰》第507頁)

　　“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斗，某些土地雖仍不免于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斗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后，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么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后，就不算什么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論持久戰》第508頁)

　　這些內容難道不是闡明“空間、時間、小勝、大勝之間的關系”嗎?至于蔣介石實行的“持久戰”是怎么回事，就沒有必要在本文詳細討論了。筆者只想順便說一點，毛澤東的《論》是建立在“豐富的軍事知識和敏銳的判斷力基礎之上的。”最重要的原則包括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術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和“兵民是勝利之本”等等。而蔣介石他們往往把持久戰看作是被動挨打，或是一線一線地頂，或是專守防御，固守孤城，不主動周旋尋機主動出擊，結果對日軍殺傷力并不大，而自身潰退造成的損失竟比戰斗的損失大得多，例如蔣介石親自指揮的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就是典型的例子。當然這也與蔣介石當時過于指望九國公約國開會和德國的調停分不開的。總之，蔣介石的“持久戰”的最大特色是消極防御。因此，有位軍事家的評價很中肯：“蔣介石消極防御的戰略思想，影響了八年抗戰的整個進程。”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開篇中就寫道：“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

　　是的，當時肯定有很多人說起過持久戰，甚至包括某些未成年人。但是，不能因為只是僅僅說過就可以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比高低甚至還斷言有所超越了。

　　《論持久戰》的意義超出了軍事范圍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對于抗戰的指導意義是早有公論的。但還需要指出的是，《論》當時在奠定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著作走向世界方面，起到了獨特的重要的作用。

　　1935年的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得以參與軍事指揮，但大家對他的地位和權威的認識并非那么明確和固定，因此后來鄧小平說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如果仔細回顧歷史就可以發現，這個“逐步形成”的重要節點是在《論》發表以后。

　　談到這個問題，不能不提到中共元老之一的陳云。關于遵義會議，一度由于在有關檔案中并查不到相關記錄，影響了對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的研究。1956年楊尚昆從前蘇聯運回一批中共檔案，其中有件標題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手寫稿。1985年1月，遵義會議50周年紀念日前夕，該手稿才被確認是陳云所作。陳云說：“這是我寫的!”陳云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遵義會議，這部手稿是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提綱。因此，陳云可以說是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的直接見證人之一。1941年10月8日，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組織部長的陳云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發言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后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國后自以為政治上高明，對中央不尊重，犯了許多錯誤。我素來對王明是尊重的，但對他武漢時期的許多做法不同意。”這年10月22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講道：“遵義會議前后，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會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們的分歧是原則問題，對毛主席也只是覺得他經驗多。遵義會議后，開始知道毛主席是懂軍事的。紅軍南渡烏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軍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國后直至十二月會議，在獨立自主問題上、徐州會戰問題上，對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認識到他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在他的回憶錄里有很生動的全景式的描述。他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心。全黨感到十多年曲折的歷史，終于鍛煉并篩選出自己的領袖。這種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

　　抗戰的進程證明了《論》的科學的預見性。中共全黨對毛澤東的認識也水到渠成，形成了共識。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確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和書記處主席，標志著從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不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組織上、體制上最終鞏固和完成。

　　“《論》雖然不是毛澤東著作中第一篇被譯為外文的作品，但特別之處是毛澤東親自為其寫了序言。據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傳》記載，《論》發表后不久，周恩來就從武漢寄到香港，委托宋慶齡找人翻譯成英文在海外發行。愛潑斯坦等人參加了翻譯工作。但有資料顯示，民國時期集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譯家、詩人于一身的邵洵美先生，應該是最早將《論》譯為英文(合譯者楊剛)并出版的。他女兒邵綃紅撰寫的《最初發表“論持久戰”英譯稿的雜志》文章，披露了其父邵洵美參與翻譯印刷出版英文版的《論》的過程。文中寫道，《論》發表后，中共地下組織要求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地下黨員楊剛迅速翻譯成英文，”以便讓全世界都能讀到這部指導中國人民抗戰的重要著作“。邵洵美曾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當時他以美國人項美麗(Emily.Hahn)的名義在上海出版了宣傳抗日的英文雜志《公正評論》(Candid Comment)。經過邵洵美和楊剛共同努力，《論》的英文稿終于完成。完成后即分4次在《公正評論》上連載，從1938年11月1日第三期到1939年2月9日第六期。正文前有段編者按，譯成中文是：“近十年來中國出版的書中，沒有別的書比這本書更能引起大家注意了。文章之大部分為作者在戰前所寫。它不僅僅預示著戰爭在威脅著我們，而且這預言乃至種種情節都驚人地得到了證實。中國每個有識之士都熟悉這本書，但還是在這個連載中它才首次以英文出現。”邵綃紅的文章還提供了雜志的封面和文章首頁的影印圖片。后來邵洵美又設法出版了單行本，單行本有毛澤東寫的序言。

　　《論持久戰》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關于《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多年來有不少文章有論述，涉及到許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等人對《論》的重視。這些都是年代已久的事例。

　　無論是毛澤東生前還是逝世以后，外國的學界都一直沒有停止過對他的軍事戰略思想的研究。2013年12月27日，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霍爾姆斯撰文稱，在紀念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的時候，“不要忘了，這位最高領導人是一名戰略家--至今全球軍事學院，包括筆者所在的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都在研究毛的戰略思想。”值得一提的還有臺灣。在臺灣“國家圖書館”收錄的臺灣碩士博士論文庫里，第一篇研究毛澤東的論文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之研究》，它的指導教授是蔣緯國。近年來在臺灣引人注目的還有一篇擴展到管理領域論文，標題是《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在管理上的探討》。如果到美國最大的網上書店Amazon搜索關于毛澤東的書籍，除了毛澤東的傳記，最多的就是《論持久戰》和《毛澤東語錄》。如果再深入一點，還可以發現諸如美國本土作家Peter.Levenda寫的《毛的商道：論同中國進行貿易的持久戰》這樣的書籍。

　　由此可以看出，《論》作為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的主要篇章，在國際上有著深遠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進入新世紀以后，外國學者對毛澤東生平業績研究的視域發生了新的變化，愈加走向深入、客觀和歷史地研究毛澤東。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清華大學特聘教授瑞貝卡.卡爾女士2010年的《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世界中的中國簡史》，中文譯本為《毛澤東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作者在中國生活20余年，親歷改革開放后中國各種變化，她的這部著作融合了中外各種觀點，結合世界時代大背景以及毛澤東研究最新成果，闡述和揭示了一位20世紀偉人與中國百多年來歷史變革與轉型的深層內在邏輯關系。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專門為《論》寫了一節，題目就是《論持久戰》，這是以往的毛澤東傳記中所沒有的。

　　在這節中，作者首先介紹了《論》問世的背景，她寫道：“1938年5月，毛澤東為延安黨員干部開設著名的《論持久戰》講座時，中國軍隊已經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民黨依然堅持它的‘以土地換時間’的逃跑政策......也沒有其他國家站出來幫助中國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毛澤東提出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救中國，中國人只有打持久戰才能保衛祖國。”作者進一步指出：“毛澤東主張，保證抗戰勝利的關鍵在于，在各個斗爭階段認清錯綜復雜的國內形勢。面對瞬息萬變的形勢和地形迥異的不同地域，游擊戰指揮者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能意識到如何作戰對當時的地形最有利，或是融入到當地的居民當中，化整為零。因此，持久戰并不是一個集中制定好的藍圖規劃。它只是一個全盤作戰的策略......他的這種素養是建立在豐富的軍事知識和敏銳的判斷力基礎之上的。”

　　作者分析得特別深刻之處是她認為：“更重要的是，正確的認識取決于毛澤東所說的‘政治’。毛澤東獨到的政治見解與他要創立一種文化的革命和一種革命的文化的想法息息相關。這一思想也是持久戰理論的中心。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政治工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治能夠通過激發人民大眾，改變他們生活常態的意識和決心，從而發揮出他們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然后，作者把這個“持久戰理論的中心”歸納為“群眾路線”。現在看看黨中央進行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就不能不感覺到毛澤東《論持久戰》的長盛不衰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