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形勢越來越好。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國誕生以來最好的年份之一。后來的右派頭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動情地說道：“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為了更好地更快地建設社會主義，1957年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指示，旨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環節之一是各界人士向中共提意見和建議的大鳴大放。

　　但是后面發生的事情卻是始料未及的。民主黨派和知識界原本并沒有多少人對大鳴大放感興趣，但經不起那么多積極分子的鼓動，就加入了大鳴大放的隊伍。但是，很快出現了不少過于激進的言論，而且步步升級。由點名批評共產黨，批評毛澤東發展到要求輪流坐莊，要求共產黨下臺，要求政黨輪替等等。這時有些學校、工廠和社會上發生的群體事件，特別是有的大學聲稱驅逐校黨委等，似乎在與其呼應，一度使人們產生了“黑云壓城”的錯覺。至于以后事情的發展，就不在這里贅述了。

　　梁漱溟是怎樣看待整風的？

　　1980年以后，人們對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的評價呈現了多元化。其中有的人認為在這場斗爭中的右派分子不過是響應中共的號召，給中共提提意見而已。比如右派分子的頭面人物之一的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往事并不如煙》一書中就寫道：“無論是儲安平，還是父親，都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誠意，深信不疑。建國七年，他們看到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誤。所以，毛澤東登高一呼，他們立即響應，打心眼里覺得要好好地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好好地幫助中共整風。”

　　如果事情確實如章詒和所言，章伯鈞、羅隆基和儲安平等人，都認可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而決心“好好地幫助中共整風”，反右派斗爭就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也不會造成后面嚴重擴大化的不幸后果。因此，如果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就完全可以肯定，在當年的右派分子中，確實有一部分是意圖借機實現他們的政治欲望的。對于這一點，我國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動家梁漱溟當時就洞悉到了這一點。這種洞悉是他與后來的兩位右派頭面人物章伯鈞和羅隆基長期共事和交往中的認識到的。

　　梁漱溟曾于1953年9月與毛澤東發生公開頂撞。在其后的幾年里，他一方面閉門思過，認真讀書，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而從心底感到欣慰，真正感到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之得法，中國老百姓潛在多年的力量終于發揮出來了。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梁漱溟并沒有太在意，因而也沒有主動發表什么意見。有人以為他是被1953年的事情嚇破了膽，不敢說話了。當這類閑言碎語傳到梁的耳朵里時，他只是搖搖頭，一笑置之。為什么梁會持這樣的態度，這是與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憧憬的“強國夢”分不開的。他認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才使他的夢想有可能變成現實。所以，他認為中國最缺的并不是什么多黨制、三權分立等，最需要的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口氣不折騰地搞上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因此，當有報刊雜志的記者想請他發表看法時，他都謝絕了。但還是經不住一位《文匯報》記者的再三堅持，接受了采訪。這不僅是他在此期間接受的唯一一次采訪，而且他的談話內容也顯得比較特別。那位記者問梁為什么不愿意為國是發表意見，梁回答：“我只是沒有什么真知灼見可說，該說的還是要說。”接著就告訴記者他年年外出視察都有報告上交。他也談到了“以黨代政”“勞動教養”等問題。但談到整風時話多了，他說：“我實在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我，我還有什么話好說呢?”說到這里，他聲音顫抖，眼圈發紅，潸然淚下。他又特地強調：“通過整風，我們希望黨政之間的關系能有所調整，但是絕不想削弱黨的領導，如果經過整風削弱了黨的領導，那就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因此，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于夸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見《批判文匯報的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1957)因此，當他后來發現絕大部分的“鳴放”意見都是批評黨的作風和政府弊病時，特別還有要民主、要自由什么的，就對“鳴放”失去了興趣。隨著不少“鳴放”的言論日趨激烈，他更是決定一言不發了。不過他對某些人那種沖撞政治底線的言論，還是心明似鏡。簡單地說，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是有政治欲望的。

　　敢講真話的梁漱溟道出章和羅的“政治欲望”

　　章伯鈞和羅隆基是右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曾被毛澤東稱之為“章羅同盟”(亦稱“章羅聯盟”)。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前期，梁漱溟曾經與他們一起創建了中國民主同盟(前期稱中國民主政團聯盟)。梁與他們共事多年，交往不斷，自然對他們的人品比較了解。盡管當初是為了共同抗日，后來是反對內戰，目標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當時即感覺到章、羅兩位學術味不濃，特別是羅隆基更甚，有著明顯的從政謀私的味道。而對這些，梁歷來是不屑一顧的。新中國成立后，梁漱溟堅持學術研究，謝絕到政府內當官。而章伯鈞和羅隆基都是政府委員。章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長，羅在1956年也擔任了森林工業部長。他倆身居高位，卻仍然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兩個人喜歡吵架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章伯鈞是三級待遇，羅隆基是四級待遇，就像這類待遇差別的事情他們也總是計較，以至于在民盟的會議上，作為民盟的兩位領導人，也經常爭吵。梁漱溟對章、羅借“鳴放”行私的作法早已了然于心，也就決心不來湊“鳴放”這個熱鬧了。當然，梁漱溟也并非能預料到反右派斗爭后期發生的情況，當然也想不到自己的那兩位老朋友會成為“章羅同盟”。

　　與羅隆基共過事的人大都感覺得到這個人的胸襟狹小，而且經常自命不凡。1941年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主要是文教界知識分子，當初是為了促進知識分子的團結，政治主張是反對蔣介石獨裁、國民黨一黨專政，主張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1946年1月5日國共達成?；饏f議后，10日，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在重慶召開，梁、章、羅都是與會代表。梁原來一心只想著繼續從事文化研究而不是過問時政。但“大家說：如果爆發了內戰，你還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這樣，我就參加了舊政協。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鈞、羅隆基一樣看待;其實，我跟他們是不同的。章、羅他們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沒有。”(見梁漱溟1952年寫的《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舊政協閉幕后，梁漱溟一連發文兩篇，決心退出政治圈子，專心從事文化研究。但此時馬歇爾急著要民盟出面調停國共內戰，而民盟負責實際工作的秘書長一職已經出缺數月，民盟實際上是在空轉。因梁漱溟威望高，大家都知道梁只想為國家做實事而無個人私欲，民盟的所有的領導層人員，除了羅隆基外，都找了梁漱溟談話，勸說梁漱溟出任秘書長。著名民主人士鮮特生對他說：“大家公推你干，你堅決不干，一切都落空了……你一定不干，豈不是要張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來的，你要他的老命對嗎?”(見梁漱溟《憶往談舊錄》第26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張表老即張瀾，是當時的民盟主席。梁漱溟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臨危受命。此時重慶國民政府遷回了南京，張瀾言明他本人暫時不會離開四川。因此，去了南京的梁漱溟就成為了民盟的實際當家人。羅隆基之所以在秘書長問題上沒有表態，實際上是自己想得到這個實職。順便提一下，鮮特生(鮮英)先生對章羅兩位也有微言，他是這樣講當年的章羅的：“他們彼此之間更是水火不相容，羅罵章是馬路政客，章罵羅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團，互相詆毀，那時使張瀾主席最感頭痛的就是他們兩個。”羅隆基和章伯鈞一直有政治欲望，當有機會時，他們就會極力表現出這種欲望。其代表作就是以民盟名義提出來的第三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可以說是民盟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設計。抗戰勝利后，國共都各自提出了建國的主張。民盟也要為中國的未來設計一種既不同于歐美的，也不同于蘇聯的新道路，即第三條道路。但是，這種道路因為沒有從中國實際出發，首先是不符合中共的新民主主義，也不符合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實質上還是一套比較典型的的西方式議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制度。民盟卻認為這是引導中國發展的正確之路。羅隆基在舊政協會議后，談到了國共和民盟的各自政治設計時，不無得意地表示：“共產黨的讓步多，蔣介石的苦惱大，民盟的前途好”。他還說自己是“六分反蔣，四分反共”。到了1957年的“鳴放”，“民盟的前途好”的政治設計又想趁機出山。章、羅兩人在不同的場合都宣揚中國應該實行多黨制。當年一家有影響的雜志《讀書》的說法很生動：“反右”運動標志了在中國的第三條道路的終結。在國共斗爭中，民盟實際是主張第三條道路的，“反右”后，徹底沒戲啦。筆者當然也知道，這個第三條道路在歷史上也有進步的一面，即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愿意與中共合作，這一點就不在這里贅述了。

　　對于這個第三條道路及其主要倡導者，梁漱溟心里一直是清楚的。1980年梁漱溟在和美國學者艾愷談到民盟時說他是民盟發起人之一，后來退出了民盟。艾愷請梁就他和民盟的關系作個評論時，梁說道：“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動的人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幾乎都是夢想英國式的政黨政治：在議會里頭主要是兩個大黨，這個黨上臺，那個黨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夢想這個東西。”“我就是說，這個不合中國的需要”(見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第69頁天津教育出版社)。

　　反右斗爭在當時的情況下肯定是必要的，但擴大化的嚴重后果也是令人痛心的。“文革”結束后，中共采取了積極措施，以極大的努力進行了糾正和補救。1985年11月11日，在章伯鈞和羅隆基去世多年后，有關方面為章伯鈞召開了90歲誕辰的座談會。其真實的含義是肯定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頭面人物在歷史上的功績，以全面公正地評價其一生。梁漱溟應邀與會。幾乎所有到會的發言者，都從不同的側面回述了章伯鈞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為民族所作的貢獻，而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無人提及其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事情。一貫以敢于講真話的梁漱溟是最后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以93歲的高齡，吐字清晰，沒有稿子，不到十分鐘的發言吸引著全體與會者。梁漱溟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甚至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這樣忘乎所以吧。他還說：“我同章伯鈞先生都是最初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同志。”“他的缺點是什么呢?就是未能謙虛、謹慎，以至于犯錯誤。”“所傳的‘章羅聯盟’是沒有的事”“這兩個人是相爭的兩面各有才華，各有本事，但彼此矛盾”。“可惜的是，他們雖然都有長處、本領，乃至對社會、對國家都有貢獻，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謙虛謹慎”(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334頁群言出版社)。

　　三個個有關問題

　　最后還有三點要提及的，一是關于最終究竟有多少右派分子未改正的問題。作為對“反右派斗爭”作了比較深入調查了解的著名作家葉永烈，在他的《反右派始末》一書中寫道：“也真是難得的巧合，經過審查，全國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須進一步甄別的，不到五千人，恰恰與毛澤東最初估計的全國‘右派分子’數字相符!”二是關于“章羅同盟”和“章羅聯盟”的名稱問題。據有關資料，“章羅同盟”最早是出現在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而“章羅聯盟”則出現在7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是報道民盟中央秘書長胡愈之在7月3日一次民盟會議發言中的提法。無論同盟還是聯盟，都不是說章羅有個什么正式的結盟過程，而是說他們在政治欲望方面是一致的。最后還有一個問題。章伯鈞和羅隆基被劃成右派以后，很多人，不乏他們的一些至親好友和長期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揭發了他們的錯誤言行。1980年以后，這些白紙黑字的材料大多都成了“不實之詞”。所以在這種大環境下要說真話確實也很難，但是梁漱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