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憶:沉渣
……一九六一年。那天,他在省城下了火車趕汽車,幾個小時之后,到達亭州,就直奔醫院。他到了婦產科,因為他記得喬麗是在那里工作的。他看到他的出現使婦產科的人們吃了一驚,目光里對他有著他所不解而又感到不祥的同情,后來就對他說,喬麗不在,你到我們醫院人秘科去,他們一定在等你。但他迫不急待地問:喬麗呢?她在哪里?婦產科的人們對他搖著頭,不知是他們不知道呢,還是不好對他說。他只好急忙到人秘科去了。
人秘科負責人偏偏不在,女秘書請他坐下等一等,倒了杯水給他,就出去為他找人。他坐在空蕩蕩的人秘科里,心里充滿絕望。女秘書回來了,告訴他:再等一會兒人就到。他走上前,問:喬麗在哪里?她出事了嗎?女秘書的眼睛忽然紅潤了,有點艱難地對他把頭搖搖,說,等會兒領導就來了。說罷就低頭走了開去。他的心繼續往下掉,事情顯然是不好了。
門外的腳步聲不止一人,他恐懼地站了起來,跟醫院人秘科長一道進門的,竟然還有王校長!不用說,事情是更嚴重了!但一股溫暖也油然流進他的心中。王校長!他失聲而叫,哽咽起來,他還沒有這樣脆弱過,但控制不住!
他們使他冷靜下來,使他準備接受他的家庭的嚴酷現實。然后告訴他:喬麗精神分裂,出事了,但大人還不要緊,問題是孩子沒有保住。出事?出什么事?她抱著孩子投河了,被救了上來,但孩子不行了。
亮亮!亮亮!爸爸對不起你!無限的內疚撕扯著他的心。
他們還不得不告訴他:因為孩子是喬麗抱著投河致死的,所以喬麗負有刑事責任,她已經被捕。
喬麗!他一下子泣不成聲了。他的災難怎么這樣大呀!讓我代替她,我請求讓我代替她,我毀了她的一生,都是由于我!只有我才是該死的人!
他們說服他冷靜,王校長對他說,組織上對你是關心的,決定先讓你回亭州來,回到醫校,先是代課……
不,這些已經不重要了,這一切對于我還有什么意義!
王校長說:郁平,你是接受過組織多年教育的人,我們不管遭到什么樣的挫折,都要正確對待,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王校長的話竟使他一下子停止了大大發作的情緒,他已經多少時沒有聽到領導的教育了,他是多么愿意聽話呀,他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個孩子,一個流浪漂泊、又被疼愛地找回來的孩子。他流著淚,點著頭,接受了王校長所說的一切。
那天晏下午,他在看守所的一間空蕩蕩的屋子里等候著喬麗的到來。他覺得他的雙腿因為心里的悲傷而無力得幾乎站不住。哪里能想到他與喬麗竟然有這樣見面的一天!但這是事實,這事實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活生生的牢獄相見的場面!而坐牢的不是他,是喬麗,女人,妻子!
來了!人秘科長在門外提醒他。他站了起來,一陣暈眩使他搖晃了一下,已見喬麗站在了門口,身后是穿便裝的一個女看守和穿軍裝的一個男看守。他看到喬麗頭發凌亂,臉瘦了黑了,那眼睛好像是他沒有見過的,正呆呆地盯著他,整個的人都似乎陌生化、異樣化了。但那當然是喬麗,他悲叫了她一聲,把雙手伸了過去,他淚如泉涌,視線一下子模糊起來。但喬麗把他沖撞得幾乎向后跌倒,他的右手被她緊緊抓住了,接著是狠狠咬了他一口。他的心里大悲而又大快,好!好!他叫了起來,不知自己是痛哭還是歡呼。他跌倒在地。
吆喝聲,腳步聲,喬麗被拉走了。他爬站起來,追了過去,看到喬麗正被架著往里走,他急忙地用力地喊道:喬麗!我對不起你!喬麗不見了,消失在二道門里,門口有一個忠于職守的站崗的士兵。喬麗將以害死親生孩子被定罪,她將被送去勞動改造,也許會被判死刑?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議啊!
那天他被拉出了看守所,他哭叫著:她無罪,有罪的是我!
他盲目似的跟著醫院人秘科長在路上走著,他滔滔不絕跟人秘科長說起他認為喬麗無罪的理由來:喬麗跳河是為了自殺,而不是為了害死孩子,既然她讓自己和孩子都死,就說明她不是為了害死孩子,而是精神失常;再說,孩子是他與喬麗所共同的,他既然不責怪喬麗,那么誰也不能定喬麗的罪……
人秘科長說,我們也在為喬麗說話,也認為喬麗是精神分裂,并且向有關方面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材料,我們也希望喬麗能無罪釋放。他對人秘科長真是感激不盡,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之一!
他跟科長走著,到了一個荒涼的地方,科長停步問他:要不要看看孩子?
孩子?他這才發現,十幾步之外就是醫院的太平間。那里面全是死人啊!亮亮,你會多么害怕呀!爸爸來了!他鳴咽著奔向太平間……
他看到了亮亮,他抱起了孩子小小的僵直的身體,泣不成聲!
他被科長勸著拉了出來,科長告訴他,孩子將被送去火化,由醫院負責辦理,不用他操心了,孩子的骨灰自然是要交給他的。他聽著只覺得錐子扎心,但他知道,一切都是無可奈何的了,他的腦海出現了亮亮被火化的景象,一團紅火燃燒,最后是一小堆灰燼。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永遠地沒有了。亮亮,一粒小小的苦果,一個竟然這樣死去的孩子!他想起給孩子吃蛋糕時的情景,不覺淚如雨下。
他就暫時住在喬麗的那間小屋里了,他就這樣回到了自己“家”中。小屋里床鋪,桌椅,碗雜,用具,一切晏然,好像喬麗馬上就會抱著孩子歸來,但這晏然的一切也仿佛已知發生什么事了,都寂寞凄涼。他站在小屋當中,這是他出事以來,他的妻子和孩子單獨生活了三年的地方。三年來,他對這里記掛著,思念著,又躲避著。他自己也已經不能明白,他為什么要那樣,但當時他認為那樣是最正確的,他怎么能知道,那其實是最錯誤的呢?他為什么不能做一個愚人、庸人、俗人,糊里湖涂過下去,賴死賴活過下去,他為什么要那樣清醒、那樣自尊呢?
他馬上著手寫起了為喬麗的辯護書。他把喬麗夾在書籍里的結婚照片安放在桌上,就從喬麗過去是怎樣單純寫起,他當然寫到在他出事之后喬麗的困難,他寫著,流起淚來,寫不下去了,只感到他罪孽深重,從一開始他就罪孽深重,他這樣的人本來就不該娶老婆,結果弄成了這樣!
“……作為孩子的父親,對于唯一的孩子的失去和慘死,我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他忽然流暢地寫道,“我對于致死孩子的我的妻子,當然抱有遺憾,但是,我要堅決地說,她無罪!我的理由如下……”
他把寫好的辯護書給王校長看,王校長神色沉重,后來目光匆匆一掃而過,沒有逐字看到底,就給了他,說,你有為妻子辯護的權利……王校長忽然有點變了聲,他看到,王校長說不下去了,眼睛紅潤了……王校長又勸了他許多話,他都聽下去了,他漸漸看清了他未來的一條漫長的生活之路,于是,有一種決心也在他的心里漸漸產生……
他把辯護書抄寫了一式三份。他帶了一份去見喬麗,他要讓她知道他的態度,他覺得給喬麗送去他的信任和理解,在他,在喬麗,都是最重要的。如果喬麗處在神智不正常的狀態,也許倒好,如果她是清醒過來了,那么她將多么痛苦,她怎么掉進這樣可怕的深淵呢!他一定要趕快給她送去他為她寫的辯護書。
看守所就在中山塔也就是亭州市人民政府委員會所在地的旁邊,這是因襲了明清以來的格局,縣衙旁邊就是縣獄,他上次看到的那二道門,正是古代縣獄的“狴門”。喬麗竟然進了那樣可怕的地方,成了里面的囚犯,他仿佛置身一段古裝戲曲故事之中似的了!他的事情,固然可以從宗進庭那里尋找根源,而喬麗出事,也是前因之后果,但他更多感到的,已經是他個人的“命”了,與別人是不相干的。一經認定了是他的“命”,他好像獲得了更大得多的承受力,可以面對更多更大的災難!來吧,都來吧,我倒要試一試你還有多么厲害!他的心里朝著自己的“命運”叫喊著。
看守所把他這第二次和喬麗的見面,安排在一個當中隔有木欄的屋子里。想到喬麗的令人擔心的精神狀況和她今后的生活,他恨不能立即像什么英雄似的把她救出來。他前所未有地想到了他的失責,一紙離婚協議實際上是一種懦怯和無知,卻裝作了勇猛和智慧!結果呢,喬麗在非常孤獨無援的狀態下崩潰了……他有顯然的但不為人知的過錯,人們將不會怎么責備他,反而將錯怪喬麗經受不住生活的壓力,但他其實無法為自己解脫。
他抬起頭來,看到喬麗正從對面的一個門里被領進。他和喬麗互相地看見了,他止不住地痛心,但喬麗毫無表情,目光冰冷,使他更為心碎。他在木欄這邊說,喬麗,是我對不起你,你是無罪的,你千萬不要灰心,我為你寫好了辯護書……他把手伸了過去。喬麗一時沒有反應似的,但也似乎在考慮。他又說,喬麗,這一份是給你看的,我一定要為你辯護!他把手中的辯護書搖晃著,希望她拿去,就像他在把一顆心交給她一樣。
喬麗慢慢伸手把辯護書拿去了,他多么高興啊,他期待她能當場逐字逐句看一遍,好了解他是多么為她難過,是多么原諒她,并且要為她去努力,不言而喻的是:他多么愛她,他不但一直愛她,而且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愛她……
令他吃驚和絕望的是,喬麗看也沒有看一眼,就把辯護書撕成了兩半,她的臉上仍是一種無動于衷的冰冷的表情。站在她身后的女看守馬上挾住她,把她拉走,那撕壞了的辯護書一文不值丟在了地上。他急忙大喊:喬麗,相信我!但是,一瞬間,他的眼前,唯有一個空空的門洞,在嘲笑他,讓他的心頭也如此空空蕩蕩。
她總算知道了我在做什么,這對她還是會起好作用的。他轉而寬慰自己,心情沉重地走出了看守所。
他到了公安局,得到的回答是預審已經結束,案子交給檢察院了。他對公安局的人說,我認為喬麗無罪,我要為她辯護。公安局的人吃驚地望著他,無法回答他的話,而他說完自己的話也就走了。他被一種贖罪的心情支配住了,他的奔走雖然是為了喬麗,卻也是為了他自己的心。
他奔向檢察院,幻想著檢察院能對喬麗免予起訴。有關的人看了他寫的辯護書之后,對他說,這對本案能起一定作用,但作用不會是無邊的,因為喬麗致死親生孩子,影響較大,引起的關注較多,民意也對她有一種道德的譴責,很難排除她有害死孩子的原意,我們不可能做到免于起訴……他急了起來,說了許多話,但他的理由其實都寫在辯護書上了,可是他還是一直說到了底。檢察官寬宏大量地讓他說完,并且可以說是認真聽他說了一遍,最后表示,會盡量充分考慮他的意見的。他感激而又抱愧地走出了檢察院。他多么想大哭一場!
法院暫時是不必去了,因為案子還沒有送到那里去。他想著,在法庭上他是要宣讀他這份辯護書的,他要打動法官和每一個人民陪審員以及聽眾,他想象著法庭對喬麗當場無罪釋放!那是多么感人、多么好啊!
他想著,走著,在一條小街上,一頭碰見了宗進庭夫婦!宗進庭穿著天藍色呢子中山裝制服,肩上披著一件深藍色呢子大衣,氣宇不凡。蘭貞高挑、豐滿,紅潤,走在宗進庭身邊。有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和一個大約七歲的小女孩,都很像宗進庭,跟在他們身后,而蘭貞手上還抱著一個小孩,用紅緞子風衣很寶貝地裹著,這想必是蘭貞剛生下不久的一個孩子了。
他覺得人間的幸福突然一下子照亮了他,對于這一家人當中的丈夫兼父親,妻子兼母親,以及三個孩子,他都懷著喜愛和祝福之情。他和宗進庭在現實中的對立關系暫時被無條件丟在一旁,他的不幸,喬麗的不幸,也好像是絕對可以丟在一旁的,他幾乎可以像一個兄弟一樣歡呼著向他們迎撲過去,向他們問好,同他們擁抱。他站在那里,等著他們,覺得他就要如他所想的去實行了,他興奮著。
宗進庭一家忽然奇怪地站住了,這時他看到宗進庭的目光像劍又像冰一樣向他刺來,對他很嫌惡,他的興奮于是像什么似的一下子被驚醒、嚇跑了,發覺自己剛才是在做美夢一樣,是全錯了。接著他看到宗進庭與蘭貞交換了一下目光,而宗進庭做了一個暗示,于是他們只當沒有看見他,轉身朝旁邊的一條路走去。他被拋在了他們身后,形影相吊地站在原來的地方。那男孩和女孩聰明地掉頭朝他看了一眼,同情而又恐懼。
他感到他受到非常重的一擊,這一擊是那樣無形、無言、而又致命。他眼前黑黑紅紅、耳中鳴響了一陣,經驗讓他以一種毅力堅持著移步到墻根,倚著墻壁,往下癱去,昏死在地。
等他蘇醒過來,宗進庭一家早已消失不見。他又一次感覺到,他早已無意于把宗進庭再看作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已經不考慮他的不幸從何而來,好像那已是他應有的了,他接受了他的一切,他要做的只是從自己的地方出發,走自己的路,不管這路是多么艱難困苦,他得到了一種大的孤獨,感到了一種獨自享受的隱秘的喜悅,來自生命的本身,來自活著的感覺,他更愛人間了,愛他看到的一切東西,他要歡呼:真好,真好啊!
盡管他還沒有上班,但他只有在學校打發他的時光,他整天泡在醫校的圖書室里,一面等待喬麗一案的開庭,一面為他即將開始的教學做些準備。
王校長找他談話,對他說,學校對你,一直沒有忘記,現在你又有了新的困難,需要你更加不急不躁,把時間、過程,想得長一點,比較有利。不過,馬上可能會有一個機會,是我在北京的戰友告訴我的,我是作為個人,作為關心你的一個熟人,告訴你,讓你有所準備,所以你也不要對別人講,不要反而焦急起來,那就適得其反了。
王校長告訴他的,是對審干即將有一次甄別。
希望的火光在心頭閃亮。他不是在鄉下被用為代課教師了嗎?他進而又回到了醫校代課(盡管這是因為他的家庭出事)!一切都在說明,對于一個目標而言,他是走近了。也許,他的問題的解決,與喬麗的無罪獲釋,會一齊到來,那該是多么好!唯一的缺憾只是他們的亮亮沒有了!
他回去寫了一式四封信,寄給從中央到亭州的四級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再次說明他的案子是弄錯了,請求按照歷來的有錯必糾的原則,糾正對他所作的結論和處分。信寄出后,可以說,他幾乎嗅到了春天的氣息。
他后來得知,亭州的管政法工作的“五人辦公室”負責人就是宗進庭。那么,喬麗的事情最終也是歸宗進庭管的了,他和喬麗不是都落在宗進庭手上了嗎?如果宗進庭蓄意要打擊他,一切就簡直是在任其涂毒了!他立即想和宗進庭說到話,但他不如還是先跟蘭貞說一說。他于是想好了他的行動計劃。
他守候在一個巷口,從方位上看,那是蘭貞上下班必經之地。他忽然發覺,巷子極長,不寬,陰森森的。巷子的一面是極高而巨大的磚墻,一直地向巷子里伸展開去,并且遠遠地轉了彎,似乎向那邊還會延伸好遠,長城一樣,有一種久遠性。高墻是用質地最為堅密的小青磚砌成的,加上石灰勾縫,完好結實。他判斷出來了,原來,高墻的那面,就是看守所啊,這高墻,就是古代縣獄的高墻。他與喬麗,正只有一墻之隔!他用手摸著那高墻,多么堅固,多么冰冷!他仰望上去,更覺得那墻是無比的巨大高巍,天空也變得遙遠了,令人心悸。他俯伏在冰冷沉默而牢不可破的高墻上,落下淚來。巷子另一面是一堆民房,在高墻之下顯得極其低矮,光線也被高墻遮住,死一樣寂靜,疑非人間,而是鬼域,偶爾從里面竟然走出一個百姓來,臉上確實是死灰一般的顏色。他呆在那巷口,背后冷嗖嗖的令他膽寒。
路上已經出現第一批從機關下班的人群,都匆忙地走,從巷口一掠而過,他注意到,沒有一個人朝這位置特殊而可怕的小巷看一眼。
他終于看到了蘭貞,她是一個人走的。他似乎膽怯怯地喊了她一聲,并且跨出了巷口。蘭貞驚訝地掉過頭,更驚訝地看見了他,臉上頓時飛過一絲警覺與厭惡,然而立即改以笑臉相迎看著他了。他訴說起來:蘭貞你一定是早已知道我的妻子喬麗的事了,我已經為她寫了辯護書,她是無罪的,她并不是有意要害死自己的孩子,她的精神狀況是不正常的,她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分明只是想自殺,也許連自殺的意識都不清楚,當時她一定不知道自己實際上在做什么,她是糊涂不清的,所以才造成了悲劇。我想請你能為我的妻子說情,她是無辜而且可憐的,而我呢,已經失去了孩子,我不能再失去她!
蘭貞對他點了點頭,似乎確實產生了一些同情。他繼續說了下去:另外,我想請你跟宗進庭同志說,我感覺到,定我的案,直接造成我的冤枉,造成我這么多年不幸的人,就是他,但既然是家鄉人,我不恨他,我只想問:他認為我欠他的債,現在是不是能算已經還清了?他什么時候才能高抬貴手?他這樣做,自己是愉快的嗎?
蘭貞臉色嚴厲起來,似乎正在變得鐵青,好像就要嚴厲地訓斥他。他恭敬地朝她鞠了一躬,轉身就走了,而不管她是多么惱怒。
他走了幾十步就到了看守所門口,大門上的小門開著,門口站著一個持槍的士兵。喬麗就在里面,在二道門里,坐在一間牢房里,牢房的后面就是那個高墻。然而,他不覺得和他隔得有多深、多遠,不覺得有多么嚴峻和可怕,他覺得喬麗不久就會被放出來的。他剛才跟蘭貞把要說的話都說了,也把老根子上的話說破了,宗進庭可能會認真考慮一下的,會有一種理性讓宗進庭知道該怎么做才是正確的。
他走進了“婦聯”,跨進了掛著“主任室”牌子的一間,他對婦聯主任談起喬麗的事,他發覺正如他所料,她們是知道這件事的,這件事在小城當然是轟動了。他于是對她們訴說了起來,他說喬麗只是太痛苦,只是太愛孩子了,所以要帶孩子到一個美麗的地方去,她把水里的夜色當作是一個好地方走了下去,她一定是這樣想的,她甚至連自殺也算不上,更談不上想要害死孩子了。你們不能拿她當“典型”!你們要為她講話!他暗自奇怪,他發現他對喬麗的投河忽然有了最好的說法,他相信他所說的一定就是當時喬麗的心理事實!他看到,婦聯主任對他的態度從一開始的厭惡與警覺,漸漸變得有所同情,至少,是聽下了他的訴說,有所理解了。看來,是一定要宣傳的,人們對喬麗,了解得太不夠,人們對于人性的理解也很不夠。
他回去寫了一篇《為我的妻子說幾句話》,就到醫校借了鋼板蠟紙,刻寫起來,然后油印了一百份,他用不著躲誰,但也不曾有人注意他。這一百份油印的宣傳品,他首先到喬麗的醫院去散發,各個科室都發到了。然后他就到檢察院,法院,“婦聯”散發。最后,他給市委書記,副書記,市長,副市長都寄了一份。記得還是在鹽阜師范讀書時,部隊打下淮安,他參加過傳單的寫,刻,印,發,沒想到這一手卻在這時為救援自己的妻子而用上了。
學校教導主任把他叫了去,又氣又急,訓責他。他散發傳單的事引起了市里的查問,為這事,王校長被叫到市里談話去了!你這是什么行為?你是學的電影上的嗎?電影上是地下工作者鬧革命,現在是什么時代、什么社會?你自己想一想問題的性質!你的歷史問題還沒有清,還能這樣亂來嗎?你不是小孩子了!
教導主任的話是有道理的,他感到自己闖禍了。
使他內疚的是,原來,讓他從鄉下回到醫校臨時代課,是王校長向市里提出來的,是王校長把他的情況向市委朱副書記作了詳細匯報,才爭取來的。并不是因為他的妻子孩子出事了,就當然地要讓他回城!
他感到自己幼稚極了,他向教導主任檢討,說他對不起王校長,對不起學校。教導主任說,不是對得起、對不起的事,不知道市里會對你有什么說法呢!這不是前功盡棄嗎?
他帶著負罪感留在教導處,等候王校長回來。是的,越想越可怕,他怎么散起傳單來了?性質是嚴重的,簡直可算是反革命行為呢!教導主任只是沒有點破罷了。他身上冒出了冷汗。
王校長回來了。召見了他。對他說,你散發的傳單,都收到公安局去了。我在公安局為你做了治安擔保。你的傳單,市里的領導們都收到了,兩位領導一起召見了我,問了你的情況,還好,只是叫我多做你的思想工作。我當然是作了檢討的……
他愧疚得深深低著頭。王校長說,事情做已經做了,以后吸取教訓,能不能有事情預先跟我們談談,我們會盡量幫助你的。不要沖動,不要一想到什么,就馬上去做。他的愧疚的忐忑不安的心,得到了溫暖的寬大和關懷,他說,王校長,我對不起你!
王校長嘆了一口氣,說,不要說對不起我。我們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我們去做的。因為你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邊,你是在我們單位工作,我們有責任。
他只感到王校長的話是意思很好的話,王校長也是一種很好的人。他無以報答,感恩在心。他這樣地驚擾了世界,大約許多人都知道了他。他想起他曾經有過那樣安安靜靜為世界做一份工作的日子。他不知道,那樣的時光對于他是否還有?
他特別安靜地過了幾天,好像已經沒有什么事需要他去做的了。但他忽然跳了起來,直奔檢察院。他感到一種重大的時刻快要到了。
嚴檢察長告訴他,對喬麗已經提起公訴,如果每個母親都可以因為自己某些方面不順心、有痛苦,就有權利做出致死親生孩子的行為,那還成什么社會呢?檢察院承認喬麗當時有精神不夠正常的一面,但她總的是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預審表明,她多次有過認為孩子是累贅的意識、想過這孩子不如死掉的好。一個做母親的,希望孩子死掉,不但這樣想,而且真的這樣做了,造成了后果,有哪一種法律可以不管呢?同情在這里是沒有用的。另外,我們不能對你詳細說明,也沒有詳細寫到起訴書上去的情況還有:據調查,她有過要改變自己生活、另外嫁人的意識和行為,她之所以最終致死了孩子,在其思想深處,不能排除這方面的原因。
檢察長雖然和氣,說的話卻極為原則,邏輯性極強,他幾乎是被說服了,只是他不愿意這樣強的邏輯性用在喬麗身上,他說,是我想到要離婚的,是我寫了離婚協議書要她簽名的,這不能怪她,不是她要改變自己的生活,而是我覺得對不起她、覺得她應該有改嫁的自由……檢察長搖搖頭,憐憫地看著他,不免過于自信地說,一切我們都知道。跟你說實話,從我個人觀點,并不主張起訴,何必做得這樣慘上加慘呢?但是,我得服從檢察員的報告,還得服從大家的意見。檢察長既然這么說,他也就說不下去了。
不管他的心情如何,不管他怎樣為喬麗辯護,所有的工作都已經在他看不見之處進行,喬麗就要被推上審判臺了!他有點暈眩恍惚地走出了檢察院。
法院汪院長一看見他就明白了一切,很耐心地聽他說明了來意,點著頭,招手叫秘書把他領到趙庭長那里去,對他說,趙庭長已經具體負責處理本案。他似乎還想對院長訴說,但自己卻可悲地感到已經沒有多少說的必要了。他機械地跟在秘書后面走著,他所看不見的工作的嚴謹性令他膽寒,喬麗對于司法的人們來說,已經只是一件即將辦完的工作而已!
他要求親自為妻子辯護,趙庭長說已經依法安排了辯護人,他寫的辯護書以及那份油印的文章,都交給辯護人了,會為被告做充分辯護的。
喬麗已經不必被稱為喬麗,只須稱為“被告”就可以了!
趙庭長推心置腹地說,郁老師,你的心情我們都理解,你的辯護理由,法庭也會充分傾聽,但是,無罪釋放的要求能否達到,還要等待法庭的審判。作為我個人,可以用我的經驗告訴你,我們思想上還是要有準備一些。當然,我敢肯定,判決為死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死刑!可能性不大!庭長好像一點都不感到,僅僅這樣說一說,其實已經是多么可怕!喬麗怎么能和“死刑”這兩個字沾邊?但事實上一定已經放在這兩個字上衡量過了!可能性不大,至少還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呀!
趙庭長看出了他的某種緊張,很善意地對他說,你放心,我敢肯定,死刑不可能。
他努力鎮靜著告辭而出,但走出法院之后,他就變得呆呆的了,一種反差給了他很大的打擊,他感到自己孤獨渺小,他和喬麗好像都是世界之外的人,如今可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他們還是知識分子呢,他們多么無知,多么脆弱、稚嫩而又妄自嬌貴!死刑不可能,言下之意,判刑是當然的了,十年?二十年?無期徒刑?天哪,喬麗是毀了!完全地毀了!
他的腳步引著他到人跡稀少的地方去,他到了亭州的古城河邊,他來過的,他多次地來過,他又來了。城河水那樣碧清,波浪緩慢而不盡,大約自南唐建州的一千年來就是這樣的,有時從淮河流來,向長江流去,有時從長江流來,停留在這里。他久久望著,他似乎得到著悠久歷史所給的一種撫慰,但他寧可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一刻也不忘掉他的可怕的現實。那天他在河邊一直呆呆坐到暮色四合,河面漸暗,野鳥歸林。他疲憊地走回小屋,街民們已經家家燈火。他想到,他得在法庭判決之前給喬麗寫一封信,好讓她在打擊來到時精神上有所準備,另外,他要和她說說今后的事情了,他一定是要想著她、等著她的……啊,他好像倒應該感謝,因為,一切的結果反而使他有了一個漫長的救贖自己的機會,這就是等待喬麗!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聶赫留朵夫一樣。可是,另一面,卻是以瑪絲洛娃、喬麗的服刑為代價!知識分子多么會美化自己、自高自大啊!聶赫留朵夫的罪、他的罪,都是永遠不可解脫的……
他到了看守所,把信交給了所長。他請所長先看一看,在他的堅請下,所長紅著臉匆匆看過,對他點點頭,說,這很重要,我一定叫人妥善送達。他說,千萬別讓她撕掉,可以先讀給她聽,然后再交給她。對此,所長也十分理解,表示可以這么做。
他離開了看守所,心中悲酸,他是在料理某種后事了。他又一次發覺某種宗教意識來到他的心中,給他以安慰,就是說,在如此人生面前,抱怨,悲嘆,倒是不應該的了,相反,應當看作神的恩賜并且感謝。于是,他果然體會到一種不同的心情,倒覺得陽光特別地亮、天空特別地藍、人間特別地美好、活著特別地有味道,他心中涌動著特別的愛和喜悅,而不是怨,更沒有恨。
他是該到江南去一趟的了。他得把喬麗的事告訴她的家里,也許還得把喬麗的母親接到亭州來。他到法院問明了開庭的日期,就出發了。
他一路想著見了岳母大人該怎樣措詞,怎樣舉止,他想他首先必須跪下去,因為簡直無法交待,喬麗嫁了他會這樣倒霉!而一切給喬麗老家的親屬、特別是年輕的人,帶去的又將是什么呢?假如他們正處在升學,入黨,提拔……人生的這些關鍵時刻!
在那個江南小鎮,他一步步沉重地走向喬麗的老家。那臨街的門是開著的,時值傍晚,喬麗的母親和一家人都在,他們看見了他,一時又驚又喜又疑,但他不由自主就在門口跪下了,雙淚長流!
一陣亂,他被攙進去,一直攙到里面的房間里去,這自然是為了不讓外人看到和聽到,接著是急迫的詢問,他哭訴出“喬麗坐牢了”這句話,使他們,不,首先倒好像使他自己,魂飛魄散了!有幾只手本來是關切地抓著他的,一下子松開了,一片可怕的寂靜,他看到了人間最悲傷的面容,喬麗的母親呆呆地坐了下去,接著有人抑制著哭泣起來。他重新跪在了喬麗母親的面前,他本想說“都是因為我,是我對不起她……”但忽然覺得每一個字都是非常多余的,甚至是虛偽和可惡!
喬麗的母親似乎立即明白和理解了一切,站起來把他攙起,說,郁平,別難過,我知道,不能怪你……他急忙說,不,都怪我,都是由于我,不能怪喬麗……
他把喬麗到底出了什么事說了出來,剛才沒有流淚的喬麗的母親突然地哭了,被摘了心肝一樣喊著亮亮!亮亮!她傷心得站不住了,手臂盲目地在身上拍打著。又是一陣亂,大家把幾乎是癱倒下來的老人家攙扶起來坐回到椅子上去哭,所有的人都哭了,滿屋唏噓!
第二天,喬麗的母親跟他一起上了開往亭州的長途汽車。
他有許多話要跟喬麗的母親說,特別是關于今后的話,但又覺得他要說的這些話,比如他將等待喬麗,比如要喬麗好好等待他,好像很難言似的,可是這明明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也明明是想要說出來的,他不明白為什么會是這樣難以開口!
醫院人秘科長著人把他叫了去,然后領著他又到了醫院太平間,里面的工人看見他們到了,就返身進去,出來時雙手捧著一個小小的紅布口袋,里面鼓鼓的裝著什么東西,向他們走來。他正不明白,工人卻一直走到了他的面前,那小小的鼓鼓的紅布口袋是送交給他的,他應當接受下來,旁邊的人秘科長也正等著他接受這件奇怪的東西。可這是從太平間里出來的,是可怕的東西。他的心突然抖顫了一下,他突然明白,這是亮亮的骨灰呀!他的亮亮就裝在這小小的丑陋的紅布口袋里了!他似乎不想接,不敢接。他不覺看了一眼他本來未加注意的工人的臉,那工人有他父親的年齡了,正萬分同情地望著他呢,好像在說,我的工作是很負責的,里面確實是你的兒子!他把雙手伸了過去,準備接抱過一個孩子來似的,但那紅布口袋輕得幾乎沒有重量,在他心里引起一陣奇怪的失望之情。他向工人慘然一笑,點點頭,轉身離去。那紅布口袋捧在手上走路似乎是不適合的,放在身上穿的衣服口袋里也不適合,他解開衣襟,放了進去,放在心口,用一只手在外面捂著,是的,這樣最好,就像依然抱著他的孩子一樣!亮亮,我們回家去!
他回到小屋,對喬麗的母親說,我把亮亮帶回家來了,他從心口拿出那帶上了他的體溫的亮亮的少得可憐的骨灰。喬麗的母親看著他手里的小小的東西,心里明白了,雙手接過,貼在臉上,又貼在心口,又貼在臉上,好像要切實感受到亮亮的存在似的,他轉過臉去,聽到了老人家的哭泣聲……
去見喬麗時,母親執意地決斷地帶上了亮亮的骨灰。在看守所門口,他忽然覺得他說出那些話的機會到了,盡管他已經給喬麗寫過信,但還必須對她的媽媽說,并且要讓她的媽媽對她再說一遍。他就抓緊著對喬麗的媽媽說,你要告訴她,不管怎樣,我在外面是等著她的,也叫她想著我、等著我!要不然,我們就什么也沒有、什么也沒有了……他哭了起來!
他守候在看守所辦公室里,而喬麗的母親由一個女看守人員領著,到里面看喬麗去了。那種母女獄中相見的情景,令他不忍想象,壓在他的心上。母親將怎樣從懷中取出亮亮的骨灰,女兒將怎樣悲痛、自責、而又無可擺脫她這奇怪、不幸的人生,也令他不忍想象,使他心碎。這一切又都說明著他的罪孽!
作為人,他是從無到有、從冥冥中而來的,如果把這看成神賜的話,接著而來的一切都應當看作是神的意志。你也許可以掙扎、努力,以求改善自己,但命運正經由你的必然的掙扎而得以表明它的存在。神所賜的一切,人沒有拒絕的能力,人只不過經歷一番而已。你既是經歷你自己,又好像是看別一個的你的一出戲劇,這別一個的你,無論怎樣掙扎,仍然只是在屬于他自己的戲劇之中。啊,不管怎樣,他已經愛上了他所得到的一切,一種對待未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已經來到他的心中!對神所賜一切的接受,變成了對神的抗爭和挑戰,這也是人的命運!人總是要活下去的。哈,他站在人的角度,肯定了神,也否定了神。
一段難挨的時刻終于過去,窗外見到喬麗的媽媽正由女看守跟著從里面出來了。他的心收緊著,他將得到喬麗怎樣的回答呢?他跟著喬麗的媽媽走出了看守所。老人家走著走著揩起淚水來,他立即內疚萬分,他只有很負罪地跟在后面。回到小屋之后,他知道了那獄中母女相見的情景:當喬麗看見了向她走來的媽媽,就一下子泣不成聲,癱到了地上!媽媽抱住了女兒,說,喬麗,別哭,你看媽媽這種時候就是不哭。媽媽告訴女兒,是郁平把她接來的。喬麗說,你不要提他!媽媽說,郁平現在回到醫校代課了,他的問題最后是要解決的,郁平說他對不起你,他也不怪你。我們也都不怪你。現在不談這個了,你糊涂已經糊涂下來了,這一關是要過的,以后不管怎樣,要熬過來,全家人都等著你。郁平說了,他一定要等你,要你不要胡思亂想。但喬麗說,各走各的路吧!做母親的說,不許你說這樣的話!接著,她拿出了那個小紅布口袋,忍不住放悲聲說,你看你多么糊涂,這是亮亮的骨灰呀!喬麗捧過孩子的骨灰,就昏了過去……
開庭審判了。他是當天上午得到通知的,通知上蓋有法院的鮮紅大印。他拿著那千斤重的通知,一顆心直往下掉,他鎮靜著,告訴了喬麗的母親,老人家深嘆一口氣,只說了一句:你去吧,我不去。
審判庭設在一間大屋子里,擺了一些長椅,大約可坐幾十個聽眾。他看到,聽眾席上有醫院的人秘科長和醫院的其它一些人,他還看到,王校長也來了。他盯著審判臺上擺的一些牌子,上面分別寫著審判員、人民陪審員、辯護人、書記員、公訴人。那些人出席了,分別坐在那些牌子的后面,代表著那樣的身份,這是不會有疑義的。只有人民陪審員使他有些失望,因為那顯然是幾個沒有什么文化的店員或街道居民一類的人。
喬麗被押出來了。一個女罪犯!他的心難過著。喬麗決不是她現在被展示的這種人,可是,她的確處在了這種地位上,她無法說她不是這種人。這是怎樣的悲哀啊!他坐在觀眾席上,來看喬麗的受審,他其實是在看自己的悲劇的一部份罷了。
公訴是義正辭嚴、毫不留情的。他覺得他一個字也不能同意。那一句句的話,像一下一下的打擊,把喬麗打下了深淵和地獄。不!她是無辜的!他叫了起來。一陣亂,他被人拉出了法庭,拉到后面的一間空屋里,一個上了歲數的黑黑瘦瘦有一雙濃眉的法警,同情而又責備地看著他,說,你呀,這叫擾亂法庭。
時間過得很慢,但又似乎一下子也就過去了。門外響起一些人的腳步聲,王校長,醫院人秘科長,還有不認識的幾個人一齊進來,王校長說,郁老師,跟我們回去吧。他跟著王校長到了醫校,進了校長辦公室。
他于是知道了結果,喬麗被判了十五年!
他久久呆坐在那里,十五年,從眼前的一九六一年到將來的一九七六年,多么漫長的時間,而且是服刑勞改,要去吃那樣的苦,她的家人,她的媽媽,還有他,都將在一種痛苦中度過這十五年,思念她,為她難過,盼著她的歸來,但歸來的已經是一個四十歲的全然不同的喬麗了!這一切確實是很必要的嗎?
我要為她上訴!他站了起來,痛苦地說。
他走出了學校,不敢回去,但還是回去了,他到了小屋的門口,他和喬麗的媽媽四目相對了,都可怕地望著對方。十五年!他說出了這個結果,他抓住了門框。一瞬間,他看到了喬母沉毅的面容,那為皺紋所包圍的眼睛非常鎮定、剛強……
他立即以喬麗配偶的名義寫好了為喬麗的上訴書,并且送到法院去。在起解前的日子里,喬麗的媽媽每天中午給喬麗送一次飯菜,但并不是每天都可以見面。有一天,喬麗的媽媽回來后對他說,喬麗提出要同你離婚!他說我不同意,我要等她,叫她別想這些事!
然而民政局通過學校找他,要他去一趟。科長說,你的妻子提出離婚要求,因為她在看守所,我們不好把她找來讓你們兩人當面談這事,她寫了申請在這里,我們就看你的態度了。
他問,現在你們可以批準了嗎?科長記得以前不批準的事,說,她被判了徒刑,并且是十五年,跟你以前的情況不同,所以這次只要你也同意,我們就可以批準了。
他在喬麗的申請書上用筆寫下了“我堅決不同意”一行字,簽了名字和日期。他朝科長鞠了一躬,走出了民政局,他不知道人們在他身后向他投來什么樣的目光,總之,人們會想,他這個人的遭遇真是有點奇怪。然而,人們不知道,在當事人自己,所發生的一切,是很現實、很現實的……
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他的上訴,維持原判。他突然發現,這段時間里,喬麗的媽媽衰老了不少……
他們給喬麗準備的行李弄好了,并且送了進去,他們就只有等著喬麗的起解了。起解之前,他沒有去看她,因為知道除了引起那種激動,沒有別的結果,他所想象的兩人能好好談一次心,是無法做到的。
但起解卻是半夜里的事,沒有通知他們去送行。喬麗被送走了,服刑的地方在五百里之外海邊的一個農場……
……喬母是必須離開亭州、回去了,而他,只有到學校去上班。生活給了他一個遙遠的揪心的掛念和一個巨大的空虛。這空虛吞沒了他,這掛念卻讓他存在。
真對不起你!喬母悲傷地說。
我對不起你,媽媽,我對不起你們全家。我會等她的,可憐的是她。他安慰著喬母,卻恨不得自己一個人立即永遠地逃躲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去,讓這一切對于自己都不曾有過,就連自己也忘掉、也不存在。
你不要為難自己。十五年,很長,孩子又沒有了……
不,我一定要等她,我一定要這樣地等下去,她的事就是我的事,她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他說著,并且在心里認定著,不讓自己離開這個立足點,如果從他腳下抽掉這個立足點,他將不知道該怎樣過下去、他就不存在了。
好吧,你自己看,我們不會怪你的,十五年哪……喬母眼睛濕潤著。
他只覺得無地自容、無法回答。這是人間所能有的最大的寬厚,來自母親的博大的心胸,超越了一個具體的母親,而代表母親本身。他像孩子般流著淚。
……學校里沒有讓他上課,而讓他在教導處,工作只是刻寫試卷,這也不是一件很閑的事情,各科每個教學單元都要出試卷的。他想,不讓他上課當然經過某種研究,他能理解。喬麗反正已經遠去服刑,并且時間是十五年,再焦慮也沒有用,他只有讓自己安靜下來,雖然總是不時感到很慚愧很窩囊很無奈。
他期盼著王校長所說的甄別,后來,不用再問王校長,他也知道來了一個相反的大形勢,報紙上都公開了,那就是對“階級斗爭”的強調,對“單干風”、“翻案風”的批判。他要求甄別,豈不正是有“翻案”之嫌了?宗進庭會抓住這個大形勢的。
他的長達三年之久的申訴,也就可以休矣,而他的申訴書,確實也就退了下來,批語寫著:經研究,該申訴予以駁回,維持原審查結論和處分決定。
這顯然就是大形勢的產物。好像“審干辦”的人把這個擱置這么久,就是知道將會有這個形勢,而他呢,就像一個固執的要去碰壁的蒼蠅,就像一個愚蠢的妄想擋車的螳螂,只是愚蠢和固執而已。階級斗爭的強調,雖然言之成理,在他心中,或者在所有的人心中,卻產生著不可對人言說的恐懼、緊張甚至壓抑。但這“所有的人”,看來是不包括宗進庭的,因為宗進庭始終處在有利的位置上,只有他能用“階級斗爭”對著你,而你不能用這個對著他,否則就變成“階級報復”、“反攻倒算”一類很嚴重事件了。這是很奇怪的。但宗進庭這種人也不是一點危險沒有,他們也會有很不幸的情況發生,或者是腐化墮落,或者是反對了黨的路線,都有可能使他們從那樣有利的位置掉下來,以至一直掉到很低的地方,與被專政著的活得不像樣的人們混雜一起。這種現象在生活中時有所見。但這一情況也并不影響,或者更加使得依然處在有利位置的人們,戴上一副“階級斗爭”的優越的和鐵一樣板著的面孔。
他承認,對國家之事他知之甚少,他不應該也不能夠去疑惑什么。作為國家,特別作處于美帝國主義封鎖之中而又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或許就需要這樣像桶一樣把自己箍得緊緊的,不能松散,好像有“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但一想到自己個人的事情,他仍然固執地要問:從來不都是提倡“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嗎?那么對他的問題,為什么就不可以照這種可以說是科學的精神辦理,而要被“階級斗爭”的強調擱置起來呢?難道從來具體問題的處理,都得要等待一個與它們恰好有一種相應的大形勢到來,否則就只有置之不理以至維持錯誤嗎?為什么不考慮這對于個人及其家庭是多么無理和痛苦?然而,他這么想,又有什么用?誰來聽他的?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灰心了,還不如不想的好,似乎也只能采取不去想它、糊涂麻木的態度。
從那以后,幾年來,他每年都寫一個申訴書寄給亭州“審干辦”,但每年他都得不到回答。雖然步行一會兒就可以到達中山塔,但他卻不朝那里跨一步。他只是這樣每年提醒他們一次而已。這一固執,好像成了一種惡意的玩笑……
第十三章 力盡(之九)
幾天來亭州主要的情況是造反派還在鬧“黑材料”,也可以說這種斗爭在繼續深入,滿街的大字報大標語都在揭露本單位的“主力軍一小撮”隱藏、轉移、復制、私自銷毀“黑材料”,基層單位的某種混亂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主力軍”方面卻似乎沒有反應,市委內部也沒有什么反應。
好像有多時沒有說話的王雪,突然對他說,你怎么有心事在身的樣子呢?這真讓他嚇了一跳,我是這樣的嗎?看來對于“喜怒不形于色”,修煉還不到家。
王雪說,“11·28”這把火,燒已經燒了,上有中央文件說要燒,下有革命群眾說該燒。你不要想每個人都說燒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統一思想的問題,不是統一到這個立場上,就是統一到那個立場上。你本來可以狡滑一些,但你做不到,你多數時候連世上有狡滑這么回事好像也考慮不到。奇怪的是,怎么執行了中央文件,心里反而不安、闖了什么大禍似的?毛主席的思想,是乾坤應當奠定在人民心情歡暢、人民感到天下是自己的這種基礎上,這樣的人民國家才強大。只有自己可以整群眾、群眾不可以碰自己這么一套,毛主席不允許,并且看作是最大的危險,是人民國家轉向反面的表現。人民有了自己的國家,下一個課題就是人民怎樣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也就是直接管理從經濟到政治到國家社會的一切。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何況是“黑材料”呢?那當然是不能允許的,是違反人民國家的性質的。
王雪好些時不跟他發宏論了,這時候又這樣沖出幾句來,他聽了倒也不嫌多,不覺吟道,“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從小熟讀的充滿理想之光的圣賢之言,來到唇邊,心中充滿感動。儒家這方面的思想,是對的,也是人類文明重要成果,哲學家馮友蘭說要“抽象繼承”,雖然這說法受到批判,但那意思好像還是有道理的,至于這道理用什么說法好,我們是在什么意義上繼承古代思想成果,那可以討論。有的批判是片面的、絕對化的,本身應當受到反批判。
王雪說,一部《水滸》,一面是英雄上梁山,一面就是統治者內部有兩條路線斗爭。所以它才是一部偉大的史詩。但梁山的道路怎么堅持下去很難設想,最后只有受招安,正好有個機會,就是北方發生了邊患。合作是對的,問題是不應當投降,失去自己的獨立性。所以《水滸》結局必然是悲劇。我說得對嗎?
他很驚奇王雪在這方面的思考與發現。他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要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但看來,有些東西,你要革,也難革掉,而有些東西,你不繼承,也在繼承。文化大革命,人民從精神上說,上面就繼承著《水滸》,特別是繼承著牛唐、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吳用這些人,只不過因時代的不同而有著一些不同。我有時真感到歷史并沒有前進多少,歷史總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不斷重復。
王雪說,每一個人身上都活著歷代的祖先,每一段現實中都有著從前的歷史。不是有句詩嗎,今人不見古時月,古月猶照今時人。
他嘆口氣,問,衛生系統有沒有搶“黑材料”?王雪說,當然搶啦,到處搶,只要造反派有起碼的力量和勇氣,就會搶。醫院里也有保護著不讓搶的,就發生對峙和沖突,最后還是搶了。亭州醫院沒有燒材料,反而把材料抄成大字報公布了出來,那些材料就成了可笑、可恥、可恨、一文不值的東西。這大約也只有秦川這些人才想得出來。群眾看了公布的“黑材料”,說,我們真心誠意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在整我們的黑材料,準備把我們打成什么分子,你說氣人不氣人?這是哪一家的做法?不干了,以后什么運動也不參加,什么亡黨亡國,管它去!天掉下來跟我們無關!
他聽了默然無語。
想不到,首先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的,卻是那些被造反派稱為保守派的組織。12月5日那天,程主任突然跑來報告,說“主力軍”、“紅色保衛軍”、“同盟軍”、“紅老兵”,這些組織上街了,聯合大游行,正朝市委而來。主要口號是什么呢?搶奪檔案材料是反革命行為!還有堅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點點頭,覺得這幾乎是他預料中的。他說,等他們來了再說吧。
他在辦公室等著。程主任電話報告說,游行隊伍匯集在小校場了,滿滿的都是人和旗子。所謂小校場,就是市委東邊一箭之地、古代亭郡試院面前的一個空場,大小可同時進行兩場籃球賽,四周還可站起幾層觀眾。那么就是說,大約三千人已經集中在小校場。他說,繼續觀察吧。過了一會兒,程主任電話說,“主力軍”來了二三十個人,要求書記出席他們的大會。不去當然是不行的。這就只有下樓前去了。
走過機關大院,遠遠只見十幾個戴紅袖章的工人簇在“文革辦”那里。一個為頭的迎上來向他行了個舉手禮,說,楊書記,我們“主力軍”的批判大會,請楊書記出席,我們是來接你的!
正說著,東邊傳來高音喇叭播送的語錄歌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另一些戴紅袖章的工人從市委里面把老魏老黃也找來了,像是押解出來的樣子。他大致明白了“主力軍”要做什么。他在前頭邁步走出,老魏老黃跟著他,戴紅袖章的幾十個工人又從而跟著,出了中山塔,向東邊不遠處的小校場走去。
高音喇叭語錄歌聲撲面而來,好像有一團熱浪,立即把他們牽引、裹挾而去。
原來,“主力軍”他們開的是“批判市委執行資反路線大會”。開這樣的大會,說是“批判市委”,把市委書記和兩個常委帶到大會上來受批判或聽批判,在亭州還是頭一回,怎么還說他們是保守派呢?
滿場是整齊席地而坐的很守紀律的群眾,北邊留了一片空地作為主席臺,只有一張長凳,讓他們三人并坐在長凳上面對群眾,至于主持大會的、出來發言的、領呼口號的,還有戴紅袖章的,都站在他們身后。作批判發言的一共有四個人,批判的內容大體是:“市委一些人”竟然承認“工反”是合法組織,竟然給“工反”三千元活動經費,竟然將演出革命樣板戲的文化陣地給“工反”做什么“總部”,特別令人發指的是,11月28日這天,竟然支持“工反”一小撮人在市委門口燒毀了從各單位機要、人事、保衛、黨委等重要部門搶來的機密材料,造成了性質十分嚴重的“11·28反革命事件”,這說明“市委一些人”執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是動搖無產階級專政的資反路線,一切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無不感到痛心,而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分子、國內外的一切敵對勢力,卻歡欣鼓舞……這樣下去,不但文化大革命有面臨失敗的危險,而且將會危及黨和國家的根本……我們真正革命的工人、農民、復員轉業退伍軍人、紅衛兵以及一切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新社會的人們,對這種炮打無產階級專政的行為,不但決不答應,而且要迎頭痛擊……我們奉勸“市委一些人”趕快清醒、懸崖勒馬,奉勸一些領導干部,不要被“工反”一小撮人的什么“造反派脾氣”嚇倒,那只不過是反動流氓手段罷了,而應當看到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群眾的存在和力量……
這樣的場面、處在這樣的境地、而且不時受到言語的影射,令他有一種很特殊的恐懼,渾身的不舒服。他和老魏老黃不覺都把眼睛看著腳前的地面。坐在上面是早已習慣了的,但像這樣坐在上面,從下面望過來的幾千目光是完全不同的,古人云如坐針氈,的確如此。不過,那批判的內容,盡管義正辭嚴、慷慨激昂,卻有它的片面性。那一派的片面性跟這一派的片面性就這樣對峙著、較量著,而他們夾在當中,他們的責任就是不能加重這種片面性,要說服、教育、化解、平衡。這種片面性倒也是好事,等人們這樣折騰夠了,就知道全面性在哪里,但看來為時還早,不是一加勸說就能改變。無數的球正在滾動、碰撞,有形與無形的棒還在擊打、撥弄,一切遠未到停下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人站到前面,對群眾說,下面,我們請市委楊書記表態!接著就有人領呼“11·2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口號。而后全場寂靜,就等著聽他表態了。
他說,今天,亭州市革命群眾組織“主力軍”在這里召開批判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這樣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批判資反路線,就是要批判我們市委、特別是我的問題。我是市委書記,對運動中的問題負有主要責任,應該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我們的批判,不要涉及、不要指向兄弟革命群眾組織,而要指向市委、特別是我本人的錯誤,要掌握這個斗爭大方向,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他就照著這個思路很坦誠地講下去,全場寂靜無聲。
但他的話被領呼而起的口號聲打斷了,然后是一個人站到前面,以手示意他坐下,接著對群眾說,我們今天的大會開得很成功,批判了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市委楊書記也做了表態。我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堅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永遠不準牛鬼蛇神翻天!最后,歡送市委領導!
話音剛落,“批判資產階級反路線”的口號聲響起,那幾十個戴紅袖章的工人立即來到他們身邊,簇擁著他們離開口號震天的小校場,這時他才看清紅袖章上用大小不一的字體印著“主力軍、糾察隊”這些字樣。
他們三人進了中山塔,“主力軍糾察隊” 那幾十個人也就完成任務轉身返回了。他們三個默默無言繼續往里走,就好像“糾察隊”還在身后糾察著他們一樣,其實是他們都不想說話,心里邊有一種難以言表的壓抑、窩囊。
一直走到市委大院最后面的辦公樓那里,就要上樓回各自的辦公室了,老魏朝地上用力“呸”吐了一口,說,我操他個老劉!他跟我們招呼沒有一個。簡直開玩笑!我要把他叫來問個清楚,這是一出哪嘛通哪嘛的戲?他們這算個什么?算造反嗎?
老黃說,怎么不算呢?也算。老魏說,我看不算!我們不認這個賬!他們開這么個會,到底是跟我們鬧,還是跟造反派鬧?為什么要拉我們三個夾在當中?讓我們跟他們串通嗎?我們三個是具體處理燒材料的……
老魏忽然語塞,老黃笑道,你看,你弄清楚了,是造我們的反嘛。你不能把他們看成是服從我們、保衛我們的,這不是上了造反派的話了嗎?老魏又狠狠“呸”了一口,憤憤言道,反正不是一回事!
他聽著,不覺仰天大笑。老魏老黃看著他,他說,老魏,你真是一個性情中人,這叫做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你如果能從真中看出假,從假中看出真,把有當無,把無當有,從善中看出惡,從惡中看出善,你就大徹大悟心平氣和了。
老魏不解,問,真怎么能是假,假怎么能是真?有怎么能是無?無怎么能是有?善怎么能是惡,惡怎么能是善?我弄不懂!
他說,“主力軍”今天拉我們三個去開批判會,是惡,但他們的用意,他們都說了,那就是善,這個善,不管你我認不認,坐在下面的幾千群眾是認的,所以口號聲才那么的震天響。至于他們有沒有認識上的問題,那是另一回事。同樣,對“工紅”那邊也要這樣看。
老魏點頭。他又說,眼前的一切矛盾都是實在的,不是我們的幻覺,這就是有,但無論什么矛盾既產生了,也終究會消失,這就是有會變成無。日本鬼子打進中國,這個事實的發生是從無到有。論持久戰,這就是從眼前看到將來,抗戰勝利,鬼子的侵略野心成為泡影,鬼子就從有變成了無。反之亦然,不要看到他們回家去了,就以為天下太平無事了,要從地理、經濟、歷史、文化這些方面分析,看到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再次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能性。
“主力軍”批斗了我們,在“工紅”那邊看來,“主力軍”跟他們的對立是真的,而對市委的“造反”卻是假的。“主力軍”就是“主力軍”,“工紅”就是“工紅”,就其本身而言,他們都是真的,清清楚楚,反映著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你等著看吧,馬上“工紅”還會特別擺出保衛市委的姿態,就像“主力軍”今天特別地擺出“造反”的姿態一樣。這不就是真假難分嗎?所以啊,在真假之間,就連觀世音菩薩也會大傷腦筋呢,就像你現在這個樣子,阿彌陀佛。
說罷,他又仰天大笑。老魏說,罷了罷了,慚愧慚愧,不值得,多謝老和尚一番指點。還有多少真真假假的事情等著我們啊!
但他所沒有料到的一面,卻表現得更為嚴重,那就是“主力軍”在各單位統一行動,只要是力量占優勢的,就把“工紅”搶材料行動中的為首分子抓了起來,開全廠大會進行批判斗爭,多數就在本單位關禁閉或強迫做打掃廁所一類的勞動,有幾十個被押解進了“主力軍糾察隊”,也就是關進了工商聯。“工紅”基層單位的組織,如果是有屋子的,都被封掉。這當中發生了一些反抗和打斗,一些參加“工紅”的工人逃出工廠,并且不敢到廠里上班,但他們隨即接到了《勒令》,要他們到廠部報到。各街道居委會掌握哪家有誰是參加“工紅”的,登門拜訪勸其退出“工紅”。這令他想起小校場批判會上說到的“迎頭痛擊”這句話并非空言,底下是有具體行動的。
看來,他對一切有失估計,他的手心有好一陣冷汗濕濕,感到自己犯了大錯誤一樣,雖然市委里并不曾有人向他指出過,一切卻向他說明著這一點。好像有一個比他這個市委書記還要高的領導人,或者說有一個實質性的強而有力的存在,在無形之中領導著、主宰著亭州市,而他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表面的擺設罷了,到一定時候,如果有必要的話,是可以用一個罪名來處分他的,雖然處分了他,他卻仍然無法看見那個人或那個存在。老天,他覺得自己好像有點疑神疑鬼的了。
程主任、老黃,以至老魏,陸續向他報告了各方面的這些情況,王雪回家也告訴了類似的事情,比如秦川就被抓到工商聯里去了,而不顧醫院婦產科是多么離不開這個人(常有產婦指名要秦川接生,要不然就不放心、鬧恐懼。秦川那一雙細長靈巧、動作輕雅的手,很有名,生來是專門幫助產婦打開幸福之門的)。一切雖讓他覺得無名的恐怖,但另一方面,他也調整著自己的心情,好像倒在等待著“工紅”方面將有什么反應,但這種反應卻遲遲不來,似乎“工紅”已經被成功地壓制下去、偃旗息鼓了一樣。
這個反應的到來,卻是一個晴天霹靂。12月10日,上千名“工紅”的人突然出現在荷州地委門口,好像從天而降,或者是從地下冒出來的,而亭州方面對于這么多工人的出走,事先卻毫無察覺,事情能做得這樣嚴密,令人吃驚。
這上千人,是9日晚上從亭州出發,步行前往的,他們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一夜,有不少腳走破了的人已經在地委機關醫務室里進行處理。
當地委的電話打來,這些工人的壯舉甚至讓他暗中有好一陣感動和羞愧。他立即派程主任急赴地委,去做工作,接這些工人回來。
這些工人在地委聲稱他們是被從亭州打出去的,這話把一種沉甸甸的東西壓在了他的心頭。在某種實質性的意義上,不能說這些工人是瞎說。荷州的造反派幫著亭州這些造反派弟兄、政治逃亡者印出了傳單,說亭州“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這份傳單已經擺在他的面前。
他想到了召集常委會,但不知為何又覺得是無意義的。他能讓誰去說服、糾正“主力軍”呢?誰又能做到這一點呢?他發覺自己對老宗失去了信心,可是他無法說老宗該對這一切負責,因為這等于像造反派一樣說老宗是“主力軍”幕后總指揮。即使能擺出一些根據來,那又怎樣?他能跟老宗把臉撕破、在常委會上爭論起來嗎?他能明確說老宗是執行了錯誤路線嗎?什么是錯誤路線,常委們是否已經有了共同認識?部、委、辦、局的人們,各大基層單位的人們,亭州的這些各路諸侯,是否已經有了共同認識?沒有。幾乎所有的干部都在觀望,他們嘴上不說,心里絕不理解什么叫做“錯誤路線”,或者也可以說他們樂意執行、暗中支持的,就是所謂“錯誤路線”,隨時淮備給造反的群眾“秋后算賬”,把運動“收”起來,而后自己重新坐穩了江山。
王雪言談中認為,不能抱著“一九五七年”的這種老經驗看待這次運動,可是,他心里卻越來越感到,最后必然還是老經驗正確,可以說,這幾乎不以毛主席的意志為轉移。有些東西狠就狠在這里。所以,他如果對老宗一炮打出去,就一定是個啞炮,沒有反應,落個黃腔,那以后他就不要想在亭州呆下去了,雖不會像工人們這樣被打出去,但跟一個不受歡迎的人是沒有什么區別的。你小小楊敬堯可不是毛主席,這樣一比,一切就很清楚了。
丟開這些不去說、不去想,有一件工作是要做的,一是要把情況向常委們通報,二是要請大家考慮:“工紅”這些工人回來之后怎么辦?起碼總要說服“主力軍”方面讓這些工人能到廠里上班去吧?要請常委們分頭做這樣的工作。正好,《中共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發下來了,需要學習、部署,就這樣,他召集了常委會。
他自己先把文件反復看了幾遍,覺得這是一個很有針對性的、意思很全面的文件。如果都能按照這個《十條》所指示的去做,那么運動就能走上比較有序的軌道。可是,《十六條》不是早已很全面地做過指示了嗎?并沒有能阻止一些情況的發生,所以又需要隨時地再發出新的文件,來做臨機的具體的指示。當然,如果不搞這個運動,那這個運動里的事情就不會有。但因此而不搞任何運動,又是不對的。開展什么工作就會有什么事情,沒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他還是一時很糊涂地想,為什么要搞這樣難搞的運動呢?做些好做的事情不好嗎?考慮用緩和、柔軟些的方法“反修防修”不好嗎?何必這樣大氣磅礴、直來直去呢?他覺得自己一下子呆笨了一萬倍,也幼稚了一萬倍,頭腦成為很原始的幾乎一片空白的狀態。
他說,現在開會了,首先傳達中央文件。停頓了一下,他補充說,關于“工紅”上千人跑到荷州去的事情,馬上結合學習中央文件討論研究。他把文件宣讀一遍,說,我的理解,中央這個《十條》,第一條談的主要是生產。要“堅決實行毛主席黨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生產的發展。”這既是對放松生產的糾正,又是對革命與生產的關系這一問題的解答。
第二條談的主要是革命。要“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按照《十六條》辦事,由群眾選出能夠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會議,讓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兩條加起來,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但兩條的先后,說明生產問題現在較為突出,但盡管突出,也不能就事論事抓生產,要依靠政治思想工作,過去是這樣,現在更是這樣。
這兩條實際上是總論,以下還有八條,實際上是分論,比較具體一些:堅持八小時工作制的問題,產品質量問題,工廠領導班子和完成國家生產計劃的問題,還有上訪的問題,工人“被打擊而被迫離開工廠”的問題,工人成立革命組織的問題,工人組織自身建設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問題,還有工人之間、學生與工人之間如何交流經驗的問題。很細致,很全面。
不但第一、第二條對我們有針對性,其余八條也都有針對性,我們要借這個東風來推動工作、解決目前的一些問題。請大家深入討論、發表具體意見。
沒想到老宗開了個頭,說,我擁護中央的所有文件,當然也包括這個文件。聯系亭州實際,對這個文件的貫徹,看來不會風平浪靜。我們天天貫徹《十六條》,但幾個月以來,風平嗎?浪靜嗎?這個《十條》,說明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現在,已經很現實地集中到國民經濟這個基本的問題上來了,所以要特地制定這個《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文件主要是告訴我們怎樣去促生產,那就是抓革命。我們這幾個月抓革命,出現了現在的局面,那跟半年以前,跟沒有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學生、工人是這樣前所未有地發動了起來,另一方面呢,中央又要發這個《十條》下來。而貫徹這個《十條》的本身,又不會風平浪靜。那么是不是可以估計,一個月、兩個月以后,中央又要下達新的文件呢?我敢說,肯定還要有新的文件下達。事情就這樣驢子轉磨似的一圈又一圈地轉下去。貫徹《十六條》,鬧半年,結果是《十條》的下達;貫徹《十條》之后呢?再鬧兩個月,然后中央再下個幾條,依此類推,直到結束。我說的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將表現為一個時間不會很短的過程,什么時候他們把自己教育好了,或者相對地把自己教育好了,什么時候就不需要中央這樣專門為他們下達文件來引導他們了。我說相對,就不是說遙遙無期,畢竟一次運動作為一個階段總是要過去的,如果弄成遙遙無期,那就不好說了。
具體而言,貫徹這個《十條》,涉及兩個方面的工人,如果只涉及一個方面,那就要簡單得多。上千名工人跑到一百五十里以外的地委去了,他們的情況,跟中央文件正好對得上,那這個中央文件,對他們而言,就是東風。怎么就正好對得上的?說明全國也有這個情況,而且比亭州更典型更嚴重,直接促成了中央要下達這個文件,也說明了一種規律性的東西。
毛主席說過,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東風勢必就要向西風壓過來了。西風是哪個?是“主力軍”嘛。我們怎么辦?好辦,人民內部矛盾。但這個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有特殊性,說是涉及兩條路線斗爭。你“主力軍”是執行了資反路線,是保守派、保皇派,要打倒、要解散,讓我們革命的造反派來主持一切。可是“主力軍”不吃這一套,而且人多勢眾,里面的骨干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復員退伍軍人、要求進步的人,出身紅五類的占大多數,他們一向是最要求革命的,是我們的基本群眾,你能讓他們承認自己執行了什么資反路線、成了跟毛主席黨中央背道而馳的人嗎?接受不了!
再看看“工紅”那邊,里面有許多不良分子,出身有問題的人起碼占五分之一,中等出身的人占多數,好出身的占少數,共產黨員幾乎沒有,共青團員占的比例也不多,學生里面也是這樣,總之很不純,反而要說他們是革命的、正確的,成了左派,怎么說服人?這個工作怎么做?
人民群眾現在就這兩個標準,一個是路線,一個是出身,兩個標準歸根到底只有一個標準,就是革命,你說你是革命的,我說我是革命的,你認為你是好人,我認為我這個人不比你差。各執一是,都不服輸。那么,到底我們的辦法在哪里?就是楊書記剛才說的,我們怎樣具體貫徹中央的這個文件?我一考慮,這些問題就搶先跑到我頭腦里來了,我就先來個拋磚引玉吧。
老宗的話,其實也就是他開會之前大體想到過的,那么別的常委也一定有共鳴,可是,這樣共鳴下去,哪里能拿出具體的辦法來呢?那不是要干脆上書中央請求取消這個運動嗎?當然不行。老宗的立場其實并不真正站在當中,假如是真正站在當中,事情一定要好辦得多。但這不好明說。
他抽了一口煙,舉手在桌上輕輕一拍,說,老宗剛才說的,我心里也有,想必大家心里也有。確實令人感慨系之呀。矛盾很多、工作很難做。但是,我又想,只要這個運動還在開展,這些問題就會有。開展什么樣的工作,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問題。假如我們什么運動也不搞,那也會有什么運動也不搞的情況下的問題。
反修防修嘛,不反不防就會修。中央《十條》不但提出了問題,也指出了解決問題的總的方法。那還是依靠群眾,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比如剛才說到的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就要靠群眾自己認識到,甲不能把乙說成保守派,乙也不能把甲看成反革命。但當群眾還不能達到這個認識的時候,那就會發生一些事情,這些事情反過來說明群眾自己還沒有教育好自己,也就沒有能把自己從這種矛盾之中解放出來,用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會說的,就是還沒有能從必然王國進入到自由王國,還局限、束縛在某種不正確認識之中。
我們當然要不斷地去做工作,但也許只有他們自己的實踐才能對他們產生最好的教育效果。人有時不自己栽個大跟頭就沒有教訓嘛。可是我們又不能袖手旁觀,不能等著他們栽了大跟頭再說。我們至少有引導的、及時提醒的責任。我們的工作,就從這里下手。要去接近他們,既接近這一邊,也接近那一邊,做雙方的說服工作。至于他們覺悟到什么程度,我們不能性急、著躁,要學諸葛亮七擒孟獲,耐心、從容。這個《十條》說明,中央是有這個耐心的,那我們也要有這個耐心。
以亭州群眾組織雙方來看,看成反革命比看成保守派要嚴重得多,反革命一類的問題是敵我矛盾嘛,你把人家看成敵我矛盾了,人家當然不能接受,要抗爭,要上訪。你說人家是反革命,人家不過說你是保守派,相較而言,還是你厲害嘛。所以,把人家看成反革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現在矛盾激化,被看成反革命的,跑出去了,正好符合中央文件上說到的情況,動員他們回來,就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要從矛盾的主要方面下手,就是說,首先我們市委不能認為他們是反革命一類的人,其次我們還要說服“主力軍”這方面,放棄某種老的觀點和態度,把思想統一到中央《十條》上來。這個工作做好了,才能把人從地委門口勸回來,以后不會再跑出去,并且雙方能正確處好關系。
我注意了一下最近以來的中央社論,跟這個《十條》的精神是一致的。怎么一致?首先,不贊成把革命群眾看成、打成反革命,其次,也不贊成把另一部份群眾說成是保守派、保皇派,只說他們是受了錯誤路線蒙蔽。受蒙蔽嘛,自己是沒有責任的,責任在蒙蔽他們的人。
當然,我們在亭州還不能說、也不必說“主力軍”就是受蒙蔽的一方,受蒙蔽總之不光榮嘛,好像在這么大、這么重要的政治運動中犯了錯誤,這也不太好接受,正如老宗剛才說的,怎么我們這么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向黨靠攏、黨所依靠的基本群眾,都犯了錯誤,那些平時表現不怎么樣、政治條件不怎么樣的人,為什么反而是正確的了?叫我們怎么判斷人們的政治覺悟?以后的工作是不是要倒吃甘蔗、反過來依靠那一頭的群眾?是不是要把天下重新擺弄一下?這好像不大對頭吧?這種疑問是很自然很合理的,我也支持。
但現在的問題主要不在這里,主要問題是“工紅”這一方確實一向被視為反革命一類的人,如果不改變對“工紅”的這種看法,他們永遠要鬧,問題永遠不會解決,不從這方面做工作是不行的了。中央也已經為我們指出了方向,就是首先不能把“工紅”這些人說成反革命,然后也不能把“主力軍”這些人說成保守派。清清楚楚。至少目前情況下,我們只有照此辦理,才是出路。釜底抽薪是不可能的。什么是釜底抽薪?就是結束運動。那可不是我們能決定的事情,而且我們不應當這樣去想。現在請大家進一步出主意,并且還要準備分頭做工作。
常委會就這樣艱難地開了下去,結果決定了兩條:第一是讓老李辛苦一趟,到荷州去,跟老程一起做工作,宣傳中央《十條》,說明市委全面貫徹《十條》的態度,動員“工紅”的那些人回來。第二是召開兩個會議,一是把“主力軍”這一派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請到市委來,跟他們一起學習中央《十條》,統一思想認識;二是召開全市支部以上單位負責人會議,布署中央《十條》的貫徹執行。
跟駐亭州部隊聯系,借了一輛吉普車,老李匆匆出發,時間已經是11日下午一點多。關于召開兩個會議的通知,很快發了下去,決定于12日上午跟“主力軍”等群眾組織負責人開會,下午跟全市各單位負責人開會。辦公室的筆桿子按他說的意思抓緊起草他在這兩會上的講話稿。
11日下午四點多,老李打來電話,報告的消息是憂喜參半,說“工紅”決定分一半人跟他回亭州,另一半人過江,要與劉克成等人會合,到華東局上訪。老李勸告他們全體回亭州,但勸告無效。
快七點的時候,老李回到市委,向他匯報,說在地委幫助下,調集了十輛車子,把“工紅”五百多人帶回來了,已經在亭州汽車站各散回家。另有五百多人阻攔不住,過江到京口火車站去了,老程現在跟著那一撥人,繼續做勸阻的工作。
他肯定了老李的工作,讓老李回去休息。他點起一支煙,不覺哈哈一笑。看來常委會所做的只能是盡力而為,一切將不會如設想的那樣有了中央《十條》就能把工作做下來,老宗在常委會上連諷帶刺說的一些話是有道理的。辦公室用打字機把講話稿打出、送來了,他坐下審閱,拿起筆來,心中有許多好的意思如泉而出,要加進講話稿中去。
講話稿修改了兩次,清樣時已經是九點多。站在辦公樓欄桿邊向外望去,機關大院里樹影下少數幾盞燈光映襯出濃黑的夜色,而亭州小城更是一團漆黑,顯得萬分的寧靜和太平,好像什么事都沒有。
他讓辦公室的人們回家休息,而他還想獨自再呆一會兒。他抽著煙,考慮著劉克成明天將率領五百多人出現在華東局這件事,這對于亭州市委,當然有著很大的壓力,至少他得考慮市委如何回答華東局的詢問、如何向華東局表態。
事實的發展,已經讓他不能不承認,盡管他一向自認不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卻終于是“很不得力”的,不管他怎樣努力,都注定要可悲地“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這真讓他前所未有地有點沮喪。
他一直是要把工作做好的,文革以來勞心勞力的程度,比起文革之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真是寢食不安,可是看來還是不行,很難達到黨中央毛主席所要求的那種境界,同時也沒有能讓群眾和干部滿意。真是難哪!問題不是沒有盡力而為,而是盡力而為了也沒有用,還可能會適得其反。
作為這次運動重點對象的“走資派”,至今沒個標準,比如符合哪幾條就算是“走資派”,怎么定性,怎么處理,從《十六條》上還看不出來。是否就是讓群眾運動來大浪淘沙,使那個可悲的“百分之五”,像可憐的魚兒,被暴露在退潮的沙灘上?這好像有點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大而化之的意思。比起有多少畝地、雇工多少人,就算是什么成份,那可要復雜得多。他這樣的人至今心中沒數,造反的群眾又有多大的數呢?可是他們卻這樣起勁,還要到華東局去!華東局是什么地方?是黨中央委派的領導著六省一市的大區領導機構,即使是地委書記、省委書記,也不能隨便就到那里去談什么問題,何況是劉克成和他的五百工人呢?但如今就可以,而且理直氣壯,就從京口坐火車去了,就像到外婆奶奶家去一樣。
但中央《十條》的第七條對這種上訪,在原則上竟然是肯定的,說“工人群眾可派少數代表到上級機關(包括省、市、自治區黨委和大區中央局)反映……”。只是劉克成他們去上訪的人未免太多了一些,這大概也應當是出乎中央預料的吧?天翻地覆、禮崩樂壞,最不可思議的是,這場針對自己內部的、既來自上層又來自下層的“革命”,卻是我們自己發動的。
他想起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以諷刺筆調引用的梯也爾的話:“我將手持法律走進巴黎,讓秩序、正義和文明終獲勝利”。老宗發狠時所說的要有“復命為常”的一天,恰巧也是此意。歷史雖不可簡單比擬,卻真有驚人相似之處,而歷史的結局大約不可避免還是這樣。
他忽感無言欲淚,既為這“亂”,也為將來終歸要收拾這“亂”。一亂一治謂之史,總之是生靈涂碳。恍兮惚兮,兩軍交戰,尸橫遍野。但這種超歷史的蠢嘆是沒有用的,歷史就是這樣會不斷產生矛盾沖突。
不管怎樣,信心不能失去。在歷史面前,感傷主義沒有用,還可以說是虛偽的或反動的。中央《十條》說明中央沒有失去信心,而且中央很有耐心,好像是把一顆真心、把事情的成敗利鈍,都交給群眾了,當然,也不等于是做群眾運動的尾巴,而是在積極引導,《十六條》和《十條》處處都對群眾體現著一個“誠”字。這樣去想,也就得到了很重要的啟發,汲取到了把工作繼續做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沒有想到,當天夜里,就在他熟睡之際,“工紅”有了一個大動作。十一點的時候,亭州小城早已漆黑一片、空街無人,就連狗見了人也避開不吠。他們有數百人悄然出動,突然出現在工人文化宮門口,吶喊著“沖啊”,驚天動地,沖了進去。那是“主力軍”總部,里面“主力軍”的上百名人員被夢中驚醒,束手就擒。“工紅”就把里面的上百條被單、十幾輛自行車,以及電話機、打字機、手搖油印機、各種辦公用品、大量紙筆墨汁、油墨、廣播器材,甚至還有桌椅、臉盆之類的,劫掠而去,留下了一個遭受洗劫的現場和那些被趕在一間大屋子里的狼狽不堪的“俘虜”。大門口“主力軍”總部的牌子被卸下扔在地上,上面用油墨污蔑性亂涂,改成了“造謠保皇司令部”。現場的這一切,被聞訊趕到的人用相機拍了下來,當夜就送到照相館洗印出照片。第二天一早,“主力軍”的大字報上了墻,題為《12·11搶劫真相》。把那些照片也貼在上面,向“全市人民”揭露“工反一小撮暴徒”如何半夜搶劫并且打傷了“主力軍”總部的值班人員,其中已有十多人被送往醫院救治。“這些暴徒采用不光彩的突然襲擊的方法,半夜而來,行兇打人,肆意搶劫,而后迅速逃逸,當我糾察大隊趕來時,他們已經攜帶所搶劫的物資逃回他們的巢穴港務局……”。這份大字報的傳單以及一套照片也送到了市委,他一上班,就立即看到并知道了情況。
但“工紅”方面很快也有《“工紅”司令部聲明》貼上大街,直言不諱說對這起事件負責,并且義憤地寫道:
“試問,他們為什么能占據工人文化宮作為‘總部’?為什么他們能占據工商聯作為‘糾察大隊’?他們為什么能有這么多的新被單、新自行車、優良的宣傳設備和用品?是誰在支持他們?是什么人手中有權這樣做?而我們革命造反派為什么就連起碼的筆墨紙張也很缺乏?所謂把劇場給‘工紅’使用也成了一句空話,那里反而成了‘主力軍’的又一個頑固堡壘。一個得到寵愛和支持,一個被蔑視和剝奪,這一切是為什么?我們不是一定要把人家從文化宮睡得暖烘烘的新被單里趕出來,也不是一定要使用那些優良的物品,我們是要和全市人民一道弄清‘主力軍’的性質。如今,物證俱在,就陳列在港務局,感興趣的人們不妨來看一看,自己思考并且判斷一下,光是‘主力軍’總部值班人員就有一百多個,而且他們擁有這樣的條件,一百多條被單全是市委招待所的,十幾輛自行車全是新的,打字機兩臺也是新的,還有高級的手搖油印機,紙張筆墨拿也拿不完,他們到底是個什么組織?這還不昭然若揭嗎?一切還在受蒙蔽的階級弟兄們,也該是你們覺醒的時候了……”
他看著“文革辦”送來的這些材料,聯系近來發生的所有事情,感到了白熱化的一種形勢的到來,有一種“決戰”或“大戰”之前的空氣。他氣息加深、心跳加快。但他讓自己鎮靜下來。他指示辦公室,原定上午跟“主力軍”方面的負責人的會議,以及下午的全市支部以上單位負責人會議,如期召開,不受任何干擾,堅決貫徹中央《十條》,原定講話稿照用。在會上,他要就“工紅”夜襲“主力軍總部”這件事發表意見,對這樣的行為當然不能肯定,但要求大家克制、冷靜,不允許“以牙還牙”,市委需要繼續觀察,暫時不作任何調查。
他最關心之處,其實不在亭州,而在上海,劉克成那五百人到了華東局嗎?情況如何?老程為什么不打電話回來報告情況?
12日的兩個會正常開了過去。在上午的小會上,他要求“主力軍”顧全大局,不再糾纏“工紅”沖打總部的事件,而用實際行動貫徹執行黨中央《十條》。凡是所抓“工紅”方面的人員,一律放出來,你“主力軍”沒有抓人、關人的權力。“主力軍”應當在各單位帶頭掀起“抓革命,促生產”的熱潮,高姿態對待“工紅”人員。在下午的大會上,他要求各單位負責人忍辱負重,以對黨對毛主席對國家高度負責的精神,開展工作,要把中央《十條》恭楷抄寫張貼在廠的大門口、廠里人流多的地方,并且印成傳單發到車間、班組,正面宣傳中央精神,做好本單位兩派工作,化解矛盾。抓革命要抓到每一個人心里,促生產要促到每一個環節上,有抓有促,有促有抓,抓中促,促中抓,上產量,保質量,踏實細致,堅持不懈,心誠則靈,必有成效。他的講話,把上午的會開得笑了起來,把下午的會開得鼓起掌來。雖然人們一向都認為他善于作報告,但他似乎只有現在才感到自己好像真的有一條三寸不爛之舌。
這一天基本平靜,兩個會議沒有受到干擾。但到晏下午的時候,工商聯門口開始發生騷動。那門口本來就是大街人流最多的地方,左右和對面是茶葉店、鐘表店、副食品商店、醫藥店、綢布店、飯店,可稱亭州大街的繁華段,自從門口掛上“紅老兵革命委員會”和“主力軍糾察隊”兩塊牌子,與同一條街南邊繁華段的工人文化宮“主力軍革命職工總司令部”遙相呼應,當中還要加上“主力軍文化支隊”掌握的亭州劇場,形成三角形態勢,控制了作為亭州最主要街道的“鹽司街”,一般所說“上了大街”,就是指上了這條街。工商聯就是古代鹽司衙門所在地,后面深巷通往北城河,巷子里有個“管王廟”,供奉著管子,以紀念古代鹽稅創始人管仲。這條街,加上市委門口的中山塔小廣場,再加上市委東邊不遠處的小校場,文革以來成了人們發表演講、展示力量和互相對峙的政治舞臺。大街兩邊凡有墻壁之處,也就成了大字報、大標語最集中的地方,人們每天從這些墻壁上獲知本地的運動情況,以及偶爾有好事者所轉抄的來自北京的大字報之類。
12日晏下午的騷動,情況先是街上不知何時起漸漸人多,就像暴風雨之前風云的自然集聚一樣,后來就發生“主力軍”的兩名人員被圍攻,也就是讓他們站到高凳上去,要他們回答“主力軍”是什么組織?這兩名人員,一個是城中小學的副校長,一個是文化館的副館長,在街上不知說了些什么,惹惱了不同觀點的人,而且認出他們是“老保”,是以前在市委門口圍攻學生的“干將”,于是十分痛恨,加以圍攻。
“主力軍糾察隊”聞訊出動,據說許多是肉類加工廠的,也就是屠宰工人,正是“尹司令”直管的實力,全是近郊遠鄉的農民合同工,力大氣莽,唯命是聽,不可阻擋,不但一下子沖散人群,救走了那二人,而且在糾纏之中反抓走了“工紅”方面的六個工人學生。人們就涌堵到工商聯門口,叫嚷要“主力軍”放人。形勢對“主力軍”有些不利,因為他們雖然有陣地(工商聯)、有組織(糾察隊),也有力量,卻好像困守在里面不敢出來一樣,而外面的人們雖然是臨時的湊集,人卻越來越多,情緒高漲,形成了對里面的圍困之勢。
他在市委里得知情況,感到事態的發展正與貫徹中央《十條》相反,而剛剛開過的兩個會,好像都不過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不由得一陣灰心。如何能消弭這一緊張事態,卻是火燒眉毛眼前急。如果派人到現場去,恐怕無濟于事,還可能會火上澆油,也難保去勸說的人在沖突中不會受到傷害。需要立即跟雙方的頭頭說到話,能立即聯系上的,卻只有“主力軍”。他就讓辦公室打電話到工商聯去,讓“主力軍”克制,一是如果確實抓有群眾,包括以前抓的、現在抓的,要立即無條件統統放出去,不準繼續扣留,二是全體“主力軍”人員要想辦法分散撤出,工商聯里不留一人,三是如果無法撤出,就守在里面,不要往外沖,等待市委協調處理。得到的回答是,大門已經被沖開,二道門是古代的兩扇大門,又厚又重,平時不曾用過,現在頂了用場,已經上了閂門杠,一時打不進來。因為各種原因抓在工商聯里的人有十二個,但暫時無法放出去。“工紅”已經封鎖了工商聯后門,連屋頂上都有了人,所以里面的人無法撤出。并且,“工紅”切斷了電源。吃水沒有問題,本來就是用著一口古井。里面現有二百五十多人,食品已經不多,晚餐只夠每人分到半個燒餅。
他想了一下,要親自到港務局去一趟,只有到那里去找陳安國這些“工紅”頭頭,讓他們動員撤圍。但他被身邊的人攔住,結果是讓“文革辦”的王科長去了。過了一會兒,工商聯那邊的電話打不通了,情況顯得更為緊張起來。但他卻接到了洪局長的電話。他問洪局長這會兒在哪里,回答說是在煤碳公司。他說,你吃過了嗎?工商聯里面你們的二百多人正在餓肚皮呢!洪局長說,這情況我們已經曉得了,書記你說現在怎么辦?他說已經派人去找“工紅”頭頭,讓他們撤圍。洪局長說,不會答應的,要不然就會向市委提出無理要求。他問洪局長,你們怎么打算?洪局長說,堅持到明天再說。他問,這一夜里面怎么過?天冷啊。洪局長說,里面有一百多條被子,他們可以輪流睡一會,不至于凍死人。等到天亮就好辦了。我打這個電話是向市委做檢討的,讓書記操心了。他忍著心頭惱火說,群眾運動,不能怪你們。那就明天再說吧。他看著窗外的夜空,是的,不管用什么辦法,也已經急不起來,需要等到明天。也許,夜深以后,工商聯門口的人會自動散去,屋頂上的、后門口的人也會自行撤走,里面的人就好出來。
派到港務局去找“工紅”頭頭的王科長回來了,報告說,港務局里是有一些工人,但他們不知道陳安國這些頭頭在哪里。他嘆口氣,點點頭,說,大家晚飯還沒有吃,情況都基本清楚了,暫時也沒有辦法可想,除了值班的,都回家去吧,我也回宿舍,明天再說。他對負責安全的公安局牛副局長原則地布置了幾句,就回宿舍而去,至于工商聯門口和工商聯里面,也就只有順其自然、聽之任之了。
想不到卻是一覺到天亮,而且是被一陣電話鈴聲驚醒的,一看時間,才六點半。打來電話的竟然是“文革辦”的程主任,從上海打來。電話里說,一直跟工人在一起,于當天晚上到上海,五百多人沒法找到睡的地方,就在車站囫圇過的夜,第二天到華東局去。雖然登記了,卻一上午沒有人出來接待,大約因為忙不過來。上海本地就有一些人在里面敲著一面鑼要求有人出來接待,也找不到人。華東局里面地方很大,不知道負責接待的人在哪里。這樣一直到下午,來了一位個子小小的女同志,名叫朱蕓。問亭州來的人是誰負責,就讓劉克成和他二人跟她走,坐上小車到了另外一個地方,這才坐下來談。先讓劉克成談了一陣,接著又讓他談,后來又詢問一些問題。劉克成匯報運動初期情況時談到醫校郁平這個人,朱蕓很感興趣,轉過來就這個問題詳細問他,結果就連郁平的老婆喬麗的事情也談了。朱蕓說,市委把郁平放出來是對的,再拘留進去是不對的,這樣的歷史問題要放到運動后期處理,重新調查,弄個水落石出,當前運動不應當在這些歷史遺留問題上糾纏,何況不過是一個普通教員,應該糾正這一做法!這位女同志好像是認識郁平的,但沒有好問。朱蕓后來談了六條:
一,亭州部份工人成立自己的全市性組織“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亭州市委應予承認。
二,“工紅”部份人員因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而被打成或被視為“反黨”、“反革命”、“牛鬼蛇神”之類,是不對的,應該取消這種歧視和政治壓制,這方面所做的有關“秋后算賬”材料,應予銷毀,對于在這種政治壓制中有群眾被關、被打、或自殺,要有正確說法,處理好善后事宜。
三,文化大革命以來,凡是由“四清工作組”或本單位領導一手操辦,而不是由群眾大會民主選舉產生的“文革委員會”之類,是不合法的,應該按照中央《十六條》和最近的《十條》所指示的,重新真正在民主基礎上選舉產生。
四,亭州的“主力軍”或有關方面,在廠里壓制、打擊、拘禁不同觀點的群眾,而造成一些群眾逃出工廠,這完全違背《十六條》和《十條》的精神,“主力軍”或有關方面,要立即糾正這種錯誤,讓逃出來的工人回單位上班,并且不準扣除這些工人的工資。
五,對于打擊各種確有證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嚴格遵循《十六條》第七條的精神,不準趁機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或者以此壓制革命群眾的革命造反精神。對于歷史遺留問題,更應該照這個精神辦事,而不應當糾纏歷史,以免影響運動正常開展。
六,亭州的“主力軍”、“工紅”以及所有群眾組織,都要在運動中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而不要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蒙蔽,要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要抓好革命、促好生產,奪取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另外,劉克成在北京時,還從中央文革接待站獲有三條答復,內容精神跟華東局的一致。得到華東局六條,劉克成他們認為大功告成,所以同意讓他打電話報告市委。劉克成以及全體五百多人過一會兒就要上火車到京口,然后從京口過江到荷州,估計下午兩點到六點之間一定能回到亭州。到時他再打電話報告。
聽了程主任的長途電話,一顆心放了下來。只要那么多工人沒有出什么意外,就謝天謝地;只要華東局沒有來責詢亭州市委,就阿彌陀佛。至于三條、六條,他聽了不覺得有什么異常,更不覺得不可接受,而且覺得高級機關的這些工作人員頭腦清楚,說話有原則、有分寸,水平很高。
這邊才下心頭,那邊又上心頭,不知工商聯那里怎么樣了?正想著,消息隨即也就到了,是辦公室打來電話。原來,工商聯外面的人一夜未散,里面的人實際上被圍困了一夜。早晨,門口的人又越來越多,從木材公司搬來一根原木,正在撞擊里面的二道門。他猛然想起中央《十條》上的一句話,“工人組織之間,彼此有意見,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進行討論,不要被壞人利用,不要造成對抗的形勢。堅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動手打人。”這些話說得完全對,現實正需要照這樣的指示去辦,工作就應當從宣傳中央文件開始。他隨即就到辦公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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