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拘小儒”李慎之

　　沙黑

　　李慎之在給王學泰五十萬言巨著《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所作《序言》中寫道，“近讀《血泊羅霄》，才知道秋收起義之后，工農工軍在湘南也有過‘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后強迫他們革命。’這些使我懂得了，與所謂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與行為，實際上就存在于我們身邊，我們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了。”

　　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先生，把自己擺到“拘拘小儒”的可憐地位上，是令人同情的，與“拘拘”相比之下，提出和執行過“燒殺”政策的“秋收起義之后，工農紅軍”，與歷史上可恨的“綠林好漢”也就并無什么分別。

　　引發李先生有此感慨的是1973年在南通一個墓穴中發現了明代《花關索出身傳四種》，其中說劉關張結義時是要殺死對方家里的老小人口，以絕“回心”的。“游民意識之強烈竟能達到與正統意識完全對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驚”，于是這樣無比天真純潔的李先生“與一些老同志說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舉事之初，也曾有過與之相比的‘大義滅親’的事例”。這似乎找到了《羅霄血泊》的根源，是連著《花關索出身傳》的，“秋收起義之后，工農紅軍”也就與那“劉關張結義”有了歷史文化上的聯系，總算找到老根兒上來了。(接下來順理成章的事兒也就不言而喻，那就連根兒拔唄!)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這樣引導我們來回顧與反思“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是現身說法的和啟發性的，完全無愧于懂得“儒家道德、正統意識”，決不是“迂腐得太可笑”，我們也決不同意他自稱“拘拘小儒”，他應當被列為當代大儒才是，雖然他自稱“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更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

　　閑言休絮，我們不由得就要翻一翻《毛澤東選集》，看看“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的革命領袖，而同時恰好也具體是與“秋收起義之后，工農紅軍”這些字眼最為有關毛澤東，對自謙“拘拘小儒”而實為當代大儒的李慎之說到的事情，有沒有提到過?當時毛澤東是什么態度?

　　于是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看到，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給中共中央的這個報告里，是提到過這件事的，上距李慎之先生一九九八年七月為王學泰作序七十年了，所以無怪乎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先生似乎不知道，而感到自己簡直就是一“拘拘小儒”。

　　毛澤東這個報告這樣寫道：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于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后，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中央要我們發布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定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

　　看來，在“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里有過湘南特委這樣的錯誤領導及其過左政策，在明代成化年間產刊印出《花關索出身傳》這樣的書籍而成為人們的讀物，都只能是其時代的產物，是那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舊思想及其壓迫的產物，而有著“原來前委”的正確領導，有著后來對湘南特委錯誤指導的“逐漸改變”，則標志著中國社會里有了新的思想，如果“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始終是由提倡“過左政策”的“湘南特委”來指導，大約也不會有五星紅旗的升起，不會有“拘拘小儒”李先生能身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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