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一個小商家庭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漢市武昌大東門以東的傅家坡“博文中學”（現為武漢市第十五中學）對面一個窮苦的勞動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農，我家這一帶當年是出產聞名天下的武漢特產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那時周邊有很多湖塘，出產武漢人煨排骨湯最好的配料——蓮藕。1920年我的祖父因病去世時，祖母楊再民才23歲，她帶著我3歲的父親，依靠種菜和打短工維持生計。　　

　　1927年大革命時期，祖母在漢口協和醫院當洗衣工，她參加了許多共產黨人組織的活動。共產黨人上街游行用的紅旗和標語，都是祖母領著一些女工做的。那時祖母已經30多歲，經常來聯系工作的年輕的共產黨員都親切地稱她為曹媽媽。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逃離了武漢，祖母躲到了武昌城外（解放前武昌城東邊以大東門為界）的傅家坡老家以種菜為生。父親從小放牛務農，1937年，父親已經20歲了，就從提籃賣油條開始做小生意，還利用自住的一間破磚瓦房賣日常生活用品，后來發展成小雜貨店。1938年武漢淪陷后，博文中學成為日軍的兵營，因常受日本鬼子的欺壓。1941年，全家遷到武昌糧道街，開了一間小雜貨鋪，由祖母楊再民、父親曹凱峰、母親王玉梅三人共同經營，用現在的話說叫夫妻店。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一直到1949年，小雜貨鋪的生意很好，生意規模擴大，那時母親已有6個孩子（我下面有3個弟弟，兩個妹妹），為了母親能照顧孩子，祖母就開始雇用工人。先是雇了一個學徒，后來又雇了一位廚工兼任購貨、運貨工作。每到年關，還雇用一名臨時店員。1949年解放時，我父親的雜貨店有雇工3人。1948年，我家在自己的菜地上，在博文中學旁邊，興建了一棟共270平方米的兩層磚瓦房。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共產黨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952年1月至同年10月，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五反”運動時，我家被定為“半守法半違法戶”。據統計，全國“五反”運動結束時，以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沈陽等9大城市為例，守法戶占總數的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半守法戶半違法戶占25%—30%，嚴重違法戶占4%，完全違法戶占1%。其中有貪污行為和占小便宜的，占總戶數的24%，經最后核實定案并給各種處分的，占總戶數的4.5%。當時被定為“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就會受到打擊和罰款，定為“半違法戶”就不屬于打擊對象了，被罰款也很少，屬于寬大處理對象。但我家一直沒有劃定階級成分。父親1954年關閉了在武昌糧道街的雜貨店，1956年在大東門租了一間將近10平方米的門面，做起了新的夫妻雜貨店。到公私合營時，加入到合作經營的小集體，開始父母親都去上班。不久因母親多病，又受人排擠，便失業在家，僅靠父親一人微薄的工資收入和祖母部分空余住房出租的幾十元所得維持一家9口人的生計。這就是我家文革前的經濟收入情況。　　

　　我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時，我填的家庭出身為“小商”，在文革前的歷次政審中是沒有疑義的。文革初期，我的父親被當作資本家戴高帽、掛黑牌進行過批斗。在我母親被游街批斗時，致使我祖母驚恐過度，當眾癱倒在地，從此致殘，病臥不起而死亡。這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執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欠下湖北三千二百萬老百姓的一筆血債。這一伙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當權派，理應受到人民的唾棄。文革中，因為我參加了造反派，成為數萬人的國有大型工礦企業的造反派頭面人物，我的家庭出身便成為歷代當權派大做文章的由頭。當權派還一再說我出身反動的資產階級家庭。文革中，每次反復，當權派批斗我，都要造謠說我是“曹祥泰”[1]的小老板，想用謠言把我“斗倒、斗臭”，說我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　　

　　[1]　曹祥泰：武昌司門口經營喜餅、綠豆糕、芝麻糕的百年老字號，解放前是武漢數一數二的大雜貨店，兼營機米廠、槽坊、肥皂廠和錢莊。　　

調到第一冶金建設公司　　

　　我1955年畢業于武漢市武昌鋼鐵工業學校，在校期間加入青年團。畢業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鋼鐵建設公司機裝公司、酒泉鋼鐵公司機裝公司、洛陽冶金建設公司、武漢鋼鐵公司基建處工作，1964年調動到第一冶金建設公司（以下簡稱“一冶”）施工處任技術員。一冶是冶金部下屬最大的一支建設我國鋼鐵工業的基建隊伍，以建設武漢鋼鐵公司和馬鞍山鋼鐵公司等大型鋼鐵企業而名揚一時，當時被冶金行業稱為特別能戰斗的“野戰兵團”。文革前，一冶和武鋼同屬省轄廳局級國營企業，一冶當時有正式職工28000多人，下屬有十幾個縣團級的單位，有廳局級干部近20名，處級干部200多名，科級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屬工及附屬職工醫院、技工學校、子弟中小學職工等共三萬多人。當時武鋼、一冶合起來職工人數約10萬人，武鋼約7萬多人。　　

　　一冶施工處是一冶所有建設施工工程運作的指揮中心，負責協調指揮一冶下屬各小公司、各工地、各項工程的施工進度及各單位的相互配合。我到施工處施工科工作后，每天深入到施工現場，了解每項工程的施工進度和存在問題，并且參加一冶大公司每周的施工調度會議。這個會議的參加者是一冶各下屬公司主管施工的經理和各計劃、施工科長，施工現場的隊長。會議的目的是，協調各公司相互配合，確保每項大工程按總進度按時完成施工任務。但在施工過程中，由于各單位相互牽制，往往因局部而影響大局，協調會常常開成扯皮的會，矛盾的雙方各執一詞，都是各說各有理。由于我經常深入基層，了解和掌握的情況有時比有的當事人還要清楚，常常能準確地說出事實的真相，常常使多次的爭執平息下來。我到一冶工作僅一年多時間，就受到施工處黨支部和施工科科長的重用，擔任了施工處團支部書記、一冶機關團總支委員，被評為模范團干、一冶先進工作者、一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文革中后來我挨整時有人揭發，一冶施工處領導當時準備重用我這個“混進革命隊伍的壞人”，提拔我為副科級干部，黨支部已通過決議，發展我為中共預備黨員，因文革開始停止新黨員審批工作，發展我為新黨員才擱置了下來。在一冶施工處這段時間的工作，培養、鍛煉了我的組織、協調能力，并為我今后成為一家大型工礦企業革命群眾組織的頭頭，奠定了良好的人際關系。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親自批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1]等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點燃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繼中央開展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2]緊接著點名拋出武漢大學李達[3]、朱邵天[4]、何定華[5“]三家村”，中共武漢市委也跟著拋出程云[6]、武克仁[7]等黑幫分子。全省從上到下，直到每個基層單位，都在黨組織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黨集團，各級黨委以積極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姿態，轉移斗爭的大方向，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牛鬼蛇神”和黨外群眾。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學的教工團支部書記管典芬老師和辜正年同學在校內召集了一部分學生團支部書記開會，揭發校領導捂蓋子、定調子，反對阻撓學生寫大字報問題，并決定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學校文化革命運動開展的情況。此事后來被稱為“六一一事件”。“六一一事件”被學校黨支部匯報到一冶黨委，被一冶黨委認定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經請示省委同意，一冶黨委派出由機關各處室、各公司領導和骨干組成的近100人的龐大的工作組，由一冶處級干部、團委書記滿守昌和一冶黨辦一位名叫翁文娟的女處長擔任正、副組長，進駐一冶一中，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我當時是黨委的紅人、運動中的骨干分子，被上級指派脫離生產崗位，調入工作組去鎮壓一冶一中的學生運動。我在工作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學班給學生們上課，不過是為了把學生們控制在教室里，保持高壓態勢，叫他們不要亂來。接著是將30余名教師集中到一冶業余學校進行政治學習，通過學習文件、讀報，反復動員、發動，引導大家積極討論發言，對我們工作隊員和骨干們的要求是做好發言記錄，以便發現對黨、對當權者有攻擊言論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時愛說牢騷怪話對黨有不滿言論者，都是重點關照的對象。我們每天通過查閱老師們的檔案，從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對黨有不滿言論的人。如有一女教師，檔案內記載有人揭發她有一次將印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帶進了廁所，就認為她是反革命，工作組將這個秘密告訴黨、團員教師，讓他們寫出大字報，貼在操場的大字報欄上，將這位女教師搞臭。還有一位50多歲教語文的夏老師，調來一冶前是武漢市戲劇學校的老師，專教漢劇團、楚劇團學員的文化課，每次學習時總動員他發言，想讓他講出點錯誤的話來好整他。工作組發動大家積極寫大字報，相互開展揭發、批判。發動全校師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們打成現行反革命，把他們自發地反對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權派的行動鎮壓下去。工作組的使命，就是將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場新的反右派斗爭，挑起群眾斗群眾，把文化大革命的斗爭矛頭，引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是最符合官僚集團利益、最符合湖北省委和一冶黨委當權派利益的。　　

　　[1]　聶元梓：1921年出生，194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文革中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組長、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1978年4月被關押，1983年3月被判處17年有期徒刑。　　

　　[2]　王任重：1917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1966年11月倒臺，文革結束后先后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1992年3月去世。　　

　　[3]　李達：1890年生，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漢大學校長任上受到點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　　

　　[4]　朱邵天：武漢大學黨委書記。　　

　　[5]　何定華：武漢大學副校長。　　

　　[6]　程云：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　　

　　[7]　武克仁：武漢市文聯副主席。　　

　　我當時雖然是工作組的成員，是積極分子，但我對工作組的做法是不滿的。工作組好像并沒有搜集到什么實質性的反革命言行，就輕易地把教師、學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這些人的檔案材料時，沒法找出我認為有問題的言行，我也沒有向工作組領導匯報出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材料，無法充當工作組的干將。　　

工人龐玉來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組不幾天，在一冶的近鄰武漢鋼鐵公司發生了一件事：武鋼綜合經營廠有個“四清”運動[1]的積極分子黃連生，響應廠黨委的號召，將自己在“四清”運動中了解到的本車間工人、33歲的二級鉗工龐玉來曾被資本家收養過的內幕寫成大字報，貼了出來。龐玉來認為自己只是個小工人，不是當權派，黃連生不應該寫自己的大字報，就撕掉了那張揭發自己身世的大字報，并且與黃連生發生了爭吵。龐玉來見黃連生人多勢眾，仗勢欺人，就撿起一塊磚頭去打黃連生，不想打在一位前來勸架的積極分子、女工蔡先梅的頭上。這本來是一起不大的民事糾紛，中共湖北省委卻將此認定為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案件，經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1966年7月5日，在事發15天時間后，在武鋼、一冶召開萬人宣判大會，將龐玉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　“四清”運動：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內容，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后期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　　

　　這一天，本來是烈日高照、晴空萬里的天氣，當大會宣布判處龐玉來死刑時，突然狂風大作、驚雷滾滾、暴雨傾盆，老天爺也發怒了。一聲聲炸雷驚心動魄，敲打著每一個沉默人的心。我參加了在武鋼四中廣場舉行的這場宣判大會，感覺非常奇怪，對當局的用意難以理解，一點也想不通。為什么這么快、這么輕易就槍斃了一個人？這時湖北省委已經開始播下工人起來造反的種子，只是誰也沒有意識到，此時以“保衛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勝利進行”的面目出現的、以王任重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他們形左實右的實質是把文革運動的方向，引向鎮壓無辜的人民，當局對一個小工人大動干戈，是想轉移文化革命的斗爭大方向。他們還組織黨政工團干部和積極分子大張旗鼓地去慰問蔡先梅，以此組織起他們御用的“階級隊伍”，也就是后來的保守派，來打擊牛鬼蛇神。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發的這一聲驚雷，驚醒了我們這些本來滿足于搞好本職工作、對政治完全無知的小人物，我就這樣關心起了文革運動。　　

我竟成為“漏網右派”　　

　　沒過幾天，大約在7月10日左右，工作組長滿守昌和副組長翁文娟把我叫到工作組的辦公室，態度冷漠地對我說：“你還是回施工處去上班吧！”我二話沒說，高高興興地回到了施工處。我還沒有意識到，由于我對工作組抓右派的行動配合不力，工作組已開始對我進行政治清洗。他們依靠的是出身好的“紅五類”（指出身革命干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家庭的子女）。這時，一冶機關大院開始貼出了一些攻擊我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說我出身資本家家庭，是個只專不紅的典型，工作積極認真是假象，是想混進黨內，有野心。還有一條聳人聽聞的內幕，說我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是漏網右派！這完全是工作組在一冶一中整牛鬼蛇神的手法。他們斗爭、專政的對象是人民群眾。這時，一冶施工處也被上級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通過查閱干部檔案發現，反右派斗爭結束時，我在黨組織召開的一個向黨交心的會議上匯報思想說過：“自己對右派分子的言論有一些同情，雖然自己沒有講出來，但思想上有共鳴，今后要加強思想改造。”誰知這些話竟成為我是“漏網右派”的言論了。施工處也不準我再參加當時重點工程指揮部的工作，大概是防止我搞破壞活動吧。1966年7月中旬，毛主席來武漢暢游長江時，一冶工作組的領導竟無端派人對我進行跟蹤監視，防止我有反革命行為。當時，我本人對此完全不知情，是后來一位奉命監視我的人告訴我的。　　

轉移目標，拋出替罪羊　　

　　9月，湖北省委派省冶金局主管全省工交戰線的陳克東、劉廣泉來一冶領導文革運動。一冶黨委把已經調到酒泉鋼鐵公司的一冶原副經理方如玉[1]揪回一冶批斗，工作組說他是一冶的“走資派”，又拋出一個非黨員的副經理嚴叔端，因他在重慶鋼鐵公司工作時犯過右傾錯誤，也被劃定為一冶的“走資派”。工作組還定調子說，一冶現在的領導干部都是好的，讓他們出來“洗洗澡”就可以過關了。文革時當權派拋出某人以轉移斗爭大方向，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亂整干部，實際上是當權派最先搞起來的。這一次，我按捺不住，終于跳了出來。我在一冶機關干部大會上請求發言，我質問道：“據了解情況的機關干部在大字報中揭發，工作組長劉廣泉是一冶黨委副書記董書立[2]的老上級，文革前劉廣泉家經濟條件較差，董書立經常送東西接濟劉廣泉家。這次工作組是來保護徐揚[3]、董書立等人過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應該是讓群眾自己來教育自己，現在群眾運動尚未發動起來，工作組就事先定了調子，說一冶的領導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你們揪回方如玉，說他是一冶的走資派，你們憑什么可以叫一冶徐揚、董書立、林維[1]、王秉政[2]出來洗洗澡就行了，請問這張洗澡票是誰發的？這張洗澡票多少錢一張？”我不到20分鐘的發言，使1000多人的會場一下炸開了花，全場爆發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我捅了一冶工作組的馬蜂窩。我“路見不平一聲吼”，就這樣上了梁山。　　

　　[1]　方如玉：1927年生，文革前軍隊干部轉業、一冶原副經理，1984年調到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建設指揮部任副指揮長。　　

　　[2]　董書立：1911年生，1934年加入中共，軍隊干部轉業，文革前任一冶黨委副書記，1989年去世。　　

　　[3]　徐揚：1914年生，1932年加入中共，軍隊干部轉業，文革前任一冶黨委書記。　　

　　黨委書記徐揚把早已調走的方如玉副經理拋出來掩護自己，是不得人心的。方如玉在一冶工作期間，長期深入施工現場，吃、住都在施工第一線，與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及工人的關系相處得很好。僅因與一位華中工學院剛畢業叫劉玉芬的女技術員有說不清的曖昧關系，事情暴露后，就被排擠出一冶，大家都知道個中緣由，對徐揚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徐揚的目的是捂住一冶階級斗爭的蓋子，用從甘肅揪回來的一個“走資派”交群眾去批斗，掩護自己過關。我在大會上捅破了這層紙，說出了很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心里話，成了后來趕走一冶文革工作組的第一人和一冶工人階級的代言人，為后來成為一冶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打下了基礎。　　

　　《悲欣交集話文革》，曹承義　初稿/鐘　逸整理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0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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