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文革的真實歷史嗎？請您耐心看看真實的“個案”。　　

一、鋪墊　　

記得是1964年下半年，我上高中三年級上學期，學校來了工作組，聽說是溫江地區派來的。他們把學生的作文本收去翻看。有一天，老師把我叫去，校長與工作組成員對我開導，大意是，教育要改革，學生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被師道尊嚴束縛，要用毛主席教育思想、階級斗爭觀念，對老師教學中的問題進行分析、批判；語　文　老師在我的作文上面的批語，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我大吃一驚。仔細一看，事情是這樣的：　　

我的作文，按照老師要求，寫階級斗爭內容。實際上，農村里面的“五類分子”，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高壓下，都“夾住尾巴做人”，規規矩矩的，哪敢有什么斗爭？無奈，就編故事唄。老師看了作文，打了高分，但是，批語道：（大意是）應該把斗爭寫得隱蔽些。我本來認為，老師評語好。但是，工作組成員卻說，這是違反毛主席“有時甚至是尖銳的、激烈的”階級斗爭論述的。我請教說：毛主席說激烈是“有時”，平時就不激烈唄。工作組的同志說，作文就是要寫激烈、尖銳的階級斗爭；教師寫的評語，是階級斗爭熄滅論表現，這本身就是階級斗爭新動向。要我寫批評文章。（后來，在文革中，我才認識到，毛澤東思想被工作組歪曲了，或者說，理解偏了；倒是我的語　文　老師的觀點，符合毛澤東思想。）　　

我當然得“聽黨的話”，寫了文章，經過他們修改，在全校大會上發言。發言的學生有多少，我記不清了。各個班還寫板報，批評老師的言論。總之，　許多　老師都挨了學生的批評。　　

老師們起碼在表面上沒有給學生計較。課，照樣上。我們不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尊敬老師，而且，還因為觸犯過老師的尊嚴，好像“補償”一樣，比以前還更加小心翼翼地聽　從　老師教導、尊敬老師，覺得比以前更拘謹了。　　

當然，老師們有想法。第二期上課，政治課講剛發布的“四清23條”。我的語　文　老師上課時發揮說，“四清”主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教師有什么可整的?無非多用兩根粉筆。　　

看得出，“23條”讓教師放下了包袱。后來才知道，“23條”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是在糾正之前的“前十條”、“后十條”基礎上形成的。　　

二、文革開始我納悶　　

1965年夏季，我上北京工業學院（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意外地享受第二等17.5元的助學金，15.5元伙食費，還余2元。我們系搞半工半讀試點，每個月補助4元錢生活費。半天在校工廠勞動學工，其余半天與晚上上課。就這樣，還組織跳舞，我被系年級女生選中，被培訓，參與跳她們自編自導自跳的“半工半讀舞”，說是準備參加人民大會堂匯報表演。“五一”節時在頤和園的舞臺上表演過。之后，還到比如“x軍大院”之類的單位表演過。　　

北京大學聶元梓“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1966年5月25日　貼出之前，我剛被黨支部討論通過吸收為預備黨員，然后，黨總　支派　老師找我談過話（當時感覺　談話　老師心事重重，心不在焉）。接著，　6月2日　，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大字報，學生們潮水般去北京大學看大字報。“運動”開始了。　　

我納悶，感覺看不清楚方向。之前，我是努力學習劉少奇主席《論共產黨員修養》的，是努力使自己心甘情愿做黨的“馴服工具”的；此時，這“工具”是沒法“操作”了。　　

很快，工作組進校領導一切。 　　

有一天，在露天劇場開批斗會，那陣勢，只要主席臺上有人呼喊口號，喊把誰揪出來，就可以當場把人揪到臺上，接受批判，甚至戴上高帽子。我想起了以前農村的情況，干部抓住農民一點“把柄”，就開會隨意批斗，甚至捆綁起來，毆打；怎么在高等學府也近乎這樣？我傷感。　　

有一天，突然聽說要“抄”哪個“反動學術權威”的家，我就跟著去看了，雖然只是把什么書之類翻得亂七八糟的，但是，我也感覺讓人太沒有尊嚴，斯文掃地。　　

有一天，聽說“抄”學校“二把手”的家（“一把手”參加“四清”還沒有回校），我也去看了，聽說，屋里　那個老　太太是那位領導的母親，是“地主婆”。那位領導戰戰兢兢，老太太看起來卻處之泰然。我一下子就聯想到農村的地主婆，一比較，覺得這位老太太經歷過“折騰”，處變不驚。眼前情景，讓我對“滄海桑田”有了深刻理解。我決心當“逍遙派”，或者說“觀潮派”。　　

工作組要求成立各級文革領導小組“籌委會”。我們班35個人，首先投票“海選”產生幾個候選人。我的票比較多，成為候選人之一。名單在黑板上一公布，我馬上在座位上站起來說：首先，我感謝投票同學對我的信任；但是，我不適合；希望投我票的人改投某某某。　　

結果，我的票減少，“落選”。之后發生的給同學“分類”等事情，我沒有參與，也沒有關心，自己是幾類，也不知道。（后來才知道，這時候的“分類”，是準備“秋后算賬”、超過1957年規模抓右派的！）　　

黨員不“吃香”了。甚至有大字報指責說，你們這些黨員，做馴服工具，按照慣例，畢業工作就當官，騎在工人頭上，作威作福，變成官老爺，成為新資產階級。　　

我雖然還預備黨員都算不上，但仍然感覺“灰溜溜”的。　　

我同宿舍有個同學，他父母是北京“海軍大院”的。偶爾從他嘴里聽到北京中學生搞“紅色恐怖”的事情，諸如皮帶打人、抄家（后來才知道，抄家其實是按照派出所的指示進行的，而且，抄家的東西都予以了封存）。我怕事，很少出去。開始埋頭學習新華字典，這個時候才發現，有些常用字，被我，也被許多人讀錯了。　　

三、陷了進去　　

后來，大串聯開始，我們班許多同學去了新疆等地。我有“私心”，等成都的女同學來北京串聯。當時，我與她書信頻繁，一封接一封。但是，她在成都等我。于是，與東北來北京的同學楊水清，還有北京大學的同學魏福久，一道，回了成都；經那位女同學安排，住在四川大學學生宿舍。　　

這應該是8月底9月初。成都街上，人們正在為“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標語的正確性日夜辯論。晚上去看了看，我沒有興趣，只有好奇，有的人已經聲音嘶啞，還在“苦口婆心”地辯論。我沉浸在與同學談天說地與散步的快樂中。當然，都是“革命內容”和“人生感悟”。有一次交談中，她竟然忘形地用訂書機把訂書釘釘進了自己的手指。　　

過了幾天，就有同學告訴說，中國科技大學的同學郭學文回中學母校被圍攻了，要我們回去解救。聽到“救”字，我們當然義不容辭。幾個同學一道，往新津縣城趕。（最近才搞明白，郭學文想回家要點錢，與他一道的大學同學，想去他家做客；他的妹妹在新津中學，于是他們首先到了該中學。由于他向其妹妹以及同學講了北京與成都的文革情況，受到中學（母校）紅衛兵圍攻。這天是　8月31日　，后來，有支持郭學文觀點的同學就以“8-31”命名他們的造反組織。）　　

據當時的新津中學學生說，我們是　9月7日　到的新津。剛到車站，就被幾個學弟學妹迎接到新津中學。那里有接待串聯學生住宿的房間。我們沒有見到那位被“圍攻”的同學郭。我們住下，先洗衣服。有學弟學妹陪同，就是沒有看見老師。偶爾遠遠地見到老師，他們大多低頭走過。學弟學妹告訴，學校現在是工作組領導，有哪些老師成了“牛鬼蛇神”，甚至包括我們原來的校長。我驚訝，天吶，當年被批評過的　那些　老師，基本上都囊括其中了，而且，文革工作組給他們“升級”了；想不到的是，當年領導我們批評教師的校長，也被“牛”了！　　

晚上，增加了許多學弟學妹，把我們阻攔、包圍在一個地方“辯論”，問我們，對“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怎么個看法？我毫無戒心地說：“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就是給西南局、省市委提意見嘛，誰還能真的去炮轟、火燒？至于那個“血統論”口號嘛，那是北京一些中學生紅衛兵提的，他們都是高干子女，我們沒有必要關心。　　

后來才知道，他們是學校工作組派來與我們“辯論”的。不過，我的記憶中，除了一部分保持沉默、明顯支持我們的外，他們對我們還比較客氣，我沒有感覺明顯的“圍攻”氣氛。可能是因為我原來在學校是“頭面人物”（語　文　老師語），稍微有點好名氣，他們給了面子。　　

感覺有“圍攻”氣味的，是之后出現的一名“摘帽右派”——　李　老師。他沒有教過我，以為我不認識他；可能為了表現積極，也許是真心為我們好，情緒激動地指住我們說，你們散布右派言論，是右派分子，等著“秋后算賬”吧！我一聽，立即變臉，厲聲說：“你才是右派分子，你以為我不知道？”他臉一紅，溜之大吉。從內心說，我同情許多“右派份子”，　包括他　先生；但是，這個時候，必須與他們“劃清界限”。 　　

我被人用右派帽子“恫嚇”，最早是1961年上初中時。因為想讓上面來檢查工作的“專員”知道我們對學校有意見，所以，我們幾個學生在校園小路上唱歌，用《這是為什么》的曲調，自己“填詞”。結果，被老師集中在教室訓話，老師說：“我看你們腦袋后面都長了反骨，長大以后，肯定成為右派分子!”我向來仗恃“根紅苗正”，摸腦袋后面，沒有反骨，從不相信會被共產黨劃為右派分子。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的父親突然出現在學校找我。他是聽人說，我成了“反革命”，于是，專門從20里外的老家走來看我，悶悶不樂，憂心忡忡。　　

我與同學們嘻嘻哈哈，給他說，哪有這事！然后，給他講了國家的形勢，“毛主席、黨中央給我們的任務”什么的。說得他“打開了問號”，然后，就回家去了。　　

四、逼上梁山　　

又過了兩三天，我與東北那位楊同學一起回家。我們分別住在一條街道的兩頭。　　

到家時，已近黃昏。鄰居和小學一位女同學（已是公社干部）來看望。這位同學問我當前的運動形勢和前面說過的“炮轟、火燒”口號。我有口無心，毫無戒備地隨便說了說，聊了聊，他們就出去了。后來才知道，公社領導不但派人來“引蛇出洞”，還派人在隔壁“聽壁腳”記錄“反動言論”。　　

第二天早上，我吃過飯就出門，準備回到縣城。哪知道，剛走出約　400米　光景，就有人喊我，說我父母叫我回去。　　

于是我回到家門口。一看，大吃一驚，門口圍了許多人。近前一看，門面上貼了兩張大字報（署名革命群眾），內容是說，我宣傳反革命口號——“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是放毒，把我批判了一通。我進到屋里，母親和妹妹們都在哭。我安慰他們，說，沒有關系的，不要害怕，成都到處都是大字報；他們的大字報說的不對，我不是放毒。　　

接著，就有人喊我，要我“到茶館里去辯論”。　　

我就跟著他們去街道中段的茶鋪，“前呼后擁”的。　　

他們要我站到板凳上。我想，好啊，就像電影里面的革命學生向大眾演講，站在板凳上，手在空中比劃，好瀟灑，好效果。事后才反應過來：他們是想讓我“站高板凳出丑”。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我說的，口口聲聲是黨中央、人民日報、毛主席的說法之類，以及對那兩個口號的解釋和看法，可能是，人們覺得我說的合情合理，有根有據，所以，我說話時，“會場”幾乎鴉雀無聲。后來，有人跑進茶館，告訴人們，趕快放我走，縣里已經來電話了。　　

公社領導在幕后導演的戲，就這樣暫時告一段落。　　

回到老家被圍攻一事，讓我“清醒”思考問題：各級領導為什么對“炮轟、火燒”如此敏感？為什么能夠讓積極分子輕易“翻臉”圍攻他們曾經羨慕的人？怪不得，毛主席鼓勵人們起來“造反”！這個時候，我才認識到，“下面的干部”，對毛主席的思想是那么的不理解，而且在抵觸，動不動就把人說成“反革命”，還停留在“57年反右”那種思維定勢中，把“南下學生”視作洪水猛獸。　　

再到新津中學后，逐步發現，新津的氛圍開始比較“寬松”了，好像在這期間，“官方”還鉛印了我寫的一份傳單。新津中學一些同學甚至年輕老師，明確表態，他們要“到北京看大字報，學習造反”；特別是一部分對工作組有意見的學生，要求我們帶他們到北京。當時，去北京，要工作組安排。　　

于是，我們領了幾個中學生（有人回憶是7個），有男有女，上了火車。我那位女同學，硬是要塞給我幾元錢，怕我負擔不起他們的生活費用。我當然拒收。車廂里，遇到幾個成都中學生紅衛兵巡視，可能是檢查有沒有“偷跑”上車的。還好，其中一個我認識，原來是在新津中學上學，后來隨軍干父母去了成都上學的。點頭示意后，他們就過去了。　　

到了北京（據人回憶，時間是　9月30日　），一看，我們班的同學，絕大部分都出去了，所以，中學生們頭兩天就住在我們班幾個（男生）宿舍里。然后，安排到學校接待站。　　

五、不好意思　　

我們學校，冷冷清清，大字報很少。但是，到北京來的原高中同學，部分仍然來找過我（我高三時是班長）。最讓我魂牽夢繞的，當然是那位女同學。幾天后，她按照學校安排，隨一批同學到北京，一住下，就給我打電話。我們“第一時間”見面，談的，全部是“革命內容”——現在看來，可能是傻瓜一對。　　

然后，我陪著她到幾個“文革名校”看大字報，談人生感悟。有一次，我說，這輩子不要冒尖，特別是，不要挖空心思當領導，因為，當領導風險大，說不定那天就倒霉。您看那些當領導的，以前多么威風，運動一來，狼狽不堪。她說，那是因為他們把領導當官做，太霸道，整人害人。——請注意，那個時候，把領導叫做“官”，就已經是“罵人”了！　　

某天，她電話約我去頤和園參觀，我居然打電話，把北京大學的魏福久同學叫上，一起去游覽。傻得“更上一層樓”！　　

若干天后，我們趕同一列火車回成都。她在擁擠的走道里穿行，找到我時，她撈起褲腳給我看，說小腿上面碰出了血。我感動得內疚！然而，由于“不好意思”，我根本就沒有看清她的傷口，就“心慌”得把眼光挪開了，只留下皮膚白皙的印象；其實，心里巴不得用舌頭去舔她的傷痕，因為，唾液是能夠消毒防感染的！　　

到西安車站，她要下車去看她哥——從西北工業大學畢業，在西安工作。問我下不下。我覺得離開“戰友們”下車，有戀愛之嫌，不好，于是，違心地拒絕了！　　

六、當了“還鄉團”　　

寫到這里，在網上查到新津縣1990年編寫的《新津縣志》有關內容：【1966年10月，縣上組織中學生代表團約200人，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回縣后，學生中分裂為“32111”和“10·6”兩大派群眾組織。各機關、各行各業名目繁多的群眾組織亦相繼出現。”】　　

我的記憶中，這個時候的新津縣，人們已經大變樣。新津中學學生以他們“偷跑”去北京“告狀”（抑或從北京回校）的日期取名，成立“10·6”造反組織。許多人很快就加入到這個造反派隊伍中，包括“縣上組織”的200紅衛兵中絕大多數。所謂“造反”，其實就是，不再按照“官方（工作組）”意圖當紅衛兵了，而是獨立思考、“反戈一擊”，轟轟烈烈提批評意見，如此而已！　　

    外地來串聯的學生住在新津黨校接待站。那里3分錢一盤的素菜，比如溜白菜，味道非常好，給我留下了深刻記憶。　　

后來，按照中央部署，運動發展到工廠、農村。整個新津縣，成了造反派的天下。造反派由最初的純“紅五類”，發展到各種人員，特別是以前受到過“不公平待遇”的人，紛紛加入造反派，或者支持造反派觀點。　　

有一天，有中學生告訴我，縣委機關造反派揭發，《紅旗》雜志13期（　10月1日　）社論發表后，縣委書記在干部會上講話說：要說造反，我首先要造紅旗雜志13期社論的反，還不收，還在放（大意）。這話讓我陷入沉思，我尊敬的縣委書記，他妹妹是高我一級的大學生，應該知道時勢的，怎么還在思考“57年模式”、盼望“秋后算賬”喃？　　

不過，后來實踐證明，這位縣委書記還是有“先見之明”的哦！　　

當時，我思想仍然“保守”，對學生、教師、公職人員，我一般不戒備；其他人員中，“成分高”的，或者有過“污點”的人，我一般盡量不接觸。我支持人們起來揭發、批判“當權派”的問題，大字報用詞怎么激烈，激情呼口號等，我都不反對；但是，我絕對反對動手動腳的“武斗”，反對向任何人“吐口水” 。　　

我家所在公社領導，為他們以前給我家貼大字報、對我圍攻的事情，派干部給我父母道歉。我父母覺得共產黨干部越來越講道理了。　　

農村里面，農業生產與水利歲修照樣進行，而且，由于有造反派形成的壓力，干部循規蹈矩，“夾住尾巴做人”，“瞎指揮”和貪污腐化也基本上沒有了，農民心情舒暢，干活的“有效性”和效率也提高了，家庭副業也可以自由搞，沒有干部口口聲聲批什么資本主義尾巴了。許多人可以隨口說些毛主席語錄，社會風氣很好的。特別是，人們對“三年困難時期”的“七分人禍”進行了“清算”；好像就是在這段時間，造反派把1959年在文井公社當書記的李某某“揪”回來進行了批斗。據說，李跪在地上，接受人們的控訴；有人還動了粗。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產生了“無為而治”的思想。因為，我對“三年困難時期”的“七分人禍”感觸太深刻了！就拿那個“李某某”來說吧，當年是從縣里調來當書記的，聽口音，是外地人。因為口口聲聲說要畝產“倆千斤”，人們給他取外號“倆千斤”；又因為動不動給人“毛起”（發脾氣訓人），所以，又得綽號“李貓毛”。他不但生活作風不好，口口口，搞出了口口口還不管，而且，1959年，強迫農民，把已經栽下去的十多畝水稻秧苗拔起來，集中插到一個“試驗田”里，當然顆粒無收。當年他執政時，是最“黑暗”時期。后來他“一走了之”，人們沒有聽見他一句檢討，所以恨得“咬牙切齒”，但也只能忍氣吞聲，只好在“文革大民主”這個時候發泄、“出口氣”。以前，農民不敢公開說“食堂化餓死人”，見到“貓毛”似的干部，就像耗子見到貓；現在，他們居然可以在大會上公然控訴了，控訴“食堂化時”不良干部的胡作非為！農民感覺，“文革”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毛主席是為老百姓著想的！　　

不過，像“李貓毛”這樣的干部，可能后來有了“文革當中受到迫害”的“資本”而炫耀。如果這樣，他們心安理得嗎？天理何在？　　

我沒有去別的地方串聯。我幫助有的縣領導主動反省、檢討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以求早點取得群眾諒解。有幾個縣領導與我們都融洽相處，起碼在表面上是這樣。比如，縣長程宏道，他兒子高中時高我一級，算是同學，又同在北京上學，而且，在我家1961年買房的納稅證書上，就蓋著他的大印，看他又和藹友善，所以，我想努力“保”他，盡量減少“被沖擊”。看見成都來的一個中學生紅衛兵，在他老面前多次“訓斥”，我終于忍無可忍，把那小子給教育了一通。我想的是，就如像1964年我們批評老師，領導接受批評或者批判，承認錯誤，檢討過關就完事了。至于什么“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派”之類的大帽子，群眾嘛，說說而已，哪能算數？接受教育，改變態度，“下樓”之后，“帽子”就一風吹了嘛！　　

哪想到，來了個“一月奪權”。　　

再看《新津縣志》內容：【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風暴”奪權的影響下，新津地區掀起了奪權斗爭，大小單位，普遍搶奪公章，各級領導班子癱瘓。2月17日，成都軍區散發了“二一七”信件。19日，新津公檢法機關及駐軍，配合一派群眾組織，拘捕了一批“造反”者和“當權派”，名曰“二月鎮反”。】　　

　1967年2月17日　，是　農歷正月初九　。　　

我的記憶中，“二月鎮反”前，新津縣已經沒有公開的“保守派”組織了。抓人那天，我剛好離開新津縣城，準備到成都回北京（中央要求學生回校）。到新津汽車站時，發現，怎么在開行的汽車上有人被五花大綁著；有人說，抓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四川大學，立即知道，在抓造反派。很快，就有人來告訴我，新津縣3211（人們少說個1，說成“三二妖妖”）抓人的情況。據說，四川師范學院（現在的四川師范大學）“紅衛兵成都部隊”唐永泰被人五花大綁。老唐是新津城關人，大學文科66級的，口才好，激情高，可能被有的人視為眼中釘。　　

我們把情況收集起來，我執筆，幾個北京、東北來的原高中同學聯名，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到北京后，寄給了總理辦公室。信內容當然實事求是，為“反革命”喊冤，哪敢有一句假話！　　

為什么敢為“反革命”喊冤？　　

1. 我們認為，這些人，響應毛主席號召“造反”，沒有“反革命言行”；　　

2. 中央軍委的信，要求軍區門前的“四川大學8　-26”　學生離開軍區，即使要抓那些堅持不走的學生，也不能抓其他的造反派啊。更何況，新津的造反派與“圍攻軍區”毫無關系！　　

后來在北京，我看見一個人拿著一本書，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編印的，有約　15毫米　厚，內容就是反映四川“二月鎮反”情況的，我們那篇文章在最末尾。　　

反映新津縣“二月鎮反”的信，是寄給周恩來總理還是“江青同志”（當時的流行稱呼）？我們幾個進行了認真討論。大家認為，“江青同志”雖然是毛主　席的　夫人，當時非常受到人們的尊敬，但是，真正能夠代表毛主席的，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總理實際上在“一線”主持黨中央的工作，“說了算”的還是周總理。所以，信件必須寄給周總理。　　

最近才知道，抓人時，有人拿著繩索到我家要抓我。以前幾十年，家里沒有人對我說過。　　

最近聽新津中學79歲的政治老師說，“二月鎮反”時，全縣抓了2700多人，新津中學55名教師，抓了25名；有人被打致殘，比如　王某某　老師。　　

七、不只是“線路斗爭”　　

同學們大多數都回校了，但是，大多數人對運動已經沒有熱情，大家成天忙于買無線電零件的處理品，自己裝晶體管收音機。我做了兩個木頭匣子，準備先裝兩個收音機。上面搞“路線斗爭”，我們搞“線路斗爭”。　　

與此同時，我關心著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進展。我記得，我找到了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封閉式學習班”所在地，隔著鐵欄桿圍墻，與縣級領導干部陳天凱推心置腹地交談。　　

后來知道了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態度，并且下發了文件。 于是，我又回到老家。　　

結果，只裝好一個“4管”的收音機，帶回家，成了父母的寶貝，成天開著。媽媽說，主要是想聽政策——這是后話。　　

八、雖然我沒有看見家鄉“武斗”　　

文革十六條規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本來的意思是針對開批判大會時，只能講道理、辯論，而不能搞“噴氣式”、戴高帽等武斗行為的。哪想到，后來“武斗”演變成“用武器相互斗”。　　

《新津縣志》記載：【5月，中共中央下達解決四川問題的十條指示(當時稱紅十條)，否定了‘二月鎮反’，新津釋放了全部被捕人員，并給予平反。】　　

我回到新津中學時，造反派已經“揚眉吐氣”了。好像就是那天晚上，新津縣工人造反兵團的“一號勤務員”張富民從監獄里放出來，一進門，撲通一下，就跪在毛主席像面前，叩了3個頭。我這是第一次見到他，好像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回到文井的家，人們來看我。這個時候，我才知道，農村里面許多造反派人員（其實，只是造反派觀點，沒有什么組織手續的），也被抓進去過。但是，到底抓了哪些人，多少人，關多久，批斗多久，我都沒有打聽；哪些人參與抓人，我也沒有打聽。我認為，事情已經過去，沒有必要糾纏，責任在上面。只是記得，人們說，是武裝部長“胡草包”領導3211的人抓的。而這位武裝部長，“鎮反”之前也是非常支持造反派的，他與我關系很好，也談得來。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我們公社誰曾經是3211的，更不知道，他們是什么時候成立組織的；也許，是“鎮反”的時候，才組織起來的？　　

武裝部長叫胡玉生，當過兵，性格直率，說話好像口無遮攔，所以，人們背后叫他“胡草包”、“胡司令”，甚至有熟人當面這樣稱呼他，顯得親切。我不，無論當面還是背后，我都稱呼胡部長，或者老胡。他與公社造反派的“一號勤務員”陳松明關系很好的，他們都是本公社土生土長的，好像還是什么親戚關系。“鎮反”命令一來，就“大義滅親”了。　　

陳松明，解放后沒有多久，就在鄉政府當文書，相當于如今的辦公室主任。干了許多年，仍然是這個角色。他的一個妹妹，可能是堂妹，叫陳學芳，是新津中學造反派學生。他首先起來造反。他眼睛特殊，瞇成一條縫，人們背后稱他“陳瞎子”，甚至許多熟人當面也這樣叫他，所以，我覺得，這人沒有官架子，值得信任。另外有位姓宋的，“四清”上來的，人家成了正式干部，他認為自己水平比較高，卻仍然是臨時性質，不公平；他也很快造反。小學校有些優秀年輕教師，包括以前不得志的，甚至挨過整的，也很快造反。加上當初的社會輿論和形勢，人們絕大多數成為造反派或者支持造反派。可是，“鎮反”一來，為了自保，有的立即“反水”，特別是“成分高”的，不得不馬上轉變立場以自保。　　

現在，形勢又“翻燒餅”了，有些人憂心忡忡。　　

胡部長“第一時間”來看我，有點不好意思。我不在意，認為仍然是好朋友，好戰友。“二月鎮反”，責任不在他。　　

有位教師特別憂心忡忡，甚至是惶恐。他原來也是造反派觀點，可能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在“鎮反”中快速轉變，估計是說了些過分的話，怕陳松明報復，所以，找到我懺悔，并且希望我給陳松明說，原諒他。我說，放心，相信陳松明不會報復；但是，自己要總結教訓，說不定，今后陳松明還要倒霉；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主見，別干違心的事情。　　

造反派隊伍迅速恢復、發展、壯大，“一統天下”。倒是有“老造反”教師熱情下降，感覺政治風險太大，“說你對、你就對、不對也對，說你錯、你就錯、不錯也錯”，簡直不講道理；平反之后就“不干了”。寫到這里，讓我聯想到，政治如同炒股，有的人在大盤“低點”退出，有的人在“高點”退出，許多人是在“高點”走進股市而被“套牢”，更多的人是冷眼旁觀。　　

外面武斗激烈的時候，文井公社都“風平浪靜”，被群眾自譽為“紅色根據地”。 胡部長后來成為文井公社革命委員會主任。無論“官方”與人們后來怎樣評價陳松明與胡部長，我認為，他們控制了公社局面，沒有發生“武斗”傷人，是他們對文井人民的歷史貢獻。　　

我經常去縣城。　　

縣城里，由于受到成都造反派分裂成“8·26”與“紅成”兩派觀點的影響，新津的中學生有人試圖分裂出去，成立新的組織。我和大學生們，明確勸告他們，千萬不要分裂，團結才有力量。在新津支持他們的，有我們北京的，有“川大8·　26”　和“紅成”的，我們關系都很好，不談成都的分歧，一致反對他們分裂。他們都是好學生，所以，沒有分裂，所以，整個新津的造反派都沒有分裂，所以，我沒有聽說，新津發生過什么“武斗”。不過，還是有點“動靜”。2008年我在網上看見《新津縣志》有關記載：　　

【 　1967年6月1日深夜　，一派群眾組織的人持刀棍抓了另一派群眾組織的人。次日又圍攻純陽觀抓人，并打傷了人，開創了新津武斗之先例。 　　

    　1967年8月22日凌晨　，成都某派群眾組織約100人，乘兩輛汽車到崇慶縣搶槍未果，轉大邑經新津駛向成都，新津某派群眾組織開槍射擊，一汽車在一號橋頭墜入金馬河，4人死亡。】　　

我以前以為，　6月1日　與次日發生的事情，可能是造反派反擊“保守派”殘余勢力的行動。可是，我的猜想錯了，最近我才聽到當事人告訴我事情真相：　　

“二月鎮反”中，新津抓了兩千多人，部分人被捆綁毆打“武斗”至殘。《人民日報》　1967年4月2日　發表《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后，“二月鎮反”中被抓的人開始被釋放。中央　5月7日　發布“紅十條”，到　5月28日　，被抓的人全部獲釋放。　6月1日　，成都的“保守組織”來了幾汽車人，而且還帶著鋼釬等武器，聯合新津縣的“保守組織”，在縣城游行示威，抓斗造反派人員。次日又圍攻純陽觀抓人，并打傷了人。　　

郭學文同學說，他是去了成都中和場事件現場的（中和場事件見附后資料）。回到成都后，他感覺新津也可能要出事，　5月31日　那天，成都去新津的公共汽車也不開了，他就把臉搞臟，與兩個拉板板車的人一道，走路，晚上11點過，到了新津中學。　6月1日　那天，他看見“保守組織”拿著各種武器在縣城里面游行示威，于是，他去縣武裝部詢問怎么回事。結果，武裝部就不讓他離開，而且，派人把他送到文井公社，由胡部長藏在鄉下。幾天過后，派人送去軍裝讓他穿上，把他給接回縣城。　　

九、“中和場事件”對我的傷害　　

我應該是　1967年5月18日　左右到四川大學準備回北京的。記得見過那位我朝思暮想的女同學一面，然后，她就突然不見了。一打聽，原來是19日去了中和場，而且，是被“老保”派的人給抓起來了。這下，我成了熱鍋上螞蟻，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曾經產生“深入虎穴”，雷同于“英雄救美人”那種想法。但是，既不知道這中和場到底是在哪里，又不好意思大張旗鼓打聽。后來反省，其實自己也沒有那個膽量。有時，只好悄悄地流淚。在心內祝愿蒼天保佑她平安的同時，又設想著種種后果，甚至想著，只要她活著，哪怕殘廢了，也要陪伴她一輩子；如果她“壯烈”了，我要把她的像放大，放在家中最明顯的地方，每天看著她。　　

煎熬了幾天，她終于回校了。但是，我發現，她態度完全變了。好不容易見了她一面，以后她就躲我，幾次想在路上“遇”她，都失敗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幾天后終于生氣離開，返回學校。　　

回到學校，我經過思想斗爭，熬了一段時間，決定“投降”，寫了信去求和，但是，沒有回應。后來，甚至在信封里面把我的布票寄了去，仍然沒有回應。我失望了，郁郁寡歡，而且，充滿怨氣。不久，我發覺自己患了胃病，日漸消瘦。于是，買了電阻絲，找塊耐火磚，制成電爐，經常自己煮面條，煎中藥。有同學貼大字報批劉少奇的“活命哲學”，我覺得是影射我。我想，哪怕是直接指名道姓批判我，我也認了。　　

我努力“拯救”自己，“療傷”——心理的傷，多看點書，增長人生智慧。我去中南海附近看過一眼“揪劉火線指揮部”之類的鬧劇，看那陣勢，我趕快離開。什么“天派”、“地派”的，我毫無興趣（當時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兩派）。我歸納出了我的“活命哲學”：1. 最高領袖是不能反對的，“最高指示”是不能生搬硬套的，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2.“誰受寵，誰變壞”是一般規律，但是，既然能夠受寵，一定有過人之處，所以，對得勢的，不要趨炎附勢，對失勢的，不要落井下石。3. 對政治事件，要冷眼旁觀，努力遠離，避免引火燒身。　　

突然有一天（可能是1968年四五月份吧），聽說校內發生了武斗，學校主樓被分割成兩派的陣地。我好奇，去“參觀”了一下。可是，事態升級，某天突然兩派在操場對壘，據說，其他樓房也要分割。我趕快跑離宿舍，隨“東方紅”派，跑到學校后門那個地方。雙方相隔兩三百米，互相扔石頭，根本打不到對方。我覺得好玩，想試試我能夠扔多遠，也扔了兩塊，差得老遠。我就溜之乎也，到馬路那邊，北京外國語學院楊方毓同學那里住一夜。第二天，與北京大學魏福久一道，乘火車回成都。　　

真是巧了，在成都車站下車，已是深夜，遇到那位女同學，又驚又喜。她說是剛送走她哥，仍然是那樣熱情，那樣風風火火。考慮當時武斗的局面，我們決定在車站里面過夜。在地面鋪了塊塑料布，他兩個坐著，不停地聊天。“男子漢的尊嚴”，像魔鬼占領住我的大腦，我故意不理不睬，躺在那里，一聲不吭。直到天亮，拜拜。　　

可想而知，那以后，就沒“戲”了。我徹底地變成這個事的“低能兒”，沒有了挽回局面的“招”。　　

其實，許多年后，我倆又通過信。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她根本就沒有收到我“中和場事件”后寄給她的信和布票。而且，她當時也痛苦死了，把腸子都悔青了（大意這樣）。　　

但是，為什么中和場事件之后，她態度變化，為什么沒有收到我的信，至今仍然是謎，我們沒有探討過。　　

十、余音裊裊　　

《新津縣志》記載：　　

【1968年……　5月7日　，舉行了新津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慶祝大會。各單位、各公社，亦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命領導小組。 　　

 1968年9月，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重點清理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九種人。】　　

北京，1968年8月，軍宣隊、工宣隊進校。我是這個時候才回到學校，參加“斗、批、改”的，對家鄉的事情了解就很少了。1969年，到首都鋼鐵公司勞動，1970年8月進核工業821廠工作，從此，在大山溝里埋頭勞動、工作，干到60歲退休。　　

最近幾年，從網上知道，1968年9月以后全國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實際操作時，主要是針對造反派的（有人說，上海除外）。與造反派沾邊的，稍微有點“問題”的，都被“算了賬”；許多沒有問題的，也被莫須有的問題給洗涮一番。11屆3中全會之后，“清查三種人”更是針對剩余造反派的，而這些人，確實是“大浪淘沙”剩余的。（從網上看到，這些人現在被叫做“兩案人員”。）廣大群眾什么感受？十來年前一件事讓我深刻體會，至今念念不忘。那天，我從文井老家到了新津縣城，路邊遇到十幾個人。我不認識他們，但是，他們認識我。其中一個人說：那就是鄭黃金，老了；當年他點了火，走了，我們后來卻遭起了（意思是被當權派報復）。　　

我聽見了，難受，但是，裝作沒有聽見。還想說，怎么是我點火？明明是我首先被圍攻的！許多年來，無論是贊揚的，還是埋怨的，都說我是“當年點火”的，我基本上沒有辯解過，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費那些口舌。　　

要說“仇恨文革”，可能我很“應該”。因為我失去的太多，我的家人，受到的驚嚇和傷害，也很多（還有些事，我就不說了）。　　

但是，如果這樣，我就太小心眼兒了，太沒有是非觀念了！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樣一個群眾觀點，毛主席的名言，我是信仰的（當然也不是盲目的，是有分析的）。仇恨幾億人“狂熱”參與的“運動”？我不敢。　　

我認為，“文革”，留給人們思考的東西太多了！政治家的評論、結論，是政治斗爭的需要。我們一般人，包括某些“專家”，如果趨炎附勢地妄加評論，根據當權者的說法去取舍歷史、甚至篡改歷史，或者把歷史上曾經發生、但很快予以糾正的“支流”當做“主流”來“批判”、控訴，搞“歷史虛無主義”，那都是對人民歷史的不負責任，長期地看，是站不住腳的。想做出恰如其分的評論，讓后人真正吸取教訓，避免“悲劇”重演，則需要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充分收集材料，拋開個人恩怨，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客觀公正，經過“時效”檢驗，才行。　　

附：四川成都雙流中和場事件（據資料縮寫） 　　

     針對“二月鎮反”，　1967年5月7日　，《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簡稱“紅十條”）下達， 成都的造反派迅速在市區取得優勢，保守派紛紛撤離到農村，號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5月19日　，“8-26”等造反派共2000余人，以“幫助貧下中農夏收”和宣傳“紅十條”為名，前往成都郊區農村琉璃場和雙流縣中和場。　　

   進入中和場，即遭到保守派的包圍。除部分人員逃脫外，數百人員被捕捉為俘虜。被捉人員先后關押在雙流縣中興場、仁壽縣、眉山縣等地“勞動改造”。　　

造反派19日當天去支援，發生武斗，但沒有死人。　　

   事件發生后，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都軍區即向保守派施加壓力，并派出飛機撒傳單，要求釋放被捉人員。 　5月21日　，被捉的中小學生首批被釋放。　6月7日　，最后200余名被捉人員全部獲釋。　　

　2009-10-20　第2稿   2011年2月第3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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