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作為一個文革親歷者和文革文物收藏者，十幾年來，我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陸陸續續寫了一些關于文革的文字，如《不再沉默》和《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兩篇初稿寫于1998年，后來曾貼在網上。2006年，為紀念文革40周年，我把這些文字整理成《霜葉集》貼在網上。網友玉嶺把它制成電子書并加上了副標題“一位文革親歷者的思考”。2008年，步入老年的我常常感到記憶力衰退，做事力不從心?？纯催^去寫的一些東西，大部分是還是半成品，一種緊迫感油然而生。因而產生了自費出版《霜葉集》的念頭。可實施起來，困難還真不少。首先，重讀這些文字，發現語句生澀、認識膚淺，甚至還有不少錯字、別字，需要花一番功夫進行整理、修改、補充和校對。其次，家務纏身，時間緊缺。我和老伴原本照顧著兩位90多歲的高齡老人，后來，已過而立之年想當丁克族的白領兒子屈服于傳統觀念壓力，添了個寶貝女兒。于是，照看寶貝孫女的光榮任務義不容辭地落到我的肩上。其三，自費出書需要一筆不大不小的資金，可是我們是“羅鍋上樹——前（錢）缺！”老伴因“文革罪”坐牢，出獄后20多年沒有工作，沒有任何生活待遇。加之在獄中苦讀馬列，思想“僵化”，和當今社會格格不入，不會做生意賺錢，因而全家靠我一人的微薄工資生活。2007年7月，在眾多“文革犯”層層上訪不懈努力下，才得到每月440元生活費。盡管現實生活中有諸多困難，然而，貧窮而不潦倒，勞累并快樂著。在我和老伴的努力下，《霜葉集：關于文革的回顧與思考》已經基本定稿。現將《自序》部分貼在網上，敬請網友批評指正。     一?。?A href="/cdn-cgi/l/email-protection#93eafaf7fafdf4a2a1a1a5d3f4fef2faffbdf0fcfe">[email protected]）2010、1、4

　　《霜葉集：關于文革的回顧與思考》　　

　　自  序　　

　　十余年來，我分別用“霜葉”、“路石”、“草民·匹夫”、“一丁”、“魯石”等名字，寫了一些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有的曾貼在網上，有的從未露面。在文革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讀這些文字，不禁思緒萬千。文革是我們這代人“激情燃燒的歲月”。當年的紅衛兵如今已兩鬢染霜，額頭上的條條皺紋記述了歷經的種種坎坷和磨難。然而，沒有后悔，沒有哀怨，血是熱的，心是紅的。十多年來，我嘔心瀝血，鍥而不舍地收集文革文物和資料，這些文字就是我在整理資料過程中，觸景生情時心靈深處迸發出的火花。火花匯集，便是火種。我想把這些文字整理成集，以便留存。然而，這些只能叫“文字”而不是“文章”的東西，大都是有感而發，語句生澀，認識膚淺，特別是一些資料的重復使用，匯集成冊后給人以繁瑣、累贅之嫌。比如反映文革結束后河南省“揭批查”運動的一些資料，就先后在兩篇文字中出現。刪除一篇，有點不舍；去掉一篇中的一些文字，又破壞了該文的完整性。斟酌再三，還是決定保留原樣。集子定名為《霜葉集》，是因為我最早的幾篇文字署名“霜葉”，取古詩“霜葉紅于二月花”之意。　　

　　其實，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和沖鋒陷陣者，真正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重大意義有較深刻的理解，還是失去領袖后中國的社會現狀給予的啟示和教育。文革被徹底否定后，造反派被批斗、關押、戴上“三種人”的帽子，在取消“階級斗爭”的幌子下，對他們進行著殘酷的階級專政。特別是在取消“四大”和“不爭論”后，他們被剝奪了話語權。那些歪曲、丑化、謾罵文革的聲音充斥在宣傳輿論陣地的各個角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1996年文革30周年之際，從北京來了個學者叫徐友漁，想采訪河南省文革學生“領袖”黨言川，因故未見到，就被引見到我的家里。當時，我沒有讀過他的任何文章，對他一無所知。只是覺得有人能找我談文革，就是天大的好事。我親手做了紅燒肉招待他。徐友漁給我的最初印象是溫文爾雅、侃侃而談。后來，我寫了一篇《軍營生活的回憶》登在他主編的《1966我們那代人的回憶》一書中。當時由于對文革這個話題心有余悸，只好寫離開學校后到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時發生的事情。這本書出版發行后，我和老伴到北京辦事，順便拿到作為稿費的幾十本書，并參加了徐友漁在清華大學召開的部分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座談會。記得有唐少杰（清華大學副教授，著有《一葉知秋——清華大學百日大武斗》）、印紅標（北京大學副教授，著有《紅衛兵運動中的兩大潮流》）、碧峽（徐海亮，著有《東湖風云錄》）等。后來，老友徐海亮給我買了香港中文大學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主編）一書，讀到徐友漁等人的文章后，才知道我和他們對文化革命的認識存在著根本分歧。盡管政治觀點不同，但他們平易近人的態度和對我收集資料的鼓勵、肯定，還是令我稱道的。如清華大學唐少杰教授，雖然見面不多，但每次給我的印象都是謙遜有加、不擺架子。 2004年冬，聽說他寫的《一葉知秋》在香港出版了，我就打電話索要，他回答“以后再說”。沒過幾天，我竟收到他郵寄來的親筆簽名蓋章的《一葉知秋》一書，當我打電話表示謝意時，他反而向我表示歉意說：那天接電話時正在睡覺，由于幾年沒有聯系，竟沒有反應過來。后來想到是您，就趕快寄去。當然，在原則問題上我還是不讓步的。比如，有位旅美學者，曾想向我要河南《二七公社報》的復印件，我回絕了。“河南二七公社”是文革中全國有名的造反派組織之一，我的確收藏有從創刊到終刊全套的《二七公社報》，不愿意給的原因是，我對文革發生在中國，而大量的文革資料流失到國外這一現象始終耿耿于懷?！　?/p>

　　1998年，我以霜葉為筆名寫出《不再沉默》和《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兩篇初稿。當時的心境是：說是不再沉默，卻不敢越雷池半步；說是拋磚引玉，卻不敢輕易給別人看；說是一吐為快，卻仍吞吞吐吐、猶抱琵琶。后來這兩篇文章被朋友貼在網上，其中一篇署名改為“一丁”。我希望能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勵和幫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討?！　?/p>

　　2000年，在同志們的鼓勵下，我整理出十余萬字的《八年日記》。這是丈夫和我八年監獄內外生活的真實記錄。它不僅記述了我艱難歲月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是“揭批查”這段歷史的見證。由于種種原因，至今未公開露面。我暫把《自序》和《后記》部分收集在《霜葉集》里?！　?/p>

　　1998年5月，我參加了《中流》雜志河南發行站的發行工作。《中流》雜志是林默涵、魏巍主編的中宣部正式批準發行的刊物。它是1989 年蘇聯解體后，中央一些老同志（如王震、鄧力群等）在對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教訓反思中，倡導興辦起來的。當時的說法是“給老同志留一個說話的地方”。《中流》雜志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辦刊方針，很快受到許多老同志的擁戴。然而，《中流》雜志沒有像其它刊物那樣進行廣告宣傳和疏通發行渠道，發行量很小。后來，在老同志的建議下，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中流》雜志發行站。接著，全國一些省市也相繼成立。1999年12月，我有幸參加了《中流》雜志十周年座談會，聆聽了鄧力群、馬賓、鄭天翔、吳冷西、魏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講話。他們對黨和國家命運的關心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分析、擔憂、疾呼，令我由衷地感動和敬佩。這次座談會的意外收獲是認識并訪問了寒春陽早夫婦。作為外國人，他們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和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深深地打動了我。從《中流》雜志的文章和老同志言談話語中總是會流露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甚理解。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在文革中受過沖擊的老同志已經開始拋棄個人恩怨，對“毛澤東為什么發動文革”進行理性思考，并主動聽取不同意見。2001年3月，河南幾位同志根據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建議，敞開心扉地分別談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霜葉集》中《關于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一文，就是綜合幾位老同志的意見寫出的?！　?/p>

　　2001年春，《毛澤東論壇》網站設立“三年自然災害館”，征集有關我國59年—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事件真相，這使我想到河南省在1960年前后發生的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和老伴到北京找到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她給我們詳細談了親身經歷的“信陽事件”，并把張樹藩的遺作《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給了我們，我以“路石”為名寫了《按語》，并查閱資料摘出毛澤東對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批評，一并貼在《毛澤東論壇》網站上。后來，張樹藩同志的這篇文章和我寫的按語被西安社科院的張宏志研究員作為附錄登在他所著的《還清白于毛澤東》一書中。也許張宏志同志至今還不知道“路石”是誰，但是，能為還毛澤東清白做點事，令我十分欣慰。　　

　　學會應用電腦，使我的文革資料整理工作更上一層樓。早在1993年夏，我和老伴就給上高二的兒子買了一臺286聯想電腦。當時，家庭買電腦的比較少，我們何以如此超前呢？這得從兒子小時候說起。兒子從兩歲起，就經歷了父親坐牢、被母親背著、扯著探監八年的艱辛日子。有一次，在探監回來路上，兒子用迷茫的眼神問我：“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說：“你爸爸是好人?！薄澳菫槭裁唇夥跑姡☉俏渚┕苤?？”我無言以對。兒子怎么會理解呢？然而，幼小心靈遭到的創傷，使他逐漸變得性格內向，不愿和別人交流。那時候沒錢買玩具，假期里兒子跟我到朋友家串門，就把人家的舊玩具拿回家擺弄、拼湊，養成了愛動腦筋的習慣。為了培養兒子的興趣愛好，彌補對兒子的愧疚，所以我家較早擁有了電腦。1995年，兒子考上了大學后，自己組裝了一臺586電腦——我家的第二代電腦，這臺電腦在兒子大學畢業后歸我所用。于是，1999年，我正式開始學習電腦。由于我小時候學的漢語拼音不是用英文字母，高中到大學又都是學俄語，所以，只能像幼兒園小孩一樣，從英文字母和漢語拼音學起。我在電腦上打出的第一行字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我一定要學會電腦”。神奇的電腦常常使我感慨不已，在我的宣傳鼓動下，幾個好友也相繼買了電腦。　　

　　天有不測風云。網絡帶給我快樂，也給我帶來了麻煩。2001年，江總發表了著名的“七一講話”。《講話》中提出要“私營企業主入黨”問題，引起一些老同志的強烈反對。大概在8月12日前后，我在當時的《毛澤東論壇》上看到了鄧力群、馬賓、魏巍等十六位老同志給江總的“上書”信，既激動又驚訝。這些老同志，大部分在文化革命中都受到過沖擊，有的還坐過牢。文革被否定后，大部分擁護鄧小平的主張?，F在他們站在黨性的立場上，敢于直抒己見，確實令人肅然起敬。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如果資本家能入黨（當然不排除經過思想改造后實踐證明已經達到共產黨員條件的資本家），那不成了“全民黨”了嗎?當時，我剛剛學會在網上轉發文章，沒料到鼠標就這么輕輕的一點，竟然讓我這個初涉網絡者吃盡了苦頭：8月14日傍晚，公安人員突然闖進我家，搬走電腦主機、顯示器、鍵盤，還有打字機、掃描儀等，并對我進行了傳訊。雖然此事后來不了了之，然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從此，我再也沒有直接在網上發文章和跟貼，全身心投入文革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網絡使我的眼界驟然開闊起來。2000年，一些左派網站十分活躍。如：“毛澤東論壇”、“中國與世界”、“上海紅旗”等。這些網站上有許多討論毛澤東和文革的文章令我激動和振奮。當然，也有一些令人氣憤的文章。2000年10月，我在網上讀到于光遠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之后》，文中關于中央清理“三種人”工作開展得不徹底、致使不少“三種人”漏了網的論調，令我不能茍同。于是，我和老伴以草民、匹夫為網名，斗膽寫了一篇《讀了于光遠一篇文章以后》貼在天涯網站上。眾所周知，于光遠是很有名氣的大人物，草民所以敢和他理論，正是由于網絡這塊神奇而廣闊的陣地。這篇文章也收錄《霜葉集》中?！　?/p>

　　2003年10月，我根據資料，整理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1965.11—1969.10）》一文，曾被朋友貼在網上。這次收錄到《霜葉集》中，試圖為讀者開啟一扇了解毛澤東文革活動的視窗，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較系統的資料。　　

　　2004年春，我和打工詩人梁彥選合編了一本《打工詩選》。小梁找來打工詩作，我負責選編并輸入電腦，還自不量力地寫了序——《讓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詩作》。自費印刷500本，贈送給朋友們。很快，軍旅作家魏巍給我來了信，信中說：“你寄來的《打工詩選》已收到。也看了一部分，感到你的工作很有意義。這些詩集中表現了當前千百萬打工仔真實生活和真情實感，使人心痛、心酸、淚下。……”后來，在魏老的推薦下，《詩刊》推出了“《打工詩選》作品選輯”，發表了21首打工詩作?！　?/p>

　　《往事漫憶》是我對親身經歷的幾件事情的回憶。有《文革中我是怎樣當上造反派的？》、《我所經歷的一次武斗》、《紀登奎被“搶”記》等。其中《父親寫春聯的故事》是1984年春節前夕，為紀念去世的父親而作的。我的父親于1982年10月7日去世。當時正是丈夫因“文革罪”含冤坐牢，我只身帶著三個孩子又工作又奔波的極其艱難困苦的歲月。在父親得了腦血栓住院期間，家里一直瞞著我，直到父親停止了呼吸，才電話通知了我。當回到老家，看到僵直在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說話的父親時，我的心碎了！作為唯一的女兒，我沒有在父親病床前侍奉過一天。當聽說父親臨終前還在喊著囹圄中女婿的名字時，我禁不住痛哭失聲。自古以來，忠孝不能兩全。為了工作，為了孩子，為了獄中的丈夫，我沒有盡到做女兒的孝心，父親會理解的。這篇文章是我對父親的永久紀念?！　?/p>

　　2004年8月，我和老伴開始收集“活資料”，即對文革當事人進行錄像采訪。例如，對聶元梓的采訪，著重談“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貼出的前后經過；采訪曾被毛澤東稱為“學生領袖”的原西安交大學生李世英，談了“六·六”事件的經過以及自殺（未遂）時的思想狀態；采訪西安地區工人領袖張培信，對文革中工人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另外，還請山東、河南等十幾位同志談了個人的文革經歷。這一工作，可以說是在“搶救”資料。因為這些人大都年逾花甲，有的體弱多病，有的接受采訪后不久就離開人世。比如，黃河水利委員會的關金生同志，因“文革罪”含冤坐牢十年，身體受損嚴重，2004年底已是肝癌晚期，為了接受錄像采訪，他注射超量的“杜冷丁”來抑制肝部的疼痛，雖然不久他就去世，而寶貴的音像資料卻留給了歷史。　　

　　2005年底，由于奔波勞累，我得了一場大病，致使錄像采訪工作暫時擱淺。在家休息的兩年中，我根據收藏的“文物”資料，寫出了《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初稿。企圖通過“文物”展示、圖片說明、講述故事，使后人對文革得到比較直觀、系統的印象，感受紅色魅力，同時也是對妖魔化文革者的回應。2006年7月，我帶著拙作到北京請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歲的魏老讀后給我寫了簡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寫給《歷史的見證》：“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40年了。隨著歷史風云的變化，這場大革命越發顯出重大深遠的意義和耀眼的光芒。盡管對它的評價依然存在著種種爭議，甚至巨大爭議，而且還會持續下去，但那種盲目的否定和輕率的否定，顯然越來越難以立足了。我以為，只有從人民長遠的利益出發，廣泛收集歷史資料，嚴肅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教訓，以利于未來的實踐，才是正確的路子。 魯石是我的故鄉人。她是那場革命的親歷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來，她以并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懷著滿腔摯誠，走南闖北，歷盡辛苦，在各地舊書攤上收集文革文物，終于蔚為大觀，簡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語錄》她就收集了數十種大小不同的版本，國內外用五十多種語言文字發行的語錄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還有多種《大字報選編》和數千種《紅衛兵》小報、傳單，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學課本，各種紀念品和票證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開眼界?，F在她把這一切材料，歸納整理，編成《歷史的見證》一書。我想，這對推動文革歷史的研究，無疑是一大貢獻。書成之日，特書此數語，對她多年來的辛勞和摯誠表示敬意?！蔽豪蠈ψ咀鞯脑u價是對我的鞭策和鼓勵。這里，將該書的《自序》部分收集在《霜葉集》中。　　

　　《霜葉集》中的一首詩，是為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29周年而作。雖然粗淺、直白，但感情真摯，表達了我對領袖無比懷念的心情?！　?/p>

　　2006年5月，適逢文革四十周年，我突然有一種想寫一點紀念文字的沖動。于是，就臨時將初稿《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中的前幾部分整理出來，取名為《四十周年話文革》，被朋友貼在網上。雖然《歷史的見證》已經基本完稿，但出版還遙遙無期。一來對文革這個話題，出版界仍如履薄冰；二來書中有大量彩色插圖，昂貴的印刷費非個人財力所能及。所以，將《四十周年話文革》先置于《霜葉集》之中?！　?/p>

　　《軍營生活的回憶》、《鄭州大學文革概述》、《文革事件鉤沉（選登）》是最近修改整理《霜葉集》時增選的?！　?/p>

　　回顧十幾年來走過的路，最大的收獲是頗豐的“紅色收藏”和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最大的遺憾是由于身體欠佳、家務繁重、經濟拮據等原因，致使收藏、整理工作進展緩慢。如今，我和老伴都已年逾花甲，還要伺候和贍養兩位九十多歲高齡的老人。欣慰的是，孩子們都已長大工作，十分孝順。我不羨慕萬貫家產的榮耀，不羨慕麻將桌前的消遣，不羨慕歌廳酒店的沉醉，不羨慕國外觀光、國內旅游的雅興。做我想做的事——收集整理文革文物，就是我最大的樂趣。　　

　　文革影響了我們的一生，我將為研究文革奉獻余生?！　?/p>

　　《霜葉集：關于文革的回顧與思考》是我首次把文字變為“作品”的嘗試。由于本人理論水平、認識高度、寫作能力所限，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到這些文字的同志、朋友，批評指正。不勝感激！　　

　　一丁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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