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進　退

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他和喬麗跟徐場長灑淚而別，雙雙回到亭州。他到派出所去為喬麗報戶口，呈上勞改農場的有關信函。派出所長對于他和喬麗的事情很了解，而且同情，事情也就順當地辦了，喬麗重新成了亭州的居民，只不過屬于勞改釋放監督改造人員，目前還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要聽從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的監管，定期匯報思想，接受教育。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服從就是了，你可以當作“形式”去安然接受，不必想得太多，也就是說，不要太當真，就連派出所長也對他們說，不要想得太多，該怎么過日子你們就怎么過日子。

　　喬麗即將獲釋的事，他上次從農場回亭州，就已經跟王校長說了。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覺得王校長是最關心他的人，還因為王校長是自己的領導，自己的事情要讓領導知道，以便得到領導的幫助。王校長雖然暫時“靠邊站”，而且是市委迫于學生靜坐的壓力宣布撤銷了職務的，但他當然不能這樣簡單地看。事實上，學校里的有關事情，總務主任較隱蔽地必定還是要來請示王校長。學生只管鬧革命，學校里的行政事務并不顧問，你只要保障供應他們的筆墨紙張就行了。

　　他領著喬麗去拜見王校長。王校長為他們高興，王師娘拉著喬麗的手到一旁去談心、流淚。王校長說，喬麗的工作問題怎么考慮的？他說，醫院我們去過了，當權派說這個問題要到運動后期處理，至于群眾組織那一頭，我們沒有去找，因為他們分成兩派。所以這個問題我們暫時還沒有辦法。王校長說，不能閑在家里，最好是工作起來。這個問題我本來是要給宗市長說一說的，為什么要跟他說呢？因為我覺得跟他說反而能解決。但他現在坐在看守所里，不好說。我想到了王雪，楊書記的愛人，衛生局黨委書記，她雖不管行政，她說一句話，人家還是要聽的。我跟她通了話，把情況跟她做了匯報，好在她也是有所了解的，她說當然還是安排回到衛生系統來，人家本來是一個醫生嘛，如果本人愿意，還可回到原單位。她答應了做工作。但是，現在發生了不好的情況，她挨揪斗了，這是背后有人在指使，目的是不讓她參加“三結合”，要把她擠出衛生局。所以看來衛生局里復雜了。我聽到這情況，又跟她通了話，慰問了她，主動說喬麗的事情如果對于她有難度，就請她暫時不要考慮了。她說她確實有難度，有些問題她還不好對我說，要我跟你們打招呼，讓你們耐心等待。本來也可以考慮安排進醫校擔任校醫，但我現在“靠邊站”，目前也不宜到學校里來，還是讓得遠一點比較好。如果實在沒有辦法，那就先在家里歇兩個月，一邊恢復身心，一邊看點兒醫書、醫療雜志，做些準備。工作問題總是會解決的。

　　雖然喬麗的工作問題一時還不能解決，但從王校長家出來，他們心中還是得到很大安慰，也滿懷希望。他們就去了一趟江南，到喬麗父母家住了幾天，母女團聚，親人相見，流不完的眼淚，話不完的酸楚，也都過去了。他們坐火車去看望了顏老師，聽他說了案件真相之后，顏老師也想起了當年那個住旅館的可疑的青年，只可惜解放以后在丹陽從來沒有再看見過這個人，實在是成了案中的疑案。

　　沒想到，他們從江南回到亭州，喬麗卻得到了一份工作。給他們找到這種關系的，卻是學生江進海。情況是這樣，嚴檢察長在“公檢法”里竟然是一個“造反派”，公安局、法院、檢察院里也有起來造反的干警，其中嚴檢察長職位最高，被大家看作是頭兒。他為人鯁直，過去受宗進庭的壓制，但也沒法把他趕走，因為嚴檢察長有來頭，過去他叫嚴財福，是華東局首長給他改名嚴凈，他做過首長警衛員。另外，嚴檢察長平時十分檢點，從他身上找不到可以揪住的問題，所以是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江進海到檢察院去找嚴檢察長談派人一起赴丹陽調查郁平一案的事情，嚴檢察長就問起：你們郁平老師的愛人放回來了，你們知道不知道？說，郁平的案子是要調查的，現在不要急，過早調查了也沒用，還是放到運動后期去處理。目前你們要想辦法給他的愛人找個工作，要不然吃飯問題怎么解決呢？江進海說，我們學生哪有辦法？你能不能幫助想個辦法？嚴檢察長想了一下說，我能幫忙，但這件事，你們以后不要提到我，也不要感謝我，只當是你們去找的工作。江進海答應了，嚴檢察長就跟重型設備廠通了電話，安排喬麗做廠醫。那邊的當權派叫朱榮興，是跟嚴檢察長在一條船上打過長江去的，文革前才從部隊轉業到亭州，在廠里有威信，沒有受到造反派沖擊，一直仍在廠里負責生產，安排一個廠醫，應當沒有問題。嚴檢察長在電話里還把喬麗的情況做了介紹，說其實也是一個冤案，混淆了矛盾，無情打擊，是不對的，以后終歸要有說法。那邊朱榮興在電話里立即就答應了。重型設備廠情況不復雜，清一色是“工紅”。江進海遵照嚴檢察長吩咐，去跟劉克成談了一下，劉克成跟重型設備廠的頭頭劉濟武打了招呼，表示不干涉，而且歡迎。

　　他真是聽呆了。他想起十年前他為喬麗奔走呼號時，是見過這位嚴檢察長的，那黑滋滋的人確實有點特立獨行的樣子，那人對他說過是不主張起訴喬麗的，但得服從檢察員的報告和大家的意見。當時能講那樣的話，算是不簡單了，屬于“透露內部情況”，對他簡直是一種信任，倒不怕他抓住了作為理由到處去傳播。但客觀上卻讓他接受了最難以接受的現實。有時想起來他也疑惑，這人是很爽直呢，還是自有一種特別的“工作方法”？現在這人竟然主動向江進海問到喬麗的事情，而且利用自己最好的關系出力幫忙，想來想去，只能認為這人正直仗義。所以，這份工作是可以接受的。雖然嚴檢察長跟江進海說過不要提到這層關系，江進海覺得還是把一切源源本本告訴他比較好，因為怕他多慮、不敢接受。江進海這孩子，竟然也裝老成，要求他不要提到嚴檢察長，只當不知道。他答應了。他還感謝江進海要為他赴丹陽做調查的事情。江進海愧然說，這是我們應該做的，老師你還要耐心等待，要等組織上來處理，嚴檢察長的意見是對的。江進海這些孩子，倒很會勸人，而自己遇事卻未必很成熟，這是很有意思的。

　　晚上，他就同喬麗一起再到王校長家去，把這情況告訴王校長，而且覺得不好隱瞞，就把其中內情也說了，問能不能接受重型設備廠的這份工作。王校長說，嚴凈是出于俠心仗義，不需要人記他的好處。他不讓提他的名字，也是為了避免一些矛盾。但你告訴我是可以的。這個工作，我看可以接受，不要多慮。先站一腳，以后再說吧。他猶豫著說，這好像涉及造反派呀？王校長說，這個不用擔心，主要是嚴檢察長的關心，還有人家廠領導接受，跟造反派沒有關系。再說，造反派是革命群眾，是響應我們黨的號召出來造反的，怕什么？雖然王校長這樣說了，他仍覺得有所猶豫似的，另一面，卻又覺得自己這樣的多慮有點可鄙。但王校長說，你這樣考慮也是對的，只是不要想得太多，我還可以作證呢。他和喬麗感謝了王校長，告辭出來時，基本上放了心。他對喬麗說，我不該提到造反派，人家又沒有對不起我們，你不要受這個影響，你不要管這些事。不過，我在王校長面前把這方面撇清一下，也不為多，王校長畢竟是當權派呀。唉，差一點我就要看不起自己了。喬麗嘆了一口氣。

　　一切沒有費什么事，江進海來給了一個日期，喬麗就到重型設備廠當廠醫去了。醫務室條件不錯，她的工資也定得不低，符合一個醫生的體面，比廠里技術員的工資還略高一點，還說按道理應當跟相同年月的工程師一樣對待，過些時再說吧。這說法當然是十分厚道的，其實，感謝還來不及呢。這事情也到派出所去作了匯報，派出所長說，找到工作是好事，省得我們考慮了，我們也是有這個責任的，那就在廠里好好干起來吧。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江進海、林集二人來找他，屋子太小，就站到外面說話，原來，是請他去“有個事”。他問什么事？江進海說，劉克成想見見你，而且有情況要告訴你。他一聽，猶豫住了，說，我一向不關心政治，我這樣的人，不宜有這些活動，你們代我婉言謝絕吧！江進海說，我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不要考慮太多，你不關心政治，可是政治一直在關心你，運動以來沒有讓你太平過。他無言以對，江進海說得不錯。他說，我的情況你們是曉得的，我最好是遠離政治，我跟你們是不同的，也不能連累你們。江進海卻說，你是被資反路線嚇怕了。你吃了資反路線那么大的苦，可以說文革之前這苦就吃上了，現在反而怕它，反而不敢跟我們接觸，這是不對的。難道你對文化大革命沒有信心嗎？你的一切，都要依靠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這話讓他確實愧則有余，只覺得自己人格的渺小，身上因襲著“精神奴役的創傷”。但他仍然不想跟他們走，他的思想還是應當復雜一些。林集說，郁老師，事情有這么可怕嗎？那我們中國真是沒有希望了！我們也早點去向資反路線舉手投降吧！讓毛主席一個人去跟他們斗爭！這幼稚而沉重的話，觸動了他，也感動了他，讓他無地自容。他說好吧，就去跟屋里的喬麗講了一聲，而后跟他們走了。

　　結果，他竟然參加了“工紅”頭頭部的一次會議！

　　先是來到一條冷僻的大街，進入一個公司模樣的大門，說是飲服公司。里面是一個不小的大廳，空空如也，看樣子是舊時代的建筑，大廳里可容二百人站著開個會。抬頭看，上面四周是木結構的樓房，弄成一間一間的，好像用做公司的各個科室。大廳里燈光黝暗，向里進入一個小門，是一個小花園，長著一大叢竹子，有一對石筍，后面有高高的粉墻映襯著，有如鄭板橋的一幅畫。旁邊一幢精致的小樓，也是木結構的舊建筑，走上去時樓梯咯吱咯吱的響。小樓最里面一間稍大些的屋子做了小會議室，亮著一個枝形頂燈，竟有些洋氣的華麗，四周靠墻擺著椅子，當中一張舊式的但名貴的紅木圓桌，桌上凌亂地有些紙張筆墨。江進海就領著他進了這間屋，坐下來等。不一會，劉克成那些人虎虎生氣的都來了，一目了然本來都是普通工人，有的人吸著煙。都跟他握了手，一一介紹了姓名，平時他雖不算關心，也已經是如雷貫耳的，這下子都見到本人了。他們的態度，對他這個知識分子很尊敬，而且看成是“我們的”。

　　劉克成對他說，郁老師，你先聽聽，就知道了。這時他不好說什么，又不能站起來說我退出，而且江進海、林集一邊一個坐在他身邊，好像原本是很鄭重地陪著他來的。情勢變成這樣，真是只有“既來之，則安之”了。

　　劉克成說，當前形勢有點沉悶，骨里復雜，我感到好像醞釀著新的斗爭。“一月風暴”在亭州沒有真正實現，反而使我們遭到了分裂、挫折。想當初，我們這些人，對社會、對廠里，看不慣的心，打抱不平的心，要讓世界平等的心，是有一些的，對于出來造反，怕的心、想退的心、起碼的政治小心，也是有的，但沒有想到運動還會發展到“奪權”，當初決不是為“奪權”造反的，哪里會想到這一步呢？一說起“奪權”，好像我們這里面起碼要有一些人去掌權、去當干部了，情況就更復雜起來，八字還沒有一撇，內部突然就鬧起來了，像紅了眼一樣，讓走資派們、讓靠邊站的當權派們，看了真要好發笑！我們就像挨了一悶棍，被打昏了。“一月風暴”的好形勢反而立即變成了不好的形勢。我真想立即就退到廠里、回到我的電工間去，自己過自己的小日子真好！斗爭的時候，個人往前站站是應該的，既然要“奪權”了，個人往后退退也是應該的。有我這種想法的人不止一個，而且我在辯論會上都說過了，但我們漸漸清醒過來，也實行不下去，因為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我們想退也退不下去。

　　好幾個頭頭都一支接一支抽著煙，屋子里很快就盡是香煙的煙霧。一個頭頭起身去開了窗子透氣。

　　劉克成繼續說，陳安國、史宏他們鬧分裂，雖然沒有把我們搞垮，但也確實大傷我們的元氣。想不到資反路線這么頑固、狡猾，你要傷它不容易，它要傷你很容易。出來造反的人還是處在不利的地位，還是會有失敗和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像陳安國、史宏他們投降過去，那就不危險，那就安全了，當權派以后還會賞給他們一官半職。如果大家都堅定一致是多么好，但看來很難。造反是大家自愿來、自愿去的事情。黨組織那么嚴密，鬧革命的時候，還不斷產生各種機會主義，出現叛徒、內奸，相比之下，造反組織算什么？簡直是烏合之眾，說來不來，說散就散。大家全憑觀點一致在一起鬧，一個不高興，還會跳出來作對。我們當這樣的頭頭，是很難的一件事，是做了個大蠟燭。但我們既當了頭頭，不能撒手就走。別人走得了，我們走不了。我們就像騎上老虎背，下不來了。但心里也安慰自己：只要是緊跟毛主席黨中央的，就不要怕，就有意義，即使怎么樣也值得。

　　好多廠的生產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捷報》紛紛貼到大街上來，醫校“東方紅兵團”寫了《抓革命、促生產調查報告》之一、之二、之三上墻，現在傳單也出來了，我念一段《編者按語》：“在沒有了官僚和官僚機構的情況下，工人們自己管理工廠、管理生產，他們用干勁沖天的創造性的富有成效的實際行動說明著，現在，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一個人民直接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管理工廠、管理農村、管理一切的嶄新時代開始了，它從巴黎公社莊嚴起步，它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它在井崗山上舉起大旗，它在天安門上深情凝望……”這些話，寫得多好！

　　江進海激動地指著說，這就是他寫的！旁邊的林集臉上通紅，把頭深深地低了下去。這些顯赫的工人首領們鼓起掌來，有的眼里含著淚花，個個說“寫得真好！說出了我們的心里話！”做為老師，他甚覺臉上有光，又不免三分含愧，因為林集的思想、文筆，當然完全出于林集自己，而且他覺得是超過了他這個老師的。

　　劉克成接著說，在各個工廠，革命造反派能當家的都當了家，把原來的保守派人員團結吸收過來了；如果力量不夠，當不到家的，暫時就當不到家了，廠里原來的保守組織搖身一變，掛靠陳安國他們，在廠里當家。這就是基層的情況。

　　陣線漸漸分明，哪個廠是“工紅”的支隊，哪個廠是“紅旗”的支隊，雙方都清清楚楚。學生那邊，也是一樣。各行各業，凡是傾向我們的，都有了聯系，革命造反的隊伍實際上是擴大了。但形勢，確實有點沉悶、模糊。雖然報紙上報道了山西、青島的奪權，又用《西南的春雷》、《東北的曙光》這樣好的題目，報道了貴州省、黑龍江省革命造反派的奪權，但都很遙遠，那種形勢在我們這里還看不到出現的跡像。報紙上再三號召“一切革命的干部，都應當站出來”，同時號召我們“必須正確地對待干部”，但從亭州看，能勇敢站出來的干部一個也沒有。全國好像也只有一個地委書記站了出來，在報紙上發表了《我是怎樣站出來的》，至今還沒有看到第二篇這樣的文章再發表。在對群眾的要求方面，從鼓勵“敢想，敢說，敢做”，轉到“整風”上來了，報紙上發表了上海的《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說是要給自己整風，《文匯報》社論《搞臭風頭主義》，提出了“開門整風”。造反隊伍里確實有些人有不好的氣習，但不能用這個否定我們大多數。報紙上這樣一宣，讓人有些無形的壓力，好像又要整我們了。還有“按單位，按部門大聯合”，“脫產人員返回生產崗位”，“為革命領導干部的‘亮相’喝彩”，還有“中小學復課鬧革命”。運動好像是要“收”了。真的“收”了也好，我們就回廠生產，回家過日子。

　　但是，三月十日《紅旗》社論的聲音又不同，說，“警惕有人歪曲三結合，搞折中主義，合二而一，混水摸魚，篡奪文化大革命果實，實行反革命復辟，社會出現新的反復，使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重新上臺。現在擺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半途而廢……”。這些話，我覺得更實際更重要，說出了當前真正的問題所在。

　　這樣看來，運動好像還不能“收”，不能為“收”而“收”，不能馬馬虎虎、糊里糊涂的讓走資派上了臺。他們上了臺，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就用保守派，就來給我們算賬。走資派混在干部里，保守派也是群眾，你還不好說什么，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最后誰來決定哪些干部能上臺，哪些群眾能參加“三結合”，只有依靠解放軍了。“人民解放軍最堅定地支持革命造反派”，報紙上一直在宣傳這句話，好像不成問題。但駐亭州部隊還不曾有行動，聽到的消息是不太好的，說他們不支持我們。我估計，情況不光亭州這樣不生不熟、不硬不爛，全國也一樣。目前形勢和對策，已經非討論不可，請大家談談。

　　劉克成發言結束，屋子里一時沉寂。

　　趙家琪說，我確實不想再參加活動了。你們拖我來的時候，我就說了“不如歇歇神”。一路上我想，這不就是我們目前應當做的嗎？這就是我提出來的對策。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不可能像我們的心情那樣，什么都要弄個徹底才好。恰恰相反，什么都不會徹底的，有的還要卷土重來，有的還要變本加厲，有的還要反攻倒算。但革命已經發生了，社會的政治民主、工廠的管理民主，已經被推動了，“反修防修”已經深入人心，人的思想見識不一樣了。什么“出身論”、“牛鬼蛇神翻天論”、“反對本單位領導就是反黨論”、“秋后算賬論”，都被打得稀巴爛，公雞害嗓子——聽不到啼（提）了。“一月風暴”，是由我們這些人去奪權、掌權嗎？本來就不曾有這個想法，中央也沒有這個說法。如果我們是處在巴黎公社的時候，不去勇敢奪取政權并且運用政權是不對的，現在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本來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演習一次未來的大革命，讓全體人民都明白反修防修的道理，運動之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要重新工作，回到他們的辦公室里去。我們呢，當然回到我們的生產崗位上去。我們不能過這條界線。事實上我們很自覺地守在界線的這一邊。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尊嚴。我們最好這時候宣布解散，大家全身而退。

　　現在中央很急，一再叫干部站出來工作，一再叫我們正確對待干部。這就是最大的形勢，中央對運動要“收”，不能再搞下去，不必再搞下去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經達到目的了，已經在歷史上、在人們的思想上，深深打下烙印了。要按我們很多人的心，還要搞下去，但怎樣搞下去，搞到什么程度，又沒數。上吊還要喘口氣呢，哪有革命就一直革下去的？資反路線沖垮了，你還沖什么呢？你要定哪個人為“走資派”？你怎樣實現《十六條》提出來的“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靠前一陣那樣沖沖殺殺已經不解決問題，不需要了，否則就要走向無政府主義，就應該受到鎮壓！

　　運動本來就不是沖沖殺殺，而是《十六條》說的“大字報，大辯論，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完全是動筆動嘴動思想的事情。只是因為出了鎮壓群眾的資反路線，出了保守派隊伍，有了對立面，斗起來了，這才超出了這個范圍。現在保守派消失了，既沒有人來壓你、沖你、砸你，你也沒有要去沖、去壓、去砸的人，渾身的勁好像沒處使了。但你不能越出中央對運動的要求。如果在中央要求的范圍里，在我們看來，那其實也就沒有多大的搞頭了，不需要我們還保持著造反的組織。

　　就說“三結合”吧，其中的軍隊代表是過渡性的，只有干部代表是長遠性的。政權總是要逐步交到文官手上，軍隊以后終歸要回到兵營去。群眾代表在政權里將越來越顯得是累贅。人民通過人民代表直接管理國家，不需要任何官僚機構，那還很遙遠，是一個努力的方向，確實巴黎公社那時就提出這個歷史任務，但至今還沒有實現，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讓它一下子就實現，但文革通過這樣大的社會運動，在社會主義中國第一次提出了這個歷史任務。大海退潮之后，不跟著退潮的就會擱在沙灘上，到時很危險。藥用過之后，藥渣子就應當倒掉，而且應當倒在十字路口，讓千人踏、萬人踩，那個吃藥的人，病才能好——老人們都是這樣說的，好像沒有道理，對那些用過的藥也不公平，但這個說法起碼千百年下來了，其中自有道理。所以，什么“三結合”，我不感興趣，我不想做藥渣。我們還鬧什么？我想趁早干干凈凈的離開！

　　但也許有人認為，自己文化大革命出來造反有功，年紀輕輕，到“三結合”里做個群眾代表，就是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當仁不讓、責無旁貸，如果大家這樣想，嘿嘿，那我就不說什么了。如同看棋，我是把三著棋、五著棋都看下去了，所以主張大家“歇歇神”，也可以說得好聽一些，叫做實行革命的退卻。

　　怎樣退呢？確實也不是一走了之。比如我們明天出個《通告》，宣布“工紅”倒旗解散，我們都各自回家，這樣行不行？正如你們從宿舍里拖我來的時候所說，不能丟下幾萬群眾不管。雖然我們本來也管不到他們，但我們這樣一散，“工紅”的群眾就會有各種想法，就會有各種人站出來發表看法，還會有人站出來重新舉旗，一片混亂，那我們就等于做了不負責任的事情。

　　所以，現在散又散不得，搞又搞不下去。我們只有取中庸之道，又散又不散，真正暫停一切活動，都回到廠里去上班，回去搞生產，這個永遠不錯。要開個支隊長會，把這意思告訴大家，取得上下理解，同心同德、步調一致。至于以后一切，靜觀形勢，順其自然！

　　趙家琪中等身材，面如滿月，跟林集一樣，也有點頭大身小，但個子要高些，身體結要實得多。看來是個遇事冷靜，善動腦筋，有智謀的人。所說這番話，在大意上，他覺得是不錯的，而且能夠直言。

二

　　周元龍說，這樣不行！我們這些人都退回廠里去，廣大基層就失去了靠山，失去了信心。你頭頭部這樣消極，這樣怕死，下面就全散了。（趙家琪冷笑一聲，但周元龍繼續說下去），現在是什么形勢？現在是要有反革命復辟逆流了！表面上沒有什么動靜，而且中央號召按單位、按部門大聯合。我們準備照中央的去做，回去忙生產，但我們還沒有這樣實行呢，人家的話都出來了，人家都算得好好的了，說，造反派氣數差不多了，算賬的日子快了。

　　你看，他們一天也沒有忘記要跟我們算賬！算什么賬？我沒有打人，沒有罵人，沒有偷，沒有搶，一分錢便宜也不占。老劉對我們說過，當頭頭的，一個經濟問題，一個生活問題，最容易把自己搞臭。所以我們平時這方面特別注意不要犯錯誤，不要自己給自己抹黑。我連我單位的當權派都沒有斗一下，反正他們自動靠邊站了，他們也沒有威信管生產了，我們自己把生產管了起來，港口現在船到船空，井井有條，沒有停港，沒有事故。我只斗過一次人，是過去一起在碼頭上出力流汗的，他做了保守派，暗中整我們的黑材料，我還不知道，后來群眾把他們揭發出來，黑材料當場搜出，好乖乖，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呀，斗爭真是殘酷無情。群眾把他們幾個押來，氣憤之下，我讓他們都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說了他們幾句，手指頭碰也沒有碰他們一下，只一會兒，就讓他們起來走了。就那樣，我心里還覺得有點不過意，讓人家跪了嘛。

　　就那一點點，現在他們說起來，咬牙切齒，說我們沒有好下場，只有他們有好下場。現在他們跟當權派暗中靠得更緊，哪一天不在算計我們？反正你造了反，你就是罪人，不是你有沒有具體得罪哪一個人，而是你得罪了一種不能得罪的東西。

　　我們就是不服氣資反路線壓制人、打擊人、看不起人，才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的，他們跟我們算什么賬？算的是變天賬！他們要變毛主席的天！你看，中央才說按單位按部門回去，也就是我們要散伙了，他們馬上就摩拳擦掌。把我們這些人說成壞人，打成反革命，就是要將毛主席的軍，要跟毛主席算賬。文化大革命真正要做的事還沒有做，反來復去斗的就是這個。

　　這向時的報紙雖然沒啥看頭，說來說去是正確對待干部，是三結合，是按部門回去大聯合，還有造反派內部要整風，我感到都沒有說到我們的實際情況。但有一條是說到了，我特別注意的，就是二月十九號的《解放軍報》社論，其中提到“徹底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這就說中問題了！不過那說得還不夠具體，我想在字里行間去找，也找不到。可是“反革命復辟逆流”這個問題提得好！剛才老劉說了，三月十日《紅旗》雜志又說到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退？什么叫革命的退卻？你退卻了，人家進攻過來，怎么辦？

　　我認為這些時我們有些萎靡不振，也有些糊里糊涂，我們沒有拿出好的對策來。總的我認為不是怎樣退卻的問題，而是怎樣前進的問題。我們振作了，別的人才能振作，都看著我們“頭頭部”呢。

　　周元龍長臉直鼻，雖然皮膚曬得很黑，卻面目清秀，說話時不住地把眼睛細起來，好像還有點近視，雖說是干體力活的港務工人，卻很有幾分文雅氣息，在客觀說明著他從群眾中脫穎而出成了頭頭不是偶然。他這番話聽來也有道理，但到底怎樣才能“前進”，沒有說得出來。

　　鄭林說，剛才元龍說到，單位上的保守勢力那些人又在扳指頭說“秋后算賬”的事了，確實是這樣的，我們單位也是這樣，別的單位也有這樣的反映。有個不陰不陽的家伙當面指著我說，鄭林，你們造反派造國家主席的反，這是天大的罪啊！我說，真正的國家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幾次提出，說了三年，最后才同意他不擔任國家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反國家主席，是兩條路線斗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受到人民的反對！要這樣說造反派有罪，那我說走資派更有罪，因為他們反對毛主席！在我們中國，黨的主席跟國家主席誰是上級誰是下級？那家伙癟了下去。你們看，他們要給我們戴的帽子有多大、有多重，而且有多怪！我們能戴得動嗎？我們當真是反國家主席，他們當真是保國家主席嗎？文革就斗的這個嗎？真是胡說八道！他們背后議論還提到沖工商聯的時候，我拿了金子的事情，好像憑那個就可以直接定我一個罪。其實這事情市委的一個干部當時在場，那金子我要交給他，他叫我交到市委文革辦去，才走到工商聯門口，“主力軍”反沖進來，被他們繳走了，干部也看到的。倒是他們有沒有交公，我們至今也沒有想到要去查問。你看，假如他們得了勢，就會這樣來整我們，政治上整，經濟上整，有得也整，沒得也整，不是真的可以判我們的刑嗎？我們往哪里退呀？我們只有斗爭到底！

　　本來形勢很好的，全市十大系統基本都走到一起了，已經就是大聯合了，而且是按系統按部門的。市委常委集中在“三峰園”里，都承認執行了資反路線，都表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老劉叫我在那里日夜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我跟他們相處很好，有說有笑的，楊敬堯還老拿我開心。可是，這么好的形勢一眨眼就丟掉了，我們出了叛徒，把水攪渾了。陳安國、史宏這樣的人，要在從前，就是叛徒！

　　現在常委都放回家了，十大系統基本不聯系了，這說明還是資反路線那邊力量大，他們一個小詭計，就把我們的大好局面破壞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都站在那一邊，有的是鐵桿頑固派，有的是明哲保身派，也有同情和支持我們的，但不敢公開站出來。干部不可能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他們現在是看在毛主席份上按兵不動，其實隨時能出來反攻倒算、收拾我們，說我們不是好人。剛才元龍說逆流，確實就有，但在亭州還沒有沖出來，也許就要沖出來了，要把我們沖垮、淹死，說我們犯了天大的罪！這幾天我老是想，假如毛主席有三長兩短，我們這些工人怎么活都要成問題了！我想想很悲觀，但是我不怕他們！我們橫豎是個工人，靠兩只手、靠力氣吃飯！

　　鄭林眼睛里有了淚水，所說的話也讓人心里沉甸甸的。

　　劉克成說，提到金子，還發生了一回，不知工商聯里哪來那么多金子的！那天我進去，說有一間辦公室是給我用的，里面一個工作人員好像就在等著我們有人去，他把一串鑰匙一個卡片交給我，說這個辦公室我交給你們了，還嚕嚕蘇蘇說了些什么，我心思通在別的問題上，沒有很注意聽他說，順手就丟在辦公桌抽屜里，后來就忘了。到第二天下午，拉開抽屜，一看，這是哪里的鑰匙？什么卡片？竟然想不起來。拿起卡片一看，上面寫著數字，才想起那個人，他交的是保險柜鑰匙。說實話，驚出冷汗來，因為那個人雖交了鑰匙，并沒有跟我當面點清保險柜里的東西，也沒有第三個人在場做證，而且我把這鑰匙丟在這里有二十四小時了，不知有沒有發生情況。正好身邊有幾個人，宮平、梅有韜、喬國柱、包吉、金滿林，說打開看看，就照卡片上的數字開了保險柜，里面是十二根金條，還有許多鈔票。多險啊！于是立即打電話叫市人委派人來拿走了，而且叫他們去找那個工作人員進行核對。結果后來電話打來了，說核對無誤。我在電話里叫他們要好好訓一下那個工作人員。回頭想想，那個交鑰匙給我的，作為一個掌管保險柜的，當然是國家干部，怎么可以這樣不負責任呢？當時就像一個國民黨人員趕緊逃跑了一樣，簡直不像話。但現在來看，很可能不是他不像話，而是一個陷阱，說不定他是得到布置的。但好在這個陷阱我們沒有掉進去，正好也不曾有小偷來。現在想想，心里還不是滋味！

　　鄭林說，我發現那些東西時，身邊也沒有一個人！

　　大家沉默著。吸煙的煙霧濃濃的。

　　接下來說話是袁懋垠，醫生，“革命人道公社”的負責人。說話在嗓眼里壓著聲音，不慌不忙、有板有眼，讓人很留意。說，剛才說的金子問題，你們也不要把那些人想象得太了不起，會用金子布置陷阱，其實情況可能就是那樣荒亂、不負責任。法國大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里說過，進步創造正氣，理想和絕對真理決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運送王宮財寶貨車的，正是那些衣衫襤褸的人們，他們雖然赤著腳，卻不會伸手去動一下那些財寶，革命使他們顯得無比莊嚴。革命年代總是會出現這樣奇異的情況，這樣奇異的情況也反過來說明了革命。劉克成和鄭林遇到的事情，在學生當中我也聽說過不止一樁，我相信還有許多人也不假思索就經受了這樣的考驗。如果群眾的表現正好相反，那天下還得了嗎？一切污蔑文革的人，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

　　還是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關于當前形勢，我的想法跟你們有所不同。我認為，作為革命造反派，已經可以滿足了。這話什么意思？我是說，我們拿文革前跟現在比，就會感到滿足。文革前哪里想到還能這樣鬧革命？簡直是翻了天啦。不要說打一次反革命，打十次、百次都夠了。根本就不需要設什么陷阱。當然，設陷阱的可能還是有的，我們在這方面提高些警惕也有必要。

　　形勢明擺著，當權派以后還是要掌權，保守派以后還是要比你吃香。“出身論”現在沒有人再說是不可動搖的真理了，但干部子女以后還是要比老百姓子女好，高干子女更不曉得要好到哪里去，這種變相的世襲制是有社會歷史的老根的，可以說有必然性，只有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堅決反對這一條的。人民也堅決反對，而走資派將會堅持，有特權的人將會堅持，他們嘴上也不會說要這樣，但他們會那樣去做，到時他做得，你還說不得。中間群眾呢，他們既希望我們勝利，又看不到真正勝利的希望，因為感到天下有些東西是很難改變的，世界不會得到根本的改變。這就是真正深刻的東西，它在每個人的心里，最后就是這個來決定勝負。站在我們的角度，朝前看看，認為問題還沒有解決，得不到保證，好像還需要把革命鬧下去，一直要鬧個徹底。但是，你們說，這可能嗎？徹底在哪里？這種心情雖是可以理解的，但決不能當成指導革命的策略。所謂革命的勝利，永遠只能是相對而言。

　　我認為我們有幸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應該覺得很滿足了，別的不要去多想了，看問題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還要站在全面的、歷史的、全社會的角度。我認為中央就是站在這種角度，辯證地考慮更多的問題。

　　但這次運動確實與以前不同，以前沒有哪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像現在這樣，闖了大禍、犯了大罪似的擔驚受怕。這是因為這次運動跟以前完全不同。以前領導讓你斗誰你就斗誰，你斗爭堅決，表現不錯，好，表揚你，甚至還會培養你，根本談不上擔心會被打成什么分子，而是又正確又吃香，回家想想都又高興又放心。群眾對這種人其實是很鄙視的，哪怕他真的被提拔了，也看不起他，只不過群眾當面不會這樣說，表面上還不敢得罪他。現在是把矛頭對著領導，反而要跟領導過不去，要跟人心里最根深蒂固的東西作對，這當然就不同了，越是積極越是不行，當這樣的積極分子完全不一樣，簡直是跟自己過不去，但群眾很敬佩，也很為你們擔心！擔心歸擔心，你果真最后倒了霉，群眾也幫不上你的忙。魯迅的小說《藥》，凡上過初中的人都讀過的，那老頭千方百計買來，給自己兒子治病的藥，就是為他們而奮斗的烈士的腦漿！

　　你說，運動不是黨中央號召的嗎？對的，你說得對。但是，事實證明，“天高皇帝遠”，并不是黨中央有個《十六條》，就自然而然什么都解決了。《十六條》說，要斗垮走資派。但走資派能不反抗嗎？運動到今天這局面，就是他們反抗的結果。他們當權，群眾是跟你走，還是跟他們走？是跟遠在天邊的“皇帝”走，還是跟近在眼前的領導走？這種形勢不是明擺著嗎？它每天都籠罩著我們，我們從呼吸的空氣里都感受得到。要不是毛主席黨中央支持，我們其實一天也鬧不下去，根本就不敢出來！陳安國、史宏現在一下子擺脫了，因為他們明白了，他們轉到那方面去了，他們不再有這種壓力了，但我們永遠不會跟他們這種聰明人一樣，我們寧可堅持到最后的一天也不會低頭屈服。

　　當權派方面現在暫時處于政治劣勢，但他們的力量并沒有多少損失，而且正是黨中央給了一個保證，叫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不僅不感謝這句話，而且一有機會就要來個逆流、來個反復，如果被中央糾正了，就檢討說是思想認識問題。他們現在更抱團、骨里更強大了，蓄勢待發。倒霉的、吃苦的、最后里外不是人的，實際上就是我們，這是明擺著的。

　　我們應該有埋怨的思想嗎？我認為不必。因為我們是自覺自愿的，不是像以前有些人那樣為了當積極分子、圖個好表現才站出來的。我們是獨立思考的，我們是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們自己選擇了站在哪一邊，沒有什么好埋怨。毛主席沒有給我們下什么保證，相反，毛主席早就說過要奮斗就會有犧牲，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誰勝誰負可能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這些話，我們過去是在字面上認得，現在越來越成為親身的經歷，而且將越來越成為刻骨銘心的體會。我聽一個學生說過，想不到我們也有機會在毛主席領導下鬧一回革命。他很來勁。我們也是這樣的，也有過這種思想情感，但現在我們已經漸漸體會到，所謂跟著毛主席鬧革命的全部意義應當是什么樣的了。不光是轟轟烈烈，痛痛快快，還有失敗，還有犧牲！

　　誰要“秋后算賬”，就讓他們算。如果我們有什么好讓他們算，那是活該，是自己負責，而且上對不起毛主席，下對不起群眾；如果我們沒有什么好讓人算賬的，那他們不是跟我們算，是跟文化大革命算，是跟毛主席算，是跟人民算，這也不奇怪。但站在黨的角度，他們是不聽黨的話。如果中央也沒有辦法救我們，那事情就大了，到那時，我們這些人怎么樣，倒反而是不足道也的了。所以，我們不要有患得患失思想，要全面看問題，要從最深的地方看問題，不要盲動，老想著往前沖，該退的時候，完全可以退，一直退到底，沒有什么了不起。

　　我們現在所處的，還是屬于文革第一階段，就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十六條》第一條說“我們的目的”，第一就是這個“斗垮”，然后是兩個“批判”、三個“改革”，簡單說就是“斗、批、改”。這早就規劃得好好的了。

　　運動以來，反來復去，就是“斗”，這邊要斗垮那邊，那邊要斗垮這邊。現在，已經有了基本結果，市委不成市委，省委不成省委，當權派靠邊站，走資派受到沖擊，這就是走資派的勢力被“斗垮”了。中央認為第一階段這樣已經夠了，“天下大亂”了，亂得差不多了，應該往第二階段上推進，進入“批、改”，同時就是“收”，走向“天下大治”。過不了多久，市委、省委又要恢復，我們要承認這樣的現實。

　　但有人想來個復辟逆流，也就是不服輸，要再“斗”過來，不讓你“收”，或者是要給“收”改個方向，這就是右的方面的干擾。中央已經在社論上警告他們。

　　對于我們來說，是不要從“左”的方面去干擾中央，不要老是想我們的大旗永遠插在大街上飄揚，好像那樣我們就有保障了，這種思想方法是幼稚的。造反大旗總有一天要降下來，我們這些人像大江東去的無數波浪，自然而來，又自然而去，不要有任何得失之心，也不要有任何擔心。現在，我贊成立即布置退卻，但要有章法，當中央說的那種逆流來到時，能奮起反抗。

　　如果我們該退的時候不退，硬要前進，但又前進不去，就會變成瞎闖盲動。比如，我們現在想把市里的“三結合”搞起來，怎么搞？哪個常委聽你的話？全市人民怎么認可你？軍隊的態度又如何？這就叫力不從心，前進不去。我們盲動了，逆流就更有理由了，他們就會拿這個向中央施加壓力，說我們這些人只會胡鬧，應當鎮壓！我們不如退一退比較主動，也不犯錯誤。

　　從我們個人來說，也許真的想一退到底，以后怎么也不出來了，過自己的小日子、做自己的事情，真正草民一個，不好嗎？我們在座的找了女朋友、等著結婚的有好幾個呢！但我們還不能去過自己的小日子，我們還有一定責任沒有完成，逆流的那邊也不會讓你安安逸逸地退，人家要來找你算賬，你一廂情愿要退到底，還不行。剛才鄭林的擔心雖然有點悲觀，但假如真的整個形勢都失敗了，我們活下去都成了問題，那就不是我們能擔心得了的，只好由它去。

　　袁懋垠說到此，摘下眼鏡，用手帕揩著。

　　我贊成，袁醫生說得對，先退一退。退到廠里，看著社會。果真逆流來了，重新殺出來！說實話，現在就看解放軍的態度了。我們當然是擁護解放軍的，但駐亭部隊想執行什么路線，我們不知道。如果他們不執行毛主席路線，站到老保的方面去，跟我們算什么賬，那我們也不是好惹的！

　　劉濟武用他激憤的表情，簡短的話語，表示了這個態度。他是瘦骨頭臉型，挺精神，留一抹烏黑唇髭，衣著講究，腳上一雙擦得亮亮的深棕色皮鞋，即使坐著，頭也是昂昂的，說話斬鐵截鐵。表面上的注意儀表，總的并不有損其質樸爽直的氣息，透出一種自信的當家作主的氣概，但也讓人感到有些不踏實的、魯莽的成份。他就是喬麗所在的重型設備廠的造反頭頭，原是普通工人。喬麗去當廠醫，實際上也少不了他的同意。

　　譚向東說，我得到一份北京的傳單，是中央文件的原文，我讀一下。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各中央局，各大軍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委，并轉各級黨委、人委、軍區、軍分區：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里奪權。這場奪權斗爭，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十七年來猖狂進攻的總反擊。這是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工具。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奪權斗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底下是具體的五條指示，其中第一、第二條說以前關于不介入的指示一律作廢，軍隊應當支持左派，第三條說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反擊，第四條重申軍隊不得做走資派和資反路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第五條點了劉鄧的名，指出他們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跟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立和斗爭的。要求這個文件原原本本傳達到每個解放軍戰士。

　　這個文件，我想，駐亭部隊當然早已收到，也應當向每個戰士作了傳達。亭州市委雖然表面上“癱”掉了，但看來，他們也早已知道這個文件，常委們、干部們早已曉得這個情況，他們放在肚子里沒有透露。不清楚、不曉得的，只有我們。我們雖然從報紙上能知道一些精神實質，但不像看到中央文件這樣直接，這樣引起注意。點劉鄧的名，報紙上至今沒看到，但現在部隊的每個普通戰士都得到了傳達，而且每個班排都一定開會學習、表態，這情況很重要。運動以來，中央曾經向各級黨委發過多少這樣的文件，我們不知道，但中央每有大的精神，總是首先向各級黨委下達文件，然后在報紙上用社論形式向全國人民宣傳。這種情況下，當權派們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甚至反過來執行資反路線，這簡直太說不過去了，這是一個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事實。我們千萬不要被所謂的“勝利”沖昏頭腦。事實上距離真正的勝利差得很遠，也許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勝利！

　　中央這個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的，今天是三月十二日，一個多月過去了，駐亭部隊沒有動靜，這不是他們沒有動靜，也許是他們的上級沒有對他們下達命令，或者他們正在暗中調查、摸情況。我們只有等待。陳安國的分裂造成了我們最大的被動，要不然，大聯合的形勢不遭破壞，部隊的支左也就不復雜。現在，請求部隊支持這一條，是頭發絲拎豆腐，提不起來了。你這一邊要部隊支持，他那一邊也要部隊支持，部隊怎么辦？現在這就成了問題。

　　這種情況下，我贊成不能盲動，我們已經無法前進，只有退卻，要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回到生產崗位，抓革命、促生產；有利，就是自我整頓，養精蓄銳；有節，就是不可能一個勁地往前沖。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內，我們主要是等待軍隊的態度，再來決定我們的態度。我們怎樣促成他們支持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靠我們自己做得正確，這方面要盡力而為。至今為止，我們做得是正確的，我們是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跟資反路線斗爭，跟保守勢力斗爭的，迎來了“一月風暴”，保守派垮了臺。全市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有人出來否定得了這個事實。而且，我們沒有任何錯誤可言。在亭州，我們就是中央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左派。但我們沒有必要說這話，只有當別人否定我們、要跟我們過不去時，我們才有必要去加以反駁。除非把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那我們也就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可是我覺得文化大革命是不好否定的。

　　我同意召開一次支隊長大會，把我們的意思灌下去，我想是能得到大家理解的。我們要準備一份《關于時局的聲明》，讓大會通過，公布出去，向全市人民、向全市各個方面、也向駐亭部隊，表明我們的立場，態度。

　　譚向東的話把問題又加深、推進了一步。譚向東是飲服公司下屬食品廠的工人，看上去平平常常，但能成為整個飲服公司的造反頭頭，并且被選進“工紅”頭頭部，想必總有其過人之處，他的發言是沉著、穩健的。

　　“工紅”的筆桿子張大同說，這向時，我也感到沉悶、看不清，好像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剛才譚向東讀的中央文件，其中的說法很新、很尖銳：“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十七年來猖狂進攻……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些話，很重大！以前《炮打司令部》只提到六二年的右傾、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現在是回顧到十七年以來了，而且點了劉鄧的名。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央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運動阻力為什么這樣大，因為是要清算黨內的一條要搞資本主義的路線。

　　什么是黨內的資本主義路線？就是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什么是資本主義？那就是資本家有資本，工人有勞動力，資本家自由投入資本，工人自由出賣勞力，看上去是公平的買賣。馬克思說，那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這句話寫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的末尾。馬克思這是諷刺說，在資本主義前提下沒有真正的和諧，他從經濟分析入手，揭穿了這種和諧的實質。反過來說，那就只有實行社會主義能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和諧。文革當然是極端不和諧，但它正是不準向資本主義倒退，要保衛和發展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和諧。辯證法、矛盾論指出，矛盾的斗爭是絕對的，矛盾的統一是相對的。我也想，難道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就不過日子了？就沒有我們過得好？那不一定。因為資本主義早已向全球發展，沒有幾百年來對世界的武力掠奪、經濟剝削，它不會有今天的發達、富裕。它們國與國之間也有競爭以至戰爭，都會盡量把自己國內的事情辦好的，這成了它們向世界發展的前提。西方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工會領導的斗爭，客觀上也促進著那里勞資之間的矛盾向工人階級利益靠攏。在物質的絕對的意義上，甚至在某種自由民主的形式上，也許我們的享有不如美國的工人，但在本質的、社會主人翁的意義上，就不能這樣說了。

　　作為一個工人，不管在哪個社會，他總是勞動，而勞動產生價值，扣除抵償工人工資的部份，就是剩余價值，問題是它歸誰所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它到了資本家手上，成為資本家的積累，他們用來繼續投資、繼續剝削，所以工人是為資本家勞動，資產階級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國家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我們勞動的積累是上交國家，國家再給我們生產計劃、生產資金，國家還幫助我們打開市場甚至出口進口。加上農民的集體經濟，工農聯盟成為國家的基礎，國家的實質是人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現在的斗爭，就是這樣兩種命運的選擇，或者說是在新的條件下重新選擇，要決定以后這個社會往哪里走，運動跟工人農民還有知識分子全體人民最深的關系就在這里，是一點不含糊、也含糊不得的。

　　但我們的思想未必適應，我們有些糊涂不清，我們想不到現在還要做這種選擇，我們早已是社會主義國家嘛，簡直不敢相信有人要來改變它、演變它。隨著運動深入，頭腦才逐步清醒、復雜起來，曉得問題嚴重，而且為什么這么嚴重。雖然不像戰場上看得到敵人，但斗爭實際上是你死我活的。從前鬧革命會鬧到一個殺頭坐牢的結果，難道今天鬧革命就不應當有挫折、有失敗嗎？抱著把文化大革命看得很容易的想法，顯然是不對的了。現在要在這方面提高一點自覺性了！什么是文件上說的十七年來猖狂進攻？進攻什么？十七年來毛主席是怎樣跟這種進攻做斗爭的？毛主席為什么寬容或者等待了十七年？這一切跟國家前途命運、跟工人階級全國人民是什么關系？跟這次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關系？

　　確實，我們在很多方面缺少充分的思想準備，對于總是有個“反革命”的帽子在頭頂上繞來繞去，隨時要給我們戴起來，感到不理解。現在才明白，這就是斗爭，斗爭本來就是這樣的，不是現在問題復雜，而是我們本來頭腦簡單。我們出來革命造反，被說成私心雜念、反黨反動、青面獠牙，而對抗革命的，被說成動機純潔、高尚無比、妙不可言。我們是魔鬼，他們是天使。這一切，都不奇怪，都是應該的、正常的。

　　假如這時候有位山中高士來譏笑我們，那我們只有慚愧，我們是凡夫俗子，我們太沒有仙風道骨了。外國有句話說，不要跳進渾濁的水中，可我們偏偏就跳進去了，而且應當跳進去。現在我們也許想把身上洗洗，趁早回家。但假如有人來對我們說，什么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反修防修，那都是空想、騙人、胡鬧。實際上只有私有制、世襲制、資本主義才是正常的，只有特權自私、和平演變才是人間正道、天經地義。面對這種說法和這種做法，我們該怎么辦呢？我們能沉默不言嗎？能像馬克思所諷刺的去“和諧”在一起嗎？那不僅是虛偽、自我閹割、為一碗紅豆湯而出賣長子的權利，而且真的意味著活下去都要成問題！我認為現在的形勢，就要這樣去理解。

　　現在我們是拿著工資鬧革命，將來有一天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廠、我們的鐵飯碗，說不定會被人砸掉，要把我們這些人趕散，因為我們得罪了他們，傷害了他們的尊嚴，對抗了他們的路線，比挖了他們的祖墳的罪還要大，他們要把我們來個連根鏟、連鍋端！而且毛主席早就說了，這很容易。怎么容易？我想了一下，確實簡單，我們怎么對私改造的，人家就怎么對公改造，毛主席怎么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的，人家就怎么把工人農民打散，我們怎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人家就怎么防止社會主義復辟，我們怎么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家就怎么搞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大家笑了起來，好像覺得這說得太離奇、太夸張了。當然，他沒有笑，他被吸引住了，這個工人真是好學、善思、深刻，而且在讀《資本論》，不但讀懂了，還能深入淺出、設問解答、聯系實際，真不簡單。《資本論》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由此可見一斑。

　　張大同繼續說，現在有種懷疑，說，斗了半天，除了中央指出的劉鄧，走資派在哪里？在我們亭州，誰是走資派？資本主義怎么可能復辟？心中想，這種說法大約為了嚇唬人的。因為我們好像一直是在跟一種概念、一種詞語做斗爭，情況比唐•吉訶德還差一些，他眼前還有個風車，可以把風車當作強敵從而與風車搏斗，而我們呢，眼前連這樣的風車也看不見，好像是在跟空氣、跟風的本身搏斗。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什么叫資反路線，我們是親身領教過了，那是要用一頂帽子，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的。這說明，我們不是在跟空氣搏斗，是有厲害的東西躲藏在這個空氣里面的，只是我們看不見，這厲害的東西就是我們所說的走資派，特別是那條路線。走資派不就是一個干部嗎，真不敢相信他就是走資派，倒反而糊涂了，想跟他握個手、陪個不是。我認為這就是這次革命的一個特點。我們不要把走資派理解為一個具體的干部，而要理解為一條路線。誰跟這條路線走，誰就是走資派；他明天不跟了，明天就不是走資派，而且還可能成為最堅定的左派，他們成為左派，就比我們有用。我們時常懷疑自己，認為這革命不好弄，真是得罪人。但既然我們領教了資反路線的厲害，那么走資派就一定是存在的，他們的意志也比鐵硬、比鋼強，只不過在目前情況下他需要偽裝，能夠讓他偽裝的東西也很多，被這種偽裝所迷惑的群眾也很多，所以我們造反的總是處在劣勢，成為左派的干部幾乎沒有出現，他們可能在比較遙遠的將來才會出現！我們真是吃力不討好。而且現在工人階級自己都不能統一，這很不利。革命有被弄成折中主義收場的可能，中央有了社論要阻止折中主義，但社論恰恰說出了已經出現的現象和必然的結果。

　　純而又純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我們今后斗爭的結果，其實是為了能得到一個較好的折中主義，而不是較壞的折中主義，讓結局對革命的方面有利一些，不要有對革命的報復，或者報復得不要那么厲害。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不能消極無為，但又不能盲動亂闖。巴黎公社時期的布朗基主義認為，只要少數先鋒帶頭，就能把一切鼓動起來，并且決定一切。這是不對的。所以巴黎公社失敗了。現在，退卻已經是一種形勢，毛主席也不能不因勢利導，他不可像神仙一樣吹一口氣就讓天下變、變、變，他老人家不光要考慮這一場運動，還要考慮到國家，考慮到更多的問題，他也不可能讓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斗爭畢其功于文革這一役。我認為，他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這場運動，就是他所盡的最大的努力了。

　　我再說一個讓我們有思想準備的事例：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廢除王政，宣布了共和國的成立，但革命本身是既勝利又失敗了。勝利，就是打碎了舊的社會，推動了歷史前進；失敗，就是革命派最終遭到厄運，那樣優秀的羅伯斯庇爾竟然被送上了斷頭臺，而共和國實際上還不存在，舊的東西又回潮。歷史后來經過了督政時期、拿破侖第一帝國時期、王政復辟時期、第二共和國時期、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國時期、巴黎公社時期，第三共和國時期。一百年，幾起幾伏，幾伏幾起，法國資產階級共和國才算確立起來，王政或者帝國都不可能再回頭了。毛主席說，中國要經過一百年到幾百年，才能最終解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對毛主席這句話，我過去想，哪有這么嚴重？社會主義的天下不是好好的嗎？誰還敢反對社會主義？所謂舊社會復辟的危險有那么大嗎？但對照法國革命的歷史，我有點想通了，也好像有了準備。法國是從王室到普通民眾，各個階級、各種人物陣線清楚，我們是都混在一起，都是老革命，都是領導我們這些人的，我們怎么能曉得他們內心深處的主張？不管怎樣，越是我們可能被埋進黑暗之中去，越是資本主義真正復辟了，我們越是應當感到光榮，因為我們以滿腔熱血，為了社會主義，為了工農聯盟的國家，曾經參加了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陣沉默。所有人的呼吸氣都加重了起來，就連他也是這樣。

　　張大同說，我認為確實要開個支隊長大會，把我們大家今天說的，對他們說一說。還要加強兩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是組織工作，不能退了就散了，這個要由家琪具體考慮一個方案；還有宣傳工作，是我負責的，我認為要辦一份報紙。市委小印刷所的設備，被濟武弄去了，出了一期小報，我看過了，上面發表的東西與革命沒有什么關系，不知是什么人在那里弄，成了渺小文人自我呻吟、陶醉的園地，趣味和水平都很差，說實話，真讓我感到奇怪，怎么出現這樣的東西？不知道正在開展文化大革命嗎？

　　劉濟武說，印刷所是我用卡車從市委里搬出來的，在廠角落上弄了兩間房做了印刷間，報紙是交給旁邊小學里的錢文山辦的，他有積極性，也聽說他懂文學、會寫詩，我就交給他了，我沒有重視，我檢討。很簡單，回去不讓他弄就是了，我說了算。

　　張大同說，主編的大權現在要收到“工紅”宣傳部來，編輯部由我負責，印刷所的運轉和安全就由濟武派專人負責。今天我們這里有一位在省黨報做過編輯、具有新四軍資格的老師，還有二位學生負責人，我們工人造反派、學生紅衛兵合辦一份《紅色造反報》……

　　他心里一直想離開這樣越聽越重大而可怕的會議，而覺得自己身份不合，礙于情面，勉強坐著沒走，姑妄聽之，但漸漸聽得有了味道，以至忘記了心中一直念著的危險，一聽張大同這話，頓然猛醒，急了起來，想開口拒絕，張大同用手勢制止了他，說，我曉得老師想說什么，你不要怕，我們不要你負政治責任，雖然最好是把報紙全交給你，你會比我們弄得好，但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你跟我們不同，我們要保護你。但我們還是想請你做一點技術性的工作，主要是校正錯別字，劃版子，還有我們不懂的事情。我們要么不辦，要辦就要辦得正規。不要你到編輯部來，到時我們派人把材料送給你，你在文字上、版面技術上把把關就行。我們認為你是可以為我們做這件工作的。按道理說，你一樣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資格，但畢竟你的情況不同，走資派、保守派方面會拿你做文章，我們要對你負責。如果你覺得就連這樣的工作最好也不做，那我們也尊重你的意見，不過我們認為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們希望你最好能幫助我們，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是工人，我們熟悉的是機器，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他的心，不知為什么一下子被打動了，他點頭說好吧。身旁的江進海馬上握住了他的手，林集也抓住了他的臂膀，表示他們的高興。工人們鼓起掌來。

　　張大同又說，關于電臺的事情要議一議。亭州的奪權，大約只有廣播電臺算是有這么回事，“革命造反有理廣播電臺”一直到現在每天都在工作，但我總覺得我們的播音員的聲音聽上去不那么堅定自信宏亮有力了。其實，除了每次開頭的那一句“革命造反有理廣播電臺開始廣播”之外，所有內容都是轉播中央臺的，我們并沒有編排自己的節目內容，這一點，我是嚴格掌握的，我覺得電臺是公器，不能隨便播送大字報。現在，我認為可以把電臺交還，但是要跟他們說清楚，廣播內容還是轉播中央臺，每次播音要用“亭州革命有理廣播電臺”做開頭，去掉比較刺激人耳朵的“造反”二字。但這兩個字也沒有丟掉，而是折中主義一下，移到我們的報紙上來了。這樣，我們在電臺里的那幾個人，就可以撤出，到宣傳部來工作，不要擔當“奪權”的虛名，特別在發生了分裂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就是他們向我提出來的，他們好像覺得沒有必要呆在那里了，我覺得有道理。

　　張大同的提議，大家贊同。

　　散會的時候，劉克成告訴他，他們在華東局上訪，接待他們的是一個女同志，叫朱蕓，當他們匯報到亭州醫校有個教師郁平的情況，這個女同志特別關心，詳細詢問，他們把他的情況，包括他的妻子的情況，都說了，朱蕓說，運動當中這樣逮捕郁平是不對的，歷史問題要放到運動后期處理……

　　他聽著真是呆住了，原來朱蕓在華東局！看來，從鹽阜師范一別之后，她在革命隊伍里走在一條正常的道路上，隨著大軍過江、解放南方而在上海定居下來，她現在一定是一位高級干部的妻子。他為朱蕓感到一陣欣慰，同時心中泛起一陣久已陳舊的遺憾，想起了朱蕓和他的那一次談心。他為朱蕓現在多少知道了他的情況而有一種莫名的高興，臉上竟然很幼稚地火辣辣的，大約臉都紅了。

　　劉克成說，當時我們估計她一定認識你，所以把你的情況講得比較詳細，并且說你的歷史問題可能是個冤案，你把自己的情況寫上了大字報，而且揭露市委里一個叫宗進庭的領導干部對你的迫害，大字報出來之后，他們就把你第二次抓進了看守所。這個女同志把我們反映的這些情況都記在本子上了。

　　他告訴他們：一九四六年，在新四軍鹽阜師范學習時，她是我的同班同學。后來我生病，正好當時撤退轉移，組織讓我回家堅持，跟同學就分別了。他們大約一直是跟著大部隊走，后來就打過長江去了。

　　工人頭頭們用好奇的、敬重的眼神看著他，羨慕他的經歷，分享他的高興。

　　那天晚上從飲服公司回家，一路走著，一路想著自己竟然參加了“工紅”頭頭部這樣重要的會議，而且還接受了他們的《紅色造反報》的工作，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但那些頭頭的發言，讓他對事物有了較深入的了解，要不然哪里能了解到這些人是什么模樣、什么性格、怎樣說話、心里在想什么？他對他們本來就是同情的，旁聽了這個會，心里的同情又更多了一些。對于為他們的報紙做些技術性工作，是推不掉了。如果沒有不恰當的文章，那也就不會有什么事，如果發現不恰當的文章，就向他們指出來，也不至于要他負這種責任。往寬心處這樣想，這事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喬麗沒有睡，在看著書等他回家。喬麗問他去有什么事了，這么晚？他輕描淡寫告訴她，被兩個學生拉了去聽工人開會，不好意思中途退出，只好拖到現在。喬麗問，不會有事吧？他說，我只是一個聽眾，沒有參加意見，以后不去了。喬麗這才放了心。

　　喬麗告訴他，醫院里有個老同事來看過她，談了醫院里的一些事，想不到王副院長自殺了。他問喬麗，這人怎樣？喬麗說，人挺直爽的，我倒也說不出他有什么不好，至于把我安排到這個小屋里來，因為我沒有資格住那個小洋房了，這個不能怪他。據說大字報上寫到他這是別有用心，讓我受了刺激，這話也有些道理，他確曾要我打個請求調房的報告給他，我后來想想有所警覺，沒有按照他說的做，別人也勸我不要去求他，我沒有低三下四。但文化大革命為這些事，怎么就把這樣一個高高大大的人斗死了？具體是怎么斗的？動手很厲害嗎？他說，不在于動手厲害不厲害。他不是直接被打死的，主要是挨了群眾批斗，精神壓力大，又沒有人及時做思想工作。我聽說這事情之后，想來想去，想到老子的話，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熄了燈，喬麗依偎著他，說，做個人真不容易，有時想想真不一定要做人，做一個鳥兒，做一棵小草，反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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