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形式

　　早晨，他被安裝在屋檐下的廣播喇叭弄醒，只聽得女播音員反復說道：亭州造反有理廣播電臺，亭州造反有理廣播電臺，現在開始廣播！

　　這立即使他對宗進庭告訴他的、還有他已經從報紙得到證明的“一月革命風暴”，有了更直接具體的感受。亭州廣播電臺一定是被造反派接管了，也就是“奪權”了。亭州縣級市，無報紙，廣播電臺也就是本地最主要的輿論機關了，從“奪權”的意義上說，確實是第一步就要奪到手的。

　　造反派的女播音員播送的內容，他一聽就知道，是昨天他在報紙上看到的《人民日報》社論，滿篇都是號召“奪權”。播送社論時還別出心裁地加了一種墊底的音樂，他聽出來了，是《黃河頌》的雄渾的男高音：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

　　他需要立即去做的有兩件事，一是到老家鄉下去看望父母，二是到勞改農場去看望喬麗。他想起了四個月之前他的回鄉，是鄉下的青年文槐給他報信，讓他金蟬脫殼而去；接著他去探望喬麗卻沒有能見到人，勞改農場的不平凡的女干部徐場長對他卻是友好的。現在，他就像在一個漩渦里轉了一圈，又轉到原來的位置，他又準備去看望鄉下老家的父母和勞改農場的喬麗了。這里真的存在著一種“形式”，他的人生內容目前就局限在這樣的一個固定的形式里。范公望、柳春芳造出“形式論綱”這個詞，還是有哲學意味的。但他需要到學校里去補領這四個月的工資，這又是在某一“形式”之中，完全離開了“形式”就不知道飯到哪里去吃了。

　　廣播喇叭里說道：現在播送，亭州市十大系統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聯合倡議書！亭州市十大系統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聯合倡議書！

　　江進海來了，還跟來一些學生，其中一個也是他注意過的：小個子，上下相比，那身子像個小孩，那頭顱卻不是的了。戴著深度近視眼鏡，那眼鏡玻璃起毛，以至你看不見厚鏡片后面的眼睛，整個面容只是蒼白模糊一團，無所謂五官。這使他想起了《莊子》說的面無七竅的“渾沌”，是模模糊糊、大智若愚的形像。江進海特地介紹說，他叫林集，樹林的林，集中的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林集立即羞愧地把頭低下去，而又克服著這種羞愧，向他鞠了一躬，叫了一聲“郁老師”。他說，林集這兩個字，就是林中鳥兒很多、生機蓬勃的意思。大家笑起來，林集的蒼白的臉紅了起來，憨厚地笑著。

　　江進海問，郁老師把那份材料看過了嗎？他故意平淡地說，看過了，形式論，意思難懂，是講哲學的。江進海臉上現出疑問，“噢”了一聲。

　　林集立即開了口，問，純形式嗎？形式下面不隱藏內容嗎？還有人性論呢？那些人性的暗語，正題、反題、合題，說的是些什么意思？都是具體有所指的。我們覺得這是一部政治文稿，不是哲學文稿。如果說范公望當年被定為右派邊緣時，其實還沒有屬于自己的右派思想，那么這部文稿就是貨真價實的屬于他自己的右派思想。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十年磨一劍，磨出來了，亮霍霍的，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當然也就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們向往復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向往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沒有直說。他們是匕首藏在圖中，到時就會圖窮匕現，砍向人民的江山。

　　他暗吃一驚，這個看上去不起眼的學生，不會超過二十歲，有著這樣清晰明快的理論邏輯和堅定的政治立場，而且出口就是十分凌厲的語言，如果動起筆來，就更不在話下了，是一種人才苗子。他又愛又怕，后生可畏！

　　他幾乎有點慌亂地說，對，你說得對，但是，下結論，是，是……

　　是要慎重的！江進海代他說出了這句話。

　　他羞愧而無力地點頭稱是。

　　郁老師是看出問題的，只是郁老師不想這樣說出來，這個我們能理解。我們也不想給這兩個作者戴什么大帽子，但我們既然發現了這部書稿，又明白了它的內容，就不能置之不理，我們要批判。這部書稿不是一點價值沒有，價值就在它向我們敲起警鐘，從反面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只有點頭，好像代范柳二人在接受批判一樣，他無法認為江進海說得不對。

　　這個范公望是個兩面派，他曾經策劃朝陽初中的學生打倒校長，在我們靜坐期間還支持過我們。想不到他暗中為資反路線效勞，他化名寫了批判我們靜坐的大字報，后來又寫了《論醫校學生向何處去》，一論，二論，三論，竟然模仿《九評》，一共寫了九論之多！那時把我們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充當了資反路線的打手。他用的是化名，而且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階級紅掃帚”的名義寫的。

　　江進海這樣一說，真讓他無比吃驚。他說，這個“紅掃帚”，我也是注意到的。江進海激動地說，當時我們靜坐結束回到學校，面對著又一次白色恐怖，學校里陰風嗖嗖，街上也沒有一張支持我們的大字報，清一色全是批判我們的。“紅掃帚”在這里面起的作用最大，好像是他們的“社論”一樣，它每出一篇，馬上就上來一批附和的大字報。我們好像面臨滅頂之災，遭到這樣的圍剿。如果按它所說，那我們就都成了“反黨分子”。后來我們就都跑出去串聯了，好像被擊潰了一樣。

　　范公望雖然是白色恐怖的打手，但他是不公開的，他一定是被暗中收買了。“紅掃帚”后來消失不見，直到現在也沒有出現，但我們一直放在心里。我們也聽說文章出自一個右派分子之手，但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以為是煤碳公司的職員，當時我們還沒有能力去查問這個人。隨著“一月革命風暴”的到來，煤碳公司造反派來告訴我們，他們批斗當權派時問出了“紅掃帚”的秘密。原來，竟然是朝陽中學的老師范公望。經過我們調查，范公望不是右派分子，也沒有戴帽、摘帽，但檔案上記錄同情右派言論，作內定右派處理，準予大學畢業，正常分配工作。“紅掃帚”的幕后指揮是宗進庭，加上煤碳公司這個當權派，他們是單線聯系。這樣我們迅速跟朝陽中學紅旗兵團聯系，說服了他們，因為他們以為范公望、柳春芳是支持他們的，在學校里他們確實是他們這一邊的，他們想不到這兩個人骨里是這個面貌，認識到階級斗爭的復雜性。我們聯合行動，突然襲擊，闖進范公望家中，結果，查出了《九論》底稿，還發現了這部書稿！

　　驚心動魄，他說不出話來。而且他思考過范柳的投機性，想不到卻這樣真實！

　　我們是不愿意采取這種行動的，但別的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江進海似乎從他臉上看出了惻隱之心，又補充著做解釋。他說，不不，這是可以理解、無可非議的。這時，林集說，只要目的正確，手段就無所謂；為了達到正確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他不得不深為折服、深愧弗如，感到自己的渺小，而這些年輕學生在政治運動中迅速成長著，顯得多么老成持重、堅定自信啊！他們是歷史上革命者的再現。當年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派里，不就是這樣的一些很年輕的人嗎？可是，他們創造了歷史！

　　江進海說，郁老師，上午我們在朝陽中學里面有個批判會，跟我們一起去吧？他從來沒有考慮要參加學生的活動，而且是到另一個學校去，這簡直是要把他的活動范圍無限擴大，他感到可怕。他顯得很卑微地說，我要回去看望父母，還要去看望我的妻子。江進海說，你的工資還沒有補領，你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去。我們讓你見識見識“紅掃帚”。但并不要求你發言批判，你在下面當觀眾就行了，只當你是自己偶爾走到那里看著玩玩的。今天我們也不批判他的這個《形式論綱》，我們先來批判他的《九論》，揭開“紅掃帚”的畫皮，讓大家看看活生生的階級斗爭。他的《九論》，將來是要用我們的鮮血去染紅的呀！

　　他聽得心里怦怦的，并且進而覺得自己有義務去參加這個批判會。

　　走吧！江進海說。

　　他無力，也無法推辭，也就鎖了門，跟著他們到朝陽中學去。這有點仿佛二十年前，在那漆黑夜晚、蘆葦叢中、鄉間路口，他不得不跟著“除奸隊”走，而心里深懷恐懼。從實質上說，他這又是“義無反顧”去參加“除奸”了，雖然換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氛圍，手中也沒有被塞進一把上了子彈的手槍，而且被許諾只當看客。他心事重重、糊里糊涂的跟在學生后面走著。

　　路上，林集走到后面來，走在他身邊，說，郁老師，我覺得現在發生的斗爭，有點像美國的兩黨，一個是杰佛遜思想為代表的民主黨，一個是漢密爾頓思想為代表的共和黨。我們可以像范公望、柳春芳這樣，撇開具體社會的、階級的內容，而僅從“形式”上來分析這兩個美國政治家的主張。

　　他一聽，甚感興趣，就聽林集說下去。

　　林集說，杰佛遜認為，人們通過契約而建立政府，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天賦權利，政府權力來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損害人民權利，人民有權改變這個政府。廣大人民不是生來在背上就有一副馬鞍，供人騎跨驅使，少數幸運兒也不是生來就手中就有馬鞭，理所當然可以騎在人民身上。人民的平等權利以及言論、出版、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天賦之權、不可剝奪。人民是國家一切權力的根源，人民革命是防止政府腐敗的良藥。人民有權推翻暴政，即使在共和政體下時常發生一點暴亂也是一件好事。人民革命可以養成人民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杰佛遜還認為，人民的誠實不會隨著財富增長而增長，因此選舉權、被選舉權不應受財富的限制。他認為“人為的貴族”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但缺乏教育的人民又不能任勝國家事務，所以要發展人民教育事業，教育人民、提高人民，從中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人，這是保障人民民主權利，防止國家政權腐敗的有效辦法。這樣就能用“自然的貴族”，取代“人為的貴族”，使人具有平等的機會，從而實現美好的社會國家。他還提出“人民監督”的原則，人民選出代表，人民也可以撤換代表，以防代表變成“豺狼”。要使每一個人感到自己每天都是國家事務管理的參與者。論階級，杰佛遜的“人民”，主要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和中小農場主，但從“形式”上抽象出來看，杰佛遜的思想就跟毛主席的思想一樣。毛主席的“人民”，以工農為主體，是最廣大的人民，但關于民主的思想主張，在“形式”上，毛主席跟杰佛遜幾乎處處吻合。用中國作比喻，杰佛遜就是美國的毛澤東，用美國作比喻，毛主席就是中國的杰佛遜。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前提下，對自己的人民民主思想的一次大推廣、大實踐，人民完全感到史無前例地獲得了民主權利，但人民還不一定就能運用好這么大的民主權利，要有一個不可避免的鍛煉的、甚至是失敗的過程。現在對立的勢力很大，毛主席和人民也可能失敗，因為真正的革命是沒有一次性成功的，越是徹底的革命就越是會遭到最頑強的抵制，反修防修的革命更應當是這樣，失敗是不奇怪的，不失敗倒是奇怪的，《十六條》上其實已經有這種暗示。你說呢？

　　他不由得十分惶愧，而且林集這樣輕易地說到“失敗”，真令他害怕。他說，這個問題我沒有考慮過。他心里很佩服這孩子。林集卻固執著問，我是說“形式”上，是不是有相似之處？他不得不回答說，“形式”上確實相似。

　　林集繼續說，漢密爾頓代表大資產階級、大農場主。他主張用鐵的手腕統治群眾、限制民主。他認為“人是自私的”，“人對于人是豺狼”。認為在一切社會內部只有少數與多數兩種人，少數就是富人和出自名門的人，多數就是人民群眾。多數總是樂于破壞，反復無常，很少能做出正確判斷和決定，經常處在不安狀態，終日受人欺騙，經常犯錯誤，是不可信的。只有那少數人富于理性、具有知識、善于決斷。應該讓富人和出自名門的人突出地、永久地掌握政權，以控制人民群眾的不穩定狀態。郁老師，你看這個漢密爾頓的思想，從“形式”上看，像不像資反路線？像不像我剛才說的勢力很大的那一方的思想？我看很像、像極了！林集憤激地自己作了回答。

　　他說不出話，只覺得有一種悲憫之感。范柳二人企圖繞過內容，在“形式”上做文章，來否定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和當前運動；而林集也從內容抽象到“形式”，來進一步肯定社會主義和當前運動。這之間的對壘何其森然，決不相容！而他個把小時之前，卻認為范柳在同路人意義上也含有“造反精神”。但現在看來，范柳的“造反精神”，跟林集他們，卻是互相沖突的！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由跟另一種自由的沖突。假如有機會讓他們面對面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一定會發生最激烈的斗爭！于是，正題就轉向反題，自由就等于斗爭！

　　只聽得林集繼續說，在美國是民主黨與共和黨斗爭不停，一直斗到現在，但他們有一種限度，不能突破某種范圍。中國是一黨執政，兩種思想表現為黨內的爭論和兩條路線斗爭，本身就限定在黨內上層這個范圍之中。毛主席這回要來突破這個范圍，一竿子到底，讓全國人民都來參加討論、參加斗爭。沒有比這樣更徹底的了，但比起美國，有很不利的一面，就是“天下大亂”。

　　人家兩黨斗爭，好比雙方約好在規定的棋盤上廝殺，再怎么斗得厲害，棋子敲得再響，嘴里還罵罵咧咧的，棋盤仍是穩定和安全的，旁邊照樣可以擺一杯茶，別人照樣可以興致勃勃觀戰，每次總統大選好像全國的節日一樣，可能還促進了各行各業生意興隆。而我們，才打破常規，立即大亂，“你死我活”。上面有人施加反作用力，不許訴諸群眾；而下面的人民，一下子獲得這種大民主，感到特別來勁，好像死都不怕。人民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喊人民萬歲。上下呼應，多么悲壯啊！我有時想想眼淚都掉下來！恩格斯說得好：“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后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毛主席領導我們進行的不正是這樣的斗爭嗎？這可恨的“國家廢物”！但看來，我們距離消滅國家，還有很長的路程。問題在于，是不斷地朝這個方向努力，還是朝相反的方向努力？這決不光是“形式”的問題，也不是烏托邦，而是社會現實！

　　他聽著不由得點頭。

　　林集繼續說，如果把黨自身一分為二，形成中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像造反派，就可以投民主黨的票，保守派，就可以投共和黨的票，誰得票多，誰就執政，一屆或兩屆，看看成效如何，由全國人民來決定棄取。選上臺的貫徹新政，選下臺的總結過去，國家始終穩定、追求進步。豈不很好？最起碼這樣就不亂了，也不會因為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有個人野心，而斗爭得“你死我活”。這是釜底抽薪，化大亂為小亂，以小亂化大亂。美國之所以立國二百年兩黨斗爭不停，卻高度穩定，越斗越穩，原因就在這里。我很想給毛主席寫封信，談談我的這個想法。

　　他真的聽呆了。林集這一番“高論”，確實說明這孩子能動腦筋。但大約，與其對林集表示贊揚，不如對林集加以勸阻，要不然就可能害了這孩子。這樣的政治問題，可不是隨便談著玩玩的，林集的議論跟范柳的書稿一樣是書生之見。

　　他站下來，對林集說，我比你歲數大些，我要勸你一句，你自己怎么看書、怎么思考，都可以，但千萬不要把你考慮的哪怕多么自認為正確的東西寫信給毛主席，只怕你的信還沒有送到毛主席手上，就會有人來找你談話了，那你一輩子可能比我還慘。原因正是你引用的恩格斯所說的“國家廢物”這個問題！“國家”不是抽象的，是跟掌握“國家”的人的利益直接相關的。你掌握“國家”嗎？我掌握“國家”嗎？只有各級黨委、機關干部、各行各業的領導人，才真正掌握“國家”。這些人并不是“廢物”，是跟我們一樣的人，而且比我們強。從前有句外國諺語說得好，幾何定理如果觸犯了人們的利益，也會遭到人們的否定。何況不是作為自然科學，而是作為經濟的集中表現的政治呢？你讀《法蘭西內戰》，那里面不是把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講述得很清楚嗎？你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一切，把握一切，包括把握你自己！美國是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兩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他們再怎么斗，那經濟基礎是穩定不動的，兩黨相斗的結果，是調整對內對外政策；我們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能夠兩黨制嗎？很難想象。文革所反映的，是要社會主義、還是要資本主義的斗爭，這就涉及根本，如果照文革這樣分為兩黨，那國家社會就不穩，因為你這一黨要堅持社會主義，我這一黨要搞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怎么辦？勢必要發生分裂、動蕩。總之這個問題很復雜，很危險！

　　林集無言以對，沉默著。

　　他繼續勸告這孩子，你記住，絕不可以隨便！正如你所說，你已經意識到，中國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也有大大小小無數的“漢密爾頓”，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和人民的積極參加。貴族的特性就是草菅人命。為什么呢，因為他們是貴族，要維護并且無限擴大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利益，他們是特別殘忍而又狡猾無恥的。迄今為止，天下烏鴉一般黑，貴族就是貴族，他們不可能退讓半步，你今天只要得罪他一句，他明天就一定要對你報復得不成比例，這早已為中外歷史所證明。所以理想的存在和為真理而斗爭也才綿綿不絕。你可以是戰士，但還應當擁有智慧。明哲應當保身，哲學上的王艮學派就認為，身是天下國家之本。我若無身，何談天下國家？舍生取義雖是最高境界，但那要看時候，只有像譚嗣同那樣才算是值得，但畢竟也令人惋惜。

　　林集愧色滿面，心悅誠服，聲音低弱下去，說，是的。

　　他說，民主黨人也會汲取共和黨人的主張，共和黨人也會汲取民主黨人的主張。事實上在議會里是要辯論的，還有不同社會輿論的辯論，結果就產生綜合。中國的黨內一定也是這樣，如有需要，這一派未必就不汲取另一派的有關詞語乃至某些思想。如果你把問題看絕對了，那是你的天真、你的悲劇。再從“形式”上來說，任何一個負責的政治家，都想消滅人類的悲劇，治國平天下。但他們往往在消滅悲劇的同時也會造成悲劇。人類悲劇正是由負責的政治家和不負責的政治家共同造成的。秦始皇這個大政治家，結束了幾百年戰國紛爭的悲劇，開創了中國的統一局面，但消滅六國的過程本身就是無數悲劇的相加，比如坑殺趙卒四十萬，那是空前的慘案。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永遠處在悲劇之中，所以在文學上悲劇的地位高于喜劇，如果一個喜劇較有文學價值，也因為它表現的其實是悲劇，而不是淺薄的笑料。沉醉在淺薄笑料中的觀眾，是可悲的，用淺薄笑料來對待觀眾的人，也是可悲的。劇場就是社會的縮影。我很早就只愿做個文人，不愿從事政治，我沒有儒家的積極的抱負，我更想做個農夫，也就是自耕農，有點像陶淵明，但那是不現實的。盡管如此，我還是吃了苦，而且半輩子下來了。我也很欣賞禪宗，但很難真的做到那種“一個蒲團坐千年”的境界，還是只有在現實里掙扎、浮沉，用一句話來夸張地安慰自己，叫做“無量劫中修行我，菩提樹下成正覺”，是消極無為，完全轉入自己內心中去的。你千萬不能做不現實的事情，千萬不要毀了自己的一生！說著，他的聲音都有點變了。林集注意到了他心情，說，郁老師，我接受你的意見。他說，你也不一定要全部接受，你理解了就好，我就放心了。他幾乎表露了對這個孩子的器重之情。

　　朝陽中學到了。“東方升起了紅太陽，哎嗨，升起了紅太陽……”很遠就聽到學校高音喇叭嘹亮的歌曲，他的心隨著就跳得厲害了些。一種緊張熱烈的氣氛立即包圍著一切走近這里的人，好像被俘虜了一樣。

　　學校大門兩邊墻上的大標語說明著今天的主題：斬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黑手！批判投靠資反路線的兩面派！這兩條標語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些，如同身受一樣，因為范柳畢竟也是做教師的人，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大約就是這種心情了。但范公望寫出《九論》來幫助“資反路線”鎮壓學生，這是他很難同情的。然而，他的另一面卻是能寫出《形式論綱》這樣有獨立性的文章，這里存在著人格的矛盾，令他感到些困惑。這里面是否有可以理解的“權宜之計”、“虛與委蛇”呢？但那是不足為據，也不足為訓的，人們只抓住你現實的表現。

　　人們在走向會堂。朝陽初中的校園是很美的，有很多樹木。一眼望去，校園里到處仍是積雪，但主要道路清掃過了，路邊堆著的雪在陽光下開始融化。他覺得要避免跟江進海他們一道進會堂，就離開了他們。

　　批斗會的“形式”總是搞得很怕人。先是臺上空空的，沒有一個人。后來坐在前排的兩個學生（一男一女）站起來領呼口號。接著就在全場一片口號聲中，從主席臺下面腳步聲咚咚的推上去兩個人，每個人都有兩個學生反推著膀子，往前直推，一直推到臺口當中面對臺下站定，這才放下了他們。學生退后一步，站在他們身后。這時口號領呼不停，把“火藥味”加濃到極點。但好在并沒有硬行捺低他們的頭，他們基本上以一種自然的姿勢站著，只是自己把頭略微低著。

　　他看清了，是兩個年輕教師，那女的，他沒見過，那男的，正是在看守所里跟老劉隔一個人坐著的那個“知識分子”。老劉說，你不要以為只有你是知識分子，我們里面也有知識分子。說著就指了指身邊瘦瘦的一個人，臉上略帶微笑、故作鎮靜。原來，就是這個范公望！真是久違了。當時作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其實是很慚愧、很尷尬的，雖然是坐在老劉那邊屬于審他的人之一，但在內心世界倒好像受著他的審問一樣。

　　作批判發言的，有朝陽中學的馮小琴，有醫校的林集。可以說，范柳二人確實被“剝開畫皮”，揭露出“丑惡靈魂”，這夫婦二人頓時在人們眼中成了“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最后，“勒令”他們向朝陽中學全校師生，向醫士學校全體師生，向全市人民，作出“徹底交待、深刻檢查”。這兩個可憐的人回答了一聲“聽到了”，就像上臺時那樣被反著臂膀推了下來，從門口推了出去，急促的咚咚的腳步聲震撼在人們的心頭，造成了極為恐怖的印象，使人感到似乎不必這樣，可又感到這也是必要的“形式”，于是就默認了，而且還繼續跟著呼喊口號以便齊力達到應有的氣氛和某種效果，似乎也可借以壓下或釋放剛才心頭的恐怖。接著是朝陽中學紅旗兵團的學生頭頭站到臺上去講話，并且歡迎煤碳公司工人階級代表講話，都是義憤填贗。

　　似乎作為最重要的，是歡迎醫校井崗紅衛兵代表江進海講話。江進海的口才鍛煉得極好了，從容不迫，滔滔不絕，慷慨激昂，不斷引起熱烈鼓掌和輕松的笑聲。有一個學生走到臺口，向江進海遞了一個紙條，江進海看了一下，放進口袋，繼續他的演說，但很快收尾，話題就來了一個突轉，說，現在，不要以為“一月風暴”來了，資反路線被打敗了，可以高枕無憂了，不，決不是這樣。

　　毛主席說上海的“一月風暴”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為什么這樣說？毛主席是從實質性上來說的，不是說原上海市委市人委就跟國民黨的上海黨部政府一樣是敵對政權，要不然你怎么理解運動的結果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這句話呢？這就是這次革命的一個特殊性，重在政治的思想的意義。

　　如果不進行文革，如果文革不能勝利，一些領導人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復辟資本主義、成為資產階級代理人，背叛社會主義和廣大勞動人民。現在讓他們靠邊站了，其中的大多數，會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其中的極個別，有可能問題較大，要受到“清洗”的處理；“一月風暴”就這樣有力打斷了一些人蛻變為“紅色資本家”的自然進程，就這樣具有了“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意義。

　　假如從中國赫魯曉夫的角度，從走資派的角度，請范公望、柳春芳來給“一月風暴”定性質，他們就會造謠說，這是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反革命暴動，他們要像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梯也爾那樣，實行白色恐怖的鎮壓，把那些造反的統統抓起來，考慮到這些群眾是毛主席號召出來的，那就留個面子，不殺頭或少殺頭，判十五年以上，看以后還有誰敢造反？（會場上發出笑聲）。

　　這就是活生生的階級斗爭。但把范公望、柳春芳也扯進來，是不是冤枉了他們？不是。我是有根據的，這個根據不僅僅是今天所批判的他們的《九論》，還有他們寫的一部書稿。這部書稿，被紅旗兵團和我們發現了，大約有八萬字，還僅僅是個提綱，叫做《現實烏托邦形式論綱》。他們認為，毛主席領導建立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的這個現實，是一個烏托邦，眼前的文化大革命，還有什么“一月風暴”，那就是為捍衛烏托邦而進行的垂死掙扎了。所以，這部書稿的反動性，怎么估計也不過份！

　　什么是烏托邦？就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實現，最后一定要失敗。什么才不是烏托邦？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才不是烏托邦。在中國請美國人來當家，才不是烏托邦。以解放前的舊上海來說，一方面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青紅幫、交易所，另一方面是包身工、妓女院、吸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那才不是烏托邦。他們這話你們同意嗎？（會場上齊聲說：不同意！）

　　我敢負責地說，他們的書稿，說穿了，就是這樣的思想內容。誰說初中老師不及高中老師有水平呢？我不這樣認為。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要指出，這兩個老師販賣的，是胡風分子、右派分子的觀點，而我們是不同意的。記得在運動初期的時候，資反路線要把我們這樣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教育局長李寶安還到這里來拿這個嚇唬過你們，被你們識破了，把他拉下了馬。你們記錄的他的講話的傳單，我收藏了一份，那是寶貴的資料、歷史的見證！這次運動中，真正的右派分子有沒有？有！《十六條》的第八條《干部問題》，把干部情況分為四種，一，好的；二，比較好的；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這就說明，這一回，“右派分子”這個帽子，要給當權派中的少數人戴起來。那么是不是這個帽子很隨便呢？不。當權派中少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跟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他們要實現當年右派沒有能實現的抱負，所以給他們戴“右派”帽子很確當。但因為當權派是領導干部，從前都是他們給別人戴帽子，現在要給他們戴帽子，所以我們感到很奇怪、不習慣、不理解，而且還可能很懷疑。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就在這里，把最危險的右派在哪里指了出來，不光是在黨外，更重要的是在黨內，最危險的是在中央。這就是毛主席的新思想，是解放以來十七年的斗爭總結，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斗爭總結，從而進一步指明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方向。

　　但資反路線現在準備給范公望、柳春芳戴帽子，要給他們戴“左派”的帽子，上面還用紅筆寫著“最可愛的人”，以后要給他們加很高的工資，提拔他們到顯赫的崗位，給他們很多榮譽、很多頭銜，讓他們特別有尊嚴、有體面、有享受，還可以經常出國觀光、周游世界（會場上笑了起來）。

　　我在這里特別說明，我們沒有說范公望、柳春芳就是右派分子，你們也千萬不要這樣說他們，這樣說就干擾斗爭大方向了。但他們二位對我們是不會客氣的，他們如有機會，一定要給我們戴帽子，什么帽子呢？不是“右派分子”，那個帽子很簡潔，中央說了，準備給少數當權派戴，所以是很值錢的了，不會給我們戴，給我們戴的帽子因為是給走資派當“幫閑”的知識分子發明的，名稱就取得比較長、比較花哨，叫做“社會主義烏托邦形式上的垂死掙扎分子”！（會場上哄然大笑）

　　我們被怎么樣不要緊，革命烈士說得好，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后來人。文化大革命總是要結束的，任何社會也不可能永遠處在造反運動之中。但文化大革命最后只能被毛主席收起來，而不能被走資派及其幫閑污蔑并且鎮壓下去。這是運動以來天天斗著的一個問題，也是我們天天感到、天天想到的一個問題。

　　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這個運動要反對、要防止的一切，就會變本加厲，瘋狂實現。革命成了反革命的催化劑，歷史往往如此。那時大大小小的中國赫魯曉夫，這些“紅色資本家”，就會以最黑的心腸，最血腥的手段，讓資本主義公開地放心大膽地全面復辟，讓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讓國家陷入最空前的混亂、最深刻的危機之中。如果那樣，現在還不十分清楚的，那時就更清楚了，更大更深刻更明確更直接的革命，就會爆發出來，以今天的文革為榜樣，人民高喊著“毛澤東”的名字，奮勇前進！（熱烈鼓掌）

　　也許，正如北京的傳單上寫的，我們現在的革命，正是為了將來的革命，而現在的革命，不過是一場大演習。毛主席要反修防修，但是不是一定反得了、防得住呢？毛主席自己認為也不一定，他說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在這方面說了好多話，但我們的體會是不是足夠了？以我們的年齡和經歷，就不可能足夠。好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用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提出了、并且讓我們記住了他的反修防修理論，這是最重要的。他是為中國人民的現在的，更是為中國人民的將來的！（熱烈鼓掌）

　　被推翻的舊制度、舊社會一次兩次的復辟，在歷史上不但可能，有時還是必然，但難道我們能眼睜睜看著歷史倒退、社會主義事業前功盡棄嗎？當然不能。

　　我們這樣的人確實缺少社會經驗，很難具體想象“隨時可能復辟”實現以后是個什么樣子，但運動以來，我們已經能夠深切感到那種情況的可怕，我們的神經一天天繃緊，想松開一點也做不到。無論我們本來是帶著什么私心雜念，或者很簡單的頭腦來參加運動的，斗爭的現實讓我們一天天成長。有時我覺得我都老了，我哪里像二十歲的人，我起碼四十幾歲了！（會場上發出了笑聲，并且鼓掌）

　　現在有了新的情況，我們的革命隊伍分裂了！南京的、上海的、重慶的、全國的造反派都在發生分裂！情況各異，但很有規律！一部份老造反，他們被暗中勸降了，成了改良主義者，裝扮出虛偽的面孔，進行政治投機，倒向走資派的懷抱，成了新保守。他們提出對資反路線要一分為二，提出造反派隊伍不純、是造解放以來十七年的反，提出文化大革命現在應當收場、結束。這三條貌似公正、公允，其實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不但反對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傾投降，是無恥背叛，或者是萬分糊涂。

　　    亭州的一些人立即聞風而動、跟了上去，革命的同路人現在到了分道揚鑣的時候了，情況是非常復雜的。但我們已經把他們看得很清楚，我們要針鋒相對，迎頭痛擊這股修正主義思潮，保衛文化大革命！我們一定要看到大局，不要做任何攪亂大局、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讓我們團結起來，記住毛主席的光輝詩句：宜將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革命進行到底！

　　江進海在一片鼓掌聲中走下臺，跟朝陽中學的學生頭頭匆匆握別，就往外走，林集，還有醫校來的其他一些學生跟上他，匆忙走出會場，往校外走去。朝陽中學的學生頭頭站到臺上去繼續講話，作出布置，好像要上街去反對分裂。他悄悄退了出去。

　　江進海剛才的一番演說，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佩服這學生，心中時時被“嘩”的一下點起火苗。但走出會場的他，不僅沒有增加斗爭的信心，反而更加是悲觀的了。

　　他回宿舍，讓自己看看書，獲得一份寧靜的心情。他還要給自己忙飯，有很多瑣碎之事要做。他隨手翻開一本薄薄的單行本，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看到這么幾句：“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有時甚至同‘盟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實行妥協，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那時所有這班先生，才真是強盜的同謀者。”往后翻，有“增補”的一段“德國共產黨人的分裂”，列寧寫道：“德國共產黨人的分裂已成事實。‘左派’或‘原則上的反對派’已經另行組織‘共產主義工人黨’，以別于‘共產黨’。在意大利，想必也會弄到分裂的地步……”。他不由得十分感嘆，革命過程中的事，當然也是歷史的一部份，而歷史，總是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包括像小小亭州的文革這樣一段將來不會為人所知的“歷史”。奇怪的是，正好江進海的演說提到了分裂，他翻書也就一下子翻看到這幾句話，真令他驚訝，可能在這樣的書籍中隨處都會涉及這一類的問題吧？革命是一件多么煩人的事情啊。

　　午飯以后，又看了些書，做了些家務，估計有三點鐘了。在《東方紅》樂曲聲中，造反有理廣播電臺的女播音員又開始廣播“十大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聯合倡議書”了。他往醫校走去。他要去補領四個月的工資。這些學生吃著家里的飯，在外面鬧著革命，好像飯是可以永遠地回家有得吃，革命是可以天天鬧下去似的。就連那些工人也是這樣，好像工資反正是廠里發，飯反正是有得吃，革命就這樣鬧下去，又鬧起分裂來了！用范柳的思路來說，真是生活在快樂的“烏托邦”里。大約還可以加一句：并且還要為鞏固這“烏托邦”而進行殊死的戰斗。不過，他是不贊范柳的。他感到，江進海激情演講中說的那些，也是很實在的東西。

　　他想起去年八月初全體師生收聽的中央首長講話錄音，常被人稱為“少奇同志”的那個人說的那句話：“同學們，這半年吃飽了飯干什么？干革命！”濃重湖南口音的這句話里有一個最現實的詞，而讓他印象很深，是要永遠記得的，就是“吃飯”二字。

　　如今半年時間已到，運動哪里有結束的樣子？一個社會如果這樣下去，那肯定是要沒有飯吃的，所以報紙上在鼓動革命的同時，也一直宣傳“抓革命，促生產”。《人民日報》公布的上海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發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在“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個題目下，談的就是“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后來《紅旗》評論員又總結說：“他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聯合……奪權……建立……新秩序……”，革命的文章最后落實到了生產、經濟、秩序上來。奇妙的是，這跟宗進庭在獄中對他所說的“還復”，豈非一致？就連小小亭州的這些造反派不也是很有領悟的嗎？但看來，造反派與宗進庭，在這個問題上，只是某種“形式”的一致，而內容是不同的。一種好像是要實現真正的“人民直接管理國家”，但有點難以想象，也只能在實踐中慢慢地來，另一種是干部們管理國家，也就是“官僚機構”，那是現成的，現在好像被“踢開、靠邊”了，但可以“隨時復辟”，一聲召喚就全部復活了，宗進庭雖坐在獄中，也還是摩拳擦掌，是自有其道理的。這樣的僵持著，一切微妙而可怕！

　　驀然一抬眼，看到了一堵熟悉的墻，他記得曾經在這墻根下昏死過一回的，當時還接受了王校長讓孩子跑來送給他的十元錢，他首先去買了幾個炕山芋，坐在城河邊上好好吃了一頓。那么王校長的家就在前面十幾步之外了，他得去看看王校長，只是不知道這會兒是在學校里，還是在家里。

　　和別的街民家一樣，王校長家的大門也是敞開著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王師娘坐在小凳子上做針線，而王校長正蹲在屋檐下料理著蘭草，有十幾盆之多。旁邊有兩盆臘梅，正開著花，黃燦燦的耀眼，并且有微微一縷清香飄逸而過。他站在門口叫了一聲“王校長！王師娘！”他被讓進屋，王師娘立即給他泡了一杯茶，繼續去做自己的事。王校長洗洗手，坐下來，問他：你出來幾天了？他說，才兩天。王校長不語，光是嘆了口氣。他解嘲說，魯迅說過，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有時難免是要被捉進捉出的。王校長說，魯迅那是諷刺。他問，學校里沒事吧？王校長說，學生早就不理我的事，去跟工人運動結合了。我現在基本上不到學校去，就呆在家里，靠邊站嘛。他正要對王校長說兩句安慰的話，王校長卻對他說，老郁，你出來了，當然是好事。抓你的，你不要計較；放你的，你也不要報答。你有你自己的事。

　　這是真正關心人的話。他欣然接受。他告訴王校長，宗進庭在獄中如何向他說了“對不起”，史宏他們如何到市里查看了他的卷宗。王校長一聽，很高興，說，這就好！這是好消息！但你不要急，要沉住氣。我就是擔心你被卷到運動里去，你要把穩。回家去看看父母，還可以到農場去看望喬麗，代我向他們問好，他們作為人，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們運動中吃這點兒苦算什么！我們過去的工作確實是有不少問題的！

　　他心中感動，眼淚涌了上來。

　　離開王校長家，他繼續往醫校的方向走。他拐進一條幽僻的深巷，從那里走出去，就離醫校門口不遠了。巷子里沒有一個行人，在深巷的一個分岔路口，看到有兩個人坐在墻角的小花壇邊兒上，樣子是在休息。那不是正是范公望兩口子嗎？他發生了猶豫，意欲回避，但又不能掉頭就走；似乎要上前去問候，但說什么呢？豈不冒昧？不過，如果他裝著毫不相識走過去，似乎也不對，他明明是看到他們挨批斗的，而且他們二人的書稿就在他的家里！他是很想跟他們談談、聽他們說說的，卻一步也跨不向前，這真是很尷尬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鼓足勇氣，走到他們面前，說，你們？在這里休息？

　　范公望認出了他，吃了一驚，站起來，說，是你，你現在，怎么樣？接著就把他介紹給正疑問著的柳春芳：這是醫校的郁老師，我跟你說起過的，他在運動中吃了苦……。他說，是的，我們在看守所里見過面，不過你沒有說話，你是坐在旁邊的，你沒有提問我。范公望說，當時他們硬要帶我去，我是不想去的，拗不過，只好跟了進去，其實沒有我的事，我知道那種場合，最好是不要去，人與人之間，處在那種關系，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他笑了起來，說，現在那已經不算什么了。范公望說，是啊，現在都不算什么了，斗人的，挨斗的，都好像不算什么了，但還沒有算完呢，要整個一圈兒斗下來，每個人都嘗到滋味。哈哈哈，這樣也好，真正的革命就應當那樣斗一圈兒下來，法國大革命不就是這樣嗎？最后上斷頭臺的是革命黨人羅伯斯庇爾！柳春芳在一邊責怪地說，公望！范公望說，不要緊，跟郁老師是可以說說的。郁老師，歡迎你以后到我家里坐坐，談談！接著就把地址告訴了他。

　　這種坦誠熱情，真是意外收獲。他想象中的范公望是個詭秘的人，想不到卻這樣活潑開朗。他高興地答應了范公望。看出他們并無需要幫助之處，只是坐在這里休息一下而已，而他要問范公望的一些話，此時此地還不便于交談，乃至已無談的必要，他也就跟他們告別。本來好像不可逾越而止縮不前的，卻這樣打通而且別開生面，真是令人高興。

　　他漸漸就要到達學校了，心里突然傷感起來。醫校對于他，成了一個奇怪的地方，他的命運就暗中棲止、蹲伏在那里，不斷地讓他經歷著和領教著，看來還遠遠沒有到讓他安寧的時候；他是無法離開也不想離開的了。他的短暫的幸福，在一九五九年結束了，而他的漫長的苦難，仍不見終期。比起離開醫校的那些最困難的日子，他總算又回到了醫校，不覺又數年下來了，有了一個立足點，一個給他飯碗、甚至還能享有一點人的尊嚴的地方；但一切并未結束，他的事情，喬麗的事情，都沒有結束。當他這樣一步步重新走向學校時，一種痛苦的滋味涌上心頭。

　　但他就看到了一幕令他驚訝而痛苦的景象，竟然有幾十、上百的學生在大門里面的大道上糾紛、沖突、推搡、毆打，伴隨著粗啞的與尖銳的爭吵聲。大道兩邊原是半人高的冬青樹墻，運動以后豎起了兩排大字報專欄，專供人們張貼大字報。他從旁邊一拐，避開這可怕的、也無力干預的場面，而趕緊走向總務處，去有自己的事。

　　他走進總務處，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女會計，他本能地站定在那里，不能動彈似的，呆望著女會計，好像等待著她的如見異端的驚恐之狀，等待著這一對他的無形打擊。女會計抬頭看到了他，確實對他的突然出現又吃一驚，但與上次不同的是，隨即露齒一笑，好像是在說：你老人家又坐牢出來了，這不跟鬧著玩兒似的嗎？

　　他想起馬克思的話：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他說，我……

　　女會計立即用她纖巧優美的蘭花指一指，說，主任在里面。

　　他往里進了總務主任的辦公室。高大魁梧、熊一樣的總務主任正趴在桌上看報紙，抬頭看到他，就笑了起來，說，老郁，我等著你呢，看形勢我就曉得你又要出來了！走上前來，很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說，四個月，天翻地覆啊，你看，造反派才勝利，又分裂了，真是說不清。學校里江進海、史宏分裂了，江進海發表《聲明》，成立了另外一個組織，史宏把原來“紅色保衛軍”的都吸收了過來。大分化、大改組啊！沒想到江進海比史宏還要革命！

　　啊？他不覺驚訝了一聲。確實真是想不到。但上午江進海、林集還沒有說到這一情況，一切似乎是這幾小時內才發生的。

　　你在里面沒有吃苦吧？主任問他。他說，基本沒有，就關著。總務主任用手把他一轉，推著他往外走，走到女會計面前，說，把工資補給郁老師，四個月。他站著等女會計為他辦手續，數錢、把錢給了他。他收起錢，對站在一邊的總務主任說，我要去趕船，回家看望父母。總務主任說，應該應該！那你快去吧，學校里反正也沒有你的事，唉！唉！

　　他走出總務處，卻看到江進海臉上激憤得血紅，火撥撥的迎面走來，后面緊跟著十幾個學生。他讓在一旁，江進海卻注意到了他，問：郁老師，總務處有人嗎？他說，有。江進海對那些學生說，你們去！

　　江進海額頭上、臉上冒著汗，氣憤地對他說，我們學生隊伍也分裂了！出了真正的野心家、陰謀家、修正主義！他們要發表《我們的看法》，說劉克成是隱藏在工人隊伍里的個人野心家，不能參加革命大聯合，不能參加奪權。我不同意，我認為我們學生不應當發表這樣的意見，不能干涉工人運動，不能做這樣分裂工人、親痛仇快的事情。他們一定要這樣做，說我們學生是單純的，要跟社會上的造反派保持距離，社會上的造反派不純潔。這是些什么話？這不是走資派說的挑撥離間的話嗎？他們這就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適合資反路線的需要，是虛偽，是投降，是搗亂！我真不知道史宏為什么會這樣？他內心深處還有東西，他被人做過工作了，但是他不說！他是永遠也不會對我說了，他像賭徒一樣投機到那邊去了。是的，他跟我說過，他從小深感社會的不平等，這大約就是他造反的內在原因，這原因我也有，可能所有的造反派都有。也許現在他看到要實現平等很難，要為平等而斗爭更難。他索興投機到不平等當中高的一邊去了，而離開為平等而斗爭的低的一邊，這倒也是很符合邏輯的！他們異口同聲說劉克成是個人野心家，不能參加奪權，真是無中生有，就算是有這個情況，也不應當這樣公然鬧分裂。陳安國竟然丟下“工紅”大印，宣布退出“工紅”。正在籌劃中的造反派大聯合流產了，工人隊伍分裂了，只有走資派暗中拍手稱快。史宏、陳安國這些人，他們為什么走到一起去了？他們說劉克成有野心，其實他們這才是有野心、有私心。以前可能沒有，但現在有了，現在起了變化。這是原則問題。我不能跟他們走在一起了。我在學校里發表了《關于團結的聲明》，結果“老井崗”有大半的人跟我一致，他們不愿跟史宏、何銀森的路線走。現在我們的組織叫“東方紅革命造反兵團”！史宏把“紅色保衛軍”的人重新組織了起來，都叫“井崗山某某紅旗支隊”，跟他們掛鉤。這樣，他們的人數比我們多。但我們不能把團結變成同流合污招兵買馬。路線不正確，人數再多也沒有用。市里面，原先“主力軍”搖身一變，成立新的組織，貼出《聲明》，宣布“革命造反”，也都叫做某某單位“紅旗支隊”，一想就明白，這是表示歸附陳安國的“紅旗兵團”，他們工人、學生都用“紅旗”這個詞，雖然沒有公開聯合，實際上成了一派，是“紅旗派”。只有朝陽中學的“紅旗兵團”是個例外，那是站在我們一邊的。陳安國他們發表了一份《關于奪權問題的聲明》，說出了過去保守派所說的話，點了劉克成的名，加以攻擊。這是一個大陰謀！江進海臉上更加血紅，嘴上滿是唾沫星子，不斷地說著，我們要戰斗到底，斗爭越來越復雜！

　　他看著江進海質樸率真的面容，還有臉上黑里透紅的皮膚，判斷江進海是來自農村而且很能勞動的一個孩子。他無法說什么，也不能說什么，他只是呆呆地痛苦地聽著。好在學生們抱著紙張、拿著墨汁、臘紙筒，從總務處嚷著出來了，江進海也就率領著他們匆匆而去。這是去刷大標語、寫大字報、刻印傳單，進行他們的“戰斗”。

　　他仍從小路插到大門口，那里學生們的沖突好像停了，但好像分別撲向兩邊專欄寫自己的大標語，剛才發生的可能是爭奪大字報專欄之戰，最后各占一邊，也就由訴諸武斗，到訴諸文斗，由唾沫和拳腳的批判，變成了筆墨和紙張的批判。他趕緊走了出去。

　　他選擇了一條從園田上穿過的小路，能容兩三人并肩而行，是學校師生往西常走的一條泥土的路。路邊有灌木叢和高大的樹木，有池塘和蘆葦，池塘邊上有兩三戶人家，青磚小屋，是菜農的家。四周都是弄得很平整的菜地，長滿綠油油的“蘇州青”，一棵棵墩墩實實的立在地里。平時走在這條路上，心情也總好像得到著休息一樣，此時更是如此，幾乎這才喘過氣來。

　　亭州這青菜冬季尤其好吃，在鍋里多炒幾下就熟了，不用放水煮，也不蓋鍋蓋，端到桌上青滴滴的，吃到嘴里又鮮又爛，說是“臘月里青菜賽羊肉”。也有一種吃法是下鍋炒了以后，放點水，把“獅子頭”一個個做在上面，蓋起鍋蓋來用文火煮，亭州話叫“烀斬肉”。結果“獅子頭”也好吃，青菜也好吃，因為青菜汲足了肉味，而肉也汲足了青菜味，只不過青菜被燜黃了，但也有人就喜歡吃這燜黃了的青菜，只覺得比肉還好吃。他也就決定買十斤青菜帶給父母嚐一嚐，老家那里的青菜是“南京白”，白梗子，薄而無肉，再怎么經霜經雪，再怎么煮，那梗子也不爛，頗費咀嚼，比“蘇州青”差多了。

　　他走進菜農家里，他們認得是醫校的“老師”，他說明來意，于是馬上就到地里起了十幾斤菜，菜農老頭推拒著不肯收他的錢。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啊！這一說，菜農老頭一愣，也就收下了。老頭那吃一驚的神情，讓他有點內疚：人家好心好意的，還要受到你這大話一嚇。他于是用輕松愉快的態度跟老頭多聊了幾句，以起到挽回影響的作用。果然，老頭從壓抑中恢復，又高興起來了。他說明是要帶到老家去給父母嚐嚐的，老頭一聽，馬上叫他女兒到地里再起一些來，他忙止住，說明船到鄉下，還有好遠的路要走，拎不動。老頭給他用草繩扎成兩捆，說，你到宿舍去把草繩解掉，找個舊布袋，把菜一顛一倒順進去，下鄉就好拿些了。我這菜啊，確實是好吃呢！

　　他回到宿舍，把中飯給自己忙好，吃下去，就整頓行李。喬麗的衣物本來也不多，上次揀過了幾件，現在再也揀不出來了。他關了她的衣箱，睹物思人，未免傷感，而那衣箱里，分明還有孩子的小衣小鞋，更令他心頭挨扎一錐似的，眼淚掉了下來。

　　晚班的船，他是一定要趕上的，不能耽誤；他的心已經到了老家，也到了喬麗的勞改農場。

　　他躊躇的是范柳那部書稿，留在宿舍里不放心，帶在身上怕丟掉，而學生一定是要來取的，只是不知道他們什么時候來，又不便到學校去送給他們，到底是送給史宏呢，還是送給江進海，也成了問題。于是想了一個主意，寫了個紙條，“上街即回”，用飯米當漿糊，把紙條粘在門上。他就鎖了門，上街去了。

　　一上街就遇到了大游行。好幾千人的隊伍，隊伍里有一些工廠、公司的旗幟，上面果然有著“紅旗支隊”的字樣。游行隊伍呼喊著一些口號，也就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之類的，其中還有“打倒個人野心家”。這時他聽到有群眾說，“這是老保”。立即又有群眾說，“現在沒有老保了，都造反了。”

　　口號聲令人恐懼地震蕩著大街，時有聲嘶力竭的喉嚨掙扎在聲浪之中，特別令人心顫。

　　游行隊伍向路邊群眾拋散傳單，他提不起興趣來，沒有伸手，因此也就不知道那傳單的內容。他在路邊觀望的群眾后面繼續走他的路，副食品商店在街對面，這時他無法穿越大街，但可以朝那里接近。

　　工人“分裂”之事到底如何，這個游行就說明著事情已經不可挽回；而他在學校則親眼目擊了學生分裂的糾紛場面，聽到了江進海的訴說。一切真是非我所知。

　　他購買了一些通常的副食品，即亭州人所謂“茶食”，就趕忙回宿舍。紙條有用，果然有學生在門口等他，是林集。他把范柳的書稿交在林集手上，心也就放了下來。

　　林集告訴他，電機廠“紅旗兵團”貼出《責問海報》，指名要劉克成某日某時到亭州劇場當眾回答五個問題，實際上就是五條指責：一，為什么在跟資反路線斗爭最激烈的時候，你不在亭州？當時你提出兵分兩路，你上北京走訪中央文革，別人留在亭州堅持，為什么要這樣安排？是不是有意回避斗爭？你回來還理所當然做了一把手，這是不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政治投機？二，你主持會議醞釀參加奪權人員名單，結果頭一名就是你自己，你連一點謙虛也不曾表示，這是不是個人野心的表現？你把市委常委都集中到三峰園招待所，飲食起居都歸你掌握，經常以問寒問暖、檢查安全為名，突出你個人跟常委的聯系，在常委面前顯示你在“工紅”里的地位，這是什么意思？三，你當兵時寫的家信上，說你今年兩件喜事，把你參加戰士演出隊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跟家中來信說生了兒子相提并論，是什么意思？四，運輸公司、港務局奪權以后，你讓他們給工人增加福利，是不是搞“經濟主義”？目的是什么？五，你經常戴著口罩，跟著保鏢，還有女秘書，行蹤不定，航運公司固定有一條小輪船隨時等你使用，作為革命造反派的工人頭頭，為什么熱心于這一套？陳安國那嘴厲害，問題也提得尖銳，會場上鴉雀無聲。劉克成雖然沒有陳安國會說，但一一據理回答，并且加以反問，指出他們在這個時候，歪曲事實、無限上綱、挑起辯論、引起分裂，只能讓親者痛、仇者快，客觀上是為資反路線效勞！劉克成表示，我劉克成從今天開始就回到車間去，既不當頭頭，也不參加任何奪權，請你們留在“工紅”，不要分裂，行嗎？劇場里一片喊好、鼓掌。陳安國不再辯論，取出他掌管的“工紅司令部”大印，當場交出，揚長而去。“工紅宣傳部”寫出了一批大字報，揭露這種分裂行為，但一切已成定局，無法挽回了。

　　他只有一聲嘆息，把頭搖搖。

　　林集給了他一份傳單，正是“紅旗兵團”《關于奪權問題的聲明》。林集說，雖然劉克成可能是有一些缺點，但陳安國他們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和簡單的，都很坦白地寫在上面。現在，正如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諷刺地說的，“這時，一切保皇黨人都變成了共和黨人，巴黎所有的百萬富翁都變成了工人”，而陳安國、史宏這些人就跑過去充當他們的旗手和排頭兵！這種投機，這種可恥，就連馬克思也沒有看到過呢！可是，那時還有“博愛”的外衣，“與這種想象的階級關系的消滅相適應的辭句，就是博愛——普遍的和睦與博愛。這樣泰然地抹殺階級矛盾，這樣溫柔地調和對立的階級利益，這樣想入非非地超越階級斗爭”，使“巴黎無產階級就沉醉在這種寬大仁慈的普遍博愛氣氛中”，現在呢，他們就連這種“博愛”的外衣也不要，公然地要分裂，指責這一邊是“不純”、“有野心”，這不是造反派等于“牛鬼蛇神”這一說法的翻版嗎？這不是反對“一月風暴”嗎？這不還是要消滅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嗎？所以，陳安國、史宏他們是革命的叛徒、工賊，他們是保守派的新頭領，是走資派的新工具，他們甘心擔任這樣特殊的角色！我敢斷定，這后面有背景。革命前途不容樂觀！

　　大頭小身、臉上有一個白糊糊的眼鏡、面目一團白影似的林集，滔滔地說著，從那小小的紅得鮮艷的嘴里輕易地就引用出馬克思的文章，很自然的連接著他自己的說法，思想有如火車頭一樣往前直沖，令他頭暈目眩。但林集也就“嘎然而止”，離開了。這孩子，好像擔負著人間最重大的任務似的。他鎖了門，背了用舊布袋裝好的青菜，拎了一個舊旅行包，竭力懷著一種淡然的近于出世的心情，到碼頭去趕晚上開出的輪船，而那份傳單，他也沒有看，就丟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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