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什么共產黨領導中國老百姓“革命有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7周年

　　一場革命到底是不是有理，需要從“國計”和“民生”兩個方面接受最嚴格的檢驗，革命后是不是促進了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

　　中國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的全部思想就是發展生產力，只有生產力的發展有了相當水平的積累之后，變革生產關系才是合理的，在他們看來歷史演進過程絕對不能離開那個被說成是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公式“五階段論”。有且只有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時候，革命才會發生。這種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違背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也不符合共產黨人對于中國社會和革命經驗的理論概括。按照他們的說法，共產黨革命是錯誤的，革命后新政權的探索是“超越了歷史階段”的。

　　在干革命的那一輩共產黨人看來，妨礙生產力發展的主體是舊中國的統治階級，以及符合舊統治階級利益需要的各種陳腐社會關系和落后制度，不廢除舊統治階級的政權及其竭力維護的社會關系樣式和制度，就無法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具體說來就是不能實現工業化，就不能改善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換言之，共產黨人深刻地看到，一切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從晚清王朝到蔣介石政權，都不能完成工業化事業，不能改善絕大多數人口的生產和生存條件，而且正是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及其所維護的狹隘利益，阻礙了中國的生產力進步和民生的改善目標。

　　中國作為一個落后的大國和窮國，農業人口很多，雖然人均剩余很少，但是從直接勞動者手上轉移出來的農業剩余在總量上卻很大，這足以支持一個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完成，也就是說龐大的農業人口和總量農業剩余足以支持“大躍進”戰略，這個戰略未能實現乃是由于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及其實現方式的障礙。舊的地主豪紳階級在攫取了農民的剩余之后，卻不能有效地轉用于工業化事業，而是用于抽鴉片、養小老婆等等，巨大的農業剩余被無效地耗費了，與這個統治階級的“慣習”相對應，舊統治階級中間的開明分子在工業化道路上努力了一百多年，成效寥寥，從洋務派開始就謀劃著要富國強兵，興辦實業，后來更有所謂的“實業救國”派系，他們從鴉片戰爭之后前赴后繼地努力了一百多年，到1949年為止所積累的資產不過120億元而已。

　　共產黨人取得新中國政權之后，恢復三年期間一邊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投資就高達78億元，一五計劃投資總數高達588億元。這個投資能力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仍然是中國農民以極其落后的生產方式所生產出來的，所不同的是，從前的統治階級拿到這些農業剩余之后就揮霍掉了，共產黨人掌權之后把這些農業剩余就被謹慎地收集起來，用于新中國的工業化事業，所以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成效。一五計劃的短短五年時間，新形成的固定資產就高達490億元，相當于舊統治階級百多年努力的四倍。而且在此期間，共產黨人還與人類歷史上最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同盟，在朝鮮戰場上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并最終戰而勝之，提高了中國民族在全球格局中間的地位——再也不是那種可以任人宰割的肥豬肥羊的地位了。當然，這樣的革命性變化，在國內國際都難免讓從前的既得利益者感到傷心和失望，這個失望群體的意思在1980年代之后開始公開表達，至今已經成為一股潮流。因為建議嗎沒有辦法拔高舊統治階級在私有制條件下的表現，就只剩下一個公然造謠的選擇，所以什么共產黨領導的經濟到了崩潰邊緣，什么幾十年沒有多少發展等等謠言都出籠了，很多網友對于精英們專門造謠懷有憤怒情緒，我個人則對精英們表示極度同情：你換位思考一下看看——所有的事實都不利于精英們捍衛他們需要的制度和階級，只留下一個說謊的空間，他們是多么的可憐啊!如果再想想謊言的說服力遠遠抵不上事實，那精英們的可憐就是雙倍的了。人家壟斷輿論，那也是因為造謠很容易被揭穿，不得不爾。

　　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光榮和正確，不是說共產黨人在文化水平和管理經驗上多么高明，恰恰相反，共產黨人開始執政的時候，絕大多數干部群體來自從前的被統治階級地位上，文化水平很低和管理經驗少是一個共同的特點，所以，共產黨人的正確和偉大，不是因為他們在技術上很高明，而是因為他們超越狹隘私利的局限，為整個民族的大多數人謀利益，有且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共產黨人才可以被說成是偉大的和正確的。在國家有困難的時候，共產黨人最先為此擔當，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是共產黨干部群體用自己的工資作為戰爭經費打贏的，在戰爭期間，雖然農民獲得了土地，工人也漲了工資，留用的舊人員一直得到原職原薪，但是“得了天下”的共產黨干部卻一直維持“供給制”——僅僅從國家財政中取得一份最低限度的生存資源。共產黨人的偉大不是靠自己文化水平上高明，不是靠自己管理上經驗豐富，而且靠他們在國家有難時率先擔當，所以，共產黨人得到了全中國人民的擁護。

　　在舊中國，農民人口占據90%，由于人地關系緊張，勞動力嚴重過剩，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絕對下降，到了人不如牲口的地步。根據王亞南先生研究，在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的中國農村，苦難和屈辱的境況使絕大多數人感到無法忍受，產生“各種落后的離奇的雇傭關系，……要列舉其最基本的幾種形態，首先似宜數到家長制的雇傭方式，在這種方式下，雇主不但可以在工作上，工作強度上，任意決定，就是對于被雇者的人格，亦有某種限度的權利。”“除了少數富農以外，雇傭勞力的人，差不多連必需簡單農具都不齊備，生活一直在艱困中的中小農及佃農，他們并不是因為備了較好的農具，備有得力牲口，才雇傭勞動，反之，卻正為是備不起這些勞動條件，才以勞力來補充代替的。這說明，勞動力的價格，平均要低在畜力以下，低在農具備置費以下，才有被雇可能。同時這也從反面說明，用勞動力比用農具畜力劃算，誰都愿意雇傭可以任意驅使的‘說話的勞動工具’了。在經濟科學上，由古典經濟學者們發現了一個‘機械驅逐勞動’的法則，而在我們這種反常社會中，卻竟存在著‘勞動驅逐工具’的法則。”(王亞南著：《中國經濟原論》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第247-248，287-288頁)

　　雖然鐵犁牛耕技術在戰國就已經成熟，但是由于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牛耕的使用在部分人口密集地區業已受到排斥，費孝通調查的江村就主要是利用人力鐵釘耙挖田的，與低廉的勞動力相比，養牛已經成為不合算的事情了，據曹幸穗先生的研究：“30年代，已有許多村莊完全不養耕牛，農田耕作全憑人力，從傳統的‘牛耕’返回了‘鋤耕’的落后階段。只有那些種地10畝以上的農戶才養得起耕牛，從而能保持傳統的生產力水平。不過，這類規模較大的農戶僅占全體農戶的15%左右。在新式機器動力出現之前，畜力已被擠出農耕之外。人口超量增長不但排斥機器動力的使用，而且排斥傳統畜力的使用。”(曹幸穗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230頁)

　　一個饑腸轆轆的佃農顯然愿意付出更高份額的地租，結果會把地租推高到很高的水平，以至于產生“饑餓地租”現象——佃農為了競爭租種地主的土地，交租之后的留糧低于溫飽需要。舊中國各地的地租普遍高于50%的比率，這個地租本身是有“市場競爭”因素在內的。而且，在高地租所顯示的地價高企的反面，是雇工工資也處于低水平，低至阻斷人口再生產的正常循環，很像是“馬爾薩斯抑制”起作用的表現：

　　“貧農的剩余勞力的擴增，造成了勞力供過于求的局面，而把工資壓到約相當于勞動者所生產的總值的1/3的水平，即只夠維持勞動者本身的生計，而不足以維持他一家人的生活。結果便產生了一種特別苛刻而又頑固的特有的生存方式：一個貧農既然無法單從家庭農場或單從傭工滿足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他就只好同時牢牢地抓住這二條生計不放，缺一便無法維持家庭生活。”“冀-魯西北的雇傭關系，迥異于一個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社會。此地人口增長與階級分化的雙重壓力，使雇工工資低到只依賴傭工收入無法維持一家生計的地步。這樣，一個完全從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雇農，一般沒有能力娶妻生子，他會成為白家最終一代的人。”(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第306、302頁)

　　費孝通先生通過一個相對富庶地區的鄉村調查結果，也讓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36頁)

　　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僅極為低下，在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很難滿足的情況下，任何微小的風險都足以毀壞他們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的穩定性。反過來，大部分農民的極度貧困，也使得提取農業剩余的過程，不可能完全順利，為了確保農民在溫飽不足的情況下，繼續貢奉剩余，采取一些額外的強制性措施就在所難免了。沒有經濟上的剝削，大概就不太需要政治上的壓迫了，而如果經濟上的剝削過度占據了農民的口糧份額，顯然，一個更高程度的剩余提取過程肯定得搭配一套更高程度的壓迫措施，原本是奪取農民剩余的經濟沖突，最終不可避免地轉化為農民對抗“保護剩余奪取者”政權的政治沖突，費孝通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受壓迫的農民是如何成為面對舊政權的反叛者的：

　　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斷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稅，他不僅將遭受高利貸者和收租人、稅吏的威脅和虐待，而且還會受到監禁和法律制裁。但當饑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農民起義便發生了。也許就是這種情況導致了華北的“紅槍會”，華中的共產黨運動。如果《西行漫記》的作者是正確的話，驅使成百萬農民進行英勇的長征，其主要動力不是別的而是饑餓和對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37頁)

　　雖然民不聊生，但是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和土地價格高漲，卻是舊統治階級發財致富并有效地讓農民依附于自己的好世道，他們不僅有維持現狀的意愿，也有著維持現狀的能力，就這樣，舊中國的一切統治階級在維護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就維護了落后的生產關系，同時也維護了落后的生產力，以至于在那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條件下，連耕畜的應用都成為一種浪費。

　　新中國成立之后，就的統治階級被推翻，他們原本掌握的各種特權被廢除，他們從勞動者手上榨取的農業剩余現在被有效地轉用于工業化事業和國家安全事業的需要。共產黨人即便犯了那么多的管理上的錯誤，但是仍然以三十年的時間完成初級工業化事業，以區區4000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就實現龐大國家的初級工業化，這些成就的取得不是因為共產黨人在管理上多么高明，而是因為共產黨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正是因為共產黨人的這個關鍵性特點，使得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能夠搞“大躍進”，能夠窮盡實際的可能去最快地發展潛在的生產力水平。

　　與共產黨人掌握政權的同時，普通勞動者不再像舊時代那樣動不動就失去生產資料，失去工作條件而流離失所，而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穩定結合，等于是獲得了一份免費的生產資料保險。同時，勞動者獲得生存資料的機會也大大增加了，國家通過執行統購統銷政策，大多數勞動者都獲得了一份更接近于平均數的生存資料數量。這是勞動者普遍感到“翻身解放”的經濟現實，老田在數年的口述史訪談中間，經常有老工人不自覺地說到“得了共產黨的好，得了毛主席的好”，這是對共產黨執政后勞動力相對低下的市場價格被廢除之后的切身感受。

　　1980年代之后，一些“精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說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林彪四人幫鼓吹出來的，按照他們的看法，是人民日報決定社會意識而跟社會存在的變化沒有關系，個人崇拜的出現僅僅宣傳效果有關。這些省部級專家教授們說是林彪四人幫等人通過“兩報一刊”的文章，制造了一種虛假的社會意識，但是老田在口述史訪談中間發現的卻是：共產黨人在改變了工農勞動者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之后，工農頭腦里的“社會意識”才得到改變的。值得提一句的是，共產黨取得新中國政權的時候，絕大多數人口還是文盲，換言之，在對毛澤東進行個人崇拜的大部分人中間，沒有多少人能夠看懂“兩報一刊”，而且這些人中間絕大多數是工農勞動者，常年處在體力勞動崗位上辛勤工作，也很少關心那些人在報紙上說什么。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那些常常看報紙的上流社會中間，存在著廣泛的“非毛化情緒”而沒有多少個人崇拜，從這里可以看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本身與宣傳效果是“負相關”的，但是與中國社會分化和階層意識具有明顯的因果關系。勞動者地位的提高，就意味著精英階層權力的下降;勞動者也獲得了接近于平均水平的生存資料供應，就意味著精英們的富裕發達程度有了很大的下降，所以，凡是共產黨人和毛澤東要做的事情，精英們的利益和權力就受到了很大的損害，他們不可能不反對，并在1980年代之后采取一種極度對立的咒罵和攻訐立場來敘述那段真正共產黨人掌權的歷史。

　　共產黨人在1954年的《憲法》中間，明確規定新中國的階級實質是“工農聯盟”。工農勞動者的地位不再受到勞動力的市場相對價格的束縛，是工農聯盟的經濟內涵，這實際上意味著工農勞動者的勞動力價格被共產黨政權“強行”提高到市場相對價格之上了，這精確地反應了新中國的“國體”。在工農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不受勞動力市場決定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社會管理問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也在這個方面進行了艱苦的探索，雖然問題沒有得到最后的完滿解決，但是很多勞動者親身參與了這個漫長的奮斗過程，正是在這一艱苦的奮斗過程中間，工農勞動者看到了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偉大，看到了他們是真心實意地為人民服務的，而且，正是在共產黨人對人類歷史上那個最難以解決的課題的勇敢探索中間，許多工農勞動者看到要實現自身最后解放的困難和最后的出路。換言之，工農聯盟不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概念，她有著明確的經濟內涵，工農勞動者獲得了“吃大鍋飯”資格——穩定的就業和工資福利保障——意味著政治上和社會管理需要解決的問題，就完全不同于私有制條件的那種方式，就必須要進行管理創新，這個創新的成果肯定完全有益于西方國家在私有制條件下的經驗;真正的共產黨人必須探索并解決在“大鍋飯”條件下如何管理國家和社會，不同的國體(階級實質)要探索相應的政體(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法)，如何處理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這個方面的探索由于中國有毛澤東這樣一個不依不饒的頑固分子的堅持，一直進行到了非常深刻的層面，共產黨高層的分歧、爭論和1960年代混亂的實踐，都為人們深刻地認識世界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材料。

　　在精英們越來越多地攻擊中國革命和真正的共產黨人的事業的時候，人民群眾會越來越多地想起毛澤東和解放這樣的詞匯。在精英們告別革命并清算革命“罪惡”一直清算到法國大革命頭上的時候，底層民眾越來越認識到真正的共產黨人革命事業的偉大光榮和正確。畢竟革命對于不同的人群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壓迫和奴役的減少意味著精英們的權力和地位的下降，剝削和榨取的增加意味著少數人先富程度的上升，在這樣的世界里要不產生不同的看法，那是很困難的。在少數精英們攻擊真正的共產黨及其革命事業的時候，會有更多的人產生對于革命的更深刻的理解的，這是歷史和社會的辯證法所在。(200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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