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山二院幾個學生的患癌事件引起廣大網友的關注，與此同時，有關中山二院院長之子中學時期與中山二院乳腺腫瘤中心副主任共同發表論文一事，更是引發網友熱議。靠裙帶關系鞏固文化資本和權力，研究過程不規范，出了問題直接甩人。科研過程沒有民主，學術資源成為少數人學術圈地的工具。這不禁讓人思考，技術進步靠的是什么？我們應該走怎樣的科技創新之路？

　　老田這篇文章寫于2005年，在文中，老田帶我們回顧了毛時代另一種有別于市場化商品化的科技創新路線。在這種路線的指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內沒有技術壁壘，個人沒有私心，也不存在利益集團。從普通工人、剛畢業的學生到知名科學家、學者，沒有“學閥”“下人”等級之別，誰的意見對就采納誰的。這極大地調動了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使科學技術的研發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佳的方案和意見。同時，一個好點子、一項最新技術都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迅速地在全國得到推廣和運用。技術民主的優越性，還在于集思廣益，學者與工人共同參與，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讓技術研發為實際生產服務。所以當時的中國能夠創造那么多偉大的奇跡也就不奇怪了。

　　反觀當下，在拋棄了技術民主、自力更生與技術服務的公共性后，以盈利為目的的技術商品化所造成的技術壁壘，對國外技術的迷戀、甚至是直接購買，以及政府職能的缺失都導致了技術的落后。老田認為，中國的企業不具有獲得壟斷利潤的能力，因此私有企業就不可能拿出巨額經費去長期支持技術研究，如果政府再不改變方法，進行主導型的開發投資和全國協作，顯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夠促使中國技術的進步。

　　老田前不久訪問了一個老工程師，他參加過“兩彈一星”的技術攻關過程，他說中國當時的技術力量，無論是就人員數量還是技術裝備水平而言，都遠遠不如蘇聯和美國，但是中國從原子彈爆炸到突破氫彈技術的障礙，在時間上卻比蘇聯和美國都短得多。他說取得這樣的“奇跡”不是偶然的，根據自己的體會，文革期間技術能夠進步的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炸成功

　　圖片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技術民主。

　　他說，由于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么人敢于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伙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

　　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這個老工程師還談到，當時由于人與人關系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實質上都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于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后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1970年初，科研人員在廠房內測試“東方紅一號”

　　衛星 | 圖片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

　　這個老工程師回顧說，不管是什么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系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系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于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于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復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

　　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聶榮臻元帥那里，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后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么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圖片來源：知乎

　　老田前不久還訪問了南京大學的一位老師，他在1969年參與主持我國的電子計算機項目。據他所說，當時的項目立項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關系，國家直接按照技術力量優勢所在，甚至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就撥給南京大學1000萬元經費，指定用于電子計算機項目。項目辦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蘇省委，而是項目立項的同時由國家指定江蘇省委配合研究工作，無條件地承擔項目的協調工作。許多電子部系統的七字頭的工廠，就按照研究進度和要求來進行配合試驗，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相關部門直接受項目小組的領導，結果是“產、學、研”的高度緊密結合。項目經費絕對不容許個人為私人目的動用，許多工廠在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工藝積累基礎上來參與這個項目，已經有的技術和工藝都不再重復投資和花錢。

　　計算機項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澤東說要繼續大躍進，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頭搞“爬行主義”，要盡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進技術，跟蹤科技發展的先進水平，這個意見在三屆人大上通過。

　　為此，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科學技術事業規劃，這個規劃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參照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狀況制定的。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力求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道路上，實現大躍進。

　　這樣在文革期間政治上初步穩定之后，許多科學技術項目就分解落實到具體的研究機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清華大學也是計算機項目實施的重點單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經產生豐碩的成果。一個清華的教授告訴我，當時中國的計算機技術水平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后來由于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了，所以我們國家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后面。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硅，現在反而不會了。還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硅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后卻是在美國拉出單晶硅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1970年 北京市的清華大學招收的首批工農兵學員在進入校園。當時工農兵學員的招收是按照毛的指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進行的 | 圖片來源：微博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優勢在于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并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于，中國不僅落在后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里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與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這注定只能是產生“爬行主義”后果，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不可能產生在中國。

　　最近二十多年來，知識精英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下，想要把技術創新作為籌碼以索取更多的剩余，結果這么一搞，反而使得經費分發的機構成為精英們工作的核心，大量的精力反而投入在學術研究上，使得學術脫離了常規，變成必須由某種外在的規制機構進行評價了。結果精英們只好擠到“鉆門子第一，研究第二”的渠道中間去鉆營了，鉆進去的人說“改革就是好”，鉆不進去的人喊口號說要“反腐敗”。有了精英們稱心如意的“把研究作為發財籌碼”的改革，就沒有了真正的科學技術創新了，精英們只好把大部分精力改而用來去鉆營了。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國際衛星標識符：1970-034A）發射成功，成為世界上繼蘇聯、美國、法國和日本之后第五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從此正式加入了“太空俱樂部” | 圖片來源：騰訊網

　　西方的實用技術發展，往往依托企業的壟斷利潤，在公司的實驗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風險最大的技術，是政府在國家安全的名目下撥付經費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計算機和網絡技術。中國的企業在全球分工中間處于底層，沒有那種足以在市場上大量攫取資源的壟斷企業，因此企業就不可能拿出巨額經費去長期支持技術研究。如果政府再不進行主導型的開發投資和全國協作，顯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夠促使中國技術的進步，這樣一來倒是要問一個問題：中國的技術進步靠什么？靠教授們在“核心刊物”上多發文章嗎？靠布置中學生多做習題嗎？

　　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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