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劉繼明老師這本書的時候，我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因為書中提到很多人名地名，都很熟悉；書中的人名雖然不是原名，但能夠找到歷史上或者現(xiàn)實中間的原型，比方說宗達這個人，我能想象到瞿秋白、王明，甚至這個“達”字想到我們的老校長李達，這是一個很熟悉群體的具象；書里面提到很多地名，比方說楓園、桂園也都很親近，我住的梅園他沒有提到過，這個有點小遺憾。

　　從整體上看來，這個書讀下來非常震撼。從“黑與白”這個書名看，即便難進行精確的闡釋——這是文學作為藝術的豐富性所在，但是有一點，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樣的感覺：書名就在說從前說的新舊社會兩重天，這兩重天是怎么樣發(fā)生顛倒和轉換的——從書中的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和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思考、他們的觀察，來清晰地讓人們看到黑白對立的兩重天，是如何再演繹出來的。

　　因為時間的關系，我講幾個感觸特別深的點。

　　第一個感觸特別深的點，就是我們親歷的這一場社會“質變”。我跟劉老師是同時代人，都是60后，跟隨改開歷史，親眼目睹時代的質變，書中故事給我非常深的感觸。人的世界觀根本改變，會和整個世界的質變之間相互關系的，同一個世界發(fā)生了質的根本的變化以后，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也會隨之改變，如果不能及時改變，就可能會被淘汰了。書中描寫了一些這樣的人，包括一定程度上得到我們大家同情和欽佩的，在道德原則上也會獲得很高評價的一些人，例如田芳、老校長和王勝利這樣一些人，他們在很多時代里面是正面的形象，但是，書中呈現(xiàn)出他們的希望和出路，都慢慢斷絕了。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創(chuàng)造條件，讓好人辦成好事，從而取得進步和發(fā)展，毛時代的社會機制里面，像老校長這些人會很突出，會成為時代的臺柱子，不僅能夠干好自己的本分，還應該能夠發(fā)揮模范和示范作用，他們創(chuàng)造的經(jīng)驗能夠獲得推廣，幫助其余的地方和人們解決困難和問題，就像我們熟悉的王進喜啊，陳永貴他們那樣，為全國人民所熟悉和學習，那他們對于社會進步的貢獻就會更大。好的制度應該獎掖好人，幫助他們干成更多的好四，拔高和表揚這些人，各種資源應該向這些人傾斜，宣傳也應該為他們服務，這樣他們所代表的方向，就成為主流的方向，成為指引前進的方向，成為大家跟隨的方向。但是，在黑白顛倒的時代，我們很悲哀地看到了相反的趨勢，好人的路都絕了。

　　在另外一個方面，被新時代所肯定的那些人，到處如魚得水，劉老師《黑與白》里面塑造的形象也非常典型，很深刻。比方說作為成功人士的江湖郎中武伯仲，以及他實際上的親生兒子杜威，還包括官學兩棲的某人（郎濤），這樣一些人物形象及其光鮮的成功，給出一個鮮明的對比，告訴我們時代變化的幅度有多大。

　　選擇什么樣的人物展開怎么樣的人生，這些就跟我們寫論文一樣選擇證據(jù)材料一樣，選擇什么樣的證據(jù)，證據(jù)會有什么樣的典型性，會給出什么樣的說明價值；在這個選擇背后還有深層次的標準和規(guī)則，會大有不同；同時證據(jù)說明結論的權重分配，從證據(jù)到結論所應用的推理邏輯，在實際上也非常不同。小說就像是無意之間展開的一篇論文，故事中間的人物事件，按照時代變革所揭示的不同邏輯，或自覺或不自覺地演繹自己，作為證據(jù)演繹到最后，讓我們看到時代給出的結論，這樣，閱讀好的作品，能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世界及其變化。

　　有一個政治點的變化，特別鮮明，人們在政治上如何診斷病情和開藥方，背后反映了哲學或者認識論方面的巨變。比如網(wǎng)絡上有一個流行說法：“不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書中有一個這樣的情節(jié)，高校學生與食堂的矛盾引發(fā)學潮，處理過程中間，首先尋找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們的個別缺點搞事。應該是在徹底否定之后，這樣一種診斷問題和開藥方的方式，日漸流行起來了。顯然，這成為官民矛盾診斷的新慣例，老百姓竟然敢于找官府官員的茬，但是，找茬的權力首先是掌握在誰手里，這個不能夠搞錯的。以前的名言諺語能夠得到普遍接受才能夠流行起來，而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之所以在網(wǎng)絡上得到普遍接受，顯然是與新的時代里，官府對矛盾認知和處置方式以及常見策略相對應的。這樣的矛盾及其處置策略，之所以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當然是因為告別革命，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果，1980年代的宣傳中間群眾運動的批評和監(jiān)督過程，被徹底抹黑為野心家的操縱。這樣一來，相關的證據(jù)和推理邏輯就變成這樣了：群眾沒有自己的眼睛和頭腦，其政治參與行為只能夠被愚弄的結果，而愚弄老百姓的野心家都是不壞好意的，然后，順理成章地，秩序和正義都被體制和權勢人物壟斷，然后，提出問題的人就是別有用心的，即便不是自己也是別的什么人。

　　我是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才深切體會和把握到這個方法論的質變的，從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何批判群眾參與政治監(jiān)督官員開始，帶來了哲學和方法論的質變，然后就催生了全新的政治邏輯，此后在診斷和處理問題的時候，就在分析證據(jù)和完成推理的時候，跟從前再也沒有一致性了——變成了我們今天熟悉的樣子。文學的力量，及其說理的力量，確實是潤物細無聲的。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治邏輯是不承認矛盾論的，毛教員在《矛盾論》中間說：時時有矛盾處處有矛盾，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如果承認毛教員的矛盾論，那么，具體到官民矛盾方面，官肯定是主要矛盾，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這樣在分析責任的時候，官的方面肯定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作用也是決定性和原發(fā)性的，追責的話，也是處在第一責任人的位置，民的責任則是第二位的，充其量，因為老百姓不出在管理崗位上，具有信息或者知識不完備的不足或偏理。非專業(yè)的老百姓參與政治，其局限性是預先知道的，如果需要老百姓的監(jiān)督和參與，那么就需要有正確的態(tài)度對待這個方面的不足，對此，毛主席曾經(jīng)在七大的講話中間，說得非常清楚，有三句話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然后還有“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這幾句話，就是老百姓有參與政治和監(jiān)督官府的必要性，這個過程中間表現(xiàn)出來的各種不足并沒有多少實際危害，關鍵反而是要創(chuàng)造條件，保護那些敢言敢說的人，讓那些敢于提出問題的人，沒有后顧之憂。這當然與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套路，其背后也有著完全不同的哲學和政治邏輯，彼時顯屬認定在官民矛盾中間，官是主要方面，民是次要方面，只要把官作為矛盾主要方面的問題解決了，那么矛盾自然就獲得了解決。

　　我們也看到，小說中敘述的很多情節(jié)和人物，最后的處理方式實際上是把所有的問題，一板子打在那個提出問題的人上面，開啟了新的方法論和政治邏輯實踐。1980年代，舊時代的風尚還沒有完全失去，還在口頭承認他工作中有很多缺點，是被壞人利用了，在整個的處事邏輯和解釋措辭里面，壞人利用我們的缺點，成為矛盾和事件發(fā)生的原發(fā)性動力。就這樣，我們看到一個新的政治邏輯，跟《黑與白》故事的鋪陳而呈現(xiàn)出來，在這樣的閱讀與體會中間，整個歷史過程的“質變性”揭露無遺。

　　小說非常有力量的地方，就是用具體來表示抽象，用個體來表示普遍，從小說的故事演繹里面，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社會怎么是從以前，一步一步變到今天這個狀況的。

　　另外我還有一個很強烈的體會，感受特別深的點，就是跟宗達叛徒問題有關的問題，深究下去，實際上涉及到一個知識分子與革命和群眾的深刻和復雜的關系問題，更深層次，是知識分子如何走出傳統(tǒng)思維方式，走出“傳統(tǒng)性命題”而成為現(xiàn)代的有機知識分子。相關的分歧非常深刻，經(jīng)常會有類似的問題，還在不斷地遭遇到，前不久我還在一個群里面跟人爭論相關分歧，最后不歡而散，沖突激烈，連帶地微信群也被群主解散了。革命過去了很久，但這個問題實際上依然沒有解決，今天小小的左翼圈子內部有過多的爭論，從前的那些老問題今天還存在，而且還在激發(fā)思考和分歧，甚至還在激發(fā)深度的感情對立。

　　《黑與白》中一些人物的出場，包括后來1980年代的轉折中間的意識形態(tài)積極分子，與知識分子大規(guī)模參加革命的時代氣候有關系。1935年日寇密集入侵，塘沽協(xié)定、何梅協(xié)定簽署，整個華北的抗日空氣有很大提升，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感到需要自行動起來抗日。此時恰好紅軍長征到陜北，開始進行大的發(fā)展，大量吸收知識分子進入黨里面；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到1940年代延安整風前后，黨內的工農干部里面——其中很多是經(jīng)歷過長征的一批老干部，形成一個接近于共識的看法，把這批小知識分子稱為“刮民主風刮進來的”，這當然不是好的評價——言下之意這些人還沒有思想革命的準備，身子就進了革命隊伍。把那些相對有知識的、同時還不能夠很好解決自己與革命和群眾關系的知識分子（按今天看那是比較小的一些小知識分子），看做是不可信的一批人，跟我們工農老粗是不同的，看成是一種異己的力量。

　　我們知道，在延安整風之前，延安老干部中間好幾個人罵過丁玲、王實味，當時工農干部群體里面，對于小知干部群體有看法，彼此隔閡很深，在1980年代告別革命之后，知識分子群體反過來，很充分地表達了對革命和革命領導者團隊的看法，應該說，雙方的世界觀接近于不可通約。這恰好就是跟《黑與白》這本書所揭示歷史畫卷一樣，經(jīng)過后一次180度的大轉彎，另一個方面的意見表達和實踐展開，恰好形成對照，還是一個非常好的檢驗。

　　“刮民主風”進去的那群人，在1980年代的新轉折中間，可見度最高的群體是一批意識形態(tài)高管，他們有了機會充分地表現(xiàn)自己。因為在長期革命和建設歲月里，工農干部群體是黨內強勢群體，刮民主風的群體是弱勢群體，在心理上需要向強勢群體做自我辯護，從前在黨內受工農干部主流群體的長期俯視，也算是憋了一口氣要出。同時，轉折角度過大，需要一個說明或者自我合法化辯護，所以有必要回應別人曾經(jīng)的看法，作為回應的一個深思熟慮的說法——自稱“兩頭真”，這是李普代表聚集在《炎簧春秋》的那批人說的。

　　自居“兩頭真”這批人，實際上是小說描寫快速轉折發(fā)生的部分原因和推動力所在，他們后來有機會成為歷史創(chuàng)造者了，推動歷史快速地走入“黑與白”的轉折中間（如宋乾坤）。在一定程度上，后續(xù)的社會發(fā)展與轉折結果，有很多黑暗難于洗白，一種心理上的合法化方式或者自我意義生產，表現(xiàn)為炎黃春秋追捧胡某人作為干凈資本主義的代表人，這個雜志的長期努力方向也是以甩鍋方式實現(xiàn)自我合法化——有壞人拒絕了好資本主義道路，現(xiàn)在的黑暗我們不負責了。《炎黃春秋》此種以“甩鍋”壞人的方式，來實現(xiàn)小群體的合法性生產的努力，也算是奇葩時代的奇觀。不管那群人對于后續(xù)發(fā)展，是帶有自覺或者不自覺，但是他們初期的激進姿態(tài)和言論，以一種天真救世的福音敘事，敦促思想僵化的人放棄堅守，大量發(fā)布顧首不顧尾的言論，屬于特別快地轉型的那樣一些人，國家歷史后來的轉型非常快，轉彎得特別急，在一定程度上轉得比美國還“右”，跟這代人掌握意識形態(tài)和執(zhí)掌思想文化政策，有很大的關系。

　　在知識分子問題的背后，是理論與現(xiàn)實的相互關照問題，這也是現(xiàn)代社會最重要的關系之一。《黑與白》這部書揭示的時代轉型，記錄了一些思想者的思考和闡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一個根本的問題：知識分子和革命和群眾的關系。書中沒有提到宗達到底叛變了沒有，提到了是被敵人綁架，而且說《我的自白書》是敵人偽造的。回到歷史中間的真人真事，可能也是有啟示性的。瞿秋白1935年轉移時，被敵人抓捕，以后在獄中寫了《多余的話》，算是近似于“自白書”吧；在這個文本里，總體調子就比較低落，似乎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就深度卷入了革命。對于怎么解讀他的“自白書”，文革時期主要是周總理說瞿秋白是叛徒，說《多余的話》可以作為革命性不足，以此向敵人乞憐求活，可以作為叛徒的證據(jù)；應該說，這個揭示在革命高漲的時候，全國群眾特別是很多中學生，都是高度認同這個判斷的。跟江姐一比，跟不鉆狗洞的葉挺一比，瞿的堅定性不足，確實是很差一截的；前不久華東師范一個研究近代史的王老師還說，看瞿秋白臨終前寫的東西，跟方志敏烈士一比，差了不止一個檔次。這是從前的一個解讀，屬于外部視角，從比較瞿秋白和其他堅定革命者的差距入手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解讀，不是從外部差距看問題，屬于內部視角，是從知識分子與革命事業(yè)關系的內在難度，從跨越個體內心差距的難度而提出的。

　　1980年代給瞿秋白平反之后，作家丁玲寫了一篇文章懷念瞿秋白（在30年代的時候，丁玲跟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楊之華都有很深的交往），她重新提出一個對《多余的話》的解讀方式：瞿秋白《多余的話》雖然調子很低，但是很真實，實際上表明了知識分子參加革命以后，遭遇到的思想轉型要求和轉型困境——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失效了，很難達到革命的要求，跟革命事業(yè)的關系、個人跟革命隊伍整體的關系、個人跟群眾的關系，很長時間無法調整到位。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說，丁玲自己可能也遭遇過這樣的問題，有感同身受的入情入境。這樣來比的話，周總理說瞿秋白是叛徒，基本上是一個外部視角，從外部來批評他，他跟別人比較，有這個差距；而丁玲的這種理解，她是從內部的同情式理解，就覺得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他要參與一份革命的事業(yè)，他要深入地跟群眾打交道帶領群眾，他確實有很多困難沒有克服，是心理差距過大難于跨越，而瞿秋白的《多余的話》雖然調子很低，恰好是反映了他的精神狀態(tài)，他自認為有這樣的差距，但不妨礙他本人是很誠實的革命者。應該說，在新的時代，丁玲基于內部視角的解讀，也贏得了很多人的贊同。

　　《多余的話》我反復讀過，其中有一句話特別打動我，瞿秋白就說他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qū)以后，從前老聽說土地革命，也很想去了解土地革命，他多次去找當?shù)剞r民，但就是對不上話，他要說要問的農民聽不懂，農民說的他也聽不懂，沒辦法達成交流，對此還是不甚了然。對這么重大的社會變革，他也非常希望去了解，但是他找不到一個渠道跟農民對話，我覺得特別真實和打動我的。對于個體而言，界定叛徒與否僅僅意味著與名譽相關的象征資本存廢，而對于國家和革命而言，內部差距過大的人，還處于高位，如果得不到起碼的恰當節(jié)制，后果就難以逆料了。

　　從這樣一個內部視角出發(fā)看問題，推開來看，還可以印證和部分回答社會主義為什么會到這一步的問題，瞿那樣真誠的革命者在理解土地革命和群眾方面，都格格不入，而那群“刮民主風”進去的人，卻幸存和掌權了，這反映出一個根本性問題：革命或者后續(xù)的社會主義事業(yè)，還遺留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怎么培養(yǎng)自己的行政與技術干部隊伍，以及意識形態(tài)工作人員？舊社會的真誠革命者，對此有不小的差距，不管是從內部找差距還是從外部找差距，都是差距存在。而干部隊伍在行政上掌握社會整體的人財物協(xié)調，知識分子群體掌握在生產技術與凝聚群眾智慧的有組織學習系統(tǒng)，日常就是他們在教育和引導群眾，如果他們自己就很迷糊，客觀后果又會怎么樣呢？《黑與白》這部小說，在宏大的社會圖景中間，呈現(xiàn)出名實分離的巨大效果——說的跟做的不一樣、后果與當初宣傳的差太多，這個問題不可能透過《炎黃春秋》雜志那種經(jīng)營甩鍋大法的方式而取消，一代代人的命運就這樣拋進大潮中間浮沉，還不知道邊在哪里。

　　因為人自身的問題沒有解決，認識上內在差距和障礙依然存在，我們看到的轉折效果，就是《黑與白》呈現(xiàn)的這種效果。如果看小說，能夠超脫好人和壞人，謀利和受損這樣的簡單的對立，就像劉老師在書末后記寫的那樣，能夠把它放進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出：人是怎樣反映或者成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的，他們自己又以自己的有意識選擇和行動，去想象和改變這個社會關系并推動其變革的。這樣，就更好地能夠理解《黑與白》這本書，從現(xiàn)實主義的的史詩記錄中間，更多地達成對時代變革的理解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我們對自身處境的理解。

　　我就說這么多，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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