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1949年9月30日-2021年12月28日),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深圳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說集《開端》、《山鬼》等。此圖是小說《請好人舉手》封面圖 | 圖片來源:百度
一
一個中學生的“幼稚想象力”與觀察視角
《請好人舉手》,2002年發表于《上海文學》第六期。小說的主角洪亮是名中學生,在他家庭的親友圈內,大姑是當紅的歌星,小姑面臨著下崗,舅舅在大姑的幫助下承包了一個工廠,成為老板。
小說以學校的80年校慶開始,這體現了文化搭臺和經濟唱戲的流行設計,對于人脈和圈子經營,儼然體現為白道的創意經營手法。在杰出校友介紹方面,大姑洪梅作為名歌星,提名竟然被排在最后,這引起洪亮的不快。看起來,階級社會的階梯排序,官大還是比名氣大有用,洪亮與校長之間沒有共識,一切價值都有待于重估。
階級社會創始階段的社會景觀,社會出現高速度的階級分化,上流社會成員有很多底層親戚,家族化的社會區隔也還尚未形成。學校的班級中間,還有可能實現社會資本的“低成本動員”,所以,中學生洪亮還能夠依仗同學的小小交情,為小姑不下崗而拉上關系。在群眾不再參與基層政治與秩序建設之后,與權貴個體的社會資本,及其各種價值轉化帶來的收益,變得極其可觀,看起來這是更值得投入的新方向。
洪亮作為中學生,基于班上同學的交往與交情,為了避免小姑下崗,找同學幫忙,王同學沒有辦成,在梁同學那里成功了。而透過梁同學父親的權力之手,則能夠在階級區隔塑造的早期,基于中學生積累的稀薄社會資本,去撬動權力之手,免除小姑的下崗厄運。
熟人社會內部的政治建設和秩序生產瓦解,這個地方,普通群眾似乎應該退出了,回歸個體和家庭;同時,對于上層和遠處的社會資本與認同,更值得投入,開始浮現并成為新的心靈寄托。與這樣的潛在高遠想象力對照,需要新的認同出場起作用,省隊打假球引發班級內部的辯論,還引領了男同學練球的熱潮。從階級政治到身份政治轉換的一個隱喻,人們需要尋找更小的共同體,并給予利益和認同進行重組,全局范圍的公共性與規則,統一的公共性與規則,近乎過時了。小說設定主角是一個初中生,內在地承載了這個想象力的某種天真與幼稚性。
洪亮本人對于世界和未來的認知,并沒有得到現實的尊重,他自己希望在體育或者文娛方面獲得發展,但是,卻被大姑拉關系一把塞進一中,去本地最好的中學,跟隨最強的一群老師讀書做題,被安排了一個“小鎮做題家”的常規軌跡。
洪亮本人很蔑視跟著老師指引,按照做題家的節奏走路,走在那條路上的班長吳小敏被俯視了,視之為馬屁精。在寫作《二十年后再回母校》中間,吳小敏按照舊的主流價值設計,一會兒想要當具有發明創造的科學家,一會兒關懷貧困人口去深山支教,這在洪亮看來都不具有主體性和自我,是明擺著諂媚和說鬼話。吳小敏的作為之所以不可信,兩個目標之間巨大挪移,相當于是一個隱喻:在個體看來都具有可欲性的價值目標之間——個體成功以及社會價值建設,現在,已經出現了確鑿無疑的不兼容關系,一個人到底是尋求個體成功還是社會效益最大化,這兩者之間不再具有一致性,而是具有尖銳的沖突——選擇了一個之后就無法選擇另外一個。洪亮原本沒有興趣寫作文,但后來受到刺激,就寫作文設想了自己高高在上與發小們的落魄相互對照,看起來,個體成功才是可信的第一位選擇。但是,對于公共價值建設的忽視乃至于退出,會造成另外的后果,小說結尾處以小偷持刀出場,檢驗了另外一個被忽視的價值目標的重要性。
舊時代服從分工,好好勞動和做人的舊價值觀,已經無效了,如果不是拉關系,小姑就難于逃過下崗的命運。與個體命運息息相關的共同體與規則,徹底解體,新時代需要個人奮斗,積累多方面的資本,人脈資本的經營效果最為直接。大姑身在局中,需要應付各個方面的關系,本人也有各種優厚的人脈,愿意在此積極作為,還想要找人把本市一個蹲監獄的局長轉到白茅湖農場來服刑。
“人情大如債”,放債經營可以期待還本付息,經營自己的人脈圈子積累社會資本,給自己找出路,這個經營方向也是新時代添加的新方向。
記得在廈門遠華案出來之后,流傳過一個很有說服力和震撼性的解釋,是說福建官場的“潛規則秩序”尚未確立,梁山上的座次尚未排定,內部長期扳腕子,所以老是出大案子;廣東就很領先,基本上沒有這種內部傾軋和大案。差不多的時候,到處都在傳說退休老干部基于“紅眼病”大力反腐的段子。這樣一來,個體經營的人脈資本和圈子,就總是做不到嚴密,顯得到處漏風,圈內的分贓不均,圈外的紅眼病,都成為難于保險的隱患,人生顯得難于經營和保險了——就算是再會經營人脈資本和圈子,圈子與人脈關系的擴張,怎么都趕不上源自內部和外部競爭的威脅力量。
賴昌星,1958年生,廈門遠華走私案主犯。1999年案發后逃亡加拿大,2011年被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拘留,2011年7月被遣送回國,2012年5月,賴昌星被判處無期徒刑 | 圖片來源:info.51.ca
基于這個不對稱的力量對比關系,后來,王同學的爺爺,梁同學的爸爸,都進去了,以至于損害了他在班級里的政治規劃。同學的疏遠和失聯,成功的重要性與難得。然后,大姑也被雙規。隱隱約約地出現了新的上層社會中間,各種無規則競爭與傾軋,即便是對于成功者來說,這個社會也太危險,真有點“人心惟危”“朝不慮夕”的困境難于突破,甚至,看起來,個體奮斗到上層之后,反而遭遇到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這些風險都還是不可保險的品類。
小說讀下來,色彩比較灰暗和不明朗,主體也不夠鮮明——可能也無法鮮明,畢竟沒有人能夠自夸可以看清楚前路。舊有的共同體與依靠解體了,這是很清晰的;而新的規則難以確立起來并良好運作,給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以新的守護力量,大家都不得不在探索與掙扎中間前行。中學生洪亮的幼稚與奮進,最后證明是很難經受住考驗的,大姑被雙規,還有小偷和那把刀子的有效威脅,再一次提出了問題或者疑惑。
小說中間,出現了潛在的對照。從前,群眾在單位制的熟人社會中間,參與政治建設過程與秩序生產過程,積極地批評壞人壞事,自己生產自己的環境秩序;現在,這個機制忽然消失了,明哲保身成為第一策略,壞人由此獲得了囂張機會,并對普通人的生存空間形成實際威脅。與此同時,勞動者自己的命運,再次回到“權力之手”的操控之中,如何與權力之手搭上關系則至關重要,似乎,經營這樣的圈子和為此進行高投入,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勞動者是不是應該退出日常的政治經營活動,轉而為自己的需要與利益擴張去經營人脈關系和社會資本?假設這是新的方向,問題依然存在,普通人往往夠不著這一層,洪亮也是基于大姑的特殊地位,才獲得一點經營成果的。這篇小說提出了普遍化的潛在問題,但沒有指出路徑。
二
人們對于新時代的“幼稚想象力”
與實際體驗的沖突
小說以中學生洪亮為主角,敘述新的認同很容易幼稚地引入,但是,卻很難管用和有用;同時,那個時期的安全和秩序威脅確實開始出現,但人們在主觀體驗和應對策略方面,則被放大了更多,這是人們失去舊日依靠的主觀體驗。
小說最后階段,在小偷的一把刀的威脅面前,公交車上人人退縮,好人統統經不起檢驗了。在新的個體社會構建過程中間,沒有了單位制與熟人社會作為依托,個體在一個陌生人快速流動的空間里,為秩序建設而主動付出努力的成本和風險都無法預估,為此付出的意愿迅速下降到不足以支持門檻水平的正義需要了。
更為宏觀地回顧:熟人社會被拆解,群眾不再參與秩序生產之后,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迅速膨脹,國家機器的鎮壓成本迅速上升,而基層治安效果還往往不能夠盡如人意。這在反面揭示出,基層社會的秩序再生產過程,不能夠完全依賴公檢法這樣的高大上機構的專業化服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夠缺少群眾的自覺參與建設努力。
一些深度社會調查結論,就更不樂觀。賀雪峰教授說:毛時代的警察辦案,是一個人押著一群犯人,現在是一群警察押著一個犯人,差別在于群眾的支持與協助已經不再存在了。曹錦清教授則指出:從前黨群干群關系是魚水關系,1980年代變成了油水關系(互不相溶,相互分層的,油浮在水面上),到了1990年代農民負擔問題嚴重之后,變成了水火不容的對立關系。
與此緊密相關,基層的管理公共領域解體——群眾參與不再成為秩序生產的支撐,治安狀況的維護,轉而依賴鎮壓性國家機器從外部供給。而鎮壓機器的單位運作成本十倍乃至于幾十倍提升了,即便是鎮壓機器也擴大了十倍以上,社會的治安狀況和秩序建設的水準也依然遠低于從前。
1990年代有關“車費路霸”的傳說,可能比實際犯罪數量與廣度,在人們的主觀體驗中間,被放大許多倍;然后,廣東地區開始在駕駛室懸掛毛爺爺相框或各種掛飾,真正的現代迷信開始出現了——替代傳統的鐘馗畫像,來祈求“菩薩”的保護和平安。公共服務和秩序的缺失,個體努力的無效,都體現這個被放大的生活體驗與“迷信回潮”中間。
在群眾退出基層社會秩序生產之后,對于上層和權力的社會資本經營,格外提升了投入意愿,洪亮的大姑,就格外愿意進行各種高投入,去經營這樣的圈子和關系,目的當然是為了以后獲得回報。
毛爺爺掛飾 | 圖片來源:finance.ifeng.com
三
生活世界的秩序不足與問題
積極地進取性經營上層的人脈關系,總是有不周到的地方,還可能存在著潛在的覬覦者和無休止的再分配潛流,“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上層的競爭和處境都過于危險。洪亮同學的長輩,自己的大姑,都在這兒栽了。
經營人脈圈子追求利益的擴大是存在著巨大潛在風險的。可是,即使消極無為地滿足于日常生活也不是完全可靠。小姑的下崗之厄、小偷和他手上的刀子,這些都具象了日常秩序崩解帶來的潛在威脅,及其對于人們尊嚴需要的挫敗,最低限度的消極利益守護也出現了難于派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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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etrobook.com.tw
在小說的最后,小偷的猖狂,也是一個很好的隱喻,這發生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里——不僅是先富先貴的圈子經營是靠不住的,而在一個沒有規則與公正的社會里,如果沒有人愿意為“消除對秩序的威脅力量”而付出努力,那就真的不會有秩序了。成功確實重要,但首先是需要一個足以支持人們安全與秩序需要的社會,在那個無序的社會里,誰也沒有好果子吃。小偷只用一把刀,抑制住了所有的公正與事實表達。
在這里,洪亮對新時代規則的適應,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境,他很愿意以激進姿態去認可縮小的利益關系與認同范圍——支持省隊打假球,同時也樂于表現自己蔑視舊的價值規則;但是,當個體的基本需要面臨著威脅之時,還得不到及時的救濟,不管是來自私人的正義感,還是來自公權力的事后救濟,看起來都很遙遠。
向前走與向后看,都出現了嚴重問題,人生之路在價值觀方面,新時代與個人之間,現在有點兒卡殼了,也說不清道不明。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稿
二〇二三年二月六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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