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軟實力”在中國是如何兌現的——美國是如何在中國社會確立意識形態領導權的

　　老田

　　意大利共產黨人早期領袖之一的葛蘭西，他對照分析了蘇聯革命勝利和西方國家革命(主要是德國和匈牙利革命)的失敗，認為西方國家統治階級有著意識形態方面的牢固地位，因此，這種性質的統治很難通過一場直接的政治革命予以推翻，在革命成功之先需要奪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這被他稱為“陣地戰”戰略。他還把列寧領導的革命稱之為“反資本論的革命”，認為對方國家統治階級的地位，主要是建立在暴力統治的基礎之上，只需要打碎國家機器就可以實現目的，這被他稱之為“壕塹戰”。按照葛蘭西的看法，東方國家的統治階級的地位缺乏意識形態的遮蔽，向來就未能在被統治階級中間建立起有效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所以，這種地方的革命以壕塹戰為主，所以最后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間展望的革命不一樣，不是在生產力或者資本主義制度充分發展基礎上的產物。后來，法國學者高茲也指出：生產力和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強了資本家的統治地位;馬爾庫塞甚至指出，由于發達國家內部工人階級基本生存需要得到較高程度的滿足，結果反而助長對于資本統治的接受，發展出一種新的“極權”。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雖然以“人剝削人”為特征，但在西方發達國家中間，由于技術進步和物質財富的較高程度的豐富，反而加強了資本統治的地位，這個地位表現在幾個方面：葛蘭西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導權”較為強大有效(法國學者阿爾都塞指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有效)，被統治階級由于需要得到滿足從而不傾向于從根本上質疑現存制度，資本家能夠獲得較高水平的利潤從而能夠較快地取得技術進步和市場壟斷地位實現全球范圍的競爭優勢，這三者都是資本統治得以穩固的原因。從2011年9月美國興起的“占領華爾街”看，這個運動持續的時間和規模都足夠，但是，未能像中東北非國家那樣引發政權更迭，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發達國家基本制度的“穩定性”政權穩定是制度較少受到質疑的重要表征。可以預言，如果占領運動不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導權方面取得根本性的進展，也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打贏“陣地戰”，消解美國主流社會把持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運動無論持續多久，規模發展多大，只能是“消極地釋放”美國社會的政治反抗能量，給人們這樣一種印象“算了吧只能是這個樣子了”，最后一切回歸資本統治的正軌。

　　中國作為一個外圍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遠超發達的中心資本主義母國，正是在這個矛盾尖銳化的政治現實中間，美國認為中國的基礎性制度不可能穩定，可以得到從外部操縱中國演變方向的潛在機會。1940年代末期，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指望中國內部“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成為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動力;1950年代末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則指望在中國內部產生“和平演變”;最近一些年美國則大力扶持中國黨內高層乃至于體制外的“普世價值派”。如果從意識形態領導權方面看，美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看看一些右翼網站的言論，能夠輕而易舉地識別出美國取得中國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強大證據。如果從大學講壇看，美國取得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成就就更加驚人，在中國高校里，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這三大社會科學領域，近乎百分之百的教材是從歐美翻譯過來的，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則來自美國，管理學諸學科也同樣如此。換言之，在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抄襲西方首先是抄襲美國成為一個關鍵的特色。

　　美國加州大學超級教授黃宗智，有著多年來在國內高校教學經驗，他驚訝地發現——中國高校新自由主義一統天下的程度遠高于美國，他在《開放時代》雜志撰文指出，美國高校中間，人文社科類院系還有后現代主義的地盤，但中國完全沒有。許多人指出“文化”或者“軟實力”的重要性，但是，美國軟實力在中國存在著完整而周密的“傳送帶”，高校講壇和譯著出版則是其中最重要的鏈條。實際上，從1980年代開始，國內許多學界大腕和出版機構，就已經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美國軟實力的傳送帶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XXX先生為此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不僅親自充當帶頭人召集國內學界腕爺進入推銷美國軟實力的軌道(他是《走向未來叢書》和《二十世紀文庫》的主編，這兩部叢書對于建設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有著巨大的推進作用，編委名單多屬學界的腕爺)，而且還以自身的官場地位為美國軟實力占領國民頭腦而保駕護航，從1980年代中期至今，XXX旗下的華夏出版社仍然是出版美國大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教材的主渠道之一。其他兩個比較有成效的出版社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學、經濟學教材方面居功甚偉;而機械工業出版社在出版西方尤其美國的管理學教材方面則獨占鰲頭。

　　經過中國官場和高校腕爺的強有力的傳送帶，美國已經成功地在中國建立起牢固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這當然是美國軟實力超越國界的主要表現。2005年社科院劉國光老先生指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高校被邊緣化了，這個講話雖然受到中共高層的重視，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還有批示，教育部還裝模作樣地派出了工作組去北京大學調查，據說北大某院長說“我們這兒不存在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問題”，這件事情結果是不了了之。但是，就在同一個北大的公管學院，一位余老師向院長平新喬建議開一門講授《資本論》的選修課，為平院長所嚴詞拒絕，理由是，學生學習了《資本論》之后，可能不相信主流經濟學，影響總體教學效果。這個故事不那么有趣，但是很說明問題，在中國高校中間一切有悖于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學說，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不過是一紙空文。特別是，經過1980年代的“非毛化輿論”動員之后，馬克思主義被高官重新界定為“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又再次被學界腕爺深化理解為“效率優先”，一直到朱镕基任上明確的政策顯示要“減員增效”，最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發展是硬道理”，最后“積累最大化才是發展生產力”，據說這樣才符合鄧小平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要求”。這樣發展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對于在中國建設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有無消極意義值得認真評估。美國意識形態領導權在中國的確立，結果帶來一種想象新世界新制度的方式：一切以美國的制度實踐為依據，不符合的制度就是壞的，符合的就是好的。那些右翼網站的小右派對于未來變革的想象力，精確地反映了美國意識形態領導權在中國社會的成就。

　　因為近三十年來的政經實踐是抄襲美國的，所以，美國自然地就擁有了一個中國應該向之學習的榜樣地位，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指出，雖然美國總是妖魔化中國，但是中國卻不敢反過來妖魔化美國，如果批評美國稍微多一點的話，顯然就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改開搞”實踐的合法性，這是一個宣傳部感到難于承受的無形損失。正是肇因于此，中國在與美國的意識形態戰場，把自己綁定在一個“多挨打少還手”甚至是“不還手”的尷尬地位上，所以在軟實力戰爭中間，不可能不一敗涂地。

　　與美國不同，中國內部很少存在馬爾庫塞所稱的“極權”，也不存在對被統治階級有效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相反——如許多敏銳的精英所指出的——中國民間存在著較為普遍的“仇官”“仇富”現象，這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難于落實的經典體現。粗略地觀察一下，在《人民日報》這樣的主流媒體上，特別是在其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中間，使用的是一種特殊的“官話體系”，這個官話體系在某種程度上持有一種“積累最大化就是發展生產力”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但這套官話僅僅對官場人士有著功能性的作用——例如應付工作和場面(實際上官員們自己是否相信則未知)，但這個官話體系對于社會成員則日漸喪失良性影響力和引領作用。而在高校講壇上，是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優先得到講授，這時批量生產小資白領的“社會生產線”上所執行的工藝標準，其產品——大學生經過幾年系統學習之后——在思想方法和觀察社會、評判正義與否的標準上，都將或多或少地與教材和講壇上傳播的思想取得某種一致性。

　　大學生畢業走入社會之后，優先獲得政治和經濟體系中間的領導崗位，成為中國社會中間起到領導作用的群體，這個群體的思想和行為對于社會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時，中國網絡興起雖然部分地獨立于官方管制，但是在這個平臺上發言的人士，大多數會體現出他們在高校中間的學習成果。許多大學畢業生的職業生涯非常不如意，他們實際上是中國社會中間不滿程度最高的群體，有著巨大的“政治反抗能量”，但是，這些人中間用以表述自身不滿的話語，主要地來自于高校教學過程，換句話說，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制度和價值標準作為批判中國社會的圭臬。也就是說，無論是紙媒體上的“官話體系”還是大學體制再生產出來的西方社會科學話語，都無助于統治階級在全社會確立有效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這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為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優勢地位進行有效的辯護，無助于消解民間的“仇官”“仇富”心態。正是出于意識形態領導權方面的不自信心態，一切異議的聲音和不和諧表述，都被官場人士認真地看作危險和威脅，關閉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左翼網站就是這種擔心的體現。

　　不僅官方人士如此，那些體制外的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也無法確信普世價值對于國民的說服力，為了排除阻力許多小自由派不惜發出“殺左族毛”的倡議，這不是他們不知道愛惜羽毛的重要性，而是說服力的不足確實需要屠刀的威力來彌補，這是中國不謹慎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個常見病——假如沒有最極端的法西斯屠刀政策就沒有他們追求的實現。換言之，在西方發達國家不成為問題的說服力，在外圍國家是很難建立起來的，這對于清醒的普世派而言——不管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始終是一個高不可攀的門檻。像“凱迪網絡·貓眼看人”“關天茶舍”等小自由派集聚的網站中間，語言暴力是最為嚴重的，倒不是這些網友修養底下和特意去表現出自由派“表里不一”，而是西方的政經制度在中國三十年的實踐中間顯露出來的“說服力危機”(不能向大多數人呈現出解決基本問題的潛力)使然，在這些自由派或者民主派看來，沒有暴力鎮壓就沒有一切，在沒有實際掌握國家鎮壓機器的情況下，語言暴力是他們找得到的唯一選項。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普世派，都自動地與暴力聯系在一起，這恰好與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功能性作用一致，只有在說服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暴力機器才會顯現出來;反過來，由于意識形態領導權難于建立，暴力鎮壓和頻繁地動用強制手段就成為首選。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反過來又加重了建立說服力或者領導權的困難程度。

　　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公開申說“扳倒中國”的信心，這不是說說而已，而是有著重大依據，中共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反對派都已經壯大，體制內的普世價值派，甚至在2006年就策劃“新西山會議”，近年則以“政改專業戶”的面貌出現。而且，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在中國已經相當牢固，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具備引領中國國民頭腦的潛在可能性。正是在這個堅實的社會基礎上，中國體制內精明的政客，以宣揚“普世價值”為旗號去凝聚體制內外的政治力量，試圖在中國實現葉利欽式的巨變。美國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對于實現一次性的變革可能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對于建設統治階級的長久穩固的意識形態領導權，其有效性則十分可疑。

　　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需要配套，共同對被統治階級起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察框架。問題在于：中心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是相對牢固的，這建立在被統治階級不提出或者不設想根本性制度變革的基礎上，這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國的占領運動中間得到了驗證。反過來，外圍資本主義國家卻沒有這種幸運，引入中心國家的意識形態之后，首先成功挑戰政權穩定性的輿論動員，這在中國表現得尤其清晰。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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