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面臨的許多緊迫問題,都說明有必要在中國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國有經濟。中國需要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而且需要的是那種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和內部紀律的國有企業。沒有這樣的國有企業不行,而且這樣的國有經濟少了也不行。
中國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國有經濟,首先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引導技術進步,需要有許多規模巨大的大企業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為,由于中國千年以來積存的文化特征,中國的私營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束縛,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營部門無法有效地學習和開發現代化的生產技術,也無力發展私營大企業,使得技術進步和大企業的發展必須借助國有經濟。
文化與倫理因素對現代經濟的意義
歐洲產業革命的歷史表明,現代工業化經濟的最主要支柱其實是使用自動化機器的現代科學技術,以及來自不同家族的許多人在同一個企業中工作的現代大企業。要經營這樣龐大的現代企業,需要有大批高水平的企業管理人員和巨額的資本金。這成為發展工業化的現代經濟面臨著兩個巨大的障礙。
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無法破除這兩大障礙。在歐洲,意大利是真正接近經典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國家。意大利雖出現了歐洲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但是意大利既沒有首先開始產業革命,工業化水平也并不十分領先。
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起過表率作用的那些國家,如荷蘭、英國、美國,之所以能夠突破經典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束縛,最主要是由于這些國家特殊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導致人民具有一種相互真誠、信任并結成團體合作的精神,這種相互的真誠和信任超出了單個家族的范圍之外。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誠、信任并結成團體合作的精神簡稱作“信任”,認為它是對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最重要的一種“社會資本”。他認為,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人力資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經營現代的大公司,才會以現代式的廣泛分工來進行生產。
依據一個國家的人民內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區別了兩類國家兩類文化:一種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社會內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們能夠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這樣的國家就很容易從民間自發地發展起巨型的企業和生產上的廣泛分工,因而在20世紀成為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另一種則以中國文化為代表。在這種文化中信任度低,人們普遍地不信任與自己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因而民間的私營部門很難發展起強有力的巨型企業,這種國家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勢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語族的歐洲國家——法國和意大利都算做與中國一樣的低信任度國家,把英國和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算做中間類型,美國比較接近德日類型,英國則更接近意大利類型。福山的這種假說可以對經濟發展的歷史作出極為令人信服的解釋。
低信任度國家的兩難處境
被福山歸入“低信任度”一類的國家,都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碰到了極大的困難。對自己親屬以外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進行有組織的合作,使這些國家的私營部門無法集聚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人才來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更無法建立和經營需要大量資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業。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些國家越發達,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的這些障礙反倒顯得越嚴重。
低信任度國家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難,首先導致了它們在單純依賴私營經濟時現代工業化經濟發展緩慢。18世紀末,法國的經濟實力和工業都居歐美第二位。而在此后的產業革命和工業化時代,法國的經濟增長遠遠慢于美國、德國和英國,以致到20世紀初經濟實力已經落到歐美國家中的第四位。另一個例子是文化上類似于法國的拉丁美洲各國。同樣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發達國家,而拉丁美洲各國則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為了克服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所遇到的困難,并保持民族獨立,低信任度的國家就走上了發展國營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國有經濟融入到實行指導性計劃的有系統的產業政策之中。法國在二戰后大力發展國有經濟,最終使國有企業占到整個GDP的20%,并且20世紀50~60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福山指出,“法國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預經濟,原因就是法國的私營經濟一直沒有活力,缺乏創造性和創業精神”。與法國類似,二戰后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系統的指導性計劃,組建了大批巨型國有企業,出現了二戰后的經濟奇跡,真正實現了工業化。
在法、意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對比中,我們可以認識到,社會低信任度國家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單純依賴私營企業而永遠處于不發達的狀態,要么以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帶動經濟發展而變為發達國家。
中國的文化環境:香港與臺灣的事實
福山認為中國是社會內信任度低的典型,經濟生活中充滿了家族主義。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下,只有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術人才和資金,學習、研究、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才能建立和經營大企業。
二戰后,香港和臺灣曾經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從它們的發展特點中可以得到許多啟示。
香港經濟的崛起,得益于在中國大陸與西方經濟往來中的壟斷性中介地位,而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東亞,香港是唯一真正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私有制對香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嚴重的阻礙。幾十年的經濟繁榮和高速發展幾乎沒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營制造業和商業大企業,社會內部的信任度低,對沒有親屬關系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態導致經理人員腐敗行為盛行,資本家實行家族式管理,把企業規模保持在家族小企業的水平上,無法促進技術進步。香港經濟制造業技術水平的落后已經到了與其人均收入極不相稱的程度。人均收入達兩萬美元的香港,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只相當人均收入僅幾千美元的馬來西亞的水平。在壟斷性中介地位逐漸喪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無力維持人均兩萬美元的高收入,經濟發展面臨困境。
臺灣也因社會內部信任度低很難形成私營的巨型企業。但由于臺灣當局強有力的經濟干預,臺灣出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并接近經濟發達的邊緣。臺灣的經濟是一種“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行政市場體制”。臺灣當局制定指導性的經濟計劃,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彌補私營企業的不足。臺灣當局的經濟政策,形成了“臺積電”和“臺電聯”這樣的巨型集成電路制造廠商。靠著成熟的產業升級政策,臺灣發展起了極具國際競爭力的半導體產業,使半導體產業成了臺灣經濟的最新增長點。
臺灣和香港的經驗事實都從正反兩方面證明,在中國式的文化環境中,要想取得足夠的技術進步和企業規模,取得真正的發展,是不能依賴私有經濟的。
中國大陸更需要國有經濟
中國大陸與香港和臺灣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相似,在經濟發展上也存在私營企業無力成為社會所必需的巨型企業的問題。這一內在原因促使百年來的中國政府都通過興辦國有經濟甚至國有企業來促進經濟發展。
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境,從一千年前的宋代就開始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沒能導致中國自主地發展起現代的工業化經濟。甲午戰爭之后,中國私營企業在技術和籌資上的先天困難日益暴露。由于當時紳商地主之間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著名實業家張謇等人在籌資擴大企業時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信人唯親的心態使私營企業做大非常困難,更無法產生真正的現代股份制企業。以鐵路投資為例,清末民間資本要求“商辦”鐵路,卻難以解決資金問題,進展緩慢。1911年清政府鑒于多省商辦鐵路毫無成效,宣布實行鐵路國有。雖然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激起了民間的“保路運動”,但必須清楚的是,其矛盾的雙方是中國民族資本與外資,“川人之極端反對者,不在路歸國有,而在名則國有,實則為外國所有”。歷史的結局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國興建和經營的鐵路,如果不歸外國所有幾乎一開始就為國有。中國的私營企業一直沒有能力為鐵路這樣大的投資項目進行籌資和經營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有計劃地推行工業化政策,使中國能在半個多世紀中一直保持著比印度高得多的經濟增長率。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經濟增長。普遍的論調是認為這來源于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這其實是誤解。這些年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取得了顯著發展,甚至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國有經濟。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大量使用了中國國有部門提供的技術人才甚至管理人才,否則外商投資企業絕不可能在中國取得那樣多的利潤,中國也絕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資。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地區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當地的私營企業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而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蘇的蘇南地區,除了外商投資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甚至國有企業帶動了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這兩個地方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國有企業溢出的技術(通過聘請技術人員和其他方式),同時也靠當地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
中國的私營企業也依賴于國有經濟
浙江的私營企業以溫州的家族小企業和臺州等地的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為代表。浙江私營企業的高速發展,離不開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
小型的私營家族企業一直是溫州經濟的主體。20世紀80年代,溫州經濟增長的支柱是發展日用品的制造和電器開關的制造;90年代,產品的技術含量有所升高,標志性的“拳頭產品”已經變為低檔的鞋和一美元一個的一次性打火機。這些產品的制造技術基本來自國營企業甚至是集體鄉鎮企業,或者是外商投資企業,但都是比較簡單的技術。靠著私營家族小企業克勤克儉、艱苦經營,溫州人有了較高的人均收入并積累了巨額資金。據可靠的估算,溫州的民間資金有3000億元。可進入21世紀,溫州的經濟增長率一度降為浙江全省最低,投資不振。溫州人的大量資金流向全國各地的房地產市場,還有許多投向山西煤礦。溫州人投資方向的轉變,暴露出溫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點。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必然導致他們自發地抵制英美式的現代股份制企業,而一直以家族為單位經營和運作資金,找不到私人自發投入足夠資金進行技術研發的途徑。
溫州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對私營企業的迷信造成的。沒有國有的技術研發、不搞國有經濟使溫州經濟喪失了發展后勁。如果由溫州政府主導技術研發,開發溫州產業升級的必要技術,并向私營企業擴散,則會帶動溫州經濟走上產業升級的健康發展之路。
浙江的另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地區——臺州,更顯示出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對私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臺州的私營企業規模比溫州大得多,生產的產品也更重型化。臺州最有名的產品是縫紉機和摩托車。有名的“飛躍縫紉機”最初源自上海的國有企業。私營摩托車企業也不例外。摩托車制造技術從國有企業“重慶嘉陵”開始,擴散到重慶的私營摩托車制造廠,再擴散到浙江臺州的私營企業。
不僅浙江的私營企業依靠國有經濟向其“溢出”技術、提供技術人才,全國的私營企業也都顯示出這樣的依賴關系。在東北,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僅是當地經濟支柱,甚至也是東北城市中的私營企業賴以生存的支柱。據介紹,沈陽從事真空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已經有近萬人,幾乎全都在私營企業中就業。這些私營企業的技術骨干幾乎全都來自原來的國有企業和研究所,有些私營企業還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職員工經營。顯然,國有企業和研究單位成了私營企業技術知識和技術力量的來源。但尷尬的是,如此多的私營真空技術企業竟然不能培養出合格的新一代技術工人。沒有了國有企業,中國人的“人力資本”面臨著不能增加反而減少的威脅!
最近幾十年的事實證明,中國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克服它與生俱來的老毛病——無力研究、開發甚至率先引進現代的先進技術,無法有效地聚集足夠的資金來經營為整個社會所必要的巨型企業。要實現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并不低
許多人認為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會降低經濟效率,這是完全錯誤的偏見。這個偏見主要是將“利潤低”與“效率低”混為一談。許多國有企業的人均利潤遠低于私營企業,但人均產出并不一定低于私營企業。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凈產值的內部分配比私營企業更偏向于企業員工。這種單純由于凈產值內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潤,并不能算做國有企業的無效率。即使只考慮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設計了適當激勵機制的國有企業也不一定比主要資金不是由經營者投入的那種私營企業利潤率低。
許多人相信國有企業沒有效率,是因為他們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 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的現象。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內破產, 85%在10年內消亡。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時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虧損率足以說明國有企業比私營企業有效率。
近三十多年中的國有企業中,則存在許許多多經營狀況在很長時期中一直良好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既有屬于壟斷行業的,也有屬于競爭性行業的。例如,鋼鐵行業中的寶鋼、鞍鋼和首鋼,新興的家用電器制造業中的安陽彩玻、大連華錄,以及謀求MBO之前的四川長虹,等等。
根據前邊的一般分析,通常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不能由一個人提供的領域內,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不低于私營企業。而在經營者一個人就能夠提供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的領域內,私營企業的經營效率應當高于國有企業。可是在中小企業有效率的典型行業——商業零售行業內,也有不少經營很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像北京市 “萬方”集團下的“福綏源”小副食店,還有大連的玉華商場和民勇商店。它們同為國有,同樣相當興旺。這些曾經欣欣向榮的小型國有商業企業展現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下級員工的積極性的重要性。
當然,要搞好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真正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就必須對國有企業實行有效的監管,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們真正按照規則行事。當前特別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嚴格清查和懲處一切盜竊和侵占國有財產的腐敗犯罪行為,清除目前國有企業經營者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甚至侵占國有財產的行為。
根據上述論述,可以明確地得出結論:要在中國式的文化環境中發展真正的現代工業化經濟,就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拉動來取得足夠的技術進步和企業規模。中國需要的不是“國退”,而是“國進”。我們需要在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巨額資本的產業中進一步興辦和擴大國有企業;中國不應當實行“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退出”的政策,而是應當“國有企業進入競爭領域”,在所有的戰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需要巨額資本的產業中建立并發展強大的國有企業。
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首要功能在于帶動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它應當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和巨型企業的行業中,集中在先進技術的研發和率先引進上。中國需要國有企業,需要有嚴格管理和按照規則行事的國有企業,這就是本文所得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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