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扭轉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

　?。?022年8月13日）

　　對外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有關對外貿易的政策和有關跨國資金流動的政策，跨國資金流動中也包括了企業的跨國直接投資。

　　改革開放前，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個總方向沒有錯，但是也確實存在著發展對外貿易不夠、跨國資金流動和跨國的企業直接投資太少的問題。改革開放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著力促進跨國的資金流動和企業直接投資，克服了對外經濟交往過少的缺陷，但是很快就出現了另一個方向上的政策偏差，把開展有利于國家經濟發展的對外經濟往來變成了對外國企業和外國資本的依附。這種依附主義的對外經濟政策已經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是少數經濟依附主義者卻想推動國家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公然以“融入國際社會”、“同國際規則接軌”為旗號，主張徹底依附西方，實行徹底依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這樣的依附主義路線繼續實行下去，勢必會葬送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前途。徹底改變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現在已經刻不容緩。

　　徹底改變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首先要端正對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力量的認識。

　　推動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力量是增加掌握的現代生產技術。一國人均產出與收入的增長在長期中只能靠提高其掌握的技術。對中國這樣一直保持著高儲蓄率的國家，更是只要有了快速的技術進步就必定會有快速的經濟增長。中國的高儲蓄率保證了足夠的資金來源，為發展而真正需要從外部得到的是先進的生產技術。

　　而依附主義的根本錯誤就在于，它主張的那一套政策是要讓中國這樣的國家固定于生產低技術低收入的產品，阻礙中國發展高技術高收入的產品生產，妨礙本土企業發展。他們所謂的“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其實質就是固化西方集團生產高技術產品而中國永遠生產低技術產品的國際分工體系。依附主義者散布謬論，把提高對外貿易依存度既進出口占總產出比重和增多外商投資看成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宣揚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越好，外商投資越多越好，由此而調動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來增大進出口的規模，吸引和增加國內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本來有能力按最優的分工程度和競爭效率建立各行業都有世界最高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依附主義者卻硬要將中國融入西方的國際分工體系，實際上是阻止中國生產高技術高收入的產品，妨礙本土企業的發展，讓中國永遠固化在低技術的不發展至多是半發展狀態。

　　經濟依附主義的害處特別表現在它對外商投資的熱愛上。對一國的經濟發展來說，本來是本國企業越發展越好，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越高越好，技術進步越快越好。對資金過剩的國家來說，外商投資多只能是本土經濟不發達的結果，是本土企業技術水平低的結果，外商投資又通過搶占投資機會和產品市場妨礙本土企業發展，最終放慢甚至阻止了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依附主義者投靠外資企業，從根本上損害了本國的經濟發展。

　　在對外經濟政策上拋棄依附主義，實行真正有利于中國長遠經濟發展的政策，意味著對外經濟政策要為建立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制造業體系服務。有了這樣的制造業體系，中國就會成為真正的發達國家和世界最大的經濟強國。

　　建立了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制造業體系，中國就會變為進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各種礦產資源、出口的基本上是制造業產品，并且大量出口高端的制造業產品。那時中國從外國進口的制造業產品數量將極其有限，而且主要是產業內貿易式的進口，任何進口的制造業產品都極容易以本土的產品替代。形成這樣的對外貿易結構，應當是整個對外經濟政策的長遠目標。

　　而現在中國的發展水平還低，這主要表現在芯片、精密機床、大飛機等許多高技術制造業產品還要依靠進口。發展這些其產品還需要進口的高技術制造業，盡快以國產的同種產品替代進口，擺脫高技術制造業產品依靠進口的狀況，正是盡快提高中國產業技術水平的直接需要。盡快發展所有高技術水平的制造業，這是當前盡快發展中國的制造業并由此盡快發展中國經濟的首要任務，而盡快實現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進口替代，正是完成這一任務最簡捷快速的途徑。因此，當前的第一要務是盡快實現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進口替代，對外經濟政策要為這個第一要務服務，為此就要對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實行必要的保護。不應當容許任何與此相沖突的經濟政策。

　　盡快發展高技術制造業、建成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制造業體系，是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的核心部分。中國必須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不僅擺脫產業上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更要擺脫投資和貨幣金融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利用其貨幣金融霸權，以其發行的美元、歐元、英鎊等貨幣換取其它國家向其出口商品，實際上是在國際貿易和金融的幌子下剝削和掠奪全世界。依附于這樣一個國際經濟體系，就是以本國的勞動成果向歐美國家進貢受剝削，增加歐美國家的收入而使自己貧困。

　　為了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盡快發展高技術制造業、建成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制造業體系，必須放棄追求“國際貿易自由化”和“跨國投資自由化”的對外經濟政策方向，把對外貿易政策的基點放在為本土企業保護國內市場上，加緊保護本國市場，包括實行嚴格的保護關稅，而輔之以適度的鼓勵出口政策；同時轉向嚴格限制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的經營，嚴格控制和適度引導對外投資，防止資本外逃式的資金外流。

　　自由貿易和跨國投資自由化本來是發達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用以摧毀落后國家對民族產業的保護的武器，現在已經發展成為西方金融寡頭帶領落后國家買辦資產階級剝削全世界、向全世界勞動人民進攻的武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實行自由貿易和跨國投資自由化，只會變成以本國廉價勞動的成果向歐美國家進貢受剝削，增加歐美國家的收入而使自己貧困。我們應當實行的，恰恰是與之相反的對外經濟政策。

　　為了真正邁向發達經濟體，建成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制造業體系，必須徹底摒棄“發展外向型經濟”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努力方向，端正對外貿易政策的總方針。必須完全停止追求擴大對外貿易規模，適度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將整個對外貿易都轉到為國內的經濟生活服務、為國內自主經濟發展服務的根本上來。開放的進口應當只服務于保障民生和保證經濟生活正常運行，為提高生活水平的進口則應只限制于較小的范圍內。應當力爭的則是以國內產品滿足本國對制造業產品的全部需求。而出口的首要目的則應當是保證對外經濟平衡，是以出口換取進口所需的全部外幣資金。不應當把無節制地擴大出口作為政策目標。無論是有關進口的還是有關出口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有效地為促進本土企業發展、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服務。

　　依附主義政策的實質，是要讓中國永遠依賴從外國的進口來滿足自己對高技術產品的需要。這勢必會扼殺中國高技術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而如果不能大規模地生產高技術產品，中國就將永遠是一個低收入的不發達國家。更嚴重的是，依靠外國提供高技術產品，將使中國面臨任由發達的不友好國家打擊的危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后，西方國家以禁令大幅度減少對俄羅斯的出口，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出口減少了大約一半，給俄羅斯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而歐美國家對俄羅斯減少出口的，主要就是高技術的制造業產品。這凸顯出了依賴外國提供高技術產品的害處。

　　中國如果達到了發達國家的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水平，真正缺乏而需要進口的將首先是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和鐵礦石等礦產式的自然資源，甚至可能還需要進口一部分糧食和飼料用谷物。中國只能以大量生產并出口制造業產品來換取進口這些初級產品的外幣資金。對外貿易政策應當為這樣的經濟運行服務，并促進進一步向這樣的進出口結構發展。而要發展為這樣的發達經濟體，今后最需要的是發展高技術的制造業，是發展以最高技術水平進行生產的本土企業，以它們來滿足自己對所有制造業產品的需求并出口換取各種初級產品。通過保護國內市場防止外部產品沖擊來促進本土制造業發展，也是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任務之一。

　　基于這樣的對外貿易總戰略，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應當是：在進口上重在確保民生必需和經濟運行需要的初級產品進口，出口上只限于換取為保障進口所必需的外幣資金并略有盈余，在這個基礎上保持進出口貿易長期中的適當盈余；而在進出口兩方面的政策都必須有利于保護本國企業促進其發展，特別是著重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國企業。

　　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總方針當然首先意味著棄絕“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政策導向，不將增大對外貿易規模作為政策目標，更不攀比和追求增大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在當前反而是要適當降低對外貿易的依存度，而放在首位的則是發展替代進口的生產以逐漸停止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進口。

　　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總方針也意味著不再追求“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由于世界經濟的總格局限制，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本來就根本不可能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西方的發達國家也不會容許中國靠向它們出口來謀取經濟發展。特朗普挑起的對華貿易戰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不走“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道路，不再無限度地追求增加出口，有利于我國將節省下來的稀缺資源投入到國家發展真正需要的高技術制造業和軍工產業中去，投入到滿足國內民生需要上去。

　　為促進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生產和替代進口，為建成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制造業體系，就必須注重對國內產業的保護，注重為本土企業保留國內市場，防止進口產品奪走國內市場阻礙本土產業發展，防止外資企業奪走國內投資機會阻礙本土企業成長。為此，必須放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的政策努力方向，轉而把對外貿易政策的重點放在以關稅等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上，放在保護本土企業上。為此要增多、增強各種阻礙進口的限制性措施，首先是停止降低關稅，反過來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理由來提高進口關稅。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但是恰恰是今后，中國的制造業很有可能陷入受到兩面夾擊的困境。

　　一方面，在技術含量高的那些制造業產品的生產上，中國仍然還是弱國。這些技術含量高的制造業產品，不僅有芯片、高端數控機床、大型客機、各種高精尖的設備儀器和工具材料，甚至還包括燃油汽車。發達國家和半發達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這些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上積累了經驗，可以用低成本保證的低廉價格向中國大量出口這些產品占領中國市場而賺取利潤，這些產品中有許多中國甚至還不能生產。但是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我們的恰恰是大力發展這些產品的國內生產，而為鼓勵本土企業發展這些產品的生產，我們需要限制這些高技術產品的進口，以迫使其提高在國內市場上的售價。而限制這些產品進口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幅度提高其進口關稅。

　　但是另一方面，還需要預防在中國過去大量生產甚至大批出口的許多低技術的產品上可能出現的困境。這些中國過去大量生產甚至大批出口的低技術產品主要是所謂的勞動密集產品。在這些產品上，過去中國的競爭優勢主要來自工資水平低。隨著中國變為中等人均收入國家，中國的工資水平在迅速上升，在低技術的勞動密集產品生產上的國際競爭力有可能消失。越南、印度等更窮的國家有低得多的工資，他們不久后可能會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生產這些低技術的勞動密集產品并向中國出口它們。放任這種進口沖擊不僅可能在短期內造成中國的就業問題，而且放任這些進口的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占領中國市場在長遠中會沖垮中國國內的同類產業，造成美國最近幾十年中經歷過的經濟結構變化災難，破壞中國獨立自主的制造業體系和產業體系。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更窮國家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的進口沖擊，我們也需要及時采取提高關稅等限制進口的措施，以防止此類沖擊破壞滿足國內需求的各種制造業產業。

　　中國制造業很可能會面臨這種兩面夾擊的困境，一方面是技術落后造成的高技術產品進口反過來壓制本土高技術產業發展，另一方面是工資上漲導致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從出口轉為進口造成對現有產業的沖擊。應對這兩面的夾擊都要求我們采取提高關稅等限制進口的措施，不僅提高高技術產品的進口關稅，而且也應當準備好在需要時及時提高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的進口關稅。這樣提高進口關稅當然不能只限于提高個別產品的進口關稅，而是應當相當普遍地提高進口關稅，提高進口關稅的平均水平。

　　為了能夠普遍地提高進口關稅并提高進口關稅的平均水平，我們應當利用一切機會支持自主提高進口關稅的舉措，原則上反對一切互減進口關稅的要求，拒絕參加一切互減進口關稅的談判。

　　近年來國際上流行的建立國家間自貿區的政策，其核心的措施是各國互相減免進口關稅等對進口的限制措施。而對外貿易主管部門沉迷于“自由貿易”的幻想，前些年一直熱衷于建立各種各樣的“自貿區”，熱衷于參加建立各種各樣的“自貿區”的談判。這是完全錯誤的。原則上應當不再參加此類的國家間自由貿易區，為此應拒絕參加為加入國家間自貿區所進行的談判，對已經開始與外國政府進行的加入國家間自貿區的談判，應采取適當方式退出，同時責成對外貿易主管部門把對外貿易工作的重心轉向保護國內產業上來。在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應當立即停止與韓國和日本建立自貿區的談判，因為這種自貿區的作用只是將中國變為日本甚至韓國的經濟殖民地。

　　我們當然應當維持和發展與世界各國間的必要貿易。為了便利這些貿易，也需要與外國政府談判和磋商以協調彼此的有關國際貿易的政策。但是恰恰是近年與歐盟發生的沖突表明，外國政府間組成的貿易自由化組織（歐盟本來只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組織）通常都會演變成西方反華的聯盟。前幾年立陶宛采取支持臺獨的行動后，歐盟跳出來支持立陶宛反對中國，就是這一類自貿區機構與中國為敵的典型案例。在今后與外國政府進行有關對外經濟政策的談判、磋商和達成協議的工作中，應當盡量避免與國家間的貿易投資自由化聯盟打交道，而應盡量與單個國家進行一對一的商談和達成協議。今后談判和簽訂的貿易協定，原則上都應是國與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協定，我國在這方面政策的重點應當是更有效地保護本國企業。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國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貿易自由化區域，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協議。加入WTO并接受其各種貿易自由化規則，雖然使中國享受到了更有利地向外國出口產品的貿易好處，但是按WTO要求給予許多國家的貿易最惠國待遇，也極大地便利了外國產品侵入和占領中國市場，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國內先進制造業的發展。應當利用美國政府故意癱瘓WTO執行機制并帶頭破壞WTO有關貿易最惠國待遇規定所提供的有利機會，打破WTO規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束縛。一個當前的案例是，美國以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為借口，以威脅其安全為理由單方面取消了俄羅斯根據WTO規則所享有的貿易最惠國待遇。本來WTO的規則中就允許了這樣的例外：當國家安全受威脅時，可以考慮取消對方最惠國待遇。美國開啟了取消俄羅斯貿易最惠國待遇這一先例，也正好給了我們以照做的理由。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加入反華軍事同盟已經嚴重威脅了中國的安全。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威脅中國安全作為最充分的理由，取消對韓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大幅度提高韓國產品的進口關稅。

　　中國已經在近三十年的時間中持續保有顯著的經常項目順差。而經常項目順差下必定會有資金的凈流出。這樣的資金凈流出，意味著中國借給外國的錢比從外國借入的錢多，或者中國對外的直接投資多于外商對中國境內的直接投資。而長期的資金凈流出本身就意味著國內的資金過剩。但是在這樣長的時間中，中國竟同時一直具有巨額的外商企業直接投資，這就形成了一種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

　　這種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根源在于涌入境內的外商直接投資過多。長遠來說，這些涌入境內的外商直接投資搶占了境內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減少了中國國內的本土企業的投資機會，使本來就過剩的國內資金變成了極為嚴重地過剩從而不得不大量流出國外，這才造成了目前這種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而在這種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中，還混雜著中國國內的富豪將其巧取豪奪的財產轉移到國外造成中國財富損失的情況。

　　這種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對中國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外商直接投資擠出國內資金所控制的企業讓外國人獲得了豐厚的利潤，這不僅將中國的大量產出變成了外國人的利潤收入，而且奪走了中國國內的投資機會，妨礙本土企業成長，將更多的中國國內資金擠出國外，造成一邊流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一邊又有更多的國內資金被擠出流向國外的畸形跨國資金對流。而國內流出到國外的資金，早期主要是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形式購買外國資產特別是歐美國家國債，現在則逐漸變為主要通過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我們還可以根據種種跡象推斷，最近一些年中國流出到國外的資金中，有不小的數量是國內的富人將財產轉移到國外的資本外逃。

　　對外經濟政策的任務就是消除這種種傷害中國人民利益的資源配置扭曲。為此就必須徹底轉變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

　　簡要地概括說來：

　　對外經濟政策所應達到的目的，短期內是協助保障人民生活所需物資的供應，長遠來說則是服務于建立各行業都達到世界最先進技術水平的、獨立自主的完整制造業體系。對外經濟政策的目標，既不應當是增大對外貿易的規模、增加進口的數量，更不應當是吸引外資、增加國內的外商投資。在正確的對外經濟政策指導方針下，當前對外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是盡快實現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進口替代，為此要堅決對進行這種進口替代的本土企業實行保護。不應當容許與此相沖突的政策。

　　對外經濟政策要達成的長遠目標是，將中國變為一個進口能源和各種礦產資源、出口制造業產品的國家，擺脫國內所需的高技術制造業產品依靠大規模進口的狀況。當前的優先事項是以本土企業的進口替代生產逐漸阻止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進口。

　　必須放棄對“國際貿易自由化”和“跨國投資自由化”的追求，轉向嚴格限制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的經營，把對外貿易政策的基點放在協助保障人民生活所需物資的供應上，放在為本土的制造業企業保護國內市場上。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包括了實行嚴格的保護關稅，輔之以適度的鼓勵出口政策，而促進出口的目的應當只限于為換得進口資源性產品所需外匯。在將國內過剩資金輸出到國外的過程中，要嚴格控制和引導本土企業的對外投資。

　　當前首先要做的是消除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最終目標應當是將外流資金的數額限制在當下的經常項目順差上。這本身就意味著制止外資的流入和阻止外企的進入，以避免由此帶來的外流資金數額明顯超過經常項目順差。由經常項目順差所決定的不可避免的資金流出，應當通過盡量避免持有西方國家金融資產的方式來實現。而既不購入西方國家金融資產又對外輸出資金的方式，應當包括購買黃金、購買友好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債、向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這樣地消除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意味著政府必須對跨國的資金流動實行嚴格控制，特別是限制外資流入和外企進入，以免其搶占投資機會擠出本土資金。外企進入及其它形式的外資流入，是迫使中國外匯儲備過度增大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是官方持有的外國資產，它本身就是國內資金流出的重要方式。應當通過嚴格限制外企進入和嚴格限制外資流入，減少流入的外匯資金，由此遏制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并據此相應地減少官方持有的美國國債。

　　對外企進入的限制應當有利于國內本土企業的發展。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很好的政策，那就是：不準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獨資經營，而強制進入的外企必須與國內的本土企業合資經營。這個政策有利于在引進外資上興利除弊，既照顧了在某些場合引進外資的需要，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外企進入對本土企業的沖擊。但是，近年來國內的外企代言人卻借口“擴大開放”，廢止了這項行之有效的不準外企獨資的政策。這是外企代理人在經濟政策上對中國利益的巨大傷害。應當恢復禁止在華外企獨資、要求在華經營的外企必須與中國本土企業合資的政策，以便盡可能減緩外企進入對本土企業的沖擊，并做到任何在華外企都處于隨時可由中企接管的狀態。這樣才能夠預先防止外企的惡意撤出對國內生產和就業的沖擊。最近俄烏爆發戰爭后，大批西方國家企業以制裁為名停止在俄羅斯的經營，就是外企惡意撤出的典型例子。懷有敵意的西方國家慣于強迫其企業退出中國以打壓中國經濟，必須強迫在華外企與中國企業合營以預防外企撤出造成的沖擊。

　　今后對外資企業的政策，應以限制和改造為主?；谶@一總方針，在有任何對在我國國內經營的企業的供給或需求方面沖擊發生時，都應在保企業、幫企業的工作中把本土企業放在優先位置，而把外企放到“保”和“幫”的順序的最后，絕不允許為保外企、幫外企而擠占了保本土企業、幫本土企業的資源。

　　限制和排擠外企，是在中國存在著明顯的資金凈外流的環境下，盡量減小無效率的跨境資本對流所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的政策措施的一部分。為盡可能減小無效率的跨境資金對流，應當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政策手段。嚴格限制本外幣之間的兌換，就是減小非效率的跨境資金對流的一個重要手段。

　　這樣嚴格限制本外幣之間的兌換，意味著停止一切向著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努力，反過來轉而研究和實行行之有效的抑制非效率的跨境資金對流的方法。為此首先要取消向著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方向努力的政策目標，反過來通過加強對貨幣兌換的管制來限制跨國資金流動，以緩解國外的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對國內經濟的沖擊。

　　目前國內私人部門資金外逃正在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這種外逃實質上是將中國的財產輸送到國外。必須盡量阻止這種將中國財富送給外國的行為。限制外幣兌換也是限制私人部門資金外流的有力手段。應當通過限制外幣兌換等一系列措施，嚴格限制私人部門的資金外流。

　　更重要的是，人民幣不能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就大大減少了保持巨額外匯儲備的需要。

　　目前我國以外幣資產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過多，這本身就是嚴重的資源配置扭曲。這種以外幣資產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實際上是累積起來的經由官方渠道流出的資金。以外匯儲備的方式通過官方渠道向外流出資金，既是由于不能通過適當的方式使用經常項目下的巨額貿易順差，更是由于外資和外企的進入搶占了國內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將更多的國內資金擠出到海外，而中國的私人部門企業和個人卻沒有能力將這些必須流出的資金變為可以在境外賺錢的投資。這就使許多被擠出到海外的國內資金通過官方以外幣資產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流出。

　　這樣一邊大量流入外資和外企，一邊通過購買外匯儲備中的外幣資產輸出資金，正是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的一個主要形式，其結果是一方面讓外企搶占中國的投資機會阻礙了中國本土企業成長，另一方面則是將中國的巨額收入送給了美歐日韓等國。

　　經濟決策者容忍甚至鼓勵這種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和外匯儲備積累，理由是這有利于防止國內資金大規模流出造成的匯率暴跌和貨幣金融危機，全不顧只有在本幣在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條件下才可能發生這樣嚴重的貨幣金融危機。而這樣畸形的大規?？鐕Y金對流和外匯儲備又對中國極為不利：造成了外匯儲備積累的外企資金流入搶占了中國國內的投資機會，妨礙中國企業成長；外企進入賺取10%以上利潤，被擠出的購買外國國債的資金最多只獲得5%的利息，金融危機后甚至連獲取的利息都降低到接近零，這造成了中國人民收入的巨額損失；不僅如此，大量購買和持有美元、歐元和英鎊資產特別是相應國家的國債，助長了將美元和歐元等西方貨幣當作世界貨幣的國際經濟環境，強化了西方國家的貨幣霸權，進而強化了西方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霸權，還讓西方國家乘機撈取了巨額的發行貨幣得到的鑄幣稅；外匯儲備中保有過多的美國和歐洲國家國債，增大了西方國家借口政治和軍事問題沒收中國官方資產而賴債以造成中國財產損失的風險。

　　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減少以外幣資產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特別是顯著減少官方外匯儲備中的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國債。

　　為持有巨額外幣資產形式的外匯儲備辯護的所有理由，都是強調美元、英鎊、歐元等西方國家貨幣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交易中的世界貨幣功能。這說明的不過是，持有過多的外幣資產形式的外匯儲備，既是美國和西歐在世界上的貨幣霸權的結果，又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和西歐在世界上的貨幣霸權。而不準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有助于盡量減少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這將大幅減少對國際金融交易的需要，必定會大大減少對保持外幣資產形式的外匯儲備的需要。

　　通過不準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而盡量減少對外匯儲備的需要，就使我們可以盡量減少外匯儲備在中央銀行資產中的比例，將中央銀行資產空出來購買國債，實行債務籌資的國有股權投資，利用這樣的國有股權投資來大力發展芯片制造等戰略性產業。

　　在國家經濟利益需要改造外商投資企業的場合，可以直接動用外匯儲備資金購買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其方法是以外匯儲備的外幣資金購買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將其變為國有財產，而在財務的賬面處理上，則是將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國資產形式的外匯儲備，變為中央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務，政府以這樣的債務所籌資金進行國有股權投資購買外商投資企業股權。

　　在適當減少外匯儲備的過程中，應當大幅減少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元資產，特別是減少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國國債，以降低中國財產遭美方扣押的風險。原則上應當將官方持有的外國資產多元化，官方持有的每個西方陣營國家的資產，應以一年從該國進口的金額為限，如該國在華投資總金額超過了中國一年從該國進口的金額，則官方持有的該國資產不應多于該國在華投資的總金額。

　　適當減少外匯儲備應當與打破美元、歐元和英鎊等西方國家貨幣的國際經濟霸權相結合。而打破美元、歐元和英鎊的貨幣霸權，就表現于在國際貿易和金融的交易中不再以美元、歐元和英鎊作中介，而直接以人民幣和交易對象國的貨幣相兌換并支付。這就要求今后在國際貿易和金融的交易中加緊推行人民幣結算，盡可能地直接以人民幣進行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的支付和結算。盡可能實行人民幣結算，再輔之以不準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會有力地阻止有害的跨境資金流動。

　　矯正畸形的跨國資金對流，必須與糾正對外貿易政策上的偏向相配合。在對外貿易政策方面，首先應端正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方針，放棄“發展外向型經濟”、“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對外經濟政策導向，使對外貿易為改善國內民生、促進國內自主經濟發展服務，不再專注于追求擴大對外貿易規模。明確進口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國內民生、幫助改善本國人民生活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進口政策也要為促進本土企業發展服務，而出口則主要是為保證對外經濟平衡服務，目標只是取得足夠的進口用外匯。為此而實行重點在于保護和促進本土產業和企業發展的對外貿易政策，其中包括實行嚴格的保護關稅，而輔之以適度的鼓勵出口政策，促進出口的目的只限于為換得進口資源性產品所需的外匯，同時嚴格控制和引導國內資金的對外投資。

　　依照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總方針，必須放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的政策努力方向，確立對外貿易政策著重點的順序為：第一，進口要服務于保障國內民生基本需要、保障國民經濟安全穩定運行；第二，進口不能與本土企業發展相沖突，為此要限制一切有害于本土產業發展的進口以保護本國企業；第三，出口的發展只限于為必要的進口獲取外匯并為穩定對外經濟關系而保證具有適度的貿易順差。

　　依據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目標排序，今后在進口方面要把重點放在確保民生必需和經濟運行需要的初級產品進口上，出口方面則只限于換取為保障進口所必需的外幣資金并保證略有盈余，在這個基礎上保持進出口貿易長期中的適當盈余；而在進出口兩方面的政策又都必須有利于保護本國企業促進其發展，特別是著重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國產業和本土企業。這就意味著不再盲目片面地追求增大對外貿易規模，尤其是杜絕盲目地追求擴大進口。

　　為貫徹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總方針，今后應當努力爭取提高進口產品關稅，提高進口關稅率的平均水平，特別是要提高國內尚不能生產的高技術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關稅，以鼓勵國內企業的進口替代生產。為了能在現有的以WTO為中心的國際貿易體系中順利地提高進口產品關稅，有必要借鑒美國的做法，在適用的情況下以安全為理由單方面取消某些貿易對象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實例應當是，如果今后韓國再有部署薩德導彈系統之類的威脅中國安全的行動，就取消韓國在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大幅度提高韓國產品的進口關稅。

　　為便于提高進口產品關稅，應當不再加入國際上的各種自由貿易區。原則上應當停止一切參加國際上的自貿區的談判，把對外貿易工作的重心轉向保護國內產業上來。尤其是應當停止與韓國和日本作任何建立自貿區的談判。今后我國與國外的貿易協定，原則上都應通過雙邊的貿易談判來盡量爭取達成雙邊的貿易協定，以爭取獲得盡可能多的保護本土產業和本國企業的機會。

　　近年來美國和西歐國家已經將經濟制裁變為常事。這些制裁涉及的主要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方面。西方國家不僅制裁中國的機構、企業和個人，在制裁其它國家時還往往將我國牽連進去，對不參與它們制裁其它國家行動的中方相關機構、企業和個人也實行制裁。我們絕不應忍受西方國家的這些制裁和與制裁相關的“長臂管轄”。應當原則上宣布，中國方面絕不服從西方國家搞的任何制裁，而且必定對任何針對中方的制裁進行加倍的還擊；要利用一切西方國家制裁造成的機會和理由來實行提高產品進口關稅、打擊和排擠外企等保護國內產業的措施，并以此作為對西方制裁的更猛烈的回擊。對一切為中國利益而受到了西方制裁的企業和個人，政府應當給予足夠的援助甚至經濟上的資助，而對配合西方制裁的企業和個人，則應當給予嚴厲的懲罰。

　　最近一些年來，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國都因為維護本國利益、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霸權而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嚴厲制裁甚至經濟封鎖。這些國家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霸權的正業斗爭，本來就應當受到我們的支持；而這些國家特別是其中的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三國，又都有著豐富的天然氣、石油、鐵礦石和煤炭等資源性產品，可以很好地滿足我國對這些資源性產品的需要。因此，我們現在急需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封鎖，從這些國家大量進口天然氣、石油、鐵礦石和煤炭等資源性產品，把它們變為我國進口這些資源性產品的重要來源地，而以向這些國家大量出口我國的工業制成品相交換。大力發展與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國的貿易和金融關系，應當成為我國今后的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方國家對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國的經濟制裁措施特別是金融制裁措施制造了許多難題，使我國也難以與這些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貨物貿易。為與這些國家開展大規模地以工業品換資源性產品的國際貿易，應規定和實行專門的特殊政策并組建和運營專門的特殊機構。應當由商務部和中央銀行牽頭，組建專門的換貨貿易體系，對伊朗、朝鮮、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受西方的制裁國家進行換貨貿易，只以人民幣和貿易對象國的貨幣進行結算，并單純以雙邊貨幣存款和貨物償債的形式進行清算，不準美元和歐元等西方貨幣介入這些交易。這樣專門的換貨貿易，將會大大有助于保障我國必要的能源等資源性產品的進口。

　　原則上說，對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國的換貨貿易，可以由現有的國有專業化大企業中石油等執行。但是我從最近一些年中觀察到的各種現象中判斷，中石油等掌管現在的大宗商品進口的企業，有自愿服從美國單方面制裁的嫌疑?？紤]到現在的大企業領導往往可能與美歐國家有種種個人利益上的關聯，有這種行為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這種自愿服從美國單方面制裁的行為損害的是中國人民的利益，又是不能容忍的。杜絕這種行為為害的一個方法，是組建專門的與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受西方制裁國家進行換貨貿易的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這些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不再受西方金融體系制約，甚至不再參與可能受西方制裁的與西方國家的交易。而對那些無法割斷與美歐國家的貿易和金融聯系的企業，則應將其排除在與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等國的換貨貿易體系之外。

　　這里所宣示的各種政策，目的都在停止實行各種依附西方的對外經濟政策。這些依附西方的對外經濟政策追求自由貿易，放任西方產品進口，片面追求擴大對外貿易規模，鼓勵外企進入國內并維護外企利益。我們在前邊已經揭示了這些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長遠危害。而俄烏之戰爆發后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行的種種經濟制裁，更是戲劇性地暴露了依附西方的對外經濟政策所造成的惡果。是到了與這些依附西方的對外經濟政策決裂的時候了。必須徹底扭轉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

　　徹底扭轉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現在就要作的是，嚴格限制外資和外企的進入，利用一切機會提高產品進口關稅，全力推進國際貿易的人民幣結算，不允許人民幣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

　　長遠來說，徹底扭轉對外經濟政策的方向，就是把對外貿易政策的基點放在保障進口民生必需的資源性產品進口上，放在為本土企業保護國內市場上，加緊保護本國市場，包括實行嚴格的保護關稅，而輔之以適度的鼓勵出口政策；同時轉向嚴格限制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的經營，嚴格控制和適度引導對外投資，防止資本外逃式的資金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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