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修馬路”的經濟與政治學——兼論“改開搞”年代的政府行為轉型并展望一種新的“改革開放史”寫法

　　老田

　　在我的記憶里，70年代我們全縣只有一條柏油路面馬路，寬度也很窄，說是兩車道還很勉強，因為錯車時需要司機減速和小心駕駛。這條路就是今天的318國道，今天的318國道是非常正規的四車道，兩旁還有路牙供人行或者停車用，通過量遠遠超過從前。根據統計數字，1978年中國全部公路里程為89萬公里，到2012年公路里程超過350萬公里，考慮到車道增加和路面等級提高，總的通過量應該超過從前的10倍以上。大體上可以斷言，除了中心城市馬路利用率較高之外，全國公路建設上早已經出現嚴重過剩問題。

　　老家蘄春縣在武漢市東邊，距離大約120公里。今天從武漢回老家，有兩條高速公路(武黃高速、大廣北高速)和兩條二級公路，在這四條可選擇的公路中間，只有武黃高速的車流量比較高，利用率尚可，其余三條路的車流量都過低，即使車流量增加10倍也不會顯得擁擠。如此巨大的投資被閑置，而且還年年月月都要發生維修費用，明顯存在著極大的資源浪費。即便存在著公路的嚴重過剩，但是政府推進馬路建設的熱情依然高居不下。

　　前些年河南省幾任交通廳長，因為受賄罪名前赴后繼進入監獄，很多人解釋說這是因為公共工程中間尋租的結果。反過來，在這樣的事實基礎上，有人就建立起一種解釋：因為公共工程特別有利于官員尋租，所以格外受到官場重視。在這種解釋中間，政府關注基礎設施建設就被解釋為符合官員的私人尋租利益。

　　今天全國各級政府都特別喜歡修馬路，不再興辦公營企業，這事兒看起來很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張——政府退出競爭性(或者生產性)領域把這一塊交給私營企業，轉而專門關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建設。一些個主流經濟學家做文章，往往把這個轉型——政府不辦企業修馬路——看做是一種政府行為的主動轉型，實際上未必如此。

　　無論是微觀視野的“尋租”解釋，還是宏觀視野里的“政策轉型”解釋，都是外在于經濟體系的運行過程的，兩種解釋都是“外因論”。對于公共工程與經濟體系運行的內在聯系，仍然有待于揭示。

　　一、“改開搞”年代三輪政府投資失敗根本改變了官場的政績-利益結構

　　在改開搞年代之初，推行所謂的政府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實質是中央政府逐步減少興辦企業的責任，同時要求地方政府承擔發展經濟的責任，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間，逐步建立起一種新的官員考評標準——以轄區內GDP數字增加率來判斷一個官員是否值得提拔，由此激發了各級地方政府辦企業的熱情。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間，中央政府放棄宏觀規劃和協調職責，不再硬性規定各種行業和物資的綜合平衡數字。地方政府辦企業，主要是市場價格信號的引導，密集投入那些價高利厚的產品上，價高利厚的產品和行業優先受到各地政府的共同追捧，從一開始就具有“無政府”性質——缺乏綜合平衡和協調。1979年開始，許多縣一級政府就開始大量興辦紡織工廠，結果全國新增紡紗織布在很短時間內就超出了棉花總產出水平，到了1984年前后就開始出現所謂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隨后還出現過“苧麻大戰”，這些經濟領域的“大戰”，主要是地方政府(多是縣一級政府)為保證自己興辦企業的原料，拒絕大中城市的高水平工廠的原料要求，由此而引發的一種博弈。紡織業是改開搞年代第一輪興起的政府企業。

　　雖然出現了投資重復，在各種原料大戰中間，得到地方政府保護的新工廠(通常是投資水平低、設備技術落后、工人熟練程度和工藝設計能力都遠遠低于大中城市的成熟型工廠)得到了多屬原料，全國產能過剩和“劣質工廠淘汰優質工廠”的嚴重問題，但是，改開搞的政策和目標卻堅定不移，未加絲毫調整。第二輪投資的熱點集中在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上，這輪投資大約發生在1980年代前期和中期，這些產品在毛時代屬于稀缺產品，價高利厚，也就是說含有超額利潤，這吸引了所有地方政府，湖北省當時就有武漢的武漢牌自行車、黃石生產的春燕牌自行車等等，結果在很短時間內就導致產能水平遠遠超過全國的總需求數量，最后，這三種產品新形成的產能近乎百分之百被浪費掉了。

　　第三輪政府興辦企業的熱潮起于1980年代的后期，針對的是城市家庭“消費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消費領域——電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等產品，與前兩輪投資主要依賴國產設備不同，第三輪投資主要是以引進國外的裝配線為特色的，到了1990年代初期，全國僅僅彩色電視機的生產線就超過了400條。本輪投資中間，除了政府財政支出外，還通過各種“國際投資公司”“國際租賃公司”大量使用海外的出口信貸和政府貼息貸款，其中日本的海外協力基金被各地政府大量使用，與此緊密相關，日本的彩電、洗衣機和電冰箱生產線特別是淘汰技術和產品的生產線也同時大量進入中國。從目前市場上還存在的相關產品品牌看，絕大多數的投資和產能都一樣“死掉了”，剩下來的生產線都與那些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國內品牌相關，例如康佳、長虹、創維等都與地方政府投資的生產線無關，政府興辦的品牌廠例如武漢的鶯歌牌電視機(JVC)、贛州的贛新牌電視機(索尼)都死翹翹了，幾乎百不存一。

　　這三輪投資失敗，有著非常明顯的共同點：一是在很短時間內就在全國范圍內出現大量的新工廠，產能在短時間內就超越臨界點(或者是原料供應水平、或者是市場購買能力)，結果短時間就出現過度競爭和價格下滑，導致行業盈利水平不足以支撐行業的可持續生存的地步。這在反面可以得出結論：政府擁有超強的投資能力，但是，與產能膨脹緊密相關的原料供應和市場購買能力卻未能跟上，結果導致企業的普遍失敗。政府擁有超強的投資能力很容易理解，因為毛時代進行了接近30年的高積累，建立起初步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重工業優先使得裝備工業的總能力有了極大的提升，這是全國在短時間內得以興辦大量新工廠的物質基礎。但是，在放棄中央政府進行綜合平衡和協調職責的前提下，由各地政府掌握投資能力和方向，導致投資高度集中于市場上有“超額利潤”的產品，結果發生嚴重的重復投資現象，在很短時間內就導致市場飽和。

　　到了1990年代后期，積累起來的紡織工業產能，已經超過全球市場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導致產品價格下滑，另一方面嚴重惡化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條件而有利于發達國家，反過來作用于紡織行業，惡性競爭導致整個行業的生存能力急劇下降，朱镕基1997年開始使用財政補貼政策支持強行“砸錠”來淘汰過剩產能超過1000萬錠，這一次調整與1984年前后的“棉花大戰”后果類似，強行淘汰工藝技術較為成熟的國營工廠，在所有制結構和就業結構上，私有企業比率提高，同時“正式工”數量和比重下降。

　　三輪政府投資嚴重失敗之后，極大地改變了潛在的利益結構，雖然政績饑渴癥還需要投資饑渴癥來支持，但是，投資工廠及其老是失敗不僅不能順利實現官員們的個人利益，還是大量“政治麻煩”的源頭。作為官場中間很有洞察力的一員，薄熙來敏銳地提出了“經營城市”理念，并在大連任職時期加以實踐，最后上升為某種帶有經驗總結性的東西，刊載在黨的第一喉舌《人民日報》上。薄熙來在接受該報記者訪問時說的話，很有代表性值得抄在這里：

　　“做市長的，總希望自己的城市發達，能夠在經濟上寬裕一些，但首先遇到的難題往往是缺錢。那么錢從哪兒來?自然就想到辦工廠，20年前也有一句話，叫作‘無工不富’嘛!在人腦子里，一提起國有資產，也首先想到國有企業，并往往把國資和國企等同起來。為了發展經濟，過去很多城市都是一個路子，即爭項目，找貸款，辦工廠，通過興辦企業，出產品，上產值，拿利潤，增稅收，這樣政府就有錢了。因此，不少同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只是熱心于企業的事，如何把企業做大、做多，就成了市長們的心事，因為這樣才能有錢，提高GDP，從而提升城市的地位。但事實上，由于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各地重復建設項目眾多，由政府新辦的工業項目，往往面臨諸多風險，搞不好，辛辛苦苦辦起來的企業，不僅不能掙錢，還要背上債務包袱，賠進去的更多，然后得不再拿財政的錢即納稅人的錢去堵窟窿，就會造成惡性循環。”“那么發展城市急需的錢從何而來呢?我想，國企是國有資產，城市本身也是國有資產。政府掙錢，不僅可以通過征收企業的稅收，也可以通過經營城市使財政增收。”“城市本身是國有資產，是值錢的，而且可以通過經營城市這份國有資產來掙錢。城市不僅值錢，還可以增值，而且這個過程并不是遙遙無期的事情。大連1992年全市的可支配財力是21億元，其中可用于生產建設的資金只有8000多萬，到1999年，大連可支配財力已發展到90億元，可用于建設的資金近40%。”“據統計測算，大連的土地價格，1999年比1994年增長了5倍，而大連市建成區160多平方公里，土地整體增值的效益是顯而易見的。據統計，大連市區擁有實物資產也由1992年的760億元增長到1999年的2600多億元。所以，投資于環境建設是有賬算的，城市增值的潛力是巨大的，經營城市可以帶來豐厚的回報。”“(經營城市)我的體會是：一靠良好的環境，二靠吸引外資。環境加外資，就能發生化合反應，城市就能增值。所謂良好的環境，在我的腦子里，包括良好的基礎設施，完善的城市功能，以及優美的自然環境，也就是說，要有比較完善的道路、機場、商場、酒店、寫字樓、展覽館、醫院、學校、文化和體育設施等，又要有鮮花、綠地和廣場，以及比較完善的開放政策和法規。這種環境條件，是吸引內外資金的前提。而外來資金涌入，城市自然就增值，環境優勢就轉化為經濟優勢。”(《薄熙來談如何經營城市這份國有資產》，《人民日報》2001年05月14日第五版)

　　政府轉型和官員眼光的轉變是一次根本性的變革，薄熙來的講話特別值得仔細品味和分析，他以“局中人”的真切感受，說出政府減少介入企業的原因在于：官場中間真實的利益結構(包括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變了，政府辦企業已經無法實現官員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追求。正是這個“非政策原因”導致政府退出“競爭性市場”，同時也更為積極的態勢介入“非競爭性市場”——特別是房地產業和公共工程，實現了改開搞年代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之間的嚴密分工。無與倫比的招商引資力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員們內心深處對于辦企業的恐懼。真實的利益結構引導著人們的行為，改開搞年代三輪政府投資企業的巨大失敗，以及隨后房地產業和公共工程的巨大規模，極大地改變了官員們面前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機會結構，這比政策調節要更為有效和穩定。

　　二、投資失敗成本的轉嫁困境與“勞動力必須雇傭化”的這一“官場共識”的形成

　　在地方政府的三輪投資中間，新辦企業的招工條件沿襲毛時代的慣例，招收正式工(隱含承諾長期就業)。等到企業無法從市場獲得足夠的生存資源乃至于發不出工資時，就成為各級地方政府和黨委最為頭痛的問題，大量發生的工人包圍政府討要工資的現象，這逼迫政府官員尋求各種轉嫁壓力的方法。

　　改開搞年代新辦企業迅速走向無法生存的地步，地方政府的市長和書記們在壓力下，找到了兩種可供選擇的“短期應付方案”，一是逼迫銀行向企業貸款發工資，二是要求“富企業”兼并“窮企業”。1993-1994年朱镕基在副總理任上搞了財政體制和信貸體制改革，財政體制改革把稅收大量集中于中央財政，使得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財力下降，信貸改革重新設立了人民銀行及其各個分支行，貨幣發行權力集中同時對商業銀行監管更嚴，地方政府對于銀行行長的支配能力迅速下降為零。這兩個體制改革，重新不僅重新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可支配財力，而且堵死了地方政府向銀行轉嫁投資失敗成本的可能性，現在，各級地方政府只能打“富企業”的主意了。

　　差不多的時候，李鐵映提出要搞“市管縣”改革和“大企業集團”，后一個建議很符合地方政府需要，各地積極行動起來。1992年前后，不僅各種學術刊物上充斥著論證“企業規模過小不利于提升競爭力”的論證，各地政府也開始以行政壓力促使“富企業”兼并“窮企業”，以避免拿不到工資的工人來包圍政府，當時成立了很多企業集團，例如武漢的長動集團、宜昌的猴王集團等等。由于企業集團的成立，主要體現的是政府向富企業轉嫁投資失敗后果這一目的，與企業通過兼并來完善產業鏈和提升競爭力的要求無關，可想而知，這種合并后的企業集團其生存能力會怎么樣了。果不其然，宜昌猴王集團原本是一家效益很好的電焊條廠，雖然通過上市圈了一大筆錢，但是經過集團化“經營”多年之后，如今已經從深圳證劵市場成功“退市”了。

　　政府三輪投資失敗的后果，對于促使政府行為轉變，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新形成的產能浪費了，這對于政府官員而言，即便是心疼，但也沒有太大的觸動，又不是他們家自己的錢;但是，新招收的工人拿不到工資，問題就比較嚴重了，各地市長和書記長期受到工人包圍，這成為一個時期官場最頭疼的問題。工人“要工資”的行為，在反面構成一種政治壓力，逼迫地方官員尋找轉嫁投資失敗的后果：先是向銀行后是向富企業轉嫁，這兩種轉嫁方案都是難于持續的，最終這種政治壓力促成各地官場形成了關于勞動力雇傭的新認識：再也不能給工人承諾長久就業的條件了。各地黨報有資格在頭版發文章的大記者們，都是與各地政府首長和書記關系最為密切的“消息靈通人士”，他們迅速把握到了首長們的心事，在1992年前后幾乎全國各地報章(也就是各地黨的喉舌)都同時開始炒作“破三鐵”(打破“鐵工資、鐵飯碗和鐵交椅”)。

　　這個炒作過程是自下而上的，沒有中央政府的決策依據，帶有某種“自發性”，當時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對此印象深刻，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間說：“從1991年底到1992年，社會上刮起了一股砸‘三鐵’的風。所謂‘三鐵’，就是指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媒體炒作得很厲害，鋪大蓋地宣傳砸‘三鐵’，一時弄得企業思想很混亂，無所適從。1992年4月下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武漢召開年會，安志文同志要我到會上去作報告。我在報告中講道：‘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砸‘三鐵’，轉化企業經營機制是系統的、綜合的、配套的改革，它涉及計劃、投資、技術進步、新產品開發、產品定價等等方面的機制，如果這些方面的機制不活，企業即便是砸了‘三鐵’。也難以形成和發展適應市場需求的持久能力。’我還說，適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首先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積極進行政府機構的改革，減少行政干頂，給企業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與此同時，還要加快各種市場的培育。’”(陳錦華：《國事憶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第233頁)

　　三、剩余吸收問題的中國方案及其可持續性分析

　　市場經濟體現出來的生產目的：一切為了利潤而生產。這種經濟體系內在地會產生一個問題：每一個生產者都追求更大的成本與售價之間的差額;單個或者少量的生產者有可能實現他們的目的而不至于引起嚴重問題，但是，如果所有的生產者都同樣如此，則必定會導致一個長期后果——生產能力大于消費能力，給產品實現帶來困難，總利潤必然地體現為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永久性差額。單個廠商的成功策略為所有沿用之后必然導致失敗，這是另一個經濟領域中間最常見的“合成謬誤”。

　　生產大于消費帶來的結構性困境，其實就是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所說的“剩余增長規律”和“剩余吸引難題”，他們在《壟斷資本》一書中間，追溯了美國經濟中間經濟剩余份額的增長及其吸收難題，轉而增加在品牌廣告宣傳和銷售及服務網絡布設方面的人力物力投放，他們指出這個現象內在于市場經濟的本質，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競爭的規則(企業不再“打價格戰”)，導致整個經濟體系中間“非生產性工人數量”急劇增加(相對于生產性工人就業于生產鏈條而言，這些人是就業于產品實現鏈條上)，即便是這樣的話，經濟剩余還是不能順利吸收，結果需要美國政府長期維持一個高昂的軍備采購數量，這個數量要足以吸收美國經濟中間生產大于消費的“剩余份額”。

　　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國家維持一個高額的社會福利支出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跟美國的軍備開支一樣，是為了解決“剩余吸收”難題，不過是由政府在經濟體系之外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去創造居民的“購買力”來維持產銷平衡，這必然地導致政府債務日積月累到最終無法償還的地步。歐債危機說到底，不過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體現，長期的產銷失衡要求政府在經濟體系的外部解決剩余吸收難題，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符合這個功能性的要求，但后果就是債務積累到缺乏償還能力的地步，這在一定時間段之后就必然要爆發出來。大體而言，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大搞福利國家制度，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的，與此同時，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及各種衍生理論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換言之，歐債經過了60余年的積累，終于到了無論如何都還不起的地步了，政府的債務危機體現的是經濟結構內在的產需不平衡的結果。

　　其實，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就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的局部反應，1980年代美國經濟“三高”(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高利率)已經暴露出“長期的財政擴張政策”所積累的后果。撒切爾夫人和里根上臺之后的調整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回應這個問題的，當然，英美在經濟政策上的調整，給經濟學帶來的政策辯護需要從根本上改變了，凱恩斯及其相關衍生的經濟學理論“背時”了，供應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符合新的政策辯護需要開始“走運”了。

　　與歐美諸國相比，中國“改開搞”年代所出現的問題，性質上完全一樣。毛時代尚不存在“剩余吸收”問題，而是存在著一個相反的問題——“短缺經濟”問題，其經濟學含義是毛時代民眾手里的購買力大于生產量。毛時代搞了30年的高積累政策，1952-1978年平均積累率為30.44%，這個積累率得以實現，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長期維持一個“廉價政府”使得社會管理成本對于“經濟剩余”的消耗相當小;二是共產黨在革命后消滅地主富農資本家發財致富門道，結果導致經濟剩余能夠順利集中起來，在減去低廉的管理成本之后，能夠積累相當可觀的生產性投資。同時，由于人均糧食產量難于突破溫飽水平，稀缺的土地資源長期需要集中于生產糧食，所以各種輕工業原料難于增產不具備大量投資的條件，因此，投資就大量集中于重工業方面。到了1970年代末期，重工業形成的生產能力已經十分可觀，這是改開搞年代各地大量興辦企業的依托所在，大量新工廠的興辦是對重工業裝備能力的一個檢驗。

　　“改開搞”年代的開端，政府曾經短時間實行過所謂的“消費補課”政策，1979年給農產品提價22%，給城市的工人發放獎金和提升工資級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購買力，彌補產需缺口的功能性作用。同時，強行要求地方政府承擔發展經濟的責任，并且以此作為官員考評和升遷的標準，這極大地膨脹了毛時代就已經存在于官場的“投資饑渴癥”。“改開搞”年代由地方政府興辦的三輪企業，其產能很快就超過本土的原料供應和市場容量水平，導致全局性的潰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解決了“生產大于消費”的“剩余吸收難題”。有一個“合成謬誤”的說法，就是形容這樣一個過程：一個人或者少數人能夠成功的門道，如果被所有人或者多數人抄襲的話，就必然帶來失敗。希望通過興辦企業帶動本地經濟發展，如果中國只有少數地區這么干，而企業產能又不超過原料供應水平和市場容量的話，顯然就具備成功的條件;但是，在中央政府政策驅使之下所有地方和部門都同時辦企業，結果只能是一起失敗。如果毛時代重工業積累的產能還很低，那么顯然“改開搞”年代就算是要大辦企業，由于基礎薄弱能夠投資的能力也很有限，特定時間段所能夠建設的新工廠數目有限，就能夠客觀地限制“合成謬誤”的生成，恰好，重工業水平足以支持非常大規模的投資能力，結果導致在很短時間內產能膨脹就大于原料供應水平和市場容量，這就必然地導致“合成謬誤”的快速兌現。

　　從三輪投資失敗的后果，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毛時代的重工業優先政策已經積累了擴張產能的條件，此后經濟政策需要關注的不是如何積累資本和擴大投資，而是要關注如何提升原料供應水平和相應地興辦輕工業，同時關注民眾的購買力提升，確保產能與需求的平衡。在鄧小平主政之后，“改開搞”諸政策的實質是把官員們的政績需要與投資擴張聯系起來了，結果是把原本就相當嚴重的“投資饑渴癥”正當化了。這種政策的內在后果是：把新形成的國民財富通過地方政府和官員之手，主要地用于投資新工廠，而新工廠的總產能擴張往往短期內就超過全國市場容量乃至于全球市場容量(例如紡織業)，結果不可能不導致全局性失敗。只有改開搞年代初期，從政治需要出發作出的“消費補課”政策，客觀上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經濟體系內部“吸收剩余”的能力，保證了生產發展同時民眾得到實惠。

　　相反地，鄧小平等人在“翻兩番”愿望的自我暗示之下，通過“政績考評標準”把“投資饑渴癥”正當化和長期化了，結果導致一個結構性的剩余吸收難題——產能擴張遠遠大于購買力上升，結果導致全局性的投資失敗。投資新工廠的愿望是靠官場的“政績饑渴癥”和“投資饑渴癥”來支撐的，結果投資失敗得不到絲毫反省與合理解決，巨額投資及其全局失敗結果成為“中國特色的剩余吸收方案”，以失敗的投資來吸收經濟剩余，GDP數字的增長多數與國民購買力提升不發生聯系，而是體現為投資膨脹及其失敗和消費。在鄧小平等人一方面批判毛時代高積累忽視民眾生活的同時，一方面膨脹投資和積累，1978-2002年平均的積累率為39.4%。這還是在完成工業化第一階段的高積累需要之后，積累率反而比毛時代還高出30%。最近幾年，投資占GDP比重已經高達喪心病狂的60%以上，2010年積累率竟然高達69.88%。與此同時，GDP數字中間國民消費所占份額從1978年的48%，下降到目前低于30%。

　　由于國內有效購買力不足，近些年來每年都有3-7%左右的“凈出口”，這也算是剩余吸收的一個方向，而大量外貿盈余除了支付跨國資本的利潤之外，還剩余3.2萬億美元主要存放于美國，而美國通過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和貨幣貶值政策(已經有三輪所謂的“量化寬松”政策)潛在地削減對華債務。而且，中國官方銀行持有的外債數字過大，僅僅由于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就已經導致了大約6.5萬億人民幣的虧損(據余云輝數字：央行的美元平均成本大約是8.34元/美元，目前已經升值至6.3左右，由此形成了巨額的凈虧空)，這還沒有計算匯金和外投在美國證劵市場的巨額虧空。

　　在三輪投資失敗之后，政府轉型確實實現了，此后政府投資不再集中于生產型企業，而是轉向公共工程，投資于公路的熱潮由此興起。在很短時間內，中國的高速公路里程就沖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全部公路里程及其通過量急劇上升到嚴重過剩的地步。政府工程和房地產行業的膨脹，撬動了整個經濟結構，中國由此形成了一個超大規模的鋼材、水泥和建材行業。2011年中國消耗了8.9億噸鋼材、20.9億噸水泥。

　　如果從政府投資方向看，“改開搞”年代可以劃分為前后相繼的兩個階段，相同的是政績饑渴癥和投資饑渴癥沒有變，變化的是投資內容及其對于經濟體系和產業結構的影響。在創辦工廠階段的三輪失敗投資中間，剩余吸收的行業和產能部分有利于裝備行業和建筑業，而到了公共工程階段，吸收剩余則集中于鋼筋混凝土;在政府與民眾關系上，投資新工廠并以長期就業條件吸收新工人，雖然有最后無可避免的失敗，但是政府投資行為還是與民眾的就業擴大相關。等到政府投資于公共工程之后，一方面是政府拒絕承諾長期雇傭條件，還溯及既往搞“買斷工齡”強行實現工人的雇傭化，另一方面是從拉高地租找出路開辟地方財源，急劇提高了城市的生存成本。這兩者都惡化了政府和民眾關系，前一個政策得罪了藍領工人，后一個政策得罪了小資白領。

　　與歐債國家相比，中國政府的擴張財政政策也積累了很大的赤字，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債務起步較晚，大約是從1990年代才開始大規模積累赤字的，赤字時間段只有歐債國家的一半左右，所以看起來問題沒有那么嚴重。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溫家寶出臺了兩個重大政策，一是提高出口退稅以補貼海外消費者，一是提出4萬億的政府工程方案(由于硬性要求地方財政配套資金，實際上撬動的財政擴張數字遠大于此)。這也是憂慮“剩余吸收難題”而開出的藥方，這兩大政策都帶有預防危機的“前瞻性”和“預防性”，實質是通過提升海外消費者的購買力和政府投資來解決可能出現的“剩余吸收難題”。不管對溫家寶個人如何看待，但是，中國式的剩余吸收難題的解決方案，增加凈出口和政府開支，都是“實際的可選方案”;在一切照舊的情況下，這兩個政策選項至少比增加本國民眾購買力的政策適用起來更加方便。

　　從目前的趨勢看，中國爆發歐洲式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不是沒有，而是嚴重存在;由于外匯儲備和財政赤字方面嚴重問題的雙重積累，也許不需要歐洲國家那么長的時間，就能夠制造出比歐洲嚴重得多的問題。這是值得認真反思和對待的“待發生事項”。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