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革命的需要與抗戰期間國民的失敗

　　作為一種管理模式的“共產黨領導”

　　一、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的“管理學革命”

　　二、長征之后新型管理經驗的普及

　　三、革命家管理群體和管理經驗的展開

　　按照管理思想史家雷恩的看法：“管理被視為是對一切組織化工作必不可少的活動。管理的基礎在于經濟地分配和利用人力及物質資源，以便實現組織的目標。” 而美國學者楊炳章則以幽默的語調，把共產黨比作一家企業，把毛澤東看做這家企業的總經理，長征則是企業從此走向興旺發達的轉折點。“中國共產黨當時像是一家臨近破產的企業，而毛澤東則是新上任的總經理。毛澤東在工作中的勤奮和在中央領導層中的超凡魅力都是沒有疑問的。他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細大不捐地監督著所有管理業務中幾乎所有的問題，外部事務如談判、競爭、宣傳和廣告;內部事務如人事組織、任務分配和革命教育。他非常懂得對下屬雇員的用人之道，善于把每個人團結在他的手下。他嚴格要求，不允許任何人在他面前玩忽職守。他注意謹慎地投資，在蕭條時期維持最低業務，一旦市場紅火，他便進行充滿希望的冒險，以求迅速發展。”

　　一般而言，通常的管理學研究局限于揭示“有形實力”方面，例如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的數量對比，經濟力量和武器裝備的對照等等，因為這些方面易于進行理論處理和量化。但是，僅僅是有形實力并不足以決定競爭的最后勝負的，從歷史上革命的經驗和后果看來，革命陣營一個特定時期的力量對比的劣勢，對于全局勝負并不能起到決定作用。一切都革命者都是從受壓迫地位起而反抗的，革命陣營在早期實力不足甚至是一個共同的特點，革命最后勝利顯然是有形實力之外的決定性力量起作用的結果，本文稱之為“無形實力”。

　　共產黨人的管理模式與常規管理的巨大不同，在一個過于正常的社會里面難以得到理解。美國管理學大師們就曾經發現，共產黨作為歷史上最為成功的三個管理組織之一，但是其經驗很難移植，當然也是難以理解的。“歐內斯特•戴爾在會上(1962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關于區分管理教學者和實踐者的討論會)的發言對的一致性提出了質疑。被孔茨認為是經驗主義學派之一的戴爾從兩方面對一致性主題提出了反駁：首先，他指出管理得最好的三個組織(根據杰克遜•馬丁德爾的觀點)是新澤西的標準石油公司、羅馬教會個共產黨。如果采用綜合性學說，那就意味著這三個組織的主要管理人員有可能互換。由于這一點顯而易見不能成立，因此‘管理的綜合性和可轉移性’被否定了。” 本文對照國民黨的失敗，比較共產黨人在井岡山時期完成的管理學革命與常規管理的不同，試圖把握一種完全脫離常規思路的管理學成就的來龍去脈。

　　管理革命的需要與抗戰期間國民的失敗

　　戰爭是最高程度的一種殘酷檢驗：一個政權或者一支軍隊能夠在何等程度上動員民眾的力量，并運用好這一力量;所以，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始計篇》)這句話翻譯成今天的通俗語言，意思就是：打仗是關系到一個政權存亡和個人生死的大事情，必須明辨秋毫，容不得半點馬虎。正是戰爭的殘酷性和嚴肅性，逼迫人們拋棄一切虛偽和驕傲，認真看待實際問題，所以是對政權和軍隊戰斗力的最嚴格考驗，就其本質而言戰爭是檢驗把內部資源動員起來應付外部侵略的有效性的最嚴酷的課題。

　　毛澤東曾與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說到：“打一打仗可能有好處，可以減少主觀主義。” 在日本侵略軍的優勢力量面前，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得按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通過這一嚴酷的檢驗。鄧小平同志作為戰爭的直接參與者，對“主觀主義少”特別有心得，所以他把“實事求是”提高到統領一切的高度，不僅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這個，還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不外乎這個。

　　許多人對于有形力量的對比是清醒的，但是在有形力量之外還有什么作為，則懵然無知。毛澤東有著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的看法。他非常清晰地區分了那些地方是有形力量暫時要起作用的地方，在哪些地方有形力量取法全面起到作用，這個爭取強敵無法經營的薄弱地帶的方式，從本質上是要求一種不同的管理者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來工作的，他對陜北公學的畢業生的講話中間說：

　　“有個青年從長沙寫信來說：‘中國必亡。設若武漢失掉，則大塊地方都完了，還有什么辦法?’我說，我們陜北公學同學出去一定有辦法，辦法就是畫‘豆腐塊’，在大路附近畫‘豆腐塊’。在‘豆腐塊’邊上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因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據有優勢武器的兵種占領著，這就是說，‘中國不是亡國，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也就得到了鄉村、小路的持久戰。比方，陜北延安被占領了，我們就會在其它小塊，無數鄉村，無數小路打持久戰。城市速決戰日本可以取得勝利，鄉村持久戰是我們取得勝利。這次你們畢業后要分兩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發展***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塊’里去。也許有人怕去畫‘豆腐塊’，我們舉出聶榮臻的例子，就會不怕了。聶榮臻在五臺山創造了一支二萬五千人的大隊伍(不脫離生產的還不算)。我們要把這個例子告訴全國被占領或將被占領的區域的人民，使他們看到抗日的辦法與出路。我們堅決反對被占領區域沒有辦法的說法，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講講十年內戰時期許許多多的經驗。……你們要到敵人占領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態勢，從幾條大路來講，敵人包圍了我們;反過來，我們占據了大路附近的許多‘豆腐塊’，我們就包圍了敵人。

　　當然，共產黨人的成就也不是一設想出來就可能起作用的，還要經過摸索和磨礪，但是經過數年的努力之后，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完成的管理革命成就，就開始在華北敵后起作用了(這將在下一節展開敘述)，來自侵略軍方面的文獻，具體顯示了毛澤東的“畫豆腐塊”的成績：“1944年秋，當日軍大力恢復‘治安肅正’的局面時，其駐華北部隊的高級參謀住川吉光宣稱：在日軍進占的400多個縣中，牢牢控制住的只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占總數的31.5%)后來又被迫放棄給共產黨了，另有295個縣屬于中間地帶，兩派勢力‘波動很大’，同時，‘在許多地區，人民都同情共產黨’。”

　　反過來，國民黨政府和軍隊被共產黨人批評為“片面抗戰路線”，錯誤地選擇了按照發揮強敵優勢力量的方式進行戰爭，結果導致喪師失地，國民黨的失敗本質上也是一種管理方式的失敗，因為除了按照強敵選擇的那種方式之外，他們沒有能力組織按照敵人弱點的方向進行戰爭，這樣的失敗不是偶然的：

　　“國民黨軍在戰略防御階段中先后進行了平津、南口、涿州、忻口、娘子關、上海、南京、晉南、魯南、武漢10次較大的戰役。在這些戰役中，國民黨軍中的愛國將士進行了英勇戰斗，幾十萬人殉國前線，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但是，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國民黨政府不愿發動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而實行了單純政府、軍隊抗戰路線;它的統帥部在戰略指導上又有許多失誤，從而招致了許多不應有的失利。從戰略防御的全部看，一則自己損失過大，國土喪失過多;一則對敵消耗不夠，對敵國的戰爭潛力的破壞又顯太小，從而導致了戰略相持時期中國抗戰局面的嚴重困難。”在第二階段的抗戰期間“國民黨戰場，先后進行了14次較大的戰役，在所有這些戰役中，國民黨喪軍失地，并且丟掉了西北除外的所有國際交通線，使財力、物力和軍力遭受了巨大損失，軍隊戰斗力空前降低。這些時期，國民黨軍58個將領、50萬軍隊投降日本。國民黨上層動搖，蔣介石的投降獲得使中國抗戰一度出現嚴重危機。此外，國民黨還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此后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當中，國民黨軍隊更是從鄭州一直敗退到南寧，丟掉了河南、湖南、廣西三省的大部分地區，美國為協助國民黨作戰而設在這一地區的全部空軍基地也被摧毀。

　　戰爭背后所凸顯出來的是不同的管理理念和不同的對力量對比的看法，存在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別有普遍意義。在解放戰爭全面爆發不久，毛澤東針對國民黨軍隊在武器裝備、人力物力方面的有形實力優勢，在1946年與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發出了那個氣勢磅薄的預言――“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后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實際上，小米加步槍恰恰反應了共產黨軍隊在經濟和裝備方面的劣勢，武器裝備的差距恰恰反應了人民軍隊的有形實力劣勢，步槍的殺傷力也無法跟飛機加坦克相比，但是國民黨軍隊在有形實力上的有限優勢，不足以彌補無形實力方面的巨大落后，是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的乘積奠定了國民黨軍隊失敗的命運。而解放戰爭的結果，則雄辯地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

　　作為一種管理模式的“共產黨領導”

　　如何把中國多數人口中間蘊含的力量動員起來，這個課題是近代中國一切有志于奮發圖強的中國人的共同志向，至少嚴復就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到了毛澤東少年時代那個時候，人們日益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實力不僅來自機器，而且來自能夠將全國人民的力量動員起來的思想和制度。這就是嚴復在他的論文和譯著序言中鼓吹了十余年的一種見解。” 目標雖然是清楚的，但是解決問題的答案，則留待共產黨人去回答了。

　　在秋收起義隊伍到達井岡山之后，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面臨兩個緊迫的問題，短期問題是要解決弱勢紅軍面對強敵包圍的生存風險，長期問題是面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優勢如何取得革命的最后勝利，這兩個問題有內在關系：就是如何有效地動員蘊藏在農民中間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支持，并有效地運用動員起來的資源實現決敵致勝。毛澤東曾經數次引用斯大林的話，說中國革命的優點和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一走上井岡山的情況，就完全是這個樣子：“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 毛澤東作為根據地的領導者，在井岡山根據時期做出了創造性的回應，突破了科層化管理的禁錮，創造性地完成了扁平化管理革命，從而有力地回答了這兩個根本問題，由此中國革命走上了勝利之路。

　　梁漱溟在1980年接受美國學者的訪問時，出于對共產黨在革命年代管理成就的敬佩，他推許毛澤東為最偉大的中國人并給出這樣的評價：“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沒有什么憑借，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十五、六歲還在鄉里種地，這么樣一個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整個兒地創造了共產黨，沒有毛澤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這個是百分之百的事實，百分之百的事實。” 鄧小平也曾經給出了一個類似的看法：“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共產黨人在革命戰爭年代，特別是在井岡山那個起始階段，在這種特殊環境中間，需要創造性地解決相應的管理問題，這個時期的管理探索決定性地影響了一大批共產黨人。首先是，極端貧乏的經濟資源，只能勉強維持軍隊的生存，這決定了內部分配上的供給制;分配上的平等，以及官兵都來自社會底層，所以隊伍內部很容易做到“三大民主”，形成不同于科層化管理下金字塔型權力等級結構，而成功地創造了一種“扁平化結構”;同時，革命需要擴張到盡可能多的地區，迫切需要動員更多的農民參加，這就不能容許在紅軍內部實行少數管理者壟斷管理事務，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絕對分工，需要盡可能地讓一切人都成為管理者，學習動員群眾武裝群眾的方法，這兩者都對科層制構成根本性的修正;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三大任務”的提出，都是讓“被管理者”全面“管理者”化并承擔監督成本。

　　扁平化管理中間要求較高的認同程度，較低的控制程度，更依賴個人的自主性，本身是戰爭年代著眼于激發戰士本人的努力水平的關鍵。這些都成為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共產黨人的共識，特別是扁平化管理經驗相對成熟的抗戰期間成長起來的“三八式干部”，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掌握著大局，這使得新中國的管理出現路徑依賴特點。

　　一、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的“管理學革命”

　　作為一個管理者，毛澤東發展出適應革命環境的特定管理方案，這一管理方案具體經歷了三個大的步驟：第一步是“三灣改編”建設基層積極分子團體和管理科層中間的反向監督;第二步是打茶陵失敗后在礱市的河灘上提出紅軍的“三大任務”――要求被管理者也具備一個全局的管理視野;第三步是提出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核心的軍民關系建設要求。毛澤東的管理思想，最終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上，被確立下來了，此后就很少改變了。

　　1、常規管理手段的退出

　　根據一般的社會管理經驗，較大的組織在管理上總是要按“功能”來劃分“科室”同時按照管理范圍來劃分“層級”，并據以分解管理職責，這可以被稱之為“科層化”。

　　科層化按照充任官員的特點也被稱為官僚制，韋伯認為這代表著世界的理性化過程，作為一種“理想型”，得到了他毫無保留的好評：“官僚體制的組織廣泛傳播的決定性的原因，向來是由于它的純技術的優勢超過任何其它的形式。一種充分發達的官僚體制機制與其它形式的關系，恰恰如同一臺機器與貨物生產的非機械方式的關系一樣。精確、迅速、明確、精通檔案、持續性、保密、統一性、嚴格的服從、減少磨擦、節約物資費用和人力，在由訓練有素的具體官員進行嚴格官僚體制的、特別是集權體制的行政管理時，比起所有合議的或者名譽職務的和兼任職務的形式來，能達到最佳的效果。”“它成功地從解決職位上的事務中，排除愛、憎和一切純粹個人的、從根據上說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預計的感覺因素。” 這樣的優點要得到實現，就必須做到對于官僚統治機構的任務進行固定的分工，對于履行這些義務所需要的命令權力也需要進行固定切割，并招聘一種符合普遍規定的資格的人員來行使權力并完成義務，并設立一個上下級安排固定有序的機構，其中上級監督下級;此外，工作需要保持原始的文件記錄和檔案，官員一般要經過專業訓練通常是終生任職的，按照固定的分工來工作，并定期拿到貨幣報酬等等。

　　從那以后，這個理想型幾乎被當作一種管理上的共識，一位著名的美國學者寫道：“專業化、權力等級、規章制度、和非人格化這四個因素是科層制組織的基本特征。工廠是按科層制度組織起來的，政府機關也一樣;假如它們不具備這四個因素，它們就無法十分有效地工作。” 另外一位英國學者則解釋說：

　　“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系統化的勞動分工，據此，復雜的行政管理問題被細分為可處理的、可重復性的任務，每一項任務歸屬于某一特定的公職，然后由一個權力集中的、等級制的控制中心加以協調。在此，機械的類比是相當準確的，把一整套的運動細分為一些構成要素，然后重新組合為一個協調的過程，從而大大擴張了運作的范圍，提高了運作的精確性和成本效益。官僚制其它方面的特征也有助于實現同樣的目標。非人格性保證了在人員選擇中不存在個人偏愛，因為他們是按照實績進行任命的，也保證了行政管理行為中不存在個人偏愛，因為它避免了人際關系的不可預期性。通過分類的辦法，官僚制照章辦事的特征使其能夠統一地處理大量事務，為改變規則而設定的系統程序則使行政管理避免了傳統的僵化性(一成不變的規矩)。”

　　以韋伯對于官僚制“理想型”的認識為基礎，構成了一種管理的常規模式——本文稱之為“科層化管理”，在一切正常社會中間，統治者或者管理者都很難脫離這個思想框架來看待并思考管理問題。但是共產黨人在革命年代，往往沒有辦法預備科層化管理所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從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隊伍走上井岡山的那一天起，共產黨人首先必須在內部完成一場“管理模式上的革命”。

　　第一件就是由于給養困難，必須取消薪俸制，最常見的管理手段就這樣被排除出管理思考的視野。就是黃克誠這樣有覺悟的老共產黨員，也對毛澤東提出來的激進方法都感到不可思議，但是，當時經濟困難下，形格勢禁，大家也只有接受：“我到井岡山后，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只要干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始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后發五毛。后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只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

　　在取消了最主要的常規管理手段之后，毛澤東又繼續推出“反對軍官打罵士兵”的主張，管理者進一步失去了原本就不多的控制下級的手段，這當然也很難得到軍官們的認同，結果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成了少數派，據何長工回憶：“毛澤東同志決定廢除軍閥軍隊舊制度及其影響，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許打罵士兵，廢除繁瑣的禮節，建立新的帶兵方法，開會士兵有說話的自由，經濟公開，官兵待遇平等，吃飯穿衣都一樣。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在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 “毛澤東同志當時主張軍隊要有民主，但是、要的是有限制的民主，反對極端民主;一些同志認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看不到充分發揚民主，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意義。毛澤東同志主張建立士兵委員會，監督軍官打罵士兵，維護組織紀律，而一部分舊軍官對此不滿。” 與常規管理模式相比，毛澤東的革新當然過于激進，特別是不利于管理者采取那些穩妥可靠、操作性強的方式來控制下級，不奇怪的是他的主張即使是在紅軍中，也是和者渺渺。

　　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我軍的優秀將領粟裕同志說他自己也是經過了“自我改造過程”之后，才領悟到的：“說服教育勝過拳頭，而官兵平等的實際行動又勝過萬語千言。在人民軍隊里，掃除了幾千年軍隊內部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建立起了新型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生活雖然苦，但從朱軍長、毛委員起，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樣，只有軍醫受優待，那時醫生很少，給他們每月十元津貼。大家都知道，舊軍隊常常有鬧晌的事，而我們的部隊，因為官兵一個樣，從來沒有鬧晌的，也不怨恨誰。”“也許現在的青年人不能體會到官兵平等、廢止肉刑這些基本制度所產生的強大威力，因為他們是在人與人的平等關系中成長起來的。而當時，這些基本制度，喚醒了被壓迫者長期被壓抑著的人的尊嚴，激發著對未來美好的無限希塑，成為大家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犧牲的強大力量。這些新型的制度，是迸行政治工作的強大武器。那時對于紅軍最有力的宜傳就是‘紅軍官兵平等’、‘紅軍不打士兵’。這簡單的語言，對勞苦農民和廣大士兵，具有無窮的吸引力，它是紅軍階級本質的具體體現。”

　　2、三灣改編的豐富內涵

　　這一管理上的創新，是從三灣改編開始的，改編的動因則肇源于毛澤東在一個“偶然現象”中間發現了“必然”，親歷者陳士蕖回憶說，在上井岡山的行軍路上：“從對戰士的廣泛接觸中，毛澤東察覺到，凡是擁有一定數量黨員的連隊，不但士氣高，而且能夠有效地監督干部，部隊面貌就不一樣。毛澤東當時指示，要發展一批工農骨干入黨。” 很快毛澤東就作出了“把支部建在連上”的決策，并且加快了發展和培訓新黨員的步伐，這是希望把“必然”制度化。一些黨史專家往往把支部建在連上簡單地解釋為“黨的絕對領導”，這未必準確，實際上人世間現存的一切管理系統中間，軍隊的管理系統是控制得最為嚴密的，不存在“疊床架屋”地重復設置黨的指揮權力的必要。而且，管理都很忌諱政出多門和多頭領導，如果建立黨組織僅僅意味著在行政系統之外建立又一套控制系統，對管理成效而言恐怕是負面的。

　　從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出發，能夠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連上”在管理中間的價值。奧爾森曾提出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當需要一種集體物品的集團太大(即‘潛在集團’)，企業家很可能不能通過議價或與集團成員擬訂自愿分擔費用的協議來使物品達到最優供給狀態;其實在一般情況下他根本不可能用這種方式來提供物品。”“不管是否通過企業家，沒有一個人會有為獲得集體物品而作出任何貢獻的積極性，因為如此之大的集團中的個人從因其貢獻而導致的收益中所獲得的份額只能是一個無窮小量。” 按照奧爾森的推論，隨著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團人數的增大，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大集團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象“干革命”這樣的事情，要以推翻一個現存的政權為目標以改善被統治階級的境況，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龐大的國家中間，顯然就構成奧爾森所揭示的、合作最為困難的典型的集體行動。因為，如果革命成功了，無論個人是否在革命中間作出貢獻，都將獲得革命帶來的好處，因此，如果一個人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出發，就有選擇“搭便車”的強烈沖動，結果帶來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沒有人愿意為改善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去承擔革命的成本和風險。

　　后續的研究揭示，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也是有辦法改變的：“經濟學家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義者。但是，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為數少于百分之一。模型模擬的結果顯示，一個群體或社會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義者，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范就會出現可喜的變化。” 革命隊伍在低潮的時候，就面臨著如何突破這一集體行動困境，這就需要尋找乃至培育那個積極行動的“3%”，這些人勇于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然后在他們的影響下去改變整個隊伍的氛圍。

　　毛澤東從一個偶然現象中間發現了有覺悟的黨員的作用，接著就開始在普通戰士中間去尋找有覺悟的積極分子，把他們發展為新的黨員，并通過黨小組活動優先給予政治學習和政策培訓工作。通過這樣的安排，連隊基層的積極分子人數迅速超過了“3%”的最低底線，這些人是起模范帶頭作用的人，在行軍作戰中間處處表現出優先承擔革命成本的積極性，處處表現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沖鋒在前的戰斗品格，結果在無形中間改變整個連隊的氣氛，普通戰士也受到他們的感召從而改變對于集體行動的消極態度(消除了“雇傭”思想)。從這個意義上看，支部建在連上和在戰士中間發展黨員的安排，其最主要的價值就不是“黨的絕對領導”而是與那個“戰斗堡壘”的說法更為貼近。有了這些戰斗堡壘之后，就會從根本上改變革命戰爭年代軍隊中間的氣氛，誘導人們走出一己私利的局限，開始勇于承擔創造新社會新國家的斗爭成本。

　　紅軍中間士兵委員會的建立，這對于科層化管理更是一場革命性的顛覆。根據“宋任窮、張令彬等老紅軍在井岡山回憶，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士兵委員會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選舉產生的。首先在黨內醞釀(當時黨員還是秘密的)，然后在全體軍人大會上選舉產生。士兵委員會不設什么機關，也沒有專職人員，只是遇事在一起開會研究。它的工作，一個是政治民主;一個是經濟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經濟。那時來自舊軍隊的軍官很多，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還是存在的，有的相當嚴重。士兵委員會就同他們那種舊習氣作斗爭。把伙食辦好，按時結賬分伙食尾子。營、團士兵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放在連里，這是基礎。連黨代表的職責，一個是黨的工作，一個是抓士兵委員會。” 甚至，朱老總都曾經因為1928年的“八月失敗”而受到士兵會的嚴厲批評，這就一改通常科層管理結構中間監督和命令多自上而下“單向流動”的僵化方式，讓基層的被管理者參與到管理和監督中間來，從而把管理和監督事務及其成本向下分擔。

　　有了士兵會作為依托，毛澤東所堅持的“三大民主”—— “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才算有了依托，不會流于形式。這在另外一個方面避免了所有管理權力集中在管理層手里的弊端，從而導致權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進行相對均衡的分配，毛澤東認為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士兵的努力水平極大提高，并部分抵消了部隊訓練不足、技術水平差的缺點：“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 ，在紅軍內部，管理者對于被管理者的控制權相對小，建立士兵會并實施三大民主，在管理權力和物質福利方面都是在官兵中間進行均衡分配，否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截然兩分，這是管理“扁平化管理”的主要特點，并構成與常規“科層化管理”的根本區別，科層化著眼于管理者實施對被管理者的精確和嚴密的控制，把控制管理對象的嚴密程度作為追求管理績效的唯一路徑，反過來，扁平化管理對精確控制的依賴很少，更多地靠激發被管理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顯然就需要從提高被管理者對于管理目標的認同來著手。

　　3、三大任務的提出

　　1927年11月中旬，紅軍地三次攻打茶陵失利，在礱市的河灘上，毛澤東正式提出紅軍要執行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組織、宣傳、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他對紅軍戰士也提出“三大任務”作為要求，這在根本上是要求一個普通的戰士也要象“總經理”那樣關注全局，關注紅軍生存和發展的全部環節，這是從根本上取消了組織內部關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科層化管理下的絕對分工，正是在這個努力方向上，共產黨軍隊才有了可能成為“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

　　正是因為毛澤東要求紅軍的士兵也必須思考和學習做群眾工作的總經理職責，才能部分地實現“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全面地參加根據地建設工作，但是這一工作的推進有很大的阻力，許多人往往難以擺脫生存條件改善的誘惑：“部隊中存在的流寇思想、鄉土觀念、無政府主義是樹立根據地思想的嚴重障礙。有些人不愿意做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有些人懷疑老在山溝子里哪能打出天下，還有些人覺得在一個地方住久了，土豪打完了，沒有豬肉、雞子那些好東西吃了，所以總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鎮中去。八月失敗給我們的教訓是多方面的，但部隊里存在這些錯誤思想，是部隊易于接受盲動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也正是因為強調處于科層制底部的被管理者也有作為“管理者”角色的必要，他們才被恰當地要求參與“三大民主”同時分擔“監督成本”，而不是把監督職責保留給少數管理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作為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其豐富內涵來自給“非管理崗位”賦予管理職責。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實現管理監督和糾偏，跟單純的上級管理下級的效果非常不一樣，一個美國記者很深刻地認識到其獨特價值：“士兵一般不愛聽軍官的訓斥，所以共產黨就讓部隊以班為單位成立互助組，對班里的缺點進行批評。當一個班撤離一個村莊時，互助組檢查從老百姓那兒借來的東西是否退還了。這些事不需要指揮員的監督，因此更有效。互助組每天還用三、五分鐘作公開的自我批評。比如，這個戰士可能說;‘今天我挖戰壕沒挖好’，那個戰土可能說：‘我沒有打好機槍’。” 在毛澤東年代，無論是工廠還是學校，都經常召開各種生活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也算是源遠流長了。

　　紅軍時期“黨的領導”及其領導的士兵會，從根本上加強了通常被視為被管理者的管理地位和責任，在制度上構成一種對于科層化管理的根本修正，透過這樣的形式來實現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和批評，修正科層命令單向流動的弊害，借以保證紅軍內部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 建國后，下級無法有效地監督上級，對于各級官員的監督成本無法向下分擔，是毛澤東畢生的憂患所在。他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對人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4、軍紀要求的背后是軍民關系的建設

　　抗戰期間，毛澤東曾經對記者哈道•漢森說：“我相信，除非發動農民群眾的人力和物力，否則中國就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只有迅速地實行政治和經濟的變革，才能得到農民的合作。” 實際上，在井岡山進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時候，共產黨人和紅軍都一直依靠農民的人力物力支持，才能夠與強敵周旋的。

　　1928年春天，毛澤東同志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掩護接應從湘南撤退的部隊，從酃縣中村進入桂東。三月三十日到達桂東沙田。當毛澤東同志率隊進入沙田村時，由于受反動宣傳，群眾紛紛逃避。作為一支以推翻統治階級的殘暴統治為目標的軍隊，如果沒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和人民隔膜起來，其失敗肯定是不可能避免，這是毛澤東最為憂患的事情。很快，毛澤東就設想如何取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這不僅僅是一個宣傳的問題，而且是如何取得信任的問題。接著，就在沙田萬壽宮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了工農革命軍干部會議，決定組織宣傳隊深入沙田一帶進行調查研究和廣泛發動群眾，宣傳工農革命軍為工農謀利益的革命宗旨，號召農民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四月三日毛澤東同志在沙田坪老虎沖大田的集會上，向工農革命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要穩定地取得人民群眾的人力物力支持，就必須建立起地方政權和武裝，作為普通群眾和軍隊之間的穩定聯系渠道，地方政權的不穩定，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老紅軍陳士蕖回憶說：“有一次，部隊在酃縣中村住下后，他同酃縣黨的負責人周里等進行了反復的討論。當周里說到由于沒有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政權一直不穩定的問題時，毛澤東當即指出：政權建設和地方武裝的發展不能分開，有了政權，沒有堅強的地方武裝，政權就立不住腳。他對周里說：你不能總是跟著我們打游擊吧，土地革命就是要發動農民，你要找那些滿身是泥巴、滿腳是牛屎的人交朋友，把他們武裝起來，你就有靠山了!”

　　取得群眾的信任，并建立起穩定的根據地政權，才能穩定地從群眾中間取得穩定的人力物力支持，畢竟“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所以紅軍的軍紀問題，實際上就是在老百姓心目中間的形象和是否值得支持的問題，是宣傳群眾最具有說服力的“行動語言”，是軍民結合的關鍵。破壞軍紀等同于破壞紅軍在群眾心目中間的形象，是疏遠群眾的起點，所以被毛澤東看得非常嚴重，1929年紅軍回師瑞金途中“殺了經商富農的四頭肥豬” ，并由此引發嚴重的爭論，毛澤東因此在紅四軍七大上落選“前委書記”，但是一等到他可以說話的時候，他在古田會議上就又繼續強調：“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現在的紀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給了群眾以不好的影響。”“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都是紅軍宣傳工作的一種，現在也做得不充分。”“上門板、捆禾草等項是從行動中擴大紅軍影響、增加群眾對紅軍信仰的良好方法，應當好好地去執行。”

　　一些有覺悟的共產黨人很快就領會了群眾的支持對于紅軍的重大意義，何長工在主持紅校工作的時候，就有著非常清晰的指導思想：“敵人有比較現代化的裝備，且有兵工廠、大后方，帝國主義的援助。我們呢，我們要靠敵人裝備我們，我們所占優勢的也是我們藉以欣慰的就是我們有廣大的人民群眾作為我們的強大后盾，也是我們的基礎。因此我們在戰爭中要趨利避害，揚長避短。你蔣介石縱使有八個拐杖，我們有九個，這就是比他多一個廣大的人民群眾，又有我們軍民堅如盤石的團結。”

　　每一個組織的生存，都依賴于從環境中間取得維持生存和發展的資源，但是，劣勢的紅軍對軍紀的重視達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高度，因維護軍紀在內部引發高層指揮員如此嚴重的爭論，本質上是紅軍作為一個承擔革命使命的特殊組織，對于環境(農民群眾)的依賴程度遠遠高于通常水平的反應，按照何長工的理解，因為這是實現軍民“堅如盤石的團結”的起點，也是弱勢的紅軍爭取比蔣介石多出來的那一個決定戰爭勝負的“拐杖”。

　　二、長征之后新型管理經驗的普及

　　革命不僅僅是要完成推翻舊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而且在一開始就必須完成對于科層化管理模式的革命，沒有后一革命，組織和動員群眾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即便是苦心動員起來的力量，也很難以發揮最大的作用。沒有對于科層化管理的顛覆和扁平化管理的創新，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勝利，1965年在回答馬爾羅如何啟發農民勇敢作戰并獲得勝利的原因時，毛澤東回答說：“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 馬爾羅先生作為外國人不理解為什么背靠農村和農民的共產黨人反而打了勝仗，梁漱溟老先生也一樣沒有想到：“起初我們沒有料到蔣介石、國民黨能夠被趕出大陸，以前沒有料到，因為顯然國民黨是中國政府嘛，共產黨只占局部地方，對外國民黨代表中國，美國無論哪一方面。軍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國民黨，我們沒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國的武器幫助、外交上的援助，種種好條件、便利，被趕出大陸，這個沒想到，實在沒想到，為什么就是這樣子被趕出大陸了?就是蔣介石太壞了，蔣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點信義沒有，說話不算數……”看不到扁平化管理的威力，就肯定很難理解貧苦農民的政治不滿何以能夠組織成為不可抵御的反抗力量，也很難明白為什么具有經濟和技術優勢的國民黨反而打了敗仗，最后老先生只得勉強給出一個道德上的判斷。

　　其實，在革命隊伍內部，走出傳統的“科層化管理”的常規思路，也是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爭，并且是在經歷過最慘重的失敗之后，這一“激進”的管理革命成果才最后被認識和接受的。1956年毛澤東對米高揚說：“我們黨在它的成長過程中，在革命發展的曲折道路上，不僅要對付強大、狡猾而兇惡的中外敵人(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與反動派)，在極其艱苦條件下進行斗爭，而且還要與黨內各種機會主義者、投機分子、愚昧無知作斗爭，不斷端正我們前進的方向。因而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雙倍的努力和代價。”“‘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最嚴重、最根本的錯誤是打擊、排擠正確領導，否定、拋棄從實際出發制定出來的正確路線，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損失，最后不得不丟開了革命根據地，跑了二萬五千里。敵人教育了我們黨員中的頑固分子。挫折和損失才使他們的頭腦清醒過來，符合實際的話，對革命有益的話，過去他們是聽不進去的。” 周總理就自己親眼所見，也印證了這一次管理革命的難度：“毛主席當著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毛主席在黨內也碰到過這樣的情形，他的意見不為大家所接受，如我剛才說的，在十年內戰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的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著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議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

　　建立穩定的基層政權，改善貧苦農民的生存條件，都受制于勞動力低下的相對價格，減租減息政策很難落實，因為貧農在占有土地的地主富農面前處于一種低下的談判地位，這是市場關系中間活生生的力量對比。國民黨也曾于一九三○年頒布《土地法》并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是，沒有配套的措施去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力量優勢，這一政策將永遠不可能落實。共產黨人在抗戰期間也實施減租減息政策，他們是真的想要幫助農民實現這一目標，就切實著手建立農民的政治優勢去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一個事后的總結說得非常精辟：“減租減息是在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斗爭中實現的，而它的實現又是取決于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力量對比。……而在經濟上處于劣勢的農民，迫于生計，不得不對地主讓步。在實行減租減息政策的條件下，地主在經濟上的優勢，農民在經濟上的劣勢，尚不能完全扭轉，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優勢，卻是可以而且必須改變的。通過發動農民群眾組織和武裝農民，改造鄉村政權，建立農民在政治上的優勢，彌補農民在經濟上的劣勢。”

　　減租減息的關鍵，當然是要讓地主和富農基于生產資料占有而形成的優勢和權力無效，不然就根本談不上政策的落實。一位海外的研究者從共產黨人的實踐中間看出其中的奧秘：“要粉碎地主的權力，關鍵在于不僅要徹底廢除大約有30種之多的附加稅收，而且要禁止地主階級的其它許多剝削活動，如各種徭役，佃農向地主‘送禮’等等。自從法律細則保證了佃農長期租用土地的權利以后，佃農不會在武斷之下被迫與自己耕種的土地分離了。地主再不能隨意收回土地，也不能對佃農進行敲詐。地主階級的經濟活動被嚴格地限制在它可以得到的一定數量的地租和利息的范圍內。”

　　對于地主權力的有效限制，有待于農民權力的成長過程，不僅僅是農民關心自己利益的愿望被激發出來，而且還要他們能夠掌握住實現自身愿望的組織和政治優勢，在群眾運動走向穩定政權的過程中間，常常發生“先左后右”的公式——群眾難以起來的時候往往過分強調放手，群眾有了初步的力量之后往往出現過火行為，這個時候又容易發生過分的糾偏打擊群眾積極性的問題。這些錯誤和曲折，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最終還是要形成群眾自己的經驗和教訓，自己的政策水平和兼顧全面和長遠的意識。“使鄉村發生了重要變化的群眾斗爭的開展，事實上是漫長的，充滿曲折和反復的。如果能使農民用自己的雙手克服巨大的困難，尋求自己生存條件的改善，那就能夠使農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意識到他似有必要也有可能改變和推翻自已身受的苦難和壓迫，發掘出自己的創造潛力。在這個辯證的過程中，農民在改變他們的環境，同時也在改變他們自己。正如列寧所說的：‘只靠宣傳和鼓動并不夠，群眾必須要有他們自己的經驗。’”

　　與經濟學家們的狹隘視野的完全不同，共產黨人很早就看到了所有制或者財產權并不能單獨起作用，經濟問題不可能局限在“純經濟”的狹窄視野里去解讀，必須要與政治權力和輿論氛圍的變化結合起來，這固然與共產黨人追求在現實中間形成新的力量對比有關，同時也揭示了經濟權力獨立起作用的限度。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工作，太行根據地做得最好，他們那時經過深入調查，就發現國民黨的三七五減租法令和共產黨的減租減息政策都很難落實：

　　“調查證明：減租減息不止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進一步發動農民支持戰爭，而且是一次異常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它包括著階級關系和思想意識兩個方面的大變動。如果不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讓他們自覺地起來斗爭，單純靠政府從上而下以命令行事，真正徹底的減租減息是很難實現的。當然，如果沒有政府法令作依據，沒有政權和軍隊的支持和保護，地主階級也不會輕易讓步，農民進行斗爭就會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針對農民的‘命運’、‘良心’觀點和各種顧慮，對他們進行深入的思想教育。用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結合地主剝削農民的具體事實，教育農民，讓農民懂得地主的土地和地里的糧食是哪里來的;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耕地，也不會生產出糧食;同時，用地主階級通過祖佃、債務關系兼并農民土地的生動事例，說明土地的主人原來是農民而不是地主，又用地主的發家史教育農民，地主之所以發家是剝削的結果，是‘坑害’窮人的結果……。通過這些教育，使農民逐漸認識到一切財富(包括地主的財產)都是農民勞動創造的，一切應歸勞動者所有的道理。”“實踐還證明：如果沒有一支形成優勢的純潔的階級隊伍，沒有一個支持群眾運動的抗日民主政權，‘雙減’運動是搞不起來的。”

　　要系統地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這就需要建立一種站在勞動者背后的政權，并顛覆國民黨政權，革命與勞動力相對地位的提升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而且共產黨人善于通過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內在的聯系揭示出來給人看。還是那個美國記者貝爾登，他記錄到了共產黨人如何把貧苦農民的經濟感受提升為政治覺悟的技術，并轉換為軍隊的戰斗力的：

　　“我想在這里介紹一下八路軍的一種政治戰術，這種戰術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它軍隊從未采用過的。這就是八路軍的訴苦會。今天，八路軍(現在改稱為人民解放軍)是由三種戰士組成的：老戰士、共產黨地區參軍的農民新戰士和俘虜兵。每打一仗，捉到俘虜后，部隊就找一塊空地開大會。一個老戰士站起來講他如何參加八路軍，如何打仗，以及現在的生活。一個新戰士講他先是如何在村里受苦，如何打倒地主鬧‘翻身’以及從土改中得到什么果實。然后一個俘虜經過動員，也站起來講他在蔣介石軍隊中的經歷，講他如何在村里被抓壯丁，如何在軍隊中挨打、挨餓等等。……中國人是有哲理的民族，而中國士兵是最有哲理的。同農民一樣，單個的士兵總以為自己的命苦，但當他看到人人都有一本苦情帳時，就得出天下窮人是一家的結論。這種訴苦會在士兵心靈中造成的強烈反響，比指揮員或政治指導員言教的作用更大。這種教育的作用根本無法抵消，別的軍隊也無法仿效，因為如果蔣介石允許他的士兵訴苦的話，那末士兵們就可能起來反抗他們自己的長官。……當一個俘虜兵聯系個人的苦情而控訴壞村長時，政委就把這件事聯系到縣長、省長、一直追到蔣介石頭上。很快這個士兵就相信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是縣長而是中國的獨裁者。政委就是這樣引導俘虜兵從政治上來歸納問題的。這些新方法具有如此奇效大驗，以致到了一九四七年年中，國民黨的士兵白天被俘，晚上參加了一次訴苦會，第二天就參加八路軍一邊打仗了。”

　　從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首舉義旗開始，中國歷代第一波起來反抗統治階級暴政的起義者，多數都在與舊統治階級撕拼的過程中拼成同歸于盡的結局，只有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的奮斗取得了最后勝利。而從有形實力――主要是技術兵器和經濟力量――的差距看，毛澤東和同志們卻是處在最不利的地位上;在冷兵器時代，起義者與統治者的武器差距是大刀長矛對鋤頭鐮刀，而共產黨和紅軍卻是面臨著鋤頭鐮刀對洋槍洋炮的差距;而且，歷代統治者都只能從國境之內攫取資源去捍衛自己的統治地位，而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政權卻能夠取得海外列強的大量經濟和技術支持。

　　中國革命的成功，意味著共產黨人必須從民間取得人力物力資源去支持顛覆舊政權的戰爭，由于所能動員的有形力量少于對方，這就必須尋找一種最節約的力量使用方式;同時“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其支持者主要是貧苦的農民群眾，而共產黨人要從他們那里取得足夠的支持，就必須解決一個低成本、廣覆蓋的基層政權系統的問題，否則，僅僅是管理對象數量龐大相聯系的管理系統的巨大規模及其常規運轉費用，就足以耗盡苦心收集起來的有限資源，這其實就是國民黨政權在華北鄉村陷入“內卷化”困境的原因所在 。

　　共產黨人的管理革命，在兩個方面與國民黨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個是要求最節約地運用獲得的資源，這集中體現以游擊戰為核心的系列戰略戰術方面;另一個是必須最小化聯系農民群眾的政權的消耗，使來自農民的有限資源能夠最大化服務于戰爭第一線的需要，精兵簡政、供給制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都體現了最小化單個工作人員的消耗水平的努力方向。這兩個方面都體現了扁平化管理的特色，戰爭勝負雖然最后是在戰場上見分曉的，但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競爭優勢，卻先于最后的勝利而通過管理模式日常化了，沒有一個低消耗、高效能的聯系群眾的政權，共產黨人就不可能源源不斷地取得民間資源去支持戰場上的長期搏斗。作為八路軍的對手，日本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保密的和不保密的日本文件，對中共動員人民群眾的能力表示了特殊的憂慮。群眾工作是如此‘廣泛和深入’，以至都做到日軍駐地旁邊來了，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一個日本作家在強調了中共‘可怕的’組織力和人民對它的支持以后深深感到，將來共產黨的力量將是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大障礙’。”

　　三、革命家管理群體和管理經驗的展開

　　在敵后抗戰期間，共產黨和八路軍逆向滲透進華北地區，在農村發動農民減租減息建立基層政權，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別是一大批“三八式干部”在工作中間成長起來，解放戰爭期間其中53000人隨軍南下，在建設新中國政權方面成為支柱力量。另外一個方面，共產黨人對于自身的不足，進行了深刻的發掘和檢討，在思想認識和組織團結兩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海內外許多人感到難以理解的地方“為什么共產黨竟然花了那么多的時間和精力集中這么多的高級干部進行整風?”此后，共產黨人更高程度地把井岡山時期管理革命的成就應用了到了更廣泛的領域，由此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無形實力，并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新中國成立之后，這一管理經驗下培訓的干部的繼續領導著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特點。

　　1、扁平化管理經驗在抗戰期間的成熟

　　共產黨和紅軍的弱小，但是對手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軍都比自己強大，所以，在管理上不僅缺乏足夠的控制力量去影響盡可能多的農民，而且也缺乏經過適當訓練的行政管理人員。共產黨人從自己的短處進行突破并形成新的管理設計，美國學者沃馬克看得很清楚：“如果紅軍僅僅依靠軍事上的優勢來要求服從，那么它會極大地提高管理成本，并降低鄉村支持的水平。但是還有另外的決定政策受歡迎程度的標準：一個是強調這一政策能夠動員起來的有效的大眾支持的數量;另一個則強調政策與大多數‘民眾’偏好的一致性。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標準并沒有分歧，一個大多數喜歡的政策通常能產生相當大的積極支持。”而且，把被管理者的行為看作是管理手段起作用的結果，這一看法也是有局限的：“引起對公共目標的認同可以降低動員的資源成本，但認同要求更多的合作性努力，也要求有可接受的目標。組織及其目標必須貼近于人民，否則他們就逃避自己的那部分責任，或者對最后結果也漠不關心。如果一個組織對參與行為進行獎勵，資源成本就會上升，最高領導人就會獲得對組織目標更大的控制權，角色規范就變得明確。依賴制裁進行控制也是昂貴的，還限定了服從的標準。”

　　以底層群眾的認同為基礎，最小化管理者掌握的控制權作用的分量，這是建國后在黨內開展系列整風運動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先聲。從尊重被管理者——農民群眾和士兵的認識起點出發去看待管理問題，而不是從專業化需要和完美制度設計出發，這構成扁平化管理的根本要點：

　　“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斗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命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群眾了解不了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目字去派，結果是群眾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

　　一個社會的運作總是從屬于一個管理系統――總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作用中間取得管理績效。在毛澤東看來，在管理系統內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所不足的，但是管理者的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從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間的描述性措辭看這兩者的不足有某種一致性――都可以歸結為“非無產階級思想”或者“個人主義”，被管理者的個人主義表現為對于管理目標(這在毛澤東那里是被視為階級利益的具體化)的冷漠――通常表現為“雇傭思想”，而管理者的個人主義表現則是強烈要求降低管理的投入水平，把視野局限在單純軍事方面，或者采取官僚主義或者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和建設年代都同等強調：“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系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共產黨人沒有使用國民黨那種抓丁派捐的強硬手段，也沒有建立以有文化有管理經驗的鄉村紳士為依托的更具理性化色彩的基層政權，但是，卻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共產黨政權在農村與政府之間建立起了新的聯系。每個農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國家政權這個事實變得越來越明顯。根據C.K.楊估計，共產黨通過這種聯系從農村中所獲得的收益遠遠超過以前的地主和國民黨。與此同時，新的更大的負擔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攤到每一個人頭上。所有這些變化都是暫時和過渡性的。摧毀舊秩序，建立與政府的新聯系，從農民中取得更多的資源，無非是解決一個基本問題的最初步驟：即增加經濟產量從而成為在世界上有競爭能力的軍事巨人。……在中國，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過了俄國。他們為最終摧毀舊秩序提供了炸藥。 反對強迫生硬的工作方法，強調管理者尊重群眾的態度的重要性，以提高認同而不是控制去追求管理績效為主要努力方向，這種“三位一體”的審視管理者的眼光，是毛澤東終生不改的，建國后高層的系列爭論仍然與這三個“因素”緊密相關。

　　看來，在毛澤東心目中間，管理績效最終與認同水平的關系更為密切，與控制權的關系較為不密切，損害扁平化管理帶來的認同水平下降速度會快于控制權上升的速度，結果總的管理績效水平是下降的。所以，戰爭年代他把人民群眾“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即認同水平很高)視為“真正的銅墻鐵壁”。 也很顯然，共產黨人多數來自底層，文化水平低和管理經驗少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相對于龐大的管理事務而言，這一管理者群體所能實現的最高科層化管理績效有其上限，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強調深入群眾和扁平化管理也有一個特殊時代條件的針對性。

　　人地關系緊張與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舊統治階級加之于農民的苛重經濟剝削往往利用農民低下的市場談判地位，這使得舊中國多數貧苦農民的生存境況難以忍受，構成顛覆舊政權的巨大政治能量，而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從走上井岡山的第一天起，就著眼于如何把這股政治能量制度化，塑造為破壞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的動力。與這個制度化過程相聯系的首先是一場扁平化管理的革命，這一管理革命顛覆了科層化管理的大多數原理，革命的深度超出許多普通人正常的認識視野，引發了共產黨人內部激烈的思想斗爭，但是，這一管理革命最終還是順利完成了，從而保證共產黨人能成功地汲取農村的人力物力資源，有效地用之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隨著減租減息政策逐步落實使得根據地社會也出現了“中農化”趨勢 ，扁平化管理的成熟和根據地的穩定，在多個方面都驗證了經典作家對新社會的展望，同時也強化了第一代共產黨人(特別是抗戰期間成長起來的一大批“三八式”干部，他們在新中國管理中間扮演著非常尋常的重要角色)對扁平化經驗的認可：

　　“在延安時代最不正統的革命戰略的運用過程中，卻產生了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預言的烏托邦社會目標奇妙地一致的社會理想和實踐。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延安實踐，顯然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進行社全主義改造的步驟。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步驟是實現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一更高的共產主義目標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驟。后來，毛澤東主義也正是這樣來贊揚和評價延安傳統的。延安時代要求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定期參加生產勞動，這對于在中國傳統上特別明顯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分離至少是象征性的一擊，它同時證明了，毛澤東主義決心要消除這種分離。為推行毛澤東主義的政治方針而開展的‘精兵簡政’運動、群眾參政運動和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雖然還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們對縮小國家和社會之間裂痕的強烈關注。而毛澤東主義關于延安游擊隊的領導人從理論上說應是能夠從事各種經濟、政治和軍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觀點，則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人的觀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正是在革命斗爭本身的進程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比20世紀其它任何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都更多地產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價值觀念。”

　　2、扁平化管理與無形實力的提升

　　1936年紅軍經過艱難困苦的長征抵達陜北之后，美國記者斯諾對于有形實力劣勢下的人民軍隊，產生了深刻的印象：“紅軍在建軍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們能夠抵抗住敵人的在技術上和數量上的巨大優勢。”“中國農民占紅軍的大部分，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這在長征中已經表現了出來，這也在紅軍日常生活的嚴格要求上表現出來。可能也有外國軍隊能夠吃得消這種同樣的風吹雨打、食物粗礪、住所簡陋、長期艱苦的生活，但我沒有見過。” 。在戰爭期間，由于強大的敵人所施加的生存壓力，大體而言，在革命軍隊內部強化了共同體信念，每一個戰士和軍官的安全，都取決于整體事業的進展、革命力量的壯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排除乃至取消個人利益的種種小算盤，整體目標在個人努力中間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這就使得共產黨軍隊能夠在有形實力的劣勢之外，形成無形實力的優勢，無形實力有賴于“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 態勢的實現，這是孫子所說的“上下同欲者勝”那個古老命題最精彩的演繹。

　　在“上下同欲”這一高度力量整合的反面，是國民黨軍隊存在著嚴重的“五不和”，按照一個眼光獨到的美國記者貝爾登所見：“某些愛發牢騷的蔣介石軍官中流傳的一些說法，頗足以說明蔣軍的戰斗力如何。例如說蔣軍有‘五不和’：一、軍政不和;二、軍黨不和;三、軍民不和;四、軍內不和;五、官兵不和。還有三個不關心：一、不關心打仗;二、不關心老百姓;三、不關心自己。” 國民黨軍隊直到最后敗退臺灣的時候，仍然擁有海空軍優勢，雖然一直占據著有形實力的若干優勢，但怎奈無形實力方面的劣勢實在是太大。

　　有形實力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單獨起到決定戰爭勝負的作用，對于這一點，可能沒有人比毛澤東更清晰地指出過：“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在共產黨革命的有形實力劣勢現實中間，毛澤東顯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無形實力的成長方面。革命戰爭的勝利從表面上看總是違背了一般競爭的規則，總是有形實力不足的弱勢群體最后贏得了勝利，這是普通的競爭力量對比難以解釋的，所以在分析革命的時候，研究視野和分析重點就要更多地放在無形實力方面。

　　競爭實力大體上可以分為“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兩個方面，相比較而言，通常的管理學視野局限于靜態力量――人力物力資源――的對比和運用上，對直接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有形實力”的研究較多，難以深入到動態過程內部去分析“無形實力”的作用，因而容易忽略革命時代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

　　對于群體競爭力量的分析，尚未發展出適當的分析工具，因此難于進行理論提煉。本文借鑒美國學者克萊因的國力方程，并進行必要的改進，來分析中國革命勝利中的無形實力因素，并由此去呈現共產黨從長征前的失敗中間所提升的前進動力。

　　克萊因國力方程表示如下：

　　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

　　其中“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經濟能力”包括GNP和產業結構，“軍事能力”包括戰略打擊能力和常規軍事力量。克萊因認為“戰略意圖”的最高值是1，多數國家的的戰略意圖是自衛和保護性的，評分居中為0.5分，戰略目標十分明確，歷史久遠，則大于0.5分，戰略目標模糊或者搖擺不定，則低于0.5分。克萊因把“戰略意志”定義為“國家可以動員其內部力量有效地實現戰略目標的素質”，最高值也是1分，其中民族凝聚力約占33%，政府首腦的領導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約占34%，人民大眾對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的關心程度約占33%。

　　克萊因原來是分析國家之間的競爭力量問題，我們為了表示革命時期對壘階層競爭力量的形成機制，把有形資源構成劃分為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因為對國內戰爭而言領土因素是既定的，而人口的作用則服從統一戰線和陣營的劃分，不是固定在某一個方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就從等式中間取消這一項。而無形資源則劃分為“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兩個方面。總的競爭實力等于有形實力與無形實力之乘積。這樣，有形實力就不是單獨起作用，要與無形實力聯合起來看待，有形實力能夠運用到什么程度要取決于無形實力的系數關系，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簡單的相加關系，而是乘積關系。因此，在一個國家的內部革命戰爭期間，精英階層(統治階級)和平民階層(革命者)的競爭力量對比關系公式，就可以改寫為：

　　競爭力量=(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競爭意志+組織程度)

　　毛澤東有一個簡潔的說法“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精辟地說明了對外競爭的實力取決于內部力量整合的程度。“團結”是為了更好地在自己的陣營內部，把人力物力資源更好地整合起來用于競爭的目的，勝利的基礎就在于此，在有形實力既定的情況下，“團結”是提高無形實力的關鍵甚至是唯一的路徑。“團結”這個通俗的說法，實際上反映了個人努力與集體目標的一致性程度的高低，個人的利益和追求與整體目標偏離越大，個人努力對整體目標的有效貢獻就越小，不同個體努力之間的算術總和與形成的實際合力的差距就越大。最理想的狀態下，是所有人的努力方向都與整體目標一致，這樣競爭實力就等于全體努力的代數和，沒有相互之間的抵消和損耗，也就是說：無形實力作為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的衡量取值，最大為1，最小是0。對于無形實力的取值范圍，以及與有形實力的關系，毛澤東是這樣認識的：“戰爭勝負，主要地決定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于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

　　在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總是掌握著國家軍事機器并占有或者支配大部分資本和社會剩余分配，在有形資源方面，被統治階級是處于劣勢的，這是革命在有形實力方面的不利條件。長征之前的“反圍剿”作戰失敗，以及長征途中湘江之役的挫折，除了革命隊伍內部的競爭方略選擇錯誤之外，也是與這個有形實力方面的劣勢緊密相關的。從這里也間接說明了無形實力意味著一種不同的組織和運用資源的管理模式。

　　毛澤東說過失敗是成功之母，重大的挫折可以把壓力變成為動力，促使人們放棄錯誤的觀念吸取教訓。紅軍長征之后，斯諾到達延安訪問了很多紅軍將士，發現毛澤東和他所遇見過的其它共產黨人一樣，往往只談委員會、組織、軍隊、決議案、戰斗、戰術、“措施”等等，卻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都“顯然認為個人是無關緊要的”，思想意識里面只剩下了“我們”沒有了“我”，這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挫折之后在無形實力方面取得的更大突破。正是基于這個方面認識的深刻把握，斯諾在所有西方觀察家之前看到共產黨人在有形實力劣勢之外的制勝優勢，預言了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這也使得他的書成為拉鐵摩爾所稱許的“西方國家介紹中國革命的三大經典”之一：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愿詳談私事，甚至不愿詳談他的同志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于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因為知道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后來我才發現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這些個人瑣事。當我開始收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屢次發現，一個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出他的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為紅軍的一員之后，他就把自己拋在一邊了;如果你不重復地問他，就不會再聽到關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聽到關于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斗的日期和情況，以及千百個他們來往經過但別人從未聽說過的地名;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之所以有意義，似乎只是因為他們作為集體而不是作為個人在那里創造了歷史，只是因為紅軍到過那里，而在紅軍后面，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他們就是在為這種意識形態而戰斗。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但卻使我的報道工作發生困難。”

　　由于無形實力是劣勢一方競爭和生存的關鍵，共產黨人就在這個方面投入了格外多的精力，去解決黨員干部的思想問題和組織觀念問題，啟發官兵的覺悟和主動性，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為什么共產黨在戰爭期間集中那么多的高級干部花那么長的時間去解決思想和作風問題，這本身是提升無形實力的需要。

　　3、扁平化管理的外部條件

　　整體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的安全態勢，使得扁平化管理模式的運行，沒有遭遇特別大的困難，這是戰爭年代和和平年代的主要區別，建國后毛澤東和對立面爭論的升級就是與外在壓力消失后內部分化程度加深有關的。即便是戰爭年代，對于管理上層而言，扁平化管理模式還是受到他們的相當自覺的抵制，這集中體現在古田會議之前的爭論中間，這個爭論實際上預示了扁平化管理模式與管理層獨立利益和視野的沖突，從而在較小的程度上預言了建國后的黨內嚴重分歧。

　　扁平化管理的種種優勢，及其在外部強敵壓力下的自我維持，本身也部分地說明了其適用條件，胡喬木很精辟地看到了這一點：“中國以農村為基礎的長期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原則和經驗，被認為是推動新社會發展的神圣而萬能的準則了。既然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戰爭能團結人民戰勝強大敵人和其它種種困難，為什么不用同樣的方法和精神來建設社會主義呢?既然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所實行的供給制、官兵平等、自給自足、群眾運動和革命信念原則在革命戰爭中無往而不勝，為什么革命勝利以后不永遠堅持和普遍推廣這些原則呢?黨的干部雖然在經濟建設中已經開始學習新的歷史條件所要求的新原則，但是傳統的原則究竟對他們還有強大的吸引力，或者更準確地說，還有難以擺脫的禁錮力。”

　　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主導的管理革命成就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證明，在認識上共產黨內部已經不存在對于扁平化管理的認識很大和懷疑，但是，基于不同的社會條件，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外部維持壓力不再存在了，所以爭論還是在老地方繼續發生。扁平化管理方法走出了“手段和目的”的簡單直接對應這一狹隘的觀察視野，要求從根本處著手解決問題，以內部的良性互動關系建設為起手處，而把最直接的管理目標放在第二位上，優先關注軍民關系、軍政關系、軍隊內部的上下級關系調整，最終造成一種“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上下同欲”的態勢，然后把軍事和戰爭勝利作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來看待，扁平化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在直接的管理目標之外，優先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提高無形力量的著手去提升競爭力量，在力量對比優勢的基礎上去自然地取得勝利;這一從“關系建設”著手追究無形力量提升的過程，被作為比追求直接的管理目標――戰爭勝利――更優先的目標。和平年代似乎僅僅對應著一個權力劃分問題的“黨指揮搶”，在戰爭年代卻蘊含著要求軍事指揮員把目光，從直接目標上轉移開，關注更為根本和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同時，這也意味著對于“單純軍事觀點”的批評，并配合了對軍隊內部指揮結構的再造。

　　扁平化管理模式中間，隱含著一個“管理人”對于復雜世界的簡化模式，有一種明確的方法論提煉，這在認識上區分了兩個不同的層次，核心層次聯系著社會分化的結構性認識――中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分布不均衡以及統治階級對于被統治階級利益的排斥，這是為什么扁平化管理可以成立的原因所在——被壓迫階級有著共同的利益和目標;在政策和策略層次，則建基于一個特定的敵強我弱的局勢(力量對比)，由此設計了相應的人力物力資源動員方式和運用方式，也就是一系列的戰略戰術，有形實力劣勢條件下需要不同的競爭方略。最后，毛澤東從核心認識的結構性部分提煉出矛盾和對抗的理論，他關于力量對比的判斷落實為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和統一戰線策略。

　　注釋

　　(美)雷恩著，孔令濟譯：《管理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566頁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九章

　　(美)A•雷恩著，孔令濟譯：《管理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456頁

　　顧邁男：《遠景壯麗的南水北調——記原長江水利規劃辦公室負責人林一山》，《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年7月4日第9版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打不倒，并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以上均載《鄧小平文選》

　　毛澤東：對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二卷

　　〔瑞典〕達格芬•嘉圖著 楊建立 朱永紅 趙景峰譯《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259頁

　　張宏志：《中日血戰三部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前言

　　施拉姆，《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頁

　　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第62、120頁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馬克斯•韋伯著 約翰內斯•溫克爾曼整理 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下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96、298頁

　　馬克斯•韋伯著 約翰內斯•溫克爾曼整理 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下卷)商務印書館1997年，參見第278-286頁

　　(美)布勞、梅耶著;馬戎，時憲明，邱澤奇譯《現代社會中的科層制》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7頁

　　(英)畢瑟姆著 韓志明等譯《官僚制》吉林人民出版杜2005年，第7-8頁

　　黃克誠：《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載《人民日報》1981年10月11日

　　《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103-104頁

　　《何長工回憶錄》，第226-227頁

　　《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67-69頁

　　陳士蕖著 劉恩營整理《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蕖老將軍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頁

　　奧爾森著 陳郁等譯《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16頁

　　陳抗：奧爾森學術思想介紹，《經濟學家茶座》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期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75頁

　　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72頁

　　(美)賈克•貝爾登：《中國震撼著世界》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年版，第七章，土地與革命;作者這本書和斯諾的《西行漫記》、韓丁的《翻身》一起，被拉鐵摩爾稱為描寫中國革命的“三大經典”。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馬社香《前奏》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74頁

　　〔瑞典〕達格芬•嘉圖著 楊建立 朱永紅 趙景峰譯《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137頁

　　陳士蕖著 劉恩營整理《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蕖老將軍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頁

　　曾志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同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參見第92-94頁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一卷

　　《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299頁

　　毛澤東同馬爾羅談話記錄，1965年8月3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出版，第61頁

　　師哲回憶錄：《在歷史的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610頁

　　周恩來：學習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載《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杜潤生主編 李友九副主編《當代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參見第五章的第一節、第三節

　　(瑞典)達格芬•嘉圖著 楊建立 朱永紅 趙景峰譯《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11頁

　　(瑞典)達格芬•嘉圖著 楊建立 朱永紅 趙景峰譯《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14頁

　　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編委會：《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七：群眾運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8、33-34頁

　　(美)賈克•貝爾登：《中國震撼著世界》第七章，土地與革命，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年版

　　參閱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瑞典)達格芬•嘉圖著 楊建立 朱永紅 趙景峰譯《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一1945》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25頁

　　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47、116頁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毛澤東：《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01頁

　　(美)巴林頓•摩爾著 拓夫 張東東等譯《民主與專制社會的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181頁

　　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三四頁

　　杜潤生主編 李友九副主編《當代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參見第五章第三節

　　(美)莫里斯•邁斯納著 杜蒲 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年，第67-68頁

　　(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12月，第253頁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美)賈克•貝爾登:《中國震撼著世界》，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年版，第十一章，內戰

　　《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四五九頁

　　王恩涌等編著：《政治地理學-大時空中間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頁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七五頁

　　(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第103-104頁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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