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毛澤東的思想，如果從管理角度切入，會非常富有啟示意義。從革命到建設年代，毛澤東所面對的首要事項，都是著眼于動員盡可能多的人力物力資源以支持革命和工業化事業的快速推進，這是經典的管理學事務。從管理角度看毛澤東思想，就不需要追問其思想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甚至，管理者除非進入現場，事先不可能進行決策和判斷，他總是在遭遇到問題之后才提出解決方案，而且解決方案的正確與否仍然需要實踐的檢驗。從管理看，毛澤東的思想在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決議中間已經完全成熟了，此后畢生沒有變化，所修改的部分只是適應不同的內外部環境，引入不同的因應措施。

　　毛澤東的管理思想有戰略層面和戰術層面兩個方面的認識：戰略層面上的認識，體現為對中國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判斷，這一判斷是社會學性質的――社會分化程度和階級利益的兼容性如何;戰術層面的認識，則聯系著管理的操作方法，體現為弱勢群體的競爭方略――在有形實力不足的條件下如何生存和發展。他從戰略層面的認識提煉出來的、關于中國社會結構的兩個基本判斷，得出了毛澤東思想中間兩個最基本的結論：解放前的“紙老虎”和建國后的“走資派”;這兩個基本結論都聯系著對中國精英階層的權力優勢和精英階層對平民階層基本利益訴求的不兼容態度的判斷。

　　作為管理者，總是要沒完沒了地糾正那些偏離整體目標的行為，這些偏離在管理層和被管理層中間都大量存在，相比較而言，毛澤東更注重糾正管理層內部的偏差，他說治國就是治吏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要把社會監督和管理成本的大部分針對精英階層。這本質上反應了毛澤東對于中國精英階層的基本判斷，同時也是他在政治上格外強調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并把這一領導權的落實作為對精英階層“狹隘利益”進行糾偏的唯一依靠力量。他終生肯定群眾是對上層偏離共同利益行為的唯一矯正力量，目的是憑借平民階層的力量去破除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在古田會議決議中間他就主張吸納工農分子進紅軍以沖淡“游民成分”和“俘虜成分”，主張地方政權和群眾從外部批評紅軍官員，以實現政治上的矯正。而且，他畢生反對管理者把眼光局限于直接的管理目標，反對單純一味地強化自上而下的控制權，通過建立支部和士兵委員會反向作用于上級，這與通常的管理理論強調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強調由管理層負責監督和糾偏的內部機制有別。

　　在毛澤東看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存在“非無產階級思想”，都需要矯正。對于被管理者而言，矯正主要是“技術性”的，目的是通過教育之后把被管理者看問題的視野提升至共同利益水平;而對于管理者是矯正，則主要是政政治性的，目的是破除管理層向更高的狹隘利益水平前進并壓低至共同利益(涵蓋利益)水平。

　　一、毛澤東的管理視野

　　把毛澤東作為管理者看待，就西方今天的學科分割現狀看，需要作一個顛倒。在毛澤東那里，管理的層次是最宏觀的，而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反而降低為管理的一個方面，而西方的管理學對象在于一個微觀機構內部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系展開，政治學等都是覆蓋整個社會(國家)的宏觀層次上。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西方已有的學術積累都可以運用，從經濟人假設出發，經過社會分層的分析，可以達到個人政治態度(對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追求)的不同。綜合運用這三個學科的邏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核心都可以直接推導出來：精英階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得到更多的權力和利益，所以知識精英(“反動學術權威”)和權力精英(“走資派“)天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依靠力量。從西方三個主要的社會科學學科的一般前提出發，可以直接推導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間，其上層(包括官僚精英和知識精英)傾向于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能夠得到更多利益和權力。

　　從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出發，西方社會科學中間的經驗性積累都可以進行對照運用，關鍵條件是必須破除學科的壁壘，把三個最主要的學科打通，這樣的綜合過程所得出的結論是革命性的。從毛澤東那里，存在著溝通東西方原本被認作是相互對立的兩種學術的可能橋梁。也正是如此，毛澤東及其管理思想有著很強的“社會學”特性。

　　二、毛主義管理模式的定型――紅軍在特定環境中間的適應性調整

　　毛主義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定型，是秋收起義失敗后為了生存和發展需要而發展出來的，這體現在三個重大步驟之中：三灣改編、三大任務和紅軍紀律。

　　1、 三灣改編的豐富內涵

　　“三灣改編”的豐富內涵，在官方的毛學家那里得不到全面的呈現。根據陳士蕖的回憶，在上井岡山的行軍路上，“從對戰士的廣泛接觸中，毛澤東察覺到，凡是擁有一定數量黨員的連隊，不但士氣高，而且能夠有效地監督干部，部隊面貌就不一樣。毛澤東當時指示，要發展一批工農骨干入黨。”(陳士蕖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 3頁)很快毛澤東就作出了“把支部建在連上”的決策，并且加快了發展和培訓新黨員的步伐。官方的毛學家們，往往把支部建在連上解釋為“黨的絕對領導”，這是極端狹隘甚至是錯誤的，實際上人世間現存的一切管理系統中間，軍隊的管理系統是控制得最為嚴密的，不存在需要“跌床架屋”的重復權力設置來繼續強化控制系統的必要。而且一般的管理都是忌諱政出多門和多頭領導，如果建立黨組織僅僅意味著在行政系統之外的又一套控制系統，顯然對管理有效性而言是負面的。

　　從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出發，能夠更好地理解“支部建在連上”的管理價值。象“干革命”這樣的事情，是典型的集體行動，如果革命成功了，無論個人是否在革命中間作出貢獻，都將獲得革命帶來的好處，因此，許多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出發的人，都有選擇“搭便車”的強烈沖動，結果帶來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沒有人愿意為爭取集體利益而承擔成本和付出努力。后來的研究表明，只要有3%的人士勇于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就會改變整個的氛圍。毛澤東在戰士中間尋找有覺悟的積極分子，把他們發展為新的黨員并組成黨小組，優先進行政治學習和政策培訓工作。結果，這個基層的積極分子團體是最積極承擔斗爭成本(當時黨小組是秘密的)，在行軍作戰中間處處表現出優先承擔成本的積極性，處處表現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沖鋒在前的戰斗品格，這就會在無形中間改變整個連隊的氣氛，普通戰士也受到他們的感召從而改變對于集體行動的消極態度(消除“雇傭”思想)。在這個意義上，支部建在連上，與曾經讓人們爛熟于心的一個說法“戰斗堡壘”更為貼近。有了這些戰斗堡壘之后，就會從根本上改變革命戰爭年代軍隊中間的氣氛，使人們不再局限于一己私利，而是勇于承擔創造新社會新國家的斗爭成本，哪怕是流血犧牲，從而提高整體的努力水平。

　　在三灣改編的同時，毛澤東同時還主張在團營連三級成立“士兵委員會”，監督官長的不良作風，糾正官長的錯誤，作為開展反向批評的制度支撐，甚至，朱德都曾經因為1928年的“八月失敗”而受到士兵會的嚴厲批評。在毛澤東看來，破壞紀律和制度威信的往往先是那些老爺們，因此，也需要進行批評，除了管理層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之外，士兵會作為一個外在的監督制度，始終要發揮作用。這就一改通常管理體系的“單向命令流動”的僵化方式，從而把管理和監督管理者的成本向下分擔。并且，在士兵會的基礎上，毛澤東還堅持在軍隊內部實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這在另外一個方面不僅導致權力分配的相對均衡造就一種“扁平化結構”，而且會有效地削減雇傭意識同時強化共同體意識。建國后，下級無法有效地監督上級，對于當權派的監督成本無法向下分擔，是毛澤東畢生的憂患所在，他在1965年重上井岡山的時候，還把士兵會作為井岡山時期三大精神支柱之一。

　　三灣改編之后成立的“連級支部”，實際上成為紅軍內部管理培訓的第一重點――有限的培訓資源先集中分配給可能最快產生成果的積極分子，然后，經由積極分子的言行去影響周圍的人。把目光從單純的行軍打仗轉移開，有助于軍官和戰士的思維“政治化”，并在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全面的知識積累。黨小組的經常性的學習和討論，乃至日常進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造就了一種把經驗相互交流，缺點相互監督，同時把認識和技術局限相互彌補的經驗積累態勢，加速了學習過程和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進度。民間諺語說“三個臭皮匠，頂上一個諸葛亮”，在軍隊內部的軍事民主中間，曾經發展出“諸葛亮會”這種方式，很典型地體現出集思廣益的特點，結果在指揮系統內部，相當于是建設了“千手千眼”的思考陣列。

　　2、 三大任務的提出

　　在礱市的河灘上，毛澤東提出紅軍的三大任務：一是打仗消滅敵人，二是打土豪籌款子，三是宣傳并組織群眾幫助建立地方政權。這實際上把管理的全局視野，強行加在每一個戰士的頭腦里，使得每一個革命者都關注和參與思考革命隊伍的生存和壯大過程，關注紅軍生存和發展的軍事和政治方面，毛澤東后來曾經總結說這是一種很好的培養全面人才的方法。再后來，毛澤東把這一思想發展為“政治掛帥”，以政治統帥軍事，最終歸結為一個形象的說法“黨指揮搶”。建國后的政權設置方面，很容易讓人產生混淆的理解，以為軍權必須掌握在黨委手里，變成一個空洞無物的科層權力劃分問題。

　　有一次，部隊在酃縣中村住下后，他同酃縣黨的負責人周里等進行了反復的討論。當周里說到由于沒有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政權一直不穩定的問題時，毛澤東當即指出：政權建設和地方武裝的發展不能分開，有了政權，沒有堅強的地方武裝，政權就立不住腳。他對周里說：你不能總是跟著我們打游擊吧，土地革命就是要發動農民，你要找那些滿身是泥巴、滿腳是牛屎的人交朋友，把他們武裝起來，你就有靠山了!(陳士蕖回憶錄34)

　　3、 軍紀要求的背后是軍民關系的建設

　　毛澤東同志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為了阻擊敵人，掩護接應從湘南撤退的部隊，從酃縣中村進入桂東。三月三十日到達桂東沙田。同時，指示我們二團向資興方向前進。當毛澤東同志率隊進入沙田村時，由于受反動宣傳，群眾紛紛逃避。于是，在沙田萬壽宮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了工農革命軍干部會議，決定組織宣傳隊深入沙田一帶進行調查研究和廣泛發動群眾，宣傳工農革命軍為工農謀利益的革命宗旨，號召農民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四月三日毛澤東同志在沙田坪老虎沖大田的集會上，向工農革命軍逐條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何長工回憶錄，137)

　　在戰爭期間，由于敵人的強大，所施加的生存壓力，大體而言，在革命軍隊內部強化了共同體信念，每一個戰士和軍官的安全，都取決于整體事業的進展、革命力量的壯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能夠排除乃至取消個人利益的種種小算盤，斯諾在延安訪問紅軍將士的時候，就驚奇地發現很多人在加入紅軍之后，思想意識里面只剩下了“我們”沒有了“我”，很清晰地記得我們某月某日在哪里干了什么，對于自己的個人行為都失去了記憶。

　　整體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的安全態勢，使得毛主義管理模式的運行，沒有遭遇特別大的困難，這是戰爭年代和和平年代的主要區別，建國后毛澤東和對立面爭論的升級就是與外在壓力消失后內部分化程度加深有關的。即便是戰爭年代，對于管理上層而言，毛主義管理模式還是受到他們的相當自覺的抵制，這集中體現在古田會議之前的爭論中間，這個爭論實際上預示了毛主義管理模式與管理層獨立利益和視野的沖突，從而在較小的程度上預言了建國后的黨內嚴重分歧。

　　毛澤東1929年為古田會議起草了決議，其中第一部分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這篇文章中間，已經出現了毛主義管理模式的結構性視野，此后毛澤東借以認識人類社會的視野就趨于定型了，畢生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在戰爭年代，“黨指揮搶”的內涵卻豐富得多，這意味著軍隊不能只是消極打仗的工具，軍事指揮員也不能單純地把眼光盯在殺敵制勝方面，而是要在宣傳、組織群眾，特別是在開展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黨的組織建設方面，多投入精力。毛主義管理方法走出了“手段和目的”的簡單直接對應這一狹隘的觀察視野，要求從根本處著手解決問題，以關系建設為起手處，而把最直接的管理目標放在第二位上，優先關注軍民關系、軍政關系、軍隊內部的上下級關系調整，最終造成一種“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上下同欲”的態勢，然后把軍事和戰爭勝利作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來看待，毛主義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在直接的管理目標之外，優先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提高無形力量的著手去提升競爭力量，在力量對比優勢的基礎上去自然地取得勝利;這一從“關系建設”著手追究無形力量提升的過程，被作為比追求直接的管理目標――戰爭勝利――更優先的目標。和平年代似乎僅僅對應著一個權力劃分問題的“黨指揮搶”，在戰爭年代卻蘊含著要求軍事指揮員把目光，從直接目標上轉移開，關注更為根本和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同時，這也意味著對于“單純軍事觀點”的批評，并配合了對軍隊內部指揮結構的再造。

　　毛主義的管理模式中間，在認識上區分了兩個不同的層次，核心層次聯系著社會分化的結構性認識――中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分布不均衡以及統治階級對于被統治階級利益的根本不響應;在政策和策略層次，則建基于一個特定的敵強我弱的局勢(力量對比)，由此設計了相應的人力物力資源動員方式和運用方式，也就是一系列的戰略戰術。最后，他從核心認識的結構性部分提煉出矛盾和對抗的理論，他關于力量對比的判斷落實為統一戰線策略。

　　在毛澤東看來，一個社會的運作總是從屬于一個管理系統――總是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互作用。在管理系統內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所不足的，從描述性措辭看這兩者的不足有一致性――都可以歸結為“非無產階級思想”或者“個人主義”，被管理者的個人主義表現為對于管理目標(這在毛澤東那里是被視為階級利益的具體化)的冷漠――通常表現為“雇傭思想”，而管理者的表現則是強烈要求降低管理的投入水平，把視野局限在單純軍事方面。

　　三、毛主義管理模式的砥礪和初步形成――古田會議決議

　　毛澤東思想向管理的轉化過程，在戰略結構方面，是一個對于當時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矛盾性質判斷――對抗性矛盾，這個對抗性矛盾就經濟內涵進行表述就是：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包括帝、官、封三個組成部分)不能夠兼容被統治階級的生存利益，因此，被統治階級為了自身的生存福利的獲得，不得不奮起反抗帝官封的聯合壓迫和剝削。

　　這個認識的反面，則在建國后表現得很明顯，中國為了避免激烈的階級沖突和對抗，從而保留一種可以管理的狀態，必須要求精英階層不走極端，兼容平民階層的生存利益，維護他們的基本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

　　換言之，戰略結構判斷的結論是只能是否定特權和分化營造一個扁平化結構來通過提升認同來解決中國的管理問題，這是他畢生重視革命時代的管理經驗和注重“關系-結構”的原因。這一努力方向，向下延伸到戰術層面和操作層面，毛澤東畢生注重發揚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注重縮短官民之間的距離，要求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在這個方面，也有結構性認識的體現，因為舊的統治階級不兼容民眾的生存利益，所以民眾從自身的利益出發進行反抗的要求是天然存在的，共產黨人作為革命者的領導集團，就是啟發群眾的覺悟，讓他們看到自身的痛苦來自何方，有什么方法可以擺脫苦難，未來前進的空間有多大，只要是群眾認識到了這些，那么他們就能夠堅定不移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實現而付出前赴后繼的努力，共產黨人的組織作用就在于把這些努力系統化和長期化，以服務于一個確定的解放目標。要農民為這一目標努力，不僅要他們看到自己解放的利益空間，而且要他們相信自己的解放情景(畢竟沒有人愿意為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獻身)，所以，在認識到自身的利益還不夠，還要求他們能夠相信自己確實能夠得到這些利益。

　　毛主義管理模式的核心是一個為多數人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奮斗的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與舊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對立的，換言之，只要是舊的統治階級還保留他們的統治地位，多數人的利益就無法實現。在管理上，這就轉化為一個統治階級能否完成其所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問題。毛澤東認定，舊的統治階級受到其階級利益和本能的局限，無法回應被統治階級的生存利益訴求，因此他們必須被推翻。只要平民階層自己掌握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導權之后，才可能實現滿足被統治階級生存需要的潛在利益。

　　由于毛主義管理模式肯定的是一個多數人自身的整體利益目標，因此，在控制技術不足和控制權作用很有限的革命時代，可以指望農民群眾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來認同革命的目標，從而使得管理系統的技術性要求下降到最低限度。他在井岡山時期和建國后合作化時期主張的干部和黨員選拔標準，都明顯地服務于共產黨官員文化和經驗不足的現實，反對科層分化和正規化的過分擴張。在不反對組織慣例提煉和推廣的同時，有意識地保留管理系統上下左右的溝通和互動的開放性、降低僵硬性。

　　從管理的戰略結構認識中間，毛澤東從舊的統治階級無法回應平民階層的基本生存利益出發，作出樂了一個重大的判斷：在第三世界的精英階層(統治階級)天然地要脫離大多數人的利益，精英階層天然地服務于自己的狹隘利益并長期地、結構性地偏離涵蓋利益，無法承擔社會管理職能。慈禧太后和蔣政權都表現為“對外投降、對內鎮壓”――都體現為把國內階級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先，所以他們不能也不愿意代表整個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他們有的只是狹隘的統治利益。從這一判斷出發，毛澤東格外強調“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從這一領導權出發，民主主義革命也只能是“新”的――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平民階層手里。

　　與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緊密相關，毛澤東出來不信賴共產黨管理層的自我糾偏機制，在古田會議決議中間，他就主張要地方政權和群眾來從“外部”批評紅軍這么一種糾偏機制。在三灣改編之后建立的士兵委員會，實際上也是從基礎出發對管理層進行糾偏和監督的。這是在革命隊伍內部行使“平民階層政治領導權”的方式。從管理角度出發，士兵委員會和地方對于軍隊的批評，都是把監督成本轉嫁給下層;目的是為了避免管理層自發走向“狹隘利益”，是為了保證管理層處在“涵蓋利益”附近而支付的成本。這一批評還是內部的“小民主性質”，不是對敵的“大民主方式”。

　　四、毛主義管理模式的特色和難題――扁平化結構及其反對者

　　1965年8月他在回答馬爾羅如何啟發農民勇敢作戰并獲得勝利的原因時，毛澤東回答說：“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毛澤東同馬爾羅談話記錄，1965年8月3日。)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井岡山的斗爭)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井岡山的斗爭)

　　從這個簡單的敘述中間，可以把握到毛主義管理模式的核心線索：營造一個權力和利益分配相對均衡的“扁平化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間，就能夠激發被管理者更高水平的努力，而且還可以降低管理系統的正規化弊端，把管理和監督成本適當地向下分攤。

　　毛澤東在建國后的系列管理要求，干部參加勞動等等，都是要造就一個分化程度低下(所謂“縮小三大差別”)的共同體社會，取得被管理者的高度認同，在較少運用控制權的前提下，在降低管理者的素質要求的前提下，通過提升民眾的自主努力水平，以取得更好的管理成效。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諸人的分歧所在，也是他與韋伯的不同之處，韋伯更強調專業化分工和非人格化的控制，毛澤東反過來強調群眾化的參與、甚至連軍隊和公檢法等國家機構都要民辦，這是一般的管理者視野所不及的地方。毛澤東的高度自信，來自戰爭期間的殘酷競爭的檢驗，共產黨軍隊的管理者大都來自文化水平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底層，但是因為比國民黨軍隊更好地做到了“官兵一致和軍民一致”，從而達到了孫子所說的“上下同欲者勝”，在有形實力(經濟、技術兵器包括軍隊數量等方面)遠遠不如國民黨的情況下最終勝出。

　　從毛澤東和黨內同志的分歧看，毛澤東要求的管理模式最大特點是取消管理者的特權地位和待遇，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更為平均地分配物質利益和權力(就是他所堅持的“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從而造就一個人為地抑制自發的社會分化機制的“扁平化結構”，所以不為官僚精英所贊成。毛澤東管理視野的核心是“社會學”的――首在抑制社會分化。這個巨大的分歧在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毛主義管理模式最終能夠在共產黨內部占據主導地位，為多數人所接受，根本原因在于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軍對于共產黨及其軍隊所強加的生存危機，在每一次嚴重的生存危機過后，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普及率才有所提高。所以毛澤東說他自己的著作是“鮮血寫成的”，實際上他是很有遠見的人，他寫成的著作在犧牲付出之前就完成了，但是他的思想普及的條件才真正是由鮮血和犧牲造就的。由于毛澤東的管理模式在黨內高層不受歡迎，在建國后失去外在的生存危機之后，背離毛澤東的路線就成為官僚精英中間一個潮流，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思想或者他的管理模式的普及條件的苛刻性，早已預見了一九八一年的六一七決議。

　　其實，否定干部特權以營造更高的認同水平，以此降低對于管理者本身的素質要求，同時以低成本、廣覆蓋的管理系統去聯系全體民眾的有組織努力，才是共產黨政權的強項。這一動員的成就，既不是因為共產黨格外強大有效地實施了對多數人的強制，也不是共產黨官員合理地找出了計劃經濟的最合理配比關系從而更有效地運用了資源，而是共產黨政權以否定與特權相聯系的剩余索取權，而爭取到了絕大多數民眾的高度認同。

　　毛式管理是對于戰爭年代的管理經驗的總結和繼續，所以毛嚴厲地把對立面譴責為背叛革命路線。

　　如果把建國后的共產黨政權作為一個管理系統看待，拿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相比的話，在管理上他們分別看著非常不同的管理層面，劉少奇等人注重“資源分配--有效控制”方面，這是計劃經濟時期與政府配置資源更為直接的視角，這一視角與西方的管理學可以直接對應，所以許多人把劉少奇等人作為“務實派”來看待，因為他們響應了更多的直接屬于管理學的課題。這是以管理者的目光和視野，與西方常規管理學的相似性作為標準，來分析問題而得出的結論。

　　而毛澤東則畢生注重“關系--結構”--他實際上認定管理的最高水平只能體現為一個“扁平化結構”(權力和利益的分配相對均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距離接近、雙方具有共同目標和利益)的共同體內部，這本質上很接近于《禮記-禮運篇》中間描述的那個“大同模型”--本質上儒家的管理視野和毛澤東高度一致：都認定分化嚴重的社會是不可管理的，所以管理的基礎首先在于“認同”而不在于“控制”，而高認同水平只能在低分化的社會實現。和黨史國史研究中間過分渲染毛澤東的“空想”不同，毛澤東很少反對劉少奇等人的“務實”努力，也支持他們尋求資源合理配置的努力，但是反對他們完全不響應管理的戰略層面(或者稱為“政治層面”)，完全陷入事務主義，把一切努力都服從于眼前目標和問題。

　　后來鄧力群和胡喬木等人都格外強調資源配置方面和控制，強調大工業離不開權威，強調計劃經濟中間的配比關系，恩格斯在《論權威》中間的這句話“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被他們不厭其煩地成百次引用，目的在于說明管理者的地位和控制權何等必要和不可超越。誠然，工業生產中間包括全國性的計劃經濟內部，確實有一種關于人力物力資源的配比關系，作為管理者要需要發現并利用這一配比關系來指導經濟建設，但是，這并非管理的全部內容，而且，正是在他們所強調的這個方面，由于管理經驗和文化水平的限制，成為共產黨管理方面的“短腿”，第一代領導人直到最后推出政治舞臺，都未能就資源分配和控制層面的管理經驗積累，提煉出有價值的配比關系和組織慣例。所以，把管理視野限定為劉少奇視野，確實共產黨的成就不值一提，主流知識精英可以輕而易舉低否定共產黨的全部努力。

　　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在強調“關系――結構”的優先性的同時，沒有否定“資源分配――有效控制”的必要性，只是反對把后一視野擴張為全局從而為管理者集中控制權服務。反過來，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在非毛化時期絕對強調“權威”，實際上是否定了毛主義管理模式的基本問題意識。如果以此去推論共產黨高層的早期爭論，可以認定是毛澤東的對立面而不是毛澤東采取了爭論中間的“攻勢”，這從1956年的“反冒進社論”就可以看到，劉少奇、周恩來和陳云薄一波等人以壓縮投資數量為由否定“四十條綱要”，毛澤東在進行反批評時，并沒有否定他們進行調整“解決一個指頭的問題”的必要性。攻勢總是與自認為絕對真理在握的膨脹心態密切相關。

　　五、對毛主義管理模式的第一次檢驗――反圍剿時期的爭論

　　馬克·塞爾登說：“中共曾經經歷過三次滅頂之災。而每一次大災難都促使它改弦更張、東山再起。也是在這三次大災難之中，毛澤東身歷殘酷的黨內斗爭而逐步成為新的舵手。(P173)”因為毛主義管理模式的最大特點在于降低管理者的權力和利益，因此往往為管理層所排斥，毛主義管理模式實際上就是通過這樣的殘酷檢驗過程，而為全黨所接受的。毛澤東說自己的著作是血寫的，是付出了犧牲作為代價的，我們看到毛澤東見微知著、看問題很具有前瞻性，他確立了管理模式的全部規則之時，還是在共產黨經歷重大挫折之先。但是，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智慧的結晶”――為共產黨管理層所服膺運用，則確實是經歷了巨大的挫折和失敗之后。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不是毛澤東思想產生的源泉，但確實毛澤東思想的普及條件。

　　六、抗戰期間對毛主義管理模式的再次檢驗――延安道路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人無法在日本侵略軍的優勢之下，維持其政權，這其實也是所有正規化管理的盲點。但是，八路軍對于侵略軍的劣勢更為明顯，但是共產黨人卻能夠逆向滲透到華北，甚至就在日本侵略軍的炮樓底下，建立起“兩面政權”。人們通常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國家政權是依靠軍隊警察等等鎮壓機器作為支撐，才能建立起來并運作下去的。但是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建設政權的成就，超越了這一“常規管理困境”。被超越這個常規管理的困境，實際上是共產黨和八路軍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而國民黨政權無法面對常規管理困境，實際上也注定了他們戰后敗亡的命運。馬克·塞爾登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農村計劃的對比突出了前者的失敗，他們未能從外國入侵而產生的民族主義激情中得到利益。國民黨作為中央政府權力的發揮者，的確在抗戰初期獲得上層人物的民族主義支持。然而，同一個國民黨呼吁團結抗日，對農民卻不發生作用。國民黨在農村的失敗應該看成是第三世界的普遍性問題，以實例顯示由“軍事現代化人員”或其他上層人物團體轉變農民社會的一個主要障礙，是受到訓練、經驗和人們視野的影響。這種失敗來自基本的結構障礙，即其固有的社會構成和政治權力基礎。因為堅定地認可地主霸權，國民黨證明不能領導一個廣泛的運動抵擋日本的進攻，不能提供抵抗的基地。國民黨沒有什么東西給農民。(P154)

　　扁平化結構在戰爭期間的實踐，邁斯納是這樣來概括的：“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大概都不會想到、在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中，農村的革命力量會組織起來包圍和制服不革命的城市，而城市工人階級只是消極地等待著農民革命軍隊來解放自己。然而，在延安時代最不正統的革命戰略的運用過程中，卻產生了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預言的烏托邦社會目標奇妙地一致的社會理想和實踐。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延安實踐，顯然是馬克思主義對社會進行社全主義改造的步驟。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步驟是實現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一更高的共產主義目標之首要的和基本的步驟。后來，毛澤東主義也正是這樣來贊揚和評價延安傳統的。延安時代要求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定期參加生產勞動，這對于在中國傳統上特別明顯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分離至少是象征性的一擊，它同時證明了，毛澤東主義決心要消除這種分離。為推行毛澤東主義的政治方針而開展的‘精兵簡政’運動、群眾參政運動和反官僚主義的運動，雖然還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消亡’的理想的序幕，但仍然反映了他們對縮小國家和社會之間裂痕的強烈關注。而毛澤東主義關于延安游擊隊的領導人從理論上說應是能夠從事各種經濟、政治和軍事工作的多面手的觀點，則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人的觀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正是在革命斗爭本身的進程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比20世紀其他任何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都更多地產生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形式的價值觀念。P67-68”

　　馬克·塞爾登則看到：“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中，形成了共產主義新人的新觀念。這種理想中的人，超越了專業與地位的界限，集勞動者、領袖、戰士和學生于一身。這些品質體現在地方積極分子身上。他們不僅在本村或本廠創造和傳播新的價值觀和方法，而且在抗戰工作中發揮關鍵作用。還在‘業余時間’從事自學和教育別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就這樣被縮小了。在戰爭和生產中，共同的斗爭使整個社區擰成一股繩，那些勞動英雄或杰出積極分子成為連結鄉村和上層領導的紐帶，在促進社區團結的同時也改造著鄉村生活。”“延安時期的一大創造，是發現了將廣大民眾參與的抗戰活動與廣泛的鄉村改造運動緊密連結起來的具體方法。在人民戰爭中，社區的集體行動深入每個村莊，以至于家家戶戶的男女老少。這樣的運動呼喚新的領導方法，這體現在群眾路線的理論中。在抗戰的后期，群眾路線在全國根據地都扎下了根。(P259-260)”

　　在扁平化結構之下，由于有基層民眾對于目標的高度認同，對于管理中間的控制技術和控制手段部分的要求弱化，管理成為一種人人都可以從事和參與的事情。在降低了對于管理者的要求之后，不僅扁平化結構受到了維護，而且參與變成了一個真的可以廣泛推廣的事情，這在客觀上顯然有利于維護扁平化結構。新社會和新人，是相互作用的，新社會降低了對管理者的要求，從而使得人人都可以成為管理者，降低了管理專業化之后的分工和信息壁壘。

　　七、共產黨高層分歧和毛主義管理模式的再出發

　　把毛澤東作為管理者看待，其實國民黨當年的許多看法也是可以溝通的，例如國民黨人認定中國只有大貧小貧和赤貧之分沒有階級斗爭，解決民生問題確實在“再分配”的視野里不存在一個簡便出路，這實際上是從中國人地關系緊張出發去看問題的，這個認識在建國后的共產黨高層也是存在的，雖然沒有明確表述，但是很多政策例如以糧為綱等等的出臺，都是因應人地關系緊張的現實的。那么，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爭論，最終將落實在這樣一個問題上：舊有的統治階級將無法應對人地關系緊張條件下的社會管理職能，在舊有的統治階級利益和視野里，不可能找到充分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制度條件。那么，中國革命的一個直接推論將是要解決“領導權”轉移到下層手里的問題，這一轉換的結果將是：共產黨能夠依托底層民眾對于自身利益和出路的關心，建設一個低成本、廣覆蓋的政權系統，從而最大限度地集結一切可用的人力物力資源來實現國家的進步，包括完成革命任務。

　　從這個角度看，可以提煉出兩個互為關聯的判斷：一是中國的精英階層無法有效承擔社會管理職能，二是中國的社會管理必須依托平民階層走群眾路線而非精英路線。從這個角度看，若真的毛澤東在地下重逢蔣介石，他似乎可以告訴蔣介石說已經很公平地對待了他，因為在晚年毛澤東看來，鄧小平這樣的共產黨高官若非受到群眾運動的強制性矯正，也一樣會走上“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路子，與慈禧太后和蔣政權一樣。在這個意義上，革命和文革都是著眼于解決同一個問題：如何把底層民眾的組織程度提升一步，達到足以主導自己命運和國家未來的程度、最低限度要能夠矯正精英階層的自利傾向。這個觀點，如果作普遍性的推演，實際上是闡釋了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局限性，與保羅-巴蘭一九五二年發布的觀點很一致。從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平民階層手里這一點看，革命和文革是一致的，從對統治階級的蛻變前途看，毛澤東把共產黨高官放在慈禧太后和蔣介石同樣的地位上，給予最嚴厲的審視。

　　因為把毛澤東作為管理者來看待，西方晚近發展起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只要是去掉其為私有制辯護從而把私有制設定為不可更改的合理制度這個“偏執”，是最能夠與毛澤東思想進行對照的。諾思認為在正式制度之外，還存在著非正式制度和執行特點，非正式制度一般聯系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而執行特點則意味著制度執行過程中管理者和組織慣例也有著非凡重要性，有人說“政策就是執行”這不無道理。一些人把公有制的建成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要點，認為三大改造之后的中國就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了，毛澤東認定還必須繼續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后兩個革命最后完成之前，我們國家還只是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

　　毛澤東臨終之前總結黨內分歧，他最看重的有兩次“合作化的時候黨內就有人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在建國初期關于合作化的爭論中間，劉少奇認為沒有機械化就沒有合作化，鄧子恢認為干部的管理能力和農民的覺悟水平不足，合作化的結果會帶來很多管理錯誤和問題。毛澤東認為要把合作化的利益和成本聯系起來看，只要是最終有利于國家工業化的快速進行，有利于降低農民的生存風險(無形的福利)和糧食產量，就算是犯很多錯誤，農民也會原諒共產黨政權的。在毛澤東看來，只要是最終的收益大于付出，合作化就應該啟動并大力發展，在鄧子恢看來，只要是無法把政治風險降低到最小程度就不應該啟動合作化，鄧子恢的看法明顯是把“共產黨官員的政治風險”放在第一位來思考問題了，至于劉少奇，實際上他認為除非做到了生產力高度發展以至于單個農民家庭不得不屈服于集體的龐大生存資料占有，就不要對農民干預過多。這些實際上都是把共產黨官員的狹隘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1957年毛澤東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后，1958年有發起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這兩個行為在思路上完全一致：都是要建立一種上下級之間相對緩和而不是很僵硬的關系，建立起一種被管理者也有發言權和參與機會的管理系統。所不同的是，正處講話是從正面引導的，批判法權則是從反面要求破除上下級之間的“父子關系”和“貓鼠關系”的。這些思考，實際上上毛主義管理模式中間有戰略高度的地位：重視建立一種并非少數人控制多數人命運的管理系統，切實落實多數人的參與機會和權力，盡可能少地把管理權力賦予官僚精英群體，更公平地實現權力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相對均衡的分配。這本身被毛澤東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重要方面――政治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權力不為少數人所壟斷和私有。

　　八、毛主義管理模式的組織路線――考察三個說法背后的政治選拔標準

　　對于共產黨員，或者領導人民前進的干部，應該按照什么樣的標準來選拔出來，毛澤東的認識相當穩定。

　　體現在干部和領導人的選拔標準上，既要反應結構――即階級立場和出身(這是政治指標)，又要反應能力和努力的意愿(這是技術指標)。政治指標與毛澤東管理認識的結構部分對應，技術指標與他的操作水平對應。

　　建國后，在合作化時期，毛澤東要求合作社的領導機構中間，貧下中農要占2/3以上的優勢，在這個第一次篩選之下，才提出“公道能干”的第二次選擇要求。公道就是私心和小圈子心態較為淡漠，而能干則體現了領導技術方面的成熟性。

　　在戰爭年代，他在古田會議上提出的五條黨員標準是

　　新分子入黨條件：

　　(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

　　(2)忠實;

　　(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

　　(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5)不吃鴉片、不賭博。”

　　這五條標準同樣反應了結構和操作兩個方面的認識。

　　施拉姆對于毛澤東政治選拔標準的認識也能很有意思，他注意到毛澤東特別重視的人是――“不是地主和富農的窮苦農民、思想覺悟不反動不右、同時在道德上不壞的人。”他的認識是通過對被宣布為階級敵人的“五類分子”的反面理解得出來的：“不妨考慮一下毛在6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使用的所謂‘五類分子’的說法：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其中兩類是社會性，兩類是政治性的，一類是思想性的。毛把它們擱在一起，似乎沒有看到任何矛盾和問題。也許是他沒有把革命看作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好人的工作?難道已有的全部材料不能說明毛在事實上和劉少奇同樣具有真正中國的、尤其是儒家的觀念?而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認為不可能把一個人的內心精神世界與其外在行為和整個政治王國分開。”(施拉姆：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載《在歷史的天平上》第32頁)

　　在文革期間，高調批判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融化論”“吃小虧占大便宜論”，這是在反面提出了選拔標準。被選拔的人應該不是馴服工具，而是具有“五不怕精神”的人，選拔權力應該操在普通工農的手里(推薦)而不是掌握在當權派手里，這些人不是把自己的官位和權力放在首位、能夠在黨內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而不是老好人等等，七〇年代中期還號召發揚“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甚至是“頭上長角、身上長莿”的闖將。

　　這些說法，實際上體現了毛澤東的管理思路中間，什么樣的人具備政治領導資格。最后化約為一種與毛主義管理模式相互搭配的組織路線。這個組織路線中間，越是到晚年越是強調反潮流和造反精神，這體現了毛澤東對于黨內監督嚴重欠缺的深切憂慮。

　　毛主義管理模式下，底層平民的政治領導權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在選拔干部和黨員的時候，在政治上就要對下層進行傾斜。這一傾斜的結果，也成為毛主義管理模式――低成本、廣覆蓋政權――的主要支撐，只有來自基層的工人農民，才不會特別在乎高薪，不在乎規范化的辦公室工作條件，更少脫離群眾的危險，共產黨政權才因此更少走向狹隘利益并保持涵蓋利益的可能性。毛澤東時代，基層大量的干部都是通過“以工代干”和“以農代干”而產生的，在毛澤東身后這個選拔機制被視為“極左”而被有意拋棄，結果共產黨政權的運作成本――無論是高層還是基層――都急劇上升，改革后二十多年來，統計在財政支出項目下的行政經費就膨脹了七十多倍(這還沒有統計各種“亂收費”“小金庫”中間的支出)。農村沉重的農民負擔和城市的“三亂”(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就是作為政權運作成本急劇膨脹的副產品而出現的，也是政權中間官員的自利動機得不到有效抑制的結果。

　　毛澤東認定的“平民階層的政治領導權”，確實是唯一可以憑借來糾正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走向的力量，但是，管理的專業化過程即便是在“扁平化結構”的中國社會中間，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這就使得平民階層難以直接在“技術上”實現，從而為精英階層的復辟和非毛化制造了條件。技術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的不一致，是第三世界不同于第一世界的關鍵社會條件，也是毛主義管理模式內在的矛盾性所在，這一矛盾性不是邏輯上的，而是現實中間的。

　　九、毛澤東思想在特定社會場景下的再生機制

　　毛澤東思想有自我再生的能力。不一定依賴于傳授和學習，只要一個人處在特定情境之下，就能夠自動總結和提煉出來。

　　在宏觀和戰略上，毛澤東思想體現為一個社會分層和沖突性質的判斷。作為第三世界的窮國，社會上的三種權力分配的不均衡相對嚴重，精英階層手里能夠集中的權力份額要大于發達國家，由此，精英們具備殘酷壓榨多數人生存利益的可能，最終社會兩大對立階層的沖突，將屬于對抗性矛盾性質。在茅于軾開辦的保姆學校里，小保姆們認定今天這個社會不可能滿足她們的基本訴求，除非推翻現存的一切，她們的希望就不可能實現。換言之，小保姆們認定今天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性質是對抗性的，所以她們不受“恩主”茅于軾的影響，堅定不移地主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所以，在宏觀和戰略層面，只要是你得出社會矛盾是“對抗性矛盾”這一判斷，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步就自動產生了，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思想是解決對抗性社會矛盾的思想。

　　在微觀和戰術操作層面，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弱勢群體參與競爭的方略，是在有形實力不足的條件下如何提升無形實力的方法，因此這就不得不訴諸于人們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不得不訴諸于人們的“覺悟”和使命感――一種沒有報酬也愿意進行高水平努力的心態。龍芯課題組負責人胡偉武對于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很好地體現了這個“弱勢群體競爭方略”的層面。他認識到“決定一件事情或一個組織的成敗，不在于眼前是否強大，而在于這件事或這個組織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是否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歷史就是在弱小者不斷戰勝強大者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如果按照強大就能贏的推理，共產黨早在井岡山時就被國民黨剿滅了。毛主席早就告訴過我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龍芯也只有永遠堅持為廣大人民服務而不是只為少數精英服務才能取得成功。國外壟斷集團不可能以實現中國人民的信息化作為目標，他們不斷升級計算機產品的背后是對暴利的追求，并不符合中國人民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需求。中國不可能在西方壟斷公司獲取暴利的情況下完成全國人民的信息化。”“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個地方能夠打破國外壟斷集團在CPU方面的壟斷，那肯定是中國。如果在中國有一種力量能夠戰勝強大的國外壟斷集團，這種力量肯定是人民的力量。”(胡偉武專訪：龍芯有三個地方需要毛澤東思想指導-2007-04-05 來源：龍訊)

　　不僅是胡偉武這樣的先進分子，會有這樣的認識和體會，就算是處在創業階段的資本家，也一樣會有一個“沒有回報的高水平努力階段”――一個胼手胝足的奮斗階段，沒有使命感，沒有對于長遠利益的信念，沒有對于自身努力價值的高度估價，不可能在沒有收益的長期奮斗中間進行高投入的。從競爭方略這一操作層面看，毛澤東思想是可以穿越階級分化和對立的。

　　鄧小平把毛澤東思想降低為“實事求是”，僅僅與弱勢群體競爭方略的一個認知起點相聯系，尚不能概括競爭方略的全部內涵。孫子說：“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武說，戰爭勝負牽涉到個人的生死和政權的興衰，所以必須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鄧小平所肯定的毛澤東思想，算是體會到了為什么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這個原因，僅僅與面對強勢敵人必須尋求更高程度的主觀和客觀一致這一方面，同時舍棄了作為競爭方略的核心內涵，鄧小平的毛澤東思想比胡偉武和資本家能夠接受的內涵更為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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