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張維迎的9個偽命題

目     錄

偽命題之一：企業家是社會最優秀分子…………………………………1

偽命題之二：沒有房地產就沒有中國的今天……………………………3

偽命題之三：地方政府有功無過…………………………………………5

偽命題之四：不打仗就沒有“經濟安全”問題…………………………7

偽命題之五：對民營企業的態度是愛國主義的問題……………………9

偽命題之六：保護工人利益會帶來嚴重后果……………………………9

偽命題之七：國有企業無法在市場競爭中生存…………………………10

偽命題之八：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12

偽命題之九：偉人做事只講“合理”不講合不合法……………………14

結束語………………………………………………………………………16

沈水根

(2007年元月5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辭舊迎新之際，在互聯網上連續看到張維迎先生對《新青年·權衡》（簡稱《權衡》）雜志所作的題為“什么改變中國”和“群眾利益的真正維護者”2篇訪談，頓感有話要說，實難保持沉默。張維迎在專訪中，不僅要人們知道，如今的中國已經改變了；而且更要告訴人們，是什么在改變中國？他給予的答案是企業家、是房地產、是地方政府、是外國企業，是這“四樣東西”改變了中國！

中國確實改變了，但“改變”的是什么？是指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2006年GDP世界第四、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呢？還是指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和諧，貧富分化的速度也達到世界第一，老百姓早已讀不起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養不了老，就業難，“三農”、治安、交通惡化，窮人開始企盼“陳勝吳廣”早日出現；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生態失衡正在貽害子孫萬代，生活質量全球排名第116、生態現代化第100名呢……？

雖然張維迎沒有明講“改變中國”的具體內容，但從訪談的字里行間充分顯示，他所說的“改變”，只是指經濟發展的成就。因為他要把這種成就歸功于企業家、歸功于房地產、歸功于地方政府和外國企業，他要利用這個訪談的機會，不僅為這“四樣東西”大唱贊歌，而且還要在輿論上為它們繼續取得更大的自身利益而排除障礙。

因此，人們從訪談中可以看到，身為經濟學家和“改革風云人物”的張維迎，又一次在忠實地履行資本代言人的職責，他不僅為資本權貴進行了高八度的歌功頌德，而且從資本利益集團的視角，對構建和諧社會還表達了不少頗有歧見的微詞，這倒很值得引起人們的警惕。更需要指出的是，張維迎在為資本利益集團進行種種辯護時，依然運用他那帶有偏見的“理性思考”邏輯，通過亂扯一些是似而非的概念，來得出某種荒謬的結論，形成他特有的偽命題。為此，很有必要對張維迎的偽命題作番剖析。

偽命題之一：企業家是社會最優秀分子

訪談的開篇，張維迎就高度贊頌企業家的地位與作用。他說，企業家對社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從人力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在好的制度下，社會中最優秀的人都會去創業(即當企業家)，而在落后國家，最優秀的人往往都去做官。

他的意思是說，在市場經濟的制度下，社會上最優秀分子都會去當企業家，因為做官能得到的好處，現在企業家也都能得到了，諸如坐飛機、坐火車軟席等。正是企業家，已經改變了中國、而且還將繼續改變中國。因此，企業家是社會的最優秀分子。

當然，誰也沒有否認，企業家在促進經濟發展、提供就業機會、給社會帶來物質財富等方面對的貢獻，但是，如果因為企業家有這樣的貢獻而把他們高抬為“社會最優秀分子”，這恐怕就是一個偽命題了。

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說，企業家不過是眾多社會職業中的一種。其他職業人員也都在為社會作貢獻，有的創造物質財富，有的創造精神財富。即使從人力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也未必是最優秀分子都當企業家。張維迎說企業家是社會的最優秀分子，不僅是肉麻的獻媚，更是荒唐的謬論！用謬論去獻媚，實在可悲，不如閉嘴！但張維迎偏偏不肯閉嘴，為什么？

這就涉及到張維迎作這個訪談的背景：2006年由于媒體又報導了不少民營企業家的各種丑聞，再一次引發了社會輿論對“資本原罪”的質疑，搞得企業家灰頭灰臉抬不起頭來，極需有人為他們鼓鼓氣。出于這樣的背景，張維迎利用專訪的機會，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資本代言人的職責。為此，他一方面用謊言來忽悠民眾，說什么“企業家活動越發達的地方，社會收入差距越小”。事實是，企業家活動越發達的地方，GDP倒是增長了，但未必“收入差距越小”！因為在雇傭勞動制條件下，資本積累規律、貧困化規律、馬太效應規律恰恰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在不斷促使社會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而不是越小。這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張維迎之所以要偽造這種謊言來忽悠民眾，是因為目前社會的不和諧，最大的矛盾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雖然這與腐敗和壟斷有關，但企業家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張維迎為了替企業家開脫責任，不得不靠編造謊言來為企業家歌功頌德。

另一方面，張維迎又以獻媚的方式，把企業家高抬為“最優秀分子”，企圖博取社會的敬重。什么是“最優秀分子”？張維迎雖然沒有具體說明，但從他的前言后語，人們還是能理解到他的意思。在張維迎眼里的“最優秀分子”，似乎就是那些辦公司、搞創業、掙大錢、為社會帶來財富的人。簡言之，就是那些“會逮老鼠”的“好貓”！

如果要追問：這些“好貓”是怎么“逮老鼠”的呢？是比別人聰明？能干？專業特長？還是會拉關系？會鉆營？會不擇手段？會行賄？會走私？會偷稅漏稅？會造假帳？會騙貸款？會操縱股市黑幕？會瓜分國有資產？會制造假冒偽劣產品？……張維迎就不說了。

當然，不可否認，企業家中確實有不少憑德憑才為社會帶來財富的優秀分子。但是，同樣無法否的是，在過去的28年里，無數的企業家在參與走私、偷稅漏稅、造假帳、欺詐行騙、制造不良貸款、掠奪國有資產……。即使沒參與這些勾當的，也未必是不想、不敢，而是苦于沒有機會，只要有機會，幾乎都是照干不誤。從總體上看，企業家一方面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對形成社會的嚴重不和諧起著極為惡劣的作用！企業家對“改變中國”所起的雙重作用，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如此現實，能把企業家說成是“最優秀分子”嗎？如果只把好事歸功企業家，壞事統統與企業家無關，這豈不與“清官是官、貪官不是官”，或“好人是中國人、壞人不是中國人”的說法一樣荒唐嗎？

其實，企業家隊伍與其他職業群體一樣，都存在良莠不齊的現象，其中，優秀分子畢竟只占少數。如果從人格、品行、道德的角度來看，整體上的企業家素質遠不如其它職業群體，甚至可以說，“最優秀分子”的稱號，絕大多數企業家根本就不配！“十商九奸”的古語便是寫照！這并不是對企業家的故意貶低，而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從理論上說，企業家不過是資本人格化的代表，而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最大化，欲壑難填、永無止境。企業家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地整合各種資源，目的是為了更大的利潤，而不是為了財富本身，財富只是利潤的載體。財富只是企業家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其真正的目的。但他們總是以“為社會創造財富”的說法來掩蓋真實的目的，如果只創造財富而沒有利潤，這樣的事企業家是從來不干的。反之，只要有利潤，即使不創造財富，企業家也不會放棄這種機會。為了利潤最大化，作為資本人格化代表的企業家就會不擇一切手段，《資本論》中描述的資本為了300％的利潤可以不惜冒上絞首架的風險，現實生活中一批又一批企業家進大牢，完全應驗了馬克思“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鮮血”的說法至今尚未過時。因此，企業家“被人看不起”、“企業家或資本家完全是一個貶義的概念，它對應的是剝削、欺詐、罪惡之類的詞匯”這種狀況，不是什么人故意強加上去的，而是企業家的本性和行為決定的。只要這種本性不變，社會對企業家的這種評價也不可能因為企業家帶來了財富而改變。當然，企業家更不會因“被看不起”而改變自己的本性，也決不會因此而不發展、不成長，他們連冒上絞首架的風險都在所不惜，“被人看不起”又算得了什么？資本趨利的強大動力令他們連命都可以不要，“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他們人生的最高信條，所以，張維迎完全不必枸人憂天，瞎操心“企業家的成長”會受什么輿論的影響！

在“馬無夜草不肥”、“成者王、敗者寇” 的人文環境里，想要企業家不犯事也難。企業家的職業環境，充滿殘酷的競爭，也迫使企業家難以潔身自好，充其量也就只能守住不犯法的底線，游走于法律的邊緣、打擦邊球正是商家高手的絕活，道德的防線根本不在話下，利益的誘惑無情地在摧毀人格、良知、信仰……，即使雷鋒再生，一旦成了企業家，恐怕也難免不做“黑心老板”。這種職業特點，不能不使企業家猶如一個銅板的二面，一面是“成功人士”，另一面是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就看有沒有被舉報！從“成功人士”瞬間變成罪犯或犯罪嫌疑人，早已屢見不鮮。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尚且如此，要是法制健全了，這樣的案例豈不更多？正如巴爾扎克所說，“每一個巨大的財富背后，必然有一個重大的罪惡?！被钌默F實，怎么可能令人相信“企業家是最優秀分子”的鬼話呢？

“為官不德”、“為富不仁”是社會的常態，如今在人人都想發財的潮流中，人們不去揭企業家的老底，已經相當給面子了，寬容也使老百姓學會了睜只眼、閉只眼。但張維迎不識時務，非要說些令人作嘔的話，那就逼得人家只好把話說說清楚了。企業家畢竟不是慈善家，即使企業家本人，也往往只敢自稱自己是好商人，而不敢輕易標榜自己是好人，更沒幾個企業家敢于坦誠自己的發家史。張維迎想拍馬屁也不該這么拍吆！

偽命題之二：沒有房地產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張維迎說，“企業家改變中國，是從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來說的。如果從具體的行業來分析，沒有房地產就不會有中國經濟的今天?！边@句話的意思是：房地產企業家是房地產業

的代表，“沒有房地產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可表達為“沒有房地產企業家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企業家是社會的最優秀分子，房地產企業家更是最優秀分子了！

正當房地產商遭到社會普遍的質疑、在一片斥責“黑心房地產商”的咒罵聲中，張維迎恰恰站出來為房地產商高唱贊歌，而且他的贊頌之詞，把“沒有房地產就沒有中國的今天”，等同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把房地產商吹捧到如此之高，這種說法，充分展示了張維作為資本代言人是如何為其主子賣命的形象！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房地產業對改變中國的巨大作用，確實名不虛傳。遍布全國各大中小城市，滿眼都是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包養情人的豪宅別墅、尋歡作樂的五星級酒店、藏垢納污的夜總會、世界最頂級的政府辦公大摟、進行權錢交易活動的高爾夫球場、顯彰官員政績的城市廣場、為官員爭面子的形象工程……。唯獨沒有的東西就是窮人的住房！房地產業大發展的最大成就，恰恰就是讓窮人永遠買不起住房！

當然，張維迎是從不考慮窮人的住房問題的，認為那是政府的事，根本不是他要“研究”的課題。他需要操心的是如何為房地產商對付中央的宏觀調控而出謀劃策。如所周知，房地產是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行業，秘訣全在“攻關”：房地產商看中某塊地后，先對地方政府“攻關”，拿下地后便向銀行“攻關”，有了貸款之后再回過頭向政府“攻關”——修改規劃圖紙，把原方案的建筑面積擴大幾倍，最后巨額利潤便會滾滾而來，官員、行長、房地產商“三贏”，共同賺得缽滿盆滿。所以，只要具備“臉皮厚、心腸黑”的條件，阿貓阿狗都能當房地產商，皆能成為張維迎說的“最優秀分子”！

而在拿地、貸款等一系列“空手掏白狼”的把戲中，房地產商又很少不采取商業賄賂手段，所以，房地產業也就成了中國最大的腐敗重災區。從鄉鎮干部到政治局委員，凡因腐敗落馬的，幾乎沒有與房地產無關的。僅2006年下馬的高官就有，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天津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上海市原市委書記陳良宇、青島市原市委記書杜世成……。靠腐敗支撐的房地產業，與其說“沒有房地產就沒有中國的今天”，還不如說“沒有腐敗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更為確切！“國六條”、加息、90平米70%、限外、征稅、收緊土地審批權等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之所以難見成效，反而成為房地產商的笑柄，就是因為它沒有擊中要害。其實，只要真心反腐敗，不出一個月就能把房地產調控下來！

張維迎深知民眾對房地產業中腐敗的痛恨，為此，他“以攻為守”大贊特贊房地產商，可謂用心良苦！尤其在土地問題上，由于拿地是經營房地產的核心，所以，張維迎特意要為房地產商如何獲得土地出些主意，并為房地產商在城市的野蠻折遷、在農村的強行征地找些“合理”又“合法”的依據。

張維迎說，城市里很多國有企業(或城市居民)處在黃金地段，但“抱著金飯碗討飯吃”，不如“把土地一轉讓”，土地“成百上千倍地增值”，不僅可以安置職工，還有錢可以搞城市建設；對于農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賦予農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權”，只要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賣地時就可以“按市場規則”與政府和房地產商討價還價。只要土地到了房地產商手里，“改變用途，生產要素重新組合，財富就被創造出來”了。……張維迎這些零零碎碎的話語，表明他在絞盡腦汁替房地產商策劃“點石成金”的主意！

一、城市國有企業賣地，其實就是賣國有企業本身，這是張維迎的一貫主張。把賣掉企業的錢來安置職工下崗、并作為地方政府搞市政建設、形象工程的資金來源，這也是他自認為的好主意。但這種賤價買斷工齡，使大批下崗職工淪為城市貧困群體，而房地產商則鏟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大發橫財，這是不是在人為制造社會的不和諧？

二、城市里的國企土地或居民宅基地轉讓，關鍵是補償問題，而房地產商卻故意壓低補償，使轉讓土地的企業和個人不僅沒有因土地“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而致富，反而要倒貼重置成本，為此，在強制拆遷過程中，人為制造了無數悲劇，甚至發生多起血案。張維迎為受害者說過一句公道話嗎？

三、對于農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賦予農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權”，話倒是說得好聽，張維迎明知農村的土地為集體所有，農民不可能擁有土地所有權，但他故意空談不可能的事，實際上就是說，在現行條件下，房地產商通過地方政府強征農民土地，制造大批失地農民，甚至動用警力拘捕拒遷農民，都是“合理”的。誰叫國家不允許土地私有化呢？張維迎的這種邏輯，可謂得了便宜又賣乖！因為正是現行的土地制度，才使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能夠勾結起來強行征地，才有這種野蠻拆遷、任意逮捕拒遷居民的自由！這正是張維迎竭力鼓吹的“競爭自由化”！這種自由是政府和企業家可以胡作非為的自由，也是民眾只能受欺壓、受凌辱的自由。印度是土地私有的民主國家，政府和企業家不可能有這種強征土地、野蠻拆遷的自由，所以，印度的基礎建設、房地產業永遠落后于中國！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曾想在波茨坦建造一座行宮，卻遇到一位死不肯搬遷的“釘子戶”，皇室運用權力強行拆遷，結果被“釘子戶”告上法庭，法庭判令皇帝“恢復原狀”并賠償拆遷造成的損失。這種中國人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恐怕正是張維迎最忌諱制度！所以有人(張五常)說，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為只有這種制度才能創造出經濟發展的“世界奇跡”！經濟學家們常常把一些昏話當作“理性思考”的高論來唱，不能不令人目瞪口呆，除了哀嘆：鳴呼！只能無言以對。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中國農民真的擁有土地所有權，那么，絕不可能會有房地產商的今天，房地產也絕不可能“改變中國”！

四、張維迎竭力吹噓房地產商通過改變土地用途、重組生產要素，是在為社會“創造”財富。這種垃圾語言，不僅否定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而且也顛覆了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古典勞動價值論。勞動創造價值，只有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唯一源泉，這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都承認的基本原理。創造財富的概念不等于是賺錢、創收、創造經濟效益；反之，能賺大錢、能創收、能創造經濟效益也并不一定都是創造了財富。把賺錢、創收、創造經濟效益等同于創造財富，完全是一種誤區。許多能為社會創造財富的經濟活動，未必都賺錢和有經濟效益；而能賺錢、能創收、能創造經濟效益的經濟活動，也未必都創造了財富。第三產業可以使有些人賺錢、創收，但并沒創造財富。甚至走私、偷漏稅、行騙、賣淫……也能賺錢、創收，但都沒有創造財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不過是重新瓜分財富的“零和”游戲，尤其是虛擬經濟的資本運作、證券買賣等，更是如此。房地產商手里的土地、資本，其本身并不創造價值，企業家對勞動、土地、資本這些生產要素的整合與重組，只能說是為社會帶來了財富，而不是“創造”了財富！房地產業的財富是建筑工人、設計人員創造的，把經營管理視為創造價值的活動，早已被馬克思駁得體無完膚。張維迎徹底拋棄勞動價值論，恰恰證明他不過是個資本代言人而已。

偽命題之三：地方政府有功無過

當專訪記者問張維迎，如何看待有人指責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與房地產商合謀推高房價、阻礙中央宏觀調控、在招商引資、發展房地產、征用農民土地中的惡劣行為等問題時，他一言以蔽之：“我從來不同意這個觀點”，并逐一加以駁斥。

他說，地方政府“在中國過去20多年的改革中”“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沒有地方政府的推動，就不會有中國改革的成功”，“地方競爭是促成中國經濟民營化以及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他批評“有人認為地方競爭會滋生地方保護主義，這是一種短視的觀點?！辈娬{今后“應該加強而不是限制這種競爭；應該增加而不是減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權力?！泵鎸ι鐣浾搶Φ胤秸母鞣N指責，他僅僅承認“當然這中間也有問題，例如形象工程、貪污腐敗等等?！奔幢闳绱耍沧髁碎_脫的說明：“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歷朝歷代都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前就是這樣?！敝劣诟瘮栴}，他一句話也不敢說，因為人們并沒忘記他過去曾經大力鼓吹腐敗的“功勞”，稱贊官員腐敗“是一個帕累托改進”、“有利于調動官員的積極性”?！喍灾?，張維迎所說的這一切，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地方政府只有功、而無過！

中國老百姓歷來把官員當作“父母”，只要地方政府做了好事，民眾都是永遠感恩不盡的，誰也沒有否認、更不敢否認地方政府的成就與功績，但是，如果因為地方政府有了成績，便可否認它的過錯、過失，那就成了張維迎的偽命題了。

這里要追問的是，一、地方政府是不是真的有功無過？二、張維迎為什么如此反感民眾對地方政府的的質疑？

中國國情的最大特點，是政府同時兼有管理社會和經營國有資產的二種職能，也就是張維迎說的“角色沖突”。為此，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政企分開，讓國有企業盡可能退出競爭領域，同時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所謂轉變政府職能，就是弱化干預經濟的職能、強化社會管理的職能。28年的改革實踐表明，通過整合、重組、變賣國有企業，除了保留一部分骨干大型國企，其他的基本上都股份化、民營化(私有化)了。地方政府在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確實如張維迎所說的，起了“重要動力”的作用。本來，通過“國退民進”的改革，政府應該隨之轉變職能。但是，改革的結果并非如此，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旗號下，不僅沒有弱化對經濟的干預職能，反而在干預過程中使政府變成了一個特殊利益主體，明目張膽地與民爭利；另一方面又在市場化的旗號下，不僅沒有強化社會管理的職能，反而把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等應由政府承擔的公益事務推向市場，由此形成一大堆社會問題。地方政府這種背離改革目標的一系列做法，以“諸侯經濟”向上與中央分庭抗禮，使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用地方土政策扭曲憲法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又在管轄范圍內合謀哄抬房價、挪用社?；?、抵制綠色DGP、大搞教育醫療的泛市場化、以腐敗拉大貧富差距……。地方政府如此嚴重的過失、過錯，難道不是事實嗎？用DGP高速增長的成績就能掩蓋得了的嗎？如果讓老百姓給地方政府的功過打分的話，也許“有過無功”、“小功大過”的說法不一定恰當，但“功過參半”的評價就相當客氣了！

當然，平心而論，地方政府所犯的這些嚴重過失、過錯，責任不全在地方，最主要的原因是考核官員政績的錯誤指標造成的。用GDP和招商引資規模指標來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績，不僅不可能實行政府的職能轉變，反而可以用“發展是硬道理”為籍口，成為強化政府干預經濟職能的依據，從而削弱管理社會的職能，使教育、醫療、社保等社會公益事務不被重視。而政府在強化干預經濟的過程中，又勢必陷入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腐敗泥潭。

在真正的民主國家里，民眾選舉誰來執政，只看誰能為老百姓帶來就業機會、提高社會福利、更好享受國民教育與醫療待遇，而且還得少交稅……，老百姓是不會用什么GDP和招商引資規模指標來衡量政府政績的！因此，只有徹底改變考核地方政績的指標，設計一套科學的考核政府本份職責的指標，把GDP和招商引資考核指標，改為就業增長率、社會福利增長率、教育與公共醫療投入增長率、能源消耗環境保護的綠色GDP、治安與交通條件的改善……等指標，才能真正實現弱化政府干預經濟、強化管理社會的職能轉變，才能從制度上遏制腐敗，真正歸位把政府該管的事管好，不該管的別亂管！

但是，“理性思考”的張維迎，堅信自己的“正確觀點不能靠投票”的邏輯，凡民眾批評的事，他總要倒過來加以贊揚。所以，民眾指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長”，他偏要說，那“不是問題。如果GDP增長是問題，那很簡單，哪個地方GDP增長得快，哪個地方的官員撤職就完了?！璆DP跟工業總產值不一樣，它不是胡亂投資、生產出來搬到倉庫里就可以的，要賣出去才行。”

其實，民眾并不是不要GDP增長，而是不要“片面追求GDP”，因為片面追求GDP，不僅造成了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更重要的是它脫離了民眾利益，民眾不能從這種GDP中享受到什么成果！這種GDP只是為地方官員充當臉面、升官發財的GDP，是空心的、野蠻的GDP，甚至是損害民眾利害、腐敗的GDP！

統計顯示，2006年廣州市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但廣州人過的是發達國家生活嗎？這樣的數字游戲對誰有意義？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組成員、中科院院士陸大道，以“觸目驚心”來形容目前各地盲目追求大規模、高標準以及嚴重浪費土地的城鎮化“冒進”現象：中國已有48個城市在建設“國際大都市”，由此造成“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困境的失地農民越來越多。2004年底已有5670萬農民失去土地，估計到2020年，失地農民還將增加6,000萬。地方政府按照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兩倍、三倍、四倍進行城市擴張，在市區、開發區修建大馬路、大立交、大綠地、大學城，導致城市發展空間嚴重失控。尤其在興建奢侈的政府辦公大樓中，成片成片地摧毀民居和耕地，配以幾百畝或者上千畝的廣場，并在附近建設豪華的會展中心，或人工景區。2006年9月7日公布的“綠色GDP ”(綠色GDP是指從傳統的GDP 中扣除資源耗減和環境退化成本)賬單顯示，中國一年環境污染損失5118億元，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造成大量村莊被毀的行為依然從未停止，綠色GDP卻沒有獲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有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試點。地方政府不支持綠色GDP測算，綠色GDP動了他們的“奶酪”。只講求經濟效益，而不講求社會效益，一些地方“哪怕污水滔天”也不管不問?！?/p>

這種“世界奇跡”的GDP，難道不是胡亂投資嗎？在資金流動性嚴重過剩和許多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仍在盲目投資，對“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GDP所發生的胡亂投資，不進行宏觀調控能行嗎？然而，張維迎竟然說“不是問題”。

對于“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哄抬房價”的問題，張維迎認為，“說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哄抬房價，完全是推卸責任。”那么，是誰在推卸責任？張維迎說，“是有些政府部門在推卸責任；推卸責任的同時，又想擴大權力?！彼傅挠行┱块T，顯然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的某些部門，即推高房價、老百姓買不起房的責任，不在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而是在中央政府！為此，他明確反對中央收緊土地審批權的宏觀調控政策，理由是“誰掌握審批權誰就有了尋租的機會”，今后“會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游說，出現更多的腐敗。”這話不僅表明了張維迎反對削弱地方政府權力的立場，而且也道出了土地審批中腐敗現象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的真相，這正暗示了地方政府掌握土地審批權的腐敗現象其實并不少。

張維迎認為房價降不來，是市場的問題。如果地方政府要應付一下“老百姓抱怨房價”，

只要“針對房價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關心群眾，就夠了。至于能不能解決問題，根本沒有認真考慮。”意思是說，房價高企是市場供求形成的，不能怪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商，老百姓不該把怨氣撒到地方政府頭上！至于窮人的住房怎么解決？張維迎認為那是中央政府的事，中央宏觀調控愛調不調，但決不允許損害富人的利益！“想通過限制富人買房來幫助窮人買房是不可能的”、“想靠同情、憐憫使他(窮人)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p>

張維迎的這些話語，令人可以感覺到，他對構建和諧社會、對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充滿了抵觸情緒。這不能不令人要問：張維迎為什么只為地方政府評功擺好，避而不談地方政府的過錯？為什么他對民眾質疑地方政府，如此反感，非要唱反調？

其實，從張維迎贊揚地方政府作為促成中國經濟民營化(即私有化)及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動力”的話里，已經有了答案的線索。因為在漫長的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無論“兩權分離”時給誰承包、承包基數是多少？還是在“國退民進”中國有資產如何估值？國企賣給誰？賣多少價？……最終都由地方政府說了算。因此，在暗箱操作國企私有化改革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培植了一批又一批象牟其中、周正毅、顧雛軍、張榮坤那樣的私人老板(即張維迎所說的民營企業家)。地方政府需要這些企業家來增大GDP，既顯彰地方官員的政績，又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而企業家則更需要地方政府這頂大保護傘，獲得土地、資金、資源各方面的支持，以便做大做強。這樣，地方政府與企業家便形成了一條繩子上兩只螞蚱的密切關系，不僅桌面上需要這樣的官商關系，桌面下的權錢交易更需要形成這樣的關系。他們一起為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做好事，又為各自的利益而爭斗。既勾結又博弈的關系，使企業家時而被地方政府捧上天，時而又成為階下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但總的來說，誰也離不開誰。所以，作為資本代言人的張維迎十分清楚，地方政府這個靠山絕對需要保護，質疑地方政府，實際上就是質疑企業家。民眾指責地方政府對他來說，感覺上就象有人指著和尚罵禿子。民眾批評的板子雖然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卻痛在資本代言人張維迎的心上。尤其在GDP和房地產問題上，一旦揭開真相，地方政府與企業家的丑惡關系便暴露無遺，如果再刮“反腐風暴”，則二者全完了。這種利害關系，迫使張維迎必須與民眾唱反調，不僅要把片面追求GDP說成是“不是問題”，而且要徹底否認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合謀推高房價，并把窮人買不起房的責任推給中央。尤其要回避地方政府腐敗的問題，以免影響他對地方政府的歌頌。可見，張維迎為了“反駁”民眾的輿論，可謂費盡心機，他只說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的功績，閉口不談問題！這正說明，張維迎是典型的腐敗官員、行賄商人、無良學者“鐵三角”的鐵桿分子！

偽命題之四：不打仗就沒有“經濟安全”問題

在華投資的外國企業，是被張維迎贊賞為“改變中國”的又一個“功臣”。

他說：“如果沒有外國企業的進入，中國很難有今天的轉變?！睆倪@個觀點出發，他對“外資并購會不會對民族產業和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威脅”的問題，直言：“我不同意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觀點來看待這些問題。在全球化條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如果真打起仗來，糧食到處可以種，北大校園都可以種糧食。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包括資本、人力的流動，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動干戈，我覺得沒有經濟安全問題?！?

如此“理性思考”的“高論”，可謂張維迎的又一個偽命題，足以令人暈倒！

引進外資企業，究竟是如何在“改變中國”？這與企業家、房地產、地方政府“改變中國”一樣，也是表現在二個方面。從正面來說，自上世紀80年代每年100億美元、90年代每年500億美元、21世紀每年600億美元的平均速度，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以來，確實促進了GDP增長，擴大了進出口貿易，提供了2400萬個就業機會(盡管與國有企業下崗的6000萬人數相比還不到一半)，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加快了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但是，從負面來看，出現的問題卻更多：⑴本來，引進外資的目的不僅是要利用外國資金，還要引進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及先進管理辦法。但實際結果只達到了利用外資一個目的，其他三項基本都沒實現。引進的設備大部分是二流、三流，甚至是淘汰的設備；先進的核心技術人家不給，想用市場換技術又屢遭失??；雖然引進了某些公司治理的先進管理辦法，但引入更多的卻是資本主義最早期的“血汗工廠”制度，加班加點、超時工作、克扣工資、打罵工人……，并迅速擴散到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開啟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⑵培植了一個吃里扒外的內奸、洋奴、賣辦、出賣國家利益的新階層。⑶外商用“高價”進口設備、原材料，“低價” 出口產品，賺取超額利潤，并以“虛虧實盈”逃稅，每年避稅300億元以上。商務部部長薄熙說，從1990～2004年，在華投資的40萬家外資企業，其中28萬家已經匯出利潤達2500億美元，平均每年盈利170多億美元。⑷外商享有“超國民待遇”，打擊、擠壓民族經濟。⑸中國成了勞動力、土地、資源最低成本的“世界加工廠”，油、電、煤、水等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付出了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的沉重代價。⑹外資企業的“鯰魚效應”變成了“吃人魚效應”，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已有21個行業被外資所控制，并不斷擴大并購范圍，深入到金融、機械等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領域，出現中國經濟逐步殖民地化趨勢。⑺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無法不依賴外資，一旦外資撒走立即崩潰的境地，猶如吸毒者無法離開毒品、但過量吸食就會死掉一樣，目前過多的外資已使中國經濟陷入了人民幣不得不升值、貿易失衡、資金流動性泛濫的怪圈之中?！?/p>

但是，張維迎對外資“改變中國”的作用，只說正面的效果，不談負面的效應。眼晴里只有GDP和利潤，其他的都“不存在”！只要外資能帶來GDP增長、為資本帶來利潤，管它什么“血汗工廠”、環境污染、國家利益、經濟安全……！
    唯一令他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外資享有的“超國民待遇”。他說：“我主張應該給中國的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同等的機會和權力”，“如果我們真正關心國家的經濟安全，關心民族產業的發展，就應該給民營企業進入各種產業的自由和平等的條件。如果離開這一點談什么保護，對外資限制，我覺得毫無意義。”中外企業的平等待遇問題，雖然與經濟安全有關，但畢竟是二個不同層次的問題，解決中外企業的平等問題，并不意味沒有經濟安全問題！即使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享受同樣的待遇，也不能不對外資有所限制。對外資有所限制，決不是張維迎說的“毫無意義”。 但是，張維迎對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毫無興趣，似乎只要“給中國的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同等的機會和權力”，經濟安全問題也就解決了。

從國際慣例看，世界各國都會從經濟安全的角度考慮，對外資的進入與并購有所限制。因此，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公室主任張國寶明確表示，嚴禁承擔國家重大技術裝備任務、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簡單地一賣了之。“如果任由國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業被跨國公司吞并，國家將失去對裝備制造業，乃至整個工業和國防體系發展和技術進步的主導權。”并強調，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要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產業安全為前提。但是，張維迎反對對外資設限，認為“現在國有部門浪費的資源太多了。與其讓它浪費，還不如賣給外國企業，讓它替我們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薄霸谌蚧瘲l件下”“如果真打起仗來，糧食到處可以種，北大校園都可以種糧食。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大家不愿意動干戈，我覺得沒有經濟安全問題。”他以打不打仗、有沒有糧食吃為標準，對“經濟安全”的概念作了全新的詮釋，那怕中國淪為殖民地，只要有地方種糧食、有飯吃，就“沒有經濟安全問題。”似乎國人關心經濟安全問題，純系吃飽飯沒事干，在瞎掰！張維迎對經濟安全問題“重新考量”的這番昏話！能不令人暈倒嗎？

偽命題之五：對民營企業的態度是愛國主義的問題

如果說張維迎把民營企業的平等待遇問題，等同于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那還只是學術上混淆了二個概念而已。但是，他又說：“對待民營企業的態度問題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愛這個國家，就要扶植民營企業，給他們公平競爭的環境；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是對國家利益最大的損害。”這可是從政治上給人施加壓力了！

如果說，對待民營企業的態度問題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那么，對待國有企業的態度，豈不更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照此邏輯，也可以說：“愛一個國家，就要支持國有企業，瓦解國有企業，是對國家利益最大的損害。”延伸下去，還可以說：對待老百姓的態度也是一個愛國主義問題，愛一個國家，就應該讓老百姓都有房住、都有書讀、都有醫療和養老保險、都有工作做……；如果老百姓沒房住、沒書讀、看不起病、養不了老、沒工作做……，就是對國家利益的最大損害。這樣表述愛國主義，豈不是更好、更全面？

但張維迎單單只說“對待民營企業的態度問題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不說其他，這正表明“對待民營企業的態度問題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問題”不過是個偽命題！

雖然2005年2月國務院出臺的鼓勵和推動民營企業發展的“36條”，至今仍有不少條款還沒有落實。但是，相比較，有關老百姓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環保、三農……等一系列政策、法規，甚至連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都還遠未落實，即使2006年新出臺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至今也不能全部落實不來，這又該怎么說呢？這些更表現為愛國主義的大問題，為什么張維迎就不說了呢？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來說，縮小貧富差距，解決老百姓的住房、醫療、教育、就業、建設新農村、加強環保等，遠比落實“36條”，顯得更為迫切！張維迎不僅沒有為建設和諧社會呼喊點什么，反而一味站在資本利益立場上，竭力反對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說什么“值得擔心的是，現在有好多政策，打著宏觀調控、治理產能過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業投資，破壞企業產權，使民營企業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倍S護的民營資本利益，不過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卻冠以“國家利益”，拉大旗作虎皮，想嚇唬誰？

什么是“愛國主義”？什么是“國家利益”？恐怕都不是什么深奧的理論問題。國家利益是全民族、全體人民的利益，民營資本的利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民營資本的局部利益來冒充國家的整體利益，顯然是在偷換概念。既然要講愛國主義、國家利益，那么，起碼要從維護國家利益做起，不去損害國家的利益。比如，不偷稅漏稅、不瓜分、不流失國有資產、不破壞自然資源、不污染環境、不要讓老百姓買不起房、讀不起書、看不起病、養不了老……。如果企業家只顧增長GDP、只顧增加自己的利潤，不顧老百姓死活，不顧祖國山河的資源破壞、環境污染……，這能叫維護國家利益嗎？能叫愛國主義嗎？現在的怪事恰恰是，明明在損害國家利益，卻自我標榜是“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國家作貢獻”！張維迎連“愛國主義”“國家利益”的含義都沒搞懂，有什么資格高談“愛國主義”“國家利益”？

奉勸張維迎一聲：民營企業該解決什么問題就說什么問題，別拿“愛國主義”、“國家利益”的大帽子來說事！

偽命題之六：保護工人利益會帶來嚴重后果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張維迎一邊為維護資本利益集團大聲疾呼，一邊卻明目張膽地挑戰維護勞工權利的國家法律，開公反對中央用法律來保護勞工的權利！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專訪中，張維迎主動談起對修改《勞動合同法》的看法。他說：“關于勞動合同法的修訂，按照現在的版本的話，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非常嚴重的不利后果?！币驗閷嵤┬碌膭趧臃ê?，“企業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沒有了”“一個國家勞動市場變得非常的僵化，人們把保護勞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場力量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要健康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勞動部門不管你的企業搞得好不好。按照這個規定，工會的權力大了，勞動部門的權力大了，動不動就仲裁，動不動查你的賬，打的幌子是保護工人利益，保護弱勢群體，實際上是在尋租。這有點像歐洲的一些福利國家，深究起來他們的勞動制度有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引進我們的國家，后果可能非常嚴重?！?/p>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后的勞工大眾，已經從國家的“主人翁”，徹底淪落為臭苦力。無論是外國資本家、還是本土資本家，都在用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手段拼命壓榨他們的血汗，其悲慘境地，遠遠勝過恩格斯在160多年前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但是，在過去28年的時間里，維護資本家權利的法律出臺了一個又一個，卻沒有一部法律能夠真正維護勞工的權利。因此，“血汗工廠”制度遍布神州大地，不僅勞工工資被壓在最低線，而且還常常被扣克、拖欠。以至引得溫家寶總理不能不流下同情的淚水，親自為工人向資本家討欠薪。這種勞工權利受到肆無忌憚的侵害，全球獨一無二，而這種現象恰恰發生在工會組織十分健全、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可謂世界奇觀！外資企業過去誤以為中國工會會象西方工會一樣，為維護勞工權利持以強硬立場，故而長期反對成立工會組織，后來又紛紛同意成立工會，因為他們發現，中國的工會并不完全代表勞工權利，僅僅是一個協調勞資關系的中介組織，并不對資方利益構成任利威脅。所以，中國的勞工大眾一直是任由資本利益集團宰割的羔羊。2006年6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教育部副部長陳杰平終于說了句良心話：“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勞動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加班成為企業文化一部分的今天，中國每年大約有60萬人猝死，勞累、生活不規律、開夜車、高度緊張是最大誘因?！?/p>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勞動法》作了適當的修改，雖然執行起來的效果還不得而知，但畢竟為保護勞工的權利提供了最起碼的法律保障，這是值得慶幸的！

可是，修改過的《勞動法》卻刺痛了張維迎的心，說它“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非常嚴重的不利后果。”他所說的“嚴重不利后果”，無非是指勞工大眾再也不是以前那個任由資本家宰割的羔羊了，勞工大眾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捍衛自身的權利了。這種“后果”只有對資本家來說，才是“不利的”、“嚴重”的！這是西方國家工人階級長期斗爭的成果，是處理勞資關系的先進經驗，也是改善中國社會和諧的進步表現。但是，卻把張維迎嚇成那個樣子，令他滿腔的悲憤宣泄不止。他把過去28年長期剝奪勞工權利的不正常現象，當作經濟的“健康發展”；而把今后勞工權利受法律保護，視為“經濟要健康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后果可能非常嚴重”，如此顛倒是非，張維迎究竟代表誰的利益，豈不昭然若揭？

一個農家子弟，靠勞工大眾的哺育，不用交學費就上了大學。但是，當了大學教授后卻翻臉不認人，連替勞工大眾說話公平話也不愿意，勞工大眾是不是應該剝奪這種人的一切？

偽命題之七：國有企業無法在市場競爭中生存

依據前蘇聯模式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國有企業，既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更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公有制企業。其弊端多多，已為所有經濟學家所指詬，在此不必贅述。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使大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了，所剩無幾的國有企業，雖然名義上還稱為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早已變為名符其實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因為國有企業都已實行雇傭勞動制，勞動力已經成為商品，工人所得的僅是其必要勞動的價值，剩余價值統統被官僚資本無償占有，而國企高管階層通過超出自身必要勞動價值數十倍、數百倍的高薪政策、啟動股權激勵機制、MBO等形式，直接參與了剩余價值的瓜分。由于這種官僚資本企業目前在國家的一些重要行業霸占著壟斷權，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的眼中釘、肉中刺。

張維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并不相容，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無法生存的。因為“國有企業像殘疾人”、“是懶漢”，其“根深蒂固的問題就是沒有責任和權利的匹配”?！段餀喾ā凡⒉荒芙鉀Q國有資產不受侵害。國有企業也無法靠自身的能力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它只是靠處在產業鏈上游的壟斷地位、靠“一種全員 (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頭頭腦腦’及普通員工)尋租”在維持生存。他認為“中國經濟的活力，主要來自民營企業在競爭行業的發展?！币虼?，他從“冰棍理論”出發，認為國有企業的出路，最好是統統賣掉、賣光，以此消除壟斷，來“真正創造效益”。

張維迎的改革思路，概括而言，就是國有企業都不好，應該全部“消滅”。不可否認，國有企業的弊病確實不少。但是，如果據此判定國有企業無法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只有私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這恐怕又成了一個偽命題了。

新自由主義理論從來認為，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只對自己的東西負責任，只會做好屬于自己的、對自己有好處的事。從這個哲學理念出發，它一直主張產權必須私有化，認為只有明確產權的私有，業主才會對自己的產權負責，才會形成責任與權利的匹配。因此，新自由主義不僅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而且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人格缺位，無法令責任與權利相匹配，從而滋生各種弊端，因而不可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

其實，這種理論有失偏頗。企業究竟能不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產權關系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雖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決不是全部。美國每年就有500多萬家私人企業在破產。中國也是每年有大量的民營企業維持不下去；反之，在競爭性行業中也有國有企業辦得非常成功的，不見得都是靠“全員尋租”在維持生存。決定企業能否在市場競爭中生存，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并不完全取決于產權關系。尤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治理，引入職業經理人制度，早已把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產權的約束作用已大大弱化，即使是私人企業，也都委托給職業經理人在經營。經營權層面上的責任與權力匹配，比所有權層面的匹配，對企業的競爭力顯得更為重要。企業的競爭能力不再表現在“只有自己的東西才會做好它”，競爭力取決于公司運作的人才、組織形式、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的設計，以及各種管理、經營、行政的技巧等。這一切，又有懶于理念的創新。所以，在決定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的諸多因素中，產權關系的權重意義，越來越被弱化；企業究竟是私有？股份制？國有？已經不再顯得那么重要。正如IBM創始人托馬斯所說，“一個公司的成敗，并非得力于組織形式及行政技巧，而在于信念的力量，以及信念對組織成員的吸引力。信念給人以靈魂，沒有什么能比靈魂更能讓組織成員產生驅動力的了。”黑格爾也說過，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是某種思想。因為人的行動來自思想，先有思想才有行動。

所以，國有企業能否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真正的出路是改變理念，用新的理念重塑企業的運作機制、架構與組織形式，并非一定要走私有化道路不可！如果沒有新的理念，即使私有化，也未必能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其實，私有企業，尤其是大型私有企業，也照樣存在國有企業的那種機構臃腫、繁文縟節、官僚主義、鋪張浪費、效率低下等弊病。值得關注的是，近幾年俄羅斯、委內瑞拉反而搞起了私有企業國有化的改革，恐怕未必全是政治的原因。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如果不能通過理念的創新，來重新塑造國有企業，只知道一味地賣！賣！賣！只能說明改革者的智商低下，不夠資格談論國企改革的話題！

其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之弊端，究其深層根源，與其說是產權的人格缺位所為，還不如說是政治制度的一黨專制所致！人格缺位的問題，又何止是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這個執政黨、這個國家的運作，難道沒有人格缺位的問題嗎？難道責任與權利都匹配了嗎？張維迎等自由主義人士一味批判國企的壟斷、沒活力、沒效益等等，說穿了，無非是想把國有企業統統賣掉、瓜分掉！既不是出于真正想搞好國有企業，也沒有那個能力來搞好國有企業！最近國資委提出7個行業必須由國企壟斷、某些行業還要國企絕對控股的改革方案，張維迎除了耿耿于懷發點牢騷，還能說些什么呢？有什么高招拿得出來嗎？

時至今日，官僚資本的國有企業依仗自己的壟斷地位，不僅獲取壟斷利潤，而且滋生腐敗，已遭國人的痛恨。但是，張維迎們批判國企壟斷的真正用意，其實是想通過打破行政壟斷，放寬準入門檻，為民營企業擴大地盤。所以，反壟斷問題，表面上是壟斷與自由競爭的矛盾，本質上卻是官僚資本與私人資本的矛盾。這種狗咬狗的爭斗，對民眾來說，有多少實際意義？可以設想：如果消除行政壟斷，所有行業都向私人資本開放，經過若干年的競爭，必然還會出現新的市場壟斷，屆時都成了私人資本的市場壟斷，那么，目前存在的官僚資本壟斷的種種弊病，難道在未來的私人資本壟斷中就不會重現了嗎？

偽命題之八：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

若干年前，張維迎曾因鼓吹腐敗“是一個帕累托改進”、“有利于調動官員的積極性”，令國人大跌眼鏡。后來又因竭力呼喊“赦免資本原罪”，而博得了企業家們集體排隊給他鞠躬的感謝。去年，因為發表了被稱為“輿論轟炸下逼出的大實話”——《政府縮權是反腐之本》，提出“腐敗嚴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權力過大，反腐敗的根本辦法是削減政府權力?！钡挠^點，又贏得了包括原先批評他的人在內的很多人的贊賞，認為他的這種醒悟，“終于回到了民眾的立場”。果真這樣嗎？

當然，應該承認，張維迎對反腐問題的進步還是有一點的。這主要表現在從制度的層面研究“原罪”、“紅包”等腐敗問題了，這與以前鼓吹腐敗“是一個帕累托改進”、“有利于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的張維迎相比，確實猶如換了一個人。遺憾的是，他從制度上研究腐敗問題，得出的結論是：“腐敗嚴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權力過大，反腐敗的根本辦法是削減政府權力?！边@恐怕又成了一個偽命題了！

他說：“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企業家創造價值的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許多在市場經濟中本來屬于公民應有的商業活動的權利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進行投資都需要政府批準，使得很多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特殊手段(其實就是行賄手段，但張維迎心疼用‘行賄’二字)去‘贖買’這些權利，由此產生了權錢交易”“政府一方面是企業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會的管理者”“存在深刻的角色沖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壟斷性的權力，來謀取它作為所有者的利益?！边€可以“利用民意擴權牟利”“如果把腐敗簡單歸結為人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掩蓋了問題的本質”對于“醫療領域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張維迎認為“不能歸咎于‘市場化’，而應歸咎于政府對醫療供給的壟斷”是“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讓別人做，導致了嚴重的供給不足”“供給不足再加上價格管制，又導致了藥品回扣、收紅包等醫療不正之風?！薄?，“中國社會要想減少腐敗，必須削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U>

這些話，作為描述腐敗的社會現象來說，還勉強說得過去。如果把它當成制度層面研究腐敗的學術成果，那就太失水準了！

從制度層面揭示腐敗的根源，需要回答的是：是什么東西在使權力產生腐敗？難道只是權力的“過大”使權力產生腐??？權力“不大”、或權力“不大不小”、甚至權力“過小”就不會腐敗了嗎？現實生活中即使沒有權力，也在滋生腐敗，這又該怎么解釋呢？如果要說政府的權力“過大”，莫過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權力“更大”，為什么那時候并沒有多少腐敗呢？顯然，張維迎的研究結果是不及格的！

其實，權力會不會產生腐敗？問題不在權力的“過大”、還是“過小”，而是在于權力有沒有被資本化？權力本身沒有任何罪過，有罪的是轉化成資本的權力！只要權力沒有轉化為資本，即使“過大”，甚至“極大”，也不會產生腐?。环粗?，權力一旦轉化為資本，那怕只有芝麻綠豆似的一點小權也會滋生腐??！甚至沒有權力的人，只要令自己的良心、人格、道德轉化為資本，也照樣能夠滋生出腐敗來！

因此，僅僅縮小政府的權力，并不能真正解決反腐問題，更不能作為反腐之本！縮權，連“治標”都談不上，豈能“治本”？權力的“過大”，或“縮小”，不過是“量”的區別，文章的要害應做在“質”上，而不是“量”上！為此，真正的反腐措施，必須是切斷權力轉化成資本的過程！

以張維迎所舉之例來分析：他認為辦企辦、搞投資這些“本來屬于公民應有的商業活動的權利”，由于被政府壟斷，有人不得不去“贖買”這些權利，才“產生了權錢交易”。其實，這個權力轉化為資本的過程，腐敗的源頭并不是“權力”本身，而是在“贖買”權力的行為！在舊體制未經合法程序改革之前，有些商業活動必需經過審批，政府部門掌握審批權是一種依法辦事的正當行為。如果有人用行賄手段去“贖買”，就是以犯罪手段把權力轉化成資本。在這里，“贖買”行為是腐敗之因，權力變為資本則是其果。這是一種因果的關系，而不是張維迎所說的“企業家創造價值的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并列關系。腐敗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反腐措施沒有去斬斷腐敗的源頭，不去消除腐敗之因，僅僅打擊其果。雖然嚴懲了“源尾”，卻寬容了“源頭”，慫恿了行賄者繼續把更多的權力轉化為資本，從而使腐敗“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可見，真正的反腐之本，并不是什么對政府的“縮權”，而是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依法辦事！即使現行法律法規已經滯后，顯得多么不合理，也只能先執行了再說。如果要“特事特辦”，則必須完全透明操作，絕不能暗底私下交易！并盡快修改現行法律法規，通過合法的程序讓不合理的舊法，變成合理的新法，這才是真正的反腐之本！

張維迎只知道為資本利益集團鳴冤叫屈，把腐敗之源歸咎于政府權力“過大”，把企業家的行賄、“贖買”說得那么的“無奈”“迫不得已”，竭力為“原罪”開脫。按照他的邏輯，即使政府“縮權”后，“企業家”依然可以認為政府的權力“不合理”，依然可以置現行政策和法規法律于不顧而去“合理”行賄，依然可以認為“贖買”是出于“無奈”和“迫不得已”。張維迎的這種反腐藥方，能治理腐敗嗎？

雖然張維迎自稱這種反腐的“理性思考”，是“從制度上去找原因和對策”，但他的診斷卻都是錯的！他所認為腐敗的原因，不過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和權力“壟斷”。其實，這僅僅是“病因”，并不是“病根”，所以他開出的“縮權”藥方，根本就治不了腐敗！

對醫療問題，他完全否認“看病難”“看病貴”與市場化的關系，把醫療領域的腐敗統統“歸咎于政府對醫療供給的壟斷”“導致了嚴重的供給不足”“再加上價格管制，又導致了藥品回扣、收紅包等醫療不正之風。”

如果說，老百姓看不起病與政府的醫療管理體制沒有分為不同層次、對公益性的醫療投資不足等等有關，還是說得過去的。但張維迎卻把問題歸咎于政府對醫療資源的壟斷，歸咎于醫療供給不足，那就幾乎是胡說八道了！

醫生行醫必須經過政府批準，這是各國政府的通常管理制度，也是一種國際慣例，談不上是政府壟斷醫療資源。事實上，現在夠資格、有條件辦私人診所的醫生，很少沒有不被批準的。反倒是大量沒條件、不夠格的“醫生”，都在辦“黑診所”、建“黑醫院”。醫療領域早已不是醫院里人滿為患，而是門可羅雀。所以，老百姓看不起病，絕不是什么醫療資源“供給不足”，而是泛市場化的醫療改革所致！醫療領域實行市場化改革以后，市場化使醫療資源統統轉化為資本，醫療事業已經失去了公益性，失去了“治病救人”的功能，轉化為只顧賺錢的資本功能。這才是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本質原因！

教育領域中老百姓讀不起書，也是這個道理！

無論是權力，還是醫療、教育等等，本來都是不會腐敗的東西，但市場化的改革卻使它們都變成了商品。當整個社會都以商品“等價交換”為原則來運行的時候，所有的社會行為都勢必會依據自身的資源來獲取各自的利潤，這樣，凡能夠帶來利潤的東西，無論是權力、醫療、教育，還是肉體、良心、人格、道德等等，也就統統轉化為資本了。因此，就市場經濟的本質而言，它是以激活并膨脹人性之貪婪的經濟形式，也是刺激并鼓勵人去犯罪的經濟形式！它通過組合資源的配置，一方面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提供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又視各種壓抑貪欲的觀念、信仰、道德、法律為障礙，無情地加以摧毀，從而滋生各種犯罪活動。對此，西方國家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優良的道德教育和神圣的宗教信仰，作為三重約束機制，來制約市場經濟的罪惡本性。即使如此，市場經濟的各種犯罪活動依然無法根除。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既缺乏健全的法律，道德又已淪喪，更沒有宗教信仰的約束，于是，短短的28年，中國便成了冒險家的樂園、滋生腐敗的溫床和犯罪分子的天堂。而且，腐敗早已超越政府權力的范圍，擴散為全民腐敗、全社會腐敗。人人嘴上咒罵腐敗、心里卻渴望腐敗。腐敗已經浸透到中國人的血液里、骨髓中，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和發展模式。

在這樣的“中國特色”國情下，想靠縮小政府權力就能治腐敗？恐怕只有張維迎這種癡人，才會說出這樣的夢話！拉倒吧！

如果真的要反腐敗，最有效的辦法是搞群眾運動！如果不搞群眾運動，就只能靠法治，即健全法制，嚴格依法辦事。真正實行司法獨立，排除任何黨、政干擾，嚴格執法，對一切犯罪活動嚴懲不??！無論“原罪”、現罪，一律嚴加懲處！否則，全是空談！

偽命題之九：偉人做事只講“合理”不講合不合法

2006年9月，張維迎榮升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伊始立即對學院的辦校方針作了新的定位，提出“光華是培養精英的學院”的辦校目標。并在新生開學典禮上，他對“精英”的概念作了具體的闡述。

張維迎說：“所謂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識、有責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學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問題，有能力引領社會往正確方向前進的人；那些有惻隱之心、辭讓之心、廉恥之心和是非之心的優秀公民?！笨梢韵胂蟮玫剑攺埦S迎以“培養精英”的精英的姿態在說這番話的時候，必定是躊躇滿志、一派春風得意的樣子！

但是，仔細觀看張維迎所說的“精英”標準，令人感到，似乎套在黑社會分子或蹲大牢的罪犯的身上也挺適合！因為這個“精英”標準，雖然羅里羅嗦，卻唯獨缺少“為人民大眾服務、獻身”之類的重要內容。如果沒有這些內容，這樣的“精英”，就不能不令人懷疑，究竟與黑幫分子或蹲大牢的罪犯有多少區別？

張維迎闡述“精英”的概念，還只是在開導學生“怎么做人”，接下來，更精彩的是，張維迎要教導學生“怎么做事”了。

他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就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也是衡量一個人做事是否正確的重要標準?！薄霸诂F實中，‘道’——或者叫‘理’，跟法律有著相當復雜的關系。所謂‘理’，就是看你做事是否為社會創造價值?！怼窃凇ā系模汉侠淼臇|西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法律的制訂應該按照合理的要求進行，不合理的法律是不對的。　　但在中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法和理之間都有很多錯位，這樣一來，有時候很難簡單地判斷違法行為是不是合理的?！薄霸谏鐣?，所有人做事分為四類：合理又合法；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既不合理又不合法。最偉大的人干事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合理不合理，他不管合法不合法。事實上，他們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們想把那些合理但不合法的事變得合法。所有革命家、改革家就干這樣的事。次偉大的人干事有兩個標準，既要合理又要合法。合理但不合法，他不干；合法不合理，他也不干。普通人干事也就只有一個標準，只要合法，不合理他也干。舉個極端的例子，如果法律要求他去殺人，不合理他也去殺。這就是最平庸的人。最后是壞人，做事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他沒標準，以自己為標準。”“你們很難做到偉大的標準，像孫中山、鄧小平那樣，但你們也不應該是平庸之輩，只對自己負責。你們就按照次偉大的標準做事：既要合理又要合法。有些合法但不合理的事，做的時候不需要承擔責任，但不創造社會價值、甚至損害社會，那樣的事不能干。有些合理但不合法的事，對推動社會進步是好的，但是那樣做個人會有麻煩，是對自己不負責任，所以也不要做。要把對自己負責和對社會負責統一起來，必須同時滿足合理、合法兩個標準?！?/p>

讀了張維迎的這一番肺腑之言，確實令人“大開眼界”。同時，也感到深深的悲哀！光華學院究竟在“培養精英”？還是在誤人子弟？嗚呼哀哉！

稍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道”的概念，一般是指自然法則、客觀規律；“理”是遵循的意思，即遵循自然法則、按客觀規律辦事。所謂“講道理”、“替天行道”都是這個意思。“君子好財、取之有道”，是指應按照客觀規律去賺錢，不能亂來的意思。但張維迎卻把“道”與“理”混為同一概念，都解釋成“對社會的貢獻”、“為社會創造價值”。他眼里的“貢獻”，只有“創造財富”，其他的都不是。這種隨心所欲的解釋，真不知道是哪門子的學術流派？而且還說“‘理’是在‘法’之上的”，也就是說，只要是創造財富，管他什么違法不違法！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教唆犯罪嗎？就這樣的這種胡言亂語，張維迎竟然作為自己的“學術成果”，大言不慚地販賣給學生，不能不讓人領教了一回什么叫做“厚顏無恥”！

更讓人觀為嘆之的是，他那整套的“四種做事方式”，實在是“拍案叫絕”！

“無知當有趣”呵！呵呵！呵呵！……

張維迎諄諄告誡學生：偉人只做合理的事，不管合不合法；(請注意，張維迎心目中的偉人有孫中山、鄧小平，但沒有毛澤東，這恐怕不象是粗心大意的忽略。)平庸的人只做合法的事，即使不合理，只要合法就干；壞人做事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由于偉人的做事方式，一般學生做不到，所以張維迎不要求學生當偉人，但也不希望學生做個平庸人，更不讓去做壞人。他要求學做個“次偉人”，即低于偉人、高于平庸人的人。“次”，即“退而求其次”，這是張維迎常用的思維方式。當年他為腐敗進行辯護的時候，也說過，腐敗是一種“次選擇”，不是最好，但也不錯，搞點腐敗“有利于調動官員的積極性”。這一回，他用同樣的思維方式，教導學生做個“次偉人”，即“你們就按照次偉大的標準做事：既要合理又要合法。有些合法但不合理的事，……不能干。有些合理但不合法的事，……也不要做?！?/p>

解讀他的這些話，很是耐人尋味。他的“理”，就是“創造價值”、“創造財富”，通俗的說法就是賺錢、創收、創造經濟效益等等。“次偉人”應做合理又合法的事，既不做合理不合法、也不做合法不合理的事。也就是說，能賺錢但不合法的事別干，而合法但不賺錢的事也別干！這樣看來，張維迎所說的“次偉人”，雖然不做不合法的事，但也不做不賺錢的事，那么，這樣的“次偉人”，豈不是一個專門賺錢的經濟動物？凡是不賺錢、不創收、沒有經濟效益的事，盡管合法、又有社會效益的事，“次偉人”是不干的！這種人其實還不如“平庸人”，“平庸人”至少會做合法但不賺錢的事，諸如無償地為大眾服務、公益捐款……。而“次偉人”實際是一種極端自私、只知道賺錢，沒有任何公德心、公益心的人！怪不得，中國的富人很少慈善捐款、也少有做公益事，原來都是一些“次偉人”呵！呵呵！呵呵！

其實，做“次偉人”是張維迎“退而求其次”的無奈選擇，他真正追求的是想當“偉人”，只做合理、不管合不合法的事，而且要把合理但不合法的事變成既合理又合法！

按照這種標準，革命家、改革家，如孫中山、鄧小平，固然是這樣的人。但是，似乎希特勒、東條英機……以及中國的陳良宇、牟其中、賴昌星、周正毅……也是這樣的“偉人”！黑社會頭目和所有的經濟罪犯、以及謀財害命和殺人越貨的刑事犯，都是把“創造價值”“創造財富”當作“合理”的事來做的，而且都是只要“合理”，管他媽合法不合法，一心一意要把不合法的事變成合法的“偉人”！張維迎說他所談的“精英”標準，是“有一定的針對性”的，那么，他提出“偉人”的做事方式，更是有的放矢了，其目的顯然是為了給一大批犯有“資本原罪”或現罪的企業家開脫罪責！在他看來，下大牢的企業家都不是罪犯，而是不管合不合法專做“合理”事的“偉人”！張維迎向學生灌輸這種理念，不能不令人懷疑，莫非是他想把光華學院辦成專門培養罪犯的基地？

誠然，生活中“理”與“法”發生矛盾和錯位的事例并不鮮見?！昂戏ā?，包括本體合法和程序合法二層意思。從法治的原則來說，程序的合法比本體的合法更為重要。“合理”的概念，也有實質合理與形式合理(或曰程序合理)二層意思。由于對“合理”與否的判斷，常常帶有主觀的理解，各人從各人的角度，都可以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因此，究竟“實質合理”與否？只能是以能否被大多數人所贊同作為其客觀標準。而對能否為大多數人所贊同的判斷，又只能以立法機構的投票為準。這是一個形式合理的確認過程，也就是程序合法的確認過程。經過形式合理(亦即程序合法)確認后的實質合理，也就成了本體的合法。這正是“合理的東西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的意思，但它的前提必須是為大多數人所支持和贊同，決不是張維迎所說的“正確觀點不能靠投票”，而是恰恰必須靠投票！

因此，偉人做的合理事，都是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能夠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和贊同的事，雖然可能暫時不合法，但只要具備實質的合理，必然能夠實現最后的合法。如果不具備實質的合理，自以為“合理”罔顧合不合法就去干，那就可能是在進行犯罪活動?？梢姡瑐ト伺c罪犯的區別，就在于所做的事是否“實質合理”，即能否為大多數人謀利并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偉人做事必定是既講合理，又要合法，決不是那種不管合不合法的瞎干。

但是，由于程序合法確認的滯后性，在形式合理的確認過程中，也會有一種偉人做事“只講合理，不管合法不合法”的假象，其實那是一種錯覺，如果把錯覺當真相，就會誤解或曲解偉人的做事方式。張維迎正是如此！

張維迎十分欣賞，先干起來再說，事后讓(中央)行政或法律來認可的做法，認為那就是偉人“只要合理，不管合不合法”的辦事方式。其實，“先干起來”本身，就是一個實質合理的確認過程，只有得到多數人的贊同，中央才會認可。這表明實質合理是有客觀標準的。僅靠某個領導的認可，并不意味具備了實質合理，未經正式的程序確認，也就表明本體合法并不成立。如果以為只要干起來，既成事實，不管實質合理與否，以此來逼迫中央認可，那么，這并不是在示范偉人的做事方式，而是在教唆犯罪！

雖然“為社會作貢獻”、“創造財富”很好聽，但未必全是“實質合理”。這要看它是否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否則，貪官可以說他受賄把事辦成了，客觀上作了“社會貢獻”；挪用公款的、騙貸款的、走私的、偷稅漏稅的、搞欺詐的、做假帳的、制造假冒偽劣商品的……都可辯解他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吧鐣暙I”“創造財富”能否經得起實質合理的考量，正是改革家做事方式與犯罪活動的根本區別！張維迎對此不能加以區別，既是對偉人、改革家的污蔑，又是對罪犯的包庇！把犯罪活動視為改革家的做事方式，正是張維迎別有用心的表現！在他看來，法律是人制訂的，是人為的東西，只要修改法律，原來不合法的皆可變成合法。這樣，罪犯也都變成了改革家。他把法律具有本體合法與程序合法確認過程的客觀性，曲解為純粹主觀的東西，這完全是出于為企業家的“原罪”開脫罪責的需要。其潛臺詞是，身陷囚囹的企業家，并不是真的有罪，而是法律本身不合理、陳舊了、過時了，是法與理發生了“錯位”，只要把法律改一下，他們全都是為社會作了“貢獻”“創造財富”的改革家！這就是張維迎反復研究“理”和“法”之間關系的“學術成果”！

人的好與壞、善與惡之分，不僅是看他做什么？更是要看他怎么做？用什么方法和手段來做？創造價值、創造財富本身沒有錯，怎么創造？是合法地做？還是管他合不合法地做？甚至違法地做？正是守法公民、改革家與罪犯的分界之處。而張維迎恰恰把守法公民視為平庸人，卻把經濟罪犯捧為改革家，處心積慮地為“資本原罪”尋找到法理根據。足以可見，其顛倒黑白，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

敢把謬論當真理來賣的，恐怕只有張維迎，絕了！佩服！佩服！

結束語

通過剖析張維迎的9個偽命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基本立場：他贊賞GDP增長而不管付出多少代價；他頌揚創造財富而不管合不合法；他歌頌企業家的社會貢獻而不管他們采取什么手段；他歡迎引進外資而不顧國家經濟安不安全；他崇尚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競爭；他追求沒有任何宏觀調控和管制的市場化；他竭力為企業家的“資本原罪”和種種丑聞辯護；他反對勞工維權；反對民眾指責黑心的房地產商和“血汗工廠”；反對民眾批評地方政府的種種錯誤做法；反對民眾質疑改革……。張維迎的所有言論，都是從這種立場展開的。

張維迎所持的立場和觀點，顯然代表了資本權貴利益的聲音。作為一個窮苦家庭出身的農民子弟，為什么不站在民眾的立場為勞工大眾說話，反而替資本權貴代言？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這不是張維迎的個人問題，而是一種社會思潮的反映，這種思潮以物質主義的哲學理念為基礎，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凡受這種思潮影響的人，都會走張維迎同樣的道路。他們不僅會背叛自己的過去，而且會毫不留情地埋葬前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成果。

物質主義(或稱經濟主義)思潮源于近代西方哲學，從霍布斯開始，就把人看作是一種激情、欲望的載體。休謨和斯密都認為，人乃是被自利激情所支配的動物。斯密還周密地論證了，個人自利的動機完全可以利他。主張社會應當允許個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認為這樣的社會才是文明的，一個好社會就是一個工商文明社會，即人人可以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會。培根更是認為，人人自由追求自身的利益，就是滿足肉體欲望的物質性利益。這種哲學理念把人僅僅看作是追求物質以滿足感官享受和刺激的動物，看不到人還有更高層次的精神活動和追求。把人的本質定位在與動物沒有多大區別的水平上，正是物質主義的最大局限。但它適應了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剛剛在興起的歷史需要。在這種哲學理念的背景下，經濟學從誕生的那天起，便被物質主義深深地扎下了根。因此，財富至上、效率優先、市場掛帥、自由第一，就成了經濟學的全部，其他東西都被排除在視線之外。經濟學家也都成了財富崇拜的物質主義者。直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出現，揭示了人類不公平的秘密和根源，提出正義、公正、公平、人人平等的理想目標，開辟了經濟學發展的新道路。

　　當物質主義哲學延伸到國家管治領域，國家的物質性便不斷被強化，而國家精神、民族道德卻逐漸衰落。物質主義哲學崇尚“叢林法則”，以此為原則處置國與國、民族與民族的關系，癡迷“落后挨打，強大可打別人”的信條！個人物質主義者關注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財產與生命；民族物質主義和國家物質主義關注的則是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因此，增強國力、提升國家地位，成了至高無上的追求目標，發展經濟成了整個社會運行的軸心。
　　當GDP被整個世界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物質水平的標尺時，全球都為追逐GDP而瘋狂旋轉。尤其在缺失宗教精神的國家，物質主義傾向顯得更為突出，全體國民都為追求財富而奮亢，不惜丟棄傳統的民族精神、損害生存環境，還甘愿接受任何形式的專制統治。

建立在物質主義基礎上的經濟學，強調私有財產的保護、競爭的絕對自由和市場決定一切。受這種經濟學熏陶的經濟學家，都會本能地排斥法治、民主、公平、正義、工會結社、勞工維權等。他們認為市場是最合理的無形之手，自由競爭高于一切，拒絕民主與法治對市場的約束，向往、追求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制約的自由，視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福利體系、勞工權利等等，全都是干擾市場自由競爭和妨礙效率增長的障礙。
　　接受這種理論的中國經濟學家，也都把自由化體制看作是經濟增長、提高效率的最佳體制，甚至把官員恩典或默許的放任、放縱當成了最理想的自由化狀態。張五常就非常贊賞這種狀態，說“中國的市場比美國的還要自由”。他們對任何批評自由化體制的言行，都視為對改革的否定。在他們看來，只要能夠快速增長GDP的制度，便是最好的制度，那怕這種制度沒有憲政、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勞工權利保護、沒有福利保障等等。中國因為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的“世界奇跡”，張五常便據此把中國的社會制度，說成“是人類歷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中國經濟學家唯一不能接受的是，中國政府仍然在壟斷經濟和管制經濟，因此，反壟斷、反管制就成了他們所追求的改革的全部內容。而法治、憲政、民主、公平、正義、工會結社、勞工維權等，對經濟學家來說，都成了不屑一顧的東西。貧富差別、環境污染、資源破壞、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社會保險……等社會問題，更不在他們的話下。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沒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驚小怪！財富就是一切，效率高于公平、市場統帥一切！

張維迎就是這伙經濟學家中的一個，他與民眾唱反調的所謂“理性思考”，其實并沒有任何創新，都是歷史沉渣的泛起，都是在販賣別人的舊貨。可悲的是，張維迎并沒有把物質主義哲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真正讀懂、讀透，如果真的讀懂、讀透，也許就不一定全盤接受那些垃圾了。

哈耶克的經歷頗能紿人以這樣的啟示。這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在中年之后，竟然改行了，從研究經濟學轉入研究法學，最后從事憲政設計。因為他認識到，經濟學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技術層面上的治國之術，它的視野是有限的，它思考的對象僅僅是社會的一個方面；經濟學的“制度”概念是狹小的，遠不足以涵蓋憲制性制度的豐富內容。物質主義的心靈無力思考更大更深的問題，這是經濟學固有的局限性。即使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不過是技術層面的經濟學家而已。哈耶克的轉行啟迪人們，雖然不是不要經濟學，但經濟學受物質主義影響的本身，無疑是限制了經濟學家，從更廣更深的視角去思考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發展，顯然不能局限在物質的強盛方面，還有比物質更高層次的人文精神建設。也就是說，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社會和諧、環境保護、道德培育、民族精神風貌建設……，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意義，遠比發展經濟更為深遠。

中國28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所出現的種種負面效應，充分證明了這種社會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雖然GDP、外匯儲備、綜合國力、生活水平都成就巨大，但在缺失民主與法治、公平與正義的環境里，社會風貌卻日益衰落。物質主義的浪潮沖垮了所有的道德底線，粉碎了一切信仰和精神的追求，除了對金錢的庸俗崇拜，人們失去了高尚的理想和生活目標；物欲橫流、心靈空虛；人心浮躁、世風日下；靈魂墮落、精神頹廢；道德論喪、腐敗泛濫。國民精神充斥享樂主義、犬儒主義、市儈哲學，對丑陋現象熟視無睹、明哲保身、麻木不仁。整個社會失去價值的準心，公理天理泯滅，善惡信仰缺失、價值觀錯位，黑白不分、事非顛倒；13億人口竟然不知道什么是“榮”、什么為“恥”，以至國家最高領導人不得不親自提出“八榮八恥”，作為國人的行為準則?！安辉S隨地吐痰”“不許亂扔垃圾”的《七不》運動，成了全民道德教育的必修課，竟然收效甚微，表明國人的道德水準連幼兒園的水平還未達到。華人已成為全球“不文明人種”的標志，以至中央不得不專門發文，規定國人去外國旅游的行為準則……。國民素質的潰爛和民族精神的衰敗，不能不令人擔憂，亡黨亡國未必出現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反而可能發生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盛世”之年！　　　

市場經濟是物質主義理念的最佳載體，但健康的市場經濟必須以一定的約束機制為前提條件，如果缺失法律、道德、宗教這三重約束機制，那么，能不能實行市場經濟都是個問號？即使實行了市場經濟，也必定是個混亂的、跛腳的，甚至是罪惡叢生的市場經濟。16年前嘲笑俄羅斯的中國經濟學家，曾經深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而自豪，想不到16年后的俄羅斯經過短暫的陣痛后，經濟發展得比中國更健康。雖然目前俄羅斯的GDP增長速度、外匯儲備都不如中國，改革本身也并不是完美無缺，但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在初步的民主、法治的框架里起步，確立了最起碼的公平原則，注重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又有宗教信仰的機制作用，因此，俄羅斯能在經濟穩步發展的過程中，實現較好的社會和諧。從1996年起，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長速度，近年來達到高于2倍的水平；政府財政收入的1/3用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等福利事業，廣大民眾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俄羅斯的改革，被世界贊譽為“為窮人利益的改革”。對照中國沒有任何公平、一部分人靠野蠻掠奪先富起來、不顧窮人死活的改革現狀，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深刻反省自己的智能底下，應該為鼓吹物質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而羞愧！應該反思改革走上邪路的惡果！

張維迎自嘆：“像我這樣的人，盡管在學術上有一些影響，但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是沒有發言權的?！边@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來說，實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愿張維迎在以后的日子里好自為之！              (全文完)

注：www.hexun.com專訪(1)《什么改變中國 》(2006.12.27 09:04)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岑科. (2)《群眾利益的真正維護者》(2007.01.04 08:56)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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