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紹:以立論的形式,間接批駁《炎黃春秋》一類極右派誹謗毛澤東時代經濟政策的謬論,指出私有化、市場經濟導致的兩極分化危害,也批判了杜導正、張維迎們的險惡居心。]
新中國成立,農民分了田,許多人日子都好起來,少數人有可能迅速成為新富農、新地主。相應的,有的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仍然窮,甚至不得不打算賣田,重新淪落為新窮人。于是,共產黨要求成立互助組,大家都歡迎。后來覺得,這互助組也解決不了兩極分化的趨勢,于是,就要求成立合作社,這個時候就有阻力了,特別是那些有希望成為新富農、新地主的人,思想上不太愿意;但是,行動上也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客觀效果就是防止了兩極分化。可以說,共產黨的政策,是以窮人為本,以窮人逐步富裕、不因為兩極分化變窮為本。
到1957年,農忙時,為了節省時間和勞力,就各家各戶輪流做飯,供一個組的人集中吃飯;這大概就是1958年秋后公共食堂的“祖先”吧。
農忙時,短時間“大鍋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但是,“食堂化”,一以貫之吃“大鍋飯”,類同于“消滅私有制”,跨入“共產主義”,那就糟糕了;加上其他原因,隨之而來的就是“三年困難時期”。
直到1961年五六月份,“食堂下放”,加上相應措施,農村形勢迅速好轉。
“食堂化”,是想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吃飯,只是太“跨越”、太“超前”,好心辦壞事。教訓非常深刻!
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宣言”。我理解《共產黨宣言》中一段話的意思是:因為,“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剝削的基礎上,是產品生產和占用的最后而又最頑固的表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消滅私有制”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如同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家庭、消滅“三大差別”一樣,當然是正確的,但是,那是很遙遠的目標,只能逐步實現。我們在1958年秋后嘗試了兩年多的時間,付出了“學費”,認識提高,從此以后,我們的農村經濟建設,穩定地取得偉大進步,可持續發展。
據資料介紹,在城市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取得偉大成績,但也曾經出現過問題,毛澤東主席在 1956年3月5日 ,聽取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情況時,就曾針對手工業改造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某些調整的意見。比如他說:“在手工業改造高潮中,修理服務行業集中生產,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于是,就予以修正。
正如奚兆永文章“《炎黃春秋》的反社會主義謬論”一文指出的:
“一些手工業個體經濟,由于是按照政策的要求恢復保留下來的,因此長時間一直保存著。鄧小平說,“我們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說的正是這一情況。”——我親身經歷的、看見的事實是,城市、城鎮個體經濟一直存在;農村,除了自留地等“個體經濟”外,個體手工業也大量存在,只是大部分以“搞副業”的名義出現,按照定額給生產隊交現金,記工分,實質是以副補農,多余的就是自己的。我家就是這樣。共產黨很清醒,毛澤東時代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只是沒有這樣提。文革期間要求 “斗私批修”,也非常正確,但是,“私與修”也大量存在,要不然,就不需要“斗私批修”了。
鄧小平同志主政以后,提出的“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其實都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絕大多數人是擁護的。陳云同志提出的,計劃經濟是籠子,市場經濟是籠子中的鳥,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如果真正按照這樣的一些思想發展下去,避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我估計,情況會比現在好許多。
但是,由于毛主席堅持“進城趕考”的思想,部分老干部受到“考試沖擊”,特別是文革中,許多老干部受到“沖擊”,正面效應是,保持了干部隊伍的清正廉明、謹小慎微地為人民服務,負面效應是,部分人丟了“面子”,耿耿于懷。毛主席去世后,黨內斗爭刺刀見紅,“耿耿于懷派”取得徹底勝利,于是,墻倒眾人推,有人作起了“一定范圍的談話”,炮制出“十年浩劫”、“經濟崩潰邊沿”等謊言,否定文革,接著是1980年10月“四千老干部大會”抹黑毛主席,更有 1986年8月30日 楊某人類似于當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面攻擊、誹謗毛主席。相應的經濟政策是“兩軌制”,為私有化、市場經濟開道。這個時候,已經不是以窮人為本了,而是以產生資本家為本。部分官員腐敗、墮落,知識分子特別是文科知識分子,受到西方文化熏陶,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導致1989年“民運”,惡化成“反革命暴亂”,不得不“武裝平息暴亂”。
到了這個地步,本來應該徹底反思,恢復到正確路線上去,恢復、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路線,但是,事實上,繼續沿著錯誤路線,越走越遠,肆無忌憚地搞私有化,少數人肆無忌憚地鯨吞國有財富,兩極分化“勢如破竹”,腐敗、墮落“勢不可擋”。導致人們總結的“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養不起孩子、打不起官司”,即使“中產”也成“房奴、孩奴”,諸如《昆明3億元新建小區502棟嶄新樓房遭“逼拆”》、環境污染之類丑聞層出不窮,群體事件、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此起彼伏,甚至學生、幼兒也遭屠殺,官員犯罪前赴后繼,刑事犯罪多如牛毛,等等。
實踐證明,毛主席的發展路線,才是可持續的,是前人種樹后人乘涼;胡亂邦、趙紫陽們是急功近利,“有水快流”,只顧當前,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毛主席選擇華國鋒“接班”,是想維持正常的黨內斗爭的局面,維持黨內斗爭的“生態平衡”。可是,華國鋒不懂這個哲學,所以,他破壞了應有的“生態平衡”。
因為政治上失去“生態平衡”,而且“不爭論”,才導致現在天怒人怨的局面,所以,許多人有病亂求醫,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民主”、“兩黨制”、“輪流坐莊”上。《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們,正是利用了這樣的心理,進行煽動,妄圖掀起第二次“民運”。如果我們“死不悔改”,不恢復“文革十年”真相,不下決心學習、借鑒 “文革十年”的“毛-周路線”,不堅持和正確發展毛澤東思想以追求科學發展,不按照鄧小平的“十個如果”和31年的社會實踐判斷“真理”、撥亂返正,不徹底與杜導正們決裂、分道揚鑣,那么,我們真的要按照杜導正們“導整”的邪路,走到“春秋戰國”地步哦!對于中國人民,對于我們的子孫后代,那將是禍患無窮的。
令人欣喜的是,現在,黨內的正義之聲越來越強烈。以私有化、市場經濟為“本”的“杜導正們”,越來越不得人心,他們是什么玩意兒?我這里附一篇文章供讀者參考。
附文:
鄧聿文:警惕學者越出底線出賣良知
2010年07月23日 四川新聞網-成都商報
“給我10億也許我會寫本反市場的書”,說這話的人是被稱為市場經濟的堅定捍衛者的張維迎。張最近出了一本書《市場的邏輯》。此話是針對有關誘惑的話題而說的。
張是個有爭議的學者,自然,此話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批評者認為知識分子的信念不能待價而沽,支持者認為張是個誠實的人,品質可貴。
起初我注意到這話時只看了標題,以為張不過是開個玩笑,用以強調自己對市場的堅守。及至想寫此文,把訪談找來一看,才覺得這也許表達了張真實的意思。張在訪談中并不諱言自己在面對足夠大的誘惑時,可能把作為立身之本的信念也賣掉,在這一點上,比起一些喜歡冠冕堂皇的“虛偽崇高”的人來,張的確要強很多。誠實不僅是一個學者,也是普通人的可貴品質,張把他作為一個普通人面對誘惑時的那種矛盾心態展示給了世人,這很可愛。
但是,假如張真的接受了哪位富豪或者某個組織開出的10億價碼而反市場,那就太可怕了。因為“市場”是張的標簽,是張的學術生命之所在,如果因為某人開的價碼足夠大,就把立身之本都放棄了,可見他過去孜孜以求,念茲在茲,而且要別人信奉的那套東西,并不出自真心的信仰。人們就有理由懷疑,他這么多年來的艱難堅守,像一個牧師般不停的布道,就是一種假象,是為了博取更大的價碼。再推而廣之,一個連基本信念和價值都可以拱手出賣的學者,他的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可出賣?
我個人相信張不會出賣他的靈魂,即使真有人愿出10億來購買。原因很簡單,他不缺錢,也不缺名譽和地位,不大可能為了10億而毀滅現有的一切,除非他打算從此以后不想在江湖上混。但張不會為足夠大的利益放棄自己的信仰不等于其他人不會。在我們這個社會,為了一己私利甚至僅僅是蠅頭小利而放棄原則和信念的學者大有人在。
為什么一些學者給人的印象是“變色”特別快,今天鼓吹市場第一,明天鼓吹調控為重,后天又可能轉回來?這里當然有自身的認識問題,認識改變,對問題的看法也改變,但也有一些人是經不起誘惑,用張的話來說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張在上述訪談中就承認,學者面對的誘惑太大——名、利、職位。這就好比一個英雄,在戰場上殺敵,經過了多少年的生死磨練,但一個美人就可以攻克他。
除了名利誘惑外,在目前這個物質社會,各種形式的誘惑實在太多,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和意志,的確很少有人能夠抵擋得住。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弱點使然。盡管如此,還是有必要指出,抵擋不住誘惑可以,但必須坦然承認,最可惡的是把靈魂賣給了撒旦,卻還自稱是上帝的使徒。
目前這種現象在中國廣泛存在。《瞭望》周刊就曾刊文分析經濟學家為利益集團服務的幾種類型,這不是說,學者不能為利益集團說話。在一個利益分化的社會,不同學者為不同利益集團代言很正常,但代言必須要有一個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不能違背社會基本的公理和道德,不能撒謊,同時在代言時必須亮明自己的身份。
學者一旦失去底線,為了利益而出賣自己的原則、信念和信仰,其所對社會造成的危害,要比官商勾結、官官勾結的危害大得多,因為學者的理論修養和話語優勢常常使自己的言行看起來具有正義性質,從而使人們失去應有的判斷力。所以,在各種利益交換中,要警惕學者越出底線,出賣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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