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勢力時來運轉后的癡心妄想

　　——《炎黃春秋》今年第5期摘登高齡者新春聯誼會發(fā)言稿等評說

　　李甲才

　　2015年6月9日

　　網絡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四面八方傳來的五花八門的言論、消息不勝枚舉。對于“炎黃系”、“南方系”等的文章歷來不屑一顧，厭惡那些欺世盜名的變色龍們的思想和品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批除“大腿”型的走資派還忙不及哩，何況那些依附“大腿”的狗東西們旁敲側擊、指桑罵槐的誣賴讕言呢。

　　令人尊敬的洪雪青老人素未謀面，5月25日發(fā)來2015年《炎黃春秋》第五期，拳拳之心感人而讀。其中有幾個耄耋之年的高齡人，原來準備在春節(jié)聯誼會上發(fā)言的的資料，被制止后現在刊出的摘登片段，竟然如此為老不尊狂吠歪理邪說，聯系到多天前，該雜志編輯洪振快抹黑“狼牙山五壯士”，被憤怒譴責后而引起官司。也有其它類型之文。魑魅魍魎(音斥妹網兩)如此猖獗，順手牽羊、“假途滅虢”，扔去幾個半截磚打狗震主人，盡人心而已，斟酌損益難所逆料。

　　一

　　《炎黃春秋》第5期那些耄耋老人的摘登文章，語句機巧，行文縝密，造例寓意，透過一語雙關避碰法律和敏感問題的修辭，遮蓋的主旨昭然若揭。

　　周有光(110歲)出身富裕家庭，解放后主要搞文字簡化工作，著述頗豐。“今年初我出了一本百年口述，取名《逝者如水》。我在這本書的尾聲中提出‘不怕錯主義’”。“因為任何人和任何主張都不可能不出現錯誤，科學的發(fā)展和歷史的前進都依賴于對錯誤的不斷克服而后做出改進。”文字倒沒有邏輯上的不妥。隱喻“任何人和任何主張”包括馬列毛主義和社會主義，“依賴對錯誤的不斷克服而后做出改進”。能成為“炎黃系”聯誼會的嘉賓，絕不會是盼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糾正錯誤中前進，而是以此論宣揚取掉社會主義，和當年蔣介石不希望毛主席領導黨和紅軍的實質用意相同。為何不以此抨擊資本主義?

　　何方(92歲)，青年時期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工作，解放后入外交部，一直在張聞天指導下從事對外關系研究。1959年下放，1978年恢復工作，后任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長等職務。是炎黃系“活動的歷來積極參加者”。摘登的發(fā)言主要有三點：

　　“第一，《炎黃春秋》”，“就是要繼承和發(fā)揚中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特別是孔子兩千多年前倡導的春秋精神和春秋筆法，‘使亂臣賊子懼’，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在總結過去、評論現實和展望未來時要堅持原則，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在國際共運史上，共產黨人對困難和缺點一直估計不足，所以犯‘左’的錯誤就成了伴隨革命進程的頑疾，在戰(zhàn)略部署和策略轉換上也一再出現急躁冒進”。

　　“馬克思、恩格斯對于1848年歐洲的革命運動和后來的巴黎公社的估計，當時都帶有很大的烏托邦成分”。“列寧走得更遠”。“歷史證明，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遠未成熟，已經先后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基本上都是失敗的;而資本主義倒還有旺盛的生命力，它的歷史使命當可再持續(xù)百年以上。少數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得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則就很難維持下去。而所謂改革，其實就是放棄一些原先自認為的社會主義特征，再自覺地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如放棄消滅私有制，放棄計劃經濟，恢復市場經濟等。”資本主義“有旺盛的生命力”言過其實。社會主義的失敗只能證明再腐朽的資本主義，要消亡也不是輕而易舉之事。

　　“新中國成立后立即實行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執(zhí)政后堅持極‘左’路線的開端，又走了30年的彎路，造成社會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停滯和倒退，還發(fā)生了在正常年景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曠古災難。”那什么時候是過渡的最佳時機?和XXX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要有個基礎”是同樣的反對方式。何方知道“餓死三四千萬人”權力部門不核實真?zhèn)巍⒉恢每煞瘢@也是一個反毛反社的慣常話題。

　　說共產黨“盡量設法文過飾非，最怕揭自己的瘡疤，甚至也不讓別人做自我批評。在蘇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平反冤假錯案，毛澤東就極為反感，給他戴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戈爾巴喬夫進一步這樣做，主流輿論就說他是社會主義大叛徒和蘇聯解體的罪人。在中國，長期以來，大的錯誤實際上是不能講的，甚至明文規(guī)定有些問題不能碰。我們黨雖然一直倡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其實過去黨中央只真正做到過一次：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錯案。這得到了全黨的支持和全國人民的歡迎。這種盛舉希望以后還有。對一些大的明顯的錯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能加以肯定，就來個鴕鳥政策，不加評論，實際上也禁止評論。這就是為什么有些事情做得并不明快決斷，給人含混拖拉的感覺。《炎黃春秋》應該旗幟鮮明，如實面對過去，敢于揭發(fā)錯誤。我們黨能不能拿出像當年胡耀邦那樣的勇氣，再次以大魄力、下大決心來個撥亂反正?看來不容易。”文革不是“揭自己的瘡疤”嗎?卻說成“浩劫”。還要 “撥(什么)亂反(什么)正”?無非是把社會主義的一點剩余元素徹底拿掉，同蘇聯變俄羅斯一樣。這也從一個側面定證了胡耀邦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實質。

　　“ 第二，基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炎黃春秋》在推進民主化進程時必須做長期打算”，“否則會欲速不達，甚至導致自己中途落馬。中國由于背負沉重的歷史傳統(tǒng)包袱，所以實現民主化的進程，不可能像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那樣利索和徹底，而會是拖拖拉拉、反反復復，就算基本上完成，也起碼需要一百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個長過程中，還得有臥薪嘗膽的精神”，“《炎黃春秋》自然大有可為。”是的，距改旗易幟還有距離，“毛澤東熱”不斷攪擾“一步到位”的黃粱美夢。看來何方還有另類繼續(xù)革命精神。

　　“第三”，“《炎黃春秋》還應起組織者的作用” 。“團結一大批人甚至一代人”，“繼續(xù)攜帶我們在科學民主的道路上一同前進。”強調組織作用，活動升級，徹底的反社死硬分子的呼吁。

　　這三點多是社會主義時期馬列毛主義的常用語言，抽掉了特定的階級內容就成了為任何階級服務的技術性的工具性武器。同樣是“實事求是”，毛主席根據出現互助組這種農業(yè)集體化苗頭，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權力發(fā)展成農業(yè)社。資改派則用小崗村事例解散農業(yè)社分田單干。同樣的方法論不同的政治人物運用的政治取向相反。這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小兒科手法的慣用伎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不是為了糾正不足更好的干社會主義。而只以此為理論依據攻訐毛式社會主義，能以此評論“中特社”嗎?美國搞個“好就是好，壞就是壞”的挺進亞太戰(zhàn)略圍堵中國就有理了不可笑嗎?多國轟炸南聯盟、阿富汗，因為有細致不粗糙的作戰(zhàn)計劃就認為正確了?

　　高放(88歲)的主題思想是“我體會，為了共同建設‘一球家園’，中國要帶頭做出表率”。“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從總體而言，難以推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現在還有人想重建新的共產國際組織，開展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這是完全脫離現實的陳舊觀念”。“陳舊觀念”是信口開河。社會主義從1917年至今98年，資本主義延續(xù)了幾百年，顛倒黑白到了不識數的程度。有大批高放自然“難以推行”。

　　“一球家園”似曾相識，當年戈爾巴喬夫“新思維”說“全人類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最終結果不言而喻。還沒“帶頭做出表率”?已“大公無私”到世界各國都可以花中國的錢了。美國到處制造戰(zhàn)爭卻高叫“普世價值”，麻痹人們的高調都如五顏六色的肥皂泡一樣破滅，進入高齡而說無常識的話令人啼笑皆非。

　　“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難以推行”，但不是不能推行，魯迅先生針對中國的狀況分析原因，“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魯迅《兩地書·八》1925年3月31日)這也證明了文革的深遠意義。

　　杜光(87歲)說：“有的論者指責《炎黃春秋》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事實恰恰相反，《炎黃春秋》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最有力、最堅定的批判者。”所“發(fā)表大量回顧歷史事件的文章，為恢復歷史真相、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這個優(yōu)良傳統(tǒng)應當繼續(xù)保持”。給歷史虛無主義套上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簽，不動聲色的倒打一耙，賊喊捉賊坦然自如，姜到底是老的辣。“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有許多歷史虛無主義現象有待揭露，有待批判”。“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既有輝煌的勝利，也有嚴重的錯誤，絕非始終正確”。“我們黨”語調虔誠似貓給老鼠拜年。“既有”“也有”，兜售黑貨貌似不偏不倚。

　　強詞奪理地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只剩下未說新中國成立是錯誤的了。請看杜“有待揭露”的“許多歷史虛無主義現象”：“拿生產力來說，‘三大改造’消滅私有制，大躍進對農業(yè)、林業(yè)和自然資源的破壞，文化大革命摧毀正常的生產秩序，都是對生產力的破壞。在文化方面，新中國成立伊始就‘以俄為師’，文化教育科學研究都‘一面倒’;思想改造、反胡風、批胡適、反右派等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摧殘，文革時期‘破四舊’、批‘封資修’，更是不容回避的教訓。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重大意義，在于揭示歷史真相，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所作的一切的自供狀，就差沒有宣布取消人民共和國了，也可能是時機未到。以免重蹈什么“覆轍”?是毛式社會主義，不會是中華民國吧?都是“改開搞”多年倒行逆施引發(fā)的死灰復燃。

　　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進則退，不止不行、不塞不流，并非按倒退者的意志退到適可的程度戛然而止。資本主義復辟完成時會連“中特社”也一齊掃進墳墓。杜光這段話揭開了冰山一角，可看出些許端倪：“十八大以來，但歷史上積累的許多功過是非問題，直到今天沒有很好地清理反思;許多歷史問題，也沒有很好總結，以致在某些領域，仍然繼續(xù)著過去曾給社會發(fā)展帶來損失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樣發(fā)展下去是很危險的”。“因此，恢復歷史真相，去除歷史虛無主義，認真地吸取經驗教訓，在現階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炎黃春秋》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業(yè)績，充分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價值”。

　　18大后同以前大同小異，破公立私急速快行，“混改”連美國人都能看出來“處理不好將終結社會主義”(美大衛(wèi)·科茨《混合所有制處理不好將終結社會主義》)，而杜光卻急不可耐的要表現“自己的存在價值”，趁勢追擊。郭道暉、資中筠、張北英的“摘登”都沒有超出以上的范圍，按主義的爭議不涉及人的常識不冗贅文

　　二

　　“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單有在經濟戰(zhàn)線上（生產資料私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zhàn)線上和一個思想戰(zhàn)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解放軍報》1966年5月4日)毛主席深深憂患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全面思索社會主義現狀和進展趨勢，不但對當前，就是未來社會主義重建成功仍有具體的指導意義。也是我們認識未能全面深刻領會主席的淳淳教導并努力實踐，在政治思想領域社資斗爭失敗，致釀目今敗局下各種反毛反共反社的言論甚囂塵上，教訓深刻，證明了領袖論斷的遠見卓識和超越時空的正確性。

　　“炎黃”5期李銳的“九九感懷”，敘述自己1960年5月，到北大荒部隊管理的950農場，接受勞動鍛煉，控訴被迫和人民群眾劃等號的“苦難”。寫當時糧食緊張的篇幅多，又是傷痕文學俗套的故技再現。幾十年的“悲劇”現實，在群眾眼里不值一文，絲毫傷不到領袖的任何威望。能經常吃到親屬“寄來的餅干”，“街上還能5毛錢買一個雞蛋”也算是惡意渲染困苦中的百密一疏，在其圈內隨意慣了無人指點。其中兩個情節(jié)：北大荒當地農民也非常苦，說那時的農民生活還不如日本統(tǒng)治的時代;“還聽到那里的公社書記說，三年困難時期，有人餓得把兒子殺了吃了，被槍斃了”。“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調回北京，總算活了下來。”文革中進了秦城監(jiān)獄。那些到底如何僅是自己的一面之詞。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拙劣表演網友揭露的不少，知者眾多。

　　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人口眾多的非常困難的基礎上搞社會主義，建國10年左右，必然有無法想象的困難，而況遇到糧食緊張的困難呢?李銳借暫時災難蓄意貶否社會主義。只有在新中國失去了昔日天堂的人們，才對社會主義至今充滿了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美國干資本主義幾百年不困難?債臺高筑，內外債上百萬億美元，為什么不說打倒帝國主義?

　　在暗無天日的舊中國，統(tǒng)治階級對勞苦大眾強取豪奪、敲骨吸髓，從不管人民群眾的疾苦、死活。遇到災荒，哭天不應叫地不靈，只能自謀生路，僥幸逃命。什么時候斷絕過成群結隊背井離鄉(xiāng)、流離失所、沿門乞討?“跟著收麥過個年”是歷史上的普遍現狀。千百年來，災難深重的人民群眾，自己、自己的父母親屬救不了自己，只有毛主席、共產黨搞社會主義才得到解救翻身。而況那時剛剛解放，時間短暫，一切記憶猶新，人民能會比較，而且比照鮮明，才由衷的唱出“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而今在各種冠冕堂皇旗號的掩飾下恢原如初，再放肆抹黑毛主席和毛式社會主義，怎能得到災難降臨己身的人民群眾的呼應?再怎么呼喊“憲政民主”，能壓倒“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切身感受嗎?

　　文有王震活動鄧力群接任總書記，知后給鄧小平趙紫陽告密。幾封信能改變鄧的意圖，鄧小平就不是鄧小平了，自吹自擂而已。也和盤托出了自己是走資派的嘴臉。文末賦詩“何時憲政實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非常直白的說出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意圖，其文字里行間浸透了敵視毛主席和社會主義的意識。

　　他們是一群熟練掌握逢場作戲伎倆善于搭橋引線的政治掮客，在軼聞趣事中精于“潤物細無聲”技巧的術士，是老謀深算瞅準進退時機毫無品德的雜家。

　　《也說鄧力群》，盛禹九文章前半部分寫“鄧力群特別強調宣揚共產主義的思想理念，4年后在中共高層引起了重大爭論”。1986年，“在中央書記處討論《中共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第三次修改稿的會議上，鄧力群發(fā)言認為”，這個“文稿沒有講共產主義”等方面的問題。是差之毫厘幾個字，失之千里的大是大非。“于是，鄧力群提出了一個修改稿，內容有‘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階級斗爭仍將長期存在’，‘要對資本主義思想進行堅決的抵制和斗爭’，‘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等”，“認為‘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的’。鄧力群把修改稿送給政治局常委和一些高層領導人，鄧小平對鄧力群的修改稿不滿意，刪去了‘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那句話”。

　　文章引用后來和鄧小平面對面的對話，證明了鄧力群是上層僅有的旗幟鮮明地反對走資派的鳳毛麟角人物。“像鄧力群這樣，在晚年撰寫回憶錄坦率地直面自己與最高領導人的爭論，則并不多見。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不但披露了他與鄧小平這次談話的全文，而且說：‘無論他是否高興，我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贊成的就贊成，反對的就反對”，“我既不計較，也不背包袱。’”關于落選的敘述有失公允。

　　盛文引鄧力群落選以后“到王老(王震)那里去聊天，恰好萬紹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選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訴苦，讓王老給想辦法。王老就對萬紹芬說，你應該向鄧力群學習，他不是也落選了嗎，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著急呢”。“對此說法，萬紹芬提出了質疑。因為萬紹芬在中共十三大并沒有落選，而是當選了中央委員。公布的中委名單，萬紹芬就排在萬里之后”。

　　但卻沒有引用《十二個春秋》后面的話。鄧力群申明：“也要說一下，趙紫陽在此事(指13大選舉)上是做了手腳的，他底下的人進行了活動。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話：解散書記處研究室。(1987年)7月14日發(fā)通知，所有接到的單位，很自然就會想到，鄧力群這個人不行了。好人也會這么想，更不要說那些對鄧力群有偏見的人了”(《十二個春秋》第720頁)。“通知”距13大10月25召開只有3個多月。

　　“解散研究室，是趙紫陽破壞鄧力群名譽的一著棋”;“給你鄧力群潑一身臟水”。“還不止這一件事。先念同志證實有人去湖北團活動，讓他們不要選鄧力群”。“遼寧后來也證實有人去活動嘛”，上海、貴州“也有人去活動。其他的地方有沒有人去活動，我就不清楚了。”“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員實行差額選舉，我得到1600多張，在三分之二以上，沒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張。這個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還有其它原因，留待人們思考吧”。(《十二個春秋》第721頁)那時趙紫陽是總書記，他的打手們是否在唱票、計票、匯總環(huán)節(jié)中也耍了手段，就不得而知了。陰謀家搞陰謀的勾當，善良的人們難以想象。如果沒有閱讀《十二個春秋》，豈不是又上了該文的訛傳之當。

　　欲滅其國，先滅其史，蘇聯蘇共的失敗就是從妖魔革命歷史挖開了崩潰的缺口。南方系、炎黃系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策源地，多年如一日喪心病狂抹黑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誣蔑開國領袖毛主席，極力歪曲黨和共和國歷史，竭盡所能丑化革命中涌現的英雄人物和先進事跡。一份報紙雜志就能在全國興風作浪，盡管反對的聲音時時出現，卻仍然大張旗鼓、愈演愈烈，這一切從何而來?從能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特社”而來。

　　魯迅先生說的深刻：“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可是革命終于起來了，一群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皇皇然若喪家之狗”。“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它們爬上來罷。于是它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么多。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于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而以后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墳·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1925年12月29日)以此衡量，難道沒有理由認為革命受到干擾?使大批落水狗“爬上來”，又“繁殖起來”，“咬死了許多革命人”，重建社會主義，肯定要化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三

　　毛主席矢志不移領導黨和人民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確是中國前無古人之事。不可能帶領大批不食人間煙火的天兵天將下凡來干，總是在現有的社會基礎上依據所處時代的人財物條件進行，“想干的事總有辦法，不想干的事總有理由”，這就變得異常的艱辛、曲折。在龐大又有深厚歷史積淀的社會環(huán)境里，各種矛盾各種利益關系交織在一起，逐步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激烈程度、表現形式，在各個領域就變得非常錯綜復雜。

　　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各種思想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力量消長變化而變化，打上階級烙印的各種思想行為或以明目張膽、或以隱蔽、或以若明若暗的方式表現出來。于是就產生了一種繁雜的經常性的社會現象：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用一兩個事實來證明自己的一兩個觀點，以達到否定、反對、抹黑全局的意圖、目的。而衡量正確與否的關鍵核心點在于要從普遍的、居多數方面的事實來判定真理和謬誤。這對于正確認識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優(yōu)越性尤為重要。

　　社會(實踐)制度有壟斷性、排它性、不共融性、強制性，優(yōu)劣判斷從來不可能在相同條件下相同的時間內，同時提供兩種或多種性質不同的社會(實踐)制度做定性定量的鑒別比較，先進與落后的具體判斷和科學實驗截然不同。有資無社、有社無資，兩種社會不會長期同存共處在一個國家內，世界范圍一國與另一國也是這樣。而且，不同社會制度優(yōu)劣的判斷還有時間上先后順序錯位的不對稱特點，具體在不同階層的群體就更難取得共識，相互處于時起時伏的對抗狀態(tài)中，必然劃分出清晰的階級界限。

　　迅速富裕起來的集團說改革好，私有制是符合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經濟制度。主張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淪為弱勢群體說按毛主席建立的社會主義持續(xù)至今，比現在的“中特社”好。起碼沒有失業(yè)，工作、住房、醫(yī)療不擔憂。你說社會主義好，為什么62年還吃不飽?不說幾千年中國人口不多，群眾始終衣不遮體、食不果腹。你說資本主義壞，為什么幾百年沒有被推翻?不說資產階級豈能坐以待斃?

　　當然，戈爾巴喬夫會把自己干成資本主義復辟認同成“改革是自發(fā)的，同時又是有意識和目的性的運動，旨在綜合兩個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最佳特色”。“就其本身而言，改革是彪炳歷史的豐功偉業(yè)。無論如何，蘇聯社會用自身的力量擺脫了極權主義，為其它國家和民族開辟了自由民主之路”。“盡管對改革本身存有爭議，我們的同胞們直到今天仍然受益于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指公民和政治權利及自由方面”。(《戈爾巴喬夫回憶錄》2015年第1版441頁)那吃住穿等方面呢?中國也把“分田單干”的“改革”說成是革命呢?按毛主席的認識是反革命修正主義。

　　資本主義幾百年來的多黨輪流執(zhí)政，是其延續(xù)不變的政治構架，還未見多黨輪流執(zhí)政社會主義制度不變的先例，蘇東是證明。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或一些元素存在的條件下，叫喊“憲政民主”(多黨輪流執(zhí)政)，謀求徹底埋葬“共社”不言自明。在由社會主義蛻變?yōu)橘Y本主義的歷史階段中有產生發(fā)展的適宜土壤和空間。魯迅感觸至深：“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么心平氣和，于較新的機運就這么疾首蹙（音促）額；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這么求全責備”。(魯迅《華蓋集·這個與那個》1925年12月20日)。國民性的弱點是走資派得勢的一個重要因素。

　　附《炎黃春秋》第五期相關文章

　　《炎黃春秋》2015年第五期相關文章

　　新春聯誼會發(fā)言稿摘登·（責任編輯　丁　東）

　　本刊今年的新春聯誼會未能辦成。一些應邀與會者認真準備了發(fā)言稿。現節(jié)選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再接再厲，勇往直前○　周有光（110歲）

　　各位《炎黃春秋》的老朋友們，謝謝你們每年邀請我參加例會。我盼望《炎黃春秋》的朋友們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把雜志辦得好上加好。

　　今年初我出了一本百年口述，取名《逝者如水》。我在這本書的尾聲中提出"不怕錯主義"。因為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因此我非常愿意聽到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因為任何人和任何主張都不可能不出現錯誤，科學的發(fā)展和歷史的前進都依賴于對錯誤的不斷克服而后做出改進。我盼望得到各位的批評。趁此機會，也要感謝朋友們對我的惦念。

　　三點意見○　何　方（92歲）

　　我是《炎黃春秋》的忠實讀者，也是它組織的活動的歷來積極參加者。我想在這里講三點意見，請大家批評指正。

　　第一，《炎黃春秋》顧名思義，就是要繼承和發(fā)揚中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特別是孔子兩千多年前倡導的春秋精神和春秋筆法，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由于對歷史上人和事的褒貶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所以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現在的《炎黃春秋》也應起到這樣的作用，在總結過去、評論現實和展望未來時要堅持原則，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克服國際共運中長期以來對形勢總是看好和說好的多，對客觀困難和主觀缺點看得少、說得更少的偏向。

　　馬克思主義從誕生以來，對面臨的形勢，估計就往往失于過分樂觀。在國際共運史上，共產黨人對困難和缺點一直估計不足，所以犯"左"的錯誤就成了伴隨革命進程的頑疾，在戰(zhàn)略部署和策略轉換上也一再出現急躁冒進。馬克思、恩格斯對于1848年歐洲的革命運動和后來的巴黎公社的估計，當時都帶有很大的烏托邦成分。這個錯誤是恩格斯不久后就公開承認了的。列寧走得更遠，他雖然也提醒人們在爭取好的時候要準備壞的，但實際上還是過分看重好的，甚至加以夸張。在1920年前后舉行的共產國際兩次代表大會上竟一再肯定，在座的人們一定可以看到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實現。可是現在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他的預言并沒有實現。相反，歷史證明，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遠未成熟，已經先后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基本上都是失敗的;而資本主義倒還有旺盛的生命力，它的歷史使命當可再持續(xù)百年以上。少數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得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則就很難維持下去。而所謂改革，其實就是放棄一些原先自認為的社會主義特征，再自覺地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如放棄消滅私有制，放棄計劃經濟，恢復市場經濟等。

　　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建立的，一開始就嚴格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極"左"路線，所以對形勢總是喜歡看好，不愿看差，導致工作上長期犯"左"的錯誤。新中國成立后立即實行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執(zhí)政后堅持極"左"路線的開端，隨之又走了30年的彎路，造成社會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停滯和倒退，還發(fā)生了在正常年景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曠古災難。對于我們犯的錯誤，不論大小，《炎黃春秋》都應嚴肅面對，揭露犯錯誤的客觀特別是主觀原因，認真汲取教訓，使之成為以后少犯以至不犯錯誤的警繩。切不可為尊者諱，粉飾錯誤，混淆是非，導致累犯一些相似的錯誤，當然也就談不上徹底改正了。

　　馬克思主義政黨，從馬、恩、列、斯到毛澤東，都曾公開申明，一個鄭重的政黨不怕說出自己的錯誤，敢于毫不留情地進行自我批評并迅速加以改正，而且善于總結經驗教訓。但實際上卻盡量設法文過飾非，最怕揭自己的瘡疤，甚至也不讓別人做自我批評。在蘇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平反冤假錯案，毛澤東就極為反感，給他戴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戈爾巴喬夫進一步這樣做，主流輿論就說他是社會主義大叛徒和蘇聯解體的罪人。在中國，長期以來，大的錯誤實際上是不能講的，甚至明文規(guī)定有些問題不能碰。我們黨雖然一直倡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其實過去黨中央只真正做到過一次：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錯案。這得到了全黨的支持和全國人民的歡迎。這種盛舉希望以后還有。對一些大的明顯的錯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能加以肯定，就來個鴕鳥政策，不加評論，實際上也禁止評論。這就是為什么有些事情做得并不明快決斷，給人含混拖拉的感覺。《炎黃春秋》應該旗幟鮮明，如實面對過去，敢于揭發(fā)錯誤。我們黨能不能拿出像當年胡耀邦那樣的勇氣，再次以大魄力、下大決心來個撥亂反正?看來不容易。

　　第二，基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炎黃春秋》在推進民主化進程時必須做長期打算，具有魯迅先生提倡的韌的戰(zhàn)斗精神。否則會欲速不達，甚至導致自己中途落馬。中國由于背負沉重的歷史傳統(tǒng)包袱，所以實現民主化的進程，不可能像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那樣利索和徹底，而會是拖拖拉拉、反反復復，就算基本上完成，也起碼需要一百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個長過程中，還得有臥薪嘗膽的精神，"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這里說的"十年"，只是表示時間不可能短。實際上就是對下一代的教育培養(yǎng)，就遠非十年所能做到，而是需要更多更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炎黃春秋》自然大有可為。

　　第三，列寧說，報刊不僅起宣傳者的作用，還應起組織者的作用。《炎黃春秋》也應如此，在它所揭橥的宗旨周圍，團結一大批人甚至一代人，如同"五四"時期的《新青年》，率領一代青年人，推動歷史前進。因為照"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fā)于硎，人生最寶貴之時期也"。經過了幾代人，團結在《炎黃春秋》周圍的人已不限于青年，而是包括了老中青，連我這樣的九二老朽也在其內。愿《炎黃春秋》不斷給我們提供新的精神營養(yǎng)，繼續(xù)攜帶我們在科學民主的道路上一同前進。

　　和平發(fā)展，一球家園○　高　放（88歲）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信息化為先導的現代化、全球化新浪潮席卷全球。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等現象日益嚴重，生物物種滅絕與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等全球危機更加緊迫。這種新形勢迫使人們思考：什么樣的新理論才能應對全球性的難題?鄧小平于1985年提出"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中共十三大至十八大，一直認定和平發(fā)展是時代主題，這就表明當今時代戰(zhàn)爭與革命已經不是主題。盡管還有局部戰(zhàn)爭，還會在某些國家發(fā)生革命，從總體而言，難以推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十八大提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命運共同體意識。習近平2014年12月5日說：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這就要求各國和衷共濟，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我體會，為了共同建設"一球家園"，中國要帶頭做出表率。對外戰(zhàn)略方針是：不樹敵，不對抗，不結盟，不當頭，不擴張，不輸出革命;多交友，多合作，多助人，輸出多種多樣的產品。要促進各國政府和人民，不分國別、族別、教別、性別，不分階級、黨派、主義和社會制度，加強團結合作，減少內斗內耗，積極推進全球綜合治理，攜手克服人類當前危機。現在還有人想重建新的共產國際組織，開展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這是完全脫離現實的陳舊觀念。

　　歷史虛無主義的有力批判者○　杜　光（87歲）

　　應邀參加《炎黃春秋》的2015年新春聯誼會，感到特別高興。去年曾經為《炎黃春秋》擔心，讀了今年前3期，看到雜志浴火重生，繼往開來，這不但是《炎黃春秋》的幸事，也是國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

　　《炎黃春秋》成立20多年來，堅持求真求是，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特別是在報道歷史事實、恢復歷史真相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一方面是《炎黃春秋》全體同人埋頭苦干、頂住壓力、辛勤勞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這一時期的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造就了《炎黃春秋》的輝煌業(yè)績。長期以來，諱疾忌醫(yī)，不允許民間討論歷史上的功過是非，遂使《炎黃春秋》獨擅勝場，成為廣大民眾了解歷史真相、探求科學真理的重要園地。《炎黃春秋》的這個貢獻，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在這里，我想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談《炎黃春秋》的貢獻，這就是：有的論者指責《炎黃春秋》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事實恰恰相反，《炎黃春秋》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最有力、最堅定的批判者。

　　什么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就是以虛無主義的思想觀點來解讀歷史，對待歷史，把歷史真相"虛無"掉了，而把"虛無"的假象塞進歷史。《炎黃春秋》自創(chuàng)辦以來，發(fā)表了大量文章，還原歷史真相，從而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現象，持續(xù)不斷地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例如，有的文章通過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個案，評介政治運動的是非得失;有的文章描述本地區(qū)本部門的歷史事件，記錄了當時當地的社會動態(tài);有的文章回顧歷史上的某些重大節(jié)點的實際過程，引申出宏觀的結論……如此等等，都是本著揭示歷史真相、吸取經驗教訓的精神，求真去偽，求實去虛，發(fā)揮了啟蒙開智的良好作用。

　　《炎黃春秋》發(fā)表大量回顧歷史事件的文章，為恢復歷史真相、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這個優(yōu)良傳統(tǒng)應當繼續(xù)保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有許多歷史虛無主義現象有待揭露，有待批判。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既有輝煌的勝利，也有嚴重的錯誤，絕非始終正確。拿生產力來說，"三大改造"消滅私有制，大躍進對農業(yè)、林業(yè)和自然資源的破壞，文化大革命摧毀正常的生產秩序，都是對生產力的破壞。在文化方面，新中國成立伊始就"以俄為師"，文化教育科學研究都"一面倒";思想改造、反胡風、批胡適、反右派等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摧殘，文革時期"破四舊"、批"封資修"，更是不容回避的教訓。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重大意義，在于揭示歷史真相，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十八大以來，我們在改革、反腐這兩條戰(zhàn)線上，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歷史上積累的許多功過是非問題，直到今天沒有很好地清理反思;許多歷史問題，也沒有很好總結，以致在某些領域，仍然繼續(xù)著過去曾給社會發(fā)展帶來損失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樣發(fā)展下去是很危險的。因此，恢復歷史真相，去除歷史虛無主義，認真地吸取經驗教訓，在現階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炎黃春秋》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業(yè)績，充分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價值。我祝愿《炎黃春秋》今后能在這方面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貢獻。

　　(責任編輯　丁　東)

　　九九感懷○　李　銳

　　一

　　我今年99歲，過去做夢也沒想到，能夠活到這個年齡。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鄉(xiāng)水土、家庭遺傳基因有關，不大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頑強。現在我還堅持游泳，一次還能游300米。我寫過一首詩："百歲當今相見稀，鄙人運氣自稀奇。一生苦難知多少，最怕單監(jiān)與餓饑。"

　　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自殺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經歷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們兩人胸懷坦蕩，性格剛烈，受不了無端的侮辱，對"主公"和國家前途感到絕望，走上"寧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難比田、周兩人不少。毛澤東說不怕戴帽子、撤職、離婚、開除黨籍、坐牢、砍頭，我除了頭顱還在，其他都經歷過了。在延安誣我為"特務"，受刑很厲害：5天5夜不許眨眼睛，這是康生從蘇聯帶回的經驗——"久不讓睡覺，就會講真話"。1959年我從廬山一下來，水電部就開上千人的大會批斗我，前前后后3個月，最后被開除黨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職處分，沒有開除黨籍，只有我是一擼到底，送往北大荒勞改。

　　那時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農場，由部隊直接管。我的性質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沒有和右派們在一起，而是住在農場附近的興華村，和村里的一個單身老頭同住，跟他睡一個炕，比右派自由，沒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興華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時間。到興華村半個月以后，從中央組織部來了一個處長，讓我重新談自己的歷史。安子文當時是組織部副部長，他參加了廬山會議，可能對開除我黨籍有不同看法。廬山會議最后的大會上，周小舟說出田家英批評毛澤東的3條：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議論;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當時田家英、胡喬木坐在會場內，面無人色，全場緊張得不得了。那天的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他立即問我："李銳，怎么回事?"我沒有慌，馬上站起來回答說："小舟聽錯了，這是我的意見，他誤會了，以為是田家英說的。"劉少奇反應很快，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不在這里談。"就把這個問題掩過去了，沒有繼續(xù)追究。這使在場的一些人對我產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這樣。他以后對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國家機關黨委負責人問我對開除黨籍的意見，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檢討，提出重新處理的請求，保留我的黨籍。我卻因為廬山召開黨的最高領導層會議，竟然沒有一個人敢于出來為彭老總講半句公道話，深感絕望。我回答說同意開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這個處長來，希望我講一點請求的話，要求留在黨內。結果我還是什么表示也沒有。那個處長聽我講了出身、家庭，談來談去，也沒有可能改變，就回去了。

　　剛到興華村，村里的負責人讓我去鏟大糞堆，我照辦。因為我在延安做過一點體力勞動，沒覺得怎么樣。那時的思想狀態(tài)是：要我勞改，我就老老實實勞改。思想上對自己也有責備，覺得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在興華村自己不能做飯，吃公共食堂。開始伙食還可以，到1961年糧食就很困難了，菜也沒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點糧食，做成餅，就吃那個東西。我寄了一塊給范元甄，告訴她我的生存狀況，她還是幫助了我一下，寫了幾封回信，寄了糧票給我。結果公社負責人把信和糧票都截下來了。那時最值錢的是糧票。后來范元甄發(fā)現我沒收到糧票，就不再寄了。我餓得沒辦法，在地里頭撿到一點土豆、野菜，立刻就生著吃了。后來我大姐從湖南寄了一點餅干給我，我放在一個布袋里，被那個同住的單身老漢偷吃了一半。因為單身漢吃食堂，沒有辦法存糧食，有家的人還能偷偷存一點糧食在家里。那個時候公社倉庫里有公糧，老百姓不能私藏糧食，干部們到各家查存糧，翻箱倒柜，簡直就是要把人餓死。大姐也給我寄過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懷安和畫家胡考在850農場勞改，有一天來看我，我就把大姐寄來的餅干分給他們吃。王懷安到現在還記得這件事，感激莫名。他們的生活比我還糟糕。右派剛到北大荒，沒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帳篷。冬天來了，零下三十幾攝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還要勞動表現好。

　　北大荒當地農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給我看他的手，都變了形，彎曲著，根本伸不開。當地老百姓甚至懷念日本人統(tǒng)治的時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撿他們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頭天還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遺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飯啊!公社食堂那個時候已經基本沒有吃的了。但是我發(fā)現一個現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負責的人，臉色都很好，證明他們是吃得飽的。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從劉瀾波那里知道我快餓死了。我寄過一塊吃的黑餅給瀾波，他在部黨組會上給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廬山會議上沒發(fā)言。富春就把我調到虎林鎮(zhèn)發(fā)電廠勞動。那是一個小火電廠，也就幾千千瓦。電廠人對我還可以，勞動就是擺個攤子賣菜籽，體力消耗不大。發(fā)電廠糧食也多一點，街上有賣雞蛋的，5毛錢一個，這就救了我的命。后來電廠傳出去了，鎮(zhèn)上很多人知道，有個8級干部在這里賣菜籽。

　　在虎林鎮(zhèn)，我碰到故宮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經在北京見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帶了一箱餅干給我。關于范元甄，文革中讓我寫她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講過她半個不字。范元甄那時候也是沒辦法，她要跟著黨走嘛，又帶著3個孩子。

　　我在北大荒認識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餓。日本人統(tǒng)治東北，沒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農民生活實在太苦了。后來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還聽到那里的公社書記說，三年困難時期，有人餓得把兒子殺了吃了，被槍斃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自己幾乎被餓死，有切身體會。

　　我在興華村時，看到有白頭發(fā)俄國老太婆在鄰村地里勞動。當地人告訴我，她們是30年代從蘇聯跑過來的。于是了解到中國大躍進這種事情，蘇聯搞集體農莊時也發(fā)生過，他們餓死了幾百萬人。

　　在北大荒勞改的歌唱家張權的丈夫莫桂新餓死了。經過王懷安這些人反映，右派后來全被調回北京。我是"右機"，不是右派，比他們晚回來3個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調回北京，總算活了下來。

　　我回來后，范元甄要和我離婚，到法院辦了手續(xù)，我就搬到六鋪炕水電部的單身宿舍八號樓。我跟田家英電話相約，到鼓樓新華書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兩個人都戴著口罩，怕有人認出來。那次談話談得很深，主要是談毛，談到大躍進錯了，談到我在北大荒親身的體會。田家英也談了他自己的境遇，從廬山下來以后，毛對他已不太信任，有的會不讓他參加了。他跟毛的關系若即若離。分手時我說，毛在出了大躍進這種問題之后，應該轉彎了，應該不會再亂來了吧?家英對我這話不置可否。我覺得，國家不能再折騰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時還不曉得是死了幾千萬!我能夠活著離開北大荒，是田家英他們把我救出來的。家英卻沒有活過文革這一關。

　　二

　　1963年11月，我被發(fā)派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當職工文化教員，也干些體力勞動。文革開始后，就不讓教書了，變成勞動改造。1967年11月11日，一架專機把我弄到北京，關進秦城，蹲了8年單監(jiān)。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獄，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專案組來人調查毛澤東幾個秘書的情況，即胡喬木、田家英，還有吳冷西幾個人。我說這幾個人沒有問題，秘書中最危險的其實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我猜是這個原因，把我抓進了秦城監(jiān)獄。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歸還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廬山會議上的筆記本，我讓人到陳伯達的檔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還給我(沒有這個筆記本，我寫不出《廬山會議實錄》)。中央組織部也找出了陳伯達、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監(jiān)獄，都是關的單監(jiān)。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單監(jiān)。單監(jiān)過久，很容易讓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時，就聽到王若飛的一個故事。王若飛在綏遠單監(jiān)關了6年。抗戰(zhàn)開始，王若飛出獄，有老朋友送他一塊懷表。他看了一陣，說："鍋蓋。"6年失語，沒人對話，腦袋都停滯、癡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樂，想盡辦法來轉移心中的煩惱，終于把腦子保護下來了。

　　秦城是20世紀50年代初按照蘇聯圖紙修建的。我原來以為是公安系統(tǒng)自發(fā)搞的，后來凌云告訴我，是毛澤東1955年下命令建的。這種心理不知是為什么，好像蔣介石對內部也不這樣。秦城原來關國民黨戰(zhàn)犯，文革開始后，關自己人，建造監(jiān)牢的負責人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也被關進來了，當然還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劉仁、陸定一等高級干部。里面常聽到各種呼喊聲：有整天喊"毛主席萬歲"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罵看守的，接下來就會聽見有人開鎖進房，痛打叫罵者，于是又響起被打的慘叫聲。

　　我在秦城后一段時間跟陸定一是隔壁鄰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陸定一的聲音，在延安時他是《解放日報》的總編輯，我管社論，在一個窯洞里辦公。陸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被打倒的中央一級干部。我聽見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兒也沒有啊!"放風的時候，他就唱《蘇武牧羊》："蘇武留胡節(jié)不辱……"我從他的聲音聽出來了。平反后我在北京醫(yī)院病房里碰到他，一問，果然就是他。陸定一跟我談過，文革中他被關到秦城以前，是單獨關在一個胡同里面，審問他，逼他，沒辦法，他就承認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陸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電機系畢業(yè)，參加過長征，在莫斯科是反對王明路線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著當翻譯。陸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但鄧小平不給他安排實質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醫(yī)院，直到去世。

　　閻明復同我談過，他是1968年關進去的，不知道他的父親閻寶航已死在秦城。閻寶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慶，他從德國大使館知道希特勒打蘇聯的日期，立即告訴周恩來，周即告訴斯大林，蘇聯還不相信，后來給閻發(fā)了勛章。閻明復說，他在秦城得過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棟樓，崔也跟我談過，他在秦城也患過精神病。北京市委書記劉仁一直戴著手銬，吃飯都不自由，最后銬死在里面。

　　文革期間，秦城共關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級干部，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傷致殘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我后來負責組織編寫中共組織史資料，查清了這些數字。

　　我在秦城關了一年后，從墻上高窗戶看到，外面的"大老吊"還在蓋房子，預感到坐牢要做長期打算了。除了鍛煉身體外，還要注意保護好腦子。怎么保護好自己的腦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讓腦子動起來，經常想問題，尋求答案。于是就不斷吟詩，絕句和律詩，還有詞，牢牢記住。在秦城監(jiān)獄想看書讀報，開始不允許，后來可以看書了。審問我的人從我家里找來幾本書，《列寧選集》和《馬恩文選》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護士給我一瓶紫藥水和棉簽。于是我用紫藥水在書中的空白處錄詩，共保存了400多首，內容主要是回顧一生經歷，對人物和書本的評價，述說一些感想和見解等。我的痛苦和煩惱因此得到轉移和緩解，把腦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鷹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登了一滿版，趙樸初看到予以鼓勵，送我兩首詞;錢昌照老人辦詩會，也讓我主持其事。1980年在湖南出版《龍膽紫集》，后來再版過幾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還為這本書寫了《李銳詩詞本事》，選錄200多首加以注釋，介紹詩的背景。有一首的緣起是1959年從廬山會議下來后，水電部開大會責問我"還放過些什么毒?"我就把過去寫過的文章都交出來，讓他們找毛病，結果確實找不出來。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聯是"平生文字難成獄"，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聯，晚上突發(fā)靈感，對出下聯"自我批評總過頭",當時心里特別高興!還吟出"六不怕唯頭尚在，三餐飯后嘴難張"等聯句，也很得意。

　　三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元月4日，從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電力部工作。隨后兩部分開，1982年2月，我已經65歲，從電力部正式退下來。在辦手續(xù)之前，陳云讓他的秘書王玉清捎話，讓我去中組部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為知道黨內高層人事的復雜，退下來就不想干了。后來陳云寫了個條子給我，說是不是嫌當局長職位低了，先干著，以后再說嘛。這我就沒辦法再推了。

　　一去就參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組，組十二大班子。帥大姐、章蘊大姐提名我進中央委員會，章蘊是十二大人事小組成員，帥孟奇不是，但她在黨內威望很高。十二大上，電力代表團的李伯寧不同意我進中委，要以代表團的名義反對。童大林也在那個代表團里，說："你對李銳有意見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們的意見。"后來由李志民接替我當了青干局局長，我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隊的選拔工作。

　　1984年陳云收到3封對我的告狀信，其中有鄧力群一封。陳云在鄧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這么多人對李銳有意見，看來他繼續(xù)待在組織部不合適。這是習仲勛告訴我的，幸虧由于年齡過線，我已兩次上書要求退下。新任組織部長喬石主持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同意我離休，并向全國發(fā)了一短電：李銳在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年齡過線，自己要求退下來。十三大我還是選進了中顧委。

　　耀邦下臺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層活動，推薦鄧力群當總書記。我感到此事太重要，關系黨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陽、小平寫信，以書面方式反映鄧力群的問題。他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建特區(qū)，過去有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和品德問題。我附上了楊尚昆主持批判會所做結論的原件。鄧小平批了3條：第一，撤銷鄧力群一切工作;第二，舊賬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補資格。然后將信轉給陳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閱，這3個人都圈了。當晚，胡啟立就打電話告訴了我，但是第三條沒告訴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落選中央委員，沒法進政治局了;將他安排到中顧委，又落選中顧委常委，只當了中顧委委員。后來趙紫陽對宗鳳鳴講：李銳為黨立了一大功。

　　四

　　盡管我的體質比較好，可鐵打的好漢也經不起太多的折騰。11年流放，8年單監(jiān)，我的身體受到很大的摧殘，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臟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體檢各項指標比較正常，當然得益于先進的醫(yī)療技術，但最重要的還是我晚年有一個好老伴張玉珍。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劉瀾波堅決反對我跟范元甄復婚。他看過范元甄對我的揭發(fā)材料。這份材料當年交給鄧小平，鄧說："太惡劣了!燒掉!"劉瀾波告訴我，這份材料傳到他手里時，已布滿煙蒂燒痕。1979年我62歲，頭發(fā)還是黑的，不少人要給我介紹對象，有的還是電影明星。最后我選擇了張玉珍。她是陜北米脂人，家是貧下中農，14歲進綏德抗大學習，戰(zhàn)爭年代當過護士，懂得醫(yī)療護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為人正派，愿意幫助有困難的人，文革時，她家成了受沖擊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難所。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紅軍，她在建設部負責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評。結婚前，張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3個孩子，前妻還在，很猶豫。劉瀾波找她談話，說李銳如果同范元甄復婚，我們黨組反對。玉珍才同意結婚。玉珍對我的關心和護理可以說無微不至：我3次半夜發(fā)病，都是她及時發(fā)現，送醫(yī)院搶救過來了。她天天照顧我吃藥，每周為我打針3次，從不間斷。她在政治上同情我，關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擔心我會入獄，特地找?guī)洿蠼悖f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獄，否則活不下去了。帥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給她寫過一首詩："我還越活越年輕，感謝婆姨米脂人。護士醫(yī)生兼政委，喜歡亂講最擔心。"她平時雖然勸我不要亂講話，關鍵時刻卻很有主見。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醫(yī)院看癌癥晚期的孫大光，知道紫陽住在同一層的911室。我們隨后就去看紫陽。病房門口有4個便衣，守在那不讓進，說正在進行紫外線消毒。玉珍說："我也搞過護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個小時，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發(fā)現那4個人的房里有一個手機，就拿起手機來，交給其中的一個，讓他請示上級：李銳來看趙紫陽，準不準?那個人只好到房間外邊打電話，回來之后，就讓我們進去了。我看見紫陽坐在病床上，角落里有個小電視機，床上放一張小桌子，上面有幾張報紙，都不是當天的。看見我們，紫陽說："你們來了，我都不知道你們來。"我看他的神態(tài)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難過。我勸他不要看報，不要看電視了，對眼睛不好。紫陽擔心剛出了一本有關他的書(指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作者會不會有麻煩。我說沒有問題，這個人我認得，他現在沒事，讓他放心。紫陽說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醫(yī)院。我說，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來看望你的。和紫陽分別15天后，他就去世了。沒有我老伴堅持，這一面就見不上了。

　　這些年，我一直思考3個問題：人類進步的動力，主義、理論和共產黨本身。1954年、1958年，我去過蘇聯兩次，吃不到雞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過美國3次，還去過法國、日本、巴西、瑞士、荷蘭、澳大利亞、幾內亞等國，對世界現狀有不少感性知識。1989年應邀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當時有學者預言，蘇聯最晚會在2017年垮臺，我還接受不了。結果，當年就出了問題。蘇聯模式離開了普世規(guī)律。久加諾夫總結蘇共垮臺的經驗教訓，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三壟斷。20世紀是人類歷史發(fā)展變化最大的世紀，兩大陣營對抗，蘇聯陣營失敗了。蘇聯推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征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么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階層和資本家階層，是不能消滅的，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留給后世的教訓。人類社會進步，主要靠科學和民主。沒有民主，科學也發(fā)達不了。還要靠法治，依憲治國，而不是靠什么"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國幾千年的傳統(tǒng)，就是缺乏民主、科學，只有人治，而無法治。百年來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還想看看這個世界的變化，當然更關心中國的變化。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從來沒有喪失信心。最近的兩首詩可以表達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對折磨，上世紀中驚逝波。暴力引來仍暴政，改革方能去夢魔。

　　不久將投爐火中，為民做主未寬松。何時憲政實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責任編輯　丁　東)

　　也說鄧力群·盛禹九

　　今年2月10日，鄧力群以百歲高齡去世，峨冠點贊，備極哀榮。網上議論紛紛，褒貶不一，勾起我對斯人往事的一些回憶。

　　知悉鄧力群的大名，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時鄧力群是劉少奇的政治秘書，我在《中國青年》編輯部工作。聽說他準備幫助少奇續(xù)寫一本“建設時期”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我曾托人打聽，想爭取將它作為重頭文章，在《中國青年》上發(fā)表。后來，鄧力群寫書因故擱淺，我的設想也就不了了之。

　　近距離接觸鄧力群，是1982年8月中旬，我作為《工人日報》記者，參加中宣部在延邊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鄧力群是中宣部部長，主持了會議，在會上講話大力宣揚共產主義思想，我至今還記得他不時擺動手勢、神采飛揚的情景。他反復強調，“我們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要一步一步地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分析每一階段的形勢，制定每一階段的任務，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盡管任務有所不同，但都是在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下，了解情況，制定政策;既為當前的利益而奮斗，同時又要體現將來的利益。”

　　當時我沒有想到，鄧力群特別強調宣揚共產主義的思想理念，4年后在中共高層引起了重大爭論。

　　1986年，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把精神文明建設列入議事日程，著手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草稿完成后，在中央領導層征求意見。在中央書記處討論《中共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第三次修改稿的會議上，鄧力群發(fā)言認為，這個文稿與中共十二大文件缺乏連貫性，文稿沒有講共產主義;反映這幾年來新經驗、新問題不夠，沒有講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于是，鄧力群提出了一個修改稿，內容有“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階級斗爭仍將長期存在”，“要對資本主義思想進行堅決的抵制和斗爭”，“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等，認為“在我國有過資本主義剝削的歷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的”。鄧力群把修改稿送給政治局常委和一些高層領導人，鄧小平對鄧力群的修改稿不滿意，刪去了“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那句話。

　　胡耀邦看了鄧力群的修改稿，認為分歧的焦點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句話，對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人們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果不對這個根本問題加以澄清，文件就無法通過，在實際工作中還會發(fā)生“左”的干擾。胡耀邦將意見歸納為：(一)共產主義思想的含義在不同的范疇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釋，“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二)共產主義思想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適合。(三)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四)這個提法對統(tǒng)一祖國不利。9月13日，胡耀邦執(zhí)筆起草了一封給中央常委的信，次日征得了趙紫陽同意，聯名發(fā)出。這封信開宗明義：“我們兩人同意起草小組的這個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鄧小平看了胡、趙的信，立即批示：“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好，我完全贊成。”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見。”為了說服鄧力群，鄧小平于1986年9月18日約鄧力群談話，相關內容是：

　　鄧小平：新的稿子發(fā)下來了，你看了有什么意見?

　　鄧力群：有四條意見。第一條，稿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精神文明建設這樣一個提法可以，當然最好還是維持過去的提法。十二大提法叫“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十二大決議、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提法，都銜接起來了。像這樣帶根本意義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則可能引起各種各樣的誤解。

　　鄧小平：(翻出《精神文明決定》稿，翻到“道德”的一節(jié)，其中講到共產黨員應有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道德，指給鄧力群)這不是講到共產主義嗎?

　　鄧力群：這是講共產黨員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講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當然你也說過了，馬克思主義另一個名詞就叫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來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也可以理解成為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最好講得鮮明一點。

　　鄧小平：有一個地方講就行了。

　　鄧力群：我的第三條意見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種層次，這是必要的;但各個層次之間的關系，終歸應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之下，最好表達得清楚一點。……

　　鄧小平：文件第11頁你的修改意見幾句話(指的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決非絕對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是誰提的?

　　鄧力群：喬木同志提的。

　　鄧小平：我圈掉了。

　　鄧力群：我同意喬木同志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

　　鄧小平：你們的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

　　鄧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覺，新的決定同原來的政策銜接得不好，有些重要問題、重要經驗、重要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不提了。如果發(fā)出去就會引起人家的懷疑;過去對的東西現在為什么不堅持了?我們的整個修改意見，就是為了維持政策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不是改變過去的方針，而是堅持過去的方針。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鄧力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第611～614頁)

　　黨內高層發(fā)生不同意見的爭論并不稀奇。但像鄧力群這樣，在晚年撰寫回憶錄坦率地直面自己與最高領導人的爭論，則并不多見。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不但披露了他與鄧小平這次談話的全文，而且說：“無論他是否高興，我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贊成的就贊成，反對的就反對，至于說出我的意見以后，有的他采納，有的他不采納，我既不計較，也不背包袱。”

　　此前10年，鄧力群多次參與鄧小平的講話起草，包括后來影響很大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但此后3年，鄧小平再也沒找鄧力群。直到1989年9月，鄧小平決定辭去軍委主席職務，再次指名要胡喬木和鄧力群來起草中央同意他辭職的決定。鄧力群完成了這項工作，但又表示，不清楚鄧小平為什么要找他和胡喬木做這件事。

　　鄧力群卷入重大的政策之爭，并非一次。早在1952年4月，他任中共新疆分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力挺新疆的主要領導人實施“土改”“反霸”“鎮(zhèn)反”三大改革。鄧力群主張，“不僅要沒收地主的牧畜，還要沒收宗教頭目的土地，徹底摧毀宗教勢力的經濟基礎”。他們雷厲風行地在新疆各少數民族地區(qū)布置實施。當時被逮捕的牧主達1000多人，人心惶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趕赴新疆，立即叫停牧區(qū)“鎮(zhèn)反”。5月，習仲勛在西北局會議上發(fā)表講話，他吸收內蒙古牧區(qū)改革的經驗，提出對牧區(qū)不分不斗，不劃階級。習仲勛還主張：“游牧區(qū)不宣傳‘土改’，也不提反惡霸，不清算;半農半牧區(qū)暫不‘土改’;嚴格保護畜牧業(yè)，牧畜一律不動;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動;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暫時一律不動;必須排出各民族、各教派頭人名單，堅決保護必須保護的人過關。”

　　針對不同政策主張的嚴重爭論，當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新疆分局常委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并做總結。劉少奇認為西北局的工作方針是正確的，新疆分局的主張是錯誤的，鄧力群因此被調離新疆。

　　鄧力群說他自己“有股牛脾氣”。在他一生中，堅持己見，頂風抗上的情況發(fā)生過多次。1975年，鄧力群被鄧小平選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為該室7位負責人之一。是年9月，為籌備中的《思想戰(zhàn)線》雜志，他主持起草了一篇題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的政論文章。不久形勢生變，毛澤東決定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次年2月，這篇文章成了“四人幫”重點批判的對象，位居“三株大毒草”之首。面對政治高壓，胡喬木頂不住了，低頭認錯。鄧力群卻給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打了一個報告，聲明文章不是鄧小平授意，沒有經鄧小平看過，寫成初稿后，胡喬木沒有向他提任何意見，他也沒有向鄧小平匯報文章的內容。“這個初稿的每個論點、每個提法、每句話，都由我負全部責任。”

　　鄧力群在批鄧浪潮中敢于承擔責任，粉碎“四人幫”后得到好評。隨著鄧小平、陳云掌握中央政局，鄧力群也得到進一步重用，先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務，在中共十二大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成為中央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負責人之一，話語權很大。在此期間，他力主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并向他認定的“黨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頻頻出擊，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胡耀邦“磕磕碰碰”，引起國內國際的關注。

　　由于鄧力群很左，逆改革的歷史潮流而動，終于被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淘汰出局。他在《十二個春秋》里回憶了這段經歷：“原來提名十三大的候選人，我是作為政治局委員列上的，接到李銳的信和趙的材料后，鄧就加了一個括號：候補政治局委員。

　　十三大代表，我當選了。中委的候選名單也提出來了，但中委實行差額選舉，我從正式中委的名單中落選了。結果報告了鄧小平，說沒選上中委啊，鄧小平的回答是：承認選舉，不做變動;后來又說，到中顧委做中顧委的常委。結果，中顧委常委也沒選上。

　　就我來講，對落選一點反應和不高興都沒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還沒有修煉到這樣一個高水平。中委和中顧委常委落選，對我有刺激，當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緒有那么幾天不舒暢、不愉快，總覺得不太公平，也有點尷尬。但很快就想通了，沒有覺得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靜下來。

　　我記得落選以后，我到王老(王震)那里去聊天，恰好萬紹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選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訴苦，讓王老給想辦法。王老就對萬紹芬說，你應該向鄧力群學習，他不是也落選了嗎，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著急呢。”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第719～720頁)

　　對此說法，萬紹芬提出了質疑。因為萬紹芬在中共十三大并沒有落選，而是當選了中央委員。公布的中委名單，萬紹芬就排在萬里之后。萬紹芬落選是發(fā)生在第二年的全國工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原來中央內定她擔任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她在差額選舉全國總工會全委會委員時落選，就不能擔任全國總工會領導職務了。她讀了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以后，寫了一篇文章，糾正訛傳，坦率講述了自己在全總落選的經過。由此我想到，鄧力群所謂“王老就對萬紹芬說，你應該向鄧力群學習”云云，顯然應當打一個問號。只是王震已經作古，沒有辦法核對了。

　　質疑《十二個春秋》中一些敘述真實性的不止萬紹芬一人。如書中提到的中國社科院馬列研究所副所長馮蘭瑞讀完該書后，就寫了《五問鄧力群》一文，與之商榷。胡耀邦原政治秘書劉崇文，原警衛(wèi)秘書李漢平，也都寫了文章，對該書關于1988年胡耀邦和鄧力群在長沙見面談話的敘述，提出質疑和糾正。

　　鄧力群完成《十二個春秋》時，已經90歲了。他在后記中說，這份自述是由他講述，請身邊工作人員和家人記錄，然后約請當代中國研究所4位同志修改加工，最后由他逐篇審閱定稿的。人到老年，記憶有誤，在所難免。但是，這本書不回避高層矛盾，引用了一些稀見的講話原始記錄和手稿，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胡耀邦傳》的作者之一、中央黨校教授李公天就對我說過：“編寫《胡耀邦傳》時，對鄧力群是如何反對耀邦的，找不到第一手材料。鄧力群在‘自述’里洋洋得意地、詳細記述他‘與胡耀邦同志磕磕碰碰’的過程。我們把這些材料寫入《胡耀邦傳》，大大豐富了這本書的內容。”

　　作為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代表性人物，鄧力群已經遠行。觀其一生，真正給人留下記憶的，是他不顧中共在歷史上深陷“左”的錯誤并屢遭重挫的事實，在改革開放之后仍拒絕改變固有觀念，阻撓國家朝現代化轉型。這個鮮明特征，使他的名字成為黨內某個派別的一個特殊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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