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該清醒了！

沈水根

(2010年5月3日)

“五一”勞動節一過，“五四”青年節又到了。

對于我這種老年人，其實已經不太在意“五四”青年節了。因為“五四”愛國運動的主要精神是“民主與科學”，過去我一直以為“民主與科學”可以救中國，后來才發現“民主與科學”救不了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所以，對青年人的動向也沒太在意。

但今年“五一”前夕，我看到網上報道了幾張大學生因找不到工作露宿街頭的照片，深深震撼了我的心，勾起了我對青年人命運的關注。照片的文字解說：8位大學生畢業后在深圳找工作找了一年，還是沒有找到，不得不露宿街頭。照片拍了他們卷縮在深圳書城馬路邊的綠化帶樹叢中的睡姿，共6張照片。其中有一張，一位大學生坐在地上對記者說，他對找工作已經喪失信心，準備學習“犀利哥”當流浪漢了。

我讀小學中學大學時，曾聽過前輩們控訴蔣介石時代的舊中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悲慘遭遇，但從沒聽說過大學生露宿街頭、當流浪漢的事例。沒想到年過65歲卻看到了新中國的大學生露宿街頭的照片。不知道這是不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這些照片是否應該放在剛開幕的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里？因為這些照片真實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的情景！

看到那幾張大學生露宿街頭的照片，我很同情他們的遭遇。雖然大學生露宿街頭還不是普遍現象，但大學畢業即失業、找不到工作、蟻居、鍋居、當房奴、孩奴……一輩子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卻早已成了普遍現象。露宿街頭、當流浪漢只是青年人隨時可能遭遇的命運的一個縮影而已。

想想我們這代人，我這種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工人子弟，能從小學讀到大學、研究生，都是不要錢的，而且一畢業國家就直接分配工作、單位分住房，哪里用得著自己找工作、當房奴？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啊！

十年前我兒子大學畢業時，我陪他去深圳體育場人才交流現場找工作。諾大的體育場擠滿了幾萬人，每個大學生手里拿了幾十份求職資料，向招聘單位遞交，每份資料至少10頁左右，光是復印費就要100多元。大多數人是坐火車、汽車、甚至飛機來深圳找工作的，還要食宿費用，參加一次招聘會，至少花費幾百、上千元。找到工作尚能補回費用，如果找不到工作，所有花費等于打水漂。每天傍晚招聘會結束，人散曲終后，體育場遍地是求職資料的復印紙，招聘單位根本不看求職資料，當場扔在地上。看到此景，我不由感嘆：多大的浪費呵！我不明白，市場化的人才招聘究竟比計劃經濟的國家分配好在哪里？

但是，當我向青年人說起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好處，他們卻很不以為然，反而認為改革開放出現的種種怪現象才是“社會在進步”、“歷史在前進”的表現，弄得我無言對答。

當時，正好在團中央支持下，由《北京青年報》發起了一場“保爾與蓋茨，誰是英雄？”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實質，是官方在號召、引導青年人要用“保爾精神”去創造“蓋茨奇跡”！所以，青年人個個意氣奮發、躊躇滿志，都以為在人剝削人的市場競爭中，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大舞臺上，人人都有機會成為比爾·蓋茨那樣的“英雄”，他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一直在被人忽悠、被人愚弄，還雄心勃勃地自以為在“振興中華”。……

吊詭的是，十年后的今天，還沒見哪位青年人成了中國的比爾·蓋茨，卻出現了大學生露宿街頭、當流浪漢的悲劇。我還能說什么呢？我只能吶喊一聲：青年人該清醒了！

當年我對官方用“保爾精神”去忽悠青年人創造“蓋茨奇跡”的討論，寫過一篇《怪怪的“保爾精神”》雜文，一直沒地方發表，現在全文抄錄到網上：

怪怪的“保爾精神”

(2000年5月8日)

一

   世紀之交，時髦不斷，新潮翻滾。網絡、電子商務、數碼科技……花樣百出，令人眼花繚亂。就在這個追“新”的浪潮中，突然冒出一件“懷舊”事來：一本老掉牙的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拍成20集電視連續劇，竟然一時間火紅了大江南北。

不僅中央電視臺播了一遍緊接著又放第二遍，而且中共中央宣傳部、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還聯合舉辦了專題討論會。由于該電視劇是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策劃并拍攝的，因此，深圳電視臺不僅播放得更起勁，多次組織座談會、研討會；而且市委書記親自率領市委、市政府的領導接見劇組的烏克蘭主要演員，又在深圳書城舉行演員們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簽名活動……3月份的《深圳商報》、《深圳特區報》都一直進行著這部電視劇的種種報道，好不熱鬧非凡，著實讓人熱血沸騰！

一部電視劇怎么會產生如此強烈的反響？按照傳媒報道官方人士，如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劉鵬，全國文聯副主席、評論家李準等人的說法，是因為電視劇所表現的“保爾精神”閃耀著不可磨滅的光輝，永遠有著令人震撼的巨大精神力量，尤其在改革開放的生活中，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保爾精神”就是對祖國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的獻身精神，身殘志堅、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艱苦奮斗、不怕困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保爾精神”充滿著理想主義、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因此，觀看這部電視劇，就是希望觀眾，尤其青年一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學習和發揚“保爾精神”，胸懷理想，不要碌碌無為虛度年華，應該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去建功立業！

顯然，這部電視劇的意義并不是它的娛樂性，而是它的教育功能。文藝終究要為政治服務！但是，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追求金錢成了人們的最高價值觀，我對官方當局如此提倡“保爾精神”，深感困惑，莫非精神文明建設又要搞“假大空”的說教？

正在疑惑之際，得知《北京青年報》正在展開一場“保爾與蓋茨，誰是英雄？”的大討論，天真的青年人結合改革開放的實際，“活學活用”保爾精神，使我突然茅塞頓開。從該報開通的“保爾熱線”來看，每天許多的來稿、來電和網上郵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青年人通過討論認識到，雖然保爾的獻身精神和人格力量是蓋茨所不具備的，沒有蓋茨式人物的時代是遺憾的，但沒有保爾精神的時代則更是可悲的，因此只有以“保爾精神”去創造“蓋茨奇跡”，才能無愧于時代的英雄……。

據說，這場討論得到了共青團中央的支持。討論的結論，把保爾與蓋茨“合二為一”，終于使我原先的疑惑有所釋然，但又產生了更大的疑惑：保爾是一個革命者，是滿懷推翻剝削制度的理想追求而英勇投身階級斗爭的無產階級戰士；而蓋茨則是電腦專家，一方面以智能推動科技進步，另一方面又是瘋狂剝削剩余價值而獲取壟斷利潤的大資本家。“保爾精神”本應是打倒蓋茨的，二者本來是針鋒相對的，現在卻變為“合二而一”，成了用“保爾精神”創造“蓋茨奇跡”！世界變得太奇妙了！這究竟是在頌揚、倡導“保爾精神”，還是在歪曲、糟蹋“保爾精神”？

也許是我的思想太落伍了。階級觀念、階級斗爭早已進了歷史博物館，取消階級觀念作為新潮思想，反對階級斗爭成了最“酷”的標志！因此，“保爾精神”也就有了新的詮釋，“保爾精神”的新內涵就是激勵人們努力使自己從被剝削者變為剝削者，越能當大老板、越能剝削勞動者越是英雄！否則就是狗熊！

這種認識，在看了3月20日《深圳商報》刊載“鍛造新時代的精神偶像”一文后更加使我明白了。文章寫出了這部電視劇的出籠背景：該劇制片人深圳萬科文化傳播公司總經理鄭凱南，1998年初春與同事在北京中軸路工人日報社門口一起等380路公共汽車時，聊起電視劇的創作話題，談到張藝謀改編小說的成功經驗，鄭凱南想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對自己的影響，于是產生了將這本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念頭。當她的這個想法遭到同事們的普遍否定時，卻得到了深圳市委宣傳部的全力支持。當年8月份經過市委宣傳部的論證，正式列入了市委宣傳部的工作日程，并拿出啟動經費，于1999年2月16日大年初一，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正式開機拍攝，經過9個月的艱苦努力而封鏡……。這部電視劇之所以會搞得如此沸沸揚揚，原來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商業文化的炒作！在影視作品濫得沒人看、難以打開市場的情況下，以迎合政治需要而獲取官方支持不愧是成功的秘訣。這也可以算得上一種影視界的“蓋茨奇跡”，鄭凱南一定在為“保爾精神”又一次造就自己的成功、賺了大把的鈔票而竊喜吧！

二

回想自己的人生道路，“保爾精神”對我也確實發生過重大的影響。我知道“保爾精神”始于60年代初讀初中的時候，當時我才加入共青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關于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的名言，幾乎每個共青團員都能倒背如流。每當身體不適患病時，我就會想起保爾身殘志堅與病魔頑強斗爭的精神；每當遇到艱難困苦時，就會以保爾不屈不撓的精神激勵自己……當時還遺憾不能象保爾那樣投身于殘酷的階級斗爭的大風大浪里去經受鍛煉和考驗，也沒有機會象他那樣以鮮明的無產階級觀點、立場來處理愛情問題……。

在那英雄輩出的年代，保爾精神、雷鋒精神；王崇倫、孟泰、王鐵人、郝建秀、王杰、歐陽海等無數英雄人物和模范人物的形象伴隨著我度過少年、青年時代，他們的英雄事跡、先進故事深深影響著自己的人生道路。

星轉斗移，時過境遷。如今兩鬢早已染霜，社會也徹底變樣。青少年在回答“雷鋒是什么人”的問卷時，60人中有26人說，雷鋒是縣委書記。在回答“你心目中的楷模”時，一名8歲的孩子竟說是趙薇和方世玉；不少青少年要求美容院把自己的眼睛、鼻子做成趙薇的樣子。一對父母為自己5月1日出生的孩子改成別的出生日，原因是不想“勞動節”出生的孩子以后一輩子勞動、吃苦……。

這些現象聽起來荒唐可笑，卻是活生生的事實。存在決定意識！在英雄不再的今天，社會存在已經發生扭曲，意識形態領域也就必然出現變態。

改革開放一方面使經濟迅速發展，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又使被消滅了的剝削制度死灰復燃，勞動者又重新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再次淪為雇傭勞動者，失去勞動權利的保障，不得不時時淪為失業隊伍的成員。在生存威脅的逼迫面前，勞動者不再象過去那樣能夠得到共產黨的階級教育，來認識自己的被剝削地位，并為改變這種被剝削命運而起來推翻人剝削人的制度。相反，如今的剝削制度恰恰是共產黨親手制造的，共產黨在“發展經濟”的名義下，墮落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要求勞工大眾容忍“下崗”、失業，接受這個“改革開放不可避免”的代價。要求勞工大眾“改變就業觀念”，以模糊階級界限的理念來麻醉勞動者的階級覺悟，讓他們不僅心甘情愿受人剝削，而且竭力倡導勞工大眾從被剝削者轉化為剝削者，鼓勵打工仔轉化為老板，并把實現轉化者贊賞為成功人士！不僅剝削無罪、不可恥，而且是剝削有功，剝削光榮！誰剝削誰英雄！形成勞動者卑賤，剝削者光榮的輿論導向和社會風氣。

在這種復辟資本主義的方針、路線、政策的指引下，我在電視節目中看到，四位40歲左右的下崗女工，作為特邀嘉賓暢談在外國人家里當保姆的“幸福生活”：有的說她的假期象大學教師那樣多，十分自在；有的說她的收入是下崗前的二倍多，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有的說她一點也沒有當保姆抬不起頭的感覺，反而對自己更加充滿信心……她們沒有任何被剝削的屈辱感，有的是比當主人更主人的“自豪感”。《實話實說》節目中的技術工程師為自己得到私人老板的賞識、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干而受寵若驚、感恩戴德，鄙視不為老板賣命的“階級兄弟”，對老板炒他們“魷魚”稱“活該”……看了這類電視節目，我不知道該感到高興，還是感到可悲？

西安一中學生按學校《下個世紀回母校》的命題寫作文：“2030年，我當了大款，坐著世界上最豪華的轎車回到母校……為了歡迎我，原來我們班教室已被改造成我的臨時辦公室，我坐在大大的老板臺后面，一個昔日同學來敲門，漂亮的女秘書趕緊去開門，一看是某某。看他穿得破破爛爛的，我對他說，哥兒們現在發財了，少不了你的份兒，高級轎車拿去，金錢拿去，美女拿去！”（見1999年12月26日《中商報》）也許這位中學生自己并沒有意識到，他的這個“理想”，正是當代“保爾精神”創造“蓋茨奇跡”的英雄主義的生動表現，也是官方正在大力推崇的價值觀、理想觀、英雄觀！

為了發展經濟，中國當局還在進行一種“落后挨打論”的愛國主義教育，即經濟落后要挨打，為免挨打，就必須國富民強。這種說法看上去是在宣傳愛國主義，其實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前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欺凌，根本原因并非中國經濟落后，而是清朝政府及以后歷屆反動政府的政治腐敗！腐敗才是挨打的本質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新中國的經濟雖屬“第三世界”，比起發達國家落后的多，但有誰敢欺侮！即使聯合國很長時間內不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照樣昂首挺胸立于世界之林！鐵的事實說明，挨打不挨打，主要不在經濟的落后與否。發展經濟是必需的，應該的，但不必虛構“落后挨打”的理由！相反，發展經濟必須在消滅剝削的前提下進行，才是真正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如果靠復辟資本主義的辦法來發展經濟，那又有什么值得驕傲的？人家美國做得比你好！“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如果靠走資本主義道路來發展經濟，中國終將走入死胡同。

用“落后挨打論”來宣傳愛國主義，其潛臺詞必然是“富強必打人”！今天經濟落后時怕挨打，反霸權主義、反強權政治，那么，一旦自己富強以后，必然會去打別人，自己也會搞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因為“落后挨打”與“富強打人”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二者的同一性表現在都是用“實力”為出發點，窮時怕打，富時必打人！即使具體的個人身上也存在這種規律性：當一個人在貧窮時，面對有錢人，如果是象個孫子，那么一旦他富有起來，必然是不可一世、霸氣十足，動不動就欺侮別人！所以，中國官方當局在經濟落后時宣傳“落后挨打”，那么一旦中國經濟強大以后，必然會稱王稱霸。盡管現在口口聲聲說中國永不稱霸，但到了那時候，自會有一番應該稱霸、必須稱霸的理由！不信？不妨拭目以待。中華民族十分崇尚大唐時代、推崇成吉思汗，正是這種“實力”政治在文化心態上的表露。因此，世界上一些反華勢力總在叫“中國威脅論”并非沒有道理，因為他們是立足于“實力”看問題，中國政府當局的“落后挨打論”只是從另一個“實力”角度看問題而已，兩者殊途同歸，如出一轍。

所以，話題又要說回來，如今官方倡導“保爾精神”的愛國主義，就是要青年一代用保爾的精神努力學習，不怕困難，勇攀科學高峰，創造“蓋茨奇跡”，為建設富強的祖國而奮斗。這樣的教育導向，表面上似乎沒問題，但是，如果不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有可能變為狹隘的民族主義。但愿中國經濟發達以后，不要成為一個中華帝國！

三

名義上還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只許對資本主義唱贊歌，不許對資本主義說個“不”，“保爾精神”的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革命靈魂，也就被偷換成剝削有功的“英雄主義”了。正當我在納悶怎么會如此顛倒黑白時，卻在西方國家看到了真正的“保爾精神”：

4月14日美國首都華盛頓聚集了成千上萬的示威者，抗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壓榨窮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門外傾倒了四噸馬糞，并于4月16日發動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阻撓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召開，他們組成人墻，封閉這兩個組織的總部，不許任何人進入，抗議這兩個組織向窮國強加不適當的經濟政策，犧牲窮國人民的利益來滿足西方富國的需要。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1999年12月初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舉行貿易會談期間，也曾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游行，以反對經濟全球化加劇不發達國家的貧困，經濟大國則從中獲利。示威者與警察發生嚴重沖突，使世界貿易組織會議陷于癱瘓。

回想到1998年國際金融大投機家索羅斯也曾著書《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揭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嚴重危機，抨擊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種種弊端。當時我就在想：批判資本主義的書刊，竟然都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而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卻不許發表批判資本主義的言論，豈非咄咄怪事？

而今，在頭號帝國主義的美國，連續發生大規模的抗議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示威游行，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這是何等偉大的壯舉！這不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嗎？這不就是久違的“保爾精神”嗎？

反對經濟全球化的示威者不畏強權，不怕催淚彈，不怕被捕坐牢，胸懷全人類利益，身為富國公民卻為窮國人民討公道、討說法，這種境界比起“硅谷”那些滿腦子只想發財、夢想一個晚上變為億萬富翁的“精英”來，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實在是可敬可佩！

不難想象：在目前的中國，如果要出版一本索羅斯那樣批判資本主義的書，如果要組織群眾反對世貿組織、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抗議示威活動，那么，將會出現一種什么后果呢？恐怕不是處以“顛覆國家罪”，便是被打成“邪教組織”！

“保爾精神”的靈魂就是對消滅剝削制度的革命理想主義的追求！如果抽去這個靈魂，不僅不反對剝削，反而甘愿受剝削，甚至維護剝削制度，以當資產者、做老板為榮，即使當不上老板，也要當工賊、當買辦，永遠奪去勞工大眾“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天堂，將他們打入社會的最底層。如此“理想”追求，竟然也是“保爾精神”？比起美國的反對經濟全球化的示威者來，這算是什么東西！

天哪！中國究竟在走向何方？

嗚呼哀哉！夫復何言？

（沈水根 于深圳鹿丹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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