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乾坤

中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在中國改革（2009）年會上的發言稱：“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基本責任意識基礎上，而公民的基本意識基礎靠什么？靠中產階級”。“這個窮人是非常容易改變的，就是投票的時候，很容易被少數人給操縱”。他的意思就是說，民主要靠中產產階級來實現，其它階級，特別是以工農為代表的下層百姓沒有資格享受民主，他們不會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只會被人操控。你憑什么對工農階級進行污蔑，鞋擠不擠腳自己最清楚，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利益指向，誰也操縱不了誰，工農也不例外，你張維迎貶低工農的智商只能證明自己的愚蠢。他之所以預埋這一假設前提，就是為了他其后剝奪工農執掌政權埋下伏筆。其后他又說：“而中產階級，這些人過的挺好，他有房子、有車，所以不會引起社會動亂，但是他又不夠富有，所以不夠欺負別人。所以在這個階層當中，是國民最大的。如果這個階層不夠大，社會就會變成暴民階層。只有這個階層足夠多，才可以變化一個公平、公正的過程。所以我想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鈔票及知識的多少與人的道德操守能成正比嗎？事實又是如何呢？，據中社科院報告統計，百姓的犯罪率是1/400,公務員的犯罪率是1/200，司法人員的犯罪率是1/150。很明顯，人的社會評價越高，其膽子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暴民”？無恥的污蔑，還有比張維迎更無恥的“人”嗎？把中國普通下層老百姓統統稱為暴民，這是我所聽到的第一次。那你是什么？按你的邏輯，我也可以稱你為鷹犬，一只為資本權貴狂吠的鷹犬。一個人能否秉持公平公正理念取決于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與鈔票及知識的多少無關。誰告訴你張維迎鈔票知識越多人越公正？你自己的知識與你的公正就是成反比，與你的無恥成正比，如果你掌握的也算知識的話。

他的最關鍵的是這一句話：“我也坦率的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核心挑戰是什么，怎樣能夠精英政治、精英治理與民主化結合起來，中國最差的是民主化變成痞子民主，變成暴力化。中國這個最大的是中產民主。為什么講中國的中產民主是很大的。如果沒有一個負責任有意識的中產階級，那么民主的話，無論是選舉還是什么，導致的不是一個精英治理，而是一個暴民治理，所以講，中國的民主，肯定對經濟、市場化不能太急，不可能很快就可以實行，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很明顯，在他眼里，中國要搞的所謂民主就是精英政治，也就是說，無論怎樣選，掌權的必須是“精英”，絕不能是“暴民”。也就是他所說的“民主化必須與精英政治相結合”。在他眼里，民主是為我們精英執政設計的，若達不到這一目的，民主的存在又有何益呢？豈不是讓那些人口占大多數的“暴民”占了便宜。如果“暴民”執政，那樣的“民主”就是“痞子民主”，只有我張維迎所在的階級掌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這個世界還有比這更無賴的嗎？在他看來，“中產階級必須最大，否則如果沒有一個負責任有意識的中產階級，那么民主的話，無論是選舉還是什么，導致的不是一個精英治理，而是一個暴民治理”。張維迎，你既然不想讓我們下層百姓執政，那你還允許我們暴民擁有選票干什么？既然是暴民，一個個就是潛在的犯罪嫌疑人，你們精英們干脆剝奪我們的投票權，你們自己獨裁直接執政豈不簡單，又何必搞個虛偽的“選舉”呢？最后他狐貍尾巴終于露出來了，他說：“所以講，中國的民主，肯定對經濟、市場化不能太急，不可能很快就可以實行，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就是說，在他看來由于今天占人口大多數的是“暴民”而不是中產階級，如果民主能夠導致代表最底層利益的左翼上臺，這樣的民主寧肯不要，“不能太急”，“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等到中產階級最大時再實行民主。在他眼里，寧肯要獨裁專政，也不要左翼的民主執政。

多么可憎的嘴臉，多么虛偽的“民主”，這就是右派們對民主的政治解讀—— 民主化是為我們精英政治服務的，我們執政是民主化的前提條件，否則寧可獨裁也不讓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力量上臺。

張維迎：體制改革與中國未來

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29日評論版文章:如果我們把改革看在60年的跨度來看，我們過去30年，重點在經濟改革，未來30年，我想重點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主要是幾方面，一是價格自由化，第二是企業民營化，包括借著新的國有企業和民營化，第三是地方分權，第四是開放國際化。
未來30年，主要是一個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就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要論述一下經濟的市場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可能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改革程序。其實我們從鄧小平發起改革，盡管不斷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到目前為止，步驟還是相對比較小的，我想這一點是對的。為什么經濟的市場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我想第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說，一個國家，我們首先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市場做的，什么東西是政府做的。好多東西，我們對民主化有一個誤解，好像所有民主就可以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但民主是不得已的辦法，我想政治體制解決是一個手段而已。打一個比方，什么是市場解決，什么是民主解決，好比我們在座的人，我們中午要吃飯，一種辦法就是我們自己你拿著鈔票，想去哪個餐館，或者同樣的餐館，你想點什么菜就點什么。這是市場化，民主就是自己先投票，有一個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這是民主。所以民主是個迫不得已的辦法，帶來了對一部分人權利的剝奪，和效益損失。
而要既定這個過程，市場化就變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一個國家在經濟市場化之前，我們就憧憬于政治民主化，我們覺得民主化可以給我們帶來好的效果。第二本來可以通過個人決策，可以自己解決的問題，都推到政府身上，我們就不希望這樣，寄托在改變民主的方式，改革政府的效能。從歷史來看這個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成功，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場化之前，它都經過非常長的一個痛苦的過程。
第二個原因，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基本責任意識基礎上，而公民的基本意識基礎靠什么？靠中產階級。其實我們人類過去兩百多年的發展，就是中產階級不斷的興起的過程，現在講全球化就是中產階級的全球化，為什么強調這一點？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叫做民主的話，就是講個人要行使一種權利，而這種后果會影響很多人，不是說我買股票我買多了，我只影響我一個人，而投票，我選某個人，在某一項法律通過的時候，你的任何一項決策都會影響很多人的。我們看，我們是兩極的，一極是非常富的，一極是非常窮的人，這個窮人是非常容易改變的，就是投票的時候，很容易被少數人給操縱。而富人不需要，他自己有權力，甚至雇用黑社會來做這個。所以他們也對社會做不起什么決定作用。而中產階級，這些人過的挺好，他有房子、有車，所以不會引起社會動亂，但是他又不夠富有，所以不夠欺負別人。所以在這個階層當中，是國民最大的。如果這個階層不夠大，社會就會變成暴民階層。只有這個階層足夠多，才可以變化一個公平、公正的過程。所以我想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
第三個問題是民主改革，我也坦率的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核心挑戰是什么，怎樣能夠精英政治、精英治理與民主化結合起來，中國最差的是民主化變成痞子民主，變成暴力化。中國這個最大的是中產民主。為什么講中國的中產民主是很大的。如果沒有一個負責任有意識的中產階級，那么民主的話，無論是選舉還是什么，導致的不是一個精英治理，而是一個暴民治理，所以講，中國的民主，肯定對經濟、市場化不能太急，不可能很快就可以實行，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另外我要講的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法治核心，是要樹立法治的核心和法院的權威。
但非常遺憾，你看我們現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法院的權威性，而不是強化，這個非常危險。現在很多糾紛，都上訪、政府協調，但這是不利于穩定的。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來去解決這些社會沖突矛盾的后果，可能是引起社會的不安。唯有借助社會司法的權威性，才可以把社會問題分解成每一個個案、每一個個體的問題，這時候的社會才可以安定。所以我想這點非常的重要。至于我們下一步的其他好多問題怎么解決，我覺得這個我們需要很好去探討。
當然未來，我說，剛才我一開始講到，未來的30年，就是如果放的遠一點就是2040年，我覺得整個中國的改革，應該完成了。其實我說的這些，有點借鑒大歷史的觀點。歷史學家唐德剛，他講到中國有兩個大的結構性的變革，第一次就是從封建到郡縣制改變，從秦始皇開始到漢武帝確立大概200年時間，第二次變革就是從帝國制到我們民主社會、現在公民社會的變革，大家也在兩三百年的歷史，我們現在發展很快，如果兩百年算的話，就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2040年，正好兩百年的時間。現在可能由過去的30年，和未來的30年，是我們200年變革最后的一幕。
大家覺得這個有點太遙遠了，但如果各位看歷史的話，是很近的事。美國是1789年發生獨立戰爭，花了9年解放黑奴，但是經過二百多年，1965年黑人才有了選舉權，但是40 多年后美國黑人當了總統了。歷史看起來很長，但是回過頭來看，又很短。所以我有一個大膽的預言，就是2040年的時候，中國的大的歷史轉型，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不是沒有事干了，那時候還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問題解決了，但是還有技術性的問題需要解決。
本文為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在中國改革（2009）年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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