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張維迎等立此存照 

余斌

    奇人奇事不少。剛看到一個新聞，張維迎說，給我10億也許會寫本反市場的書。原話是：“但是，我還沒有經受特別大的誘惑，所以我就不知道。假如說有人要給我10億讓我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我不知道能不能經受這個誘惑。但目前我沒有遇到這種情況。也許我能經受，也許我經受不了，我不知道。”（http://finance.ifeng.com/news/people/20100716/2415240.shtml）
    這篇報道說張維迎儼然把自己當作一個市場的傳教士。而張自己也說，“這么多年來，我對市場的理解和信仰越來越深，就像一個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從一個懵懂的狀態，到理性上越來越相信。”
    先前我就聽張所在學院的人評價他，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媒體經濟新聞工作者。雖然他把鄒恒甫趕了出去，但是瞧不起他的學術水平的人在他的同事中大有人在，包括他倚重的海歸們。但是，張維迎對于經濟學的理解卻的確是比那些只知道玩張所不擅長的數學模型的經濟學教授們強得多。（西方）經濟學只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模型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代表資本說話。這應當是張維迎從張五常那里領悟到的。所以，張五常一倒，張維迎即接著扛起這位同宗者的大旗，讓老態的吳敬璉和茅于軾都慢了一步，進而有了趕走一直瞧不起他的鄒恒甫的底氣。
    這篇報道把張維迎坦率的一面暴露出來了。作為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典型中國經濟學家，這篇報道具有歷史意義，值得立此存照。它實際上說明了兩點：
    第一，西方經濟學是宗教，是神學。張維迎承認了筆者在《微觀經濟學批判》中稱西方經濟學為經濟神學的說法。雖然我們是學術上的對手，但正因為如此，才可以算是知音。
    第二，西方經濟學不堪一駁。對于張來講，需要的只是錢，有了錢，他的《市場的邏輯》完全可以反過來說。

附文：

“市場傳教士”張維迎的信仰邏輯

2010年07月16日
南方人物周刊
http://news.sina.com.cn/c/2010-07-16/142920694282_2.shtml

　　思想的競爭不在當下

　　——對話張維迎

　　“應該有更多經濟學家站出來捍衛市場，批評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就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

　　政府的誘惑

　　人物周刊： 你對金融危機和市場的觀點，在官員中有多少認同？

　　張維迎：我相信還是有的，我知道許多政府官員還是喜歡讀我的東西，它們還在影響制定政策的這些人。當然，我跟他們講話會講得更清楚，因為政治決策更多是利益的平衡，所以我說你可以聽聽我說的，但你們怎么做，還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

　　凱恩斯都講過，好多人認為他們不受任何經濟學家的影響，實際上他們所奉行的可能是某位死去的經濟學家的思想。

　　人物周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米塞斯曾經說過，經濟學家不應該是一個技術專家的身份，而應該是個教育者。只有在社會扭曲的情況下，他才是進入這個體制參與改革的。你認可嗎？

　　張維迎：某種程度上認可。

　　人物周刊：這里有個悖論：在強政府的狀態下，經濟學家是不是個人會更有作為呢？因為他可以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

　　張維迎：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說在強政府的情況下，它會使得經濟學家覺得有作為，因為政府用他嘛，可能直接想聽他的意見；但也可能只是用他作為輿論宣傳的工具——你看經濟學家都這么說，那我就這么做。

　　但是，如果真正信任市場、深刻地理解經濟學的話，在一些時候，應該有更多經濟學家站出來捍衛市場，批評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就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像亞當·斯密，如果那個時代的政府沒有過多干預經濟的話，也成全不了亞當·斯密。也包括哈耶克這些人。因為經過歐洲1930年代的計劃經濟和美國的凱恩斯主義之后，政府越來越專權，這才使得經濟學理論變得更為重要。

　　因為我們的無知才需要市場，如果我們無所不知，就不需要市場——一個無所不知的人或組織，就把所有問題解決掉了。

　　人物周刊：經濟學家這樣處理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是出于無知？

　　張維迎：對。一是因為我們無知，再就是政府的誘惑太大了，讓人很難去抗拒。中國傳統文化里的“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個話可以套過來。好多學者也難過政府這一關。

　　人物周刊：是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有點士大夫情結，總是希望能被政府所用？

　　張維迎：你的這個提法很對。確實，政府給你的誘惑太大——名、利、職位。我想套用這個比喻，英雄在戰場上殺敵，經過了多少年的生死磨練，但一個美人就可以攻克他。學者也會這樣。吸引力太大了，好多的經濟學家可能就被政府的榮譽俘虜了。

　　但是，我不能指責他們(這個還要看人品)，在政府擁有這么大權力的情況下，有一些明白道理的經濟學家參與，也許也能起好的作用。好比反正你要殺這個人，有一個稍微友善的人不讓他死的時候太痛苦，這也不錯，對吧。

　　人物周刊：怎么定義自己的使命？

　　張維迎：我們這個社會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國有企業比重太大，政府干預過多，所以宣傳市場的理念，讓更多的人理解它，本身就在推動市場。我相信，既使是在現在的利益格局下，如果所有的決策者都接受我在這本書里的觀點，那對社會挺有利。

　　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能看得更長遠的話，也許就會改變他的做法，因為他認識到：假如維護他的既得利益，從長遠看對他的利益和名聲并不好，他就會放棄。

　　人物周刊：你真相信，知識可以讓人超越自身利益來看問題？

　　張維迎：對，科學和知識，包括經濟學有一個很大作用，就是使我們能相對超脫地看問題。這就是學者和一般人不一樣之處。

　　但是，學者在生活里就是一般人。在這個情況下有兩個自我，一個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自我，另一個是職業身份的自我。你作為一個媒體人，要嫉惡如仇要追蹤新聞，但你也是一個普通人，對不對？兩種角色都會起沖突，任何人都是這樣。

　　人物周刊：當“經濟人”張維迎，和要求更超脫的張維迎，兩者沖突時怎么辦？

　　張維迎：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斗爭。作為個人來說，也會有好多的誘惑，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抵擋這些誘惑，那就沒法堅持我的學術的純潔性，沒有辦法堅持我的思想、理念的一致性，那我就算放棄了。

　　但是，我還沒有經受特別大的誘惑，所以我就不知道。假如說有人要給我10億讓我寫一本反市場的書，我不知道能不能經受這個誘惑。但目前我沒有遇到這種情況。也許我能經受，也許我經受不了，我不知道。

　　人物周刊：是因為沒有到最大的試探面前，都不好說？

　　張維迎：對，都不好說。所以我們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人為什么要有同情心，要大慈大悲？因為每個人的處境都不一樣。比如說你明天寫了一篇罵我的文章，我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可能有人雇用你，給你好多錢讓你寫。對不對？你沒經受這樣的誘惑也寫了，我也沒辦法，我很同情你。只能這樣。

　　改革與公平的問題

　　人物周刊：您主張對改革中的歷史遺留問題應該向前看，甚至提到了香港的大赦。但是，這跟社會正義之間是有沖突，至少跟民眾情緒是有抵觸的。

　　張維迎：如果我們都按情緒活著的話，人類就完蛋了。我們不攔著批評，但是，要有一些理性，要著眼長遠去看什么是于你有好處的。

　　寬容也是一種成功的策略。在有關博弈的試驗研究中，最成功的策略就是“一報還一報”。所以，一個理性的人一定要向前看，凡事耿耿于懷，永遠不忘過去，他一定沒大出息。小時候誰欺負過你，我一定不離開這個村，我一定要跟他干到底，那你全都毀了，是不是？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這樣，尤其當社會從一個低效率的制度到一個高效率的制度，由一個不合理的均衡到一個合理的均衡轉變的時候。其實，人類本來就是這么過來的。試想一下當初秦始皇統一中國，六國的人如果都一直心懷不滿，一直在跟秦始皇報復，那哪兒有中華民族真正的統一。

　　人物周刊：你曾說，企業家創造價值和尋租是同時進行的，像黃光裕案拉扯出一串官員落馬。對于這種權力尋租，我們應該追溯到什么程度呢？

　　張維迎：這是一個政治決策。這要有一些政治家的眼光，才敢去做這些決定。比如像毛澤東對那些被俘虜的國民黨大將，他分幾批都給釋放了，這些人都殺了好多共產黨人的，為什么要釋放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策，他就是向前看的。

　　當公共的權力不受市場的約束，政治家的理念就更重要。其實，很多問題都是一個政治問題。就像過去單位分房子，你要住，那你就乖乖的，要表現不好，我就不給你分房子了。這也是統治人的一種方式：我讓每個人都有把柄在我手里邊。所以，我說這是個政治問題，你聽明白了么？

　　人物周刊：怎么看新左派反市場與改革的言論？

　　張維迎：我告訴你，凡是左的人，只有極少數人是由于信仰，好多人完全是投機。就像四人幫，他們在上海，哪兒信仰什么計劃經濟？就是獲得權力的一種方式而已。每個人要冒出來，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看明白這些就無所謂了。

　　人物周刊：現在俄羅斯懷念斯大林，這和新左懷念毛澤東時代有一些異曲同工。

　　張維迎：這個也很自然，因為人們總覺得失去的總是美好的。如果你真的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話，你就可能感覺不一樣了。想象的總比現實美好。人性就是這樣。

　　人物周刊：你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嗎？

　　張維迎：我寧愿不用這個概念。“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本身是反市場的人給堅持市場走向的人扣的帽子、貼的標簽，像文化大革命時批右派一樣，給你戴一頂帽子。

　　其實，叫什么都無所謂了。需要的是關注重要問題。我更希望，不管相信不相信，請先來看看我這本書，看能不能說服你們。先把立場放一邊，就看結果。

　　人物周刊：是否因為標簽總是很容易和政治正確有關系？

　　張維迎：是的。因為一扣上這個帽子，很多討論就沒法進行了。一般人都追求政治正確，誰都不愿冒險。在某一種政治氣氛下，人總在偽裝自己的偏好，他就不敢說真話了。

　　“北大的改革，沒有失敗”

　　人物周刊：你一直研究改革，青年時代在體改所當智囊。但作為改革操盤者，2003年在北大推動改革受挫。對此有何體會？

　　張維迎：首先，我們沒有失敗。我一直講，改革是一個過程。如果你去北大了解，北大現在的教授選拔和提升，跟2003年以前是不一樣的，每個院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能外界覺得怎么無聲無息的)。當然，這其中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堅決，也還是受到了一些影響。

　　一個事情的成敗，很難在短期內去評價它。比如說商鞅變法，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他當然成功了，如果沒有他的成功，秦國就不會那么強大，就不可能在100多年以后后秦始皇統一中國。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更擅長哪種，改革者還是作為改革者的智囊班子里的一員？

　　張維迎：我不擅長解決問題，擅長思考問題，不想去解決問題。我甚至不想提改革方案。更傾向于把道理講清楚。

　　人物周刊：你以后還會在北大或者光華學院推動高校改革嗎？

　　張維迎：當然還是會盡力，但有些東西也不好預測。我相信，它會慢慢走向一個自身可以穩定發展的過程，不可能成天在變。

　　我想，光華學院不再需要大的變革了，需要的是完善，然后使變革具有可持續性。

　　人物周刊：在改革那會兒，會想到商鞅嗎？

　　張維迎：我哪兒有那才能！他改革的對象是整個世襲的貴族集團，是多大的改革啊，我們就是一個小單位。那為什么大家注意了呢？就因為是北大，所以大家注意了。甚至在農村當個村長，比當國家主席都難，你以為？其實官越當越大吧，反而越簡單。

　　“你的市場可能在明天”

　　人物周刊：相比前兩年，感覺您的寬容度大了很多，不那么激憤了。

　　張維迎：人總是在學習中成長的。印度學者奧修有一句話說，知識是來自于別人的經驗，智慧是來自你自己的經驗。只有自己親身體會，你才能夠具有這種智慧。智慧是書上學不來的。其實，每個人都在進步，你再過二三十年和我一樣的時候，就理解了。

　　但對我來講，我對市場的信念是越來越深，越來越強，對人性的理解也越來越透徹。所以，現在人罵我，我也不生氣。

　　人物周刊：不生氣了？

　　張維迎：如果你真正理解市場的話，你就能夠理解別人的行為，另外，對未來相對也比較樂觀，不為眼前看到的一些困難感到痛苦、悲傷。哈耶克、米塞斯這樣一些人，他們所有的主張都是跟當時的社會現實背道而馳的。他們證明計劃經濟是不行的，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證明凱恩斯的干預理論是不行的，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至少是幸運的，在他死時，看到了蘇聯體制的垮臺，而且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獎。米塞斯就沒有這么幸運。等他死了后，大家才越來越覺得他是對的。

　　人物周刊：從這些前輩的命運遭際中，你找到了一些安慰？

　　張維迎：我們比他們要運氣得多。如果讓我們處于他們那種環境，我們的精神支柱能不能有他們那么堅強，我表示懷疑。

　　像哈耶克這些人，那么惡劣的情況下能活下來，還堅持自己的理論，我們現在算什么，環境已經非常好了。

　　人物周刊：那什么東西能夠擊垮你呢？

　　張維迎： 肉體。(笑)生病了，我就垮了。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委屈么，會等著聽別人道歉的一天么？

　　張維迎：我沒受委屈，根本不需要道歉。為什么？因為沒對我造成傷害。真的，我說的不是場面話。思想這個東西，沒有委屈之說。但我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文明一點。

　　人物周刊：能忍受這種孤獨？

　　張維迎：其實，我不覺得孤獨，最大的孤獨是沒人理你。人家批評你那怎么叫孤獨啊？因為受到批評，你再寫東西，看的人就會多。這就是回報。我們沒法跟古人比。

　　人物周刊： 你對自己的學術觀點樂觀嗎？有被大眾接受的一天嗎？

　　張維迎：我現在充滿了樂觀。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觀點。好比今天我跟你聊，你再看這部書以后，你的看法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孔老夫子這樣的人，我們叫他社會制度性企業家，他創造的東西在當時得不到認同，但過了幾百年，一直到漢武帝時，他取得了最大的市場。所以，思想的競爭是一個長期的競爭，不是說幾年，甚至不是說幾十年，可能需要幾百年的時間。

　　凡是要搞思想、搞理論的人，那你一定要對未來更偏好，更看重。因為你的市場不一定是今天，也許是未來。人的本性有時可能會被眼前的東西所蒙蔽、誘惑。所以，對這種制度看得越遠的人越少。物以稀為貴，所以我們才覺得他偉大。

　　通往寂靜之路

　　——“市場傳教士”張維迎的信仰邏輯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

　　這似乎是“主流經濟學家”在當下中國的群體困境——一邊是大眾對他們的敵視和不信任；另一邊，他們在政府決策中的影響力也在式微

　　采訪張維迎是個很難避免引發爭議的事。

　　五六年間，他那些維護民營經濟和為改革過程合理性辯護的言論，一次又一次地點燃民眾情緒的火藥桶；在推動北大改革所卷入的是是非非，也讓他在學術圈子里四處樹敵。

　　2007年，本刊曾作過封面報道《人民公敵——張維迎》，在報道中力求多角度的平衡和立場中立。隨即收到“光華開除事件”的當事人——知名經濟學家鄒恒甫先生致本刊的公開批評信。

　　觀點的分歧，一旦上升到道德的攻擊，往往讓我們忘記了那些需要去關注的重大問題。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說，中國的社會已經到了“往哪里去”的關口，這不光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決定和操盤的特權，也需要每一個普通大眾去理性和獨立地思考，并發生出自己的聲音。

　　在這個經濟生活危機不斷的年代，記者覺得特別有必要去廓清張維迎那些主張背后的信仰邏輯，和他所在的“黃金一代”中國經濟學人與30年改革之間的命運勾連。

　　拋開那些是是非非和誅心之論，在記者眼中，張維迎是個直率、愛較真、甚至有些偏執的人。他肯定還未能逾越人性的一些弱點。但在這個喧囂的年代，在一門被稱為顯學的學科里，一個信仰比較徹底、堅持比較徹底的人是可貴的。

　　從他選擇的學術方向看，也許，張維迎從此要踏上一條通往寂靜之路。他似乎對此已有心理準備。他談在牛津留學的日子，在那么一個環境里，有那么一幫人自得其樂地在享受尋求真理的樂趣。“在國內，我們做演講，如果臺下少于五六百號人，就會有失落感。”

　　從名利纏身的明星學者到叫“市場”信仰的傳教士，他能忍受和甘心于這種可能到來的寂寞么？

　　6月下旬，張維迎的新書《市場的邏輯》出版。

　　幾年里和大眾、媒體一直倔強對立的張維迎罕有地接受了采訪。他依然表現得滿腹疑慮，一見面就盤問起記者的專業背景，順手拿過對方手里的書，翻看其中的圈圈點點，“你真的全看完了么？”他逼視過來。

　　當聽到一位普通讀者提及讀此書并不費力時，頭花白發的張維迎竟然顯得很興奮：“我太高興。我希望每個人都來看看我的書，看看我能不能說服你們。”

　　相比兩年之前，這位性格強硬的陜西人展現出某種豁達的心態。“人總是在成長和學習中的，我現在越來越理解別人了。”按照經濟學的視角，無論是謾罵他的網民、炒作那些是非糾紛的媒體，還是其他敵人，都有各自合理的動機與訴求；甚至，他還談起了佛經里的“慈悲為懷”。

　　“我現在對未來充滿了樂觀。你看經濟學家，特別是這些堅持市場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活得都特別長久，不管當時所處的環境是怎樣的。”

　　眼下發生的一切，卻讓他感到焦躁。“我很擔心，我很擔心，”一談到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經濟刺激政策，他急迫地說。

　　憑借著邏輯與常識，張維迎相信自己看到了更遠。他演講，他撰文，他出書，甚至違背意愿地配合媒體采訪。他儼然把自己當作一個市場的傳教士。

　　可是，在這個當下，這些不合時宜的預言會有市場么？

　　張維迎的孤獨 

　　2009年2月底，寒冷的亞布力，張維迎非常的孤獨。

　　身為首席經濟學家的張上臺演講，題目是《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他批評政府對金融危機的“誤讀”，指責目前應對危機的政策“是在延緩和惡化危機”。他更直指“凱恩斯主義是政府最喜歡的策略，所有政策都不考慮長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

　　當場，中投公司總裁高西慶就和他爭論起來。張維迎有些生氣，他甚至更為嚴厲地說，“官員在公開場合說的話，都是假話”，建議大家“不要相信”。

　　臺下哄笑一片。他們在笑張教授太不懂中國國情，笑他過于書生意氣——還有一些人則譏笑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我覺得，高西慶和張維迎都在演戲”，一位與會者在他的博客尖刻地評論。

　　張維迎稍稍有些不知所措。他態度嚴肅地提醒，企業家要學一點經濟學知識，不可做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瞎子。對這些被他視為“最寶貴社會資源”的企業家來說，在這種陰晴不定的天氣，最實惠的是多爭取到諸如貸款、出口退稅之類的直接好處。

　　在張維迎看來，這些看上去充滿誘惑力的經濟干預和刺激政策，如同趙本山的小品《賣拐》。“本來你的腿不壞，他一定說是壞的，說到最后，你自己都認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買他的。”

　　“捍衛市場是經濟學家的基本職責。”從亞當·斯密這些前輩中，他對自己的使命很肯定。

　　2008年底，在張維迎的提議和推動下，一家出版社重印了羅斯巴德的學術著作《美國大蕭條》。他還為之寫了一篇熱情洋溢、長達6000多字的序言《理解經濟危機》。這位奧地利經濟學派代表人物通過對美國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的分析，認為這場危機不是因為“自由放任主義”的市場所致，而恰恰相反正是胡佛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使然。

　　“我們二版的總銷量是比一版多一倍呢。”圖書編輯石楠說：“一個是時機，另一個主要歸功于張老師的力薦和相關的營銷策劃。”

　　2010年4月，張維迎將自己二十多年對市場和改革的思考，進行重新梳理，出版了《市場的邏輯》。“出版社前年就催我這本書，我一直拖著。但在我經受沖擊的時候，就覺得應該是時間了。”

　　他的主張顯然與當下的主流格格不入。2008年，各國政府開始紛紛出臺救市政策，人們甚至驚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在一片驚恐中，中國政府的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也急急出臺。

　　他演講，寫作，出書，如同一個預見了大災難的先知，一遍遍圍繞著城墻，一遍一遍高喊著——“城墻要倒塌了。”可是，沒有多少人在聽。

　　在一年多時間里，情形在悄然發生改變：在4萬億的刺激下，中國經濟在2009年上半年實現V字形反轉，GDP當年增速到達9.1%。經歷了一輪瘋狂暴漲后， 2010年中，房地產政策忽然收緊，股市也隨之暴跌。短短兩年間，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經歷了一次尷尬的大逆轉。

　　“你看，連一年內的走向都看不清楚。從歷史上看，政府干預經濟從來就是無效的。”張維迎說，“但是，凱恩斯主義是政府最歡迎的。”他用了一個尖刻的比喻：“一個人本來沒有病，但有人不斷地說他有病，非給他吃藥，最后他真得病了。我又給你繼續開新的藥，不斷的給你開藥，一直到吃死你。”

　　2008年7月，張維迎去美國參加諾貝爾獎得主科斯主持的“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芝加哥研討會”。經評審他論文的一位美國教授點破后，“我才意識到自己確比芝加哥學派走得更遠，更接近新奧地利學派了。”

　　如果，張維迎是一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堅定信仰者，那么面對他的，將是一條通往孤寂之路。

　　長達100年的歷史里，奧地利經濟學派學者是一群命運坎坷的邊緣人。以《通往奴役之路》為人熟知的哈耶克在晚年還等到了蘇聯垮臺，等到了197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等到了這個世界對他最后的承認。而他的老師、奧地利學派的奠基人米塞斯，在漫長的91年人生中，則大多過著孤寂的生活。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迷戀蘇聯計劃經濟繁榮神話的歐洲大陸，曾出任過奧地利政府首席經濟顧問的米塞斯和他的信徒日漸孤立，他的市場化主張與主流完全背道而馳。1945年，他逃往美國。在凱恩斯主義盛行的美國，米塞斯遭到更嚴重的排擠，他甚至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紐約大學礙于情面給了他一個客座教授的名分，卻拒絕支付薪水。直到1969年退休為止，他研究經費和生活來源，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會支持。

　　“張維迎對這個是有心理準備的。他有時會跟我們談這些人，對他們的這種孤獨有很深的體察。”光華管理學院新改版的“光華智庫”總編輯傅小永說。

　　“我現在一點都不孤獨——因為還有這么多人在反對你。因為受到批評，所以你再寫東西，看的人就會多。”張維迎很輕松地說：“或許這就是回報。”

　　“真正的孤獨，是根本沒人理你。”

　　“政府，是一種最大的誘惑”

　　從某種意義上說，身為“主流經濟學家”的張維迎和政府已經漸行漸遠了。雖然，這并不是他所愿見到的。

　　24歲進入體改委，成為這個機構里最年輕的經濟學者；2002年被中央電視臺評選為“年度經濟人物”，2003年出任北大校長助理，2006年正式擔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在相當長時間里，在主流經濟學家群體中，他像一個頭上罩著各種名利光環的明星。

　　這個從陜西榆林地區最貧困的吳堡縣走出來的農民兒子，常常被憤怒的網民指責為“一個背叛了出身的人”。

　　從一個來自底層的青年學子成為擁有強勢話語權的知識精英，再到今日，張維迎的命運之路，是一條解讀中國經濟學者群體與30年改革之間勾連的脈絡。

　　1983年，23歲的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一心想去北京。他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的《為錢正名》的文章在首都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某省領導點了名。年少氣盛的張維迎不得已寫了檢討。“這次被批后，我就不愿在西安待著了。”1983年年底，他跑到北京做畢業論文，結識了周其仁、宋國青等一干經濟學者，并常到茅于軾家請教。第二年6月，他看到《經濟日報》上的一則征文啟事。

　　80年代初期，農村改革已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卻舉步維艱。一批有識之士意識到：必須吸收新的思想力量。在這種背景下，1984年，《經濟日報》社聯合多家媒體和研究單位，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征集論文。

　　自覺對價格改革有了明確思路的張維迎向會議組織者遞交了剛完成不久的論文《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論文組的初審意見是“不用”，復審意見是“此文很好”，據說是當時《經濟日報》記者石小敏寫的，如今，他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9月，全國120多名會議論文入選者聚集在莫干山開研討會。這個半官方會議引起了中央高層的密切關注，總理的秘書李湘魯、張勁夫的秘書孔丹以及王岐山也上了山，他們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黨內改革派的態度。由于意識形態依然緊張，組織者們對會議極為謹慎，“規定各新聞單位一律不許報道”。

　　這些與會的經濟學研究者大多30歲上下，是文革后剛接受完大學教育的一代，初步接受過亞當·斯密、薩謬爾森這些西方古典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尤其區別于后輩的是，他們都有在生產一線的社會經驗。即使年紀最小的張維迎也曾回村當過兩年的團支書兼會計。

　　在莫干山上，這些中青年處于高度的精神亢奮狀態，日夜不眠地辯論，會議結束時，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爭論最激烈的是“價格組”，操著陜西口音的張維迎代表“放”派，向“調”派開戰。會議結束后，他和其他幾位與會者留下來，撰寫上呈的會議報告。

　　這個以放為主的“雙軌制”思路很快被高層接受。1985年1月14日，國家物價局和物資部正式出臺政策，計劃外生產資料的價格全部放開。以價格改革為中心的城市改革拉開序幕。

　　莫干山會議是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它為當時急需新腦力的中央政府選拔了一批人才。有關領導陽隨后找了幾位青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也找了他們。會后，樓繼偉、周小川、郭凡生等一大批人進入了政府的體改部門。在石小敏的力薦下，張維迎在當年12月也去體改委報到了。

　　他們是讓后輩經濟學人無比羨慕的“黃金一代”，在一個特殊歷史時機，因緣際會，進入了接近權力核心的班子，制定和推動了80年代的改革，從價格到財稅等所有的重大變革背后，都有他們的身影。

　　“回憶起來，80年代經濟思想是最活躍的，對中國經濟改革推動的成效也最大。一個是被壓抑了很長時間后的報復性反彈；一個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納這些新思維。”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經濟所博導鐘祥財評價。

　　“從90年代起，政府對新思想、新理論的采納開始有了選擇。就好像一個人肚子不餓了，吃東西的邊際效應遞減，會把維護當前的均衡看得很重。”

　　這個群體的命運在1989年后開始分野：一部分更激進的選擇離開，或下海經商；一部分在體制內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學術界，繼續對改革發聲。“覺得需要充電”的張維迎也在1990年離開了體改所，到牛津大學主攻自己最感興趣的產業組織和企業理論。

　　在張維迎的理解中，“市場=價格+企業家”。在后體改所年代，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企業理論的研究上。1994年回國后，他到北大與林毅夫、易綱等一起創辦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華管理學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隨著中國企業面臨成長壯大的一系列問題，被視為國內企業理論方面最具權威和開創性的張維迎開始頻頻亮相。

　　2002到2003年，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支持、肯定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文件。也正是在2002年，張維迎獲得CCTV年度經濟人物。這是繼2001年吳敬璉后，又一位市場派經濟學家獲此官方榮譽。

　　當市場經濟體制歷經30年初步建立起來以后，“往哪里去”的選擇問題再次擺在面前——是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沿著重商主義的道路，走向國家資本主義？

　　在中國政界和理論界，“東亞模式”往往為改革派官員所鐘愛，一些領導就十分欣賞“四小龍”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更為徹底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

　　但即便是后者，也深受發展經濟學的影響，認為在落后經濟的高速發展的沖刺中，強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利大于弊的。隨著改革的深入，兩者的差異日益顯著。

　　2004年，在一個自稱“崇拜毛澤東”的香港學者郎咸平對顧雛軍的質疑聲中，國企改革被緊急叫停。作為改革的捍衛者，張維迎一開始就對郎開戰，他指責郎咸平，呼吁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在公眾情緒一邊倒向郎咸平的同時，政府開始強勁推行各種宏觀調控政策。一輪“國進民退”在經濟生活轟轟隆隆地進行，能源、電力、電信等行業國有壟斷加劇。

　　這似乎是“主流經濟學家”在當下中國的群體困境——一邊是大眾對他們的敵視和不信任；另一邊，他們在政府決策中的影響力也在式微。如果民眾沒有節制的謾罵還可以視為“無知”，后一種跡象則讓他們憂心忡忡。

　　記者問張維迎如今在政府里擔任哪些顧問角色，他抬起頭，認真地思考了一分鐘，然后說，“只有一些純技術性的。”

　　幾位積極參政議政的經濟學者也感到了相同的疏離。“2008年開始，很少有官員愿意聽這樣的聲音。”鐘祥財感嘆。他是上海政協委員，每年國家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都會作為民主黨派人士赴京開會。

　　“其實，主張徹底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在任何一個政府那里，都是不被歡迎的人。”財經作家蘇小和說。在中國特殊的政治與文化背景下，這種趨勢越發明顯。

　　“對一個經濟學者來說，政府是個很大的誘惑。”張維迎不否認內心時常處于這樣的交戰。除了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情結，還有直接的名、利、地位的誘惑。他將之回歸到一個“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如果這種誘惑會危及自己學術思想的純潔性和一致性，我是不接受的。”

　　對于經濟領域之外的改革話題，張維迎極為審慎，“簡單地喊口號是無意義的，經濟學家應該更務實。我們不來爭論你的目標，只談什么是到達目標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他也承認，在如今的利益格局中，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阻力重重。

　　采訪中，一位知名經濟學者尖刻地批評：“這些市場派經濟學家用胡蘿卜的策略，成功地騙出一個改革。可是現在，吃到了胡蘿卜的驢子已不愿繼續往前走了。”

　　“但是，我相信知識的力量。人們的決策受兩個導向，一個是知識，一個是利益。利益的東西，你有時候不好管，但知識，可以教育人。”張維迎繼續說：“即使是一個既得利益者，他知道了這些知識，也許會改變自己的想法，會認為：即使短期內對他們的利益有傷害，長遠看，都是好的。”

　　理性的邊緣

　　“先知在自己的家鄉總是被驅逐的。”這是茅于軾對弟子張維迎的寬慰之言。

　　在亞布力會議上，蘇小和曾問柳傳志：為什么張維迎總得不到民眾的理解？柳傳志略帶憂慮地說，“做這種事還得有藝術性，如果毫不掩飾地直接言說，別人聽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還得很小心，說話得注意。”

　　在市場派經濟學家群體里，周其仁是唯一沒有被大眾罵過的。一位對張、周都比較熟悉的人士比較兩人的區別。“一個是典型的陜西人，一個是典型的江浙人。同樣的觀點，周會表達得很委婉，而張的方式就很直接，讓人覺得有精英的傲慢。”

　　“他一直是很想對大眾說話的。可大眾不想聽他的。事實上，他是個政治幼稚病的患者。”而他那些立場鮮明、邏輯直接的言論，經媒體斷章取義摘錄整理出來的“張維迎語錄”足以讓他萬劫不復。

　　張維迎曾回憶1984年莫干山會議時的一段插曲，“有天晚上，徐景安告訴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匯報。但第二天早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說話太直，擔心萬一領導人聽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壞了。我理解他。我到現在也掌握不好向領導人說話的分寸。”

　　身為政協委員的鐘祥瑞總結了建言的經驗。“要用一套政府官員能接受和理解的話語體系；要避免一些敏感字眼，如‘既得利益集團’等等。”

　　當我們談論起富士康13跳事件、黃光裕案牽扯出來的官員腐敗案，談到原罪之說，從經濟學家的理性，張維迎一如既往地為改革進程和民營經濟辯護，提出“權力尋租”是避免不了的改革成本。而且，“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優劣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而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

　　這是理性的邏輯，然而，說服不了情感上要求“過程正義”的大眾。

　　這正是理性至上的改革知識精英與大眾之間隔閡和不信任的一個真實場景的再現：一邊是精英們孜孜以求的目標正確——一個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機制，不遺余力地捍衛改革；一邊是自認為沒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社會底層的情緒反撲。

　　張維迎承認，正是這種隔膜與不信任，給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以阻撓改革的口實，也給一些機會主義分子有機可乘。

　　那么，如何破解這一僵局呢？他指指桌上的書，“這就是我在做的”。他談起了知識和教育對人的改變，以及理性主義在16世紀歐洲的興起。

　　“我還是不看好。”財經作家蘇小和說：一來經濟學本身是有門檻的；而且，在這個浮躁的年代，除了寥寥的經濟學愛好者，有誰會來認真讀他的邏輯呢？

　　在采訪中，有幾位經濟學者對張維迎的學術思想持有保留看法，但都表達了對他講真話的敬意。“一個學者如果真正是捍衛他所信仰的真理，那是很值得敬佩的。最可怕的是，連學者中都是一些什么都不信，或者只信仰金錢的人。”學者趙曉說。

　　觀念的冒險，是一種最大的冒險。

　　1982年，當22歲的張維迎第一次讀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開始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念。 “這么多年來，我對市場的理解和信仰越來越深，就像一個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從一個懵懂的狀態，到理性上越來越相信。”在張維迎看來，對科學的堅持其實就是一種信仰。

　　然而，現代經濟學是建立在西方的社會意識之上。從“經濟人”的前提假設，到那只“看不見的手”，背后隱藏著一個全知全能乃至全善的上帝形象。此外，經濟學并非自然科學，有著太多的復雜變量，不同經濟學派的爭論從未停息過。

　　對理性主義者張維迎而言，一種僅僅基于邏輯推理和對短短200多年人類歷史歸納之上的信仰，是否也存在某種風險？此外，把市場視為人類社會演進的唯一正確路徑，是否也是被哈耶克們所抨擊的類似歐文、傅立葉那樣的烏托邦理想呢？

　　記者把這樣的問題拋給了這位市場的信徒。他的回答是開放式的，試圖從更大的歷史觀來跨越宗教與文化的屏障。

　　對于“看不見的手”，這位總被人視為傲慢的知識精英，自始至終流露出一種敬畏：“正因為我們都是很無知的，所以，我們只能更信任那只‘看不見的手’，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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