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腐敗和軍事體制落后，這些還不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甲午戰敗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清政府國家發展戰略觀的失敗。甲午戰爭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明治維新的成功在于清政府毫不知曉的日本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為其提供指導的李斯特主義國家崛起學說。這直接決定了日本在軍事、行政等諸多方面國家治理體制的高效率。

　　日本明治維新與李斯特主義

　　我國歷史學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甲午戰爭中日本孤注一擲，以‘國運相賭’，‘以小博大’取得勝利，使日本對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脹，同時導致日本近代化轉向軍國主義。”但實際上，日本的軍國主義道路早在日本明治維新初年就已確定。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取決于兩個關鍵因素。

　　第一，明治維新領導集團集體接受了李斯特主義國家崛起學說。李斯特主義經濟學包括分別指導英國、德國和美國崛起的重商主義經濟學、李斯特經濟學和美國學派經濟學。這種經濟學總結了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提供了“對外霸道、對內王道”和“對外貿易保護、對內自由競爭”的國家發展戰略方針。明治維新領導集團深得其精髓，從而搭上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末班車。他們認為：強大的工業是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關鍵，而工業化需要殖民地作為原材料來源地和產品銷售市場，但日本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日本只有把朝鮮和中國變成殖民地，才能確保日本崛起所需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品銷售市場。正如美國學者奧斯丁指出的，明治維新精英們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續的政治戰略和經濟結構。這不只是為了預防日本像大多數東亞國家那樣被殖民地化，而且是為了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并使自身成為東亞區域的殖民主義者。

　　第二，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熟悉并根據日本國情借鑒了西方列強崛起的歷史經驗。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在對美歐國家長達近兩年的考察中發現，英國、美國、德國等西方列強都是通過軍事力量建立殖民地而崛起的。以大久保利通為例，他在英國考察時，羨慕英國崛起前的國家保護主義和武力建立殖民地的崛起戰略，卻對英國當時宣傳和推行的自由貿易信條不屑一顧。在德國見到鐵血宰相俾斯麥后，他雄心勃發：“經營國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麥的強權， 締造英國式的富強!”

　　洋務運動破產和中日“大分流”

　　與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將李斯特主義國家崛起學說奉為治國圭臬，并深諳西方列強崛起戰略截然不同，洋務運動的國家官僚集團無一人知曉這種學說，無一人知曉日本國家崛起的戰略，對西方列強崛起的歷史經驗更是不屑一顧。

　　在梁啟超1902年于日本接觸到西方幼稚工業保護理論之前，無論是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領導人，還是除嚴復之外的近代啟蒙思想家們，從不知曉以美國學派和李斯特經濟學等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民族主義經濟學說。嚴復作為著名啟蒙思想家，雖然知道李斯特的著作，卻仍翻譯與李斯特學說相對立的斯密《國富論》，從而“找錯了醫生，開錯了藥方”，以致李斯特的著作直到1927年才譯成中文，比日本整整晚了38年。洋務運動官僚和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們，運用從中國古代思想發展起來的所謂“經世致用”之學解讀西方列強的挑戰。由于缺乏李斯特深刻的工業化思想和可借鑒的西方國家崛起的歷史經驗，這種話語體系根本無法分析西方的挑戰，并提出適應世界大勢的戰略和政策。

　　正是在這種重大的歷史分野之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保護民族經濟、與外資作斗爭、建立獨立自主工業技術體系，以重構東亞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發展道路。清政府則走上自由貿易、在國內市場“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須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強的買辦道路。這就是日本與中國同樣進行了改革開放，同樣搞“維新”，以應對西方列強的挑戰，但日本強大而中國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建設的重大基礎理論研究”(14ZDB12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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