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新結構經濟學反對從新興產業價值鏈高端入手實施國家追趕戰略，反對研發核心技術，反對中國發展芯片產業，主張“我們可以等發達國家研究成熟后再引進技術”。新結構經濟學的這些理論在中國流行了三十多年，但在“中興事件”和這次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技術戰中已經轟然倒塌。有媒體曾宣傳說，林毅夫世行歸來為中國經濟指明道路，但在實際上，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基本上與十八大以來黨的大政方針是背道而馳的。在習近平總書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指引下，國內經濟學已經到了重視和研究演化發展經濟學和中國學者獨創的“新李斯特-馬克思發展經濟學”的時候了。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出版后，媒體進行了大力推介。例如，在京東商城上就有如下推薦語：林毅夫世行歸來為中國經濟指明道路：新結構經濟學是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本書“推翻”了發展經濟學1 .0版本的結構主義和2 .0版本的華盛頓共識，成為發展經濟學3.0版。《新結構經濟學》開啟中國經濟學家理論創新的新紀元。這些推介語都是不實之詞，是誤導性的。為什么這樣說呢?

　　一、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無“結構”

　　新結構經濟學號稱是在對舊結構經濟學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既然號稱“結構經濟學”，那么，無論“新”、“舊”結構經濟學，其理論框架中就必須有“結構”分析，但新結構經濟學卻沒有“結構”的思維。

　　在舊結構主義經濟學看來，欠發達經濟存在著市場缺失(注意這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林毅夫所談的市場失靈問題，市場缺失是指市場根本就不存在。在市場不存在的情況下，何言失靈問題?)、制度剛性和結構剛性的缺陷，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改造問題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任務。例如，普雷維什和辛格從結構差異關注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與出口制造業的發達國家之間舊國際分工問題，但在價值鏈分工的今天，這種結構性問題就轉變成了新國際分工中價值鏈高端與低端、核心技術的控制與依附的問題了。

　　但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看不到上述結構問題的一點影子。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每個時點上的生產力和產業結構是由該時點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邏輯是，任何經濟體在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是該經濟體在此時點的總預算，而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著要素的相對價格，并由此決定在那個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這種分析框架中，我們也看不到舊結構主義經濟學討論的制度剛性和結構剛性問題。

　　“結構主義”思維涉及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結構轉變是連續的還是非連續的?在舊結構主義經濟學看來，結構轉變最突出的特征是非連續變化，如從馬車到火車。作為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每個時點上的生產力和產業結構是由該時點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在這當中有“結構”的非連續變化嗎?沒有。為什么說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中沒有“結構”概念呢?因為它只假定連續變化，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技術革命所導致的突變，如熊彼特所說的對馬車無論如何改進也不會導致火車的出現;沒有考慮到技術經濟范式的革命對“比較優勢”的創造性毀滅過程。

　　新結構經濟學所謂的政府干預實際上是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支持，但它對從一種比較優勢(如馬車)“飛躍”到另一種“比較優勢”(如火車)無法說明。更重要的是，從英國、德國、美國、日本到韓國，有哪一個國家的崛起不是違背比較優勢的結果?實際上，新結構經濟學捍衛的是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而新古典經濟學卻是經濟思想史中拋棄動態經濟發展主題轉向“既定資源的靜態配置”的“靜態的插曲”(譚崇臺，1989：32)，是與生產、技術創新、規模報酬遞增和由此內生的制度和組織變遷無關的“交換經濟學”。這樣的一種經濟學怎能稱得上“開啟中國經濟學家理論創新的新紀元”呢?

　　二、新結構經濟學不能從根本上解釋低收入經濟向中等收入經濟的歷史性轉變

　　因此，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產業政策制定究竟應該是以技術趕超理論為基礎，還是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這個問題實際上又回到了經濟思想史中李斯特的古老問題：國民財富的基礎究竟是生產力還是交換價值?所謂交換價值就是古典經濟學的“蓄積的財富”，也就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經濟)剩余”。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與亞當·斯密一樣，新結構經濟學也混淆了財富的原因和財富本身，它關心的是經濟“剩余”而非生產力。

　　一個國家在剛開始時雖然很窮，但如果它不斷積累和革新其技術能力，這個國家終究會富裕起來;而一個國家在剛開始時僅靠要素稟賦出賣自然資源或體力勞動，雖然“蓄積的財富”或“(經濟)剩余”很多，但因為沒有積累和不斷革新其技術能力，這個國家最終將會陷入“貧困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就像自然資源豐富的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樣。因此，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技術能力和創新問題，而不是可用于再投資的“(經濟)剩余”問題，用李斯特的話來說，就是生產力問題而不是交換價值問題，技術趕超而非比較優勢所有成功國家產業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由此可見，如果說《新結構經濟學》適合低收入國家，但也是有嚴重局限性的，不能從根本上解釋從低收入經濟到中等收入的歷史性轉變。

　　三、新結構經濟學完全不適合于中等收入國家

　　“新結構經濟學”是以東亞處于低收入階段經驗為基礎的，完全不適合中等收入國家。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林毅夫教授反對韓國70年代發展重化工業，反對韓國在8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進入芯片產業的行為，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韓國企業的發展模式通常和三星電子相似，追求等級較高、資金密集程度超過其資源秉賦的技術和產品”(林毅夫，2000)。但結果如何呢?可悲的是，我國進口的芯片不僅來自于美國，而且還大量來自于韓國，因為三星電子已經超越英特爾成為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商。

　　韓國經濟學家李根通過對韓國和我國臺灣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趕超的成功經驗研究驗證了佩蕾絲的經濟追趕理論：技術趕超是中等收入國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過渡時則主要涉及以技術為基礎的專業化，其關鍵是中等收入國家能否在新技術出現頻繁的短周期技術領域取得優勢”。李根的這本著作獲得了演化經濟學的熊彼特獎。

　　然而，林毅夫教授對于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建議卻是“我們可以等發達國家研究成熟后再引進技術，但可能是10、20年后才成熟”(林毅夫訪談，2011)。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所以出現“高端產業低端化”，原因就在于比較優勢戰略的結果。林毅夫反對中國發展飛機制造業，“飛機在中國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市場! 因為這個需要很高的收入水平! 所以美國是世界的飛機生產基地，市場規模是給定的，它給定源頭，給定你的收入水平”(林毅夫，2005)。

　　四、新結構經濟學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我國大政方針背道而馳

　　新結構經濟學缺乏歷史感，它一直反對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實施的“重工業趕超戰略”。這種理論實際上并不值得一駁，因為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后就大力發展重工業，所以到了我國抗日戰爭爆發時，日本就有了飛機、大炮、坦克和航母，而我們卻只能用大刀長矛和血肉之軀抗擊日本侵略者。日本在甲午戰爭后因大力發展重工業差點滅絕中國，而新中國建立時已經與甲午戰爭時隔50多年了，痛定思痛大力發展重工業還是違背比較優勢?如果沒有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實施的“重工業趕超戰略”，我們今天的航天和軍事工業就不可能得到發展，高鐵和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就沒有基礎。了解發達國家崛起的經濟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在歷史上，比較優勢理論曾是宗主國誘使殖民地安于貧困的理論，用這樣一種理論否認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實施的“重工業趕超戰略”的合理性，并長期作為其向國家推薦其政策建議的理論基礎，說輕了是天真無知，說重了就是誤國誤民。

　　新結構經濟學將2003-2015年第一輪東北振興所謂的“失敗”歸咎于東北仍繼續實施“趕超戰略”的結果。但事實真相是怎樣的呢? 沈陽機床總經理關錫友為什么立志要研制出世界首款智能機床數控系統?因為他看到“中國機床業一直干著出苦力的事，沒有‘中國心’的組裝業態支撐不了多久。幾千家機床企業利潤不如日本法納科(專賣數控系統軟件)一家，90%以上的技術附加值被國外拿走，‘誰能不心疼?怎能不改變?中國人要有自信!’”沈陽機床智能機床數控系統是我國工業互聯網的先驅，但在東北，像沈陽機床、新松機器人這樣的企業能有幾家?鳳毛麟角!所謂第一輪東北振興“失敗”的原因恰恰在于按照新結構經濟學所謂比較優勢理論從事加工、組裝等價值鏈低端的結果!

　　近年來，我國“芯片進口超石油”以及我國信息技術硬件產業的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給我國經濟、政治和軍事所帶來的極大安全隱患問題得到了人們的高度關注。這種擔憂最終在美國政府對中興公司的禁運中得到了證實。中興公司事件說明，沒有芯片等核心技術，沒有自主操作系統，沒有大數據的國家安全體系，中國制造2025和中國的智能工業革命只不過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而已，它根本就經不起海浪的沖擊。新結構經濟學一直反對中國自主研發芯片，現在，中興事件的殘酷事實已經將其理論基礎——比較優勢理論的教條擊的粉碎。筆者一直倡導我國應該從價值鏈高端和核心技術入手實施技術經濟趕超戰略，不幸的是中興公司事件最終證明了新李斯特經濟學這種理論的正確性。

　　五、替代性的選擇：演化發展經濟學和“新李斯特-馬克思發展經濟學”

　　北京大學2017年底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迎接 “十九大”召開的文章中，在介紹北京大學學科建設成就時，將“新結構經濟學”列入了與考古學等相并列的為數不多的重大成就。這種介紹是很不嚴謹的，北京大學校方真的是不怕貽笑大方：“未經事實檢驗的”一家之言(一種學說)怎能與一個學科并列呢?何況世界經濟史已經證明“新結構經濟學”漏洞百出。“新結構經濟學”在中國許多地方建立了研究中心，得到追捧，而適合中國國情的、蔚然大觀的演化發展經濟學(賴納特、賈根良，2007)和中國學者獨創的“新李斯特經濟學”(賈根良等，2015)卻很少有人知曉，這是中國經濟學的不幸，是中國的不幸。

　　附錄：演化發展經濟學系譜圖　　

　　參考文獻：

　　賈根良等，2015，《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埃里克·S·賴納特、賈根良，2007，《窮國的富國論—演化發展經濟學的論文選(上、下卷)》，賈根良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埃里克·S·賴納特，2010，《富國為什么富,窮國為什么窮?》，楊虎濤等譯，賈根良審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賈根良，2018，“演化發展經濟學與新結構經濟學：哪一種產業政策的理論范式更適合中國國情?”，《南方經濟》第1期。

　　文章來源

　　本文為2018年4月21日上午作者在第十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上的發言。

　　作者簡介

　　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1995年6月畢業于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經濟思想史、演化經濟學、創新經濟學與科技管理、發展經濟學、東亞與中國經濟。入選教育部2016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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