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爆發的甲午戰爭到現在已經120周年，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在戰爭與政治的背后，深蘊著的文化傳統的特質。

　　近代以來，日本多次成為侵略戰爭的策源地，至今日本的右翼當政者與右翼文人，仍以種種說辭美化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并若明若暗地表示自己是這種侵略傳統的招魂人，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解禁集體自衛權是顯在表現。日本右翼的戰爭觀、歷史觀在學理上是荒謬的，在法理上是非法的，而且包藏著相當嚴重的現實危險性，理所當然地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世界和平力量的譴責。但二戰后大半個世紀，堅持侵略傳統的右翼卻能在一個文明水平頗高的國度，長期強勢占據執政地位與話語主導權。造成此種怪異現象，有復雜的國際原因與國內原因，而深刻久遠的文化傳統發揮歷史慣性作用，無疑是其中一種重要因緣。

　　積淀久遠的“皇國史觀”與“八纮一宇”說

　　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富，卻“不甘處島國之境”，很早就產生強烈的領有世界的妄念，這在日本的“皇國史觀”中有鮮明展現。

　　“皇國史觀”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動員的精神主脈。此一史觀認定：日本天皇制國體高踞萬國之上，“萬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國”日本，應當統領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而其思想淵源則伏筆千載之古：早在公元8世紀，以漢字書寫的日本古典《古事記》(公元712年成書)、《日本書紀》(公元720年成書)中已有呈示。至中世，伊勢神道的五經典之一《倭姬命世紀》宣稱：“大日本神國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種神化大和民族、神化天皇，認定天皇統治世界的思想自古代延傳至近代，形成以明治天皇《教育敕語》的“尊皇愛國”論為主旨的皇道主義，而對外侵略擴張則是皇道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日本的“神國”論直接推衍出海外擴張論，而其中的觀念聯結便是“八纮一宇”說。

　　傳說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為宇”臆想。“八纮”一詞原出中國典籍《列子·湯問》、《淮南子·地形訓》，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書紀》借用此詞，編造神武天皇建都詔書，內稱：“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纮而為宇。”意欲將世間八方，置諸一宇(屋頂)之下，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維新伊始，即以天皇名義發布《宸翰》(御筆信)曰：“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這正是“八纮一宇”的形象詮釋。

　　“雄飛海外”、將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統治階層千余年來的夢想，其掠占的首批目標是鄰近的朝鮮半島、臺灣島、庫頁島，以及中國東北的白山黑水，整個東亞大陸乃至全世界則為其侵略的“遠大目標”。

　　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遺余力宣揚此說。1903年，日本“國柱會”成員田中智學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為宇”之語概括為“八纮一宇”，其字面義為“四海一家”，實則宣示日本為統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3月11日，國柱會機關報《國柱新聞》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國》一文，正式拋出“八纮一宇”說。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衛內閣制定《基本國策綱要》，聲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八纮一宇”為其根本目標。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期間，“八纮一宇”成為日本帝國的國家格言，其軍政機構懸掛兩大條幅，一為“武運長久”，一為“八纮一宇”。

　　踐行“八纮一宇”的海外擴張

　　作為日本千余年的國家格言，“八纮一宇”決非徒快口耳的言辭，而是實行方針。自大和國于4世紀末、5世紀初統一日本開始，即踐履“掩八纮而為宇”的擴張計劃。

　　4世紀末，倭王侵犯朝鮮，渡海攻破百濟、新羅城池，迫使朝鮮半島人眾為其臣民，并擄掠奴隸、布帛，后高句麗軍擊敗倭軍，倭王退回日本。

　　6世紀日本派兵介入朝鮮三國(高麗、新羅、百濟)政爭，被唐朝與新羅聯軍重創，此為中日間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史載：唐將劉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舊唐書·劉仁軌傳》)慘敗的日本認識到唐朝強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士人、僧人學習先進的唐文化蔚然成風。這是日本學習強者、欺凌弱者的國家性格的一次完整表現。此后近千年，日本因內爭頻仍，國力孱弱，對外征伐有所收斂。

　　16世紀末，軍事封建領主豐臣秀吉平定戰國紛爭，握有一支久經戰陣的武裝，立即向外擴張。先是迫使朝鮮、菲律賓、琉球前來朝貢，進而大規模出兵朝鮮，試圖以朝鮮作為征服中國的跳板。1590年冬，已成日本實際統治者的豐臣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宣稱：“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豐臣秀吉還狂妄地說，以日本這樣的“刀箭銳利之國”可以輕取“大明長袖之國(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國)”。

　　1591年和1597年豐臣秀吉兩度派遣大軍渡海，于釜山登陸，占領朝鮮京城、開城、平壤三都，鋒指明朝，宣示要遷都明朝京師北京，由日本天皇統治明國，將北京周圍十“國”之地獻為御用，并任命義子豐臣秀次為大唐(中國)關白，朝鮮則交給羽柴秀?；蛴钕捕嘈慵医y治。豐臣秀吉擬駐寧波，統治從東亞到印度洋的廣大區間。因中朝聯軍在陸戰和海戰中擊敗日軍，豐臣秀吉鎩羽而歸。這場由日本發動的侵略朝鮮、明朝的戰爭，中國史稱“萬歷朝鮮一役”。此役戰敗歸國的豐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圖朝鮮、窺視中華”的擴張侈念對近代日本產生久遠影響。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開啟之際，日本刊行《日清戰爭實記》，連載坪谷水哉的《豐公朝鮮軍記》(“豐公”指豐臣秀吉)，該記的序文云：“我帝國開辟以來，堂堂六師境外從事征討，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韓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間，凡30余次，然征討三韓之地，即今之所謂朝鮮半島者，更深入中國本土與之交兵，當時從未有過。天智朝以來1220余年間，我兵出國征討，大收宣揚國威之效者，僅有兩次：其一，是文祿、慶長之際豐太閣(豐臣秀吉任職太閣——引者)征韓之役;其二，是此次對清軍的討伐(指甲午戰爭——引者)。”

　　可見，近代日本侵略戰爭，以16世紀豐臣秀吉征伐海外為直接先導。豐臣秀吉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戶幕府時期“日本主義”發酵

　　豐臣秀吉擴張狂念遭遇重挫，繼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因國力所限，又為了禁止“異教”(指天主教)“異學”(指西洋文化)入境，幕府兩百余年間厲行“鎖國體制”，對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為宇”的訴求未曾消弭，封建領主仍懷“德化宇內”之想，于內斂間，令“日本中心主義”精神發酵，并通過強化軍事組織，實現軍政一體的“武家統制”，武士居社會強勢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滿殺伐和武力擴張傾向。

　　江戶幕府初期，儒學家、兵學家山鹿素行著漢文歷史書《中朝事實》，稱日本為“中華”“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統起源，揚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經完美實現。山鹿素行謳歌“忠節”“尚武”的《武教小學》《山鹿語類》，推尊為“武士道的憲法”，被近代日本軍人奉為經典。山鹿思想對幕末明治間勤王武士影響很大，也為近代日本軍人所服膺。

　　江戶幕府中期，“國學三大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揚國粹主義。尤其是“集國學之大成”的本居宣長，將日本古書《古事記》描述的“天照大神”視為實有的帝王，稱其“皇國之古道”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對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高倡“神國”日本統治世界。本居宣長的弟子平田篤胤反對儒學派崇拜中國，力倡“復古神道”。

　　江戶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日本儒學家、國學家和洋學家從不同角度競相探討挽救民族危機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局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

　　江戶后期提出完整擴張計劃的是“經世家”佐藤信淵。他撰《宇內混同秘策》，首句稱：“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為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為臣仆。……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宣稱兼并亞洲各鄰國、統治全世界是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

　　佐藤說：“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皇國征伐支那，如節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其計劃為：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他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在東京、關西、中州、筑紫、陸奧等八地域實行“富國強兵”，得雄兵20萬人，然后由天皇渡海親征，先鋒直撲江南，以南京為臨時皇宮之所在，錄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圖東南亞、印度。

　　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占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

　　幕末明治侵華戰略確立

　　時至江戶幕府末年，日本面臨西方列強欺凌，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見為：仿效西方，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對外關系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此種主張頗類似19世紀興起于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如同動物世界，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日本奉行叢林法則，既是固有文化傳統所使然，也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直接仿效。這種社會學說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蔭，后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

　　吉田松蔭承襲本居宣長、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并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之后，幕府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長州藩士吉田松蔭提出“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的“海外補償論”。吉田認為，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只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他在《獄是帖》中說：“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于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于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地以為償。”

　　吉田松蔭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暫為隱忍，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為將來“并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躋身歐美列強行列，爭取瓜分弱國的財富與領土。

　　吉田松蔭在其創辦的松下村塾培養了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為明治維新重臣。

　　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幕府派官船“千歲丸”首航上海，高杉晉作等數十名藩士隨行，他們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國觀”發生重大變更：由先前對“文化母國”的景仰，衍為對一個龐大弱鄰的鄙視，并生出侵凌之念。參加此行的藩士峰潔在《清國上海見聞錄》中寫道：“潔現在上海軍營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頭、無力，皆乞食，沒有一個有英勇氣概可見。像這樣的士兵，我一人可敵五名。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征戰，可縱橫清國。”在上海看到清軍的頹敗之狀，激發起高杉晉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與吉田松蔭類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數，如橋本左內力主依強凌弱，于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論”，向俄國“乞求和親”，集聚國力侵略朝鮮、中國。吉田、橋本等人的戰略設計，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鑒，木戶孝允的“征韓”論，山縣有朋的以中國、朝鮮為日本“利益線”論，伊藤博文逼迫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時宣示的“侵華有理”論，皆師承吉田松蔭和橋本左內。福澤諭吉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為啟蒙學者，福澤力倡“文明開化”，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歐美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亦為題中之義。他力主學習歐美，與其“共進退”，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1885年福澤著文曰：“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里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為著“脫亞”、“侵亞”，福澤諭吉力倡窮兵黷武。他的《通俗國權論》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洋溢著武力崇拜。他還一反“兵者兇事”之說，鼓吹戰爭對日本的好處。福澤1887年撰《和外國的戰爭未必是兇事危事》，稱“兵為兇事，戰為不祥，古今皆以為如此。沒有人不希望國家無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打仗未必是兇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澤的邏輯，打仗成為好事，其時間地點就是腐朽衰弱之際的清國。可以說，福澤此議是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戰爭預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策略”，此為日本侵華的“大陸政策”之端緒，其第一步是攻占臺灣，第二步是吞并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八纮一宇”。

　　對日本的國權和被侵略國的國權，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絕對的雙重標準，上述福澤諭吉如此，哲學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號召日本人為“保全自己所屬的國家的獨立的體面而竭盡全力”，另一方面認為朝鮮、中國應當拱手交出國權，因為這些國家失去了作為國家的實力與資格。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華有理”論。

　　從中世的豐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淵、吉田松蔭，到近代的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已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大陸政策”作了思想鋪墊。

　　如果說，佐藤信淵和吉田松蔭的擴張謀劃，雖影響廣遠，但畢竟屬于學者的個人意見，為內憂外患所困的江戶幕府尚無力實行，而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論則直接成為明治政府及后繼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國家戰略?，F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為學院哲學奠基人，廣受尊崇;更把福澤諭吉視作“近代文明導師”，很少對福澤、井上侵略中國、朝鮮的軍國主義思想作批判性反思，這正與日本右翼統治階層至今美化侵略歷史的行徑互為因果。

　　日本對發動侵略戰爭缺乏文化反思

　　日本是近現代亞洲的戰爭策源地，犯下嚴重的侵略戰爭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對發動戰爭(主要是太平洋戰爭)的罪行有所清算，但很不徹底。這與美國冷戰戰略相關：為了讓日本充當反蘇、反共防波堤，也為了壓制日本左翼，美國占領當局改變對日政策，停止對天皇戰爭責任的追究，解除對日本的二戰戰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許日本發展軍備，曾遭“整肅”的前戰犯(岸信介等)，活躍在日本政界，右翼重返政治舞臺中心致使日本清算侵略戰爭的力度遠不及德國，對贊頌侵略戰爭的文化傳統更未作深入反省。

　　因有波茨坦公約、東京大審判等作出的歷史性結論高懸，又有“和平憲法”制約，日本右翼對二戰的翻案只能隱隱綽綽、吞吞吐吐地進行，而對“日清戰爭”(甲午戰爭)則基本保持明治時代以來的價值評判。我在日本講學幾年間，考察包括靖國神社在內的各種歷史紀念地，發現到處充溢著對“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日方勝利的贊頌與狂喜。這正是日本以侵略戰爭為榮的文化傳統未獲嚴正清算的表現。

　　120年前的7月，蓄謀已久、精心備戰的日本，對清朝陸海軍發起突襲，清廷消極應戰，經9個月交手，清方陸師一敗于朝鮮、再敗于遼東，旅順軍港不戰而棄，清廷花費巨資建立的北洋水師，在黃海被日本艦隊或擊沉或俘獲，一艦無存。1895年4月，“海陸交綏，戰無一勝”的清廷，由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在日本下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日本控制朝鮮，掠占臺灣，索取庫平銀二萬萬兩賠款，加上“三國還遼”追加三千萬兩賠款，共相當于清政府三年的國庫收入、日本十年的國庫收入。中國半殖民地化加深，日本則得以在帝國主義路徑上狂奔。

　　甲午戰爭是日本挑起的非正義侵略戰爭，打斷了中國第一次近代化建設進程，中國“創巨痛深”，而日本卻將這場自己發動的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稱之“義戰”、“文野的戰爭”，百余年來，這種顛倒黑白的強盜邏輯沒有在日本得到駁正。

　　日本1937年發動第二次侵華戰爭，適值中國工業化“黃金十年”之際，日本有打斷中國第二次近代化建設進程的險惡用心。八年戰爭，被侵略的中國犧牲數千萬軍民、損失財富巨萬，而二戰以后，日本右翼并未認罪、服罪。春山富士首相、河野洋平官房長官對日本二戰的侵略歷史、對“慰安婦”問題有所反省，誠懇表達歉意，卻遭到今天的右翼執政者、右翼文人的否定性質疑，此為當今世界的咄咄怪事!究其原因，與日本未能深刻清算其贊頌對外侵略的歷史文化傳統有關。

　　今天的日本右翼將謳歌對外侵略的文化傳統推尊為“國粹”，豐臣秀吉、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外戰巨擘，被尊之“軍神”，視為日本史上的英雄，受到頂禮膜拜;佐藤信淵、吉田松蔭、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則是廣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華、侵朝的福澤諭吉的頭像一直印在萬元鈔票上，十年前更換鈔票圖案，五千元鈔和千元鈔的圖像都有變化，唯獨萬元鈔圖像仍保留福澤諭吉，足見朝野對福澤的高度敬仰。

　　當下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昭顯強化軍力的訴求，并圖謀構建圍堵中國的包圍圈，其間還潛伏著一種禍心：他們的軍國主義前輩曾兩度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現在中國和平崛起，氣勢不凡，今之日本右翼試圖第三度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使中國重新陷入弱國泥淖，供其凌辱。對此我們要保持警惕，勿入其彀。

　　現代日本右翼政治家(從岸信介到安倍晉三等)及右翼文人(三島由紀夫、石原慎太郎、百田尚樹等)強勁堅持并禮贊侵略戰爭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小說家百田尚樹為例，他大肆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并撰小說《永遠の0》，贊頌駕馭零式飛機作肉彈的神風突擊隊，近年改編為電影，受到安倍晉三首相的熱捧。這類為侵略戰爭唱頌歌的事象層出不窮，已經引起日本人民、中國人民及世界一切維護和平人民的憤慨與警惕，而深入辨析、力加批駁日本右翼堅持的惡質文化傳統，揭示其荒謬性與危險性，是時人無可旁貸的職責。

　　(馮天瑜 1942年出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門史中國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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